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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技术取向的“农村的教育信息化”研究
“农村的教育信息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从深层次上反映了人们对信息技术的信心,表现出人们希望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来促进农村教育的愿望。持这种研究取向的学者,关注的重心往往是技术层面信息化的一般特征和发展水平,典型的研究思路是调查农村的某些信息化水平指标(生机比、软件数量、教师水平,等),发现或证明农村教育信息化在技术层面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类研究往往采用了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或者通过文献整理,或从相关统计数据中挖掘信息,或选择某个村镇为小样本进行深度调查,也可以对一个省或更大范围内的农村中小学发放问卷调查,等。尽管研究方法不同,样本选择各异,研究却往往得到一些相似的结论。总的来说,硬件的不足、软件的匮乏以及配置失调、相关人员信息素养不足等因素直接影响了农村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而解决策略也往往是相似的:增加硬件投入、加强管理、注意教师培训,等。这种“农村的教育信息化”研究路径反映了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发展初期的“技术应用主义”取向,它以技术的应用为思考的逻辑前提,以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为主要讨论内容。但是,这种研究取向自身有限的知识生产能力使研究成果重复,且难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相区分。这种技术取向的研究彰显了信息技术手段在研究初期的推动者形象,反映出研究者希望通过技术应用推动农村教育进步的责任意识,但同时这种研究取向也表现出在理论创造性和学术深入上的不足:研究往往无视研究主体—农村教育的特点,习惯借用城市教育信息化的一些发展指标比较农村的信息化状况,许多研究停留在一些泛泛的“增加投入”、“加强培训”等口号式的指示性信息,而缺乏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1.2教育取向的“农村教育的信息化”研究
尽管“农村的教育信息化研究”为研究领域的早期发展积聚了力量,但它无法跨越“技术应用取向”带来的理论匮乏。在早期一些开创性的研究之后,近来的部分研究还在重复论证诸如“基础设施落后、软件资源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等早已为前人证明的结论,已经透露出一丝人云亦云的平庸气息。笔者认为,这种缺乏研究主体意识的研究最终会逐步被“农村教育”的信息化研究所代替。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从农村教育这一主体出发,思考信息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理论探讨中,有研究者从农远工程实施角度指出“(技术)当作为产品存在于农村教育之外时……不会对农村教育产生深刻影响……必然经历与农村教育融合的过程”;有学者对农村软件资源建设问题进行了思考,指出当前农村学校拥有的为数不多的软件资源大都来自于城市的教育体系,包含城市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话语,会影响到农村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还有研究者提出要用可持续发展观指导农村教育的信息化,要立足农村实际强调信息化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公平性和人本性,等。这些判断正是深入农村教育现实后由内而外的理性分析,是面向农村教育实际问题的理论方式。一些基于农村教育主体,来自农村教育现场的调研也扭转了对信息化的刻板印象:深入农村,看到的已不是生机比等技术指标的不足,而是生源减少导致信息化设备闲置、村校撤并引起的信息化设备浪费,等,相应的农村教育信息化研究的重点也不再是购买、添加设备,而是应用、管理好已有设备。在实践层面,也有一些有益的探索,杨改学教授在藏区教学中对学习资源的创造性的转换应用,贵州边远地区的“村校结合、教企合作”的机制创新尝试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都是基于农村教育的信息化应用研究的典范。
2技术取向的研究范式反思
从“农村的教育信息化”到“农村教育的信息化”,研究从表象的“信息化”走向主体的“农村教育”,对教育本身的思考取代了对外在技术指标的关注,这才是农村需要的信息化。这里,信息化是源于具体农村教育实际的,是用来支持农村教育的手段,而不是外力强加在农村的外在的指标。但应该看到,这种研究取向上的变化仍处于过程中,技术取向的农村教育信息化研究仍时有出现,并表现出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些共同问题。
2.1研究主题的“去农村化”
所谓“去农村化”是指在农村教育信息化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往往没有把农村教育作为研究的本体,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思考信息化的特征,把一般信息化的框架套在农村教育上。这种研究范式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农村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目标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在农村教育信息化的目标上,研究者大多从评估指标角度对问题进行间接讨论,用信息化指数衡量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情况,把整体的教育信息化指数分为学校教育信息化指数、社区教育信息化指数、远程教育信息化指数等子项目。这种思考全面系统而且有较好的操作性,但若停留在这样的指标上则容易出现主体意识模糊的问题,许多指标体系往往没有考虑农村教育特点,只是在一般意义上的教育信息化标准上冠以“农村”二字,而实质上与城市的教育信息化目标没有区别。但是,农村教育在根本上是与城市不同的,二者有不同的环境、基础以及学习者,因此也不应以城市教育的信息化发展目标要求农村教育。例如:在教育信息化发展基础设施方面,农村地区是很难与城市一样吸引到各方资金来建设与城市相似的信息化环境的,过度强调硬件数量、基础设施等一般的信息化指标只会让农村教育实践者失去信心,也容易把农村教育信息化的问题归咎于设备缺乏而忽视了对优化农村教育教学这一根本目标的思考。在研究方法上,一些研究者秉承了主客二分的立场,站在农村外部“冷静”地旁观农村教育现状,通过抽样调查或简单的访谈获取农村教育信息化的相关数据,并运用诸如统计、图表类的定量技术或利用统计软件、计算机去处理、分析数据,最后用公式、数量模型去表达研究结论。这种由外而内的实证观察虽然“科学”、“客观”,但往往忽视了农村教育本体的复杂与多元。事实上,农村教育信息化的问题是复杂的,往往有很强的地方性,远远地审视可能会僵化我们的理解,使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2.2问题分析的“还原论”
对农村教育信息化存在问题的剖析上,许多研究者往往无意识地采用了“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他们或通过相关统计资料数据的分析,或通过问卷调查把复杂的农村教育信息化问题还原为“硬件、软件、人员”等一系列基本的问题,并试图通过操控解决这些拆分出来的基本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信息化这一复杂的宏观问题。已有研究大都把农村教育信息化的问题还原为基础设施、软件、人员素养等几个方面,从而把农村教育信息化问题简化为人、财、物等一系列相互独立、可以测量的指标,从而勾勒出一幅问题清晰、界限分明的农村教育信息化的普遍图景。但只需诉诸经验,就可以知道农村教育信息化的问题似乎远不止这么简单。从整体而言,农村教育信息化问题是一个整体性的生态问题,我们看待农村教育信息化问题时,不应用单一的还原论方式将其分离成一个个散碎的问题,也应考虑用一个更具生态观的视角从整体把握农村、农村教育的特征。因为,我们不可能仅仅从部分中获得对超越部分之上的整体特性的认识。正如有学者所说“还原论并不能令我们真正地从整体上把握生命、智能和生态等现象……将整体简化为可还原的拆分组合体而加以认知和操控,不仅不利于对整体性的把握,甚而会导致对整体性的破坏”。此外,从具体实践来看,这种思维方式容易使研究倾向于关注静态的要素,而忽视各要素间的关系,这种认识上的不足体现在相应的对策上就是应对方法的“外部关注”倾向。
2.3解决策略的“外在化”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策略或建议是常见的思维方式。因此,关于农村教育信息化推进策略的探讨许多都是从加大资金投入以购置好的软硬件资源,转变相关人员的观念以培育好的信息化氛围,加强教师培训以推动实际应用等方面入手的。这些解决思路高屋建瓴且不乏可行性,但由于这些解决方案主要针对设备、软件、人员等还原论视角下分析出的问题入手的,因此种种对策虽不乏“对症下药”式的理论上的针对性,但也可能存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实践上的机械性。如果把这些应对措施的来源分为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的话,我们会看到经费的投入、硬件软件的购买、师资培训大都是要靠外部力量推动的。一些研究对于个别学校信息化建设成功经验的介绍也往往强调学校得到了外部人员、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但这些外部条件并非大部分学校所能获得,因此个别的经验往往缺乏复制的可能性。
而且,无论农村教育部门如何“开源”,如何“截流”,其先天的经济弱势都使得大部分农村学校在信息化的外部条件上难以与城市学校相比,在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城市教育机构往往更敏感、更接近信息技术中心、更容易获得政府投入和社会慈善事业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均衡发展”、“教育公平”的宏观目标仅靠“输血”方式的外力推动往往很难实现。因此,如何在现有条件下调整系统内部结构,通过创新信息化建设模式解决农村教育信息化问题的研究更具实践价值。事实上,现有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农村信息化建设策略往往把问题重心放在了学校内部的调整上,如有学者介绍的广东省江门市景贤学校信息化建设就是如此。在教育信息化发展中,该校提出了资源建设上“集体教研、团队评价”,资源应用上“学生评价、有效应用”,师资培训上“课题引领、分层培训”等系列建设策略,种种策略都是在学校内部做文章,通过内力推动自身发展,因此更具实践上的可能性。
3新时期农村教育信息化研究的展望
近年来,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的革命性影响凸显出来,我国政府也把教育信息化视为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保障措施,进而提出要把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并特别指出要“重点加强农村学校信息基础建设,缩小城乡数字化差距……使农村和边远地区师生能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这对于农村教育信息化的研究既是鼓励又提出了新的要求,研究者要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找出阻碍农村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症结,同时寻找新的学术热点和生长点,从而将研究引向深入,尤其是要赋予农村教育信息化研究以实践的品质。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农村教育信息化的研究予以拓展和深化。首先,建立立足农村教育的研究视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信息化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城市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框架内,在建构农村教育信息化理论话语时习惯于生搬硬套城市信息化发展的理论观念,对农村教育这一本体的思考不够深入透彻,因此研究与农村现实难以达到真正的圆融与自洽。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新时期的农村教育信息化研究,应在“信息化”的基础上,着重在“农村教育”上下大力气。
所谓“信息化”在整体上是技术推动的,因此占据技术优势的城市往往是“信息化”的先行者,但农村的信息化并不能以城市的发展标准为惟一标准,它应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农村教育信息化”这一命题中的“农村教育”并不是孤立于“信息化”的,并不仅是信息化的一个应用场所,而是“农村教育信息化”这一整体命题的本质存在。因此,我们要将“信息化”的一般理论“拿来”为农村所用,更要在信息化的基础上,将“信息”与“农村教育”相互交融,从而创造出一种既具现代精神,又有农村气韵的信息化研究范型。例如:在农村教育信息化的具体目标上,我们可以参照一般城市教育信息化的标准提出基础设施、软件资源、人力资源等目标要求,但同时还应考虑农村现实,把贴近农村学生生活的乡土资源的信息化作为发展目标的一部分,把教育资源在农村课堂上的具体应用作为发展目标的一部分,在确定农村教育信息化的评价指标时应充分考虑农村教师的意见,而不是仅由专家闭门造车。再如:在农村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道路上,除了强调外部资金的注入,设备的购买,更要因地制宜,考虑如何在农村学校既定条件下推动当地的信息化发展。其次,推动扎根式的研究方式的转变。
审视以往关于农村教育信息化的研究,虽有许多不乏真知灼见的佳作,但也多有一些缺乏创造性的平庸之作,这些研究者虽然也选择了各种样本,进行了复杂的调查统计,但结果却往往不过是用或多或少的数据重复证明农村教育信息化的老问题:硬件落后、软件不足、人才匮乏,等。这种研究上的呆板与滞后除了受制于研究问题本身的复杂宏大外,思维方式的简单化、机械化也是研究难以突破的原因。因此,要使新时期的农村教育信息化研究更上一层楼,就必须改变以往立足城市的比较思辨式的思维方式。具体说来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努力:其一,在思维方式上应强调思维的整体性。农村教育信息化研究要从农村整体出发,特别在理论建构时,要考虑农村教育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在提出问题及构思解决策略时,不能将问题孤立化和零散化,更不能将问题解决停留于喊口号的层面。要考虑农村教育的历史衍生性,在历史发展的语境中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其二,在研究方法论上强调研究回归农村教育的事实。既往的农村教育信息化研究,一度将生动的农村教育事实置于身后,仅仅抓住了“信息化”的概念却忽略了“农村教育”的存在,仅仅强调了诸如电脑数量、配置等数量化的指标却忽视了软硬件在教育教学中真正的应用,这是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缺憾。生动的农村教育信息化研究,要回归农村教育本身,研究者不仅要反思“研究什么”的问题,更要深刻的反思“到哪里研究”、“如何研究”、“为何研究”的问题;其三,在研究方法层面,要在以往强调定量的问卷调查之外,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方法论层面的扩展体现在具体研究方法层次就是研究方法的丰富。在农村教育信息化问题研究中,我们不应满足于调查、问卷等外部审视的量的方法。
叙事研究、行动研究、个案研究等研究形式都可以为我们深入认识农村教育信息化问题提供帮助,都应该在实践中予以考虑。第三,鼓励农村教育信息化内生性运行机制的创新。农村教育信息化问题并不是孤立的问题,它的发展受制于农村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因此照搬城市教育信息化的模式在实践中会有基础设施、资金、人员等各方面难以纾解的困难。因此,农村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要立足农村现实,总结一些在农村环境下行之有效的推进方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也特别指出了要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优质资源和先进技术,创新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整合现有资源……”。笔者认为,这个论述是建立在对农村教育信息化问题深入分析基础上的重要判断,农村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除了要依靠外在力量外,还要从自身发掘动力,而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的创新正是农村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当然,新时期的农村教育信息化研究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如在建构信息化理论话语时,要与具体学科相结合,要考虑诸如“云计算”、“移动计算”等新的信息技术对农村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影响,要在城乡教育一体化这一大的语境中考虑农村教育信息化的目标,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予以回应,做出既贴近农村教育实际,又有理论创造性的研究。通过我们的努力,为农村教育搭建更好的信息化平台,提供更优质的资源,缩小数字鸿沟,进而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最终实现教育公平的理想。
作者:刘振生 王吉 单位:渤海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