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论文范例

本文作者：李茜 毕如田 单位：山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山西省城乡生态化的基本内容

山西省作为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省、循环经济试点省、生态省试点省和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明确实施城乡化策略。山西省城乡生态化就是要遵循整体优先和生态优先的原则，实现城乡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的演进过程，它是可持续发展模式。［1］复合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还含有自然和社会两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基于生态产业下的复合生态系统发展模式，生态产业注意到了自然生命生态系统中本无废物的事实，遵循“整体、协调、循环、共生”的生态调控原则，而生态产业协调了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复合生态系统在某一发展阶段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得以持续发展。［4］基于城市和农村生态系统下的复合生态系统发展模式，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在农村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农业、农民和农村即所谓的“三农”问题，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看，“三农”实质上分别对应着复合生态系统中的三个子系统，即农村→自然、农业→经济、农民→社会，可见，三农现象不只是经济或社会领域内的问题，“三农”之间形成了“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生态关系，相互作用，协同发展。［4］

城乡生态化背景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分析

建立复合生态系统发展模式可以作为山西省城乡生态化背景下农村环境治理的主要内容。根据榆次区20个村、灵石县14个村和保德县16个村的调查，目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4］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和水质改善。村建立水源保护区占调查村总数的100％，村建立生态功能保护区占调查村总数的38％，基本上切实保障农村饮水安全。村委能主动加强农村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在调查村总数中占比为0，而且有30个村地下水资源受到煤矿区的影响，占调查村总数的60％，农村主动加强农村地下水资源保护存在一定的问题。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村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在调查村总数中占比为0，在榆次区、灵石县和保德县城周边村污水没有纳入城市污水收集管网；距离榆次区、灵石县和保德县城较远、经济条件较差村庄的生活污水，没有采取分散式、低成本、易管理的方式进行处理。村尚未做到推广户分类、村收集、乡运输、县处理的方式，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村垃圾没有进行无害化处理，垃圾无害化处理在调查村总数中占比为0，直接倒入深沟和深坑内；加强粪便的无害化处理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按照国家农村户厕卫生标准，推广无害化卫生厕所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52％，但各村推广的户数并不多。在农村污染治理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同发展清洁能源结合方面，能够大力发展农村户用沼气，发展户用沼气村达到调查村总数的100％，但各村发展的户数并不均衡；村综合利用作物秸秆，推广“猪－沼－果”、“四位（沼气池、畜禽舍、厕所、日光温室）一体”能源生态模式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6％；推行秸秆机械化还田、秸秆气化、秸秆发电等措施的村在调查村总数中占比为0。

企业对农村外部不经济性的影响。村周边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已经建立，有效地防治农村地区工业污染，村周边不存在污染问题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00％。在拥有煤炭资源丰富的灵石和保德县，由于煤矿企业的开采，村内存在一定面积的土地坍陷问题，村内存在坍陷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48％。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标准，村内已经淘汰污染严重和落后的生产项目、工艺、设备，占调查村总数的100％。畜禽、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各村能推进健康养殖，在强化养殖业污染防治方面，已经科学划定畜禽饲养区域，力求改善农民生活环境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00％；但人畜混居现象彻底改变的村在调查村总数中占比为0。已经建设生态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力求提高养殖的规模化水平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00％；能够通过养殖小区发展沼气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00％；能够通过养殖小区生产有机肥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00％。但不能有效地进行无害化畜禽粪便还田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0％；重点治理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实现养殖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村在调查村总数中占比为0。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按标准化生产，强调采取技术、工程措施，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村在调查村总数中占比为0。能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积极引导农民科学施肥，在种植区域普及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50％；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使用生物农药或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病虫草害综合防治、生物防治和精准施药等技术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50％；实施田间合理灌排，发展节水农业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50％。

防治农村土壤污染。村对农产品种植区域的土壤污染监测和修复示范在调查村总数中占比均为0；村对煤矿废弃地区域的土壤污染监测和修复示范在调查村总数中占比均为0。但所调查的村均能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占调查村总数的100％，严格控制主要粮食产地和蔬菜基地的灌溉，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自然生态保护。村能以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功能为重点，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的农村生态环境；坚持生态保护与治理并重，加强对矿产、水力、旅游等资源开发活动的监管，遏制新的人为生态破坏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00％；加快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严格控制土地退化和沙化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00％。但重视自然恢复，保护天然植被的力度不够，村庄绿化工程建设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6％；庭院绿化工程建设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2％；通道绿化工程建设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6％；农田防护林工程建设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6％；退耕还林工程建设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64％。

本文作者：张瑜 单位：安徽三联学院思政部

民办高校周围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违法犯罪事件较多。由于民办高校校园周边环境复杂，成为社会上一些闲散人员的集散地，也成为一些流动作案人员作案的“肥肉”，大学生相对来说社会阅历比较少，缺乏较强的警惕性，容易上当受骗，这就为一些不法人员作案创造了机会，造成校园周边充斥着黄赌毒现象，打架斗殴现象增加，偷盗甚至抢劫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使得学生失去了人身财产安全的保障。张蓓蓓指出：“高校治安无小事。高校不良的周边环境严重影响了师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更不利于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1]正因为此，民办高校周围环境中治安不良状况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其次，“三瘾（网瘾、赌瘾、舞瘾）”学生增多。由于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少学生迷恋网络、赌博和歌舞厅，在这些地方经常可见一些大学生乐不思蜀，玩得不亦乐乎，甚至把学费用来作为他们玩乐的资本，最终荒废了学业，也荒废了人生。再次，食品安全难以保障。这一问题是民办高校的一块心病，校园周围到处都是小饭店、麻辣烫、米线等等，这些食物价格低廉，原材料质量低，地沟油充斥，环境卫生也令人堪忧，都使得学生的身体健康难以保障。

解决民办高校周围环境问题的几点思考

张耀灿指出，文化背景能“赋予人们对不同的思想文化以创造性的理解，使其基本精神和本民族的文化深层次结构相适应，从而消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文化冲突”[2]，民办高校周围的不良环境虽然不能说导致对大学生教育中的严重文化冲突，但是这些不良因素的存在却往往会导致大学生错误的认识，从而影响其健康成长。基于此，民办高校周围环境的治理已经迫在眉睫。然而，如何才能寻找到有效的治理方案，仅靠某一部分人的工作效果不大，它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群体防范，综合治理。在师生中广泛宣传，提高警惕，增强他们的安全防范意识，这种意识包括日常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积极引导和教育师生增强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强化安全防范意识。

结合学校实际和创建平安校园的工作要求，逐步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特别是要完善安全和卫生管理制度，诸如，学生安全管理制度、晚间回宿舍检查制度、重大事故报告制度、治理周边环境协调制度，使得相关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并在实际工作中依章办事，狠抓落实，在实际治理中增强学生的自律性，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自觉抵制校园周边的一些不良因素，形成强有力的防范机制。同时，在校园周围500米到1000米的范围内进行排查，发现问题隐患立即清除，并且加大巡逻和打击力度，实行24小时巡查制，发现不法现象立即制止，不能仅流于形式。同时加强校园周边社区建设，用健康的社会力量影响校园周边环境。其次，形成社会“共治”机制，变“管制”为“共治”。在我国，对于校园周边环境的治理传统的管理模式是纯粹的依靠国家管制，使用强制手段治理。然而由于有些民办高校校址比较偏，处于城乡结合部或者城市边缘等地方，这些地方往往成为治安管理部门管理的漏洞，对于这些地方的治理，只有“亡羊补牢”，没有“未雨绸缪”，这就不能够适应今天变化了的环境。

在西方福利社会，他们弘扬完全的公民自治精神，如依赖社会某些单位或协会等组织治理社会，这样，由于缺乏了国家强有力的暴力手段，往往力量太弱，效果不明显。因此在今天的民办高校周边环境治理上，可以使国家和社会两者相结合，形成契约共治管理模式，如组织学生治安队伍，代替公安，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自己管理自己，这样，既可以节约国家资源，又可以锻炼学生，还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模范作用，使这种治理模式制度化，使学生的自我治理自律化。还可以动员校园周围的社区居民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的治理，并且发挥大学的影响力影响周围环境等等。然而，一个地区的治理，说到底是政府所应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一部分，而不是所谓大众共同打理的公益事业，这一点有必要加以厘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整合社会治安管理队伍，提高政府管理效率显得尤为重要，在校园周边环境共治的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不能轻易的推诿责任，认为既然有了共治就可以抽出身来，相反，在这种契约式的管理模式中，政府相关部门不但不能抽出身来，反而应该加强自身服务意识，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治理效率，只有这样，这种共治模式才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因为在我国一直以来社会组织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力量都是薄弱的，也容易被有些人认为不能理解而不去接受。

本文作者：蔡学英 廖小平 单位：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教育体系

学校作为公民环境教育的主要阵地，是宣传、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相关法律、政策和培养生态意识的中坚力量，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无疑是公民环境教育持续长远发展的关键。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进行公民环境教育，可利用学校这一阵地，通过完善学校的环境教育体系来达到环境教育的目的。首先，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加强幼儿环境教育。对幼儿环境教育，我们必须明白“在教育儿童时，我们当然应该把功夫用在他们的习惯方面，然后再及于理性方面”①，必须尊重幼儿学习的规律，重视兴趣的培养和直接的体验。其次，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强化中小学环境教育。遵照教育部《中小学环境教育专题教育大纲》的精神，中小学环境教育应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再次，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抓好高校环境教育。大学生是将来“两型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因此，高校环境教育是学校环境教育的关键。完善的环境教育体系也离不开合理、科学的教材。要进行公民环境教育，须加大学术研究，组织编写更多条理清晰、实践性强，更接近大众的、内容生动而思想深刻的教材。产学研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是把教育、研究和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关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学术教学和研究，只有当它与“两型社会”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发展“两型”产业，才能真正发挥其效用。希冀于纯粹的给学生灌输关于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理念就能为构建“两型社会”培养出生态公民，是欠成熟的考虑。通过产学研的结合，可以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素质的学生队伍直接服务于低碳经济所倡导的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等，而低碳经济的发展又可以为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等的深入研究提供物质基础，并为广大学生提供实践生态理念的最佳平台。可见，产学研相结合开创的是一种多赢的局面，绿色产业因此而获得了促进发展的生产力，环境科学因此而获得了保障研究的后盾，环境教育因此而获得了联系实践的桥梁。

企业责任

培养企业责任意识。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最主要的环境污染源。因此，保证生态环境教育工作的成效，“对企业而言，它要求负责任的企业不能只具有消极被动的责任意识，更应当具有‘预防性的责任’或‘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以一种实现责任的精神，以未来要做的事情为向导，在确定行为的目的、手段、结果都无害以后，才去从事追求盈利的生产经营活动”。②具备了环境污染防治的责任感和“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企业将在实现经济资本积累的同时，获得一种道德资本———一种“能够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造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殖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③。由企业自觉的责任意识和责任感积淀的道德资本不仅能为企业创造价值，而且对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引导企业节能减排，转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必要环节。节能减排与我们常说的“低碳”联系紧密，企业主要应在这样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开发运用绿色能源。二是积极推进低碳化、生态化的绿色生产。要培养企业的责任意识和引导企业节能减排，一方面是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对企业进行的环境教育;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挥有影响力的企业在行业和社会中的权威，对其它企业和社会公众树立榜样，发挥对公民进行环境教育的作用。企业的节能减排是对前瞻性责任意识实践，也是企业道德资本的积累，它不仅可以直接为我们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贡献，其榜样作用还为深入开展公民环境教育，实现“两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潜在的影响。

传统文化

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等思想中都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以至于我们的前辈们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与自然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不管是儒家抑或道家，其主要就表现就是尊重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是将天、地、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和谐整体来考虑……在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人类的生产活动，从而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关系。在推崇生态伦理的同时，我国古代先贤也非常重视从制度和法律层面来追求生态文明。“历朝都立有类似保护动物的法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统治者虽然原来是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但入主中原以后，也能适当地注意保护动物。”④因此，中国先哲言简意赅的格言、警句里深刻的生态智慧，都可供我们运用于“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公民环境教育。促进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打开传统文化的经典，我们会发现先哲们的言论和文章都简短、晦涩。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清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⑤但是，这种暗示却也为我们大众理解其中的智慧增添了难度。因此，要为我们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智慧，必须将传统文化大众化，要把深奥、晦涩的传统哲学思想转化成通俗易懂、接近生活的生活智慧，特别是传统文化中关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部分。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主要可以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当局组织编写一些推广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二是通过电视、网络的传播媒体进一步推进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三是在学校开设普及传统思想精髓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在条件适合的大学还可以增设国学院。

本文作者：楼苏萍 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西方国家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途径

环境治理中的公民，在不同的情景下有着不同的角色。社会成员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可以是普通公众、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利益相关者。无论何种情况，公民均有权利参与到环境治理。不过，在不同的情景下，公众参与的方式与力度通常有所不同。作为普通公众，其在环境治理中的参与更多的是通过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在日常生活中注重环保以及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养成来参与，一旦其环境意识较强，并希望有所行动，他可以通过成立或参与环境NGO组织，成为环境志愿者，在NGO的平台上开展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政策执行监督以及政策游说，也可以参与决策体制内的各种地方性、政策性咨询委员会，如社区咨询委员会，作为地方公众的代表影响决策；或者参与政府部门举办的各种环境评估与决策的听证会（publichearing）、座谈会(workshop)等发表自己的意见。当他成为环境决策中的利益相关群体的代表时，他不仅会被邀请参与前述的各种环境评估与决策听证会、公开会议和座谈会，同时也有权利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损害提起行政申诉与环境诉讼。概括起来，西方国家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途径有：*成立或参与NGO组织*参与咨询委员会*参加听证会、座谈会与公民会议等*提起环境诉讼。

参与非政府组织，成为一名志愿者可能是西方国家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最为普遍的选择。1865年，英国历史上最早的、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公共用地及乡间小组保护协会成立，开启了环境NGO的序幕[6]。到了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在主要发达国家均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一个重大表现就是环境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在美国，规模最大的全国野生动物协会在2008年的会员数为四百万人，年度预算达8810万美元。①环境NGO组织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逐渐成为整个环境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环境NGO组织除了开展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外，行动方式与领域日益丰富与多样化，并趋向制度化。在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一个专业化的环境NGO、德国环境主要的积极倡导者的活动范围就非常广泛，他们不仅参加听证会，而且也在议会委员会中工作并评议议案。在地方性的市政与州的层面，他们积极参与计划建筑项目和设施，考虑替代性的交通和能源政策，并参与地方层次上的执行。他们也会出现在法庭上支持公民的法律要求。此外，他们还通过资助科学研究以获得相关议题的科学支持[4]（P50）。

咨询委员会是一系列官方或非官方成立的由一定人数市民、专家、利益团体组成的，定期会面与活动并作为决策者咨询机构而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委员会。这类委员会既广泛存在于联邦政府层面，也活跃于地方层面。联邦政府层面的咨询委员会受《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案》的管辖。按照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公共参与政策指南，当环境保护局需要获得非联邦政府雇员的个人与群体的意见与建议时，当局需要考虑是否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按照法律，咨询委员会应当拥有自己的章程，各个群体均有平衡代表、实行公开会议、并保留所有的会议记录及文件等便于公众获取[7]（P24）。咨询委员会的首要功能是为联邦官员提供建议与意见；同时咨询委员会也可以成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讨论问题、交换意见、互相沟通的平台，并有助于加深对部门行动的理解。在地方层面，咨询委员会则包括地方政府发起组织的、非政府的地方性组织，及一些是由地方领袖、居民推选组成的非正式性更强的咨询委员会。这类咨询委员会既是公众参与的平台，也是政府获得信息反馈的重要来源。市民咨询委员会一般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首先，地方上不同的利益群体均有代表；开展常规性的会议；参与者的评论和观点会被录音；寻求共识但不要求一定要达成共识；在决策过程中，市民咨询委员被赋予重要地位。按照美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重要的交通政策、规划政策及开发项目确定之前，都需要听取市民咨询委员的建议与意见。

各种类型的公民会议，如听证会、座谈会及参与度更大的公民陪审团等组织安排是西方国家政府部门鼓励公众参与的重要途径，也是重大环境政策出台的必经之路。在美国，与公共卫生有关的政策法规，如空气资源、水资源管理及有害垃圾处理等政策法规出台之前都必须经过座谈会与听证会的形式听取公民与相关组织的意见。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县级空气质量管理地区委员会采纳新的法律与规章前必须经过公示、公众评论、听证会并受州空气资源委员会的审读。而州空气资源委员会作为州政府中管理空气质量的权威机关，其立法过程也包括了多种形式的公众参与[8]。公众可以在立法计划、法案的起草、建议稿的评论及听证阶段参与到决策中来。除此以外，还存在各种形式的不那么正式的公民会议，小型讨论会、焦点小组等，感兴趣的市民均可以自由参加；而政府部门在公众参与之后必须对公众意见做出整理与反馈。

环境公益诉讼，特别是公民依法就企业违反法定环境保护义务、污染环境的行为或主管机关没有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提起的公民诉讼是一种积极的公众参与方式；公民或公民团体在此过程中直接介入法律的执行与完善。1965年，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沿岸的房地产主们联合以“保持美丽的哈德逊河联合会”的名义，起诉联邦动力委员会，反对该委员会批准一家电力公司在哈德逊河上修建跨河电缆一案首开现代美国公民环保团体起诉之先河。法院受理了此案并裁定环保团体享有为保护风景、历史遗迹和户外娱乐价值而在法院起诉的权利。1972年，赛尔拉俱乐部诉联邦环保局，指控该局批准某些州的含有允许空气质量降级内容的实施方案的决定违反了联邦《清洁空气法》。这项诉讼导致了国会在《清洁空气法》中增补一项关于“防止空气质量严重恶化”的规定。此后两次修订的《清洁水法》、《濒危物种保护法》、《安全饮用水法》和《资源保护与恢复法》和《有毒物质控制法》法律中，都设置了公民诉讼的条款。在日本，人们可以依据《公害对策基本法》与《自然环境保护法》提起“公害审判”或“环境保护诉讼”。就前者而言，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著名的“四大公害”审判运动；此后又有以米糠油中毒者、斯蒙病为首的食品公害、药害诉讼，不仅追究了加害企业的损害赔偿责任，而且还追究了拥有监督责任的国家和地方公共事业行政机构的国家赔偿责任。到了70年代以后，环境公害审判、环境保护诉讼、环境权诉讼等案件激增，最多时候竟有1000多件案件在法院同时审理[9]（P42-98）。#p#分页标题#e#

本文作者：徐秋艳 单位：驻马店市政府机关幼儿园

领域挖掘

《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中指出：“从学习内容上看，环境教育兼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内涵，环境教育帮助学生从各种角度全面理解环境系统掌握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及其内部各种组成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环境教育可以跨学科的方式融入各课教学之中。”如科学活动“水”“声音”等内容，让孩子懂得干净的水和安静的环境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教育幼儿不浪费水、不喝脏水、不在公共场所里大声喧哗；艺术活动中《爱护小树苗》、《小乌鸦爱妈妈》，让幼儿从小爱护树木，敬爱妈妈；在第26个“爱鸟周”来临之际，我们组织幼儿观看“鸟叔叔”精彩的口技表演。婉转动听，惟妙惟肖的鸟叫声，更加深了孩子们对鸟的喜爱，家长和幼儿共同收集鸟类图片1000多份，师生共同布置“爱鸟园地”16个，幼儿动手创作爱鸟图画800余幅，我们还带孩子设计鸟巢，挂鸟巢。为了让孩子懂得“爱”与“被爱”的双重情感体验，我们开展生态体验教育活动：“做蛋宝宝的爸爸妈妈”，电视台、广播电台都做了报道。活动为五个小活动，渗透五大领域，科学活动：认识蛋宝宝；美工活动：打扮蛋宝宝；社会活动：给蛋宝宝看病；语言活动：做蛋宝宝的好父母；健康活动：照顾蛋宝宝；最后我们进行谈话活动，让孩子进行反思性表达活动。

亲近自然

我国著名学者、自然之友主席梁从诫先生曾在《与孩子共享自然》中说：“没有孩子生来不爱树林、池塘、草地，不爱护野花和小鸟，如果他们漠然，那么现代都市生活对童心的歪曲，孩子们亲近自然，在大地尽情游戏，体验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自然本身应有的和谐与平衡，这不仅是为了环境教育，而且是对稚嫩心灵的抚爱与陶冶。”工作中，我们解放幼儿的时间、空间，让孩子用激情拥抱自然。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发现、认识自然，用心灵体验、感悟自然。自然中，小草有生根的土地，花儿有开放花蕾的空间，鸟儿有歌唱的平台，孩子也有了放飞心灵的时刻，他们扑进自然的怀抱，和各种生命打成一片，认真地观察昆虫，用泥土为蚯蚓盖房屋，拯救小沟沟里的蝌蚪，倾听花儿的言语及树叶的吟唱，感受着自然万物中一切鲜活的生命形象。我们遵循生态教育理论，认真挖掘自然中的教育因子，着力培养孩子强健的身体和完善孩子的人格。每年的登山活动、春游、秋游，我们不断扩大教育的内涵，灵活运用多种活动形式、增加活动难度，让孩子得到丰富的体验，以培养多种能力。登山时，孩子们你拉我、我推你；过小河沟时，男孩拉女孩，大的牵小的。他们那么认真、那么负责，人性中的善良熠熠生辉。

节日主题活动

我们除了在教学中不断渗透环保教育内容外，特别在国际国内一些主要的，与环保有关的纪念日里，更积极地开展环保专题教育活动。一年中，有很多环境节日，如何深层次挖掘教育资源，让每个节日都闪光，取得应有的教育效果，也是教育者应该深思的问题。在3月12日植树节活动中，我园组织了“小手牵大手，共同植树护树”活动。孩子们把自制带有文字和图案的卡片挂在小树上，如“请珍惜一片绿”、“我要发芽，别动我！”等，通过劳动实践让孩子明白人与万物息息相关、共生共荣的关系，以及环境人类生存的意义，从而使孩子对自然产生崇敬心理、仰慕之情。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里，我们举行了“争当绿色小卫士”系列活动。孩子们手拿“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的小旗，远足到公园。通过活动，家长也深深地认识到了“环境保护要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整个活动真正起到了以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区的作用。我们还带领孩子们将关在笼中的小鸟重新放回到自然的怀抱中，激发了幼儿爱护小鸟的情感，并让幼儿们知道小鸟是我们的朋友。

本文作者：白刚刚 袁时祥 彭亮 单位：青海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院

青海省矿山地质环境现状

青海省东部地区采砂场地质环境破坏现状。青海东部地区人多地少，土地利用粗放，可供耕作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加之基础建设又主要集中分布于此，以建材类资源为主的矿产资源开发，导致青海东部地区大大小小的采砂坑场遍布了湟水流域各大支流。不仅挖损、压占了大量耕地资源、破坏了地貌景观，而且造成了大面积的含水层结构破坏和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青海东部地区的自然地貌景观和水土涵养。青海东部地区采砂场主要集中分布于湟水谷地及其支流谷地一带。据调查:区内累计过采面积达13337hm2之多。压占挖损土地、地貌景观改变、含水层结构破坏、水土流失等环境地质问题十分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采砂过程中，由于地质环境保护等措施缺失或未能落实到位，尾矿随意堆放，采坑不能及时回填处理，致使采区堆积了大量的固体松散物，在挖损、压占大面积耕地资源的同时，也严重阻碍了沟道的泄洪能力，松散而随意堆放的尾砂料为泥石流储备了大量的物质来源，严重威胁着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在开采过程中未能按一定的边坡开挖比进行合理开挖及缺乏必要的安全意识，局部地段已形成高5～20m、长数百米的高陡边坡，在流水侵蚀和重力作用下常失稳致灾坍塌，威胁当地居民安全。

青海省三江源区、内陆河源头区砂金矿区地质环境破坏现状。青海省三江源区、内陆河源头区系纯牧业区，经济发展水平十分滞后，草场植被是当地牧民群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畜牧业是当地唯一的主体经济，牧业生产方式以自然放牧为主，经济结构单一。由于江河源头区砂金资源丰富，采金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20～30年代，受当地丰富的砂金资源的诱惑、经济利益的驱动及当地亟待改变的贫穷落后面貌，同时也限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造成矿区长期处于无序的乱采滥挖状态之中，致使原本就很脆弱的原始生态环境及草场植被遭到了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据调查，三江源地区及内陆河源头区的群采砂金活动累计损毁土地面积高达20000多hm2，该类矿山自上世纪90年代末全面禁采关停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责任人由于历史原因已经灭失。2004～2011年年底，地质技术人员赴野外对已破坏的矿区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成果为:开采方式有两种，即群众性开采及大规模机械化开采。过采区主要分布于河谷开阔处的低阶地及河漫滩地带，地表原始生态环境多为河谷阶地草原和河漫滩裸地，砂金矿过采对矿山地质环境的破坏程度十分严重。过采区内几乎未经过平整，砂堆如山、连绵不断，沟坑遍布、纵横交错。过采区面积1061．6hm2，挖损破坏河道长度数百公里，遗留采金坑塘数以万计，其中大的坑塘长150m，宽100m，面积近15000m2，坑深10m以上。面积在500～1000m2的坑塘更是随处可见，且多呈串珠状相连，坑塘周边的废弃砂砾堆积松散，高出原地面5～15m，与塘底相对高差达10～20m。砂堆数万个，其中高4～23m，方量大于5000m3的砂堆数量众多，高2～8m，方量在1000～5000m3的砂堆遍布过采区，多呈浑圆状，受矿体延展方向控制，部分相邻的砂堆则构成了沿沟谷方向展布的条状砂梁，由于堆弃高度过大，加之近水一侧的侧蚀作用，其顶部多变形开裂，易发生坍塌从而加剧水土流失。

青海省北部煤、铀矿区地质环境破坏现状。青海省北部分布有较丰富的煤炭资源，亟待改变的贫穷落后面貌以及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导致煤矿的开采长期处于无计划的乱采滥挖状态之中，致使原始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矿山安全隐患随时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该类矿山主要有祁连县默勒煤矿、门源回族自治县红旗煤矿、瓜拉煤矿、西宁市大通煤矿。煤矿区多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群众无序开采形成，历经20多年的反复开采致使矿区地质环境和土地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采煤对区内地质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对草地土壤层的破坏、地形地貌景观破坏、河流改道、土地生产力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土壤侵蚀、水土流失等问题。据实地调查，采煤区历经多年的采挖，破坏现象极其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采煤破坏草地数千公顷，以剥离和占压为主。对原有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程度大，采煤矿井和祼露的尾矿堆随处可见。开采方式以井采为主，有硐、竖井、斜井等沿山体走向展布。尾矿堆主要分布在矿井四周，多呈不规则椭圆状顺坡堆放，尾矿堆积较为凌乱，一般高2～3m，最高达4m，直径3～10m，最大达20m。矿井治理和尾矿回填、整平整治难度大。由于采煤弃渣随意堆放引起河道改向，地表水溢流对凸岸的冲蚀作用强烈，致使漫滩面积增大，低洼地多成积水塘。采煤对土地生产力的破坏程度率达80%以上，造成大面积土地沙砾化，水土涵养能力下降。矿井井口四周发育圆弧形崩滑体，地质灾害隐患大。

青海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法及成效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是一个地质学、生态学、生物学等多门学科紧密结合的系统工程。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以野外调查、分析可行性研究工作为基础，针对不同地层岩性，不同矿种(类)，不同规模，不同开采方式，产生的地质环境问题亦不同，工程治理措施和方案也不尽相同。工程治理措施和效果是解决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关键，近年来该类项目得到了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资金来源的支持，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得以实施，并取得非常大的成果。

1建设水利水电工程的重要性

建设水电水利工程的实质是根除对人民有害的事物，兴办对人民有利的事业。追求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首要任务，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还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农田的灌溉、提供生活用水等是水电水利工程最直观的表现。此外，从能源的归属来看，水电水利资源属于绿色的可再生能源。近几年来，能源危机的存在是各国所面临的又一难题，所以，世界各国都把希望寄托于水电开发上面。我国的水利资源相对丰富，在水利水电工程的推动下，水库的作用也不仅仅是防涝防旱如用水库进行发电，这样不仅减少了环境污染，还能节约大量煤炭资源等。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对水资源的利用率相较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提高对水资源的利用率，是我国水利水电建设的重中之重，这就需要从技术上提高与改进，突破对水资源开发与利用所遇到的技术性难题，在保证不破坏生态与环境的基础上，加大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经济发展。

2水电水利工程建设带来的问题

2．1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

河流并不是在一两天的时间内形成的，是经过一次次的演化才形成，河流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起到调节气候环境的作用，但是水电水利工程的建设依托于宽阔的河道，这样就会影响河流的水质和温度，使河道周围的地质遭到破坏。

2．1．1提高了河流水温

建设水利水电工程，河道的水面会慢慢变宽，流淌的速度也会放缓，这样就会增加太阳对水面的辐射面积，水库积蓄的热量在短时间内很难退却。任何生物适应一个新的环境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水温的升高会影响鱼的排卵，河道中鱼虾的数量相应减少，生物链也会因鱼虾数量的减少遭到破坏。

作者：汪基德 朱书慧 单位：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现代教育研究所

新中国电化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南国农先生不仅对我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我国教育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与李运林先生等一道，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传播学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积极推广、践行教育传播学的思想。在庆祝南先生90大寿之际，对南先生的教育传播学思想进行初步的梳理与探讨，以表达对先生的敬意。

一、传播理论是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思想的确立

在我国，传播学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引入的，我国的教育技术工作者对传播学的引入做出了重要贡献，南国农先生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大力支持电教工作者引进、宣传、推广传播学理论。南先生非常重视传播学在电化教育中的理论基础地位，在他所著的电化教育著作中都特别强调传播学的重要作用。在1985年出版的《电化教育学（第一版）》第一章“第四节‘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中，他就将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并认为教育心理学和传播学是电化教育最直接的理论基础，它们“与电化教育理论的建立，关系最直接、最密切。”[1]在这部著作中，南先生还介绍了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三种传播模式：拉斯韦尔的5W模式、香农模式和韦斯特莱模式。在这一节内容的最后，南先生进一步强调：“传播理论与电化教育有着广泛的联系。传播理论主要是阐明信息传递的过程与规律，而电化教育就是运用现代教育媒体传递教育信息的过程。在电化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建设中，常常需要传播学的理论援助。”[2]尽管这里对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的论述还不够全面系统，但南先生认识到传播学对于电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影响，并及时地引入到电化教育中来，这显示了南先生的睿智与高瞻远瞩。在1998年出版的《电化教育学（第二版）》一书中，虽然没有具体谈到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问题，但传播理论仍然出现在该书的有关章节中，如在“电化教育过程的基本模式”一节中提到，在研究建立电化教育过程模式时，以下几个传播模式值得参考：分别是香农—韦弗的传播模式、贝罗的传播模式、坂元昂的教育传播模式、海曼—弗朗克的教育传播模式。[3]这里实际上仍然是把传播学作为建立电化教育过程的基本模式的理论基础来看待，并参照这四种传播模式，建立起来了三种电化教育过程模式：（1）以教育者为中心的电化教育过程模式；（2）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电化教育模式；（3）以问题为中心的电化教育过程模式。[4]在2004年出版的《信息化教育概论》一书中，南先生再次明确提出传播理论是信息化教育最直接的理论基础之一的思想。他认为：信息化教育（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最里层、最直接的是“学与教理论和传播理论”。[5]在这里，南先生将四种传播理论修改为：（1）贝罗的传播过程四要素理论；（2）罗米索斯基的双向传播理论；（3）宣伟伯的传播效果理论；（4）罗杰斯的创新推广理论。[6]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三种信息化教学的基本模式：（1）以“教”为主的模式；（2）以“学”为主的模式；（3）以“其他要素”为主的模式，如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内容、教育媒体等。[7]在《信息化教育概论》一书中，南先生还提出了信息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这一概念，并将之概括为三种理论：现代教育媒体理论、现代传媒教学理论和现代教学设计理论。[8]尽管在南先生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对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理论基础的思想表述略有不同，但南先生将这一思想继承下来，并不断的丰富、完善和深入。近30年的坚持与努力，显示了南先生作为电化教育事业的奠基者所具有的继承创新、严谨治学的学者品质和研究态度。

二、对教育传播学性质和研究对象的深刻论述

南先生早在1991年就在《电化教育研究》上，阐述他关于教育传播学性质、研究对象的看法。南先生指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所包含的学科有几千种，仅自然科学就有2400多种，这些学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一学科，其内容只涉及一门科学的领域，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另一类是交叉学科，其内容涉及两门或两门以上科学的领域。交叉学科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边缘科学，是两门学科相互交叉的产物，即两门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作用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其内容涉及两门科学的领域。二是综合学科，是两门以上学科相互交叉的产物，即两门以上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作用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其内容涉及两门以上科学的领域，如生物物理化学、环境科学等等。三是横断学科，这类学科具有两种特性：（1）它是多种学科相互交叉的产物；（2）它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功能，可以作用于多种其他学科，从横的方向上研究多个对象。如系统科学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它们是哲学、人类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学、电子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产物；它们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都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功能，具有向多个领域广泛渗透的可能性。教育传播学是属于交叉学科中的边缘学科，它是教育学和传播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产物。它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教育传播学是综合运用传播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设计、实施、评价学习和教学全过程，以实现教学和教育的最优化。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传播现象及其规律性。就是通过对教育传播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去揭示教育传播规律的一门科学，它的对象是整个传播系统和学习与教学全过程。

在谈到教育传播学和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的关系时，南先生指出：视听教育学是以教育媒体（包括传统教育媒体和现代教育媒体）的研究和应用为核心，它要探讨的是怎样运用各种视听媒体，有效地传递教育信息，以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教育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是对所有教育资源和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综合研究，以期提高教育效果，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它在研究中，对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同等对待，一视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