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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人学历教育从创办之初即带有强烈的普教化、理论化的教学烙印，发展至今既与当前国家教育政策导向不一致，又与培养对象的在职特征、学习模式相冲突，办学定位在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间首鼠两端，特色匮乏，社会好评度急剧下降，生存空间极度萎缩，教学改革刻不容缓。根据四川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法律事务专业的职业定位，专科层次人才应以复合化、交叉型初级人才为培养目标，课程教学内容应进一步实务化，在教学资源设计、考试方式、考题内容上要针对成人学习者学习特点分别进行小微化、便捷化、应用化的调整。尽管法律事务专科职业化教学改革也暴露出实践环节薄弱、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脆弱等问题，但仍可以为下一步法学本科的教学改革探索在诸多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如坚持培养目标的实用性与理论知识并重、课程内容建构如何进一步职业化、综合实践考核方式的多元化以及职业化与人文性相得益彰等。
关键词：成人学历教育；法律专业；职业化；教学改革；路径
一、成人学历教育法学专业职业化改革的必要性
1.成人学历教育的职业特征
有论者指出，成人教育的职业化是指：“成人教育以满足、面向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以促进服务对象就业、转岗为主要价值取向，通过校内校外两个课堂为服务对象提供学习产品，从而使服务对象在取得学历的同时，获得一技之长。”[1]有必要说明的是，成人学历教育的职业化并不是将成人教育吸收并入职业教育，因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类依据不同，属于性质、定位不同的教育门类，那种“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人教育又属于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职业教育内容的重要补充、职业教育实践的主要阵地。成人教育的职业化和职业教育的成人化，是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重要交叉点”[2]的观点并不妥适。成人学历教育职业化的目标是满足成人学生的实际需求，着眼于提升其职业技能或职场能力，其核心是去理论化，即去除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中过于理念化、理论性的内容以及脱离成人学习者实际情况的教学要求，回归成人学历教育应用化、技能型、职业性的初心。成人学历教育的职业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成人学历教育对象的职业特征。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成人学历教育最显著的特征是，其教育对象是在职在岗的已就业者，多数在24—29岁这个年龄段，对依靠记忆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学习手段充满抵触，对记忆中的中学阶段的填鸭式教学更是天然排斥，这些学习特点决定了他们对纯理论知识的学习兴趣不高。成人学习者已经就职于某一行业，和普通高校学生相比具有鲜明的职业背景，不管其求学目的是补偿学历，还是职场充电，或是重新择业，进行职业技能训练、着眼于提升职业能力都不违反其求学目的和职业需求。因此，对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进行职业化改革是符合成人教育对象的特征的。“认清成人教育对象的职业化特征，使其和普通教育相区别，这是制定教育目标和教学计划的基础。”[3]（2）培养目标的职业化。进入21世纪后，成人学历教育尽管尚肩负着学历补偿教育任务，但培养目标已趋多元化，不少学生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学习目标或虽以获得学历为目的但并不拒绝职业能力的提升（见表1）。更重要的是，就算以学历获得为目的，但学历就排斥职业技能吗？因此，培养目标的职业化既符合经济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也有利于受教育对象，是双赢之举。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1997），教育级别被划分为0-6级6个层次，其中ISCED5B类大致等同于我国的专科教育层次。ISCED5B类定位为“实际的/技术的/职业的特殊专业课程”（practical/technical/occupationallyspecificprogrammes），培养目标为使求学者获得某一特定职业或职业群所需的包括技能和知识等实际能力，其教学计划比5A（通常理解的大学本科教育）的计划“更面向实际，更与具体的职业挂钩”。可见，虽不能据此将成人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划等号，但根据ISCED1997，成人学历专科教育从教学计划伊始就应该呈现出其相应的职业特征。（3）教育政策的调整。早在2000年，教育部就了《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教学管理要点》（教高【2000】2号），其第5条规定，该要点供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参照实施，说明在教学管理要求上，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与高职高专适用同一标准。其次，在专科专业目录上，“法学”已不再是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专业名称，而代之以“法律事务”为代表的法律实务类专业。从“法学”二字到“法律事务”的调整揭示了专业定位从重理论学习到重实务操作的政策导向。鉴于目前只有成人高校和高职学院还开设专科专业，这一定位转换再次证明了成人学历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上的职业化特征。
2.成人学历教育严重的理论化现状
然而，与成人学历教育职业化特征形成严重反差的是其严重的理论化现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课程设置、教学要求上向本科院校看齐。成人学历教育的“降生”是政策推动型的，上级政令一出，各地全面开花，要多快好省上规模，采取“拿来主义”，直接套用、照搬普通高校现成的计划、课程、教材、考试评价标准是最简单易行的做法。在成人学历教育兴办之初的197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55%，[4]客观上还担负有帮助大量优秀在职人员一圆大学梦的学历补偿任务，因此尽管也存在前期理论论证不足、顶层设计过于粗放、缺乏对成人教育特殊性进行系统研究、普教化严重等弊病，但鉴于当时主要教学目标就是弥补文化理论知识，矛盾尚不尖锐。而进入21世纪后，成人学历教育学生生源构成、学习目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对文化知识不再感兴趣，对系统化的理论学习产生抵触甚至厌倦情绪，而且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基本素质也无法与20世纪相提并论，普教化的教育理念、模式与学生现状发生了根本对立，再加之个别社会教学点视办学为生财之道，教学环节虚无、考风考纪差，口碑急剧下滑。（2）大量使用与普通高校高度同质化的教材。当前国家开放大学（电大）系统使用的教材编者不乏大家，在编写、印刷、出版质量等方面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偏重理论、内容枯燥、版式设计单调，与普通高校教材高度同质化，或者就是普通高校教材的翻版。其次，拥有与文字教材配套的音像教材或视频讲解曾经是开放教育引以为傲的特色教材，但观看这类音像资料后，会发现多数授课专家一本正经地把概念的“定义—特征—比较辨析”从头说到尾，讲得多，互动少，在拍摄时长时间保持同一个镜头，画面呆板，课堂实录化严重，严肃有余而吸引力不足，不能激发学生观看兴趣，实践中利用率极低，更别提对教学的辅助功能了。（3）考试题量上死记硬背题“一家独大”。仅以开放教育民法学课程考试为例来说明。在2019年X月期末试卷100分的总分值中，除16分的案例分析和一个3分的单选题外，其余81分均系就概念术语、法律理论进行考核，学生必须在大量的背诵记忆基础上方能作答。（4）实践环节考核以论文等理论化成果为唯一方式。就法律专业而言，实践环节是为数不多的将抽象的法律原理应用到具体生活现象的从理论到事实的思维训练过程。实践环节是将书本理论知识转化为活知识的桥梁，是将法律条文实用化的过程。然而囿于在业余学习模式下组织集中实习几乎不可能、实践环节考核标准的高度主观化等现实问题，实践环节在教学过程中能省则省、能简则简，或干脆睁只眼闭只眼，其重要性仅停留在教学计划中的文字表述上，徒具“理论价值”。实际操作中，多以论文写作作为实践环节的最重要甚至唯一考核方式，而论文写作本身就是理论化的，用一种理论化的成果来评价实践环节的教学效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职业化改革的路径探索
成人学历教育严重的理论化现状和职业化特征形成尖锐冲突，在理论化和职业化两者之间长期的角色错位导致其自身定位上的不明，定位上的暧昧反过来严重限制了成人学历教育的发展思路，因此，不再跟在普通高校后邯郸学步，而是勇敢地承认自己的职业定位有利无弊。有鉴于此，结合法律人才的社会需求和专业特点，我们对法律事务专业按照以下思路进行了初步的职业化改革。
1.培养目标的复合化
普通高校学生以职业选择为求学目的，顺利就业或继续深造是学习需求也是教学目标，培养研究（预备）型人才或高级应用型人才是普通高校人才培养目标。成人高校学生不以就业或升学为目标，他们已经有特定的工作岗位，毕业后多数还是继续原来的职业，他们会不知不觉把工作困惑、业务需求带到学习过程中，也会本能地把所学到的知识和真实的工作、生活相比较，并自然地用个人经验来评价所学知识对工作有无裨益，因此单纯以知识灌输为手段的教学很难满足学生实际需求，极易形成教与学的严重对立。这种不以知识获取为单纯目的、学习目的多样化的实际决定了成人学历教育在培养目标定位上的特殊性，具体到法律事务专业，就是培养目标的复合化。法律从业人员的高起点化是国际惯例，职业的高门槛化使专科层次的学生不可能从事律师、审判人员、法学教师等传统的法律职业或专业性事务，即使非全日制本科毕业，也不具备报考法律资格考试的资格。培养目标复合化要求分析目前职业资质要求，找准行业定位，放弃传统的纯法律职业，而以掌握一定法律知识作为基础的相关或交叉职业为职业定位，具体如行政执法、辅助执法、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司法机关书记员、法律秘书、治保人员、村社干部、基层干部、律师助理以及税务、证券、工商等各类专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等初级复合型岗位。以社会工作为例，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社区的背景下，社会工作人员的需求量很大。社会工作从业人员日常接触的家庭养老、继承抚养、相邻关系、社会保险、工伤优抚、民间纠纷等纠纷性质不严重，但多发易发，纠纷的调处需要综合运用道德、政策、法律、纪律等手段，工作内容不是纯粹的法律事务，但具有相应的法律知识背景对开展工作非常必要。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广州持证社工人数已逾1.8万，[5]而四川全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仅2万余人，其中取得全国社会工作专业职业水平证书人员6931人（《四川省“十三五”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四川社会工作人员不仅缺口相当大，而且学历偏低，还有半数以上未取得职业水平证书，他们有在职接受学历提升的需求。因此，将初级复合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符合成人学历教育的办学定位，也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2.课程设置技能化
在确定复合型的人才培养目标后，我们放弃了对普通高校专业建设模式的简单模仿，以应用化、技能化为指导思想对法律事务专业教学计划进行了改造（新旧教学计划部分课程对比关系见表2）。法律事务专业共开设有民法基础与实务、刑事法律基础与实务、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与仲裁实务、行政法律制度与实务、经济法基础实务、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基础与实务、办公室实务、书记员工作与实务、律师与公证实务、合同法律制度与实务、行政执法实务、法律文书、婚姻法、司法笔录14门专业课程，课程名称“实务”化成为显著特征。为实现“名实一致”，在教学内容安排上，参照高职教学要求，较大幅度降低理论难度和减少理论教学，增加大量法律运用性知识，强调课堂微型案例分析，突出实操性和思维分析能力训练。
3.教学资源设计小微化
根据注意力衰减规律，长篇、大幅的文字阅读容易使读者产生枯燥感，因此，在教材的选择上，原则上以高职高专教材为主教材，以理论够用、重应用分析、“互联网+”教材为选用原则，避免单一章节文字过长、板式设计单一的版本。视频是网络学习的重要教学资源。针对成人学习者学习环境易受干扰性和时间零碎化的特点，首先尽量避免使用课堂讲课式的视频，代之以一定镜头切换、画面变化的视频来保持学习者注意力。其次，视频资源以微课为主体，每讲5—8分钟，以一个知识点或典型案例分析为线切入知识点，如民法基础与实务课程选用了“王健林名誉权侵权案”“重庆天降烟灰缸伤人案”“未成年人购买彩票案”等分别介绍人身权制度、共同危险责任制度、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刑法基础与实务课程选取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故意、犯罪过失、一般正当防卫、特殊正当防卫等30个重要知识点，分别制作30个微课，其间穿插大量经典案例及生活化小案例。通过专业公司进行动画制作、美化处理，保证视频教学资源具备一定观赏性，提高教学资源的实际利用率。同时，资源的小微化也为下一步应用在手机移动学习平台上预留了空间。
4.考试方式实用化
考试是评价教学效果的重要一环，任何回避考试环节的教学改革都难以形成“教学设计—项目运行—成效评估”的逻辑闭合圈，都可能陷入纸上谈兵。成人教育学生天然存在工作与学习时间的激烈冲突，生存本能会促使他们在时间安排上以工作为优先，闲暇的时间才会安排学习，甚至考试，也会让位于工作。历年的期末考试都有不小的缺考率，即使在实行随到随考网络化考试后，四川电大近三次考试缺考率仍然达7.3%、6.7%、7.1%。因此，需要就考试方式做一些适应性改革，区分具体课程在专业知识构造中的地位，采取部分课程形成化考核、部分课程集中考试的混合考核机制。具体而言，民法基础与实务、刑事法律基础与实务、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与仲裁实务、行政法律制度与实务、经济法基础实务、法律文书等6门专业核心课程采取纸质化统一考试，其余课程采取网络化形成性考核。问卷调查也表明，通过将考试过程化，分散在日常学习过程中，有助于减轻学生工学矛盾，增强学习获得感，受到95.93%学生的欢迎。
5.考题内容应用化
成人学习者的另一个学习特点是机械记忆能力明显下降，具备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对他们而言，背诵记忆大量的概念、术语有相当的难度，更重要的是，就算概念、术语烂熟于心对实际工作也裨益不大，所以主观上也排斥概念、术语的死记硬背。如果考试一味考法律术语的概念和特征，一方面极易诱发学生考试时铤而走险去作弊抄袭，另一方面会降低其学习获得感。破解这一问题，需要教师动脑筋将所欲考察的教学知识点进行应用化设计，减少记忆型试题，增加分析型考题。同样以民法基础与实务课程期末试题为例。该课程试题分选择、判断、问答、案例分析四种题型，从分值构成上看综合案例分析、小分析题达50分。教师在试题设计时，将一些重要概念的关键字适当改动作为判断题，引导学生辨析概念的核心要素。如对“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以及不平等主体的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进行对错判断；又如不问什么是原始取得的概念，而是以“李四新购得三居室新房一套，其对该房所有权的取得方式是原始取得”为题来判断什么是原始取得。这样既有考点，又有迷惑点，又省掉对概念的记忆，将考点从概念记忆转换成对概念的理解分析。尽管考题内容应用化不可能根除考试作弊，但可以提高作弊的难度，降低作弊的“收益率”，值得一试。考题内容的应用化变化在实践中也获得67.48%的问卷受访者好评。在最喜欢题型上，单选题、判断题、案例分析题占比分别为47.15%、35.77%、15.45%。
三、职业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分析
法律事务专业的一系列职业化改革措施因应了学习者实际情况，受到学生的欢迎。通过问卷调查、学生访谈得知，学生对课程设置、教学资源小微化、形成性考核方式的满意程度分别达到84.55%、97.56%、95.93%。当然，在新教学计划和教学要求的实际运行中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使改革的设想和实际效果间出现一些差异。
1.考试内容应用化后，成绩及格率反而下降
这是在制订专业改革方案时未曾预计到的情况。如民法基础与实务课程目前经过了三次考试，第一次考试及格率为93.75%，第二次为33.33%，第三次为86.36%；而课程改革之前的三次民法学课程考试及格率分别为94.74%、100%、100%。刑法基础与实务课程最近三次考试的及格率为90.91%、77.78%、86.36%，而改革之前三次刑法学课程考试及格率分别为91.67%、75%、100%。究其原因，首先，成人学历教育实行教考分离，学生，特别是分散在各地教学点的学生，难以参加命题教师的面授课，不能面对面接触命题教师，把握不住命题的思路和复习的方向。其次，学生一方面排斥机械记忆，一方面又懒于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致使考背诵的题记不住，考分析题又做不来，学习态度上还需改进。最后，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已经对填鸭式教学形成全面依赖，虽已具备相应的逻辑思维能力，却不善于、不喜欢运用这种能力去解决问题，仍然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所以分析能力差强人意。考虑到成人学习者学习能力不可能短期内取得突破性的改进，一方面要加强针对性的考试辅导；另一方面要提高命题科学化，在分析题与记忆题之间寻求题型、题量的平衡点。
2.适用的文字教材匮乏
尽管各式文本教材种类繁多，但真正适用成人学习者且满足职业技能训练所需的教材却不多。首先，绝大多数教材内容上严重理论化已有如前述。其次，部分专为成人学历教育编写、设计的教材因出版日期久远或不再版或内容老旧而无法选用。再次，尽管高职类教材为数不少，但因高职教育以技术、工程类见长，法律类教材却并不多见。最后，少数课程如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与仲裁实务因内容涵盖民事诉讼法与仲裁两个领域，可适用的教材非常少。因此，教材的可选择面并不大。
3.实践环节依旧相当薄弱
首先，虽然与律师事务所合作建立了实践基地，不过学生地域分散、时间难以统一，加之成人学生也没有寒暑假可言，难以集中组织教学实践，学生自行联系的实践又难保质量。其次，在进行需求调研时，尽管学生都对流于形式的实践极为不满，希望大幅提升实践环节的质量，而一旦真正要求其协调好工作安排、牺牲部分个人闲暇时间时，又畏难退却，认为实践环节没必要一丝不苟，没必要进行刚性考核，学生的两面性暴露无遗。最后，实践环节如何设计、如何考核以及如何制定考核标准同样是不太容易解决的老问题。
4.教学质量保证体系脆弱
首先，课堂教学仍旧形不成双向互动。尽管在教学要求中安排了不少微型案例分析的内容，也受到学生欢迎，但学生更习惯于听教师讲案例，极不情愿主动参与分析讨论，也鲜有提问或质疑。课堂仍然是教师→学生的单向交流，不能有效形成师生的双向互动，对学生技能的训练也停留在理论设计层面。其次，成人学历教育目前采用课堂面授+网络自学的混合教学模式，相较而言，网上学习的质量更难以保证。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对学生是否上网学习、学习时间等进行记录，但是否挂机学习、形成性考核是否本人完成、学习状态、学习效果等学习质量要素却不可能以技术手段来监控，只能由学生的自觉性来保证，而一切依赖于个人自觉性的保证体系经证明都是非常脆弱的。
四、对法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借鉴意义
四川电大法律事务专业的职业化改革绝非完美，但也可以为下一步的法学本科教学改革提供以下有益借鉴。
1.坚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用性
在过去普通高等教育精英化的时代，成人学历教育尚负有为在职人员提供学历补偿教育的使命，学科理论体系的教学被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以获取学历为学习目标有其历史合理性。这样的功能定位决定了除受教育对象有区别外，成人学历教育几乎是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的翻版，“事实上成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普通教育的简单移植和翻版，毫无特色可言。当普通教育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功能定位后，成人教育便在教育目的、培养目标、教育方法乃至服务功能上迷失自我”[6]。随着普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持续提高（2020年将达到40%）和教学改革的深入，成人学历教育低门槛化、学习方式灵活的优势不再明显，继续和普通高等教育保持同质化，会逐渐丧失特色，走向消亡也并非危言耸听。在不同教育类型层次鲜明，教育供给市场细分化的今天，成人教育更要发挥贴近社会接地气、贴近在职人员职业需求的优势，以职业化教学为特色，确立以在职人员职业能力提升、职场竞争能力提高为导向的实用性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实用性并不排斥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成人教育的职业化发展并不意味着其他教学环节的忽视，也不意味着盲目的扩招和理论教学的弱化”。[7]我们是在学历教育的大前提下探讨职业化，缺乏成体系的专业知识是不能称为学历教育的，因此职业化是在掌握必需的理论知识基础上进行的，理论知识是根本，在此基础上再拓展职业能力、满足职业发展需求，二者是皮与毛的关系。不能过分强调职业技能的培训与训练而忽视理论学习，那样可能滑向只有技能没有专业知识的极端，将学历教育培训化，将理论知识无用化。轻视构成专业知识体系核心的理论之核，缺乏学历所必备的理论学术素养，就好比没有内功功底的武术，缺乏进一步向上提升的基石，必然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下滑。
2.课程设置的构想
（1）课程体系宜简单化。可设公共课、专业课、综合实践课三个板块，各板块学分之比为3∶6∶1，公共课、专业课相应分必修课、选修课，必修课、选修课学分之比以6∶4为宜。选修课开设的总门数不宜太多，因为成人学习者一来不像普通高校学生有广泛的兴趣爱好，二来并不通过选修课学习这一途径来提升素质，选修课过多并无实益，甚至反而导致师资的不足。（2）在具体课程设置上，鉴于法律事务专科未开设法理学课程，在本科阶段应开设法理学，以帮助学生形成系统的法律思维方式，为未来更高层次的专业学习奠定理论基础。首先，有学者认为专升本课程“应以专科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标，基础课程应少而精，理论知识应以实用、够用为度，不能盲目以宽口径、厚基础来要求‘专升本’学生”。[8]不过，本科毕竟不同于专科，本科的教学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理论性的或具有相应的理论教学要求，“可以要求完成一个研究项目或一篇论文，为从事高技术要求的专业或为进入高级研究计划提供所需的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相较于专科的应用性，本科应该具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和相对完备的知识结构，因此要注重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其次，根据2018年4月司法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不能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成人学历教育毕业生很难再从事律师、公证、司法人员等职业。与国家政策相适应，可以考虑删除律师实务类课程，代之以行政执法实务、交通管理执法实务、婚姻家庭继承法律等课程，以与法学本科学生大量从事的行政执法、行政辅助执法、社区服务等工作的内容相适应。最后，为增加课程的实用性，可以用司法文书取代法律文书课程，加大实务中常用、常见的行政执法文书、调解文书的教学内容。囿于篇幅，具体课程的设置不能一一而论，要注意的是，目前的成人学历教育法学本科是专升本专业，在课程设置时要考虑如何与专科课程科学衔接，尤应避免在课程名称、教学内容上的简单重复。
3.课程内容建构的职业化
课程内容建构，包括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与调整，在广义上还应包括考试以及实践环节的设计，以下分别说明之。（1）根据成人学习的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进一步增强课程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成人学历教育“在教材、教学内容上应体现‘学以致用’的原则，讲究实用性，在课程内容上要结合专业实际和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增减、融合或重组”，[9]即教学中不一定面面俱到，根据成人学生行业特点，合理增删教学内容或根据实际对教学重点适当做出调整，以实现针对性施教。以司法文书课程为例，可以减少判决书、起诉状、答辩状、辩护词等诉讼文书的教学，加大调解文书、公证文书、现场笔录、行政申请、案情通报、行政执法处理决定、行政决定、听证文书、家庭纠纷调处协议、遗嘱等常用、常见的行政、民事文书的训练。应该讲，课程内容建构合理性与教学成效的最直接评价指标是学生在单位上的好评度、职位晋升速率、跳槽成功率等，但在缺乏学生追踪数据的条件下，目前更多还是通过考试、实践环节来验证。因此，在对课程教学内容做出调整后，还需要对考试、试题设计及实践环节做出相应变更。（2）题型、考题的均衡化。教学内容的变化必然要求考试题型、试题与之相适应，方能实现教考一致性。在设计成人教育考试题型时，可以减少名词解释、概念比较、问答、论述等记忆类题型，增加分析类题型如判断分析、案例分析等，适应成年人机械记忆衰退的特点。在试题设计时，可以将概念、特征等知识点生活现象化，通过对生活现象的判断帮助学生掌握基本原理。当然，这客观上增加了试题难度系数，尽管没人喜欢死记硬背，但分析型试题的灵活性和困难度显然高于死记硬背型试题。教师首先要掌握好度，平衡好记忆题与分析题的比重，根据及格率、学生反馈及时调整比例，避免发生大规模不及格现象；其次要适度控制试题的灵活性，减少试题的迷惑点；最后要加强对学生的辅导尤其是面授辅导或案例分析专项练习，在面授中有意识加入小案例的分析，切实提高学生思维与分析能力。（3）课程内容的合理建构同时也要反映在实践教学环节上。目前，成人学生跨职业、跨专业学习比例相当高，据统计，有68.18%的法学本科学生没有从事法律实务的经历，有15.91%的学生是为了换工作而新选择法学专业，他们没有专业背景，更没有实践经验，让这些零基础的“法律素人”建立起起码的专业感性认识非常迫切。组织学生观摩庭审，到律师事务所参观，听律师讲授实务基础知识与经验、初步掌握具体个案的办案流程和涉及的协同部门等，都是可行的办法。为此，需要建立一批实践教学基地，通过专业见习、课内实践教学尽快形成对法律的直观认识以及作为专业人的自我定位。其次，法律咨询仍然不失为实践能力锻炼的好方式。生活现象千奇百怪，用预先制定好的几百条、几千条法律条文来应对大千世界总有捉襟见肘的不足。为了把千奇百怪的生活现象与法律条文相对应，就要把这些现象背后的实质进行梳理提炼，提炼成符合法律规范所要求的事实构成，即把生活事实提炼为法律事实，再将之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相比对，界定其法律关系性质，再区分容易混淆或似是而非的法律规范，找出正确适用的法律关系，明确具体权利和义务。剖析真实的纠纷最能锻炼对所学法律知识的灵活运用和分析能力，是把“纸法”变成“活法”的不二途径。通过法律咨询接触到鲜活真实的案情，在对其进行法理分析的过程中，学生必然会有“书到用时方恨少”，所学知识严重不足、难敷应用之感，会促进他们努力钻研法学知识，在学习中带着解决问题的意识主动思考，增强学习效果。
4.综合实践考核方式的多元化
长期以来，法学综合实践环节都被设定为综合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两部分，毕业论文通常计5学分，不仅在分值上高于3学分的综合实践（以国家开放大学法学本科教学计划为例），同时还因与学位挂钩而倍显重要，写毕业论文是毕业前的最后一环已成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认识。不容否认，写作论文可以训练逻辑思维与分析能力，论文成为公认的综合实践考核方式也有其合理性，但论文就其实质而言是理论化的成果，用一个理论化的成果作为实践成绩的评价标准似乎本身就说明了实践环节考核方式上的无奈。正如法学实践教学应包含“实践性法律课程体系（包括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专题辩论教学法、法律诊所式教学法）、社会实践课程体系（包括社会调查教学法、法院旁听教学法、法律咨询教学法）、实习课程体系（包括中期实习和毕业实习）、论文课程体系（包括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10]等多种课程体系，也应允许多元化的实践教学考核方式并存。根据法律职业能力的培养需求，可以“提供更多的毕业设计选项，给予学生一定的选择自由，致力于更高层次学习的或对法学理论感兴趣的可以选择写作论文……其他致力于法律实务工作的可以通过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法律文书来增强实践训练”。[11]因此，需要改变那种将论文等同于毕业设计的“唯论文”的一元考核方式，使综合实践考核方式多元化，实现实践教学的实践性这一本质属性的回归。为配合综合实践考核方式的多元化，前期需要加强课程内实践教学，在教学中有意识增加文书写作和案例分析的训练，同时通过举办司法文书写作、案例分析比赛等活动，营造重实践重技能的教学氛围。
5.职业化与人文性相统一
职业化是法学专业教学改革的方向，但职业化与教育的人文性不仅并不矛盾，更是相得益彰。《尚书•周书•泰誓上》载，“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对人的教育不是简单的授予数理技艺或谋生技能，而是知识技能与文化素养的综合提升，也是对心智、心灵、情操的培育和陶冶，还是对人格、人品和人性的锤炼和完善。教育担负着传承文明、启迪民智、立德树人的使命，其终极关怀并不在于知识是否被传授，而是受教育者的品质是否完善、人格是否健全。换句话说，只有具有人文情怀的教育才能于无声处感动人心，于细微处浸润心灵，才能持久弥新，才是富含旺盛生命力的。而缺乏人文情怀的教育则不仅可能陷入功利主义、机会主义之中，还可能培养出缺乏关爱情怀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或无视伦理的利己主义者。即使是以技能培养见长的职业教育，也非一味地传授技艺，也务必要保证职业化与人文性相统一。可以进一步讲，职业化是表，人文性是本，职业化应服务于人文素质的提升。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第十六条也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科学合理设置课程，将职业道德、人文素养教育贯穿培养全过程。”成人学历教育学生尽管心智接近或已经成熟，其受教育的目的也千差万别，但不等于没有进一步提升人文素养的教育需求。要实现培养具有爱国爱党爱人民、爱岗敬业、奉献社会情怀的人才培养目标，还必须加强以思想品德、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为核心的人文教育，开设好文化、人文素质类课程、讲座或实践活动，实现职业化与人文性并重齐飞，使成人学历教育焕发持久的生命力和活力。
作者:马蒂 谭睿娟 韩雪 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