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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法律教育课程的缺失是因，那么师范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法律素养的缺失则是果。在对湖南各县市1000多名一线小学教师的法律意识的调查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以下分析结论，有50%以上的小学老师对于法律的态度是敬而远之，甚至有厌法、恶法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法律在教育中只是摆设。有高达80%的老师有惧法、畏法的心理，他们坦言不会从法律的角度去思考教学中的问题，这部分教师大多对于自身的教育权益的理解也是模糊的。只有20%的老师能够基本掌握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并认为依法执教是今后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一千多名小学教师中，有100多名老师是小学校长，他们作为学校改革与发展的领路人，是学校管理的核心和师生的主心骨，其法律素质状况直接影响着学校的现实工作及发展走向。但据调查显示，他们中有50%以上的人对于法律持观望的态度，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还有10%的人对于法律很失望，他们在依法治校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丧失了对法律的信任。只有10%的校长有着良好的法律素养，能自觉运用法律的视角去透视和观察事物，很好地保障了依法治校在学校层面的开展。由此可见，小学教师法律意识淡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绝大多数的教师都不清楚什么样的行为可能引发诉讼，他们对法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们无法确定他们的教育教学活动是否合法，用法律来考量教学行为更是鲜见的事情。一些教师甚至认为，正义的天平是倾斜的、是不利于教育和学校。当前小学教师乃至小学校长们对于法律的狭隘理解，对于法文化的无知和诉讼的错误观念应该让我们有一种现实的警醒，高等师范院校法律课程的建设已远远不能适应培养小学教师的能力需要。
二、师范院校法律教育的深层反思
(一)不断强化的法治观念与传统文化的博弈
随着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依法治教和依法执教理念深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二十章指出“推进依法治教”，“及时查处违反教育法律法规、侵害受教育者权益、扰乱教育秩序等行为”，可见，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一个主体，在当今教育法制化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执法者，法律素养也成为了一名合格教师所所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之一。现实的需求与现实的缺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虽然这种缺失是许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这其中，最让人不自觉但却最顽固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错综复杂的宗法社会，形成了家族本位为主的根深蒂固的中国伦理思想。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三纲五常”，“在中国这样一个“层系组织之社会中，没有‘个人’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就缺乏个人及权利意识的观念。“天、地、君、亲、师”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等级观念，将教师置于高高在上，顶礼膜拜的位置，这种伦理价值观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当中，并无意识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观念。这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是不自觉的，这种文化的不自觉性“润物细无声”般地潜入人的思维之中，被理所当然地接受、认同并实践。教师与儿童的关系中，服从与被服从仍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关系。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依法治校如火如荼进行的今天，教师对于法律的态度才会一如既往地漠然，在教育教学中体罚、变相体罚、殴打等侵犯学生权利的行为才会无法杜绝。也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家长对于老师的期待才会超越了老师所能承载的程度，尤其是农村小学，家长都会满怀信任地把小孩交付给老师，并嘱咐:“孩子要是不听话、该打就打，该骂就骂。”而这种信任实则是对老师违法教育行为的一种纵容。因此，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就是要不断强化法治的观念，逐渐在与传统文化的博弈中占据上峰。
(二)构建综合性大学与坚守师范院校办学特色的取舍
综合性大学的号角一响，许多学校进行了合并重组，在合并的大潮中，师范学校面临了巨大的挑战，一是如何在综合院校中开展教师教育，保留师范性;二是留存下来的独立的师范大学和师范院校如何发挥这种师范特性。2005年袁贵仁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师范组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三点:师范院校“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师范性”，师范院校“必须坚定不移地面向社会”，师范院校“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师范性和综合性有机结合”。这三点明确指出坚持师范性是转型师范院校特色优势，立校之本。因此，对于师范院校如何保持住师范的论争是众多的。然而，在坚守师范性的同时，如何吸收综合性大学所倡导的多样、灵活、开放的价值属性往往被忽视了。要不剥夺，要不照单全收，这两种极端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衡量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不是比规模、比大楼、比论文，更重要的是比内涵、比特色、比贡献。因此，正确地拿捏尺度，在巩固师范办学特色的同时，不断吸收综合性大学的积极元素，不断扩充师范院校的价值内涵，才是明智之举。一直以来，在学校教育中总是发生教师违反法律规定、践踏学生权利的事件，比如无视学生尊严，辱骂、伤害学生，偷看学生信件，体罚、变相体罚学生等等。究其根源，就是师范教育一直以知识、技能培养为本体而忽视了人文科学精神等价值内涵教育，而法律教育正是这种人文科学教育不可或缺且至关重要的一环。师范院校是教育工作的母机，其培养的学生是未来中小学主要的教育工作者，他们能否适应时代的变化，树立依法治教的观念，提高依法教育教学的自觉性，直接决定了我国教育事业改革的成败。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师者本身具有必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和法律综合素养，才有可能培养出优秀的、具有较高法律意识的小学生，才能从根本上发扬和深化依法治国的理念。因此，在师范院校中构建法律教育体系是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
(三)法律教育的模糊属性与师范教育的融合
谈及法律教育，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的是律师、法官、诉讼等等。诚然，从渊源上说，法律教育具有专业属性，多代表法律职业教育，主要的目的是培养律师，属于一种精英式的教育模式，而在我国，法律教育的价值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我国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普法教育是我国法律教育的基础，加之我国特殊的国情，法律教育除了法律精英教育之外，更大范围所需要辐射的是法律基础教育。正因为如此，曾经一度《法律基础》被作为非法律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然而，这门课程从开设之初就被定性为思想品德课，随着“两课”的合并，这种属性得到了巩固和扩大。虽然法律基础教育作为政治教育下的法律课程，有着不同于法律精英教育功能上的差异性，但从本质上而言，只要是法律教育就不能忽视法律本身的专业属性，这种专业属性包含了其自身独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及精神内涵。在法律基础教育的过程中，既不能忘却了法律基础教育的政治属性和道德价值，也不能忽视对法律本身价值体系和价值内涵的解读。从深层次而言，法律基础教育较之于法律专业教育要更难，它需要通过对法律知识这一载体的讲授，把法律教育的思想性、政治性、法律性完美地结合。因此，我们首先要梳理清楚法律教育的属性，明确我们所谈论的法律教育是区别与法律专业教育或称精英教育的法律基础教育，这种法律基础教育的属性是多重的，既要体现法律性、又要体现思想性和政治性。而当这种法律教育与师范教育相融合的时候，又应当有所不同。最关键的就是要在法律教育的内容上根据师范教育的专业特点，对师范生进行系统的教育法制教育，弱化法律教育的思想教化的属性，而强化法律的针对性和应用性。使得师范生能够在法律教育的体系中获得法律的认知，培养用法律处理实际生活和工作问题的能力。
三、师范院校实施法律教育的途径
(一)更新教学内容，突出针对性
法律教育课程的改革必须突出它的针对性，改变目前法律教育“大一统”的模式，现在的法律基础教学，通常都是把所有的法律门类都一应俱全地在一名课程中予以介绍，几乎覆盖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全部内容。想要让学生通过短时间掌握这么多内容显然只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学生也无法通过对各个法律门类皮毛似的了解，树立起法律观念，因此，师范院校的法律教育亟待突出它的针对性。针对师范生的职业的属性，开设教育法律法规相关的课程，比如教育法学、行政法学、儿童权益、依法治校等相关课程。
(二)改革课堂教学模式，突出实用性
法律本身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它并非是一门单纯的知识性课程，它的价值是能够被应用来解决实际碰到的问题。因此，在课堂的教学中，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比如教育法学课程所涉及的法律条款就较多，如果单就这些条款逐个分析，一一细致讲解，学生的专注力和兴趣度会大大降低。这种教学方法的改革应用最多的就是案例教学法。在法律教育中也不例外。然而对于师范生的法律教育在运用案例教学法的时候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明确教学对对象是师范生，因此在案例的选择上要尽量选择与他们的未来的工作息息相关的例子，这样更能够引起他们的关注和共鸣。二是应用案例教学法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解决案例，而是要将案例教学法与启发性的教学相结合。比如，提出一个案例，要让学生充分的讨论，教师通过分析思路的提示来启发学生如何用法律的思维来看待现实工作中的问题，让学生在反复的案例教学法中不自觉地形成法律的思维方式。这个过程比案例分析本身更重要。
(三)形成法治的校园文化氛围，实现环境育人的强化作用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可见，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增强其自我约束、自我教育的功能，而且能够在促进其全面发展方面发重要作用。”因此，形成法治的校园氛围，让学生真实的感受到法治的力量，是树立起学生法律意识最重要的外在因素。这就要求学校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必需是合法的，学校的教育和管理行为也必需合法。比如在处理学生考试作弊这个问题上，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章制度来处理。2005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明确列举了7种开除学籍的情形，并且第五十七条至六十五条详细地规定了给学生做出处分，所应当做到的程序。学校在对学生做出处分时候，是否能够做到这些程序，不仅是对这些受到处分的学生的公平对待，也是对其他学生的一个教育和警示作用，不仅提升了规章制度的效力，也使得学生遵守法律制度的信念得到了增强。
作者：李婷 谢强 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