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研究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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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研究和发展趋势

摘要: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才,我国正进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发展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升级需要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以国际视野梳理了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国内外研究状况,分析了贵州省农村人才现状,探究了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未来发展趋势,对复合型农业人才培育模式与路径探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助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研究现状;发展趋势

0引言

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关键变量,人才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截至2018年底,全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超过2200万人,从受教育程度看,高素质农民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占55.51%[1]。在全部接受学历教育的高素质农民中,68.48%选择了中等职业教育,25.20%选择了高等职业教育,而在年龄构成上,35岁及以下的农民6023万人,年龄55岁及以上的农民超过1亿人[2]。由此可见,高素质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且高龄化严重。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农村“空心化”,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日趋明显,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的进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人才振兴,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养,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办好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开展学历教育和培训并举。

1国内外研究概况

1.1国外研究现状

欧美等发达国家最早开始对农民教育模式进行探索与实践,在构建农民职业教育培育体系上,面对现实困难、窘境,其教育培训模式和应对路径的探索研究,有诸多可供我国借鉴之处[3]。日本存在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密度大,耕地资源少等劣势,面对自然条件的困境,提出了构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多层次、立体化农民职业教育体系,使其成为世界上成功的职业教育模式之一,日本应对策略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此外日本针对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建立了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这也是其一大亮点,其法律政策体系如表1所示。美国的农民教育已有150多年历史,农民职业教育制度的发展伴随着《莫里尔法案》《哈奇法案》,以及《斯密斯—利费农业推广法》《斯密斯—休斯法案》和《职业教育法》等一系列的后续制度措施颁布而逐渐形成了农业教育、研究与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教体系。其经验做法是:健全的农业法律体系、完善的农业科技培训体系、公私结合的培训模式和多渠道支持职业农民培育。英法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模式经验: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线上+线下相补充的培训体系、层次分明的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和重视农民综合素质的培养。培育职业农民的方式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大学的农业院系、地区农学院、县农学院共同组织的正规职业培训;另一类是由各种农业培训中心提供的非正规农业技术培训,此外高、中、初级证书式教育的三个层次,分别对应着学位证、毕业证、技术证三个不同的培训。德国十分重视农民的培育工作,培育模式以“双元制”最为著名,一元为学校,一元为企业,更加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和新技术的培训。德国的农民培训采用初级、专业等形式,不同形式的培训时间和内容不同。此外,要求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必须进行培训,取得资格证书,在正式进入工作岗位前必须经过不少于3年的正规职业教育。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职业化农民培育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共性。第一是在国家层面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第二是多渠道引导农民参与教育培训;第三是通过市场机制保证农民培训机构的质量;第四是在对农民教育培育内容层面上注重针对性和实用性,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第五是严格培训教师准入制度以保障培训质量。

1.2国内研究现状

自2005年国务院提出“要大力培养农村实用和技能型人才”,首次提出培养职业农民的要求,2012年起连续9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育做出部署,其演变过程从教育培训工程启动,到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构建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是百万扩招政策在农业领域的延伸,培育对象主要针对农业领域从业人员。自“职业农民”提出伊始,国内学者借鉴国外经验就对教育培训路径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研究领域聚焦于农村职业教育,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应对策略,提出了许多有效模式与探索。丁萃华[4]提出培育好新型职业农民,从顶层设计、精准化培育、创新培训模式三维角度出发,形成了一主多元的培训体系。景琴玲[5]从农民职业教育满意度视角出发,以期解决农民对职业教育总体评价偏低,提出加强政策导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增加财政投入,建立多元筹资机制;明确主体需求,提高培训供给效能。吕莉敏[6]指出农村职业教育存在培育目标不明、资源分散、保障不力、内容不实、形式不活等问题。认为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分工协作新政策、加大扶持力度、明确培育对象、改革内容与方法、创新培育模式等应对策略。通过对现有国内外职业农民培育研究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和归纳发现:国外农民培育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的培训需求评估、农业技术推广教育模式、农民教育或培训产生的作用及影响3个方面;国内农民培育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特征及形成、培育意义、培育模式、国外培育经验、培育中存在的问题5个方面。纵观国内外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的研究现状,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构建上已经趋于完善且发展成熟。而我国农民教育启动时间较晚,但发展较为迅速,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已经开始探索加快构建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在国家高职扩招百万政策的背景下,2019年6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高职扩招培养高素质农民有关工作的通知》,启动实施“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该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利用5年时间培养100万名接受学历职业教育的高素质农民,打造100所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就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的主体———高职院校,特别是农业类院校,如何面对现实挑战和抓住机遇,构建高素质农民教育新生态,使有效解决试点问题的相关结论提升为农民职业教育模式改革的实施策略,切实发展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的新时代职业院校高素质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模式[7-8]。

1.3贵州省农村人才现状

截至2013年,贵州省农村实用人才资源总体为63.521万人[9-10],其中,学历程度以初中学历最多,为45.757万人,工作类型以生产型最多,为20.762万人,技术水平结构中,未取证技能人员最多,为60.893万人,这说明贵州省农村实用人才整体素质偏低。高素质农民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贵州省新型职业农民2013年占全国比重仅为2.1%,占贵州乡村人口数比重仅为1.2%。自启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以来,截至2018年,贵州省新型职业农民达30.49万人,占全国的比重仅为2.2%,比2013年提高0.1个百分点,学历结构方面,初中占72.5%,比全国高14.5个百分点,学历普遍偏低,随着劳动力转移向第二第三产业,新型职业农民整体年龄偏大。以2016年为例,培育的新型职业农民从产业上分,专业技能型、专业服务型粮食产业4.2%,生态畜牧业16.7%,茶叶9.8%,蔬菜25.4%,精品水果32.3%,其他占11.6%。服务贵州省优势特色产业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初具雏形,但与适应贵州省12个重点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实际不完全匹配,难以满足部分区域发展产业的精准需求。因此,无论从产业需求分析,还是农业实用人才分析,贵州省高素质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任重而道远,其教育培训是一项综合性、复杂性、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

2未来发展趋势

贵州省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模式的演变及未来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培育主体多元化、培训内容实用化、培育形式多样化。培训主体以学校、企业和技术推广站等为核心力量;培训内容以围绕生产和作业过程技术展开;培育形式以线上、线下以及混合式培育为主。在技术媒介上借助互联网传播、处理加工速度快的优势下,构建教育培训模式朝着系统化、数字化发展。校企合作实现校园与企业联动,教育机构与企业协同合作共同推进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这种方式未来将作为农民综合素质提升的重要路径。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未来发展趋势为:培训规划合理化,形成科学的顶层设计;培育主体多元化,实现联合、协同培育;培育对象多元化,实现分类、分层发展;培育环境完善化,保障培育效果。

3总结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以高素质农民为代表的农村实用人才是“四化同步”发展的核心因素,当前需以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为契机,多路径协同对其进行培育,现代农业发展才会有根本的保障。本文从国际视野梳理了国外发达国家职业农民培育现状,国内以部分学者为代表论述了我国职业农民的培育情况,结合贵州省农村人才现状阐明培育职业农民的迫切性,说明了教育培训工作任务艰巨性,总结了高素质农民培育未来的发展趋势。

作者:黄玉芳 明莉 刘芳 单位:贵州农业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