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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物英译研究，虽然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但发展仍有不足，本文从关联翻译理论视角，结合文物翻译实践，总结文物英译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和翻译策略，以期为中国文物英译提供崭新的思路。
关键词:关联翻译理论;文物英译;翻译策略
作为数千年中华文化的见证者和承载者———文物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中华文明各个时期的艺术成就、文化特点和思想意识。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文物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各种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这种文化交流需求和全球化发展的背景对中国文物外宣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文物翻译研究现状的综述
相较于其他实用性文本的翻译，文物翻译具有更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文化内涵。很多学者尝试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切入，对文物翻译进行探讨和思考，以期文物翻译在兼顾民族特点的同时可以被其他文化背景的受众广泛了解和接受。西北大学的穆善培(1991)针对文物英译中的忠实和通顺问题进行讨论;朱亚琴(2014)、邵新盈(2016)等基于目的论提出了适用于文物翻译的翻译策略;丁宁(2013)基于交际翻译理论对文物翻译的技巧和方法介绍进行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原则;陈小娜(2014)以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为指导，结合国内文物翻译的实例对文物翻译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翻译策略进行探讨;牛佩霞(2019)从模因论出发，将文物翻译作为成功的文物模因传播手段，对文物翻译方法进行总结;王瑞雪(2016)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基础开展文物翻译研究。本文将从关联翻译理论入手，对文物英译进行探讨，结合实践对具体文物英译问题应采取的策略和遵循的原则进行分析，以期为文物英译提供一些的新的启示。
2关联翻译理论的发展
以美国语言哲学家、语用学家格莱斯(PaulGrice)1975年提出的交际“合作原则”(CooperativePrinciple)，以及后期衍生的“会话含义”(刘国辉，1999)为基础，丹•斯珀泊(DanSperber)和迪尔德丽•威尔逊(DeidreWilson)在其著作《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1986)中提出了关联理论:语言是一种演绎推理过程;人们总是希望在交际过程中付出最少的努力来获取最多的信息，即取得最佳关联性。由此可知关联理论并不是一个翻译理论，而是一个关于语言交际的理论。该理论对翻译的认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原文和译文的对比，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三元关系，即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参与的两个明示－推理过程，即译者根据原文文本信息，依靠自己的认知环境，推理出原作者的意图，寻找出最佳关联和目的语读者根据译者在译文中提供的信息，进行推理，寻找最佳关联的过程。关联翻译理论中的最佳关联是指译者期望译文读者在推导原文作者意图和理解译文时能“取得足够的语境效果而没有付出不必要的处理努力”。
3关联翻译理论下文物英译遵循的原则及翻译策略
文物英译时译者需考虑文本的特殊性。中国文物命名遵循通用标准，实现“观其名而知其貌”。因此文物名称虽简短但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文物解说词，会更加详实地介绍文物的外形、年代、功用及其历史价值等。译者英译时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认知语境的差异、中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在翻译过程兼顾语境效果，实现原文和译文的最佳关联。
3.1使原文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
中国的文物通常是通过文物的造型、主题花纹、名字、年代、工艺等要素进行命名。这些因素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信息，且很难全部在英语语境找到对应因素，因此在关联翻译理论指导下英译这些文物名称时，应充分发挥译者的责任，不能只是翻译文本的语言特征，还要保留原文的交际线索，并通过译文为译文读者提供原文中的交际意图线索，使译文读者通过这些线索推导出原文想要表达的文化内涵，进而使原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期盼相吻合。如中国青铜器类文物名称的英译，此类文物通常按其造型和功能用途命名:簋(食器)、鼎(食器)、斝(酒器)、罍(酒器)、觚(酒器)、尊(酒器)、卣(酒器)、盘(水器)等。其历史特点决定了其名称很难在英语语境中找到对应的专业表达。因此在翻译此类名称时，应以读者期盼和原文意图相切合为切入点。此类文物名称英译是为了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华文明，因此在英译时会沿用其在中国历史上使用的名称，并且名称本身就是重要的文物历史信息，也是向读者传递其文化内涵的重要媒介。而英语语境的读者阅读文物英译文本的目的，大多是为了了解更多的异域文化历史，或者希望对文物本身有更多的了解。要同时契合这两点需求，宜采用直译加音译策略，以便最大程度地在译文中保留中国文化元素。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田率博士翻译的《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汉英对照》(2014)一书中，便采用了此类策略。如:簋(食器)———FOOFVESSELKUEI鼎(食器)———FOODVESSELTING斝(酒器)———WINEVESSELCHIA罍(酒器)———WINEVESSELLEI这种翻译方式即可使具备专业知识的学者通过文物名称就可以获知该文物的形状、用途，以及文物背景信息等，同时还有促进中国文化的输出，使更多的英语读者可以了解中国文化。
3.2在文物英译过程应注重其隐含意义的传递
格特在关联翻译中提出了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的概念，并在概念的解释中明确关联翻译侧重的是传递文本中所包含的意义，而不是仅仅传递原语的文本语言特征。因此在文物英译时，译者应向读者传达文本的隐含意义，使读者可以依据自身储备知识和认知语境正确地推理出文物所代表的意义和用途。在中华文明延续的数千年中，衍生出很多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如象征皇权的龙凤形象，蕴含吉祥寓意的各种瑞兽形象，还有象征爱情美满的鸳鸯、并蒂莲等形象。但是英语读者要领会这其中的寓意却是步履维艰，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们要注重其隐含意义的传递。如:“玉如意”，如仅按照文本来翻译的话，我们可将其译为“JadeRuYi”，但是这个译文并不能帮助译文读者推理出该文物的用途或者其文化含义。因此在翻译此类文物时，我们应在音译的基础上适当进行增译，从而全面性地展现该历史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因此我们对这个玉如意的译文应为:“JadeRuYi(S－shapedornamentalobject，formerlyasymbolofgoodluck)”。这个版本的译文不仅包含了该文物的名称、材质，还增译了其形状和寓意，使译文读者在对其外观形成综合性认识的同时，也可理解其蕴含的美好含义。
3.3兼顾原作的意图和读者的认知语境
关联翻译理论追求的是最佳关联———译者期望译文读者在推导原文作者意图和理解译文时能“取得足够的语境效果而没有付出不必要的处理努力”。但中西方受到地理环境、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字，进而造就了两种语言使用者在背景知识、思辨和推理模式方面的差异。所以译者在进行翻译时要兼顾原作意图和读者的认知语境，并尽最大努力平衡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如在文物翻译中关于文物年代的翻译，根据《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手册》的规定，中国古代文物有确切纪年的，名称中的年代信息一般标示朝代、年号和纪年数字，不标示公元纪年。因此在中国文物解说词中年代多以朝代标注，如首都博物馆中对瓷器的年代翻译:原文:景德镇窑珊瑚红地珐琅彩花鸟瓶清(雍正)译文:Vasewithdesignofbirdsandfloweronthecoral－redbackgroundincloisonnéenamelJingdezhenwareYongzhengEraoftheQingDynasty(1723－1735)此译文处理文物年代时，即保留了原文中的时间标注形式———朝代信息，又在该信息后加注了该朝代的公元纪年。这样可使英语读者依据其认知语境推断出该文物的历史时期。原文中标注文物年代是为了使参观者结合文物产生的时代对该历史时期的文明发展有所了解，但是仅这些信息无法为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英语译文读者提供足够的认知语境，译文读者在通过译文对原作的意图进行推理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的信息。因此在对此类信息英译时应采用加注的形式，在保留原文文化因素，介绍中国历史发展的同时，也为译文读者提供足够的认知语境。
4结语
文物既是华夏历史发展的见证者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随着时代发展，对文物英译的研究视角更加的多元，但是尚未生成系统化的规范。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关联翻译理论主张文物英译应尽量使原文的意图与读者的期盼相吻合，且在翻译过程中不拘泥于文本信息，注意隐含意义的传递，另外还要兼顾原作的意图和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从而实现关联翻译理论所追求的最佳关联，使译文在译入语环境中被广泛接受。
作者：魏翠翠 单位：西安工程大学社会与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