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探求诊所法律教育的近况及发展途径，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走过的十多年历程，并非都是坦途。课程的虚置化、师资的非职业化、案源的贫乏化、资金投入的非常规化等诸多问题的存在，将诊所教育逼入一个困局，直接影响着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和可持续发展。
（一）法律诊所课程的虚置化
诊所法律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感，所以采取的是课堂教学和个案指导相结合的模式，课堂的教学应围绕着个案的具体操作展开，使学生获得法律实务经验，锻炼法律思维，强化职业意识，而不单是理论知识的传授。但国内开展诊所教育时，部分院校并不重视法律诊所课程，致使其被虚置化，主要表现为：第一，诊所课堂异化为普通课堂。有的学校将诊所课程视为专业选修课，在师生配比、教学内容与方法上与普通法律课程无异，根本不能体现诊所教育的精髓。第二，诊所课程异化为专业实习。有的学校将诊所课程的课堂教学转移至律师事务所，通过律师带领学生办案来完成，这改变了诊所教育以学生为主体、教学互动的理念。
（二）师资的非职业化
诊所教育作为学徒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回归，教师的言传身教是关键。2009年，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设立了27个不同主题的诊所，相对应的，有10位专任诊所教师、3位退休但仍然在承担诊所课程的教师，这还不包括若干兼职授课的律师、非政府组织成员、退休检察官和法官等人员。反观我国，高校的诊所教师都有着自己的法学专业，要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任务，诊所课程只是“副业”，指导的热情不高。此外，诊所教师基本没有实践经历，没有能力指导学生。这种法律专业知识结构性失调的问题并不利于诊所教育的发展。
（三）案源的贫乏化
诊所教育设立的初衷，就是让学生接触和真实的案件，像律师一样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如果没有充足的案源可供选择，诊所教育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在美国，贫困者无钱聘请律师与学生急需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现实，推动了诊所教育的开展，所以诊所教育的案源大多来自法学院的法律援助中心（诊所）。相比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实践是稀缺资源，社会包括当事人对数量庞大的法学院系参与其中，至今并无强烈要求，所以我国高校引入诊所教育后，虽然也挂牌设立法律援助诊所，但除了华东政法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较多案件外，很多诊所都无案可办，更别说挑选了。
（四）资金投入的非常规化
诊所教育是一种高成本模式，要求在师生比上实现“一对一”的直接指导，这就需要法学院提供更多的物质支持。一方面，学生办案要有办公地点与设备，案件、调查取证需要支付一定费用，这些都需要经费支持；另一方面，诊所教师的指导也要给予相应报酬，要求教师长期无偿指导并不现实。而我国目前除11所重点院校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外，其他院校的诊所教育经费都是自行解决的，很多院校苦于经费困难无法启动该项目。要想推进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必须解决好资金瓶颈问题。
二、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面临困境的根源
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出现的诸多症状，直接原因在于对其定位不明，但根源问题是对诊所教育的文化背景和理念理解的不透彻。毕竟，我们所模仿的美国诊所教育是其长期发展后的成熟模式，不关注其文化背景的跳跃式模仿，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很可能适得其反。
（一）文化传统的差异法学教育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诊所法律教育在美国蕴育、发展，与英美法系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1．英美法系的经验主义理念和遵循先例原则
造就了诊所法律教育美国深受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坚持“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法律所体现的乃是一个民族经历的诸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因此不能认为它只包括数学教科书中的规则和定理”。法律是一种艺术，一种实践理性，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法律的认知，对理论的学习和对原则的分析屈居于辅助的地位。对实践的注重，使得法律更多的关注社会发展。美国的社会学法学认为，应重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作用，而非逻辑分析和抽象内容；法官想要满意地完成其任务，就必须对形成和影响法律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充分的认识。以众多社会学法学家的努力作为铺垫，在20世纪20年代，卢埃林和弗兰克将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推上历史舞台。法律现实主义者们倾向于把法律的规范性因素或规定性成份降到最低限度，认为法律只是一组事实，一种活的制度，而不是一套规范。法官、律师、警察、监狱官员在法律事务中的所做作为，实质上就是法律本身。法律现实主义的思潮逐渐影响教育领域，开始倡导以关注社会现实、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实践型法学教育，从而开创了诊所式法学教育的方法论，法律诊所在这一时期逐渐开始成为一种正式的法学教育模式。诊所法律教育的确立并逐步取代案例教学法，亦是对遵循先例的司法主旨的回应。遵循先例的规则使得实践中司法判例更具权重，法官和律师都醉心于纷繁的判例研究。前者通过判例总结出一般性的原则和精神，在创制法律的同时也造就了他们显赫的名声与地位；后者则是应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司法竞技化趋势的需要。所以，作为法官和律师等精英人士储备力量的法学院学生研读案例就成为主要课程。兰德尔发起的“案例教学法”，由教师指定专题性案例，一般多为最高法院或高级法院的判例，学生在事前阅读和思考的基础上，围绕所涉及的法律原则及其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课堂讨论。就像自然科学中通过实验得到数据结果一样，通过对判决的分析，总结和发现法律的原则和规则。案例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司法实践，但其核心仍是探寻案例中的逻辑和原则，没有充分的视野来适应职业所面临的巨大问题和所处的社会，很难让学生像职业的法律人那样正确地预测法官的行为，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与社会正义。诊所式法律教育则是基于真实案件操作，让学生置身于律师在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情境，掌握在现实生活中灵活使用法律的各种技巧、方法、能力和素质，以培养出具备综合素养的合格律师，是对案例教学法的批判式发展，更是对判例的动态研究。诊所教育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社会现实问题相衔接，在现实主义法学教育的发展轨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0年代，耶鲁法学院达到了巅峰并一直引领美国法学教育到今天，成为连续多年美国法学院排名第一的翘楚。这其中法律诊所教育功不可没。
2．我国大陆法系的文化传统注重概念式教育
我国因历史的原因受大陆法系影响颇深。大陆法系侧重于法律的法典化、逻辑性与先验主义。受1776年开始的西方世界革命和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实行权力严格分立。这就导致一系列后果：首先，不承认法院的司法判例具有法律效力。其次，排斥法官对于法律的解释权。法官对法律的任何解释都意味着“法官立法”，甚至法学家也不应对法典作任何评注。再次，严格维护法的“确定性”，不承认法官有任何衡平权。法官只能在法律设定的框架内审慎活动，为使法官能得心应手地引经据典，必然要求法律的法典化，并且法典要“概念明确，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完整地适用于各种事实状态。这种法典的制定极大地依赖于法学家，因此，法学家醉心于抽象的理论法学，热衷于构建恢宏的概念化的法学架构，力图涵盖各种社会现象，从而为立法及司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并渗透到各种教科书来影响法律职业的后继者。大陆法系法学凸显出概念主义、形式主义、抽象化、系统化的特征。因此，我国的法学教育注重概念式教育，侧重于演绎推理，由抽象的概念、原则到规则和具体案件，努力建构精密的理论体系，让学生在理论的学习中塑造信仰和法治理想，其培养目标是法学家或学者型的法律应用人才。法学教育强调法律的系统性、抽象性、理论性、科学性和纯粹性，其内容侧重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而非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法律教育的内容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是对法律组成部分的分析。这种教育模式并不关注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意图让生活中的法律完全逻辑化，容易使法学陷入脱离社会的封闭的理想化状态，所培养的学生理论功底扎实、研究能力强，但缺乏面对真实案件的操作能力，这也是我国法学教育长期面临的困境。我国正是力图克服此缺陷，加强实践性教学，而引入了法律诊所教育。虽然初衷很好，但没有深刻意识到诊所教育移植的供体和受体的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没有厘清诊所教育与概念式教育在我国的关系定位，造成了诊所教育的水土不服。
（二）教育目标的定位不同
1．诊所法律教育的设立服务于职业教育诊所法律教育将职业技能训练、职业道德训练、促进社会正义作为设立的目的，这恰好契合了美国“小司法”的教育理念。美国的法学教育服务于律师的培养，而律师是既受人尊崇又收入丰厚的优越职业，因此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协同发展，形成职业教育或精英教育的目标定位。精英教育作为小众型教育，要求合格的法律人在精通法律知识之前，必须获得有关政治、社会、经济以及道德等力量的知识，成为具有文化修养和广博知识的人，否则无法把握社会趋势，无法理解法官的判决。因此，法学教育只能是第二学位教育，大学本科后起点的教育。学生在完成本科阶段的人文科学知识学习后，得以进入法学院研习，在毕业后（获得法律博士学位，职业律师必须具备的基本学历，笔者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成为执业律师是其法律人生的第一步，如果执业成功，会成为法官、检察官的后备力量。诊所教育模式在法学院为社会输出精英法律人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我国的法学教育偏重人文教育相较于美国，我国法学教育采取的是广泛地为社会各个领域培养法律人才的“大司法”理念。在该理念支配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定位于培养既能从事法律职业又能进行法律理论研究的复合型人才。我国的法学教育主要是本科教育，以高中毕业生为法律人才的培养起点，是一种大众型教育。而高中生受年龄和阅历的限制，加之应试教育仍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所以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更注重宽口径的人文教育，“大学应当是在不考虑知识的直接职业用途的前提下学习知识的地方”，法学院的毕业生不仅仅是执业者，而且是具有真才实学和广阔社会眼界的职业家。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律师、检察官、法官以及理论工作者都是法学院培养出来的。因此，中国法学教育不仅要着眼于职业技能训练，更重要是承载大学精神对学生进行人文和学术教育，使学生首先成为一个合格的“成年人”，然后才有资格成为“法律人”。正是因为这样的目标定位，课堂教学偏重理论化和学术化，而法律职业所要求的基本素质———社会经验和生活知识，只能通过极少的课外实践活动获取。这势必导致培养的法律人才动手能力薄弱，进而严重影响执法水平与用法能力的提高。正是因为要扭转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局面，中国急需引入诊所教育的方法。但牵涉到我国的权力体制、就业、人事管理、价值观念等复杂因素，完全地引入仍然是不太现实的，即便诊所教育的引入能增加职业取向的权重，但总体上不能改变目前偏重人文教育的现状。
三、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实现路径
基于诊所法律教育的文化背景与教育目标，考虑到我国法学教育的特色与国情，诊所法律教育在建设过程中应主动寻求与我国法学教育更为契合的路径。正如有学者所言，引进西方的教育模式，好比打开窗户，而进行相应的改进，则如同打扫地上的灰尘。开窗户固然不容易，但只要用力，最终可以打开。扫地就要难得多，因为地上有不少先辈前贤留下的杂尘，有时候是不让扫，有时候是舍不得扫。不过我已经看见有人拿起了扫帚。由于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与法律硕士教育的状况和目标不同，培养法律人才的层次性不同，应区别性地适用诊所法律教育模式。
（一）本科法学教育应适时地引入诊所法律教育
1．准确定位应将诊所法律教育定位于独特的法学教育方法，配合理论课程的学习，使理论与实践不脱节。作为辅助的教学手段，其存在并不是单纯的弥补学生的实践技能，同时要提升学生追求社会正义和职业道德的气质，即致力于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为社会培育法治意识。诊所教育应将法律文书、法律谈判和法律实践培养等课程直接包容，与模拟法庭、实习机制形成错位互补，以培养复合型人才。
2．教学理念的转化在教学理念上，淡化理论知识的讲授，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注入职业教育的教学理念。因为过于注重理论讲授，势必导致学生缺乏社会知识，不能掌握基本的法律事务技巧，不具备很好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法律的较强实践性不相适应。
3．课程体系的重新设置在课程体系设置上，应当重新确立人文学科、基本法学科与专业法学科在课时上的分配比例。降低人文学科，如哲学、英语等的课时量；对于基本法学科，如法律思想史、法制史等所占比例也适当减少，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专业法学科的学习。在专业法学中，适当减少基础理论所占比重，留出一部分课时给予诊所课程。诊所课程围绕着学科特点，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授课，问题可以源自法律诊所办理的案件，也可以是兼职诊所教师的法官、检察官正在处理的案件，让学生对现实问题展开讨论，从不同角度分析案件并得出建设性结论，这种方式使得学生从纯粹的法律视角提升至更加关注现实困境与社会政策，真正理解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法学教育更具有实践性的特点。由于诊所课程是新兴课程，为提高教学效果，应制定完备的教学计划，对学生计算学分，对教师计算工作量，对教学双方都进行认真严格的考核。
4．资源保障制度
诊所教育不仅体现在课堂教学上，更多的是关注如何指导学生具体办案。为尽力保证每个学生都能至少参与一个案件的办理，经费、师资、案源等方面的资源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
（1）实现经费的长效供给。要使诊所法律教育能够真正融入我国的法学院系，就要建立长效性的经费供给制度，实现资金投入的常规化。最根本的解决途径是将诊所法律教育纳入法学教育体制内，所支出的教师报酬、办公费用、案件费用等列入教育经费的序列。此外，要多渠道、多方面拓宽资金来源，包括：呼吁政府出台政策，将诊所教育所需经费纳入国家法律援助基金覆盖范围；获得国外基金的资助、国内企业或者慈善组织的赞助，建立法学实践教育公益基金；号召投资者与法律诊所协会建立友好协助关系等。只有经费充足，诊所教育的高成本难题才能得到解决。
（2）加强师资队伍的职业化建设。为充分发挥诊所教师的指导水平与热情，保证其职业化序列才是根本。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从教师编制改革入手，对专职的诊所教师单独定编定岗，与教学、科研岗位平行，并规定评定职称的具体标准，这样才能激发教师承担诊所实践教学活动的热情。其次，构建法律职业良性互动机制：一方面，让诊所教师定期到法院、检察院、仲裁委员会等部门挂职锻炼，鼓励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教师担任兼职律师，促使他们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司法技能，培养其法律实践能力，同时，还可以发现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获取新知识，由此保证专职诊所教师有能力对学生进行指导。另一方面，聘请资深律师或法官、检察官担任诊所法律教育的兼职指导教师，以经典案例为课堂素材，多视角分析案情，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并向学生传授课本外的法律经验和法律技能，比如现在的“检校共建”制度就已经出具规模，并取得良好成效。
（3）保证充足的案源。诊所法律教育的案源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不可忽视的问题。要保证案源的充足，应采取多渠道方式。首先，最大限度发挥法律援助中心或诊所的作用。目前，很多法学院的援助中心将正义作为自身的基本诉求之一，定位于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例如，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致力于通过诉讼保护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西北政法大学以学生法律服务中心为依托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要求诊所学生每两人必须完成一起案件的实际或辩护工作。这样的经验可为其他院校提供借鉴。其次，设立多元化的诊所教育基地。应与当地的多个部门，如消费者保护协会、劳工组织、妇联、工会、法院、检察院、街道办事处等加强联系和合作，在其办公场所设立校外诊所点，吸引需要援助的当事人来咨询与委托案件。再次，让诊所学生走进社区进行法律宣传，以社区法律咨询等方式与老百姓接触，使法律诊所获得社会认同，从而为案源的取得奠定民意基础。最后，建议立法改革，尽快明确法学院系在法律服务特别是诉讼中的法律地位。虽然《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都对“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持支持态度，为高校学生进行法律诊所提供了可能性，但并不明确，特别是学生为刑事案件变化上受限较多。所以赋予学生准律师的身份，让其在诊所教师的陪同下处理案件，有利于诊所教育的发展。伴随着网络的发达，法学院系应借助互联网的平台推介自己的诊所教育，扩大影响力。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网站自2003年开通至2007年底，已有43万多人次进行了访问，这就是很好的例证。
5．完善评价体系与规章制度
诊所法律教育注重实践性，其评价标准与理论教学的唯考试成绩论不同，应采取科学合理的多元化评价体系。这种评价体系包括学生的自我评价、办案小组内的评价、指导教师的评价与当事人的评价，根据综合评价的结果给予学生以考评成绩。学生更关注的是后两种评价。教师的评价能从理论的高度指出其办案的思路、方法、技能的不足与优势，易帮助其提高素质与能力；而当事人的评价涉及到对案件结果的满意度以及对诊所学生知识技能、职业操守、社会正义感的认可度，是学生更为在意的，这是诊所学生在未来的法律生涯中要经常面对的。诊所学生虽然是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但这种活动是有诸如败诉等风险的。为避免因法律服务方的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未雨绸缪，必须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如案件受理审批制度、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制度、指导教师责任制度、过错赔偿责任制度、案卷归档制度等，确保诊所教育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二）法律硕士教育应全面引入诊所教育模式
目前，我国法律硕士的培养全面引入诊所教育模式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理由在于：其一，法律硕士教育类似于美国的法学本科教育，其目的就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以适应日益繁重的司法任务，因此必须以实践为导向，这与诊所法律教育的理念、目标有相通之处。其二，法律硕士作为小众型、精英教育，在师资培养、硬件投入、时间消耗和管理成本方面均容易满足。其三，法律诊所教育在法律硕士教育中的实践已有成功典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研究所在法律硕士培养中，率先开展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的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与社会效果。该模式培养下的学生司法考试通过率100％，就业率100％。就业单位不仅有中央企事业单位，又有北京等地党政机关和政法机关，也有跨国公司与知名律师事务所。法学研究所在法律硕士的培养方案中，已经将国务院学位办规定的12个必修学分的实践课程（法律文书课含3学分、模拟法庭训练含4学分、法律谈判课含2学分、法律实践课含3学分）全部纳入诊所法律教育中，要求所有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将上述四门课程通过诊所教育的方式来实行，并探索出诊所法律教育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三个层次教育模式，这非常值得借鉴和推广。
考虑到我国进入法律硕士队伍的学生既可能是法律本科学生，也可能是非法律科班出生，且本科的起点层次不一，为了推动诊所教育的开展，强化法律精英的培养，适应我国由学术型人才培养向应用型人才培养倾斜的大环境，建议将司法考试与法律硕士的入学考试合二为一。只要通过司法考试，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本科毕业生，就可以向有法律硕士点的高校申请法律硕士的入学资格。接受申请的高校在通过面试后，从中录取优秀的考生。这是借鉴其他国家针对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经过二年半左右的司法研修并经考试合格后才能进入法官、检察官、律师队伍的做法。
三年的法律硕士学习采取“两年诊所课程＋一年诊所实习”的模式。课堂教学围绕着实用性的专业主干课程，如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展开，诊所教师与校外兼职教师以案例为导向进行授课，案例均来自于法律诊所或者检察院、法院正在办理的真实案件。由此引导学生像法官、律师一样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并得出建设性结论，同时教师要对案件中的理论性问题给予系统的解答，这就对诊所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诊所实习阶段，应像实习医生轮岗一样，参与处理法律职业者可能面临的每一类型的案件，并将法律文书写作、法律谈判与法律实践活动贯穿于其中。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诊所实习，都要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硕士毕业论文也应围绕着办理过的具体案件总结出具有理论性与实践价值的内容。在顺利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后，学生进入法律职业队伍，成为精英人士。这样的法律硕士教育增加了法律适用的实效性与必然性，摆脱了盲目的唯法律规则论，让学生以开阔的视野来处理实际问题，以豁然的心态应对法律与复杂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不仅要了解完备的法律规则和适当的逻辑推理，也要具备职业伦理和道德操守。同时，在法律裁判的过程中还须学会法律职业技能来应对现实中的诸多问题，学会价值判断和政策性考量。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学教育要在概念式教育与诊所教育之间寻求平衡点，游走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
作者：黄瑛琦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