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文化论文范例

1定远营的营建

对定远营兴建的研究分析，清代定远营建设之前，该地区称为“葡萄泉”，曾为清政府的军马场，称“御马圈”。1726年清代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营建定远营，1730年竣工并刻碑，定远营的建筑历史在碑文中得到佐证。碑文中提及定远营所在的贺兰山地区是“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且形势扼瀚海往来之捷路，控兰塞七十二处之隘口”等原因，“奏旨特设一营，名曰定远”。该地区是清朝北方的屏障，通往西北沙漠的咽喉要塞，邻近宁夏地区，遥望新疆哈密、巴里坤。在军事、交通上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岳钟琪在该地区请旨设军营。同时，清初蒙古各部落占据着漠南、漠北、漠西地区，康熙三十五年漠南、漠北蒙古均已加入清政府，而漠西蒙古只有和硕特部落加入，其余部落有的与清朝对立，有的虽并入但还有“放抗之心”，定远营的营建起到了对蒙古部落的有效控制，也促进了清朝边疆的稳定。

2定远营社会文化背景

1731年清政府将其赐给为维护西北边疆稳定而做出卓越贡献的和硕特蒙古王爷，入住这里的第一位王爷是二代扎萨克王阿宝。清政府在蒙族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册封蒙古贵族，这是清政府维护边疆稳定的一项重要政治策略。定远营内的绝对领导者扎萨克蒙古王爷是政治、宗教、军事三位一体的绝对领导者。“扎萨克”是清政府赐予的爵位，蒙古语为“治理”。定远营地区的蒙古族主要是和硕特蒙古族，其八代九王（加上民国末代王爷达礼扎雅为九代人）中七代人与满清皇族联姻。和硕特部落世代与满清皇族联姻，这是清政府恩威并施的抚绥政策。清统治者为阿拉善王在京城之中建有府邸——阿拉善王府，蒙古王爷和福晋会频繁的往来于北京和阿拉善之间，带来了京城地区先进的文化与营造技术，甚至直接带来京城的建筑工匠，民国时期定远营有“塞外小北平”的美誉。邓小平同志曾说过：“20年代，我从苏联回国，经过蒙古国，到过定远营，那可是个好地方，一座了不起的城市。”这座了不起的城市有哪些建筑特色？

3定远营古城布局概述

3.1定远营周边自然环境

几百年来定远营的山脉水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定远营的山脉是贺兰山余脉，城内将近一半的面积都是山体，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城北最高处的喇嘛庙山，占据了城内制高点，可观察城内外情形，同时也供王爷及官员祭祀用。东部高低起伏的山体为防御营造创造了先决条件，军事防御体系的营建与山脉走势密切相关，东城垣结构体系建在山脉之上，东北角伸出一段墙体修建角楼。城北深约6m左右山沟为北部的防御提供天然屏障，定远营周边山体共修建有6座营盘驻扎军队，战争时期提供有效的军事支援。定远营的水系均发源自贺兰山，城南有三道河沟，城北山沟内也有河流，河沟处形成的涝坝可以有效灌溉农田。定远营民间一直流传着关于山脉水系的风水说，定远营处在城南南梁山与城北后营盘山之间的盆地，俗语“二龙戏珠”。同样，城南三道河沟与南城门伸出的南大街形成汉字“王”，定远营城垣结构体系与城内喇嘛庙山构成“白”，上白下王为“皇”，当然这些也只是民间流传的说法。

摘要：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华文明的千年孕育中，使得建筑历史也同样悠久。根据中国建筑的发展历程，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切实地反映出来。其中，徽州建筑文化的历史久远，也是传统建筑中的代表，以徽州当地文化为起始点，建筑风格的地域特征十分明显，保存也相对完整。基于此，文章将徽州建筑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内容，重点阐述其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传承与应用，希望有所帮助。

关键词：徽州建筑文化；现代室内设计；传承；应用

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人们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其对于生活与居住环境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为此，现代室内设计艺术被受关注。然而，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西化特征较为明显，并发展成主流。特别是在年轻群体当中，所选择的室内设计风格也更倾向西式，严重影响了传统建筑设计文化的传承。为此，下文将徽州建筑文化当做研究重点，以期为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徽州建筑文化传承与应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一、徽州建筑内部空间特征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传承与应用

（一）天井空间特征方面

基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建筑以高层建筑为主，而城市也发展成钢筋水泥集中区域，使得人与自然环境交流的空间也备受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即可在室内设计的过程中，将天井空间引入其中。在徽州建筑文化中，天井的地位十分重要，可以实现枢纽空间的有效联系，可以满足空间的封闭性功能需求，而且室内视觉感受得以延伸。首先，天井空间形式为竖向化，所以不会在地面实现平行发展，可以向空中实现竖向发展。这样一来，空间天井特征才能够与高层建筑形式相适应。其次，在室内设计过程中，天井无需被设置于竖向轴线部位，能够结合空间具体要求实现自由式组织，确保应用的灵活性，以免被环境条件所影响。再次，应合理引入景观要素以构建空中花园。在设计天井空间的过程中，借助接水口、水槽以及饮水板等相关工具合理引入雨水，增强室内设计的效果。最后，在天井空间设计方面，要灵活运用人和人、人和自然的交流数形，保证天井设计具有半敞开式特征。在天井的作用下，使得人和天相互通融，实现天井空间应用的目标。

（二）庭院空间特征方面

在10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始终注重培养学生对鞍山地区传统建筑文化及本校校园特定文化内涵与建筑学专业课程的结合与应用上，利用本地特有的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条件不断向学生输灌建筑学专业的学习应与传统及当地文化特色相结合的理念。学生毕业后在各设计院或其他单位工作后的反馈情况表明，学校毕业学生基础素质较好，创作手法多样，没有当今很多建筑设计师的浮躁之风，能扎下心来做设计，并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源泉。这与学校多年来进行的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将当地建筑文化与建筑课程结合的教育密切相关。

1千山传统建筑文化与建筑课程结合

辽宁科技大学位于辽宁鞍山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紧临千山风景名胜区。千山是集自然、人文、古迹、佛道两教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其历史价值极为丰富，是中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2］。她以其俊秀的身姿和脱俗的气质为鞍山这座历久弥新的老工业基地营造了一个天然的洞天福地。千山不仅有秀丽的自然风光，更有与之完美统一的人文景观；她的宗教文化、建筑石刻、楹联诗词、神话传说等也绽放着夺目的人文盛景。针对当地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自然及人文景观，辽宁科技大学在“建筑美术写生”课程中一直保留着到千山写生这一特色课程。在两周的美术写生实习周中，学生与老师寄住寺庙中，吃斋饭，睡通铺，颇有苦行僧的感觉。这对于从小娇生惯养的学生们是从没有过的生活体验。千山除了具有优美的四季自然景色外，其人文景观，如建筑寺庙、山门、佛教雕塑及纹饰，甚至是楹联、诗词及神话传说都深深吸引着学子们无限向往，并成为写生的元素。到千山进行美术写生实了能给予学生真实的写生素材外，还潜移默化地吸引着他们对千山宗教文化的探索。这对于学生学习后续的专业课程，如中国建筑史和乡土建筑赏析及生态与可持续建筑等课程，都有很好的抛砖引玉的作用。例如，千山的佛寺建筑的山门与建筑专业课程的有机结合。佛寺建筑不同于其他建筑，一楼一阁一砖一瓦都有着自身的价值和内容，就像一种教学道具，启发学生思索。无论进入到哪一座寺院，最先遇到三门。因寺院大都在深山所以三门又俗称山门。三门常常建成殿堂式，因此，又叫三门殿［3］。对于这些在中国建筑史课程中较为晦涩难懂的知识，学生在实地参观后马上豁然开朗。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知识的掌握起到了融会贯通作用。从2009年到2011年，建筑系老师将相关课程与学院申报获批的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千山文化的当代价值与未来发展方向研究”课题相结合，使学生们通过千山实地考察和调研将千山文化与建筑设计课程联系起来，达到产学研一体化的效果。产学研结合对于保护及探索千山文化、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精神、提高本地区文化积淀提供了机遇及成果，是很好的教学实践。在建筑学专业的相关课程讨论中，师生通过围绕千山佛寺建筑及其宗教内涵进行探讨与研究，最终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对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校园传统文化特色与建筑课程结合

大学历史和文化需要依靠校园作为载体，体现着特定背景下校园所特有的场所精神和历史文化底蕴。当今，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大学传统校园的更新改造势在必行，直接影响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产出，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在全国各大学的更新改造建设如火如荼之时，如何使更新改造既能传承和保留传统校园的历史文化印记，又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和塑造出充满活力与特色的校园环境；同时使学生能时刻感受到校园文化氛围和创新活力。这既是当前大学改造要亟需解决的问题，也一直是将校园传统文化和特色与建筑课程结合的难点。辽宁科技大学始建于1948年，其前身鞍山钢铁学院是中国较早组建的冶金高校之一。经过60多年的风雨历程，学校已由原来单一的工科院校发展成为多科性综合性大学，并形成了独有的办学特色和校园传统文化。由于办学规模的扩大，原有的校园更新改造势在必行，2000年，学校对校园进行了置换建设。新校区以高新区分校为主体合并周边三所中专重新规划扩建而成［4］。由于是在原基址上改造、扩建部分建筑和新建大部分建筑，必然涉及新旧建筑的协调关系问题。辽宁科技大学新校区对新旧建筑的协调处理得较为恰当，新老建筑结合完美，和谐共生，使新校园既具有完整统一的效果，又充满时代气息；既具有冶金文化特色，又不失清新优美的环境；是大学校园更新改造建设中新旧建筑协调的典范。如何将特有的校园文化和特色融入到课程中使学生们深刻理解和掌握成为教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在不同课程中，建筑系尝试用不同方法引导学生将二者结合得更加完美，以期使他们能从不同角度理解校园传统文化特色的魅力所在。例如，在“建筑造型”课程中，老师给学生布置了作业：在科大校园中寻找新旧建筑协调的具体运用手法及其达到的实际效果，并要求将其整理成论文提交。学生针对本校历史文脉及环境特色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对调研能力以及总结归纳和撰写论文能力起到很大的提升作用。“建筑设计原理”课程为使学生掌握建筑色彩运用的多样统一原则，要求学生以校园新旧建筑的色彩协调为题目，对科大的各个主要教学楼及图书馆等进行实地考察，写出校园新旧建筑的色彩是否协调的调研报告。教师对提交的调研报告进行讲评，同时鼓励学生针对自己和别人的调研报告进行总结和评论。通过讲评学生们知道：现有的校园整体建筑色彩之所以以浅灰色调为主，间或有黑白灰黄等调和色组合，是为了体现出工科院校沉稳严谨的性格特征，同时这种主色调也是从科大校园历史文脉和文化底蕴出发来确定的。正如有些历史文化名城，新建建筑色彩要严格受控于传统建筑色彩，才不会破坏历史整体的色彩协调。通过对身边的建筑进行实地考察并总结研究得出结论的做法，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掌握书本上枯燥的专业理论知识，能将其融会贯通地应用到实际的设计工程中。

3钢铁冶金工业文化与建筑课程结合

辽宁科技大学位于钢铁工业名城，祖国钢都———鞍山市。基于工业城市的鲜明特色，学院在高年级开设的“建筑设计”课程中安排了工业厂房建筑设计题目。目的是为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到工业设计院承接厂房项目设计打好基础。课程开设有助于学生尽快适应工业设计院的工作，及早独立承担工作任务。课程设计前期调研过程中，安排学生实地参观和考察鞍钢大型厂房的调研活动。通过实地调研考察活动，使学生们对于书本上较难理解的知识点，如钢结构建筑节点设计有了较清晰的感性认识，加深了理解，对于课程设计会有很大的帮助。在“景观设计原理”课程中，为了使学生从校园景观中找到最好的切入点，更好地完成景观设计题目，在校区扩建时特意在科大新校园规划建设中开辟了“工业文明园”景区，鞍钢退役的冶金设备，如铁水罐，切割机，变压器，飞轮，齿轮，电机，火车头等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些工业设备变成了景观、雕塑静静地融入校园环境中，它们既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缩影，也是老一辈工人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的见证，使学生们既新奇又兴奋。鼓励同学们奋发向上，学习老一辈人的奋斗精神，在见证历史的同时展望未来，引起学生们向更深层次思索，同时也能呼唤社会对历史建筑和构筑物以及老工业设备的保护和改造意识。当前，全球化进程仍在不断推进，城市面貌千篇一律和建设趋同化已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和建筑逐渐取得了人们的共识。犹如一个城市的历史文脉及文化底蕴对城市的发展尤为重要一样，对于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校园，其历史文化传统及文化内涵的传承更是对学校未来的发展有着不言而喻的深远影响。辽宁科技大学工业文明园景观的创意和建设正是秉承了辽宁科技大学“立足冶金”的校园文化传统，突出体现了鲜明的冶金文化特色和特色兴校的办学理念。提醒人们对于历史及文化内涵的保留不应只停留在单纯对历史及文化的完整保留及追忆上，而应采取更加积极的思维方式赋予建筑和环境以新的内涵。新旧建筑协调相处，甚至达到同一建筑一样的共生共长。整新如旧，新旧建筑和谐共处的同时延续历史的记忆。

摘 要: 传统风水理论经过历年取精去粕的过程，形成了完整的文化体系，并大量融入古建筑设计中，为规范建筑设计、提升文化内涵、营造宜居环境等提供了支持，有助于建筑设计语言的创新与应用。以传统风水理论为研究视阙，重点分析了建筑设计、选址、规划、色彩等方面的应用研究。

关键词: 建筑设计; 居住建筑; 传统风水理论

1 研究背景与意义传统

风水理论文化起源于中国，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传统风水理论文化就被运用到建筑环境的选址和规划设计中，也被称为“地理堪舆学”。在中国古代，虽然建筑成就举世瞩目，但在建筑美学、设计思想等系统理论方面还缺乏研究和总结。在古人推崇的风水学说中，对建筑、规划、设计的理论和方法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古建筑与规划领域的理论体系。然而，“风水”二字一直被大众视为迷信的代名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被学术界视为糟粕［1］。张金秋院士曾说过，建筑应该遵循“虚实、时空融合、情景交融”的三维融合。它在建筑设计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从建筑文化、生态规划、绿色环境等方面编写了《风水理论研究》一书，该书收录了23 篇关于传统风水文化的论文，系统地提出了传统风水理论的客观科学部分［2］。21 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学术思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形势下人们开始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许多西方国家也开始通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专业技术手段，去除封建迷信的不良方面，并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开始得到国内外生态学研究者的肯定。传统风水理论是中国哲学思想，强调整体性、自发性和协调性。它包含了重要的审美元素和深刻的哲学思想。传统风水理论与文化研究将人、建筑、自然环境完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对以后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目前，传统风水理论和文化在城市住宅小区设计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业界的关注，并认为传统风水理论是古代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将传统风水理论引入现代住宅小区设计具有现实意义和可行性价值。中国传统风水理论对居住区环境景观的规划，是指依据自然生态的实际情况，建立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科学分析了传统风水理论的正确含义，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查验使用，与现代要求相结合，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研究，赋予其现代含义，使之更好在住宅小区环境景观规划中运用传统风水理论文化，使其发挥应有的科学的效果，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

2 居住建筑设计中传统风水理论的应用

与城市功能性修建相比，居住区建筑设计的位置相对自由，其修建规划的适应性相对较强。反之，这也是一个特殊的约束，由于需依据前期规划设计方案，创造性地规划设计与使用其土地利用等方面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传统风水理论为基础，侧重特殊地域条件下的基础环境为住宅修建规划提供参考。在发展中的后工业地球村的前史回顾上，前史与其经历和奇妙功能如出一辙。传统风水理论与建筑规划设计联系紧密，并且是一种互补存在关系与建筑规划本身的相似性解读。面对各种客观环境因素的约束，居住区建筑规划设计需秉承因地制宜原则，科学客观地结合传统风水理论寻找天然的“宝地”，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 1 建筑外形设计的应用

1145年，安条克公国派出的使节于格(Hugh)向罗马教皇讲述了“约翰长老(耶律大石)的事迹”，“当约翰长老的传说远播到西亚和欧洲的时候，十字军正处在极端的劣势之中，一个又一个堡垒陷入穆斯林手中，绝望的思想开始在军中漫延”。而“上帝派来的同盟军‘约翰长老’打败了最强大的敌人苏旦•桑加尔(SultanSanjar)”的消息对十字军而言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军中士气一时无比振奋。他们把挺进东方寻找契丹，与“约翰长老”会师联盟当成了终极理想。然而东西方之间横亘着的穆斯林势力却阻断了东西方交往的通道。

1236—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和速不台继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后，再度指挥蒙古大军主力继续向西进攻，攻无不克，打通了中西方的陆路通道。通道打开以后，罗马教皇并未想与东方鞑靼人决一死战，而是千方百计地想与之建立联盟以消灭宿敌穆斯林，数次向东方派遣携带其亲笔书信的使者以游说蒙古王公。1245年，罗马教皇派出了首位赴蒙古使节柏朗嘉宾(JohedePlanoCarpini)，该使节著有《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存世。该著作详细介绍了蒙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风土人情，并首次向西方社会介绍了契丹;1253年5月，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会传教士卢布鲁克(GuillaumedeRubruquis，约1215～1270)携函去见蒙哥。卢布鲁克著有《卢布鲁克东行记》，该著作详细描述了蒙元社会和契丹人的情况，指出“契丹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哈拉契丹(Kara－Catay)就是黑契丹，以此来区别前者。契丹人居住在东部临海的地方”。书中描述了契丹的富庶和居民的特征，“契丹的居民住在那里很久了，叫做塞里斯人(Seres)，塞里斯是一个城镇的名字。我所得到的确切的信息说，那个国家的墙是用银子做的，防御工事和塔是用金子做的。他们与印度隔海相望。这些契丹人身材娇小，说话用鼻音。有着东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这些契丹人都是优秀的工匠，学有各种各样的手艺，其医生对草药的药理极为精通，通过按脉来诊断疾病。”卢布鲁克在书中还经常提及他所遇到聂斯脱里教徒和景教徒，还特别提到哈拉和林“城端有一座教堂，天主教教堂”。卢布鲁克之后，约有100余位西方人进入中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孟高维诺(MonteCorvino)和马可•波罗(MarcoPolo)。孟高维诺是第一位成功在北京传教的西方人。马可•波罗则是最有影响力、最有争议的西方传奇人物。《马可•波罗游记》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契丹，称其土地辽阔，富庶无以伦比。

当然，上述游记中所说的契丹是指中国，而不是真正的契丹人或辽朝。契丹的称谓可能是沿袭了中亚和俄罗斯(俄语的中国即Китай)人对中国的称谓。“契丹”一词通过陆路和海路向欧洲国家传播的时候，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产生了许多变异，其主要拼法有:Kitan/Kitay/Katay/Kitai/Kh-itan/Catai/Catayo/Catalane/Catay/Qitay/Chataio等等，但无论怎么变，都未与“契丹”的汉语本音相去太远，这些拼写方法上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口口相传的痕迹和西进的历程。Kitan在古俄语及一些匈牙利的编年史中经常出现，是14世纪拉丁文对契丹一词的写法;Kitay是穆斯林的写法，按《古兰经》经文的习惯，经常用y取代n或?，很有可能是土耳其斯坦人通过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土耳其人的媒介作用而采用了他们的习惯称谓;最早的拉丁文的Kitay可能源于1245年至1247年出使蒙古的首位西方使节柏朗嘉宾之手，在其《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契丹皆写为Kitay或NigriKitay(黑契丹，即哈喇契丹，有文献将其写为Charakitay)。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柏朗嘉宾的Kitay中的i取自于俄语，但这种说法颠倒了契丹向西传播的先后次序，俄语Китай先是由土耳其传入的，因而柏朗嘉宾的Kitay应来自于土耳其语;Katay(可能源自法国人卢布鲁克对契丹的称谓，他在其《卢布鲁克东行纪》中把契丹称为Katay，而Citay、Cathay、catai则是其英文拼写上同文异体写法;Katan则是阿拉伯语言对契丹的拼写方法。契丹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多种不同的拼写方法，这正说明契丹的确曾在西方世界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基于上述游记对契丹的美好描述和西方社会对东方世界的合理想象，契丹被神化成“乌托邦”的代名词。这个令西方人无限神往的东方古国成为西方社会航海探险的终极目标。地理大发现正是在寻找契丹的原始冲动下展开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都展开了寻找东方契丹的航海行动。航海者出发时都携带着“致居住在东北方向的国王、王子和其他统治者的信，航海的最终方向就是伟大的契丹国”。在契丹梦的引领下，哥伦布怀揣着《马可•波罗游记》踏上了寻找契丹之旅，代表西班牙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开拓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英国人卡博特在寻找东北航路中发现了纽芬兰……18世纪以来，随着航海者地理学知识的丰富以及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沿海城市直接贸易的达成，还有入华西方传教士的反馈，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西方世界的契丹就是中国。但是仍然有部分西方学者，特别是英国学者认为契丹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地方。

早在17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有关契丹的研究著述。英国人弥尔顿著有《莫斯科简史及其东部一些不太知名的最远至契丹的国家》(AbriefhistoryofMoscoviaandofotherless－knowncountrieslyingeastwardofRussiaasfarasCathay，gather＇dfromthewritingsofseveraleye－witnesses/byJohnMilton．London:1682．)。弥尔顿以目击者的笔触对俄国莫斯科及其以东地区作了简单介绍。但弥尔顿所言的契丹仍是指不确定的东方理想国。西方学界真正开始研究辽史及契丹史则是从近代以来才开始的。最早引起西方学者兴趣的是有关契丹语言文字和族系的研究。法国学者克拉普洛特(JuliusKlaproth)在其《亚细亚民族语汇集》(1823年，巴黎)中论及了契丹语言文字的特性和语系问题，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契丹语言文字的肇始。1870年，德国学者戈斯塔夫•奥波特(GustavOppert)发表了《关于契丹与哈喇契丹》“OntheKitaiandKara－Kitai”(TheJournaloftheEthnologicalSocietyofLondon(1869－1870)，Vol．2，No．21870)一文，这是研究契丹及西辽契丹历史的首篇专题论文。该文讨论了契丹和哈喇契丹名称的来历、曾经的疆域和统治及其后裔的流向等问题。还特别提到了西辽王耶律大石与西方传说中的约翰长老(Presby-terJohannes)之间的关系。该文曾在伦敦民族学会举行的1870年1月11日的例行会议上宣读，引起了与会者的瞩目。1877年，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汉斯•盖博莱恩茨(Hans．C．vonderGa-belentz)译自满文的《大辽史》(GeschichtederGrossenLiao)出版，这是首部辽代通史性的文献被直译成西文。继汉斯之后，德国学者R．A．Stein(中文名石泰安)再次以带有注解的形式翻译了部分辽史史料］。这些原始译文的出版引起了学界同行的注意，为辽史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捷的参考资料。1881年，英国学者亨利•霍沃斯(HenryHoyleHoworth)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中国北疆，第五部分:契丹与契丹人》(《皇家亚洲学会会报》，N．S．13，1881年)，详细论述了契丹民族史和辽朝的兴亡过程，分析并说明了契丹与契丹人之间的关系和差异。#p#分页标题#e#

进入19世纪以后，相关研究逐渐丰富。英国著名汉学家亨利•玉尔(SirHenryYule)首先发表了近代西方的东方学名篇《契丹及其彼岸之路》②(CathayandtheWayThither，London，1913)。本书分上下两卷，收集整理了中世纪及以前东西方交流遗留下的所有关于东方国家的史料。该著还对西方社会寻找契丹的动机、到达契丹的航路和契丹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分析。但该著作中的契丹更多的是指中国。用契丹作题目而内容却是写中国的西方著作有很多。如马丁(W．A．P．Martin)《契丹传说:或称中国知识》(TheLoreofCathay:Or，theIntellectofChina;F．H．RevellCompany，1901)、威廉姆•阿皮莱顿(WilliamW．Appleton)、《契丹圈: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热》(ACycleofCathay:TheChineseVogueinEnglandduring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ie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1．)，还有《拉伯雷与地理发现第三部:通往契丹的捷径》(RabelaisandGeographicalDiscovery．III:TheShortWaytoCathay．”TheModernLan-guageReview，Vol．5，No．1【Jan．，1910】)等著述。

进入19世纪20年代后，专业性的契丹研究开始呈现。1925年，波兰学者科特威约兹《契丹和契丹字》，重点论述了契丹民族的历史和语言文字的特性。匈牙利学者李盖提的《契丹及其语言》(《匈牙利语》第23卷，1927)是研究契丹族属问题、消亡经历和语言文字的专题性文章。1922年法国神父闵宣化(一译牟里，Mullie，Jo-sephL．)至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城遗址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中王坟沟中挖掘辽庆陵;1922年6月21日，比利时神父凯尔温雇人盗掘了庆陵三陵之一，首次出土了刻有契丹小字的哀册4方。随后不久，闵宣化发表《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①(LesAnciennesVillesdel’empiredesgrandsLeaoauroyaumemongoldeBarin．T’oungPao，21［1922］，pp．105－231．)。该文详细记述了法国牧师闵宣化在中国西部及北部的辽代古城遗址及陵墓等地的考察经历，共包括有潢河石桥、饶州古城、祖州旧城、上京、怀州、庆陵等二十余处遗址和陵墓。1933年，闵宣化还发表了《辽庆陵考》(《通报》30卷第1、2期，1933年)，进一步考证了辽庆陵墓主人生平及其新出土哀册的含义。凯尔温则发表了《道宗皇帝陵———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发现》(《北京天主教会公报》第十年第118号，1923年)。这些论著的相继发表标志着国际学术界对辽史和契丹民族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从利用二手资料进行间接性研究转向以实地考察攫取第一手资料进行开拓性研究。戈斯塔夫•艾克(GustavEcke)《金代石塔的建筑特性:基础研究第二章:辽式砖塔》(StructuralFeaturesoftheStonebuiltTingPagoda．APreliminaryStudy．ChapterII:BrickPagodasintheLiaoStyle．Monu-mentaSerica，Vol．13，(1948)，pp．331－365)是首篇对辽代石塔建筑的构造、含义及现存状况进行介绍和分析的论文。

摘要：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我国传统建筑风水文化在建筑规划、人居环境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在西方科学体系的冲击下，传统建筑风水文化一度衰微。改革开放后，国外研究风水的学术思潮开始影响中国，这促使国内学术界从科学、理性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古老的文化。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当代学者从哲学、自然科学、历史文化、美学等不同领域展开了对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该文对此进行梳理回眸，为进一步的研究做基础。

关键词：建筑；风水；文化；学术史

风水是依据向阳、风向、交通等条件探求建筑的选址、择地、方位、布局从而促进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统一的学问。其范围涵盖天文学、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哲学和美学等诸多方面，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建筑规划设计理论。风水文化是人们通过对自然规律进行总结的同时又按某种需要加入一些想象而形成的，它的出现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需要。风水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就是使自然环境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在使用功能上和心理上的需求。它与建筑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核心理念即在于追求人居环境的最理想状态。传统的建筑风水文化上迄先秦，下至近世，在建筑规划、人居环境等方面对中国乃至汉文化圈的其他东亚国家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深深植根于社会民俗之中。

1当代国内建筑风水文化研究概览

自近代列强叩关以降，随着西方科学体系的冲击，加之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对各种传统文化一度妄自菲薄，盲目以西学全盘替代本土学术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国学界大多把风水乃至中医等传统文化视为“迷信”“巫术”，完全无视风水在中国传统建筑学、景观学和规划学中特有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后，工业文明的一些弊病日渐明显，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引起了发达国家有识之士的普遍反思。伴随着量子物理、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的发展，西方科学开始由近代的机械宇宙观向强调宇宙整体性、联系性的有机自然观转变，中国传统文化与新科学观的相通之处引起了物理学家玻尔、卡普拉等学者的重视[1]。中国传统风水文化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文化也开始被一些欧美学者所关注，尹弘基的《韩国堪舆研究———风水的文化与自然之关系》（1976）[2]、利蒲的《中国地理学》（1979）、米切尔的《大地精神》（1975）、罗斯贝奇的《风水：中国的布置艺术》（1984）、斯肯尔的《风水的大地生活方式》（1982）等等都是其中的力作[3]。中国建筑风水文化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国内学术界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了“文化热”，欧美日韩等国研究风水的学术思潮也开始影响中国，这些国内外因素促使我国学者重新审视风水在传统建筑文化中的价值。天津大学的王其亨教授、北京大学的于希贤教授、东南大学的研究生何晓欣等学者首开先河，他们从建筑、历史、地理、生态环保等不同侧面对风水文化进行了初步探索。进入上世纪90年代，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渐趋成熟，分学科的细致研究和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同时展开。1990年于希贤先生从地理学视角对风水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作了科学的探究[2]。1994年韩增禄先生从文化心理角度分析了东华门特殊门钉数目的成因是明朝初建紫禁城时出于风水学择吉避凶的考量[4]。1992年王其亨先生主编的论文集《风水理论研究》出版，其学术成果几乎遍及了后来风水文化研究涉及的所有学科。1995年何晓欣、罗隽的《风水史》也从历史、天文、地理、建筑、民俗等多个维度对风水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作了综合性研究。本世纪的头十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后迎来了将近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与之相伴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也一波胜过一波，由此引发了全民的“风水热”，与建筑风水文化相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这一时期的风水文化研究除了在分学科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化细化外，还出现了比早期探索更为系统的综合性研究，甚至出现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相结合的趋势。于希贤先生的专著《人居环境与风水》和《现代住宅风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当然，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时期由于风水学的“过热”，一些完全从市场功利出发迎合民众迷信心理的作品将风水研究引向非理性的歧途。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加大，炒房热日趋降温，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回归科学和理性的学术性探索的趋势也在逐渐增强。尤其是一些研究易学和风水的著名专家响应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除肯定建筑风水文化的经济价值外，又从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不同领域对其做了更深入全面的学术探讨。于希贤先生在《风水的核心价值观》（2016）一文中认为传承城市文脉，建设有中国个性特色的新城市是风水的核心价值观，而《周易》则是风水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5]。唐明邦教授在《风水文化的久远魅力和当今价值》（2016）一文中指出风水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不但可以发挥经济效益，更能产生促进社区安定、工作顺利、人际和谐的社会效益[6]。易学专家胡焱照在其论文《易学风水文化与生态文明》（2016）中，从“三才”之道、天人合一、主动作为这三个易学风水文化视角，分别阐发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7]。我国传统的建筑风水文化包罗万象，涉及到当今诸多学科领域，以下试从哲学内涵、科学原理、历史文化、建筑美学四个不同维度对国内建筑风水文化研究的当代学术史作一番梳理和总结。

2对建筑风水文化哲学内涵的探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学者展开了对建筑风水文化哲学内涵的探索。王复昆认为“道”、“气”、阴阳、五行、八卦等传统哲学范畴构成了风水理论的基本要素；他肯定了天道人道相通、反映事物的普遍联系这一风水理论的积极因素；同时也指出了传统风水学难以彻底排除迷信的思维局限性[8]89-105。韩增禄先生在1996年发表的《中国建筑的文化内涵》一文中把传统建筑风水文化的哲学内涵归纳为天人合一、师法自然、崇尚和谐、趋吉避凶、唯变所适五个方面，并列举了不少典型实例予以佐证[9]。于希贤在其2010年出版的专著《人居环境与风水》中，从中西学术系统比较的视域，指出风水的理论基础包括易经、五行生克、天人感应、建筑规划的尚中思想和“天、地、生、人系统有机循环观”等多方面的传统哲学思想，与西方建筑文化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学术体系[10]。中国传统建筑风水文化也如其他传统文化一样，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无论是“形势派”还是“理气派”皆是如此。风水中的阴阳观念包含着对立统一思想的萌芽，五行与天人合一观念体现了一种用联系的整体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朴素辩证思维。与局限于传统话语和思维范式的古代学者议论风水不同，我国当代学者已深受唯物辩证法的熏陶，他们敏锐地发现了传统风水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并以现代哲学话语予以新的阐释和充分肯定。同时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在生产力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上的客观差距，以及在历史传承中流派演变带来的牵强附会，使得传统风水文化在蕴含合理性内核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披上了一层迷信的外衣。

【摘要】从建筑文化的角度，深入阐明了传统建筑装修语言的概念构成及其语言意义，并且结合具体工程实例，列举了该语言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传承、创新与应用。反映了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师古不复古，古典不古老，推陈出新的设计思想。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指出，随着建筑历史的演进，人们对于建筑，不只是满足于物质生活单一的使用功能，同时还要满足“凿户牖以为室”的审美需求。

【关键词】室内设计装修语言；传承与创新；设计应用

1引言

我国台湾建筑学者汉宝德说：“如果要我选择一个学术专业，我会选建筑文化，我始终认为，建筑是文化的产物，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建筑。”作为一个室内设计专业的工程师，汉宝德的话无疑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中国传统建筑种类繁盛，建筑装修语言更加繁复充实，那么就其形式而言，传统建筑装修，有哪些相关的组成部分呢？建筑装修的语言又是由哪些部分构成的呢？这些语言形式在现代室内设计中有哪些传承、应用于发展呢？他们的物化形式所反映的精神层面的情感又是什么呢？本文将逐一论述。

2传统装修的概念构成及语言含义

中国建筑传统装修语言充实而繁复，词汇众多，但就装修组成部分而言可分为外檐装修与内檐装修两大序列。外檐装修为建筑物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分隔物，既通常在建筑外立面可以看到的门窗、坐凳及护栏等部分。内檐装修则是建筑内部的空间，如木质的隔断、隔扇、各种花罩及天花藻井等，以及与之配套的家具、陈设、古玩、字画等。室内设计是建筑设计的延伸与细化，装修的目的是满足使用要求，在使用过程中得到文化艺术的享受，满足精神层面的审美要求。本文将结合室内设计工程实例论述传统建筑装修的语言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传承与应用。

3传承与创新

摘要：文中采用归纳法、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国内外文献数据库收录的有关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的文献，以及国内外的相关专业书籍，旨在对目前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为今后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理论和依据。

关键词：可持续；室内环境；人文

1传统室内环境设计中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室内环境设计领域，人文可适当地理解为深厚的文化性和带有广泛意义的人性化的设计要素，也在说明人是设计中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文在室内环境中的研究早已有之，并且国内外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内涵研究产生了很多成果，都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可持续理念向室内环境的注入，使室内环境的绝大部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人文理论在难以再适合于表达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特质，比如我们的室内设计都是讲求以人为本，但以人为本的方式在可持续室内环境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革命性的进步。但作为室内环境这一领域范围内的研究，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观点仍有一些是本课题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扬弃。例如，钱丽竹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的解析》（2011年）一文中指出，室内装潢的主要目的是让在其中的人感觉舒适、自然，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让生活或工作的人感到舒心、愉悦，只有将人贯穿于设计的始终才能完成一项完美的作品。钱丽竹［1］文中的“自然”是指人感受的愉悦和自由自在，这是对人类情感的关怀，也是可持续室内环境所应有之义，可以作为研究结果的借鉴，可持续还使“自然”富有更广泛的含义，使“自然”显得更加真实、更加自然而然。吴美芳在论文《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人文情结》（2003年）中，以人类征服自然的传统思想为依托，解释了现代技术手段的进步以及对建材领域的不断拓展，使建筑室内环境向人工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建筑室内环境可以摆脱自然因素的限制，充分满足人们对舒适度的要求。并以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型购物超市这种购物模式为例，说明了技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人性化、情感化室内环境感受。吴美芳［2］文中对高新技术的未来展望，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技术观念的一个反映，智能化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高技术路线，它的目标之一就是高情感化。诸如此类的文献，都说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批判性继承，有新的观念融入，对一些人文提法有新的解释，也有少部分的保留，特别是在人性化和高情感化的人文关怀的研究中，传统室内环境的研究成果对可持续室内环境领域的研究能起到些许参考和借鉴。

2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中的人文研究现状

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产生已逾半个世纪，目前国内外对可持续室内设计实践方面的理论研究产生了一些成果，如已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有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SianMoxon（英）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2年），洛丽•丹尼斯（美）的《绿色室内设计》（2012年），路易丝•琼斯（美）的《环境友好型设计：绿色和可持续的室内设计》（2014年），SusanM.Winchip（美）的《SustainableDesignforInteriorEnvironments》（SecondEdition）（2011年），PilatowiczG.（美）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等。同时产生了不少成功的设计案例，如美国新墨西哥州陶斯县的土船住宅，日本建筑师坂茂（ShigeruBan）设计的纸质住宅，让•诺维尔（JeanNouvel）设计的法国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英国赫特福德郡的BRE未来办公室等。相比较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设计实践及相应理论，人文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在了后面，呈现出发展失衡的态势。只有部分设计理论的文献对人文方面稍有涉及，并且数量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1）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一书中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第五部分，和第九章第一节的第四部分，概述了可持续室内环境的审美特性；在第九章第一节的第一部分，周浩明阐明了他对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本观的个人看法，周浩明认为应本着“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来重塑室内环境的人本观念；在第二章第二节的第四部分论述中，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应该具有动态的可适应性，整个生命周期要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第六部分还强调了要鼓励大众参与可持续的设计过程，可以更全面地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更好地营造一个属人的可持续室内环境。（2）梁丽娜、高金锁的论文《可持续发展观念与可持续室内设计》（2003年）中，提到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应蕴涵着平等、发展、公平和民主原则等最基本的哲学思想，应能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使资源、环境、人、社会、经济五大系统相互协调，共同进步［3］。（3）古佐夫斯基（美）的《可持续建筑的自然光运用》（2004年）一书中的第七章，阐释了自然光与环境、社会、精神、心理愉悦之间的生态联系；第八章阐释了自然光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并提高我们的生态意识。（4）布莱恩•爱德华兹（美）的《绿色建筑》（2005年）一书中的序言三，谈到如何以生态伦理的观点来把控技术；以及建筑空间对本土传统的保护等所能负担的社会责任；并认为室内环境应该吸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的传统和文化精华，以西方现代化科技结合东方传统思想来寻求出路。（5）郝琳在《建筑先锋•绿见未来》（2014年）一书的绿见未来的理论部分，用永续设计的理念，为我们预测了未来建筑空间可能为我们提供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好的设计应该是可持续的，未来的永续建筑是看重匠艺的传承（文化）、自然的保育（环境）、产业的变革（经济）、人的生活（社会），通过高科技和智能化，永续的目标是把庶民、人文风物、自然生态升华为“无心”的日常氛围。（6）林宪德（台）在《绿色建筑》（2011年第二版）一书的第九章第一、四部分，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解释了营养能量向上层传递时的急剧减少，着了保护环境和有效资源，降低熵值，提倡我们过简单的生活方式，住宅、建筑、城市都不能太过复杂，一句话，越简单的建筑系统越是好的可持续性的。在第九章第三部分，论述了适宜技术的社会价值和可持续意义，用现有的材料、技术、施工、设备水平下，发挥最大的地球环保功能，并且保护了当地的传统工艺的活力，使地域文化传承发扬；还借用生态经济学大师舒马赫的观点，论及了“适宜”这一人文性概念：不应该一味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消费标准、价值体系，否则会更加依赖富裕国家而不能自拔，发展经济应当适可而止、追求效率或生产力应适可而止、使用非再生资源应适可而止、细密分工应适可而止、以科学方法替代常识也应适可而止。（7）大卫•伯格曼（美）在《可持续设计要点指南》（2014年）的最后部分，“可持续设计的未来”中，分析了可持续暂时不被人们认同的原因，因为新生的可持续策略具有异于传统的形式，让人产生陌生感，有的思想进步人士又害怕人们异样的眼光，而对可持续望而却步。就像早先的汽车设计成马车的模样，是用熟悉的形式，慢慢让人们接受新事物。大卫•伯格曼认为“透明的绿色”手法在建筑和室内空间中具有可行性，生态元素依然在那里，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当可持续设计不再有一个样子，它就不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不再是一种宣言，不再针对一些特殊的（少数的）群体。但他也指出“透明的绿色”会失去生态化策略对人们的教育意义。（8）来增祥在《可持续发展与室内设计——兼谈绿色室内环境的营造》（1998年）一文中点出了可持续室内环境具有社会性、历史、地域文化性，可持续发展除了涉及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能源等所谓“硬件”的经济技术领域之外，同样也还与社会文化、历史文脉等“软件”因素有关，例如对风景名胜和文物的保护，对地域文化和地区人文景观延续性的重视等等。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对环境的尊重和沟通，对资源的节省和珍惜，在技术上除了运用高新科技手段外，也乐于采用因时、因地制宜的“适用技术”。同时还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回敬，可持续发展从哲学上可与我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相沟通，这里的“人”——可视为自我或群体，“天”——是否可认为是除自身或人群以外的客观自然环境或人工环境，天人合一是人与物的共生，人与环境的“对话”、沟通和融合［4］。（9）DanielJauslin在论文（2012年）中引述了三位建筑师对可持续美学的看法和谈论，并指出可持续设计的美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它能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实现，现在还上不清楚，但自然美学、生态美学在未来的可持续设计中必定有相当的发展空间［5］。（10）GrazynaPilatowicz在论文《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中指出：致力于建筑环境可持续的努力不仅要集中在建筑系统性能和保护资源上，还应当是基于对人的身体和心理精神需求的理解，这才是一个优良的环保设计决策的必要出发点［6］。（11）YaserRezapour等在论文《CulturalAspectsAnalysesinSustainableArchitecture》（2012）中研究了可持续建筑与文化、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认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才能促成可持续的社会，可持续的社会才能产生可持续建筑；可持续建筑应该作为一个文化背景来建立我们最佳的可持续文化，可持续建筑内涵着可持续文化，它对可持续社会的形成有重要作用［7］。

3可持续建筑人文研究中的相关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