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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从语文的概念谈起。语文是什么?《辞海》的定义是语言文字。我国著名的语文文字学家王力先生也认为语言文字可以等同于语文。那么，语文课主要就是学习语言，并且是以学习书面语言为重。语文课的课程标准将能够正确理解和运用我国的语言文字、具有扎实的文字功底作为课程的基本目标。我国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从另一侧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语文的含义以语言文章来解释较为贴切。语文的口头表达即是语文之语，书面表达则是语文之文。所以语指的是语言，文指的是文章。因此，语文课的教学任务除了学习语言外，还要将文章学习作为自己的重要内容。语文课的核心特征，就是掌握好语言文字的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随着时代需求的进一步发展，2006年9月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专门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这个举措明确了在新时期的大学语文课程的学科性质和定位，即是以中华民族的语言为载体，传播、发展、感悟、体验文化的文化教育课程，其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了大学语文课程最初的设置目的与涵盖内容，超越了传统语言文字、文章、文学等范畴，文化传承已经成为大学语文的核心内容。所以，刚刚跨入大学校门的大一新生，尤其是理工科等非文科专业的学生，学学语文是极其必要的。理工科的学生可能在掌握科技知识方面有浓厚的兴趣与爱好，并养成了一定基础的理性思维习惯。但这些学生将会随着专业学习的深入，越来越少有集中的机会学习最能够体现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课程，也就是大学语文课。而恰恰是大学语文课能带给我们对汉语、汉语文学及其传承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与民族魅力等方面的知识。大学语文作为一门偏向于人文科学的通识课，是这些学生得以了解我们民族何以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最直接的窗口，也是他们进入社会、自我学习的一座桥梁。
二、语言的理解能力
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一个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对民族通用语言的学习。具体一点说，就是对汉语及其构成的诸多语言表现形式，诸如文章、诗词、歌赋、小说等典型的文学作品的学习。同时，学习这些作品，可以培养我们正确理解语言的能力，并在较为开放的状态下，可以进一步培养我们形成相对成熟与完善的思维辨析能力。比如，对中华民族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学习，今天的大部分读者往往都停留在对诗歌文本文字的解读，去体味诗歌中或言志或抒情的文学魅力。但古人的学习却并未简单地停留在文字的解读上，而是透过字面去感知诗歌的原创背景和表达主旨。因此，历来的儒生将他们的解读与认知集中体现在对诗小序和诗大序的写定与观念的传承上，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吟咏所忽略的。
我们在中小学时期就熟读的《诗经》开篇第一首《关雎》，无论是老师教给我们的，还是我们从诗歌的文本阅读中感知的，最重要的关注点无疑都落在了爱情主题的表达上。但同样是这首诗，同样是这样的文字，千百年来科举考试或是童蒙幼读，理解的重点却不是这样。汉儒毛亨、毛苌就在《关雎》的小序中传递了超越爱情主题的价值判断。他们认为《关雎》作为国风的第一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指向，重在确立一个道德准则，即“后妃之德”，用这个准则来为天下人建立一个道德范式，“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具体到《关雎》的文本，则进一步细化到“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的诗歌主旨。汉儒郑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道德范式构建的依据:“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将诗歌主旨由个体爱情的简单表达上升到家国秩序的王化之道，这就延续了对诗歌产生的原初状态的强调。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是经学与文学的不同特征所造成的关注视角差异。唐人孔颖达吸收了毛传、郑笺的观点，作出了详细的注疏。孔疏更加侧重诗歌的道德教化作用，进一步对诗歌的创作背景、创作目的揣摩生发，从而弱化了文本的文学审美特征。这种作法与汉儒的解读无疑是一致的。毛传、郑笺、孔疏的经典诠释也成就了诗三百这部充满了文学色彩的作品总集在经学中的位置确立，《诗经》的称谓也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中掩盖了原本的文学意义，学人因此都将注意力落实在诗歌的社会功用的意义上，即在经学的总体框架内阐述诗歌文字的道德价值而限制其文学价值的生发。宋代是儒学又一次深入发展的时期，程朱理学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虽然朱熹《诗集传》并不全盘采用汉儒诗序的解读，但在具体的篇章文本中，仍秉承并有意识地加强了汉儒的观点。例如，《关雎》中将诗歌吟咏的对象加以落实:“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又进一步交代诗歌的创作背景与目的:“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其实，这也是对《关雎》创作原初状态的再次肯定。有了理解与认知的一致性，我们再读《关雎》，就会理解孔子为何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而不会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关注点在诗歌文本的艺术表达，古人却执着于文字背后的内在蕴涵。当然，这种读解理念的差异性，其实在于价值评判的标准设立。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只读某一首独立的诗篇，而是将整个305篇诗歌作为一个整体来解读，就能发现古人认知的合理性。《诗经》六义，各自有对应的主旨表达。《关雎》作为六义之一的国风中的一篇，如果只将爱情表达作为其全部主旨来解读，忽略了诗歌的整体生发背景，无疑是偏颇的。因此，解读《诗经》，既不能只落实到经学的关注点，也不可因噎废食，完全忽视诗歌的创作主旨，只将其作为一般的文学作品。有了这种认知，我们再读子夏的诗大序，就会发现上述的解读方法，其实已经蕴涵其中。诗大序明确论述了诗歌的创作目的，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具体到国风，诗歌的社会功用在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在这样的创作条件下，我们看《关雎》，虽然简单的文字解读可以作为一首爱情诗歌，但诗歌表达的真正主旨，确乎是“后妃之德”，而这正是“风”这种文学体裁应表现的主要功能，也是大序中所指出的“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知道，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语言上，只能说你阅读了一部文学作品，而不能说你真正读懂了作者想通过这些文字表达的情感、思想，也不能说你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进行了有效而深入的思考，作品是否真正引起了你的共鸣或不同的感受。因此，对语言的浅层理解如字、词、语句等等，这是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必须解决的基础问题，而准确理解作品语言所透露出的深层意义，并通过对这些感悟引起的系统思考，是我们在大学语文学习中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大学语文不同于中学语文、小学语文之处，应该在于对语言、文学知识的整体性把握，而非着重对个别知识点的重点讲授;应该使学生在学学语文过程中，建立起以中国语言文学为核心的、全面且深入的语文知识体系，而非是中学语文的简单延伸。例如，我们在小学语文、中学语文的学习中，已经学习过许多优秀的诗歌文章，虽然也在老师的讲解下，对这些作品去分析、理解，但我们最基本的功课是通过阅读、书写、背诵、记忆，加强我们对语文基本知识的掌握与后期学习能力的建立。仍然是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仍然是通过基本阅读的训练，甚至是相同的作品篇章，在大学语文学习的阶段，重点就有显著差异。一篇古代文学的诗歌作品，我们就不会简单地重复在中学语文学习中已经获知的作家作品信息，而是在梳理该时期文学生发的大环境、该种文体发展的阶段特性、作家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等因素对作品创作影响这些与文学息息相关的内外因素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将学生在中小学语文学习中得到的孤立的、片段的语文知识串联起来，使之建立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掌握各种文学类型的体系结构，了解文学现象背后的原因，避免延续语文学习初期阶段的模式化介绍与鉴赏，这样才能使学生对语文有一个不同于中小学语文的，更加全面深入的认知。
三、从语言的理解到思辨
我们从呱呱学语起，经过小学、中学语文课的学习，掌握了字词等语言基本构成单位的运用。通过对语句、段落和篇章的渐次分析，建立起我们对语言表达的系统理解。同时，听、说、读、写这些技能的掌握，使我们的思辨能力得到锻炼与加强，从而对阅读、感知外界事物，逐渐形成相对客观的判断标准与正确的认识观。大学语文课的学习就是在上述基础上，更加强调对语言思辨能力的提高，所以不仅仅是学习教材中的几篇文章，而是在于通过这样的作品，使学生养成独立的阅读思维习惯，并使在中小学形成的判断标准与认识观有更加稳定的提高，能够透过简单的语言、文字或现象表面，去深入思考并辨析内在的逻辑与可能引发相关效应的预判，从而使个人具备既有开拓性又有内省性的思辨能力。
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没有间断。一方面，传统文化凝聚了我们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的命脉，自然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它的历史价值无法全部抹杀;另一方面，从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又事实上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大势，明显无法指导民族与国家的进步，导致整个国家百年来陷入列强的凌辱与战乱的侵袭。那么，究竟对传统文化是取是舍，或者如何取、如何舍，就成为中国人必须思考的问题。当我们阅读反映传统文化的古代文学作品时，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是仅靠文字的读解和简单的鉴赏就能获知的，必须不断地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系统的梳理。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知。儒家经典《大学》开篇即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成为士子包括每一个普通人在内的最高道德目标。在经济全球化热潮涌动的今天，我们的生活环境也不再如以往单纯明净，对物质利益的极端追求，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民族信仰的缺失，理想信念的迷茫，无论对社会群体亦或是个人，都是巨大的挑战。而儒家尊奉的道德准则，无疑是这场巨变中的中流砥柱。儒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之一，最初仅仅是诸多学术门类中的一种，并没有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指导者与代名词。但是经过孔子、孟子、荀子等几代儒家学者的改造与发展，终于形成了较为成熟与完善的学术体系，在诸多学术门类中成为显学。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创建秦帝国后，采纳李斯的意见，焚书坑儒，几乎将儒家所有的文献资料付之一炬，给予发展中的儒学致命性的一击，以至汉室立国之后，虽力图恢复儒学，却发现仅能依靠口耳相传的记忆来延续知识体系。当然汉儒的努力还是卓有成效的，无论是古文家还是今文家，或是集大成的郑玄，终于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国家的长期国策。尽管历经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割据战争，儒学从汉代确立的五经发展到唐代的九经，对中华民族的思想传统产生了至远的影响。宋儒对儒学体系的构建远远超越了汉儒，不仅仅是程朱理学自为一体，南宋时期奠定的十三经成为儒学体系中最为核心的知识架构，也是每一个士子必须学习的著作典范。
当然，宋代的理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人性的自由生长，因此把理学作品放在某个特定时期内阅读就面目可憎起来。明儒和清儒其实是沿着宋儒的路子继续前行，尤其是清儒，将儒学的解析发展到了极致，形成可以和宋学、汉学相鼎足的清学体系。这种极致到了近现代，就成为儒学的原罪。民族的衰败，国家的破亡，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生优势顿时消逝得无影无踪。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列强用枪炮狠狠地敲碎了儒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长城。当人们发现天朝上国的自信不复存在时，就必然会质疑乃至否定这千百年来已经是真理的思想模式。所以，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一下陷入万劫不复的局面。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学说也不是治国的利器，尤其是对利益的极端追逐，对欲望的无休止的宣泄，使得长期生活在东方文化氛围中的人们面对人性的沦丧、道德的滑坡、价值观的混乱，不禁又怀念起儒家充满温馨、彬彬有礼的社会秩序，而儒学体系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修复趋势下的新儒学也应运而生，作为新国学的主要代表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之上。儒学兴衰反复的发展历程，使得我们阅读儒学的经典作品时，就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桎梏，作出匆忙的评判。我们应该怀着“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态度，跳出作品本身，跳出特殊时代的特殊评判，用历史的眼光去阅读、去思考、去衡量，既不一味地尊高，也不极端地抹杀，而是将其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习惯总结来认知，尽量以一种客观、科学的态度作出独立思考与辨析。通过这种不带偏见、还原本质的阅读形成的思考，有助于学生培养自己独立思辨的意识，增强正确判断外界事物的能力，加深思想深度，提高道德素养。
而这种深度，更有助于我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冷静思考，用乐观积极的眼光看待生活与工作，对读书或工作始终保持责任与担当，对人生有明确的长远规划，从而能够在青少年时期，不急功近利、不追求肤浅庸俗的所谓时尚，沉下心来努力学习，积极工作，打下扎实的人生基础。同时，对语言背后的文化传统的深入理解，也是大学语文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对语言的思考，也是使学生不拘泥于课本，形成自己开放的思维，以更为广阔的视野获取课本中不能体现的知识。而这些习惯的形成，则客观上促使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养成广泛阅读的习惯，从另一方面体现出大学语文相对于以应试为目的的中小学语文课，更注重于素质教育的养成。
作者：郝敬 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