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论文范例

摘要：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崛起，迫切需要高素质的城市轨道交通专业人才。为适应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发展步伐，各高校积极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城市轨道交通专业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从客运岗技能培养出发，将《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和《商务礼仪》进行联合教学，不仅可以加强专业建设，强化专业能力，还可以达到课程的结合互补，完善培养计划。

关键词：客运岗；课程联合；教学改革

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以“基础扎实、专长突出、实践与现场工作紧密结合”为特点，旨在培养熟悉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生产管理业务，能熟练操作相关设备设施，掌握城市轨道交通方面的基本理论与实际操作，具有较强的服务沟通能力、较强的服务他人意识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二、岗位技能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的对口就业岗位为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站务员、值班站长等客运岗位。客运岗主要负责维护站台的现场秩序、售票设备、票务秩序，日常的配票工作，正确处理临时问题等工作。除了科学的客运组织管理办法，优质的服务体系也是企业竞争的重要砝码。因此，企业需构建系统化的客运服务标准和管控策略，客运岗工作人员需提升客运服务水平，满足客运服务需求。

三、教学改革

本文作者：木斋 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有幸与傅璇琮先生结识，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但真正与傅先生开始有较为深入的学术交往，则开始于我的《古诗十九首》研究。我自2005年以来，陆续发表有关《古诗十九首》的系列论文，对十九首产生时间、时代背景等问题发表了颠覆性的个人见解，这一系列见解，虽然被后来很多学者评价为“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但在当时数年之内，却是一片沉寂。正是傅璇琮先生，首先发表了《〈古诗十九首〉研究的首次系统梳理和突破——评木斋的汉魏五言诗研究》，认为：“木斋有关古诗十九首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做是自梁启超发表‘东汉’说之后对古诗十九首和五言诗起源的第一次系统总结、第一次系统的梳理和第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突破，就其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其关于古诗十九首产生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结论，已经改写了文学史。”[1]以后，当我发表有关词体起源并非在民间的系列研究之后，傅先生再次撰文评价：“欲达到这种突破性的重写文学史，则必要进行文学观念、方法论上的革新木斋的词学研究和十九首的相关研究，在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其中体现出的一些新思路与方法更引发学界讨论提出词体发生于盛唐宫廷，开辟了以词体建构，或说是重写唐宋词史新的写作范式；而木斋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的出版问世，又标志了当前对古诗十九首与五言诗发生演变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对于傅先生这一系列的高度评价，我一方面感到十分惶恐，另一方面感到十分惭愧的是对于傅先生的学术思想缺乏研究，对于傅先生之所评价，就其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上难以寻找到源头。一直到今年为了写作这篇文章，才有了一个稍稍系统一些的反思，那就是通过对百年中国文学史、诗歌史的写作史的梳理，我看到了傅先生在这一巨大变革中的重要学术地位和重视创新与流变的学术方法论，以及傅先生奖掖后进、海纳百川的大家风范。

一、中国诗歌写作史之回顾与傅先生之重要地位

以我来看，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来说，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众多文学史、诗歌史样式的尝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传统的文学史写作。百年文学史写作，在民国时代，大抵还是作家、作品的摘引，并无连贯的史的概念，更缺少源流的历时性阐发。这种状态，如同马雍先生在民国时期出版的《苏李诗制作时代考》一书的《导言》中所说：“吾国之有文学史，盖始于光绪三十年（1904）林传甲氏之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史讲义。四十年来，坊间此类著作，约得七十余种。其间佳制固多，然大部囿于文苑传之范畴”，“夫囿于文苑传之范畴者，上之略得知人论世之旨，下之惟摘举集部一二名篇，系文苑列传，依次排比，略施品藻而已。”这段论述，对于抉发当时文学史写作之弊端，可谓切中肯綮。“囿于文苑传之范畴”可以说是早期文学史写作的概况。但其中也有几部不错的文学史，主要有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钱基博《中国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这些著作在林传甲、黄人等前辈的探索之后，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范式，但这些著作的诗歌史描述总还不脱离作家作品的罗列，缺少对文学史、诗歌史自身规律的探索。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用功十余年，于1932年由北平朴社出版，此著除以所引孤本秘笈之丰富为他人望尘莫及外，还尝试建立新的中国文学史框架。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愿要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的“中国文学史”，但就中国诗歌史源流关系的深度探索来说，还未能臻于完美。同样，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说：“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易言之，即除了一二部外，所叙述的几乎都有些缺憾唐五代的许多变文，金、元的几部诸宫调，宋、明的无数的短篇平话，明、清的许多重要的宝卷、弹词，有哪一部中国文学史会经涉笔记载过？不必说是那些新发见的与未被人注意着的文体了。”这些说法，一方面显示了作者新的文学史观念，增添了传统学者不重视甚至不认为是文学的一些变文、弹词、宝卷之类的俗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说明作者更为重视通俗文学部分。

无独有偶，陆侃如、冯沅君在1956年版的《中国诗史•自序》中坦言他们写作《中国诗史》时的一些问题：“这书初稿是在1925年—1930年间写成的。那时我们一方面受了右翼的‘整理国故’的影响，一方面也一知半解地浏览了一些1927年以后翻译出版的左翼文艺理论书籍，在思想上是非常混乱的我们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引用了布哈林与波格达诺夫的错误理论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的谬论，我们不止一次地移植了过来。”这虽然是一种反思，但这种反思又何尝不受上个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思潮的左右和支配呢？这些在意识形态话语支配下的文学史写作和诗歌史写作，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通病，并且延续至今。目前流行的诸多《中国文学史》版本，以袁行霈本为代表，代表了20世纪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方法。但21世纪以来，文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文学史写作需要及时反映新的学术观念、视角和成果。近年来出版的文学史，主要有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新著》[3]，后者“毅然抛弃历来惯用的王朝分期法，而采用将古代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大段”[4]。此外，作者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少现象也作了新的阐述，例如，历来的文学史把《孔雀东南飞》作为汉末建安时期的作品，该书则考证其为从建安到南朝的演变产物。增订本还对许多作品作了新的解读，对一些长期被忽视的重要作家作了介绍和评价。第二种是通史类的文学与历史文化交叉的跨学科研究，以傅璇琮、蒋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为代表。此类型的文学史写作，如同该作《总序》所说：这部《通论》是一个全新的设想它的基本思路和内容构成都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史著作。

历来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大多以王朝和文体为经纬，以作家为单元，依次叙述，优点是突出作家的历史贡献，缺点在于头绪较多，史和论，叙述的独立和交叉之间的关系不好处理，而且，整体性较差。我们认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揭示不同时代的创作范式，把握整个文学史运动的轨迹。围绕这一中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突破现有文学史著作的体例，横向开展文学史的综合研究。这段论述既有对以往文学史写作利弊的具体分析，又有对这部通论编纂设想的阐发。以这部《通论》为代表的横向式文学史研究，对于旧有文学史将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与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分割式的叙说，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文学史的起源、发生、演变，原本是生动、具体、鲜活地与各自的时代，包括其中的政治背景及哲学、宗教、科举制度、学术等水乳交融地存在着的，《通论》的这种研究，无疑较为接近文学史的历史真相，比较深刻地解析了文学史现象的历史文化构成原因。譬如其中《魏晋南北朝卷》，分别以“世族”、“佛教”、“音乐”、“绘画”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关系为题，《隋唐五代卷》则分别以隋唐五代文学与政治、传统思想、宗教、科举制度、艺术、交通、幕府、妇女之间的关系为题，这些章节课题本身就为文学史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从而将文学史的研究和阐发引向了更为辽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文学史新著》和《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可以视为自袁本文学史之后最有成就、最有特点、最有代表性的两部文学史力作。但重写文学史的学术史使命并未终结，时代期待着更有特色、更有创新力度、更为贴近文学史源流发展关系的新的文学史。“任何一部文学史，都还仅仅是当代史”，这句名言不妨可以理解为，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部文学史写作，都还不可避免地受到写作者所处时代意识形态、学术水准、方法论等多维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大略而言，胡适时代的文学史，由于当时帝制覆灭，民国初建，民众观念兴起，因此，主要为白话文学史、民众创造历史的文学史；以后，更升格为阶级斗争文学史、反映民生疾苦的文学史。同时，在文学史的结构框架上，也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将原本是一部生动的、有内在联系的完整的文学史，机械分割为这样的板块陈列。以往文学史的弊端，并非表面上的民众化、白话文学史化、庸俗社会学化，而是深入文学史内在的血液骨髓之中，影响到对文学史进程的总体诠释。#p#分页标题#e#

总体而论，这些文学史著作存在的问题，或由于时代原因，或由于体例限制，对于诗歌史部分的描述，则由于皆是大文学史的缘故，未能详尽周全，但都为我们专论诗歌史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其存在的问题，也正是我们努力突破的方向。第三种是文学编年史写作。编年体文学史的提出、倡导，同样出自傅璇琮先生。傅先生于1998年出版《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这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随后，编年体文学史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响应，如赵逵夫主编《先秦文学编年史》，刘跃进主编《秦汉文学编年史》等。傅先生说：“我出于个人的研究心得，觉得编年体研究，可能是整体研究中一条较有创新且有实效之路”[5]2。确实如此，品读《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会产生刘知几《史通•杂识上》所说的“虽燕赵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相接”的感受。第四种是源流史类型。按照索绪尔的说法，学术研究分为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两大类别，共时性研究是历时性研究的基础，历时性研究才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这无疑是正确的。譬如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甚至对某一个微小问题的考辨，就是为了能较为接近历史真相地解读文学史自古至今的源流演变的历程，从而达到以历史为借鉴、认识自己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更为清晰地认知傅先生倡导的编年体的流变式研究和通论式的横向研究的深远意义，它们为源流式的这一历时性文学史研究的提出和完成，分别从横向和纵向奠定了有力的基础。编年体和源流体，同为历时性研究，两者之间有何不同呢？编年体以时间为序，依次陈列文学史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确实能使人有文学史发生的历史长河的切身感。而源流式的文学史、诗歌史写作，则需要借助多重的研究方法，来阐发文学史和诗歌史的源流关系。如同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后经过陈寅恪、闻一多、姜亮夫、饶宗颐等先生补充为三重证据法，并随之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在运用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还要运用文化哲学、文艺学、美学等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去研究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的特质与源流等，从而达到较为接近历史真相地阐述整个诗歌史的源流历程。

严耕望的特殊之处

若换个角度稍加比较，严耕望在这批史语所同仁中，似乎又是比较特殊的成员。

(一)毛遂自荐加入史语所1944年春，严耕望自成都赴任安徽学院，因战事影响滞留重庆。此时的他抑郁不得志，“生活不安，无缘常亲书册，诚恐一切理想均成幻影”卷三227。无奈之下，严氏于1945年7月毛遂自荐，向傅斯年寄交了申请书信及三篇学术论文，欲入史语所读书研究。未想竟不出一个月即得傅氏同意，其回信中云:“大著匆匆拜赞，甚佩。敝所近年亦甚凋零，辱承不弃，何幸如之!……以大著论，自当为助理研究员，然若毕业未满两年，亦只可为助理员，……大著已寄李庄开会审查，当可通过。”此种情况在当时及之前均非常例。

从现存的史语所及傅斯年档案获悉，在此前的1936年，郭绍虞亦曾向傅氏写信自荐欲进史语所，并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结果却以“不在本所研究范围之内”被回绝。同样，傅氏也拒绝了由罗文干和汪兆铭推荐的吴廷燮加入史语所。另外诸如马衡、钟凤年、王世襄、蔡哲夫、薛砺若等亦被傅氏以“本所限于经费”、“一时无法借重”等托词而拒之门外。而严耕望之所以能入史语所，除了此前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的推荐，更主要的则是因为严氏论著所反映出的治学路数与风格，包括其运用史料的观点以及其他诸如在工具、方法与治学心态等方面，均与傅斯年所提倡的新学术标准相接近。同样，我们也可从其他受傅氏赏识而被招入史语所的陈述、周一良、王利器等情况看出:“这些他所垂青的学生，无一例外都在史料考证方面显示出相当的功力和才华”，“更确切些说，其所钟情和肯定的乃是科学实证一派的治学路向，顺之者纳，异之者拒。”这一拒一纳之间，体现的正是傅斯年在史语所创立之初定下的用人原则:“当确定旨趣，以为新向，以当工作之径，以吸引同好之人，以敬谢与此项客观的史学、语学不同趣者”。古人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趣相投，故引为同道;相反，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了。

(二)傅斯年之青睐

严耕望加入史语所之后，亦颇受傅斯年青睐。严氏在第一次与傅斯年见面时即做出了不服从领导安排的选择，素有家长制作风的傅斯年却并不以为忤。1946年史语所复员南京。随这次搬迁的还有大批史语所新旧藏善本书库(包括三万多份的珍贵石刻拓本)。傅斯年对此极为重视，向来指派极可信任的中下级人员去保管这批尚未登记的宝贝。此次即把重任委派给入所仅逾一年，资历尚浅的严耕望。获如此得天独厚的工作机会，对其自身学术功力的增长无疑帮助甚大，同时也意味着对他的信任与栽培。严氏论著特色之一即大量引用石碑刻材料，还曾一度得到傅斯年此方面的指导。严氏大量利用史语所收藏的各种碑刻拓本，作为自己考证制度的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依据，以此解决了制度史上诸多关键问题，取得重大学术成就，发前人未发之覆。故有史语所同事甚至半开玩笑说严氏已成傅斯年面前的红人。

傅斯年对严耕望的关切还体现在其他方面。诸如傅斯年得知严氏家庭经济状况不佳时，即把自己为教育部审查论文的钱送给了他，以解燃眉之急。傅斯年又主动帮助严氏妻子安排工作。1949年史语所迁台时，傅斯年更是亲自通知严氏随所准备，并破例安排其岳母一并同行。来台后，傅斯年仍不时关心严氏生活，对其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赞赏有加。严耕望对傅斯年此知遇之恩念兹在兹，以实际学术贡献作为他最好的也是最后的回报。

一、50年代中期，《新闻学译丛》对“大众传播学”的最早引进

“传播”一词渊源甚早，据新闻传播史家考证，“传播”一词至今已有1400年以上的历史。据《北史•突厥传》云：“以敕有司，肃告郊庙，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这当是中文“传播”一词最早之语源。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新闻学者却把“mass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译为“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把“大众传播媒介”翻译成“群众交通机构”，或“群众思想交通工具”。1956年初到1957年6月，我国新闻业界及学界曾经开展过短期的新闻改革活动。在此期间，复旦大学新闻系在王中的领导下，走在新闻改革的前列。1956年3月20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新闻学译丛》第一期出版（5月30日再版）。1956年，该刊共出三期；到1957年6月止，又出了两期，前后共出五期。《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1期（3月20日出版）首载《编者的说明》云：“《新闻学译丛》是以介绍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进步报刊的工作经验为目的的一个期刊，它可以作为各兄弟学校新闻系的教师和学生，以及新闻工作者、宣传鼓动干部进行研究与工作的参考读物。”因此，第一期的内容，译载了苏联联共（布）中央有关报刊的文件。《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2期（6月5日出版）除继续译载苏联报刊社论、联共（布）中央关于报刊工作的文件、苏联新闻事业概况等资料外，还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的内容，包括《美国报刊简史》、《美国报纸的组织机构》、《美国报纸和报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等译文。

《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3期（1956年11月15日出版）起，开始引进“大众传播学”的概念。该期刊登的由刘同舜翻译的《拆穿自由、独立报纸的西洋镜》一文中，他首次将“大众传媒”及“大众传播工具”译成“群众交通机构”云：“（美国的）群众交通机构是一种大企业，他们的老板就是大企业家。战前，美国消费者在四万家群众交通机构方面花了25亿美元，相当于该年总消费数字的二十七分之一。”“单是广告费这一项，‘消费者’向‘群众交通’企业的支出已年达65亿元之巨。”［1］61－67《新闻学译丛》1957年第1期（1957年3月5日出版）刊载的由郑北渭翻译的《美国报纸的职能》一文中，他最早正式地把英语MassCom?munications译作“群众思想交通”。他还在该译文中云：“报纸是‘群众思想交通’（masscom?munications）工具之一。其他主要的‘群众思想交通’工具有：杂志、广播、电影等。这些工具有一种到三种的职能，他们可以传播消息和知识，可以用言论来影响群众，最后是一种娱人的作用。要做到企业化，他们最起码要能很成功地做好三种（功能）之一”。

几乎在同一时期，王中在其《新闻学原理大纲》（写作于1956年9月至1957年初）中，最早将MassCommunication译为“大众传播”。他说：“美、日将报纸、广播、电视等总称为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见《王中文集》第38页）。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新闻学原理大纲》被当作供批判用的“靶子”，收入图书资料组编的《新闻界反右派斗争资料汇编》第二辑（1957年10月面世）中。以后又收入赵凯主编的《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二、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及《世界新闻事业》对引进“公众传播”及“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的贡献

1957年6月《新闻学译丛》停刊，21年之后的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继承《新闻学译丛》的传统，又创刊了《外国新闻事业资料》。该刊第一期首载《编者的话》云：“本刊将有重点的译载和介绍反映外国新闻事业情况和动向的材料、新闻学论文和新闻教育方面的文章等，为本系师生，提供研究和批判的资料。这些资料较大部分译自资本主义和苏修集团的书刊，政治观点和新闻观点是反动的，有些事例和数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只能供读者参考，请勿公开引用。”该刊初为不定期出版，后为季刊，小32开本。刊物装帧简陋，而内容丰富充实，每期100页左右。1979年第4期达180页。该刊到1978年12月出了两期。到1979年初到9月又出4期，前后共出6期。主编舒宗侨，后由郑北渭继任主编。

1979年12月，《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改名为《世界新闻事业》，出版1980年第1期（总第7期）。该刊也是季刊，每三个月出版一期，内部发行。1980年9月，《世界新闻事业》出版第三期（总第九期）后停刊。

【摘要】在图书馆规程法令中，民国政府明确规定了图书馆统计报告制度。图书馆统计在全国图书馆界得到倡导和应用，各类图书馆编制公开了客观翔实的统计表和分析报告，对图书馆馆务信息的公开、工作得失的总结、长远发展规划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图书馆统计；统计报告；图书馆；民国时期

图书馆统计是指“依据统计学原理，运用统计学方法，设置一系列的统计指标，对图书馆工作中的各种数据进行搜集和整理，以具体数据反映出图书馆各项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并通过对各种统计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发现问题、找出规律，掌握图书馆工作的静态和动态趋势，为领导决策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支持。”它是“图书馆实行科学管理的重要依据，是图书馆实行量化管理的重要手段。统计结果可以客观、准确、全面地反映图书馆工作的各方面状态和图书活动的基本规律。”作为图书馆发展质量评价和规划改进的基础和依据，图书馆统计工作在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发展转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从目前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通过中国期刊网以“民国时期+图书馆统计”和“民国时期+图书馆统计报告”为主题进行高级检索，仅检索到刘劲松、符夏莹撰写的《民国时期陈颂的图书馆学思想及实践论略》1篇论文；在专著方面，仅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的《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一书在第五章“中国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的初步发展”中对民国时期科学统计方法在图书馆事业中的应用进行了简单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对民国时期图书馆统计报告的历史发展状况进行系统深入地考察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也对当代图书馆的统计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民国时期图书馆统计在图书馆界的应用

近代图书馆界采用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调查统计方法，首倡于沈祖荣。为了解全国图书馆界发展状况，沈祖荣设计了针对全国图书馆的调查表，调查项目包括馆藏中外文图书、是否借阅、馆长、使用的分类法、借阅是否收费、图书排架、目录形式、经费、装订、巡回文库等。这次调查填复调查表的有33个图书馆，其调查统计结果于1918年发表之后，统计的方法逐步在图书馆界推广开来，针对全国图书馆的调查统计工作屡次开展：如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对全国图书馆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统计；1935年，许晚成对全国图书馆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统计。对全国图书馆学术研究状况进行调查统计较早的是金敏甫。1928年，金敏甫采用统计之法，对当时的学术论文进行了调查分析和整理归类，将其分为普通论文、图书馆行政、图书馆管理、各种图书馆、科学图书馆、图书馆教育等，为图书馆学者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路径。之后，全国图书馆界开展了各省图书馆统计、中国十大图书馆及藏书、图书馆经费等多方面的统计，为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二、民国时期图书馆统计工作的法制化

近代图书馆创立之始，民国政府行政主管部门非常重视图书馆法令法规的制定，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日益完善的图书馆法令法规，使各级图书馆工作做到了有法可依。1915年10月，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图书馆规程》第七条和《通俗图书馆规程》第八条均规定了图书馆应于每届年终将办理情形报告于主管公署。以上的颁布施行，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年度报告制度的正式形成。在这两个《规程》的直接催生之下，1917年5月《浙江公立图书馆章程》批准公布，其中第三条规定：“编纂员承馆长之指挥，掌关于目录、年报、统计之编辑，及印钞各书之审核事项。”当年12月，浙江省审定的《浙江公立图书馆办事细则》中的第六章即为“统计”，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本馆统计，应就阅书人数、借书人数、参观人数及阅借图书杂志种类等项，分别编制。”第四十条规定：“前条统计，应每月造一份表，并每年造一总表，及前年度比较表，登入年报。”浙江公立图书馆的《章程》和《办事细则》对统计的编纂人、统计的具体事项，统计的编制周期都一一做了规定，使统计报告有了编制标准依据。1924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京师图书馆办事细则》， 其中第四章阅借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了图书馆统计的内容、方法和统计表的编制、公布：“阅览借书各券，应连同参观券，于每日闭馆后，汇交编纂员存编统计报告。”其第六章又专列“统计”一章，第三十九条规定：“本馆统计，应就阅书人数、借书人数、参观人数及阅借图书馆杂志种类等项，分别编制。”第四十条规定：“前条统计，应每月造一份表，并每年造一总表，及前年度比较表，登入年报。”1929年5月，教育部公布《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其第四条、第五条更具体地规定了统计工作的执掌部门：“总务部分文书、庶务、会计三股”“关于各股事务统计事项由文书股执掌”。1939年7月，教育部颁布《修正图书馆规程》第8条规定省市立图书馆的部门设置和部门职责，其中规定研究辅导部负有“调查、统计、研究”等职责（1947年4月颁布的《图书馆规程》第八条也做了同样的规定）。 1939年7月，教育部公布的《图书馆工作大纲》，其中第七条具体规定了省市（行政院直辖市）立图书馆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其中，采编部负责“办理图书登记，并编制图书统计”，阅览部负责“编制各种阅览统计出借互借统计”，特藏部负责“编制各专室阅览统计”。第八条对县市立图书馆统计工作的规定和省市立图书馆基本相同，增加了推广组负责“编制各种推广统计”。1944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图书馆工作实施办法》第2条也做了基本相同的规定，省市立图书馆增加了“研究辅导部”，负责“调查省区内各级图书馆之情况并统计之”和“根据调查与统计，编制省区内各级图书馆标准表册与比较表。”这些关于图书馆统计法规的详细制订和正式颁布，不仅大大推动了图书馆统计工作的开展，更重要的是为图书馆统计工作提供了统一的统计内容和标准，使图书馆统计工作走向了规范化和法制化。

摘要:针对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课程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教学材料的建设、创新性教学方法的应用、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体系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以期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为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及培养适应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提供参考。

关键词: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教学改革；实践

长江师范学院园艺学专业自2010年设立以来，就定位于培养满足地方园艺产业发展需求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该专业于2017年被立项为重庆市高等学校“十三五”市级重点学科，已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优势。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是园艺学专业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1－2］，主要通过给学生讲授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的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进而培养其在相关领域的创新精神和综合素质，树立其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观念，为适应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及相关工作岗位需要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3］。该课程的培养目标是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园艺产品生产活动中病虫害防治所必需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传统的课堂教学主要以理论讲授为主，对学生吸引力低，导致学生常感觉枯燥乏味，且动手能力很差，不能有效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难以让学生树立对于解决园艺植物保护问题的自信心［4］。因此，为了提升学生对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课程知识的理解，以期更好地完成培养计划，适应园艺专业教学改革的需要，最终提高学生对该课程的应用能力。笔者结合当前重庆地区园艺植物的实际生产需要，围绕培养学生的创新应用能力，对该课程的教学进行了一些探索性改革，旨在为提高教学效果提供参考。同时，为了增加课程容量，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学习更多知识，笔者广泛收集了多种园艺植物病虫害症状及危害图片，将生产实际和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通过多种渠道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使课堂教学图文并茂，增强了学生对园艺植物病虫危害的直观认识。此外，通过引用一些媒体中报道的园艺植物病虫危害相关的新闻，利用相关学科知识进行剖析，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园艺植物保护与经济生态健康的认识。

1教学材料的建设

1．1教材的选择

教材是教学过程中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的基本依据，是专业内涵建设最重要、最直接的育人载体，优秀的教材是决定教学质量的基本要素之一［3－5］。目前有关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的综合性教材较少，且一般作为高职高专院校、职业技术学院、成人教育、五年制高职园艺专业的教学用书，课本主要介绍病害与虫害的识别与防治，而缺少植物保护系统理论知识的讲解，教学过程中学生很难深入理解所学知识。因此，针对笔者所在学校的性质，选用黄云、徐志宏主编的《园艺植物保护学》“十二五”规划教材。该教材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园艺植物保护基础的总论部分，主要介绍园艺植物病理学、园艺植物昆虫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下篇为重要园艺植物病虫害及防治的各论部分，主要介绍重要南方园艺植物病害的症状、虫害危害症状以及相应病原物、害虫的形态特征、发生规律及防控方法。该教材吸收了植保科技领域的最新成果，增加了教学新内容，使学生能够了解到园艺植物保护学的发展趋势，并且将其应用于对常见病虫害的识别与防治，以体现该学科的实用性和先进性，满足园艺专业的培养要求。

1．2教学进度计划的调整

摘要：国家现代化发展离不开经济现代化，现代化经济的重要一环是现代化金融，现代化金融市场的关键是具备有效性。通过梳理金融市场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等相关理论的发展，明确金融市场现代化的关键是提高市场有效性，结合中国实际，建立现代化金融市场要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要科学构建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并全面提高中国股票市场有效性，要建立健全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以及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

关键词：现代化金融；有效市场假说；金融市场发展

一、中国的现代化金融体系

新时代需要新经济，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建设与现代化国家相匹配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当属金融市场体系。在党的报告中不但对中国当前经济现状做了科学陈述：“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且对我国未来金融体系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深化投融资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由此可见，建设现代化金融体系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迫切需要，是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展阶段的战略目标和重大部署。金融市场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完备、健全、有效的金融市场能够有力地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反之不但会阻碍实体经济发展，还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导致经济危机。在经济深度全球化的今天，好的金融市场会助力一国经济实现良性增长，而坏的金融市场会使一国经济遭到致命打击。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是要建设完备、健全和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系。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迅猛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一环，金融体系成为经济体系的重要构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为建设现代化金融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的证券市场起步较晚。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分别于1990年12月19日和1991年7月3日正式营业。上交所和深交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的起步。经过28年的发展与改革已初见成效，证券市场在拓宽企业融资和居民投资渠道以及促进资本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发展史看，中国证券市场的起步较美国晚将近60年，发展势头虽然迅猛，但由于发展时间较短不可避免地存在发展不充分、市场不成熟、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等问题。目前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较为充分的是股票市场，股票市场的有效性是衡量其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中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对中国发展现代金融市场体系至关重要。完备成熟的股票市场首先应具备一定的有效性，根据有效市场假说，所谓有效性是指市场信息是否部分反映、或是完全反映在交易价格之中。

二、金融市场理论与有效市场假说

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绕不开的是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EMH）这一经典的金融市场理论。金融市场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早期基于概率论的数学性研究到大萧条之后的集中讨论并形成现代资产定价模型再到资产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出现开启了金融领域理论发展的全新时代，有效市场假说正是在前期理论铺垫之下所诞生的金融市场的理论基石之一。1.早期金融市场理论———基于概率论的数学性研究。金融市场理论的发展滞后于金融市场本身的发展。早在16世纪中期就已出现了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后于1609年成立了荷兰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交易所的成立大大加速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关于金融市场理论的研究直到18世纪才出现，早期是数学家基于概率论来研究金融市场的波动。丹尼尔•伯努利（DanielBernoulli）于1738年发表了《关于风险衡量的新理论》，文中运用概率论的思想研究了风险定价及测度等问题。但是伯努利的研究并未涉及到金融领域，直到20世纪初法国数学家巴契里耶在他的博士论文《投机理论》中通过分析股价波动来揭示金融市场波动的规律，他认为金融市场的波动本身可能会产生自我强化的力量，而这种波动的状态不能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未来市场价格的波动也无法预测。巴契里耶的研究为20世纪资产定价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大萧条后的金融市场理论———股价波动规律和资产定价模型。资产定价模型建立之前的金融市场理论主要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后，即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后。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基于“简单预期”的股价形成和波动理论，他强调股价决定及变化的心理作用，认为股价不是由其价值决定，而是由投资者的心理所决定的。凯恩斯的贡献在于开启了关于股价波动微观分析和非理性分析的研究。凡勃仑（T.Veblan）提出了一个假设命题———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崩溃中。凡勃仑的研究扩展至金融体系的宏观层面并揭示了金融周期的运动规律。查尔斯•亨利•道琼斯（CharlesHenryDow）提出了道式理论，将市场波动划分为暂时趋势、中期趋势和长期趋势，首创了用道•琼斯价格指数来判断市场的波动趋势。现代资产定价模型始于约翰•B•威廉姆斯（JohnBurrWilliams）于1938年发表的《投资价值理论》，该书阐明了债券定价模型和股票定价模型，依据现值理论，已知债券或股票的每期现金流和贴现率可推出债券或股票的价格。在威廉姆斯的理论基础上戈登（MallonGordon）和夏皮罗（CarlShapiro）于1956年提出固定增长模型（ConstantG-rowthModel），莫洛多夫斯基（NicholasMolodovsky）于同年提出三阶段增长模型（ThreeStageGrowthModel），威廉姆•赫尔利（WilliamHurley）和刘易斯•约翰逊（LewisJohnson）于1987年提出随机DDM模型。3.金融市场理论的新时代———资产均衡定价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现代资产定价模型之后的资产组合理论开创了金融市场理论研究的全新时代。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由马科维茨（Markowitz）于1952年首创，在《资产组合选择》一文中马科维茨通过数量化分析确定了最佳资产组合模型，托宾（JamesTobin）于1958年提出了确定最优资产组合的方法，并提出了托宾分离定理。在马科维茨“均值—方差”分析的基础上，夏普（Sharpe）、林特尔（Lintner）、莫森（Mossin）分别于1964年、1965年、1966年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CAPM）。CAPM是对资产组合理论的延伸，该模型给出了市场均衡状态时风险资产预期收益的预测方法。CAPM模型假设前提十分苛刻，后续研究通过放松某些假设对CAPM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正。布伦南（Brennan，1970）将税收引入模型，迈耶斯（Mayers，1972）将市场不完全引入模型，布莱克（1973）放松无风险利率假设，法玛（1970）和默顿（1973）提出跨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布里登（Breeden，1979）提出消费导向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更有甚者，斯蒂芬•A•罗斯（1976）提出了替代CAPM的资产均衡定价模型，即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ory，APT），APT与CAPM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依赖市场资产组合，而是一种基于多因素收益生成函数的一价定律。资产定价理论的发展推动了有效市场理论的诞生。有效市场假说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最早由哈里•罗伯茨（HarryRoberts）于1967年提出，后于1970年由尤金•法玛（EugeneF.Fama）首次系统性阐述该假说。从金融市场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EMH早可追溯至基于概率理论研究金融市场的巴契里耶（LouisBachelier，1990），近可源于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1965）的《蕴含恰当期望的价格波动的证据》。根据法玛的定义，有效市场是指证券价格“充分反映”了所有信息的证券市场。有效市场有三种形态：弱式有效市场（WeaklyEfficientMarket），价格反映了市场的历史信息；半强式有效市场（Semi-stronglyEfficientMarket），价格反映了当前市场的公开信息；强式有效市场（StronglyEfficientMarket），价格反映了市场的所有信息，包括内部未公开信息等。自有效市场假说提出后，对于该假说的争议之声不绝于耳，经济学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检验。弱式有效市场反映了所有的历史信息，即通过技术分析无法获得超额收益。半强式有效市场反映了所有的公开信息，即通过基本面分析无法获得超额收益，只有通过内幕信息才可能获得超额收益，检验半强式有效市场就是检验公开信息是否可以迅速反映在股价上。鲍尔（Ball）和布朗（Brown）于1968年的检测表明公开信息或被预测到或迅速体现在股价中，即公开信息不能获得超额收益，半强式有效市场假设成立。强式有效市场反映了所有信息，即使通过内部信息也无法获得超额收益，内部信息主要由共同基金掌握，检测强式有效市场可以通过检测共同基金的收益情况。弗兰德（Friend）、布朗、赫尔曼和威克斯（Vickers）于1962年的研究表明共同基金和市场平均收益差别不大。夏普（1966）、詹森（1968）、弗斯（Firth，1978）和弗兰德、布朗与克罗科特（Crokett，1970）的研究也都表明强式有效市场假说成立。

三、中国现代化金融体系发展的思考

摘要：虽然在历史演进中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但在从“研”到“教”的转化过程中发生了滞涩。当前的宏观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着课程体系和内容设计不合理、本土化理论体系缺失等问题。后危机时代背景下，应当通过基础理论与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创新等路径实现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创新发展，构建凝练“中国智慧”的宏观经济学教学模式，全面、深入推进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方向；路径

一、引言

宏观经济学通常是指以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以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为目标，采取总量分析和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总体经济活动进行分析的一门科学。一般认为，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于大萧条，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是最早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在历经数次“革命”与“反革命”的抗争中，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经济学说被确立下来，与微观经济学并立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核心课程，呈现在曼昆、萨缪尔森、伯南克、阿西莫德鲁、高鸿业等学者所编写的教科书中。虽然与过去相比，在宏观经济学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人们形成了相当多的共识，但对宏观经济学的批判从来没有间断过[1]。科斯曾将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形象地喻为“黑板经济学”，认为其只停留在理论推演，而无法解释现实世界。2016年9月，保罗•罗默更是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宏观经济学的麻烦》的论文，从经验研究中的识别问题出发，再度对宏观经济学发难。他指出，当前宏观经济学主要是在“冲击-传导”分析框架下通过构造一些虚拟的外生冲击来解释经济波动，而忽略了外生冲击来源的微观基础，导致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在不断下降。另外，以卢卡斯、普雷斯科特和萨金特为代表的部分著名经济学家在面对理论存在的可能缺陷时，采取了相互支持的态度。由于权威代替了求真，宏观经济学逐渐背离了自启蒙运用以来的科学精神，演变为一门伪科学[2]。那么，宏观经济学是否像学者们所批评地那样脱离现实呢？如何改进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构建适合国内学生学习的宏观经济学呢？本文对宏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并提出了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与措施。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研究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宏观经济问题的宏观经济学被引入了我国高校课堂，成为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主干基础课程。宏观经济学的开设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学的整体水平，推动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宏观经济学的课程体系、知识结构以及教授方式不合理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一）课程体系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