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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教育重建
1959年之前，新加坡的各个学校就重视道德教育，但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由每个学校自行开设。譬如，印度人的学校按照印度的道德文化设计自己学校的道德教育，马来人的学校按照伊斯兰经的教义来进行道德教育，至于华校，虽则总体上按照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进行道德教育，但因为各个族群所创办的都是方言学校，因而各所学校在具体实施道德教育的时候其做法也不相同。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才按照建国的需要，逐步统一学校的道德教育课程标准。1961年，新加坡政府第一次按照统一标准编辑出版课程教材，但由于这不属考试科目，因此变成了用来凑足教师的教书节数、而不是一个系统的提供公民与道德教育的科目。1968年，公民的课程内容再次修改，这时候新加坡已经独立了，所以这时公民最重要的概念是强调对国家的效忠和热爱。1973年，新加坡教育部不断反思道德教育过程，开始编印“生活教育”课本(用华文编写及教授)，并于1974年在小学积极推行“生活教育”。直到1978年，新加坡教育部才完成所有的编印工作，该课本包含着道德教育及社会科学如地理与历史方面的知识。在实施过程中“生活教育”被批“内容太重复，不是理想的道德教育课本。因此有必要删除其中与道德教育无关的部分”。由于建国初期新加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体系制度还不太完善，尤其是经济发展这个作为政治、文化、教育等这些上层建筑的基础还不牢固，因此这个阶段新加坡政府着力于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对学校道德教育这一块虽然也很重视，但未能形成系统的道德教育体系，其道德教育也还不成熟。
二、宗教和儒家伦理教育并行
从1978年至1982年，新加坡政府提出推行宗教课和儒家伦理课。
(一)发表《道德教育报告书》
1978年，新加坡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发表《道德教育报告书》，指出学校的道德教育有很多不足之处。因此，特地委任以王鼎昌部长为首的道德教育委员会研究新加坡学校的道德教育问题，经过深入调研新加坡学校道德教育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王鼎昌部长于1979年向新加坡教育部提交了《道德教育报告》。《道德教育报告》是新加坡道德教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建议废除小学的“生活教育”与中学的“公民”，以“道德教育”来取代，在内容上须包括三个方面:个人行为;社会责任;效忠国家。
(二)编撰“好公民”道德教育系列教材
1980年新加坡教育部决定开始“探新道德教育课本，逐步取代生活教育”。1980年9月，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属下的“道德教育组”根据小学生“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国家－世界”的认知程序开始编写“好公民”道德教育教材。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好公民”道德教育课本注重灌输学生的自我、家庭和学校的道德教育观，三年级及四年级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上“社会”一环，五、六年级的学生必须在上述基础上外加“国家”与“世界”两环。负责“好公民”道德教育系列教材编撰工作的人员约有六名人士，他们之中有的来自教育发展组，有的是专科视学官或中小学教师。“好公民”道德教育系列教材一套共有12本，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每年级共学习两本，每本有20篇课文。这套课本的特点是以简单的字眼来灌输明晰的概念，并由教师通过采用生动的讨论方式来进行教导;在灌输道德教育的同时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为制造更多的机会让学生和老师或同学加以对话、讨论，该教材在文字方面的认识和书写相对减少。同时，道德教育组还编撰了一套教师手册用于指导有关教师采用新的教学法灌输道德观念，例如指导教师在课堂上通过讲故事或讨论的方式提高小学生的公民意识等。1981年，新加坡小学一年级及二年级开始采用“好公民”道德教育教材(用华文编写及教授)，取代原来的“生活教育”。新加坡教育部在编写中华小学道德教育教材历来有一边编印、一边推行的“传统”，即先用大概1年(或2年，依情况而定)的时间有针对性地研究、编写出一个特定的年级道德教材，然后下一年就可以向这些年级推行已编印好的教材的同时，着手编印指定年级的道德教育教材。按照这样的步骤井然有序地开展所有道德教育教材的编写及实施推行工作，最后完成所有小学的“好公民”道德教育教材编写和实施工作。
(三)列宗教知识为必修科
1982年，“新加坡教育部经辩论始决定列宗教知识为必修科”。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兼教育部部长吴庆瑞博士指出，西方的道德水准已经在下降，犯罪率逐年升高，吸毒问题已经严重得不能受控制，为防止这样的现象在新加坡发生，新加坡教育部在经过一场长时间的辩论之后，终于决定将宗教知识列为中三、中四的必修科目。从当时一份呈给学校理事会讨论的报告书来看，教育部将宗教知识列为中三、中四必修科还有如下原因:其一，“目前许多学校没有认真教导公民及时事科，致使学生不但没有学到公民知识，而且还对道德的实践冷嘲热讽，因此有必要以另外一科来取代以确保在中三、中四教导道德价值观”。其二，“数千年来，宗教是个人与公共道德的基础，如今宗教信仰的淡薄造成社会道德沦落。各种宗教的权威经典不论是可兰经、圣经等，都可作为人们道德的规范和行为的指引。因此，如果采用宗教知识作为必修科目，对于大部分学生将会有良好的作用”;其三，“从小一、至中二修读教育科目，将能使学生循序渐进学习宗教知识，有助于学生在中三、中四进一步发展道德价值与观念。各大宗教的圣人所阐释与实践的价值与理想，无疑将对学生在家庭及社会中的行为产生积极作用”;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般上大家都同意，一个高度敏锐及有浓厚宗教信仰的公民，将能有效地解决困扰着一个国家的道德及社会问题。在没有凝聚力及健全的世俗意识以便引导人们解脱困扰的情况下，宗教是唯一似乎变通的制度，因此，在学校实施以宗教知识为必修科，将能巩固此概念并加强学生的道义感和勇气”。对于教育部决定把宗教知识列为中三、中四必修科的决策，许多教师、校长、文化界人士和宗教组织负责人对该政策的成功性表示怀疑，并提出了许多实行中所将遇到的问题。他们认为:“虽然多数宗教教义劝人为善，可是在所有中三、中四强制实行宗教教育，未必能培养出有好品德的的学生，而且还可能引起许多敏感性问题。”他们担心实行宗教教育有可能遇到或引发以下一系列问题:有的文化界人士认为，宗教的本意是好的，可是往往被诠释者为了个人的利益所利用。教会学校的校长表示教育部的决定来得太快，实行宗教教育本来是件好事，但有可能会遇到许多问题，如教授宗教知识的教师本身应是信仰者才能把教义传达出来，就如教师传道，否则将得不到效果;教师若无宗教信仰，教导时便没有热忱，反而会得到反效果;学生如果对所教导的宗教没有信仰，在思想和心理上会产生逆反;学生若选择不同宗教课程，学校将面临教师和教室不足的问题;有些宗教的教义是互相冲突的，宗教矛盾想来都是敏感的，实行宗教教育，可能会牵涉其他问题。有的宗教负责人认为，“宗教的教育与公民教育是两码事，宗教教育的重点在于人与上帝的关系，人所作的一切好事是为了光荣上主，道德教育则基于人道主义”。也有的学校教师认为“新加坡是个独立的国家，应该建立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不应如殖民地时代，人民信神，社会才得到安宁”。尽管列宗教知识为必修科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说，新加坡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好公民”，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教导人为善，在道德教育方面对人的行为准则有着一定的约束力，从而对人的道德教育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新加坡教育部这个“来得太快”的决定主要原因之一，是“对现行的道德教育感到不满意”。个人认为，新加坡教育部将宗教教育列为中三、中四学生的必修科目，与其特殊的基本国情即其多民族、多宗教的人口构成有着紧密的联系，新加坡是一个由多元的种族结构和宗教信仰构成的社会，它的种族主要由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三大种族构成，此外还有欧洲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泰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等少数种族。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字、文化传统、宗教习俗和价值观念，在宗教方面，新加坡除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道教外，还有兴都教、耆那教、锡克教、犹太教、火教、天理教以及华族创造的“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儒、道、释、耶、回”五教合一的宗教。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结构，为了团结各族人民，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新加坡政府在道德教育方面充分尊重了各种族、宗教的文化传统、宗教习俗和价值观念，因此决定列宗教知识为必修科。
三、增设儒家思想科目为道德教育的第六个选修科目
在新加坡公民构成中，“人数最多的是华族，占总人口的76．3%，其次为马来族，占总人口15%，再次是印度族，占总人口6．4%。此外还有欧洲人、欧亚混血人、日本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尼泊尔人、菲律宾人、泰国人和缅甸人等。华族同其它民族一样，多属于移民的后裔，同本土文化自然维系着一条感情的纽带。儒家文化是成千上万的华族从移民船上带过来的，儒家伦理存在于新加坡的历史可以说和最初来到此地的华工一样早”。“华人之中有许多并没有信教，老一辈的人烧香拜神是继承一种传统，并不一定等于信教，更不等于他们的下一代也一定会有同样的信仰”，对这大部分没有宗教信仰的华人实行宗教教育作为对他们的道德教育，显然效果不会很理想。考虑到“大部分家庭有一种共同的观念，那就是儒家的观念。不管他们有没有去了解儒家的学说，他们的人生观与对人的关系多少总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不能算是一种宗教，但儒家的思想除了包括宗教所教导的做人道理外，也包括了一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新加坡政府认为“当局不妨研究为这些家庭的孩子们提供这种教育，至少在教导世界宗教之时，不应忽视东方民族的传统哲理”。1982年2月2日，据新加坡《南洋商报》报道，新加坡教育部正在考虑把华人数千年的儒家思想列入宗教知识范围内。教育部提学司陈启祐表示，学校推行宗教教育，并不是灌输宗教信仰，而是希望通过宗教知识的学习，灌输道德观念。“根据新加坡198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大多数的华族是受着儒家思想的主宰，因此，如果把儒家思想丢弃掉，等于切除了华人的根。”这个阶段的新加坡的学校道德教育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个阶段，新加坡政府在深入调研新加坡各所学校的道德教育情况发表具有里程意义的《道德教育报告》的基础上，能够全面剖析新加坡各方面的社会情况，立足于其多元化的种族结构和宗教信仰构成以及其多元化的文化融合这个基本国情对新加坡道德教育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三个举措。一方面新加坡教育部客观地根据小学生特殊的认知程序而编写的“好公民”道德教育教材使得新加坡小学的道德教育能够循序渐进，并趋于系统化。另一方面，“列宗教知识为必修科”及“增设儒家思想科目为道德教育的第六个选修科目”这两个重要的举措，使得新加坡各个种族的信仰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中三、中四学生的道德教育科目趋于自由化，同时也为下一阶段儒家伦理教育的推行做了很好的铺垫。
四、儒家伦理教育的普及
1982年2月3日，新加坡教育部决定增设儒家思想科目，让不想修读宗教知识的中三、中四学生选修。“教育部今天正式宣布将‘儒家思想’列为中三、中四学生必修宗教/道德教育的第六个选修科目……凡是不愿意选修其五种他宗教科目基督教、佛教、回教、兴都教及世界宗教的学生，皆可选修‘儒家思想’这一科。”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兼教育部部长吴庆瑞博士表示，设立这个科目的目的是要培养具有崇高品格的人。儒家思想将成为第六个选修到的科目，和其他五个宗教科一样可被当作O水准①考试科目之一。但由于英国剑桥考试当局对儒家思想了解有限，该科试卷将在新加坡批改。“将‘儒家思想’列为第六个选择科目，是李光耀总理的建议，这个建议受到人民行动党议员的支持。”吴庆瑞博士说，“孔子学说中的君子风范，是和崇高正直品格的道德价值观和二十世纪的新加坡有密切关联。孔子的道德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现世的道德教育。宗教是与上帝和信仰有关。孔子的道德体系是培养具备良好行为的君子。”教育部成立了策划委员会及工作委员会，按照“定儒家思想基础—拟定教学大纲—起草教科书—公开辩论—采纳意见—师资训练”六个步骤来推行儒家思想科目。1983年至1987年，儒家伦理课程的进展总体进程可用下表来概括。主要举措有:
(1)1982年2月，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特别在参考籍部门开辟了一个陈列橱，介绍孔子哲学思想的中英文书籍。
(2)1982年3月，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将部分有关儒家思想的华文书籍文章编印成书目免费向民众提供。
(3)1982年4月，号召各社团、宗亲团体协助宣扬儒家的道德思想与理论，加强传播东方传统与价值观念，并尽力保存与发扬中华文化。
(4)1982年3月，在台湾、香港及美国三地物色对儒家思想有研究的学者及汉学家，邀请他们协助拟定适合新加坡社会的儒家思想课程教学范围及纲目。
将海内外物色的学者作为外国专家组与新加坡本国的专家委员会共同组成策划委员会，策划委员会拟定儒家思想课程教学范围及纲目后，接下来的几个发展阶段(第三至第六阶段)的发展工作由工作委员实施执行。1982年5月中旬，身为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兼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博士，亲自到美国会见余英时教授、唐德刚教授、许烺光教授以及熊玠教授等著名的华裔儒家学者。吴庆瑞副总理如此礼贤下士之举，显示出了新加坡政府对推行儒家思想教育的重视和决心。1982年7月、8月及9月期间，新加坡教育部多次邀请海外学者到新加坡举行研讨会，八位海外儒学专家应邀先后抵达新加坡开展一系列活动。这八位儒学专家分别是: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熊玠、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余英时、纽约市立大学亚洲研究系主任唐德刚教授、哈佛大学东亚语言系教授杜维明、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吴元黎、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许倬云、密芝根大学文教中心主任陈真爱博士以及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伍阵鷟。八名儒学专家一抵达新加坡，便马不停蹄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走访学校、参观社区组织以及参加各式各样由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讨论会、研讨会，学者们甚至直接与国会议员和内阁部长们展开面对面的讨论，过后，他们也分别向新加坡政府提交了各自的研究报告，为新加坡开设儒家伦理课程提出了一些建议。关于这些学者们在新加坡期间所发表的一些公开演讲、讨论和会谈的记录及研究报告等，后来由杜维明教授整理成书予以正式出版，该书的中文版书名为《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1989年10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5)媒体宣传。
自新加坡政府提出增设儒学伦理教育为中三、中四必修课目开始，新加坡主流媒体就对这一专题进行了报导。尤其在海外儒学专家莅临新加坡期间，新加坡几乎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舆论机构，从平面的报章杂志到立体的广播、电视，都开足了马力，对这一事件展开了大规模的密集的宣传报导活动，海外儒学专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几乎都成了媒体追踪报道的重点新闻，不仅在新加坡造成了轰动效应，其影响甚至远至海外，引来欧美舆论界的广泛关注。
(6)拟定教学大纲。
成立专家小组研究拟定教材大纲。1982年12月和1983年1月，先后提出儒家伦理课程纲要，但因为这两个纲要的出发点各有不同，所以，后来由美国华裔儒家学者杜维明教授加以综合，提出另一个纲要，1983年3月在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委员会上通过。
(7)编写教材。
儒家伦理课程的编撰工作是艰巨的，教学大纲确认后，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便全力以赴展开教材编写工作。这些教材除了学生的课本、教师手册、学生习作簿和补充教材外，还包括了视听教材。儒家伦理课程的教材有华文和英文两个版本，1983年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首先编写华文版教材，1983年7月，于6月下旬已完成编写的部分中三学生华文教材开始在15间中学试教;全部华文教材编写完后于1984年在这些中学里试教，并于1985年推广到其他中学。1984年，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根据已编写好的儒家伦理华文教材开始编写中三学生英文版教材，并于1985年在19间学校试教。
(8)及时公开课程纲要，虚心听取公众意见，集思广益。
专家与学者们将儒家伦理课程的纲要与课文分部分编写好后，教育部都会及时将课程纲要公布，听取公众人士的意见，以收集思广益之效。
(9)师资训练。
除了课程、课本与有关教材的拟定与编写之外，儒家伦理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师资训练。“师者，所以传道授惑解业也。”适当的训练是有效教学所不可或缺的。在教育，尤其是德育方面，除了教学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师们“传道、授惑、解业”的精神与态度。在儒家伦理中英文教材编写好后，教育部分别对儒家伦理课程的中文教师及英文教师进行了分阶段、分单元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儒家思想内容、儒家思想与华人历史、日本历史、新加坡现代社会的关系、课程纲要以及教学法等。
(10)拍摄儒家伦理节目。
为配合儒家伦理课程的推出，新加坡课程发展署教育科技组摄制了《为什么孔子是万世师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智、仁、勇的典范———秋瑾》及《亲情与亲情以外》等一系列儒家伦理节目。这些节目是根据儒家伦理编写组所编写的教材，并作适当的补充编成剧本拍摄而成的，新加坡课程发展署希望通过学生有兴趣的生活片段或历史故事，引起他们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这个阶段的道德教育，新加坡政府对儒家伦理与道德教育的结合极其重视，几乎是把所有道德教育的工作重心都聚焦在了儒家伦理教育的推行和普及上，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拥有将近八成的华人人口的国家来说其重视华族传统文化并不会太让人意外，但政府对它的重视程度着实还是让世界人民震撼。儒家伦理教育的“重磅”推行使得这个时期的新加坡道德教育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也使得儒家伦理思想在新加坡的发展也在这时达到了巅峰时刻。同时，华族传统文化在这个阶段也得到了一定的传承。
五、重新反思儒家伦理教育，发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
1989年10月，宗教教育进入学校引发了许多问题，使得新加坡政府难以维持教育和信仰之间的平衡，于是结束了宗教知识课程，被增设在宗教知识课程之中的儒家伦理课程虽不具有宗教性，却也难逃池鱼之殃。新加坡道德教育重新回到原有的体系，即将公民与道德教育合并的体系。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发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共同价值白皮书》将五大价值观概括为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而后在1993年左右，又发表了《家庭价值观白皮书》，是以国家国策的名义发表的。随着《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的颁布，新加坡中小学德育课设置再次进行新的调整，着重围绕《共同价值白皮书》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展开，注重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合作意识和宽容意识，以及进行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等。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上，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生理和思想特点，将教育的内容按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分开，比较好地解决了德育层次性问题。新加坡小学的德育教育课程为《好公民》，课程内容重点是随年级而发展的，即一年级以“个人”为中心，二年级以“家庭”、三年级以“学校”、四年级以“邻居”、五年级以“国家”、六年级以“世界”为中心。中学一二年级的道德教育课程为《生活和成长》，偏重个人价值观和品德修养，三四年级的课程为《新公民学》重点放在灌输公民意识和社会意识。1996年，吴作栋在发表国庆献词时指出:“在进入21世纪，我们面对一个比经济更重大的问题，那就是要使全民达到共识，决定我们要一个怎样的新加坡，然后共同努力达到目标。”他强调:“我们现在必须完成比发展经济和创造美好生活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培养新加坡人的认同感和建立国家的特质。”在共同价值观的指导下，1998年，新加坡总理宣布将国家意识教育计划付诸实施，称为“国民教育”，其首要目标是培养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经历过前面三阶段道德教育的实施与总结，新加坡道德教育回到重新将公民与道德教育合并的体系。现阶段的学校道德教育中，新加坡政府围绕着新的道德教育纲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从上阶段对中三、中四学生的道德教育中转而重视其小学阶段的道德教育。从表面上看《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的五大价值观是全新的道德准则，实质上五大价值观的精髓和灵魂，都是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思想，它是儒家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的结合。纵观新加坡道德教育全过程，其每一阶段道德教育的具体方法及侧重点虽有所不同，形式各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它不仅促进了新加坡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且在培养新一代新加坡人的道德风貌，维系多种族、多宗教国家的和谐与稳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维护了新加坡政治的长期稳定，有利于社会和谐局面的形成，并成为新加坡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这也告诉了我们，源远流长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未过时，儒家传统文化仍然具有现代价值。在我国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中，应该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与我国现代道德教育有机结合，去伪存真，去除不适合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糟粕，充分吸收其精华，使之更好地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公民道德建设服务。
作者：钟善盈 单位：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