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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分析接受高等教育是否对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具有影响。研究发现，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人主观社会地位评价更高，且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是提高主观社会地位评价的途径。同时，不同区域高等教育的主观社会地位回报也存在差距，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人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关键词］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区域差异
一、引言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教育投资的物质保障，如何确保教育投资尤其是个人对教育的投资热情显得尤为重要。通常而言，人们投资教育是为了得到相应的投资回报，如工资收入的增长、社会地位的提高等。如果接受教育无法获得预期的教育回报，则有可能挫伤人们投资教育的积极性。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2003年高校毕业生为212万人，2017年这一数字达到795万人。以往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后会享受工作包分配的待遇，不论是工资收入的增加还是社会地位的提高，都具有确定性。然而高等教育普及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们的就业压力，这种接受教育带来回报的确定性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梳理教育投资与教育回报的关系，对个人及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具有重要作用。以往关于教育回报的研究多数着眼于教育的工资收入回报，即个人每接受一年教育所带来工资收入增加的比例（zhang，2005）。以往人们接受教育更多是追求工资收入的增加，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环境的日益变化，人们接受教育也为了实现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及更高的社会地位。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属于社会分层的研究视角。而教育自身就具备社会分层的功能，即个人通过接受教育来实现阶层流动和改变阶层地位（王小红，2013）。关于教育和社会分层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教育可以推进社会分层流动，即处于社会底层的成员通过接受教育实现向上流动。仇立平、肖日葵（2011）认为，从广义文化资本出发，即便在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相对不足的前提下，通过文化资本的不断累积，也可以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进而突破社会地位上存在的“马太效应”。而文化资本对社会地位的获取通常是利用教育这一中介变量起作用。尤其对农村地区及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来说，借助教育是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改变处于社会底层状况的必要途径。但也有学者提出，教育能否促进社会流动是有条件的。美国的教育学家安德森提出了“安德森悖论”：教育民主化并未推动社会地位平等的社会流动。而邓银城（2012）指出，教育是否能够推动社会分层流动，最终取决于教育公平与否。钱民辉（2004）在分析教育和社会分层的关系时指出，尽管教育可以让个人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但是这种作用不是无条件的，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够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地位流动。布迪厄指出，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不仅需要文化资本，还需要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教育给了人们向上流动所必要的文化资本，但是要真正实现社会地位的提高并不仅仅有文化资本就足够。余秀兰（2014）认为，如果社会结构更偏向开放和公正，个人获得社会地位是凭借自身的技能和素质，而不是依靠社会关系或是家庭禀赋时，教育对推动社会流动的作用就越明显；否则，教育对推动社会流动的作用就很小。研究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不仅对个人及家庭的教育决策提供参考，还对推动社会流动、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该项调查涵盖了受访者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教育程度、社会态度、工资收入等相关信息。本文主要研究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在剔除缺失值后得到的样本数为7508个。根据问卷中的问题“您认为自己目前处于哪个等级上”，将个人的主观社会地位由低到高分为十个等级。关于教育变量，通过问卷“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将受访者的教育阶段设置为虚拟变量，并以未接受高等教育作为参照组。个人的主观社会地位会受到自身的客观地位指标的影响，如收入水平、房产情况等。为了控制离群值的影响，文章在计算个人收入水平时将其取对数处理；此外还要考虑社会交往等因素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如社会态度、人际交往等。根据问卷“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和“您与其他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将个人与邻居和朋友的交往程度分别由低到高赋值为1-7分，再将二者得分相加得到个人的人际交往得分；根据问卷“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您一不小心，别人就会想办法占您的便宜”以及“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社会公不公平”分别由低到高赋值1-5分，再将三者得分相加得到个人的社会态度得分。健康水平根据问卷“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将个人的健康状况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5分。个人的房产情况设置为虚拟变量，并以无房产作为参照组。此外，本文还控制了性别、年龄及健康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在变量设置时将性别设置为虚拟变量，并以女性为参照组；婚姻变量为虚拟变量，并以未婚为参照组；党员变量设置为虚拟变量，并以非党员为参照组。个人的房产情况设置为虚拟变量，并以无房产为参照组。表1表示的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可以看出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平均值为4.39；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样本所占比例为17%；人际关系得分和社会态度得分的平均值分别为8.78和9.66；有房产的人数占92%；党员的比例为12%；健康的平均值为3.67，说明大多数居民身体较为健康；性别的平均值为0.52，说明男女比例较为均衡。
三、实证分析
（一）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OLS分析
本文在估算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时，参考了教育的工资收入回报的估算方法，即明瑟工资方程法。表2的模型（1）考虑了教育变量和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著，说明接受高等教育对个人的社会地位回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已有研究发现，教育不仅是通过提高收入这一中介变量来提高个人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chen，2012），还会通过健康这一变量对个人社会地位评价产生影响（Bukenya，2003）。为了分析高等教育对个人社会地位评价的作用机制，本文在模型（2）和模型（3）中剔除了收入变量和健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的回归系数都得到了提高，特别是剔除收入变量后教育变量的回归系数提高很明显，说明收入的提高是增强社会地位评价的渠道。个人的社会交往能力对社会地位回报也呈显著正相关，人际关系和社会态度的系数分别为0.043和0.114，表示个人的人际关系得分和社会态度得分每增加一分，社会地位回报则分别提高4.3%和11.4%。此外，个人的物质资本也对社会地位回报具有正向的影响，相对于没有房产的个人，有房产的个人社会地位回报要高出27.8%；政治面貌也会对个人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产生影响，相对于非党员，党员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要高出38.3%。个人的健康程度也会对社会地位评价产生作用，个人的健康每提高一分，社会地位回报增加12.7%。性别变量的系数为-0.273，说明男性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要比女性低27.3%。婚姻的回归系数0.221，意味着相对于未结婚的个人，已婚者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高22.1%。
（二）分区域的估计结果
考虑到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东中西部由于发展水平不同，可能对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产生影响，从而下面对不同区域的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回报进行分析。表3的模型（4）和模型（7）是分别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进行回归分析。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不同区域的高等教育对个人的社会地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东部地区的回归系数要低于中西部地区，说明接受高等教育在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回报。同时，为了分析高等教育对社会地位的作用机制，这里参考总体样本的思路，分别剔除了收入和健康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5）和（8）分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剔除收入变量的回归结果，可见教育变量有了较为明显的上升，而模型（6）和（9）分别表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剔除健康变量的回归结果，提高幅度均不大。不难看出，尽管教育对个人的社会地位回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不管是在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教育，对社会地位的影响机制更多体现在收入效应上。由于人际关系、社会态度、性别、婚姻、党员等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总体样本相近，在此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东部地区收入的回归系数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社会地位的提高更依赖于收入的提高；但是中西部地区健康的回归系数要高于东部地区，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健康对社会地位的影响更大。此外，东部地区房产的回归系数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表示东部地区居民对房产有更高的偏好。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研究接受高等教育是否会对个人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产生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对提高主观社会地位评价具有显著的影响。而提高收入水平与改善健康状况是提高社会地位评价的两条途径，尤其是提高收入水平，是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渠道。通过对不同区域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进行分析发现，接受高等教育在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回报。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破除“读书无用论”等观念，重视教育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评价的积极作用，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而言，接受高等教育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回报，从而要关注中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第二，提高收入水平是提升居民主观社会地位评价的重要途径，从而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打破户籍限制、社会关系等门槛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同时，居民的社会地位评价还会受到物质资本、性格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在提高个人教育水平的同时要引导居民树立积极健康的心态。
［参考文献］
［1］王小红.基于教育社会分层视角的农村学生社会流动与教育选择［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2］仇立平，肖日葵.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1（6）.
［3］邓银城.教育公平与教育的社会分层流动功能［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2（3）.
［4］钱民辉.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4（4）.
［5］余秀兰.教育还能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吗［J］.高等教育研究，2014（7）
作者:汤国庆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