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史论文范例

一、彝族传统文学的定义

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学,是指在历史长河中产生于民间,在传承过程中被用文字记录成文本之后,仍然以口头形式在民间流传和变异着的民族民间文学。这些民间文学在传承过程中,又会有新的文字记录文本出现。同时,它还包括没有文字的民族长期传承着的民间文学。彝族传统文学包括口头文学及其记录本以及传统经籍文学两大部分。

⒈口头文学。彝族传统文学中的口头文学,是至今仍然流传在民间的活文学,包括数量众多的歌谣、故事,其中有韵文体,也有散文体。而在记录下来的文本中,却又是以韵文体为主,散文体文本很少。就发展的趋势来看,由于全球化和现代传媒力量的影响,彝族民间口头文学逐渐消失,渐趋湮灭。所以,长久地讲,彝族口头传统文学将会逐渐转变成文字文本保存下来。

⒉传统经籍文学。彝族传统文学中的传统经籍文学,以文字文本为主。这是因为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主要是由彝族从事祭祀、宗教和传统文化传承的毕摩所创制和传承,应该是最早将口头祭祀、宗教言辞记录下来的文字,由于其特殊的功用和地位,变异较小。因而传统的经籍文学是彝族传统文学固定性较强、变化性较小的文学。但是研究家和文学史家的著述中,往往把传统的经籍文学等同于作家创作的文字文学,而没有把它列入传统文学之中,这是一个错误的分类。

二、彝族传统文学研究情况与研究的难点

彝族传统文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彝族文学史论著作中,单篇研究的论文中涉及较少,即使是一些论文,多数都局限于对个别文本的研究,而没有整体的系统研究,因此从中很难看出对传统文学总体上的认识和区分。无论是李力主编的《彝族文学史》,左玉堂主编的《彝族文学史》二卷本,还是沙玛拉毅主编的《彝族文学概论》,罗曲、李文华的《彝族民间文艺概论》,主要的篇幅都是关于彝族传统文学的研究。①这些史论著作与其他的文学史论著作一样,在涉及传统文学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把注意力放在了传统文学的文字文本中。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其中就反映出了传统文学文本形式的多样性的麻烦,也反映出了传统文学研究中的难点问题。

⒈文学分类之难。这主要体现在口头文本与文字文本的混同一体,纠缠不清。口头文本一旦记录在案,往往又叫口碑文献,逐渐形成文字文本。而上一个历史阶段与下一个历史阶段之间、此地方与彼地方之间、这个传承人与另外一个传承人之间都存在差异性,变异是永远存在的问题。体现在彝族传统文学上,其特别突出的问题,不单是口传文本与文字文本的差异性永远存在,尤其明显的是口头文本以散文体居多,而文字文本却以韵文体居多,在文学形式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散文体更体现传统文学的变异性,而韵文体文本往往更具有艺术性,更能体现彝族传统文学的特征。

一、确定重点，遴选作品

古代文学课的内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传统课程中时数最多的。但随着高校课改的进行，在“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课程设置向实践倾斜，很多传统的理论课被大量削减课时。比如语教专业的古代文学，目前已压缩至98课时（本科院校为200课时左右），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系统地讲授古代文学的发展史，详细地介绍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家作品，其结果要么造成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囫囵吞枣，难以消化，要么根本完不成授课任务。

要解决“容量大、课时少”的矛盾，提高教学效率，首先应正确处理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关系，合理分配两者的课时。文学史犹如一条奔流的大河，文学作品就是那涓涓浪花，就学科性质而言，文学作品才是古代文学教学的核心内容，且文学作品的分析和鉴赏相比文学史难度更大，故而教学要以作品为本，以史论为辅，时间分配上约为7:3。其次应分别确定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教学重点。文学史中涉及基本知识、发展规律、文学流派等的内容要以点带面地讲授，至于背景知识、作家生平等可以让学生自学。作品选则要以经典性作品做点的示范解读，以教为主；一般性作品做面的铺开训练，可以讨论、自学，注重点面结合。在选择阅读的作品时，还必须关注中学语文教材，了解学生的既有知识。对入选中学课本的作品一般不再重点讲解，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某些有一定难度、深度或者存在争议、有最新研究成果的作品在大学阶段可再次讲授。当然，教师可跳过常识性问题，引入学术前沿信息，注重知识的广博性和分析的深刻性，提高课堂的层次。

比如在上《诗经》这一章节时，一共4课时，我花了大约1课时讲授了《诗经》的基本概况、风雅颂的含义和赋比兴的手法，其他诸如《诗经》的编集、地域、四家诗、对后世的影响等文学史知识都布置学生课外自学完成。作品方面，主要选取了《芣苢》、《君子于役》、《采薇》三篇作品进行示范分析，并引导学生略读鉴赏了《氓》、《七月》、《子衿》，继而选择中学课文中的《蒹葭》，让学生抛弃成见，换一种角度进行解读，讨论诗中的象征含义，同学们反映热烈，各抒己见，开拓了视野又锻炼了创造性思维，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强化职业能力，注重师范性

2006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要“加大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力度，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融‘教、学、做’为一体，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高职语文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工作，具备过硬的听说读写能力和师范技能是其胜任日后工作的基础。因此，为了学生的成才和就业，增强其与本科学生的竞争力，我们的古代文学课必须改变长久以来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除了让学生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外，更应重点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分析、鉴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要将以往单一的理论教学模式调整为理论教学+实践训练两大模块。

实践训练分别为对应听说读写的各项训练，比如作品的朗诵、读背、口头讲解、摹拟教学，专题的小组讨论，写读书笔记、小论文，古诗的摹写或改写等，教师可根据课时内容安排相应的训练活动。这样既能打破老师的一言堂，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也注重了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能更好地实现课程目标。在这儿专门讲讲这几年来在教学实践中开展得最有心得的一种训练活动，笔者称之为“课前五分钟口头训练”，即利用正式上课前的五分钟，让一位同学上讲台完成某一项口头训练活动。语教的“古代文学”安排了三个学期，所以训练的内容每个学期都不同。第一学期为自由讲解古诗，学生选择一首喜欢的古诗用楷书抄在黑板上，然后有感情地朗读一遍，带领全班同学再读一遍，继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讲解赏析，讲完后由其他学生进行点评，最后老师总结；第二学期为小学古诗讲解，形式与第一学期相仿，不同的是作品必须来自小学语文教材或课标推荐背诵的篇目中，此外还要求学生在讲解时必须和台下的同学有互动；第三学期为片段教学训练，学生选择一篇小学古诗文，备好课后截取某个局部的内容进行教学。

一、近代化学教育变迁研究

曾琦的《二十世纪我国科学教育回顾》将化学教育放入科学教育的视野，把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划分为8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形成阶段、过渡阶段、学习苏联阶段、探索阶段、十年动乱阶段、调整尝试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周天泽、胡定熙的《化学和我国科学教育的开拓》介绍了我国科学教育“准备”“启蒙”“开展”3个阶段中化学和化学家的推动作用，并从该角度描述了近代中国化学教育的发展情况。WilliamH．Adolph是原齐鲁大学教师，他在《SomeaspectsofchemicaleducationinChi-na》中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化学课程、教材、学校状况以及人们的科学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内容，有助于我们从外国人的视角了解当时我国的化学教育情况。以上文献的研究对象包括高等化学教育和基础化学教育，对于更为具体的近代中学化学教育，相关研究主要有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编写的《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化学卷》［4］、樊冬梅的《中国近代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1878－1922)》、解亚的《中国近代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1922－1949)》。樊冬梅和解亚对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演变的历史过程和不同时期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将化学教育的有关内容包含在科学教育这个大的范畴内进行说明。作者认为，从1878年到1922年，我国科学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各自为政到制度化、从学日到仿美的发展过程，1922年到1949年则可分为新学制颁布后的科学教育(1922－192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科学教育(1927－1937)以及战乱时期的科学教育(1937－1949)三个阶段。

二、与近代化学教育相关的重要机构和人物研究

中国近代化学教育有三个重要的起源地: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以及近代教会学校。袁振东认为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它开办的化学教育是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此前一些西方传教士以及国内有识之士通过译书或讲演的形式在中国传播化学知识只是化学教育发端的萌芽，1904年清廷颁布新学制以后，中国的化学教育才得以全面发展。”江家发、陈波的《中国近代化学课程始端———“京师同文馆化学科”体系溯探》认为同文馆已经具备了学校近代化学的课程体系，为我国化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徐振亚的《京师同文馆中的化学教育》从化学课程的开设过程、师资、教材和考试制度几个方面对同文馆的化学教育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他如《京师同文馆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京师同文馆的创立与中国早期的自然科学教育》、《京师同文馆自然科学教育之得失思考》等论文，对同文馆的科学教育及其在中国近代科教启蒙和科学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研究，其中对化学教育多有涉及。对江南制造局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其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制造局翻译馆的西书翻译事业。最近，周俊博在《近三十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研究综述》中从翻译馆发展、翻译目的、赞助人、书目考证、重要译者、翻译方法、译著影响、译名统一、相关个案研究等9个角度，对近30年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而有关江南制造局对化学发展所作贡献的专门研究则比较少见。江家发等在《江南制造局在中国近代化学发展中的贡献》一文中指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提供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化学书籍，其中的《化学鉴原》被很多学堂、书院作为教材，在当时影响很大。编译馆陆续译出的《化学鉴原续编》(无机化合物专论)、《化学鉴原补编》(有机化学)、《化学考质》(定性分析)、《化学求数》(定量分析)、《物体遇热改易记》(物理化学的初步知识)、《化学分原》(定性分析)等6部化学专著，将西方化学的各个分支系统而完整地引入我国，对近代化学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编译馆的徐寿、傅兰雅在翻译化学书籍时，首创了中文化学译名原则，对中国化学的发展和传播具有深远的影响。王玮的《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化学教育(1901－1936年)》介绍了近代教会大学的化学科系、课程设置和教学情况，他在《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早期化学课程与教材》中认为我国近代的教会大学使用国外原版教材，保证了其培养水平与国外大学基本一致。对我国近代化学教育的启蒙者徐寿的研究，影响较大的研究有袁翰青的论文《徐寿———我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杨根的专著《徐寿和中国近代化学史》，以及近年来汪广仁等人的专著《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海国撷珠的徐寿父子》。傅兰雅对中国近代化学的引进、传播和普及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年来王扬宗的《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徐振亚的《傅兰雅与中国近代化学》、王红霞的《傅兰雅的西书中译事业》等专著和论文较全面地介绍了傅兰雅传播西学的事迹和思想。戴吉礼(FerdinandDagenais)的《傅兰雅档案》则根据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档案馆的全部傅兰雅档案，整理了其旅行札记、往来书信、翻译成就和相关论文集等资料，为研究傅兰雅和近代中外交往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近代中国的不少化学教育家同时也是化学家，他们主要致力于高等化学教育，目前已有不少相关的研究。而为基础化学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教育家和出版家郑贞文和杜亚泉，研究者则较少关注。郑贞文与杜亚泉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是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的重要奠基人，编译出版了大量理科教科书，对化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对郑贞文的研究仅有少量传记，如王治浩等人的《一代学人郑贞文》、《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化学卷》中的条目介绍，以及张澔的《郑贞文与中文化学命名》、钱益民的《郑贞文与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等对其在我国早期化学教育、统一化学名词和编辑出版方面所作贡献的研究。对杜亚泉的大量研究集中在其文化、伦理和政治思想方面，此处不赘述。对其在科学教育方面贡献的研究，阎乃胜进行了综述［7］。李学桃的《杜亚泉科技思想研究》、阎乃胜的《杜亚泉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研究了杜亚泉的科学教育思想与实践，对其编写、编译的教科书进行整理，高度评价了杜亚泉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史上的重要作用。对其在化学教科书出版方面的成就，王建辉认为杜亚泉是商务印书馆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理科编辑，是“学者型的编辑和思想型的学者”［8］。刘晓嘉的《杜亚泉编辑思想研究》、余望的《探析杜亚泉的科技编辑思想与贡献》、陈镱文等的《杜亚泉对我国早期科技编辑和科技期刊发展的贡献》结合杜亚泉所处的时代，从编辑学的角度研究了其编辑出版的理科教科书、科技期刊等对我国科学教育的启蒙与普及的重要贡献。

三、对中国近代化学建立和发展的研究

我国古代的化学工艺和经验化学有着很高的水平，但作为科学的近代化学不是中国古代化学演进的结果，而是在近代从西方引入的。郭保章等人在《中国化学教育史话》中指出近代化学“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化学教育开始时期，几乎与传入时期同时发生”。因此对中国近代化学史的研究对于化学教育和教科书研究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诸多化学史专著，如我国第一本中国化学史专著———李乔萍的《中国化学史》、岛尾永康的《中国化学史》，以及近年来周嘉华等的《世界化学史》，侧重化学学科自身的发展，涉及我国的内容多为古代化学成就，对中国近代化学、化学教育的建立和发展几乎没有涉及。部分化学史专著，如赵匡华的《中国化学史(近现代卷)》、郭保章的《中国现代化学史略》、袁翰青的《中国化学史论文集》、JamesReardon—Anderson的《TheStudyofChange，ChemistryinChina》结合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背景，研究了化学在中国的传入和发展，其中涉及化学教育在中国的起步与开展情况，提供了大量相关史料。袁振东的论文《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1927－1937)》依据史料对1927－1937年“南京十年”时期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过程进行了系统考察和分析，认为这10年是现代化学在中国建制化发展至为重要的时期，为此后中国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张培富等的《书籍史视阈中的中国近代化学发展史考察———基于对“民国”时期出版的化学著作的计量分析》通过对民国时期化学著作的出版要素进行计量分析，结合著作产生的历史背景，从书籍史角度对近代化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微观的历史考察。

四、近代化学术语研究

一、当代语境下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多维构建

当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现状已不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必须构建全新、多维的教学实践体系，以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现代气息，提高古代文学的学科魅力。

(一)编写适应学校教学实际的教学大纲，确立少而精的知识体系及以“史”为纲，以“作品选”为本的教学原则

当前，《中国文学史》教材多种多样，各有特点。但大都篇幅庞大，难以在有限的教学时间之内完成教学任务，因此编写适应学校教学实际的教学大纲尤其重要。在大纲中，应强化基础，突出教学重、难点，确立少而精的知识体系，为教师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提供依据和准则。尤其要妥善处理文学史与作品的关系，确立以“史”为纲，以“作品选”为本的原则，强调原典教学。文学作品是文学史形成的基础和主要构件，折射了文学的发展历程。读者正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感知、欣赏和理解，来把握作家的理念与创作、文体的产生与发展、文学现象的诞生与演变等过程，并进而把握整个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可以说，讲述文学史是从宏观视角认识文学作品产生的客观条件及其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价值，解读作品则是从微观角度考察古代文学史的形成基础。借助文学史背景揭示作品内涵，可以延伸学生的审美思考，拓展其理解的维度;以具体作品为例印证文学史现象，则可以训练学生的史学思维，培养其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文学史”和“作品选”先天具备的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讲授者不能将它们判然分开。那种侧重“文学史”而忽略“作品选”的教学，无疑只是在形式上提高了效率，完成了教学任务，其实际教学效果则可想而知。

(二)完善课程结构，建设基础课、选修课及学术讲座相结合的网状课程体系

社会需求的多层次，人才模式的多样化，知识结构的多领域，要求教育与时俱进，具备科学合理的教育模式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并重的教学形式。就中国古代文学而言，课程内容广博浩繁，因而强化基础，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展示亮点至关重要。而建设基础课、选修课及学术讲座相结合的网状课程体系不失为积极应对的合适途径。基础课是教学的重点，强调基础知识的积累，着重于“面”的拓展;选修课是基础课的补充，强调探究性学习，突出知识的研究性与前瞻性;学术讲座重在知识点的纵深，着眼于能力的提高。三者统筹安排，相互衔接补充，构成一个网状的立体教学体系，既促进了学生知识结构的优化，也有利于思维训练和能力培养。选修课的开设，就文体而言，可开设古代诗歌研究、宋词研究、散文研究、戏曲研究、小说研究等，以理清主要文体的发展线索，使基础课所学的文体知识更加深化、系统化;就文学史论来讲，可开设古代文论、文学思潮研究、文人心态研究。对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经典，则可开设专题研究，如神话研究、《诗经》研究、《庄子》研究、《史记》研究、《红楼梦》研究等，使学生加深对主要作家、经典作品的理解，提高相应的研究能力。也可开设一些跨学科研究的选修课，如经学与文学、儒家思想与古代文学、宗教与古代文学、中西戏曲比较研究等，以拓宽学生的视野。此外，还可增开地域文学选修课，加深学生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理认同，激发学生爱国爱乡的热情。选修课应根据基础课的学习进度，面向不同的年级循序开设，既避免重复，又相互补充。在此基础上，每学期再适度安排几次学术讲座，介绍学术前沿问题及治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上述三种课型，共同形成立体的教学体系，适应了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

(三)更新教学观念，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现代性，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与研究意识，促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

重视和发掘历史档案的史料价值

1.历史档案的重要性。

历史档案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历史记录，它具有广泛性、罕见性和可靠性的特点，具有可靠的凭证价值和广泛的情报价值。韦庆远认为历史档案的内容丰富且详细具体，能反映出历史事件的原始状态，还能比较好地反映出问题的前因后果和蕴含之意；档案在我国古代作为编史修志的重要材料，在当今则是史学研究中最为珍贵的、应优先使用的资料。可谓，档案能够“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在韦庆远的历史著作中，不乏大量利用丰富翔实的档案材料，其中很多都属于首次引用的，这也充分体现了他对档案史料价值的重视。如几部论文集（《档房论史文编》、《明清史辨析》等）都反映了他在发掘、利用档案资料方面做出的贡献。韦先生深刻体会到“明清史的研究工作是离不开明清档案的。不参考利用明清时期的各类历史档案，而能进行科学的、高质量的明清史研究，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2.重视民间档案。

韦庆远将我国的历史档案大体分成两类：官方档案（包括中央政权和地方性政权档案）与民间档案。他看到目前档案馆馆藏的主要是官方档案，民间档案不足，而这部分档案有着官方档案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官档和民档，本来都是人们在当时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联系交往以至矛盾冲突的产物，都是从不同的重要侧面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和记录，它们本来就是相辅相成，可以互相补充和订正的。民间档案较集中而具体地反映着各时期各地区公私之间、官民之间、主仆之间以及宗族之间等极其复杂的关系，极具地方色彩。因此，他力倡各省的档案部门应花点力气收集民间档案，特别强调在利用官方文书的同时，应充分重视谱牒、契约、信札等民间档案的史料价值。

3.重视而不轻信。

韦庆远重视档案的史料价值，但同时又对用档保持着清醒的态度，他说“：历史学家不能跟着档案转，既要重视又不轻信”。具体而言：（1）历史档案有其阶级局限性，不可能如实地反映历史真相，故而要全面地看待历史档案，有分析有思考地对待历史档案，不要孤证立案。（2）他指出档案只是众多史料中的一种，绝不可能代替其他图书文献、考古出土物以及社会调查成果等；认为档案和图书的关系，一般来说应优先使用档案，但并非绝对。（3）对待档案也应像对待其他史料一样，贵在审慎地鉴定和分析，贵在与其他史料相核对比勘，考虑其真实性成分，绝不能偏信偏用。“不但要用档案来订正和补充图书文献的不足或不确，有时也要用图书文献来订正和补充档案的不足或不确”。概而言之“：用书不如用档，用档不忘用书，尽信档不如无档，尽信书不如无书，史档结合又相攻，混沌史实可分明”。

兰台纵横lantaizongheng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   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精通12国语言。   在语言学、佛教学、印度学、文化学、历史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有很深厚的造诣，研究翻译了大量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2006年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一、季羡林的成就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0岁时开始正式学习英文，高中开始学习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岁时在省立济南高中求学，其国学老师，翻译家与教育家董秋芳的指教决定了季羡林一生的写作活动。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是德文。向吴宓、叶公超学习东西诗比较、英文，同时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等，在此期间对梵文产生了深厚的兴趣。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至哥廷根大学学习。在长期的学习研究中，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巨大，1936年决定选择梵文，对中印文化关系进行彻底的研究。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期间主修印度学，学习梵文及巴利文。同时选修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加学南斯拉夫文。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时也是他唯一的听课者。1941年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斯拉夫语言、印度学、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同年成为语言学家艾密尔西克的入室弟子研究吐火罗语。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并继续研究佛教及梵语，在德国期间季羡林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获得了高度评价，奠定了其在国际东方学和印度学界的地位。因战争归国无路的季羡林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经瑞士辗转取道东归，经恩师陈寅恪推荐于1946年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至1983年，创建东方语言文学并一直担任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北大是我国最早成立东方语文系的大学，培养出了大量东方学的专业人才。1956年季羡林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期间历经磨难受尽屈辱。结束后于1978年复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因病辞世[1]50。   二、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曾评价自己是杂家，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季羡林一生著述颇丰，著作书目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糖史》等，大都被收集入24卷的《季羡林文集》中。其中翻译方面的著作包括有译自德文的马克思所著《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译自英文的《家庭中的泰戈乐》等；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长篇史诗《罗摩衍那》、印度著名剧作家迦梨陀娑的七幕诗剧《沙恭达罗》和五幕诗剧《优哩婆湿》、反映印度民间故事的《五卷书》等等，涵盖了印度古代语言、佛经、梵语、吐火罗语、印度的历史和文化等内容。《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被奉为印度叙事诗的典范，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对整个南亚地区和宗教都产生过深远广泛的影响。在中饱受折磨，被下放看门的季羡林在创作与研究都不能进行的困境中，继续坚持翻译方面的工作，并选中了这部气势恢宏的史诗巨篇《罗摩衍那》，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季羡林只能偷偷地进行翻译，由于《罗摩衍那》是以诗体的形式写就，季羡林坚持译文也应是诗体，要将每首三十二音节的颂译成四行汉诗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况还要考虑到八万行诗的押韵，常常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而失魂落魄，在四年时间里，七篇的《罗摩衍那》译了还不到三篇。结束后，季羡林的翻译工作才光明正大地进行，终于在1983年2月将《罗摩衍那》翻译完毕，这是除英译本之外世界上仅有的外文全译本。   十年风雨、十载心血，方铸就了这部长达两万颂，译文达九万行，五千余页的巨著。   《罗摩衍那》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中印的文化交流铸起了一座丰碑，季羡林因此被印度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会分会主席，被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2008年印度更是首次将印度公民荣誉奖授予当时已97岁高龄的季羡林[2]101。   季羡林在梵文翻译上的成就众所周知，而在吐火罗文的译述上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本已经失传的语言，仅凭着20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发现的一些残卷而重新面世。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曾经师从艾密尔西克对吐火罗文进行过学习与研究。1974年时，在新疆又出土了44页88面残卷，当时全世界只有不到二十个人懂这种语言，而整个中国只有季羡林懂这些文字，时年63岁的季羡林经过17年的研究，终于破译了全部残卷，并译著出《弥勒会见记》，那时候他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弥勒会见记》的译释，对佛教传入中国的经历，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等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依据。季羡林多年从事各种文字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中国翻译协会2006年将首次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给予了季羡林，是对他为中国翻译事业所作贡献的一种肯定。   三、季羡林的翻译思想   季羡林一生所获荣誉与头衔非常多，但他自己乐于接受并承认的只有两个，一是教授，一是翻译家。很长一段时间内季羡林谢绝所有聘任，唯独在2004年欣然出任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其目的竟是为了便于为翻译工作提意见。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从未枯竭的原因是因为不停地有新思想注入，而最大的两次思想注入，一次是来自印度，一次是来自西方。这两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因此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与他在清华的恩师之一吴宓一样，赞同严复在翻译上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他认为信是忠于原著，达是忠于读者，雅则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即译者需要同时忠于作品、作者和语言。同时做到这三个字，就是上等，可以说是尽翻译之能事了。若是能信而达雅不足，则是中等，而不信不达不雅则为下等。他认为信是翻译的基础，如果不能做到忠实于原文，就不叫翻译。#p#分页标题#e#   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   这点在他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原始的诗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为了将原文的诗体译成中国的诗体，他决定采用顺口溜似的民歌体。   同时将原文分两行写的32个章节的颂译成四行，每行的字数基本整齐，并且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季羡林可谓用心良苦。   译至第六篇《战斗篇》下半部时，季羡林更为严格地将每行定为七言绝句，间或也有五言，从而更接近于民歌体。除了译文更加简洁精练，保留了原文的节奏，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季羡林在翻译中不但忠实保留了原诗的信息，还尽量押大致上口的韵，在忠实原著的前提下追求文体之雅[3]133。   在音韵上以偶数行押韵，韵脚灵活，音韵协调上口，译文达到了信与美的效果。   季羡林的翻译思想还体现在《罗摩衍那》的音译上。   为了保持忠实于原文，能准确地选择译音，他通过研究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实践与翻译文化，基本上使用过去中国和外国和尚翻译经文时使用的对音方法，尽量符合印度的原音。季羡林所主张的直译，在信的基础上，还在汉语习惯以及文法允许的范围之内，适当引进一些外国语法中比较周密的表达方式，使汉语表达方式更加丰富，从而更适应需要。这与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直译观颇有相似之处。但与鲁迅不同的是，季羡林反对重译，即不通过原文而对某国译文进行的二次翻译。他认为科学与哲学类必要时可以进行重译，文学作品则不行，并用淮南之桔淮北之枳来形容重译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季羡林认为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无法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正因为翻译的重要性，季羡林十分重视翻译职业的道德，主张翻译行业的工作者，应该多学几门外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同时改革大学外语学法，大力培养职业翻译家，建立保证翻译质量机制，并再三公开请设国家翻译奖，足见他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关切与注重。

一、翻译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法国史论著

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但由于中国史学界对于法国历史的了解非常少，学者们对于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来学习和研究法国史比较茫然。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研究法兰西的优秀文化，沈炼之认真阅读和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论述法国史的文选及著作。“50年代初，我先后在新创刊的《史学译丛》上译了十几篇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关于法国的论文。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人翻译，所以出版之后，很受读者欢迎。”[1]特别是恩格斯的《1848年的六月起义》、《未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18封——法国社会党人和布朗热危机》等文章，在新旧社会交替转型时期的中国史学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为刚刚跨入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法国历史的范例，更开启了新中国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沈先生还一直非常重视法国优秀的历史著作和资料的翻译工作。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有必要研究和借鉴他国精华；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学者，首先“必须从翻译资料工作开始”[2]。即使是中法关系不佳，甚至出现敌视状态的时候，他也以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胸怀和高远的谋略对待翻译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他广泛搜集和阅读法国作品，并着手翻译法国著名史学家查尔斯•瑟诺博斯（CharlesSeignobos）的《法国史》。1964年1月中法两国正式建交。同年7月，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这部译著。这是中法建交后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汉译法文通史，为迫切希望了解法国的中国人民提供了资料，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可喜的贡献。据沈先生后来回忆：“当时还没有一本从法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法国通史》，我总算填补了一个小小的空白。”

十年“”一度打断了沈先生的翻译工作。“”结束后，沈先生立即带领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室的同仁开始有计划、有目标地翻译资料和进行学术研究，先后选译和出版了总共8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资料选编》，这些重要的文献资料和优秀的学术专著章节摘录，为研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组织人员翻译了《法国工人党的诞生》，“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有关工人党创立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有价值的新思路，必将推动中国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深入研究”[1]。后来，沈炼之教授又花了近五年的时间翻译了《盖得派》一书。该书是克洛德•维拉尔的博士论文，“也是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之作，全书770页，内容十分丰富，作者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旁征博引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以严密的科学论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法国工人党的起源、组织、学说、活动及其地域分布，正确总结了工人党走过的成功与挫折的艰难历程，分析了这一时期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从分裂到统一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独创性见解。本书至今仍不失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具有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3]。该书的翻译为我国学者研究法国工人党提供非常珍贵的素材。此外，他翻译的威尔逊的《罗曼•罗兰传》、戴高乐的《希望回忆录》、罗素的《权力》，J.E.斯温（J.E.Swain）的《世界文化史》，时至今日仍有很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二、撰写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法国史论著和论文

留法期间，马迪厄•艾伯特•泽维尔•埃米尔（MathiezAlbertXavierEmile）求实与创新的治学精神对沈炼之影响非常大。“在里昂学习期间，他经友人介绍，专程去拜访在第戎大学讲学的史学大师马迪厄教授，并听完了其讲授的关于法国大革命史讲座的全部课程。沈先生是唯一聆听过马氏讲课的中国学者。”[4]此后，沈先生一生研究的重点都在法国史，撰写了《简明世界近代史》、《法国简史》、《法国通史简编》和《法国革命史讲话》等多部著作，“他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拓性和很强的现实感”。

在他的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法国通史简编》和《法国革命史讲话》。1990年出版的《法国通史简编》是继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后我国史学界的又一重要成果，是一部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反映最新研究水平的法国通史。该书最具特色、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可以说，这是一部结构新、观点新和内容新的“三新”之作。

第一篇：初中历史教学微故事分析

在初中教育阶段，历史学科是基础课程之一，学习历史知识的目的在于了解过去、展望未来，对于当代初中生来说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很多初中历史知识内容本身就具备故事性，不少历史事件都转化为后人美谈的微故事。笔者针对历史微故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进行分析和研究，同时提出一些有效对策，帮助广大教师运用到具体教学中。在初中历史课程教学中，教师运用微故事辅助教学活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吸引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注意力，激发其学习兴趣，还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历史事件的发展规律。不过，对于初中生来说，他们是初次系统性地接触和学习历史知识，教师在选择和使用历史微故事时，难度不能过大，并尽量突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一、初中历史教学运用历史微故事的现实意义

第一，符合初中生的心理特征与年龄特点，在初中历史课程教学中，微故事与教材内容相比更具趣味性和生动性。处于初中生来说，教师运用历史微故事配合教学活动，能加强他们对历史知识的记忆，符合其心理发展特点。第二，将复杂变清晰，抽象变具体，初中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对历史微故事的讲解，能促使学生将一些不易掌握的地点、时间等与故事内容相结合，降低理解难度，而且还能够加深他们对历史事件的认识。第三，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运用历史微故事是一个传统而有效的教学方式，很多历史微故事不仅囊括事件的发生过程，还体现着后人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总结评价以及经验教训，而且不少历史微故事的综合性与广泛性较强，可帮助学生全面学习历史知识。

二、初中历史教学中对历史微故事的具体运用

(一)合理处理构建历史微故事

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活动中，一个历史微故事对学生来说是否存在较强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对历史微故事的合理处理和构建能力，对于以形象思维为主导的初中生来说更为重要。在通常情况下，初中历史教师在运用历史微故事教学方式时，在讲述故事开始阶段时，吸引力需足够强大，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注意。教师在讲解历史微故事的具体情节和内容过程中，不能太过空洞，应保证故事内容完整，情节丰满，逐层展开，并注重节奏，由于是历史微故事，应详略得当，不能过多的占用课堂时间。同时，教师讲述的历史微故事应首尾前后照应，或者为学生留下疑惑与悬念，或者起到良好的画龙点睛作用。因此，教师对历史微故事应足够把握和了解，不能脱离真实性，合理处理与构建微故事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