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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农村建设：实现数亿农民的共同福祉
201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提出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新农村建设”，建议明确要求“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由此可以看出，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在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行动纲领，而“关心农民疾苦，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则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基本价值取向。新农村建设，无论是对于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还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必然要求进行新农村建设。国际经验已经表明，能不能解决好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如果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处理好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城乡发展的一体化，那么这个国家经济社会就会得到迅速发展，从而能够较快地迈进现代化的国家行列。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城乡差距本来就十分明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通过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建设与发展的步伐，使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要求我们进行新农村建设。我国当前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
近些年来，在党中央一系列惠农强农富农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取得了可喜的发展成就。当然，由于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地差异明显、发展基础不同，因此部分地区农村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基础设施较差、群众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净水、农民子女享受不到优质教育资源等现实性问题。因此，只有通过新农村建设，才能尽快扭转长期以来城乡存在的先天性差距及农村地区目前面临的困境，加快农村地区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第三，新农村建设也是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下，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是必然要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广大农村地区集中了我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通过新农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进一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从而使亿万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国家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通过加强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信等建设，既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又可以消化当前部分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第四，新农村建设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农村的发展、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新农村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是相互统一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应与农村地区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生态良好、文明进步的新农村。综上所述，新农村建设是新形势下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是改变我国农村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更是系统解决“三农”问题，实现数亿农民共同福祉的综合性措施。
二、农民知识化：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我国学者郑作广教授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应当是农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新农村建设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的发展观，聚焦于农民，着眼于一代又一代新型农民的不断涌现。新农村建设最终还得体现在亿万农民群众所应具有的新素质、新观念、新精神、新生活层面上。忽略了新农民这个主体，再好的硬件条件，再美的优良环境，也会失去它们建设和存在的最终意义。”巫继学教授也指出“：新农村建设，最终必然落实到造就新型农民上。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新农村建设，如果不能实现农民自身的转变，没有现代意义的新农民形象出现，那么新农村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他进一步指出，所谓现代化的新型农民“，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新型‘农商’。所谓建设新农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从传统农夫到现代农商的培育成长过程。……农商是一个新的范畴，它是对现代农民经济学意义上的表述。农商反映了一个新的经济关系，一个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以需求指导农业生产，又以新产品引导市场，并以商业活动为舞台的新生产者”。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实际的反映。作为人类认识的成果，知识在社会经济发展及财富增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曾经通过对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本质及发展趋势的分析，敏锐地指出知识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他说“：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人类当下正在经历的21世纪被称之为“知识经济”的时代。所谓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或源于知识的经济，具体来说是指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基础之上的经济。它表明人类发展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知识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并且将主导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一种生产函数，直接影响生产过程的完成与生产价值的实现，知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直接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知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也是影响社会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的主要指标体系。知识将不仅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首要源泉，而且是制定社会战略的首要依据。正如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曾经指出的“：当今世界上，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产生和运用知识的基础之上。”朱小蔓教授也认为“：当代经济是以知识的传播、生产、应用和消费为核心，知识成为经济中最基本的资源和生产的最核心的要素。
由教育直接参与的社会经济出现了这样两种趋势：一是经济的知识化，二是知识的经济化。上述两种趋势都极大地显示出知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主要看知识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状况。”欧盟委员会在《走向知识化欧洲》的报告中更是明确地指出：在知识经济替代工业经济的时代，我们讲现代化，其内涵已经不再是工业化而是知识化。知识化意味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巨大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知识化意味着用高新技术改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即把农业改造成精细化的，高附加值的生态农业；把工业改造成集约化的、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生态工业。把服务业改造成网络化的、高知识含量的、信息化的服务业。同时，知识化也意味着整个社会知识化，即在全社会普及中等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有1/5以上的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包括同等水平的职业教育）。知识化意味着国家有强大的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和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知识化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即人民物质生活富裕、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既然知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直接、最主要、最有效的生产要素，那么在新农村建设这一伟大实践过程中，不管是提高农民素质也好，还是培育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农商”也好，均离不开实现农民与知识的整合。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必然要求我们要引导农民走近知识、走向文明，提高农民的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农民获取、吸收、交流各种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提高农民转岗的专业技能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实用技术，实现农民知识化。换句话来说，在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过渡到知识社会的社会转型期,应该通过对农民的知识投资,使其成为知识社会所需要的具备一定的受教育水平、掌握一定的学习和实践技能,并具有一定创新精神的“新农民”。农民知识化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农民知识化进程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实现农民知识化、全面提高农民素质，使现代农民掌握大量的农业科技知识，并且将其自觉地应用到具体的农业生产过程中，从而提高现代农业生产率，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实现农民知识化，也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最有效、最直接的投资，这种方式不仅比国家直接投资去安排农民就业更经济、效率更高，而且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也会素质更高，劳动技能更强，就业范围更加广阔。实现农民知识化，更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和生存技能，培养具备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保障农村还未成为农业劳动力人口进行转移的主要方式。这是因为农民的子女经过数年的教育之后，相继进入社会其他部门和职业界，这样就从根本上截断了传统农民队伍的繁衍生息和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的延续更替，而且农村中经过教育途径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人才，不仅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能适应知识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农民知识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关键，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实现农民知识化。
三、发展农村教育：实现农民知识化的惟一途径
教育作为人类一种基本的实践活动，其在实现人与知识的结合、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的过程中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通过发展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国家公民的知识化、开发国家的人力资源、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研究表明：一个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43%；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108%；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300%。另据有关部门测算：大学毕业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是小学毕业的劳动者的2.1倍,是初中毕业的劳动者的1.4倍,是高中毕业的劳动者的1.2倍。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村教育底子薄、基础差，致使我国的农村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直接制约和影响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人口素质的提升和知识化程度的提高，更进一步影响了我国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通过《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1》可以计算出，截止2010年底，我国农村6岁以上的人口中，未上过学的人口占7.24%，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38.06%，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44.91%，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7.73%，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仅仅占到2.06%。同时，文盲半文盲的人口占到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的7.26%。另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提供的数字表明：目前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全国92%的文盲、半文盲在农村。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6%)、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6%；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9.1%，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只占5%。以上数据表明，相对于我国国民整体受教育的状况而言，农民的受教育及知识化程度是比较低下的。同时，由于受教育城市化的价值取向的影响，再加之我们对学校教育所要追求的结果认识上的片面化，导致了农村学校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价值错位现象。其主要表现为农村学校单纯、片面地追求升学率，追求为高一级学校输送生源，追求孩子一定要考上大学等。这种错位现象在现实中造成了两方面的弊端和问题，一是从表面上看农村学校确实培养了一批考上大学的成功孩子，殊不知这些所谓成功者的背后还隐藏着大量的失败者，而这些遭到淘汰的失败者由于在学校没有受到相应的职业技能训练，因此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有限，他们惟一的选择就是循着父辈们曾经走过的“外出进城务工”的老路，以自己的体力在城市换得低廉的劳动报酬，维持基本的生存之需。二是考上大学的学生接受大学教育的过程需要一定的花费，而这些花费是农村的财富、是农民的血汗钱，伴随着孩子进城上学而消费在城市，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花费了农村财富的孩子毕业后又很少有人愿意回到生他养他的农村地区，投身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农民整体受教育水平及知识化程度低下及农村教育发展过程中价值追求的错位仍是目前制约新农村建设及农民知识化的瓶颈性问题。钱理群教授认为，我们的农村教育应该有三重使命、三个培养目标。一是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这既是发展高等教育的需要，也是农村青少年的权利。二是向城市建设输送人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城市建设都需要从农村吸收劳动力，农村自身也有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培养有文化的城市劳动者必然是农村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三是由于中国的地域广大，地理情况复杂，人口众多，因此，即使中国城市化程度得到极大的提高，仍然会有广大的农村，有为数不少的人口留在农村。于是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的提出。农村教育理所当然地要担负起培养农村建设和改造人才的重任，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农村建设人才主要还是仰赖本地学校的培养。诚如钱教授所指出的，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树立农村教育要为农业、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展服务的指导思想，转变单一的农村学校应试教育模式，在保证一部分农村学生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更应该为新农村建设培养大批真正热爱农村，愿意呆在农村，并且又具有一定的实用技能，能够真正推动农村发展的“新型农民”，实现农民的知识化。具体来说：一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特别是一些涉农院校对培养新型农民，实现农民知识化具有重要地位，它能集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教育于一体。
200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及其后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促进社会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职业教育，承担着促进农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战略任务，其发展状况及功能发挥直接影响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特别是农村职业教育取得了重大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目前，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更加明确，职业教育的能力建设得到加强，职业教育的管理机制也不断完善。但是客观地说，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仍然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许多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差，保障机制欠缺，教师队伍数量特别是“双师型”教师短缺，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亟待提升；二是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专业设置与职业岗位对接不够紧密，职业教育的市场针对性不强；三是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不足，职业学校毕业生继续学习通道不太畅通；四是职业教育区域间发展不够均衡，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和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相对滞后。輯訛輥P176因此，在进行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民知识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进一步深化农村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大力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全面提高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能力和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水平。二是进一步加大农村现有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科技培训的只有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3.7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及以上者仅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輰訛輥P55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属于“科盲”，多数农民只有传统的农业经验与技能,对农业新知识、新技术的接受能力普遍较低，接受意识不强，对农业经济建设缺乏整体认识，有的甚至还停留在肤浅模糊的认识水平上。可以说，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绝大多数属于体力型和传统型农民。因此，进行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民知识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之外，还应该加大农村现有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开发农村现有劳动人口的劳动潜力，挖掘农村巨大的人力资源。作为我国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温州早在2004年就启动了“农民知识化工程”，对专业农民、转业农民（失土农民、转产渔民、下山移民）、打工农民及预备劳动力加强培训。通过培训，使全市大多数农户都有一名主要劳动力接受培训，50%的农村劳动力受到知识技能培训；使他们成为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一定专业技能的新型农民，从而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輱訛輥温州的成功经验为我们加大对农村现有劳动力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农业稳则天下安，农村兴则天下宁，农民富则天下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美好蓝图。“关心农民疾苦，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价值所在。
四、结语
由此看来，新农村建设，新型农民是最具有发展潜能和最需要发展的主体要素，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归根到底应当取决于新型农民的进步和发展，新型农民的进步和发展又取决于其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而新农村建设则又取决于新型农民素质的不断提升和“三农”问题的合理解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型农民的培养和新型农民素质提高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也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全面实现。所以，要进行新农村建设，就必须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力度，培训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实现农民的知识化。这是新农村建设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也是当前最重要的发展要务和政治命题，更是当下的农村教育必须担当的社会道义。
作者：王等等 王希宁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