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方法论文范例

1研究过程与方法

首先，笔者对中国知网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登载的近3年(截止于2013年12月)我国音乐学硕士学位论文进行网络检索，逐篇阅读论文的“摘要”和“绪论”等包含有研究思路或研究方法的部分，下载了所有以社会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硕士学位论文;然后通过内容分析法选择了其中与音乐教育选题相关的23所高校的108篇硕士学位论文作为分析样本．论文“研究方法”维度的数据统计主要是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包括研究方法名称、数量、种类以及参考文献等信息，然后对所获数据进行建档、整理和统计，最后以这些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统计和逻辑分析．研究不仅对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进行分析，而且，对反映研究者方法论立场的问题进行探讨，从宏观的方法学视角检视和讨论各篇样本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情况，力图清晰地描述出目前音乐教育社会调查研究类硕士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的现状和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音乐教育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学态势．

2样本论文的方法学特征

2．1实现定量与定性资料收集方法的组合运用

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是社会调查收集资料的标志性方法．然而，调查发现，只单独运用这两种方法收集调查资料的样本论文仅有10篇，而把定性资料收集技术同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组合起来进行运用的样本论文却有98篇(90．7%)，其中，无结构式访问法(97篇，89．8%)和现场观察法(34篇，31．5%)是被组合运用频次最高的两种定性资料收集方法．说明样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定性资料收集方法的组合运用，达到以定性资料来补充定量调查的结果，或把定性资料作为问卷调查的背景资料，实现两种资料的互相印证．暂且不论这两种研究预期能否实现，仅就研究方法运用而言，包容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混合方法研究正成为世界范围内研究方法论的发展方向，并且混合方法研究是教育研究的第三种范式．因此，在音乐教育研究方法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研究的背景下，样本论文对定量与定性资料收集方法的组合运用，不仅符合其母学科音乐学新的研究取向，也符合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方向，必然有利于音乐教育社会调查研究的发展和成熟．

2．2尝试运用多学科理论解决音乐教育实践问题

面对研究面越来越宽，研究问题越来越深的现状，保持音乐教育科学学术效力长久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运用多学科的理论进行研究工作．调查发现，明确表明了运用多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样本论文有34篇(31．5%)．这些论文大胆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从多学科角度对同一音乐教育现象或问题进行社会调查和研究，使得研究的论证更加全面、科学、深刻，提升了硕士学位论文的理论深度．然而，调查中也发现大部分使用了多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样本论文在分析深度、理论运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等方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由于硕士研究生层次的研究者属于音乐学的初学者群体，他们对跨学科、多学科的理论应用尚处于尝试阶段，出现这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种大胆的尝试，这为以后的研究者融合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进行音乐教育社会调查研究开辟了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在研究方法论上的意义不言而喻．

2010年9月26—27日，“多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早稻田大学国际日本文学•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大会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李春青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唐伟、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健、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黄卓越、早稻田大学教授高松寿夫分别为本次大会致辞。来自中国大陆、日本、瑞典、美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众多知名大学、研究机构的8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论文。

一传统文学思想研究与当代文论建构

传统文学思想与当代文论建设的关系在理论界是一个常论常新的问题。无论是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学者还是致力于当代文论建构的学者都要对这个基本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在这个基本问题的视域之下，一系列的相关问题都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如何认识自己的传统？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展开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为中国文学思想研究定位？与几年前理论界热烈讨论的“理论焦虑”现象相比，此次会议出现了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正在试图以具体的研究成果为理论建设夯实根基，在中国文学思想研究领域发出更加坚实有力的声音。这些研究成果当中既有对理论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和反思，也有具体的个案研究；既有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清理，又有开掘理论研究新视角的探索，正如主持分会场讨论的程正民教授谈到的感受：过去谈的“多元”更多的是理论上的描述和要求，今天的“多元”则有了丰富的实践成果。

（一）考镜源流，彰显传统理论资源

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在《〈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一文中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认为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他指出，研究者们关注中国文学的“情”的传统，却忽略了中华古文论中“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刘勰所提出的从“物感”论到“情观”论，恰好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因此，研究者应对刘勰的“物以情观”的理论以更多的关注。南开大学的卢盛江教授在《蜂腰论》一文中认为“蜂腰”应以《文镜秘府论》的解释为准，蜂腰为什么是病犯，是考虑到句中节奏点。永明诗人提出蜂腰，诗作又犯蜂腰，是因为声律追求自身有矛盾，一些病犯规则从理论的提出到创作中实际运用有一个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圣元教授在《唐宋类书“文部”的文献文体学价值》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类书尤其是唐宋类书最丰富、最集中、最系统地把中国古代文体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具有“综罗文体资料文献”的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杜书瀛教授在《关于“评点”》一文中认为，“评点”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典型形态和主要样式之一；通过对评点源流、理论形态特征、组成因素的清理和分析，他认为“评点”这种批评方式最切合中国人把握对象、感受对象的心理特点和思维方式。北京师范大学李壮鹰教授在论文《“选官”与“选佛”》中探讨了士林与禅林的风习的交相影响，并重点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唐后士人在贡举中形成的文人集团的组织形式是受了禅家“选佛”机制的启发，二是唐代的“秀句”、“格”、“式”等诗论著作形式也是士人选官与禅僧选佛交相影响的结果。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在《论高启诗歌审美观念的转变》一文中对高启的诗学观念进行了考察，认为入明之后，其诗学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张格、意、趣的兼顾，表现在创作上则是台阁诗与咏怀诗的兼顾。但由于明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从而使其诗学理想与创作实践同归于失落。首都师范大学吴相洲教授在《“绮靡”解》中认为：陆机《文赋》中所说“绮靡”是指诗歌声律而言；“诗缘情而绮靡”实际上承袭了儒家对诗歌的一贯看法；后世学人对“绮靡”的种种指责其实是一种误会。北京师范大学姚爱斌副教授在《王夫之〈诗•小雅•采薇〉评语的症候式解读》当中认为王夫之在评语中提出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的观点，不但与诗意不合，也有悖其本人的诗歌情景观。忻州师范学院刘淮南教授认为《文心雕龙•原道篇》在文学理论基础的建构和文化血脉的承接方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北京语言大学郭鹏教授在《论“邵康节体”》一文中探讨了“邵康节体”作为一种特色化诗体从开始确立到流传的过程，辨析了包括《沧浪诗话》在内的宋人诗评中所谓“邵康节体”的本来含义。安庆师范学院方锡球教授认为明代中后期，唐诗学研究出现大量论争，最著者乃是“唐无五古”、“唐人七律第一”、“李杜优劣”等争议。在这些论争中，包含艺术理想范型与诗歌高潮、范型与诗歌衰落的关系，关涉“诗变”问题。

（二）理论话语资源的重新审视香港教育学院的陈国球教授在《“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以陈世骧之说为例》一文中集中探析陈世骧的中国文学史论，对“抒情传统”的提出背景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的清理和辨析。值得关注的是，本篇论文以翔实的资料展现出陈世骧站在中西比较的角度来阐明自己观点的文化立场，已经表现出那一代学人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时，重新审视自身文化传统的自我意识和努力。他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陈世骧“抒情传统”的论断在解释中国文学和文化时，仍有不小的理论阐释空间。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试图激活传统文论中的“感兴”传统，为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当代文学研究拓展阐释空间。他认为无论是“典型”还是“意境”这些来自古典传统的批评术语，都要回到“感兴”。他提出要把感兴和修辞论结合起来，即：感兴修辞，以弥补中国现代文论术语缺乏的困境。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教授在《从道器角度观察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知识建构》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仅应注重其具体的理论学说，范畴命题，以及演变发展的通史，更应注重背后的精神价值的开掘与承传。要使中国古代文论走出以古释古的范围，与当代文学活动相融汇，变为当代文论发展与延伸的精神资源，这种创造性的精神阐释与承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p#分页标题#e#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的吴子林副编审以历史主义的精神透视、辨析了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两个诗学命题，提出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孔子诗学思想的最高旨趣；孔子的诗学思想与其说是“实用”的或“功利主义”的，毋宁说是重视自我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中国社科院彭亚非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可以说是一种哲思文化，正是中国哲思文化与智慧文化特有的终极追问意识，影响了乃至决定了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特有本性。这一特有本性与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文构示意性叙事形式的结合，便形成了中国文学理念中相应的感知、意会的诗歌接受与阐释传统。中国传媒大学张晶教授则从中国文论及艺术理论中发掘中国美学中的生命感及空间感。以此来重新观照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物色”范畴以及“气化”思想，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特征打开了一个新鲜的视角。北京师范大学程正民教授认为，中国的文论研究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通过国际交流，通过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在世界文论的大背景和大格局中突显中国文艺思想的独特价值、地位影响。他着重介绍了巴赫金“外位性”理论对于文学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西南大学代迅教授认为中国的文论研究要摆脱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观念，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民族国家的跨文化资源，中国文论在异域的传播并富于建设性地融入西方文论体系，在世界主义文论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辽宁大学的高楠教授认为，文学理论的品格在于向着文学生成，因此他提醒研究者要始终着眼于从文学经验的维度出发来进行理论的阐发和开拓。北京师范大学毛峰教授则借鉴了传播学的理论资源来探讨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的黄卓越教授在《批评史、文论史及其它》中指出，在目前所称的“文论史”的概念中，应当关注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批评史”概念的独特性，这源于批评史的概念在提出时所注入的特定内涵。由此可见，文论史的概念不仅不能全部囊括批评史的意义，而且二者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着某种裂隙与紧张。通过对文论史概念的批判性反思，“理论之后”的趋势正在逐渐形成。因此黄卓越教授将批评史、文论史两个概念的区分作为重新理解学科史范式及其转换的重要命题。

一、“儿童学”概念与学科建设

在《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卫平梳理了他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们就中国儿童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2007年启动了《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系列的编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推出“儿童学学科建设笔谈”，2011年11月开始与《中国社会科学报》合作开设“儿童文化研究”专栏，2013年儿童节前夕《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学者呼吁“使儿童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很有必要”》的专题采访文章。方卫平自言:“这几项工作，既是对浙江师范大学原有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想通过这一研究传统的推进，来与国际范围内持续升温的儿童研究事业形成一种及时的呼应和对接。”这段话可以视为方卫平推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动因。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卫平又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开了“2013儿童学学科建设高峰论坛”，邀请全国儿童研究领域的学者与会，就儿童学的学科史与儿童史、新时期儿童学的学科定位、儿童学建构与重构的合理性、儿童学的可能图像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次会议一方面谋划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试图整合全国儿童研究队伍的一次努力。相信这些年围绕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国儿童学发展史上，会留下值得记述的一页。作为在国内倡导儿童学学科重建的学者，方卫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学本身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这个概念里的‘学’字，与英语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儿童学在当代英语世界最常见的对位词，便是childstudy。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可见，方卫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为中文“儿童学”的对位词。这一界定是值得关注的。他在《前言》中还说:“正是考虑到当代儿童学学科建设本身对于传统儿童研究的独特意义，近年来，我个人特别关注从狭义的儿童学范畴来探讨目前的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这一点也体现在2012年的《中国儿童文化年度报告》工作中。在该年度报告的‘热点聚集’板块，专门设立了‘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对2012年国内学术界围绕着儿童学学科基础理论展开的探讨进行梳理、呈现并评述。”(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方卫平所提到的“‘儿童学’研究”专栏是由郑素华撰写的。其实方卫平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儿童学’研究”的论文。郑素华在“‘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发表了《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对近几年“儿童学”大讨论产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对“儿童学”的概念界定、儿童学的一般属性和学科定位、儿童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儿童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儿童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认识。

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起点，当然是对“儿童学”概念给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强在其《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中审慎地透露出儿童学学科成为现实的种种困难。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试图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为全面研究儿童的科学。在其以德语写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儿童学的体系:1．过去的儿童;2．当今的儿童;3．儿童学中的实验室方法。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儿童学概念的自然科学本质。在我看来，他的儿童学方法论太窄狭，当然难以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沈俊强指出:“儿童学最终在欧美国家还是未能成为一门综合儿童各门学科相关知识为一体的独立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严谨规范的方法论、学科范围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统摄性的理论。虽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儿童学仍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个‘儿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词，作为一门学科，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儿童学是继续作为‘儿童研究’的代名词，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是儿童学进一步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关于儿童学是儿童研究，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识仍然还在探讨阶段。儿童社会学、儿童文化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等研究成果的总和，若然就可称之为儿童学，那其实就是可以直接丢弃Paidology这个术语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强《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到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沈俊强是主张丢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这个概念的。我赞同沈俊强的观点。因为克里斯曼对作为学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无法实现儿童学作为学科而独立存在的使命。对儿童的“科学”研究是具体的局部的研究，一旦离开其所属的相应学科的支撑，这种研究就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如果儿童学志在形成纯粹的科学，那么它要么空无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独立形态的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生硬地聚拢在一起，但这种聚拢不是逻辑的、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克里斯曼意义上的儿童学在历史上的没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设一门儿童学?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门儿童学的学科?在《儿童学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认为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是困难的。儿童学的学科边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儿童学的学科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如果我们抛弃克里斯曼对儿童学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门新的儿童学是可能诞生的。“现在看来，儿童学宜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广义的儿童学即与童年研究相关的一切学问，包括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这些看法与沈俊强的说法是容易形成共鸣的。不过，郑素华在《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对我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一些论者把‘儿童学’界定为童年或儿童哲学，这一狭义的概念为儿童学划定了一个具体的范围。但是儿童哲学却并非就是儿童学，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其似乎也不足以视为儿童学的独特性特征。”针对这一质疑，有必要做一点点解释:我的这种想法是在抛弃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的想法为前提的，当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为儿童学划定的范围不是具体的，它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为圆心，以哲学方法探讨儿童问题时需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为半径。为什么要用儿童哲学作为狭义的儿童学?这是因为儿童学可能还包括儿童心理学、儿童社会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学……这些学科都是研究儿童的，但是，它们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由于是它们的母学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儿童心理学是研究儿童的，所以可以被儿童学所容括，但事实上，儿童心理学与其说属于儿童学，还不如说它更属于心理学学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心理学学科的。同样，儿童史学属于历史学，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历史学学科的，例如《儿童世纪》这本书是一位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学专著，并对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进展有重要贡献，当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儿童，也可以属于儿童学。

……这些学科相互间往往是封闭的，但由于研究对象是围绕儿童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于是儿童成为它们相互联系的纽带。我们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它们与儿童哲学整合在一起，便是广义的儿童学学科。狭义的儿童学与广义的儿童学具有怎样的关系?皮亚杰曾经将学术研究分为哲学和科学，哲学是对整体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学是对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这刚好可以解释将儿童学分为广狭两部分。方卫平也将儿童学本身分为广狭两部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而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这一界定遇到的难题是，狭义的儿童学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如何界定。不过，这让我想到作为学科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但同时还有自然科学总论，这个自然科学总论如果往形而上学迈一步，便与自然哲学融在一起。方卫平的“儿童学”学科模型类似于“自然科学”学科。我的儿童学学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学与科学的辩证关系。我的广狭两分法与方卫平的两分法是可以会通的。当然，儿童学学科在这种两分法基础上，又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小林登试图建设“儿童科学”体系，这个“儿童科学”只可能是学科群，是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却不可能形成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儿童科学。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中，也有学者试图论证童年学学科创建的可能性。“与倡导儿童学的旨趣有别，一些学者基于当代童年研究的进展、童年现实的复杂性，而提出一门以童年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童年问题的学科即童年学创建的可能性。尽管‘命名’不同，意蕴有所侧重，但涉及到议题却有诸多交叉之处。这样的探讨，如果理论层面上继续深入的话，或会与儿童学形成良性的竞争性互动。”(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者也许要问:儿童学以外还有童年学吗?或者童年学以外还有儿童学吗?在我看来，儿童学与童年学是辩证统一的。儿童在其年龄维度上就是童年。通过研究童年我们了解儿童，通过研究儿童我们了解童年。童年是儿童和成人的童年，儿童是在童年这个年龄维度上的现实形态。不可能存在分别独立的儿童学和童年学。它们其实是一个学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童年学与儿童学的关系就是这里的岭峰关系，乍看不同，其实为一。克里斯曼的儿童学曾经传遍欧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学科定位存在问题。不过，儿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20世纪出现了皮亚杰等著名的儿童研究者，许多学科都对童年有过出色的研究。今天我们讨论儿童学是否可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的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儿童学学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为儿童学学科发展建构一个库恩式“范式”，寻找学科的共同话题、基本规范和基本共识，呼朋引伴，凝聚队伍，建设学术共同体，为进一步拓展儿童学学科的发展空间以及寻找儿童学大发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关系

儿童研究与教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儿童的“发现”导致了教育学现代体系的诞生，便是历史给出的证明。沈俊强在《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儿童学与教育学”为标题，专门探讨儿童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他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地区的儿童教育有了一个新图景。生理学、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促成了儿童研究的深入;伴随着欧洲大陆的新教育运动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儿童中心论开始流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教育的传统看法。儿童学在这样的时代中被提出，表明人们有为儿童研究创立专门的知识体系的强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强将儿童学产生的背景主要归因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儿童教育的大繁荣，或者说，在他看来，儿童学产生于教育学大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学(paidology)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教育学(pedagogy)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结论是符合史实的。应当强调的是，美欧的儿童研究运动对于教育学“儿童中心”观念的壮大立下汗马功劳。霍尔于1891年创建《教育学园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这家期刊是教育学杂志。由此可窥见，当时的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亲密关系。霍尔一定是洞见了这一亲密关系，所以便用教育学刊物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成果。事实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尔在全国教育协会发表演讲，提议把儿童研究作为教育学的核心。他说:“儿童研究应该成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顺序的基础。”(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转引自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尔建议全国教育协会在其内部成立科学的教育学委员会。

教育协会接受了建议，并号召教育工作者以儿童研究为核心建设科学的教育学，从而使儿童研究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学园地》季刊上发表《儿童的倾听》(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儿童学(paidology)这一概念;1894年在《论坛》(TheForum)第二期上，发表《儿童研究:一个新的教育部门》的文章，详细阐述创建儿童学系的想法(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赵霞《儿童学:学科体系及其当代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学杂志提出“儿童学”概念，又将儿童研究视为“新的教育部门”，由此可见“儿童学”甫一出世便与教育学结下不解之缘。儿童研究为教育学的创新和提升功不可没。沈俊强写道:“总体上说，随着儿童研究的深入开展，现代社会确立起来的儿童利益至上、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给儿童以参与权、倾听儿童的声音等养育原则已成为儿童教育的基本共识，它也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创新的背景性原则。”这种看法恰好印证了1918年霍尔在全美教育协会所做演讲中的说法，这个演讲是为了纪念全美教育协会儿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尔说:“对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此之前，是儿童适应学校，而现在，整个教育体系都要根据儿童的需要与天性来建立。”(霍尔《儿童研究纵览》，载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段话很好地表达了儿童研究的教育学意义。事实上，在这次儿童研究运动以前，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已经在观念或哲学上建设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还将这种观念作为自己所创立学校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学校或幼儿园开展过“哥白尼式革命”。不过，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倡导学校应当产生由教师中心或教材中心转变为儿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确实是发生于此次儿童研究运动中的。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以后儿童观和教育观的革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推进的人的自我发现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权利的解放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有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不“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后，就必然产生教育学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时代精神使然，卢梭等人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时势造英雄，此之谓也!在时代精神所营造的春天里，儿童研究成为“运动”，形成热潮，也是历史使然和逻辑必然。儿童研究运动使启蒙运动以来“儿童发现”的哲学衍生出各门科学的丛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学、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的现代转型。

本文作者：郭帅 吴春秀 龚妍 单位：东丰县第二中学 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专题研究述评

高师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与基础课程改革研究

本专题的13篇论文皆以2001年以来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为背景，以高师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如何应对新课改提出的新需求和新挑战为主线，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那丽芳、秦本彬以云南几所高校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设置、教材、学生试讲及教法、师资状况，从课程设置和教师的知识结构两方面阐述如何优化课程设置以面对新课程观[3]。王来喜教授在课堂活动设计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应对新课程理念下学生新的学习方式和教师新的教学方式的转变，包括“同时使用两本教材”、“开展小组研究项目”和“写学期论文”[4]。虞洁在解读《英语课程标准》（2001实验稿）的基础上，对华东地区几所高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概括进行访查，总结教材、教法及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将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分为理论知识、微格教学、教师口语、多媒体课件制作等细类；分散、延长教学实践时间；利用课堂示范教学等[5]。董岩紧扣新课程标准，对改革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设置的合理性、教学方法选择的恰当性、教学评价手段的科学性展开探讨。各项对策具体直观，值得高师院校借鉴[6]。

高师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之教学方法研究

本专题共有七篇论文围绕高师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实施采用的教学法展开研究。其中四篇论文力推任务型教学法。周晓琳提出“树立源于中学、高于中学的教育理念”，提倡“强化探究性教学”以应对任务型教学法对传统教学理念、高师教学法教师和学生的挑战[7]。另外三篇分别对反思性教学、研究性教学和协商教学在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中的使用进行论述。陈少薇认为“反思性教学在英语教学法课程中的运用不仅可以使师生共同进步，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师范生批判反思能力，有效地将英语教学法思想内化为教学能力。”[8]应丽君教授针对现行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存在的问题论述和归纳了开展研究性教学的意义并付诸实践，取得良好成效[9]。刘夏芬教授建议通过加强与用人单位、学校管理者、学生三方的协商，优化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提高教学质量[10]。

高师英语学科教学论之教学手段研究

摘要：近几年专业学位教育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培养体系日趋成熟。值得重视的是数学学科教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质量的提升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题。文章从学生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导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对论文写作过程管理和评价体系进行了分析，对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教育硕士论文；写作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一、引言

1997年，我国开始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距今已经有22年的历史。而教育硕士培养质量主要体现在其学位论文的质量上。作为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是教育硕士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其创新能力的过程[1]。2014年，为了保证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等系列文件，将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作为一个重要的观测指标，建立研究生毕业前质量反馈和毕业后质量跟踪调查制度，加大对不合格学生的淘汰力度。因此，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就成为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数学教育硕士的学位论文有其自身的特点：（1）选题应来源于基础教育发展、改革的实际问题，要有明确的数学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2）学位论文既有教育学科性质，又具备数学学科特点，对学生的文理综合能力要求较高；（3）相对于理论创新而言，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对应用创新能力的要求更强。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既有内容上的要求，也有形式上的要求：学位论文在内容上的要求，主要指学位论文主体的内容结构安排以及内容水平上的要求；学位论文在形式上的要求，主要包括学位论文的形式结构、排版格式、字数等[2]。而大多数数学教育硕士在本科期间主要学习的是纯数学知识，理科综合能力较强，对于数学教育中的教育学、心理学以及论文写作等一些文科能力的培养不够好，导致其学位论文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目前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内容假大空，不能脚踏实地，大量摘抄往届论文成果内容，没有自己的逻辑框架，表达混乱；（2）论文地基不稳，没有经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与整理，论文内容缺少数据支撑，论证乏力；（3）态度不端正，不能严格按照学位论文写作要求规范论文格式，各种图标、数据等使用不规范；（4）缺乏创新，不能与中小学数学教育与管理实际相联系，实用性及学术价值不高。基于上述分析，将目前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保障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工作，探讨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问题，以使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更具指导性和操作性，从而达到有效地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目的，为数学及其相关专业领域的教育硕士学位论文指导和质量保障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文献综述

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为反映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已有许多专著或者文章对其进行了研究。刘良华教授[3]对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如怎样选题、怎样做“文献研究”、怎样写“开题报告”、怎样做“历史研究”、怎样做“调查研究”、怎样做“实验研究”、怎样做“理论研究”等。张定强教授[4]通过对数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写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指出目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王林全教授[5]针对数学教育硕士论文写作的保障机制，对如何指导数学教育硕士专业论文写作及答辩进行了分析与思考。卢锷教授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学科教学·数学）研究生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学位论文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看法。数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是当今社会的需要，是数学教师自身再学习、再发展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提高全民数学素质的需要[6]。数学教育硕士的培养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便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从选定研究领域，到认真查阅文献、收集相关资料撰写开题报告，再到利用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实际的研究，得出研究结果，最终形成完整的论文，这是大多数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写作之路。由此可见，要想形成数学教育硕士论文的保障体系，就要从论文写作的每个环节入手，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三、构建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议

［摘要］学年论文是本科生学术能力提升的关键性平台类专业课程。基于国内相关高校学年论文管理与实施相关规定，以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类专业学年论文管理与实施为例，阐释了学年论文管理与实施中的管理创新、现实困境与提升策略。强化指导教师的引进与培养，建立合理的指导教师奖惩机制，加大学术规范性和科学性培训，强化学术理论与方法论修养的培养，拓展调研支撑经费来源渠道，是学年论文管理与实施水平提升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学年论文;管理困境;管理创新

学年论文是本科生学术能力培养和提升的关键性专业平台课程，与毕业论文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目前，在学年论文的管理与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学生对学年论文重要性认识不够［1］、对学术缺乏足够的敬畏［2］、学年论文定位不明确和力度把握不当［3］、指导教师数量不足且缺乏有效的质量保证机制［4］、材料拼凑现象严重且创新性不强［5］、存档不及时及产学研脱钩［6］、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不衔接等问题［7］。针对这些问题，学界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包括强化学年论文在教学大纲设计中的地位与作用［8］，建立确保学年论文选题科学性的保障机制［9，10］，理顺学年论文指导机制与本科生导师制、产学研合作机制、师生双向选择机制等关系［11-13］，实现学年论文管理系统的科学设计并强化学年论文过程管理［14，15］，实施与学年论文相关的课程改革［16，17］，以及理顺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之间的衔接关系［18，19］。尽管学术界针对学术论文存在的问题及提升策略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然而仍缺乏针对经济类专业学生学术论文管理和实施困境与策略的专门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国内相关院校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的经验整理，以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类专业学年论文管理与实施为例，阐释经济类专业学年论文管理创新、现实困境与发展策略问题。

1他山之石:国内高校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中的经验借鉴

为了搞清楚国内高校在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中的好做法和优秀经验，笔者于2017年8～12月间，基于Google、Baidu等搜索引擎，搜集和整理了相关高校或学院涉及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等的相关规定，并重点收集了经济类专业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的相关规定，如表1和表2所示。

1．1国内高校对学年论文开课学期的设定

多数学校对学年论文开课学期都有明确的规定，仅有少数学校的规定不太明确，如黑龙江大学规定学年论文应该在专业必修课程基本结束的学期内。多数学校认为学年论文应该开设在第5学期或者第6学期，也有部分学校认为可以在第4学期开设。从学校层面看，大多认为学年论文仅应开设1次，仅有部分学校在第4学期和第6学期分别开展1次学年论文。学院层面对学年论文开设学期的相关规定基本与学校的规定一致。多数学院都强调应该在第6学期或者至少是第3学年开设学年论文课程，部分学院也认为学年论文在每个学年都应开设，如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等。学年论文开课学期是该课程实施的重要细节。开课学期过早或者过迟，均不利于该门课程作用的发挥。学年论文的开课必须建立在学生对专业学习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而且应该与毕业论文写作保持足够长的时间周期。由此，学年论文课程的开设最好应该放在第3学年。由于第3学年第2学期专业课程大多比较繁重，且部分优秀学生已经开始筹备考研，学年论文课程宜开设在第5学期。

摘要：初中阶段作文写作学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直接影响到学生的阅读与写作以及后期各门学科的学习和理解的程度。结合笔者多年的初中语文教学经验及线管论著、论文阅读，笔者发现当前初中语文作文教学中存在较多问题。，由于各地区具体情况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差异，从而导致各个初中学校作文写作现状和问题各有不同，世上没有放诸于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所有的方法都要从具体情况入手，为解决问题而服务。

关键词：初中语文；作文教学；问题；对策

理想状态下，作文的写作就是写作者真情实感的文字表达，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无需训练或者修改，甚至矫揉造作。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作文作为一种文体，我们写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记录，更是为了让阅读者理解我们，并实现作者和读者的精神层面的互动和沟通，并让读者与我们感同身受。因此，写作是需要一定的技能作为支撑的。然而，结合笔者多年的初中语文教学经验及线管论著、论文阅读，笔者发现当前初中语文作文教学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初中语文作文教学现存问题

（一）学生惧怕写作文

这点几乎在所有的初中语文教师中都能形成共鸣，在课堂上，只要布置作业，学生就“哀鸿遍野”，理由几乎都是出奇地一致，那就是不会写。写作表达对他们来说不是倾诉，更不是自我表达，而是一种凑字数式的沉重的负担。

（二）题材类同，内容苍白

一、专业“准人—准出”与多元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

1.准人方案设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选课的学习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准人课程可以设置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准人标准为: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所有通识通修类课程。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上述6J’丁专业准人课程的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外院系申请准人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4个准人课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2.准出方案设置

准出标准为:首先必须修完下列基础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其次，完成全校通识通修类课程、准人课程、专业准出课程，并取得所有学分。

3.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办学目标，应严格按照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复合类以及就业创业类这三种类型的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运作和施教。首先，认真培养从事本专业学习和深造的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为他们将来能成长为本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做好准备。该类学生除了要认真学习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之外，推荐选学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并且鼓励选学一级学科选修课。其次，积极支持学生们从事跨学科的、跨专业的学习和深造，在他们完成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之外，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学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在选学过程中，系里将提供一定的专业咨询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