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社会论文范例

一、突出“改”字，在深化教学改革上求突破

声乐教学的重点是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发音和歌曲演唱，抒发内在情感，引起人们的共鸣。而对学前儿童进行声乐教学，则应突出“如何教”，而不是“教什么”，要准确把握学前儿童的特点，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歌唱欲望，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激发他们对美和快乐的感受。这就要求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师必须主动改革传统的声乐实践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与手段，使声乐实践教学成为培养学生综合艺术表演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职业技能的有效途径。一是加强学前教育相关政策和专业知识研究。高职院校专业教师要密切关注学前教育专业的发展新动向，及时调整自身的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幼儿园的教学目标实际。要注重学习学前儿童生理和心理知识，熟悉他们发声和演唱方式，经常深入幼儿园和幼儿艺术教育机构进行观摩，掌握学前儿童教学工作的实际方法，科学融入到日常的授课环节，使声乐教学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演唱技巧和水平，还能够提高他们的从教能力。二是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要逐步加大专业技能课程比重，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训练习惯，教师既要做好范唱，又要帮助学生选准曲目，在课内和课余时间强化练习，为学生打牢技能基础创造条件。同时，利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设备，为学生提供教学录像和更多的演唱示范，帮助学生查找差距，改进方法，提高声乐演唱水平。三是注重教材的实用性。要加快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材更新换代，降低教材的专业化水平，主动向幼儿园实际教学靠拢，选择那些思想性较强、艺术性较高、训练价值较大的艺术歌曲和优秀民歌作为教学素材，也可以根据学前儿童成长特点和幼儿园需要，订制或编写合适的教材，让学生多接触幼儿园歌唱教学内容，使教材更具可学性和实用化，发挥好教材帮助学生练习声乐的辅助功能。

二、突出“联”字，在推进校企合作上求创新

针对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学与学生实际应用存在学用脱节、课堂所学无法有效指导入园实际工作等问题。要进一步转变教学模式，拓宽学生实践教学渠道，通过社会化运作模式，深度推进校企合作和工学结合，组织学生入园开展实际工作，采取边学边做、以做促学、以做验学的方式，促进“学”与“用”的有机结合，实现声乐理论与实际应用的无缝对接。要采取高职院校附属幼儿园、联合办学、合作建立实训基地等途径，建设一批适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训练声乐技能的实践场所，搭建好技能训练平台。同时，定期组织专业教师和学生深入幼儿园，进行听课、看课、教学研讨和模拟授课等活动，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带领学生到幼儿园观摩主题特色课程和日常歌唱教学，帮助学生了解学前儿童音乐教学等方面技能，有效检验课堂所学知识，掌握科学的学前儿童音乐教学方法，提高实际工作能力，让学生从声乐专业角度深刻理解开展幼儿园音乐教学的价值，自觉运用所学理论指导实际工作。

三、突出“练”字，在强化学生技能上求提升

实践出真知。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要强化学生的日常声乐技能训练，必须紧密结合学前儿童的教学和活动，在实际应用上下功夫，使学生的学习路径由“教”向“学”转变，由“接受知识”向“解决问题”转变。一是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联合幼儿园定期开展声乐练习实践活动，由学生组织学前儿童编排和演练活动，设计一些小合唱、表演唱、独唱、二重唱等节目，学生也可以进行范唱和展示，不断提高学生的舞台表演能力。二是加强学生日常声乐技能训练，建立和完善专业技能考核体系，将学生声乐实践技能纳入考核内容，每学期定期举办专业技能竞赛、声乐汇报演出，着力打造一批声乐技能训练的精品活动和品牌活动。建立和完善竞赛的组织和考核制度，逐步实现学前教育声乐专业技能竞赛的常态化、综合化和制度化，通过竞赛活动的互相比学，为学生搭建学促交流平台，不断提高学生艺术技能整体水平。三是注重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组织和指导学生参与幼儿歌曲、音乐节目的创作、编排和演练，开展相应的展演活动，切实提高专业学生的综合技能和专业本领。

四、突出“优”字，在优化教师配置上求实效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世界，面对这场危机，世界各国都在采取各项措施竭尽全力进行挽救，同时也引起了各国专家和学者对引起危机原因的反思。导致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许多学者和专家指出，经济危机的发生是人类自身的问题，“科学的危机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人的危机”［1］141。因此，解决经济危机不仅应从经济中寻找，还应从人们的价值取向、社会伦理道德等方面去寻找，这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理论界的重视。而培养人的正确价值取向和社会伦理问题必然涉及到教育。教育是开启文明社会的一把金钥匙，关于人和社会的所有理论如果要走向社会实践和个人生活，都得通过教育，都得变成教育（广义地理解“教育”）。   中国当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严重缺陷在于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分裂，以及人文教育的缺失。时代的发展给高等教育提出了严峻的任务，即要造就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兼备的人才，呼唤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并重。   一、教育的本质：培育全面的人要深刻理解教育的本质，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教育？”关于“教育”的定义多种多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孔子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鲁迅认为：“教育是要立人。”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过：“教育就是把你在课堂上学的东西全部忘记了，把你为考试背的东西全部忘记了，那剩下的东西就是教育。如果你什么也没有剩下，就意味着你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白上了学”。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   综合来看，中外教育家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给“教育”下定义的，一个是社会的角度，另一个是个体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说，教育是文化得以传递的活动，教育要担负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功能；从个体角度来说，教育是唤醒和引导，是心灵对心灵的唤醒，引导学习者成人，发展其人性，培养其人格，改善其人生。一个有教养的人，精神丰富的人，真正的健全人格的人，也必然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所以，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传授知识和技能，使培养的人服务于社会，更在于培养其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亦即人的宝贵禀赋都得到发展的人，有能力认识自己、实现自己的人，同时又具有仁爱之心、有能力关爱自己和他人的人。   尽管对教育的释义多种多样，但他们对教育本质的阐释却是共同的：即教育的本质就是育人，培养全面的人。教育要使学生变得聪明，更要使学生做有道德的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智识和认识的堆集。”［1］4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长期处于分裂和抗衡状态，偏离了人的全面培养，即偏离了教育的本质。   二、当前中国教育的现状：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分裂   （一）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内涵   什么是人文？这个词最早见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观念；第二是为了培养这种理想的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人文教育就是为了培养理想的人，通过传播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等学科和课程，通过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熏陶，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为自身的素质、品格、修养的教育。通过这一教育过程来实现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   什么是科学？今天我们所说的科学，是指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首先又是指近代自然科学。   科学教育就是为培养科学技术人才而从事的教育。如果把教育分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五类，显然，科学教育是属于智育这一类的。从学科上划分，如果把全部两千多个专业归纳为七大学科，即物质学科（包括物理学、化学在内）、生命学科（包括生物学、医学和农学在内）、环境学科（包括大气学、天文学和地学在内）、数学和计算机学科、工程技术学科、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那么，前面五大门学科就组成了科学技术这个大学科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工医农”。对上述五大门学科，或者说理工医农学科，实施的专业教育，就是科学教育。   （二）当前中国教育现状：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分裂   18世纪中叶是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分水岭。   随着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兴起，各种实科学校的纷纷建立，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各种自然科学课程广泛开设，并且分量越来越重。可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分裂是近代以来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在中国，这种分裂更为严重。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分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分科的扩张、分化，使人文学科的领地越来越狭窄［2］22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学科日益分化、日益扩张。每一次科技的进步之后就会出现很多新兴学科，并产生了交叉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生物医学等交叉学科。高校中文理科职能的发挥极度不对称，理工农医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人文学科比例相对在减少，如哲学是万学之祖，而今天哲学在大学里是小系科，尤其在理工科大学，文史哲学科只是理工农医的陪衬而已。而且在“近代以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即社会科学日渐兴起，它们进一步挤占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地盘，人文学科甚至到了只有栖身在社会科学这个牌子下才有生存机会的地步。社会‘科学’的概念取代了‘人文’的概念，‘功利’的概念取代了‘理想’的概念。在一个科学化的时代，为了争得在学术殿堂中的位置，人文学界也出现了‘人文科学’的说法。”［2］22－23“仅从学术影响（而不是学术水准）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是社会科学不断发展壮大、人文学科日渐衰落萎缩的三十年。不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上看都是如此：在整个中国学界的人文作品一百七十三篇，平均每年不到六篇，在整个中国学界所占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特别是最近十年发表的作品已然不及六分之一。其中原创的人文作品只有三十九篇，平均每年一篇多，不到同期社科作品的六分之一。”［3］“改革开放三十年，给社会科学带来的是机遇，而给人文科学带来的更多是挑战，甚至是严酷的挑战。”［3］#p#分页标题#e#   2．科学教育的价值观膨胀，人文精神失落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很多人产生了“科学万能”、“技术至上”的“现代新迷信”———“科学迷信”，似乎“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无论是自然、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切都应当诉诸“科学”，用“科学的方法”能够解决问题。“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正是这种价值观的现实反映。认为科学无所不能，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人类从此可以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   “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科学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压倒了人文教育。”［2］32受教育中的功利主义思想支配，现在的高等教育中相当程度上存在着“重术轻道”的倾向。这里的“道”指的是理论、理性，是观察、思维、想象和判断能力的综合，指向学生的人格、理想、信念、视野和胸怀。“术”是指具体的操作性知识。为培养急用现学的人才，把教育等同于专业培训。在高等教育中重专业知识，轻视人的全面素质培养；重理工实用学科，轻人文社会科学；重单学科研究，轻综合交叉研究。“到处都为争夺学生数目而在各专业之间展开了激战，以及为满足专业细化而降低原来作为人的教育的总体要求。学校课程在计划中经常被更换。”［1］32“今天在大学和技术学院则渗透着：无休无止地招收学生，增加所谓必需的讲座和练习，象填鸭般地用那些诸如形而下之‘器’的东西，塞满学生的头脑，而对本真存在之‘道’却一再失落而不顾。这无疑阻挡了学生通向自由精神之通衢。不成系统的所谓专业和知识，削弱了学生的反思能力，以及独立自主的个性和对一个问题反复思考的习惯。”［1］33这些片面性导致人才的知识缺陷和人格缺陷。   3．科学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占统治地位，人文教育缺失   对于当代中国教育来说，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分裂体现在现行教育体制中严重的文理分科现象。这种分科现象在西方各国的教育史上或多或少地都存在，但都没有像当代中国这样突出。我国在高中阶段就划分了理科班和文科班，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和功利的需要，理科人数极度膨胀，文科人数少得可怜，而且这还被认为是理工科学得不好的人在无奈中的一种选择。至少我们都知道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今最优秀的学生都选择了计算机、航天、土木建筑等学科，其次是经济管理、法律、政治，再次是选择新闻、社会、信息、教育，最后才是文史哲。到了大学，学校和专业就明显地显示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来了。理工科高校人文专业太少，甚至没有。   在课程设置中，“目前我国高校人文社科类课程的比重偏小，总体上不足1／5，而英美等发达国家高校人文课程的比重普遍占到1／3左右”［4］。受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的影响，人们热衷于技术和专业的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这直接影响高校的专业设置。   为了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要，高校不断增加新的、技术实用性强的专业，而裁撤一些人文专业，人文课程进一步被排挤，从而导致大学人文精神的衰落。   当今教育的种种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人文精神的失落，而且失落得相当全面。   三、让教育回归本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   正由于今天高等教育的本质———精神价值的失落，所以今天高等教育的任务更为明确和负有使命感：将人类的精神内涵转化为当下生气勃勃的精神，并通过这一精神引导所有学生掌握知识和技术，服务于社会。如何使教育回归本质？那就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融合。   （一）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崇尚科学，重视人文教育   只有教育理念是科学的，才会有正确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新世纪的竞争和挑战，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培养一大批具有一定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的创新型、全面的人才。2001年8月在会见部分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时的讲话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可见，时代呼唤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并重。   在高等学校中要改变培养专才的理念，高等教育不是专业教育，而是要把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和人格的完善结合起来。“在专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理工科学生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难以有一个宽阔的视野和深谋远虑的计划。正像许多教育家所指出的，如果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用自己学科内部标准去判断事物，那就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真正的高等教育应该培养学生既掌握内部标准，也能够用其他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即‘外部标准’来评判自己的学科，能够看出自己学科的优点和缺陷。”［2］23高等学校诚然要为社会输送人才，问题在于输送怎样的人才。高等学校要向社会输送的不是一台台没有思想的机器，而是应该有独立人格、心智健全、人文关怀的人才。人文精神是教育的内核，人文精神是教育的灵魂，它决定了教育的使命、目标和标准，没有人文精神，教育就没有灵魂，就是徒有其表的教育［5］。丧失人文精神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人，这些人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6］。   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所高等学校要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就必须做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统一，在传授给学生科学知识的同时，应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这样才能为社会提供不仅拥有合理知识结构而且拥有健全人格的人才。#p#分页标题#e#   （二）合理地设置课程，优化课程体系   课程是进行教育活动的载体，因此合理的课程设置对于落实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并重的教育理念是至关重要的。“美国高等教育，本科以培养‘通才’为理念，较早强调课程结构体系的综合化，并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在课程结构体系上。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结构体系中，要求各学科学生必须在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实验、自然科学等领域课程组中各选修若干学分。俄罗斯教育改革中非常重视文理渗透与结合，如要求获文学学士学位者必须掌握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了解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等相关关系，使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落实到人才培养上。”［7］因此，我国高等学校课程中应该有1／3的课程是人文学科，理工科学生要选修一定的人文课程，人文学科学生也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理工科课程。这样，培养的人才不仅具备掌握和运用科技的能力，更具有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   （三）培养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的教师   教师是高等教育的主体，也是人才培养的灵魂。   他们的个人素质和学术修养通过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高素质的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能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还能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的人格、科学的思维方式去影响学生。什么是好大学？教育家梅贻琦有一句名言，即“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要有一批好老师，一批心灵崇高、头脑活跃的大师，通过他们去影响学生。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从教师的教诲中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培养影响其一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因此，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更要具备很高的人文素养，从而在教学中贯穿科学和人文精神的教育。只有教师具备了科学思维和人文素养，才能保证所培养的学生也具备以上的素质。   （四）注重培养学生自主的学习方式   教育归根到底是自我教育，对于高等教育更是这样。高等教育的任务是教学生学会学习，不仅是灌输知识，更不仅是培养职业技能，而是要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其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在教学中要从根本上转变目前学生总是被动、单一的学习方式，倡导新的学习方式，即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教学模式，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导师制，由导师规定学生每周必读的书籍，并要求学生撰写读书报告；学生按时见导师，把报告读给导师，然后进行相应的讨论。学生通过小组讨论、撰写文章、组织讨论等教学活动，可以训练学生如何评价有争议的论题、如何论证自己的观点、如何得出自己的结论，从而形成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组织学生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在那些活跃、博学、著名的专家学者的不断启发引导下，学生逐步懂得参加研讨会、讲座、以及校园其他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学校要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工作，要求每位学生一学期内参加至少3天的社会实践工作，并就这一工作经历写一份体会报告。学生参加实践工作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把课堂内学到的学科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学校还要为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提供一个轻松、宽容的环境。   一所大学必须有一个好的图书馆，学生的学习研究、学术交流要以图书馆为依托。学校要用丰富的辅助教学活动来充实学生的课外生活，如组织学生社团、学生俱乐部、学术讲座等等，为学生营造宽松、自主学习的人文氛围。   （五）合理的、灵活多样的学习评价方式   当今在我国高校中，对学生的学习检测方式比较单一。一般都是通过闭卷考试的形式来检测学生的学习情况，但这不能真正反映学生的能力水平。   因为闭卷考试客观性强，但容量小，形式死板，它只能偏重死记硬背的知识而不利于独立思考，弊端比较严重。在学校里所学到的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常常是学校的考试无法检测出来的。因此，高校要改变单一的评价模式，采用灵活的评价机制，如闭卷、开卷、写论文、口试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口试能较好地反映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论文考查知识运用及创新能力，可以帮助提高学生综合研究的水平。无论哪一种都有其弊端，关键是多种方式的融合，灵活运用。   四、结　语   回顾我国的教育发展史可以知道，我国古代教育走了一条重人文轻科学的道路，到明清时期尤为极端。近百年来，我国教育又走了一条重科技轻人文教育的道路，这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要倡导科学教育，但不是唯科学主义。我们在肯定和高度评价科学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时，要从理性与价值的立场出发，反对盲目推崇科学，尤其是反对科学万能论。科学只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除此而外，还有道德、宗教、文学等人文领域的成果，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各有其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求真，后者求善、求美，其间没有孰轻孰重之分。培养出大多优秀公民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而不是凤毛麟角地出几个名人或科学家，国家是否强大，取决于大多数国民本身的素质。因此，我们在教育中要主张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融合。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达，仅唐代的8000余卷藏书中，就有4000余卷与历算、天文观测、农业生产、医学和工程技术相关。春秋战国时期《吕氏春秋》中的《任地》《审时》《辩土》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3篇论文，其中出现了一般论说文体的引经据典、提问题、摆现象、陈述观点等写法，甚至还出现了用“一曰”“二曰”“三曰”等汉语数字标识二级标题层次的最初形态［1］。然而，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论文，特别是期刊科学论文在清代中期的《吴医汇讲》中方才初见端倪。这之后，相继有李善兰(1811—1882)、徐寿(1818—1884)等中国科学家发表了有关素数以及律管研究等原创论文，从而表明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关于到18世纪中国科学除中医学、农学外，“中国科学便和世界的科学汇成一体”，“已不易分辨出中国思想家和观察家所作贡献特殊风格”的说法［2］，有一定偏颇，起码以李善兰、徐寿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在接受和融通西学的能力与水平同样处于世界前沿。这表明我国期刊科学论文体早在清代中期和晚期已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论文样式，并最早出现在中医学、数学、声学等领域。

1最早的期刊中医学论文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清嘉庆六年(1801)的《吴医汇讲》，既是我国最早的医学杂志，也是中华第一刊［3］。该刊相继发表41位作者的94篇医学文章。其中发表在《吴医汇讲》卷一王云林的《祷告药皇誓疏》，叶天士的《温证论治》，以及唐大烈的《张、刘、李、朱后当以薛、张、吴、喻配为八大家论》(图1)已经具备了中医科学论文的基本特征。该刊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发表的王云林(1645—1710)《祷告药皇誓疏》是迄今所见中国继承传统医德以来最早的医者誓词，亦即中国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它传承了孙思邈(541—682)《大医精诚》的内容，也在“忍辱安贫”方面丰富了其内涵;但更重要的是它将其条理化、誓言化，标志着我国医德作为一种准则、一种信条、一种规范的表述，开始萌芽和生发，是中医业逐渐走上成熟的标志之一。“药皇”，即药王，《吴医汇讲》指韦慈藏、启玄子、王冰，后世供奉的药王也有唐代名医和我国医德的提出者孙思邈;“疏”，即分条陈述，祝告文。它在形式上，已有篇首刊眉(《吴医汇讲》卷一)、骑缝刊眉、按篇编码(便于重新分类再版)、主编者(长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辑)、审阅校对者署名(门人沈文燮玉调氏校订)、作者署名与简介(王云林:“讳家瓒，号缄斋，?赠文林郎，徐州府学教授。年六十六岁，殁于康熙庚寅。此篇系令曾孙绳林授梓。绳林名丙，号朴庄，吴县恩贡生，世居包衙前”)［5］、论文篇名(《祷告药皇誓疏》)、文末附载孙岱东、唐大烈的审稿意见和编辑评语等。在立论、举例、分析、论证上，第1步，提出问题，依据文中注类型的参考文献，如“窃闻《诗》云……《书》曰……又曰……此列圣所垂之明训也”，引用了《诗经•大雅》和《尚书•大禹谟》有关善恶吉凶的论点，并由此提出是否会“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6］即是否行善即有百祥，作恶即有百殃，从于道德有福，违反常道就会有凶咎?第2步，分析问题，以作者自己命运多舛，一线单传，6个儿女皆殇，到无论贫富，先怀悲悯，兢兢业业于中医外科家传而相继得二子的例证，说明《诗经》《尚书》所言不谬。第3步，解决问题，提出结论性建议，即“王家瓒七誓”，要求儿子谨守此誓，并专门救济“贫病无告，烟火不继之家”和“每有不堪之惨”的患者。由此可见，其论证有理有据，论文的基本要素皆已具备。其选题也符合“发前人所未发”的求新原则。这篇《祷告药皇誓疏》的宿命论或佛教因果报应说自然应予批判，但也有谋事在人、劝人向善、多做好事的积极成分，“谋事”就是要有医德。郭月霞也认为“虽文字不免掺杂迷信，然本意在宣扬医德”［7］。唐大烈门人顾景文在随同温病学奠基者叶天士游洞庭山时，在舟中口述笔录其言谈，并特约发表的《温证论治》一文，最早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8］的认识，形成了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疹等诊治方法，将其发展变化分为卫、气、营、血4个阶段，渐成外感温病和辨证施治的金科玉律，从而与《内经》的热论、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样，均成为论述外感热病证治的划时代的代表作，也是温病学说走向鼎盛的奠基之作。该文经唐大烈修改润色后，首刊于《吴医汇讲》。此后，《临证指南医案》《医门棒喝》《温热经纬》等医著竞相转载，奉为圭臬。其弟子吴鞠通、章虚谷、王孟英等，以及儿子叶奕章、叶龙章等，也都传承光大，成为著名医家。《祷告药皇誓疏》《温证论治》与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3篇农业栽培论文相比，在引经据典、推求本源、解释疑难、论断推理方面有许多共性;但不同的是其载体形态开始由图书向连续出版的期刊过渡，出现了署名、作者简介、连载、特约稿、编辑评语、同人评审、随到随镌等新的形式，文体也有了口述笔录、述评、短评、讲稿、遗著再整理等多样化体裁，除引用经典以外，也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例，特别是其“发前人所未发”“两说并采”等做法，成为我国图书论文体向期刊论文体转化的一个标志。

2最早的期刊数学论文

清同治十一年(1872)，同文馆在北京创刊的《中西闻见录》相继发表了中国数学家的一批数理天文学论文，在我国期刊科学论文演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其中，以1872年第2、3、4期连载发表的中国数学家李善兰的《考数根法》(图2)［9］一文最为重要。它标志着中国人对素数问题，即费玛定理最早的研究。李善兰在翻译《几何原本》后9卷时，开始沿用《数理精蕴》的译法将素数译为“数根”。伟烈亚力从李善兰处得到一个判定素数的方法，将其译成英文，并于1869年5月10日给香港的一家英文杂志《有关中国和日本的札记和答问》(NotesandQueriesonChinaandJapan)写信，附上李善兰所得的这个定理，当月，便被冠以“中国定理”(ChineseTheorem)发表于该杂志，即若2p－2≡0(modp)，则p为素数，亦即费尔玛(PierreFermat)定理的逆定理。当然已知其定理不真，但它引发了许多讨论和争论。李善兰采纳欧洲人对“中国定理”的意见，发表了《考数根法》，从而成为我国素数研究第一人［10］。在该文中，李善兰并未列入“中国定理”，想必已知费尔玛定理的逆定理不真，故给出了自己的素数判定定理，又给出了4种判断素数的方法，得到了相当于费尔玛小定理的理论。他在全然不知西人素数论的情况下，独立地获得了近似结果，虽说晚于欧洲，但亦首开我国数论研究之先河，功不可没。1897年，《湘学报》转载该文，同年又被收入《西学新政丛书》之《算学名义释例》《中西算学九种》之四、《湘学报类编》本和《湘学报大全集》本等。此外，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国数学家戴煦(1805—1860)的《求表捷法》，涉及幂级数、对数和三角函数造法，运用级数计算对数和常用对数，得到了与牛顿相同的结果，遂由传教士艾约瑟(EdkinsJoseph，1823—1905)译成英文，在伦敦刊行，也堪称19世纪中期我国数学家的重要成就之一。传教士所办期刊科学论文体的特点是科学消息报道、科学问答、科学论文翻译、科学论文编译等体裁的大量使用，甚至是百科全书、教科书上科学知识的选择性连续介绍，很少有纯粹的科学论文体，即便有，也是以社论、评述等形式出现的一些有关科学与社会问题的论述。因此，在此背景下李善兰发表的《考数根法》等原创性科学论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虽然在科学论文的论证方式、符号体系使用、公理化概念的建立等方面还是落后于西方，但这毕竟标志着中国学者促使科学论文体走向近代化的重要进步，特别是在号称“科学之母”的数学领域获得突破，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3最早的期刊声学论文

中国科学家徐寿发表于《格致汇编》第3年第7卷(1880年8月)的《考证律吕说》一文，亦为我国有重大影响的科学论文之一。《格致汇编》的主编者傅兰雅，本来把此稿寄到英国，请一位声学家评审，但这位声学家对中国科学家的研究颇为赞赏，结果被推荐到英国《Natuer》杂志，于1881年3月10日以《声学在中国》为题发表。徐寿对乐律学有独特的爱好，青年时代即曾复制古乐器，晚年热衷于律管的管口校正实验，研究律管的半黄钟与正黄钟不相应的问题，得出“两支相差八度的同径管，其管长比为4/9”的最新结论，推翻了黄钟律管与长为其一半的半黄钟管应该刚好相差八度音的传统说法，从而攻克了困扰人们上千年的一大难题。晋代的苟勖(?—289)和明代的朱载?(1536—1611)都曾对此有所研究。徐寿在朱载?“理虽近似”，但“尚未密合”结果［11］的基础上，缩小管长，用九寸长(1市寸=3．3•cm)的开口铜管实验，发现按传统做法截去其一半并不能得到八度音，但再截去半寸稍长一点，则能准确地得到八度音。他反复截取不同管径的铜管进行验证，所得数据均完全一致，从而否定了弦管同律论。然而，这与英国物理学家丁铎尔(J．Tyndall，1820—1893)《声学》(徐建寅，傅兰雅译)1874年由上海江南制造局刊行的有关论述不符。清光绪六年(1880)十月，徐寿让傅兰雅将此结果译成英文，向丁氏求教。同时，他们将信件也寄给了《Nature》杂志。最终，徐寿的研究结果虽然使用的实验材料最简单、最原始，但却得到了与英国物理学家瑞利(LordRayleigh，J．W．Strutt，1842—1919)勋爵在《声学理论》(《TheoryofSound》)中发表的理论推算公式相同的结果。1881年3月10日，徐寿的实验结果以《声学在中国》为题在《Na-ture》杂志发表，并以“编者按语”宣布“一个古老定律的现代科学的修正已由中国人独立地解决了”［12］。徐寿用中文在《格致汇编》发表的《考证律吕说》和《格致汇编》主编者傅兰雅在英国寻找专家评审，并推荐到《Natuer》发表一事，加之傅兰雅要将《格致汇编》打造成“中国的《科学美国人》”的办刊抱负，使《格致汇编》渐成19世纪中国文明进程的标志，不仅发表了诸如关于巴斯德细菌学说的科学家演讲体、傅兰雅考察英国工业的考察报告体等一批新的科学论文体裁，而且论文所涉内容也越来越广泛，遍布于数学、热学、光学、电学、力学、化学、天文学、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工程技术，甚至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自然科学史等各个领域，大大丰富了我国期刊科学论文的题材体裁。

摘要:当前，科学与文化之间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冲突依然明显存在于中医学的实践之中，给中医学的继承、发展和运用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为此，需要大力加强中医人文学科的建设，以在组织和知识建制上作出安排，消弭两者之间的斗争冲突、实现两者之间的对话沟通。在推进中医药院校“双一流”建设的进程中，应当进一步认识中医人文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并对其建设路径进行积极思考和有益探索，以形成更大、更有力的建设性力量，促进科学与文化乃至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以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动局面。

关键词:中医药;人文学科;学科建设

中医学是生命之学，扎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土壤，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方面的属性，是科学与文化的共同载体;就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的思想来源而言，人文属性恰恰是中医学的第一属性。由于知识类型和思维方式的不同，科学与文化之间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冲突依然明显存在于中医学的实践之中，给中医学的继承、发展和运用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为此，需要巩固和加强中医人文学科建设，弘扬中医人文精神，将解决实际问题的“求实”，解决科学问题的“求真”与解决疾病问题的“求善”结合起来，使得中医学在发展的过程超越科学与人文之争，从而自然地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也为当代医学的进步提供积极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1中医人文学科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医药事业和学术的不断发展，人文学科在高等中医药院校中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学科本身有一定规模且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以及自主发展的学术空间，部分院校还独立设置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卫生事业管理学院等实体学院，建设了一批人文学科重点研究基地;除了中医医史文献、中医基础理论等传统学科外，中医文化学、中医心理学、中医哲学等新兴学科不断成熟。在开展中医药国际交流和传播、当代社会和科技条件下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医人文学科在解决医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符合中医药思维特质的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并且应当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医人文学科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绩，但尚未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在中医药学科的整体框架之中缺乏应有的位置，更未在兼顾历史传统和当代条件下的情形下，较好地发挥应有的功能;甚至，对于中医人文学科与中医基础学科、中医临床学科相互关系的认识也缺乏足够的视野和格局。在当代学术环境和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医人文学科的作用，需要我们首先正视当前中医人文学科发展的问题，并藉此重新认识中医人文学科在中医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和价值，进而对中医人文学科的建设路径进行积极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中医人文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集中和突出地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1．1学术评价体系制约了中医人文学科的发展

尽管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文学科在中医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大学为了迎合和适应政府和各大排行榜上的量化评价指标，往往在具体举措和制度上忽视甚至抑制了中医人文学科的发展，使得其涵养和引领中医药学术发展的作用无法发挥，导致中医药发展过程中“中医思维弱化、中医评价西化、中医学术异化、中医技术退化、中医特色优势淡化”，这些潜在的影响即使通过中医药立法也无法立竿见影地获得解决。这其中，既有一般人文学科发展存在的共性问题，也有中医人文学科发展遇到的特殊问题，在这些功利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学术周期长、成果考核难，无法用现行的一些量化指标进行评价的中医人文学科自然成为营养不良、先天不足的"豆芽"学科，自然也无法获得丰富的学术资源。

摘要：

硕士研究生是我国进行科技创新，知识传播的重要人才，是我国科研队伍的新生力量，而且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主力力量，以繁荣我国经济，科技和文化为历史使命，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研究生的学术道德问题日益凸显。本文结合我国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术道德的现状,论述了硕士研究生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重要性，通过分析我国研究生学术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重点从学术制度建设方面进行研究，以求改善研究生学术道德问题。

关键词：

研究生；学术文化建设；措施；学术制度

我国硕士研究生是建立在本科教育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专业教育。它以培养对某一领域、某一学科有创造研究能力的专业人才为任务。高校的学术文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作为学校立足之本的学术文化，直接决定着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良好的学术文化，为我国培养出更多专业性人才，创造更多科研成果，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作用。所以，研究生自身的学术修养和品格状况以及高校学术文化建设，直接影响着我国高校创新人才，新型学术性人才的培养，关系到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一高校硕士研究生学术道德的现状

（一）研究生学术道德问题的表现形式

摘要

传统研究生实验教学的学术化和程式化培养方案，严重制约学生的实践能力。该文从现代化学分析技术课程教学及研究生培养的现状出发，以学生研究前沿的文献资料作为新的教学内容，利用实验室的先进仪器，组织学生自带样品进行测试，采集并解析图谱，建立教学案例(卡片库)。该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的改革，有利于提升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增进其操作技能，为后续科研论文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

现代化学分析技术;研究生培养;实验教学改革;能力

研究生实验教学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传统的研究生实验教学培养方案，通常采用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验证式实验教学，并按照实验教材的顺序程式化进行。这种实验教学模式，内容乏味，很难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实践能力。研究生实验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提升学生的创新激情，进而培养其独立自主的创新能力［1－2］。因此，需对其现有实验教学模式进行大胆改革。华南理工大学十分重视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研究生动手能力，自2010年起，独立设置了化学类研究生2个学分的选修课———“现代化学分析技术”课程。该课程作为现代物质结构分析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各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已成为鉴定各种化合物以及测定其结构的最常用方法。通过该实验课程的学习，极大地提升了学生对学科前沿知识的认知，培养了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同时为其后期的科研论文的顺利实施打下了良好的科研基础。本文阐述了在该课程教学改革方面的探索与认识。

1化学研究生创新实践现状

1.1现代化学分析技术课程现状

高校教师职称评定标准，是培养高素质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内容。一般而言，高校教师职称评定标准，关键在于的数量与质量、课题、专利、课时等。而最为重要，莫过于的数量与质量问题。目前，我国一些学术期刊逐渐走向商业化运作模式，无不因为高校职称评定标准。本文从学术期刊与高校教师职称的互动关系入手，详细阐述时下学术期刊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改革学术与完善高校教师职称评定标准的若干意见，以为学界同仁赐教。

一、学术期刊是高校教师职称评定的硬指标

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的教师职称评定将论文的发表数量作为硬指标。尽管这种评定模式备受诟病，但其确实在短时间内让我国的学术共同体迅速形成。我国学人的声音亦在这些参差不齐的论文中得到了回应。我们业已告别如民国般不以论文论“大师”的年代，现今教师的学术水平主要就体现于其所著论文数量及质量之中。然而，教师的学术水平并非只靠论文来体现，何况论文的质量有时与学术水平存在脱节的可能。那么是否存在其他更为科学、合理的模式来取代以论文为核心的评价模式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全盘借鉴民国的模式，大师的水平都是通过几篇大作，或者几场演讲来认定，难免有点儿戏。特别是时下“任人唯亲”现象凸出，没有一些指标，特别是一些较为明确的指标，高校的教师职称只会沦为权力高层的游戏———一种能够获取“金币”的游戏。论文，或者只有论文，才能降低此类“游戏”的风险。无可否认，“游戏”仍然存在，只是我们的硬性指标将这些游戏不能在公开场合随时浮现罢了。可以说，论文指标如同高考，新晋教师如同贫穷学子。大家都没有其他更好的路径走，唯独在论文指标、高考面前，人人显得相对公平。因此，这也就是为何多年来尽管论文指标一直饱受批评，依旧屹立不倒之原因。一些制度，特别是涉及面较大的，都会将公平放在第一位，甚至为了公平牺牲效率。科学的制度，必须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任务型的论文指标必然带来了学术期刊市场的繁荣。纵观我国现有的学术期刊，任何等级、任何水平的期刊均有；要版面费的，不要版面费的均有；有通过内部途径录用的，也有通过公平途径录用的。不同于高水平大学必须要求于核心期刊，甚至是CSSCI期刊，大多数普通高校只要求发表在省级以上期刊即可。在这种硬性条件下，就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学术生态———各位教师或学子的著作权不但没有得到尊重，而且需要排着队向学术期刊送钱来；很多期刊似也不再以学术标准来论高低，仅仅金钱足额即可发表。而这种畸形商业链的根源就在于高校不合理论文指标的设置。目前看来，各高校论文指标的设置不仅不合理，甚至是不现实的，对我国学术生态是贻害无穷的。厘清学术期刊科学化发展模式，设置合理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制度，协调两者的互动关系，将是改革的重要方向。

二、学术期刊普遍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有的学术期刊存在诸多问题，此处深入探讨若干个，以供读者明辨：第一，版面费问题。近年来，编辑成本不断加大，而国家在期刊投入的经费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多数学术期刊日益走上商业化道路。以文科期刊为例，能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多为各大学科的顶尖期刊且数量极少，201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分两批各评选出100种，共200种优秀社科类学术期刊，至今这个资助数量波动不大。[2]而据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有关负责人透露，截至2017年，中国现有期刊10084种，其中学术期刊6400种，占比超过期刊总量的60%。据万维书刊网统计，目前，我国共有1743种期刊实行免版面费政策。[4]由于精力有限，笔者随机抽出50多种期刊并对该期刊的征稿启事进行阅读，最终证实了该网站上所列举的无版面费期刊属实。可见，有关部门对学术期刊的资助数量可谓杯水车薪。因此，大多数学术期刊走上商业化道路自不待言。诸多“省级以上期刊”一般需要收取作者一定的版面费才能刊登。除了文章质量过硬或者教授级（含副教授）的文章不需要版面费外，许多学报亦要求作者缴纳一定的审稿费和版面费才能刊登文章。据笔者调查，这种现象在医学类、管理类的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尤为严重，多数收取投稿者1500到3500不等的版面费，而一些C刊扩展版亦大致收取1000到5000元不等的版面费。2017年初，原C刊来源刊的《同济大学学报》（哲社版）被评为C刊扩展版，尔后该刊就想划出一定的版面专门供愿意付版面费的人刊登学术论文。这种畸形的学术生态正日益充斥着整个神州大地。理工医学类期刊或者需要通过实验等路径来验证论文是否造假、质量是否符合期刊要求等，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收取一定的版面费亦无可厚非。何况，理工医学类期刊收取版面费，是世界学术圈的通例。这里姑且不探讨理工医学类期刊收取版面费是否恰当，但文科类期刊收取版面费却让人匪夷所思。一些所谓的省级期刊，往往只要给了版面费，无论论文质量如何，甚至有些还一稿多投，均可发表于期刊上，与此同时，杂志社还提供论文的服务。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势必导致学术圈泥沙俱下，论文良莠不齐，对我国文科的长期发展具有负面影响。曾几何时，许多刊物千金买马，通过高额的稿费来吸引一批有志于发表大作的学者投稿。而作者只需忧心如何写出高质量的文章，从不为写出文章后如何发表或囊中羞涩而感到担忧。这种学术生态的转变始于何时，难以深究，但唯一确定的是，我国学术界再不扭转这种以贫富论英雄的局面，将难以让我国学者响亮的声音传得更远，不利于我国在世界学术圈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关于版面费问题，有关部门已经三令五申不能向投稿者收取版面费等费用，但监督不到位，甚至连监督主体都是“闭只眼，睁只眼”，那所谓的监督规定就只能是被束之高阁。第二，审稿时间长问题。上文探讨的是普通期刊的版面费问题，接下来要阐述的是一些核心期刊审稿问题。毋庸讳言，高校引进一个新教师，或许说培养这个教师需要耗费的成本也是极其巨大的。一般而言，新晋教师往往雄心壮志，渴望在高校大展拳脚，干一番大事业。这个事业包含在学术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将之量化而言，即是评上更高的职称，这不仅是新教师实现学术理想的需要，也是其生活所需。而评上一定的职称需要新晋教师能够完成职称评定的相关要求，亦即论文的数量要符合要求。无论哪所高校，发表一定数量的核心期刊论文是必须的。而现实中，许多核心期刊的审稿周期非常长。三个月内是最低限度的，从作者投稿至论文出刊，往往需要耗费作者八个月以上的时间，有的期刊甚至更长。在这个拖沓的过程中，很可能青年教师的“新”观点由于和发表在普通期刊的论文所重合而失去新颖性，降低了论文本应具有的价值。因此，一种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一稿多投就频频出现，甚至看起来是应该被理解、原谅的。与审稿周期长相关的是学术期刊的默认退稿问题。按新的《著作权法》相关规定，作者自搞件发出30日内未收到用搞通知的，可以改投他刊，但多数期刊在征稿启事中仍规定“若投稿者自投稿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收到编辑部回信的，可自行解决投稿”。而现实往往一些编辑次日看完某一投稿者的文章后认为该文章不适宜在其期刊上发表，心安理得地不对投稿者发出拒稿信。一些严格遵循学术道德的投稿者或者会等到三个月后才另投他刊，另外一些投稿者则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一稿多投他刊”。这种默认退稿的规定，容易导致审稿期限过长，而丧失了向其他合适期刊上再次投稿的良机。默认退稿规定的存在，亦表明当下学术期刊对待学术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加剧了投稿者的负担，致使一稿多投在学术界习以为常，对我国学术界的规范化、科学化、国际化发展十分不利。第三，关系稿问题。首先，约稿问题。我国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似乎重于学术品德，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学术圈，在学术上相互帮忙尤为频繁。由此，在我国学术阵地———核心期刊，人情气味显得更加浓厚。诸如一些学界前辈担任某一核心期刊的主编后，约稿自然成为了保障核心期刊权威地位的重要路径。而约稿普遍是一些与主编学术水平相媲美的学术前辈的专利，作为后辈的年轻学者往往只能望洋兴叹。如果某一个核心期刊的约稿数量过多，投稿录用的概率就自然变得更低，从而扰乱了正常投稿的秩序。其次，人情稿问题。人情稿与约稿有时交融，但作为关系稿的范畴，前者公正性更加失衡，故此处独立论述。人情稿作为关系稿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一直受到学界的诸多批评。约稿，从理论上而言，是合乎学术道德的。不同于约稿，人情稿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学术秩序，违反了学术道德。诸如某一个核心期刊的主编或者其他编辑将自己的于自己主办的刊物上，或者通过人情的关系，发表于其他刊物上的现象尤为普遍。姑且不论文章的水平是否符合该核心刊物的发表要求，人情稿的出现，往往会损害正常投稿者的权益，以至于许多投稿者“白等了”三个月，原本可能属于这位投稿者的发表名额，最终却让位于人情稿。最后，匿名审稿制度。毋庸置疑，在学界，匿名审稿制度的实行效果一直备受诟病。由于关系稿的存在，匿名审稿制度一直实行得不够彻底。许多核心期刊并非不看重投稿者的文章质量，而是往往先看投稿者的单位、学历、职称、户籍等与文章水平风马牛不相及的因素。我国的学术圈总是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学术话语权往往集中于一些学界前辈手中，而他们的观点总能得到学界的认可，其论文引用率远远高于一些初出茅庐的“小年轻”。在这种情况下，核心期刊为了保障引用率，往往杜绝一些年轻学者的稿件，诸如硕士研究生便很难像十多年前作为第一作者或者独立作者发表于核心期刊，更不用说本科生。一些顶级期刊在选用博士研究生的稿件亦是十分慎重的。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许多核心期刊的匿名审稿制变得名存实亡。

三、高校教师职称改革的方向与学术期刊的发展

第一，限制纯商业化学术期刊，降低版面费在期刊资金来源的比重。首先得限制那些“给钱就”或者“给钱后审稿不严格”的纯商业化学术期刊。在一般论者看来，限制这些纯商业化学术期刊是否显得有点激进，毕竟纯商业化学术期刊在国民GDP、高校教师评定职称方面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基于我国现有的学术生态而言，这些纯商业化学术期刊，就像“毒树之果”。虽然果实没有毒，但这颗树带有严重的毒性，甚至危害到其他树木的生存。在法学学者看来，毒树生长出来的果实是无辜的，毕竟他们并没有对社会造成较大的危害。然而，果实的产生之源确实是牺牲公平，侵犯他人权益而来的，这就越过权利的边界了。长此以往，由于毒树太多，结出的果实太多，妨碍了其他健康之树的果实，毒树之果还有基因变异的潜在风险。毋庸置疑，我国现在的学术生态，处于毒树之果基因变异的前期，虽然不太严重，但破坏力甚强。“乌烟瘴气”，便是非学人经常批判学界的响亮之声。回归至学术研究应有的局面，就必须限制，甚至限制纯商业化学术期刊。纯商业化学术期刊的限制路径，可先拿文科类学术期刊开刀。正如上文所言，文科类文章较理工类文章来得容易，逻辑清晰之余，审稿人只须斟酌理论深度。而理工类文章则不一样，除了初审需要校对好数据之间是否存在逻辑毛病，还得验证数据是否伪造。在这种情况下，理工类文章的审稿成本远高于文科类文章。适当收取版面费亦是无可厚非的。限制纯商业化学术期刊的关键，在于肃清学术的污风，使有法可依。以往“给钱就能发”的现象一度破坏了学术的权威性、严肃性。因此，教育部门应当联同新闻出版部门制定一系列关于整顿学术期刊的相关规定，使之变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部门规章。以往的监督文件仅为规范性文件，既不能有效制约有偿服务的期刊，亦不能有效引导学术期刊规范化发展。有关部门在规制学术期刊的同时，亦应通过加大财政预算、募集社会资助等进路，提高对学术期刊的资助力度，尤其是加大理工类学术期刊的资助力度，鼓励理工类学术期刊收取较低版面费，甚至不收取版面费，以净化学术生态。“新人新办法，旧人旧规定”。除了纯商业化学术期刊需要退出市场外，现有的其他涉嫌商业化学术期刊应通过完善自我发展路径、市场整合、退出市场等方式进行改革，有序地降低版面费在学术期刊资金来源上的比重。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以下径称《意见》）。《意见》要求建立健全确保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在这个《意见》出台前后，许多学术期刊社已经转企，实行市场化运作。而对于高校学报类学术期刊是否走市场化运作还没定论。那么，如何理解本文“企业化”“市场化”同“商业化”的区别？对于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如何实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完美统一”？“在保障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正确解读《意见》的基本精神事关学术期刊的去向问题。学术期刊可以走“企业化”“市场化”，甚至是“商业化”。实际上，三种行为本质上没有区别，均强调营利性行为，即能否赚钱的行为。但赚谁的钱成为判断学术期刊是否把社会效应放在首位的分水岭。不可否认，学术期刊必然存在人员支出、日常经费，亟需融资，但大多数期刊却忽视了社会效益而助长经济效益。试问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符合社会效益吗？显然，只符合经济效益却把社会效益严重践踏。作者将耗费大量精力、呕心沥血而铸成的大作投稿到学术期刊，学术期刊竟然还收取作者的费用，请问这种行为是正常的吗？这起码不符合著作权的基本精神，更不用说所谓的社会效益了。实际上，学术期刊转为企业后，可通过多种渠道获得经济效益，而非榨取作者的血汗钱，这不仅不符合以社会效益为首位的原则，更加不符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美统一。所以，《意见》才强调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时政类报刊等新闻单位，可以依法依规开展有关经营活动，但必须做到事业与企业分开、采编与经营分开，禁止采编播人员与经营人员混岗。可见，学术期刊社却未正式被纳入可以开展经营活动的文化企业。此外，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应严格审核新申请刊号的学术期刊，强调申请者必须以非商业化运作为宗旨，如申请者未能提供承诺或者运作过程中违反承诺的，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应及时吊销该学术期刊的出版许可证。第二，拓宽学术期刊资金募集渠道。一些权威性期刊由于国家资金投入不足，而审稿人物力成本又不断上升，矛盾形成之后往往是变相收取版面费。正如上文所言，降低版面费在期刊资金来源的比重，有助于净化我国学术生态。因而，学术期刊除了不再向投稿者收取版面费外，应自觉拓宽资金募集渠道。学术期刊除了获得国家的资助金、科研机构补贴外，还可以非盈利目的在期刊上设置一定的广告板块，以收取广告费用作为资金来源的保障。广告板块的招揽应以学术会议、科研机构介绍、学术成果介绍等涉及学术内容的优先刊登，尽可能避免与商业化的广告挂钩。为了避免权威性期刊过度招揽广告而有损学术生态，每一期刊所须的日常经费支出、广告收入等事项均应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若期刊的广告收入远超日常经费支出，影响学术生态的，由上级部门责令该期刊更正。在限期内，期刊仍不更正的，由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吊销该期刊的出版许可证。第三，迈向学术期刊科学化发展路径。我国目前的学术期刊的发展，正处于疯狂的商业化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必然不利于学术生态的健康发展，因而亟需调整其发展路径，以科学化发展路径为核心的方向成为其获得生命力的法宝。其一，缩短审稿周期。期刊的审稿期限，直接制约着各种科研成果能否在适当的时机面世。过长和过短的审稿周期均不利于学术期刊的科学化发展。现有多数的学报、核心期刊等，多以三个月为审稿周期，甚至有的季刊、半年刊长达四个月乃至半年的审稿周期。这对于具有时效性的成果而言，实在有点偏长。本文建议所有的期刊，不论期刊是否权威，最长应在投稿者投稿之日起30日内必须告知投稿者文章审稿进程。同时规定，这30日内无论文章是否被录用，编辑部均必须回信告知投稿者文章的审稿情况。鼓励编辑部在拒绝某一个投稿者的文章时，及时回复投稿者，并建议投稿者另投他刊，而非没有任何消息；其二，杜绝关系稿。无论是约稿还关系稿，均在抑制年轻学者从事科研的热情。时下，许多期刊都要求投稿者在投稿时，与稿件一同注明单位、职称、学历、籍贯、年龄等事项。许多期刊未采取删减匿名，影响了匿名审稿的推行。彻底而公平的匿名审稿制，应当是投稿者与人员在文章定稿前均互不知晓个人信息，亦即，应当是禁止学术期刊强制要求投稿者注明其单位、职称、学历、籍贯等个人信息。当文章已经完成了三审后，编辑部负责排版的人员才允许询问投稿者的有关信息。编辑部不能因为投稿者的学历而拒绝刊登稿件。较为遗憾的是，目前，无论我国，抑或国（境）外，彻底而公平的匿名审稿制，仍未彻底推行。唯一欣喜的是，在国（境）外许多权威性期刊的编辑部，负责初审的人员不会因为投稿者的学历等缘故，而忽视了文章的质量。故而，在一些权威期刊上，屡次传来某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以第一作者或者独立作者的名义发表了论文的声音。而这些现象，在我国许多学术期刊上，尤其是文科类核心期刊上，是一件难以抵达的事情。当然，我国在某一个时间段亦曾有过这样的尝试，仅是时下学术生态作怪而难以普遍出现这种良好的现象。若我国实施彻底而公平的匿名审稿制，必然能够激发广大年轻学者以及其他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从事科研的热情，必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学术的现代化发展。当然，为避免出现买卖权威论文的情况，当某一文章在二审通过时，编辑部成员应在咨询投稿者的个人信息后，再将文章进入终审阶段。若文章终审不通过的，则需要阐述详细的理由，并告知投稿者。如此一来，既保证了投稿者的合法权益，亦维护了学术期刊的正常运作秩序，更限制了学术期刊因投稿者的学历低而遭拒稿的情况，毕竟当文章二审过后，学术期刊也会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成本。其三，合理调整年度出版期数。造成时下我国论文泛滥的原因，除了商业性期刊“遍地开花”外，还有部分权威性期刊设置不合理的年度出版期数问题。毋庸置疑，一些权威性期刊的论文亦存在“炒冷饭”的情况。科研成果本应不断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然而，正如上文所言，约稿、关系稿的出现，人情的介入，导致这些“冷饭式”的论文在我国学术生态中滋生蔓延。因此，学术期刊有必要重新审视把关论文质量的方法，按照国家有关期刊出版管理办法，适时调整年度出版期数。若论文质量实在难以“登上大雅之堂”，则应将期刊的期数减少。若一些顶尖期刊收到诸多质量过高的论文，则应将期刊的期数扩大。能缩能扩，科学办刊，使每一种学术期刊都能获得自主办刊权益。然而，学术期刊不能随意缩小或者扩大期数，故由有关部门建立监督机制是必然的结果。例如，有关部门建立一定的评价指标来评判某一个学术期刊是否应该调整期数，诸如转载率、引用率高的期刊，可申请调整期数，而一些转载率、引用率常年不高的期刊，则需严格审查其论文的质量以便作出是否允许调整期数的决定。第四，建构多元化高校教师职称评定机制。教育部门作为我国学术生态的主导力量，理应对时下诸多不合理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制度进行引导，督促高校依法建构多元化高校职称评定机制，避免僵硬的职称评定机制流失科研人才。其一，破格制度的系统化。时下各高校的教师职称评定多依赖于所谓的论文与课题。在一般情况下，论文与课题成为了众多教师上升的唯一指标。为了突破以往陈旧的评价机制，虽然破格升职等情况仍不时会出现于公众面前，但仅是偶然现象。现有的破格往往带有高校领导的主观意识，无章可循之情况甚多。例如，中南大学破格将22岁的大四学生刘路聘为研究员便是良证。[8]我们在鼓励破格的同时，亦应将破格的申请条件、审批程序、审批人员等制度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现有各高校僵化的职称评定制度，对于高校教师晋升限制较多，尤其是高校教师须有教学年限、指导人数等要求。因为在僵化的职称评定制度里，教师除了量化科研成果指标外，还须经过长时间的磨炼才具备上升的条件。在破格制度里，只要受聘者具有国内外公认的科研水平，即可跨越普通教师需要数十年才能评上正高职称的阶段，职称评定压力的虚化后，受聘者的任务仅为达到一定的科研成就，这将有力地保障科研成果能够尽快诞生，经得起考验。大力推动破格制度的系统化，有助于吸引海内外高水平的科研人才进入高校、科研机构，促进良好我国学术生态的形成。其二，量化科研成果指标。由于多数高校属于事业单位，职称的评定与编制挂钩。高校的职称名额往往受限于上级部门下达编制的数额。许多年轻教师除了满足职称评定制度的基本要求外，还须与其他符合条件的教师进行竞争。副高、正高等职称名额有限的条件下，自然催生了负责评定教师职称的相关人员的私心。在我国“任人唯亲”色彩相对较浓的国度里，人情是连接高校教师情感交流最有力的保障工具。同等条件下，评定人员自然在人情思想的指导下，作出一些违反制度的决定———将上升职称的名额自然交托给与自己熟悉的教师。这种非理性的因素往往过于隐蔽，监督者自然无踪可寻。高校教师人数的膨胀，编制名额又不见增长的情况下，有实力的年轻教师只能继续等待良机。时下，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正如火如荼，编制问题不再成为高校教师发展的“紧箍咒”。在双一流高校建设的形势下，各高校可通过聘任合同的形式，推动高校教师来去自如，吸取更加高水平的科研人员，助推我国现代化建设。量化科研成果指标成为这种趋势的产品。在这种评定指标下，只要教师符合评定职称的基本条件，评定人员只作形式审查，申请职称的教师的相关科研成果和其他条件符合评定条件的，该教师即可获得申请的职称，既不再受限于上级部门或者学校内调整的编制指标，又有效杜绝“任人唯亲”“权钱交易”等行为。其三，科研成果国际化。时下学术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我国学人的话语权有所增强。以往受限于外语水平，诸多学人不能有效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如今，我国学子经过多年的外语培训，相关的外语水平足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因此，高校应鼓励新晋教师多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具体方法包括投稿到权威国际学术会议、国外学术期刊、担任国际学术组织的相关领导职务等。在同等条件下，高校评职称时优先考虑有国际学术交流经验的申请者。只有对现有的商业化学术期刊的运作模式进行改造，才能从源头上促进高校职称评定制度走向科学化、合理化道路，两者的和谐互动下，亦就营造我国学术生态的良好土壤。毋庸置疑，科学而合理的职称评定制度有助于激发高校教师从事科研工作的积极性，推动我国学术走向世界。时下诸多不合理的职称评定制度，孕育了商业化学术期刊的生存土壤。权威性理工科期刊由于审稿的人物力成本过高，向投稿者收取适当版面费无可厚非，但诸多文科类期刊审稿成本与收取版面费之间未能形成公开透明且合理的机制。商业化学术期刊的运作模式一直备受诟病。期间，学术期刊审稿周期长、关系稿等问题亦一直限制年轻学者的上升空间。职称评定制度，造就了商业化学术期刊运作模式，商业化学术期刊又反作用于职称评定制度。相互恶性循环的过程中，最终受害的是我国的学术生态，进而影响我国在世界的文化话语权。教育部门作为我国学术生态的主导者，有责任在火烧眉头的学术恶化状态下力挽狂澜，依法推动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制度走向科学化道路，同时，教育部门亦应加大对学术期刊的资助力度，联合新闻出版广电部门整治各种商业化学术期刊问题，还我国学术生态一片净土。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建设，将其置于事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全面发展的重要地位。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的建设和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整体建设工程的关键环节，承担着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宣传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展，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队伍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必须自觉地加强素养建设，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学术素养和基本素养，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建设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整体素养的基本构成

“素养”一词意指主体在成长过程中经由实践、学习、培训等多种途径而养成的符合职业要求的综合能力。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工作职位而言，它要求承担这一工作的主体必须具备政治信仰坚定、政治立场稳固的政治素养；研究能力突出、理论水平高超的学术素养；精益求精、认真奉献、编辑功底扎实的基本素养。

1.高度的政治素养

在马言马，在马信马，坚定政治信念、站稳政治立场、引领政治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必须具备的核心素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的政治素养是引领广大作者及读者对党和国家政治认同的关键。这就不仅要求其自身具备正确的政治观念，同时也要在约稿、组稿、审稿过程中要求作者坚守坚定的政治立场，践行正确的政治行为，明确对马克思主义、党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政治素养包括政治理念和政治行为两方面内容。就政治理念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的政治素养可以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和人民的“三个选择”凝练概括为“三个坚持”，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三个坚持”的政治素养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厚重的历史支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它照亮了中国人民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并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核心力量，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道路决定命运，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毫无疑问，“三个坚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政治素养的核心内容。就政治行为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关系着期刊政治导向的正确性，必须将自己的政治素养贯穿到编辑工作的全过程，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政治立场不坚定、政治方向不正确的稿件必须坚决退稿；对于整体方向正确、细节上有政治争议的表述论述，要严格要求作者加工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要将自身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为有机统一起来，不断在实践工作中强化政治素养。

2.优秀的学术素养

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的定位是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整体水平的快速发展已对期刊编辑提升学术素养提出了严峻迫切的要求。关于期刊编辑无须重视学术素养历练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且学者化编辑是建设一流期刊的必经之路，编辑学术素养越强，其社会价值与社会影响力也就越大，期刊的学术信誉就越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在提高自身政治素养的基础上必须同步强化自身的学术素养。从一定意义上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的学术素养具体包括以下几种能力：引领推动学术研究的能力，运用多维学术方法的能力以及敏锐独特的“问题意识”。引领推动学术研究的能力是指编辑结合刊物的宗旨、定位、特色及自身研究的兴趣旨向，深耕细作马克思主义某一研究领域，取得一定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且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研究概况、研究困难以及开拓路径等熟稔于心，在学界具有一定的研究话语权，并能够以本刊物为平台，组稿、约稿刊发反应此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推进期刊建设和学界研究的双向发展。运用多维学术方法的能力是指编辑能够对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些前沿方法以及这些研究方法的优劣处有所了解。编辑有责任向作者介绍该领域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方法，引入新的分析框架，引导作者逐渐摆脱陈旧研究方法的路径依赖，以研究方法创新实现研究成果创新。此外，是否具有真正的问题意识是衡量学术期刊水准的重要标准。编辑必须提升自身的问题意识才能提升刊物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是指在立足中国实际的基础上，以高度的敏锐性洞察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并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深度追问何以应对中国问题，致力于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必须自觉强化自身的学术研究能力、学术方法能力和问题意识，加强学术素养修养，更好地引领学术研究，提升学术期刊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