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地理论文范例

作者：黄立华 单位：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

生态文学话语是以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生态批评运动为嚆矢。进入21世纪，它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几乎与“诸如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心理分析批评和后殖民理论等相颉颃。”［1］(Gersdorf＆Mayer2006:9)而后现代主义为了生态批评的需要强调多方修正的多元性，对立二元和等级的不稳定性。这就为各种二元范畴，特别是自然和文化范畴创造了生产语境。本论文拟就两部后现代小说文本中的环境隐喻进行分析解读以揭示出后现代语境是怎样通过语言产生出来，语言又是怎样和语境相联系的。

生态文学话语生成环境虽然生态批评直接关注自然和环境，但是努力将自然现象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会引起概念问题，因为生态本身就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抽象概念。依赖于一切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质疑本体论论证，生态批评努力研究约翰•本内特所称谓的“多有机生物概念”。也就是说，创造“一个整体实体的意象和概念，然后把这一意象当做真正的实体:如‘环境’、‘人类生态’、盖亚(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或者地球、宇宙、上帝”。［2］(Bennet1996:356－357)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首先，生态批评需要包容的、跨学科的方法。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发现包括多种环境问题的理论方法。实际上，任何对文学理论中的生态问题的质疑都需要理论支撑。改变目前批评理论中的看法和方法需要扩大理论系统;其次，如果批评重点专一于特别的文学作品，如自然诗歌、小说，那么，在分析的过程中批评的透镜必须加宽。最后，如果在生态批评中包括其他的文学作品，那么，在解决生态问题时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如果所有文学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都要分析，生态理论需要某种比较复杂的生态文学话语，因为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系统的内容。困难在于选取一种将自然和文学现象联系起来的恰当的批评视角。因而，今天的生态批评是一个不断创新和改造自己的过程;需要不断从其他学科和自然科学借鉴的过程。从文学政治化的视角来看，环境思维所引发的意识以及全球生态危机所提出的美学困境迫使文学批评家去认识文学和批评在理解人类在生态环境中的地位所起的重要作用。它是以将文学视为斯汶•伯克兹所谓的“一种道德说教的方式”为前提的。伯克兹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在理解生态文学分析的过时的批评方式的危险性的时候是有意义的。

他质疑:“文学可以作为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实际关系加以研究吗?文学应该公众化去帮助提高自然环境的原因吗?”［3］(Birkerts1996:4)虽然生态批评的确应该探索文学和生态相互作用的方法，但也不应该以牺牲文学文本而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临摹为代价。文学不应该用作研究生态问题的借口。生态批评读者也不能回到把文学文本看成仅仅是反映现实的透明介质的境地。因此，生态批评真正关注的焦点不应该是过时的表现主义的模式，而应该是自然怎样在文学文本中文本化的，以至于创造有助于产生文学语言和自然语言之间的互文的而又相互作用的途径的生态文学话语。正如克里斯托弗•曼斯所强调的:“把自然看成是活的、发声的在社会实践中很有意义的。”［4］(Manes1996:15)曼斯也认为自然知识总是受到历史的和社会的因素的影响。这种观点和威廉•鲁克特所谓的“文学生态”是探究自然边缘化、沉默化和窘迫化的方法如出一辙。它表明生态文学是关于人类对自然环境负有责任心的人类思想的投射。然而，生态文学话语致力于研究文学文本时怎样说明自然的沉默，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生态批评正好起到中间媒介的作用，因为它探索我们在话语上称之为可以操纵的文学中的非人类世界，讨论自然是怎样边缘化的或者沉默的，又是怎样被融入人类语言的。况且，生态批评提供了“分析自然的文化建构，同时也包含语言、欲望、知识和权势的分析”。［5］(Legler1997:227)自然话语建构，要么以浪漫化的、理想化的形式，要么作为敌对荒野。特别是小说和诗歌中的自然话语往往是对自然灾难性的虐待的观念的证实。为此，生态批评不只是观察和阐释而是作为一项积极保护生态的行为。自然话语要让人类在消弭人类和非人类区别的矛盾心态中替自然说话。正如凡尔•普鲁姆伍德所讨论的:“我们作为人能够替非人类的自然说话的假设似乎影响着包容的、独有的‘自然’意义，还认为我们能够完全消除自然和文化区别，不仅仅克服其二元建构。”［6］(Plummwood1997:349)尽管有这样的问题矛盾，生态批评家们认识到需要重建自然，不是作为排除话语的他者，而是作为需要对人类地位的非二元知觉和阐释的主体。与自然的对话就预言而言是不可能的，但是建构一种新的超越，如果不是消除，自然和文化二元对立的理解和认知模式是可能的。生态批评努力解构自然语言对话中的特权人类主体性也许会创造可持续的文学生态视野。虽然自然和文化的区别有很大争议，但是生态批评却是一种“人类已经创造性地帮助我们理解和支配世界”的范畴。［7］(Gruen1997:364)因此，生态批评提倡对已经确立的信仰、观念和我们对自然的理解的再思考，以创立“一种所有生命必然联合的意识”。［8］(Eisler1990:26)为了做到这一点，生态批评需要从现存的批评理论中吸取精华去编码文学生态，去定义以生态为中心的文学话语。这就是所谓的奠定生态批评的概念基础的生态文学话语。《洼地》的主体间性建构随着生态批评的兴起，一些后现代小说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融入了自然环境成分，呈现出叙述中语言的生态文学作用。

正如苏珊•斯特拉赫尔所认为的;“摆脱错误的和限制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之间的二元性，这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努力进行一种独创性的融合。”［9］(Strehle1992:6)这些生态环境成分构成后现代语境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洼地》是一部关于历史呈现的元小说。叙述者历史老师汤姆•克里克(TomCrick)和他的学生争论。他的学生愿意去了解被原子灾难所威胁的现实世界而不愿意研究法国革命。小说一开始叙述历史和讲故事之间的问题的元小说思考与沼泽地区的沼泽地联系在一起。小说的主要生态环境隐喻是“淤泥”。“沼泽地由淤泥形成……。淤泥形成和损害陆地;淤泥一边形成陆地一边又破坏陆地;淤泥同时增加侵蚀;淤泥既不进展也不腐烂。”［10］(Swift1983:7)小说利用这一隐喻对历史的虚构表现进行评论，同时通过诉求自然历史使得历史知识概念疑窦重重。然而，更有意义的是沼泽地发出有关自然的新的世界观的象征性表现的信号。用达纳•菲利普的话说，在《洼地》“确定有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的更为严格的界限。”［11］(Philip1996:219)象征性地标记“缓慢而又艰巨的过程，无止境的而又模糊的土地再垦的过程，也即人类淤泥化的过程”。［12］(Swift1983:8)这一过程和“宏大历史变化”相对立。沼泽地决定叙事本身的本体论现实，强调这样的生态文学话语是怎样与元小说所引发的挑战巧合并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就本体论结构而言，自然的和虚构的两个不同领域共存。正如克里克告诉他的学生，“在模糊的蕨类土地背景中，历史和小说相融合，事实由于无稽之谈而变得模糊不清……”(ibid．:180)沼泽地的历史叙述还和小说的历史表现交织在一起。克里克对荷兰工程师考奈尔溜斯•佛母登(CorneliusVermuyden)在20世纪60年代努力打通通往海洋隧道的叙述提供了自然作用的生态文学阐释:“自然，比我的祖先更有效，开始破坏他的工作。因为淤泥一边集聚一边又停止;一边形成一边又消失。”(ibid．:9－10)这样，作为生态隐喻的淤泥可以通过文本自我参考进行研究，并且赋予小说中自我决定的地位。#p#分页标题#e#

《洼地》的叙述结构基于生态文学隐喻范例的重复，如土地再垦、水、沼泽地、欧洲鳗鱼以及历史性、文本性、间断性和循环性的元小说范例。这样，元小说的、地理的和生物的因素联合起来生成生态文学元小说话语。正如克里克所说，“自然历史、人类自然。这些古怪的、奇妙的商品，这些解法解决的是神秘的神秘。因为试想一想……这一自然物质总是使得人造物质变得更好。”(ibid．178)只有这一生态研究能够再提出文本连贯性的形式。这一形式与历史进程中破碎的、间断的人类经验的混乱相对立。《洼地》中的自然和环境隐喻作为元文本意义而起着作用。这一意义与生命的量子相回应。如果历史是间断的，自然延续性向历史挑战，形成小说中显著的后现代矛盾。人类关系的这种文学表现将生态思维投射到小说的中心文学文本上。在这种情况中作为他者的自然受到挑战;作为主体的自然得以接受。这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自然和人类融合形成相互联系的主体，或者更精确的说，主体间性。突出这样的主体间性必然导致生态文学话语。《洼地》充分体现出这种主体间性。这本小说通过自然和环境隐喻，将自然和人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地理、生物等生态问题主体化以突出周围现实的变迁。

地方高校师德建设:理论与问题

同其他社会主体相比，高校教师更为注重对精神的追求，对人和社会的价值关怀是高校教师职业特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而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提升、德行的培养，更不能仅仅依赖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或教师，而是全体高校教师的职责所在。因此，人文精神是高校教师师德的重要内涵。师德则是教师专业伦理、道德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关于师德的重要意义，古今中外的先哲们都曾经给出自己的表述。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孔子在留给后世的《论语》中，指出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古训。意在告诫教师要“为人师表”。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曾指出，“作为老师，要严格的管束你自己”［3］，也在告诉世人教师以身作则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家们也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角度，提出对“人”的关注。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下发了一系列关于师德建设的意见、规范，明确了师德的内涵以及高等院校师德建设的主要内容。①因此，加强职业道德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师德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探索与实践发展的重要问题。

对于高等院校师德建设的现状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入手分析。对于理论问题而言，比较代表性的观点如檀传宝教授曾指出当前师德建设应当特别关注的三大问题，分别是:公正、客观的评价师德现状，科学、合理的制订师德规范以及努力形成师德建设的有效机制等。［4］而对于现实问题而言，我国高等院校师德建设方面所普遍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以及地方高校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所存在的特殊问题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深化和发展，高校教师的学术道德水平和学风现实状况整体呈上升趋势，高校教师良好的道德规范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不可否认，高等院校的教师队伍中仍存在师德失范的现象。一般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术风气浮躁导致学术道德滑坡。近年来，抄袭、剽窃现象时有发生，尤其在我国重点的高等院校、学术科研机构，更有甚者在国家重点培养的知名学者的学术研究中频频出现，引人深思。第二，社会构成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使得传统的道德评价标准陷入颇具争议的境地，而导致教师对传统师德观念的认知出现偏差。第三，就师德建设本身而言，部分高等院校的工作过于形式化，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师德建设的意见、指示在部分高校被当做“政治性的宣传”而非扎实、具体的工作。而对于地方高等院校而言，师德建设存在着特殊的挑战。关于地方高校的界定，笔者曾做过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地方高校在师德建设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源状况的复杂性给地方院校的师德建设提出挑战。地方高等院校，特别是新建立的地方本科院校其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与分工决定了其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且在生源结构、基础方面与其他高等院校存在明显的差异，学生对大学教育的需求的多元化与多样化更加要求教师对个体差异、对人的关注。第二，师资队伍的状况，即教师总量不足与新聘任教师增多的问题困扰着地方高校的师德建设。一方面，生师比过大，使得教师疲于应付教学任务，无暇顾及自身伦理道德修养的提高。而占地方高校教师队伍很大比重的新聘任教师、青年教师，很大部分是刚刚走出校门，走上讲台，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对师德的认识与自觉。而地方高校在在教师的选聘、考核和培训教育中，比较关注学历层次、职称、论文、获奖成果等硬件条件，而淡化了对思想道德素质和教书育人能力等软件的要求。第三，地方高校的学生培养模式的变化对师德建设带来挑战。这主要是指地方高校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与人文环境的塑造，客观上对师德建设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于师德建设的基本路径，目前高等教育管理领域进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教师的思想理论建设、师德规范的机制化建设以及文化氛围的营造方面。②而笔者将着重从校园文化建设的视角，阐述地方高校师德建设的基本路径。

地方高校师德建设的校园文化路径

文化是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所取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都是文化。地方特色文化是长期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域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受到地理环境、历史变迁等因素的影响，而逐渐发展和形成的地方特有的人生观、价值观、行为准则、地方意识、地方情感和人文环境，包括凝聚在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时代风貌、生活习惯中的地方精神，以及反映这些精神的历史遗迹、文物、博物院、纪念馆、展览馆、图书馆、标志性建筑和杰出人物等。而地方高校的校园文化在此取其广义的理解，即指广大师生在长期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形成的稳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它包含着信念、价值、理解、态度、意义、标准、象征、仪式、典礼和人们所喜好的教与学的方式等。这些因素主要通过学校中群体成员共有的行为方式来体现。学校文化与外在的物质环境有关，也植根于内隐的价值观念之中。［5］而地方高校的校园文化究其本身而言，即存在“断裂”又存在“传承”。说其断裂是指其原有的校园文化存在积淀不深，而通过合并、整合或是升格，其原有校园文化又经历了冲突、碰撞等，使得校园文化存在“断裂”;而“传承”意指地方高校深受地域与地方特色文化的影响，即受到地方高校所在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时代风貌以及杰出人物等地方精神与文化的影响较深。同时，地方高校作为立足地方、服务地方的教育机构，长期沉浸在地方特色文化的熏陶之中，又以其自身知识与文化中心的优势，对地方特色文化有着更好的体认和辨识，而有利于其实现从地方特色文化到地方高校校园文化的建构。

以地方特色文化为根基的校园文化与教师师德的培育主要集中在人文精神领域，旨在提高地方高校教师人文精神的修养。在高校师德建设的过程中，以地方特色为根基的校园文化，起着指引、熏陶、凝聚和激励的功能。指引功能是指高校校园文化可以通过内在文化要素的有机结合，引导广大教师主动接受和吸收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拒绝和排斥错误的观点和影响，向着社会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受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潮的影响，地方高校的教师队伍中存在一些主张“实用、实际、实惠”等极具感性的不良倾向，而此时的校园文化则是引领广大教师的一面旗帜。熏陶功能是指校园文化对全体教师在职业伦理道德建设中在情操的陶冶、道德品质的培育以及行为习惯的养成中的重要作用。广大教师渗透其中，浸润其里，在校园中，广大教师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交往，思想的沟通及交流，情感的碰撞与交融，观念的分歧与认同，行为的规约与惩戒逐渐地、潜移默化地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举止上的趋同，这就是环境对人精神境界的熏陶。而凝聚的功能，则是校园文化在师德建设中发挥的凝聚力量。作为广大教师群体创造的一种群体文化，校园文化的存在使地方高校教师形成了一致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氛围，无形地凝聚学校教师的力量，使之形成一种合力，以种种微妙的方式融合、提升广大教师的信念情操。校园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激励着高校教师献身科教、服务社会，并以此培育自身优秀的道德品质。#p#分页标题#e#

摘要:文化作为一种人文、习俗的传播载体，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大学生英语教育是承载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大学生英语教育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文化交际能力与大学英语教育之间的关系，揭示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大学生文化交际能力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同时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必要的措施，对大学英语教育课程大纲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育;文化;交际;传播

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快速发展让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变得越来越频繁，使得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碰撞出不同的交际火花。因此，拥有文化交际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英文作为世界通用语，这就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了培养具有文化交际能力高素质人才的新要求。本文主要通过揭示文化交际能力与大学英语教学之间的关系，提出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大学生文化交际能力的必要性以及相应的方法和措施，同时进行大学英语课程性质的分析，期望提高老师与学生对大学英语课程性质的理解，为高校校本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大纲制定及培养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一定的理论知识与指导。

1培养文化交流势在必行

当今世界,国际间频繁的交流与合作,让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性特征。在这个大环境下，不论是谁都无法避免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往,文化交流正在成为越来越普遍的日常。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英语作为一种重要的通用语言，在中国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于是我国也进行了一系列如国家新标准课程改革的改革等从而去适应全球化趋势以及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学校可以抓住全球化的这一契机，在学校进行英语教学的求变求新的改革中，培养年轻学子的跨文化意识，让他们学会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往从而提高跨文化的交际能力，这一改变对学生乃至国家都尤为重要。外语教学肩负着重要的社会历史责任，而这一责任就是要培养大量的具有文化交流的人。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培养日常大学英语教学，增强大学生接受跨文化知识的敏感性与自觉性，使学生头脑开阔，心胸开放，最终能够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更灵活、更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去与自己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往。

2大学英语教学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英语教学中存在许多的问题与挑战，有些来自于教师有些来自于学生，但这些值得我们每个有责任心的教学工作者来探索解决的方法。通过对学生、老师等的走访发现：许多学生不知道学习英语或者其他外语的作用甚至厌学情绪严重等现象；有些外语教师不清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的和意义，更不清楚如何能够教授一堂让学生和自己都满意的课。特别多的学生反映在经过多年对英语的学习之后，不但不能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反而面临着英语学不好的巨大压力。特别是每当大学生四六级考试结束后，就会有许多学生感慨，如果当初高中毕业就让我考四六级，这题目又算得了什么。伴随着学生英语能力下降的却是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与全球化。与此同时，社会不断地发展，世界不断地进步，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跨文化交流的常态化的发展成为外语教学的又一个严峻但必须克服的挑战，使得大学英语教学处在了更加两难的尴尬境地。

摘  要：近年来，在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界逐渐升温了一个概念“流散”，从“流散”的视角重新审视华裔美国作家作品可以更好地理解华裔美国文学的文化归属问题。由于华裔作家的双重身份、双重意识，因此作品中所使用的中国文化符号已经与中国本土的文化符号有一定的差异。本文以三位著名华裔作家为例，探索了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归属问题。

关键词：流散；华裔美国文学、文化归属

    一、文学视角下“流散现象”的含义

    “流散现象”是近百年来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产物，这种现象的出现造就了流散写作的诞生。流散或散居（diaspora）一词来源于希腊语diaspeir，意思是“离散”或“散落”（speir: scattering），原是植物学名词，描述植物种子在一个或几个区域的散布。后来有人借用以描述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种族（或人种）在较大范围内的迁徙移居现象（如犹太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散居族裔与当地居民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中的适应、冲突和融合等问题。（引自张冲：2007）依据“流散”的含义，是指在外部的或散在的生活分布、与某种文化中心的疏离、边缘化的处境、状态或人群。在文化全球化和文化研究的潮流中，处于美国白人主流文化边缘的华裔美国文学在美国多元文化的推动下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流散”视角下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之所以方兴未艾，其一体现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华裔美国文学处于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的交叉研究之列；其二华裔美国文学自身位置的边缘化与美国主流文学之间的差异使得华裔美国文学能够挑战主流文化与霸权文化，为赢得华人的话语权奠定了基础。因此，流散视角下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成为热门课题。

    二、华裔美国文学作家的文化归属研究-----以汤亭亭、谭恩美和赵健秀为例

    1.华裔美国文学的兴起

    本文是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面上课题《流散视角下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512146

新艺术史与女性主义艺术史构成了当前西方美术史学发展中两大景观,它们反映出来的共同取向是抛弃了19世纪以来的、存在于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这两种观念都认为艺术史研究应该效法自然科学,做到考察的“客观”与“精确”。在艺术史从业余的消遣或娱乐的状态向专业化和系统化发展的时候,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都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艺术史毕竟是人文学科的一种,它更多的是与人的精神和思想打交道,所以套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显然存在着许多弊端。   并且从我们所检查的西方艺术史发展过程来看,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绝对“客观”的艺术史。从纪元初年普林尼对艺术情况的简单记载开始,艺术史就不存在一种中性的、排除价值判断的观察状态。普林尼在自己的记载中显示出的兴趣显然不是没有自己的判断在里面的。瓦萨里、温克尔曼、黑格尔以及布克哈特等学者和艺术史家均为不同的审美价值确立了理论基础,因此他们的美术史不是机械的记录或冷酷无情的解剖,而是有着强烈和鲜明的价值取向,因而他们的美术史是影响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包括着创作和观看)的审美价值辩护史。此外,就是持实证主义观点的艺术史家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亦不能排除他们的价值观,这是不言而喻的。   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其理论假设上都反映出认为这个客观化于我们的世界是完全可以被认识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从而在对世界进行阐释时逐渐形成了一层坚硬、圆滑的外壳,结果我们阐释得越多就离真实越远,更加严重的是在人们的思维之中产生了惰性。这就是通常被两个世纪之交的一些有见识的思想家和学者所指出的存在于西方思想发展史上的危机。【1】面对这种危机,人们开始从方法论方面发动了攻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治疗”、胡塞尔的“悬搁”都是这种努力的代表。从世纪之交开始的这一批判,一直延续到今天。开始于60年代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是发起的新的一轮攻击的标志,这是对此前所存在的一切理论假设的破坏与颠覆。虽然所处的时间不同,但是在方法上新的批判者与其先驱并无太大的区别。   如解构者的代表德里达就称自己是一个干“零杂活”的“零杂工”,即不建设也不破坏,从而开辟了一个“中间地带”,动摇了传统的两极对立的笔直的界限。【2】在轮番攻击下,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理论大厦已经倾覆有日了。在这种情况下,反映着主体能动性的艺术史的阐释特性被推到了重要位置上,它担负着对传统的实证性理论假设继续批判的任务。所以现在标以“后现代”或“新”等名称的艺术史往往都是首先强调突出主观色彩的阐释功能,其原因也正在于此。但是这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就是阐释的标准问题。完全的相对主义必定会把艺术的研究引向绝路。鉴于此,我们必须对新艺术史和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一新艺术史从80年代初期开始,几乎所有的西方大学艺术史系、艺术学校和多种学科的交流都在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新艺术史”一词。不仅如此,就是在一些学术性不太强的部门,如美术馆主办的带有指导性的巡回讲座、艺术批评和艺术类书籍也日益频繁地谈到“新艺术史”一词。那么究竟什么是“新艺术史”呢?答案似乎并不那么简单,这是因为“新艺术史”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流派,从最概括的意义上讲,它仅仅指谓着一种价值上的取向,那就是对传统艺术史的批判。但这仍然是模糊不清或笼统的一种解释。A.L.雷斯和F.博泽罗是1986年首次在英国、其后又在1988年出版的《新艺术史》论文集的编辑,她们对“新艺术史”做了这样形象化的解说:当一篇(艺术史学术)论文分析画中的女人的形象而不是笔触的特征时,以及一个美术馆的讲座忽略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为基督教教会的宗教艺术所使用的圣母玛利亚的罩袍的光泽时,那么新艺术史就投下了它的影响。【3】雷斯和博泽罗进一步认为:新艺术史是一个宽泛的、便利的名称,它概括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社会政治观念对一个学科的影响,这个学科因为它对艺术守旧的鉴赏趣味及其在研究活动中的正统观念而名声欠佳。这些新观念的影响已经导致了某些最为有意思的、有争议的关于艺术的著述……(同上)雷斯和博泽罗所编辑的这本《新艺术史》论文集本身便非常集中、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新艺术史”的特点,卡尔文•西尔维尔德对此总结说,这是“一个边缘交汇处,这里有新马克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结构主义者与解构主义者提出的观点和立场,这里主要的讨论者有学术界的人员,也有博物馆、美术馆和艺术拍卖会的人员。每一个撰稿者都相信传统艺术史的原理和方法大部分都未经过检查而存在了下来。”【4】那么,什么是传统的艺术史研究呢?一般地说,贡布里希以前的、包括着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研究都属于传统范围。据认为,传统的艺术史研究对象被概括在马克•罗斯基尔在1974年的一本题为《什么是艺术史?》的著作中。在这部著作中,罗斯基尔认为艺术史研究的对象就是风格、归属、时间、来源的可靠性、稀有性、重建、赝品的识别、被遗忘的艺术家的再发现、以及绘画的意义。罗斯基尔在这里对艺术史研究做了全面的论述,他认为艺术史是具有明确的原理和技术的科学,而不是直觉和猜测。【5】他指出,思想、社会背景、宗教信仰、赞助情况、题材的选择等方面的问题都会影响对绘画的理解,因而它们是艺术史的一部分。此外,罗斯基尔还告诫:“艺术史不仅是一个阐释的学科,它还是一种职业。”(同上,P12)本来这种教科书一般的著述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它在一点上触怒了一些不安分的激进主义者,这就是“在平静安祥的自信中,这本书就象一个照耀着艺术史的清白无瑕的过去历史的耸立着的灯塔”。【6】具体的罗斯基尔所代表的美术史和新艺术史家所倡导的美术史的区别,我们在后面还可以进一步见出。   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同一年,蒂莫西•克拉克在《时代文学增刊》发表了《艺术创作的条件》一文,【7】他要求艺术史要考虑艺术所产生于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真实性,克拉克的这种取向被视为一种新事物出现的开端。正如我们已经在上一章所介绍过的,在此前一年克拉克已经出版了两本有影响的著作,《纯粹资产阶级》和《人民的形象》。这两本著作均已显示出克拉克的主要兴趣所在,也就是艺术与阶级斗争的关系。#p#分页标题#e#   1975年,在克拉克的鼓励下,利兹大学开设了艺术社会史的硕士课程。四年后,杂志《阻挡》(Block)作为一个激进的艺术史家和设计史家的论坛而创立。为向传统学术交流中的彬彬有礼的斯文姿态挑战,《阻挡》以不屈不挠的两个栏目及其强硬的措辞给通常可以在法国曼泰尔市(Nanterre)、而不是在国家美术馆找得到的斯文习气予以致命的一击。与通常艺术史研究那种把注意力集中在大量的死亡的东西上的后向性视野相反,《阻挡》却发表活着的、被这些艺术史的新派人物称之为实践家的艺术家的照片实录、集锦和文章。在学术界人士抱怨这种研究的语言的莫名其妙情况下,在1980年,颇孚众望的艺术史家协会通过给它的传统的论述归属和影响的论文增加新的部分,即方法论、女性主义和社会史方面的论述,从而将它的讨论会和《艺术史》杂志向新的方向开放。这时新艺术史已在电视和函授之类的公众大学中开始出现,并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从此新艺术史开始走进一些被关闭的大门。在1985年,美国的《今日历史》杂志向6名被采访的艺术史家提出“什么是艺术史”的问题,得到的回答莫衷一是,这些艺术史家在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解释和辩护的时候充满了疑惑和不满,从而揭示出这一学科存在着许多棘手的问题。   在1982年,《阻挡》杂志及其发祥地———英国米德尔赛克斯的多学科大会就“新艺术史?”为题举行了讨论会,这是第一次公开使用“新艺术史”一词,据认为这是由乔恩•伯德所提出的。标题中的疑问号的使用标志着对这一名词的用法存有疑问态度,这与马克•罗斯基尔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罗斯基尔的书名中虽然也使用了一个问句,但是他相信自己可以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这种不同是颇具意味的。这里面最为重要的是:罗斯基尔解释和分类,但是没有提出问题。新艺术史家不仅为艺术、同时也为与其有关的社会提出了问题。他们对艺术的地位提出疑问,以及对那种想当然的理论假设提出疑问,这种理论假设认为艺术就是在一定风格之中的绘画和雕塑。他们问道,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那些作品首次被称作艺术,以及为什么唯有它们是值得研究的。这些以“新”为标志的艺术史家不为对艺术的特别关心所触动,他们关心的是,对于在书中、办公室、博物馆和美术馆看到艺术作品的人和拥有艺术作品的人来说艺术的目的是什么。艺术在同时代的经济、政治作用也被提了出来。艺术史学科的创始人也未能逃脱被严厉审视的下场。强烈的社会和政治信念是新艺术史家在自己头上不断挥动的一面旗帜,他们为之所激励,从而被导向他们对于一种观点的自觉,这种观点就是向早期艺术史家呼吁客观的学术研究提出疑问。   新艺术史象征着艺术史讨论中的一种新的变化。   旧的艺术史已经不被信任,象鉴定学、品质、风格、以及天才这些词已经成为禁忌,从新艺术史家的口中说出来的时候具有讽刺和嘲弄的意味。他们断言,这些词汇只是模糊不清地适用于关于艺术是什么的旧的理论假设。新艺术史自有一套新的词汇,如意识形态、父权制社会、阶级、方法论、以及还有那些不经意地显露出它们的社会科学的出处的词汇。在新艺术史家的后面摆着一条新的思维方法,那就是把艺术内在地看成与产生它和消费它的社会性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什么由艺术家的天才制造出来的神秘的事情。   我们对《新艺术史》这本论文集中的某些作者提出的观点略加一点不完全的介绍或许可以使我们对新艺术史有一些更具体的了解。马西娅•波因顿指出:“艺术史长期以来就需要一个更加严格的理论基础。”【8】玛丽•F.戈尔马雷和帕梅拉•格里什•纳恩认为,新艺术史所谓的“新”,主要是针对将艺术史作为一种无价值评判的学科这种传统的、实证主义者的观念。(同上,P61)这表明,新艺术史家对一个人已经接受的观点是自觉的,而不相信学术能够必然地是“客观的”。   通过在前面有关章节的叙述我们已经知道,艺术史作为一种科学是由里格尔和沃尔夫林的艺术形式的分析方法所开始的。帕诺夫斯基和埃德加•温德很快就证明艺术形式不是与外界隔绝的,而是历史背景和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文化象征。这正象乔恩•伯德在《论新,艺术与历史》中和保罗•奥弗里在《新艺术史与艺术批评》中分别所提到的,安托尔、豪泽尔和克林根德所致力于的社会学艺术史是新艺术史家所关心的对象。(同上,P33,P136)玛格丽特•艾弗森指出,目前的一代从社会角度考虑问题的艺术史家不是把艺术看作批评家必须历史地立足于之上的一件乐善好施的产品,而是把艺术本身当做传达意识形态的有问题的传达手段或工具。(同上,P84)维克托•伯金和马西娅•波因顿都显示出,贡布里希为什么在今天是一个问题:他的研究实践表现出令人惊愕的、娴熟的关于历史的知识,但是他倡导的是一种脱离肉体的或无实体的眼睛。(同上,P47,P154)卡尔文•西尔维尔德认为《新艺术史》这部书充满了好的、有信息价值的问题,这是实际的、活生生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归纳为三个方面,我们应该看到,这不仅是这本书所提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新艺术史运动(如果可以称作运动的话)所提出的问题。问题一:如果列维—斯特劳斯是对的,即历史是选择性的,以及“某某主义”是作为标志的分类(如超现实主义)、标签(如达达),而这些标志又被一些新艺术史家认为是把多彩多姿的现象歪曲和错误认同于同一的整体手段,那么用来教育学生的“艺术史”和艺术的历史不是颠倒黑白的方案吗?这是职业的责任吗?问题二:如果法国结构主义的浪潮(这已经被诺曼•布赖森加以英美化,并且正在向艺术史研究渗透)是被索绪尔的、对于绘画的形象方面来说具有致命的缺陷的语言学所担保的,(艾弗森倡导皮尔士的指号学,《新艺术史》,P85)那么在符号学的洪流过后艺术史真的会存活下来吗?问题三:如果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是新艺术史的发起者,以及蒂莫西•克拉克在《时代文学增刊》所发表的宣言率领大军越过了障碍,(保罗•奥弗里持此议,《新艺术史》,P133-141)从官方的角度来讲我们处在胜利的年头,那么新艺术史改变了现状吗?一些新艺术史家的回答是不,因为这些激进分子已经被现行体制所接纳;虽然在一些大学里有个别的潮流如女性主义,但是写作艺术史的基本范畴仍然是极端保守的和反动的,这种观点为阿德里安•里夫金所提出。(同上,P161-162)还有的回答是等待,如约翰•塔格所议,这里没有一元化的方法论的解决是最终被指望的。一旦我们认识到艺术史是与“权力”有关的文化实践,我们或许必须进行“集体组织,以及对公共机构进行抵抗”。(同上,P165-79)诺曼•布赖森在1988年编辑出版的《画诗:来自法国的新艺术史论文》论文集,从另外一个方面显示了新艺术史的面貌。作为一种或“主导性的”或“传统性的”这种可选择的艺术史形式,布赖森收编了当代法国的几篇论述艺术的文章。在导言中,布赖森批评性地将符号学的论述与被他归为“权威的”艺术史相比较,这种“权威的”艺术史为贡布里希所代表。同时布赖森也将符号学的美术史研究与其它现在的艺术史的还原主义的唯物主义倾向做了比较。评论者认为布赖森的这篇导言并未简要地说明什么是“新艺术史”,但是它向艺术史作为一个学科本身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挑战,由此也向艺术客体的传统观念挑战。【9】在这篇导言中布赖森继续了他对贡布里希长期以来的批评。【10】布赖森指出贡布里希在他描述图像的制作中所使用的关键词汇如“方案”、“观察”、“试验”忽略了或悬搁了图像的社会形成。布赖森说,如果图像制作被完全描述为发生并交流于画家和观者不可见的深处世界之间的私人心理事件,那么这种进程就被从图像的意义置于其中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力量中排除出去了。而布赖森所收编的这些论文均认为艺术作品是可以从社会性来认识的符号系统的产品。不过,这些作者并不把图像归结为是由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布赖森认为,这样的还原主义者忽略了艺术作品与其他社会话语如经济、科学、宗教这些组成社会的砖块的本质性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些被编辑在一起的论文均是将不同的绘画和湿壁画当做复杂的物质性的符号的“解读”,这些符号是穿越艺术家的工作室和制作工厂的话语之流的部分。这部论文集主要包括了一些符号论者和被称之为后结构主义者的论述,其中就有福柯论述委拉斯贵支(1599-1660)的《宫女图》、巴尔特论述荷兰艺术的文章。#p#分页标题#e#   通过对新艺术史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新艺术史的背景实际上是在英国发起的一些艺术社会学、艺术社会史思潮,当然其中也不乏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者。按照笔者的观点【11】,英国的激进主义大致可分为三代人,那么从事“新艺术史”的新艺术史家就可以被看作第四代人。新艺术史更大的社会背景是60年代末期西方激进思想运动,依据一些保守派人士的说法,这就是西方对左翼和“大陆”观念“宽容”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克拉克的宣言性的论文出现、并且能够找到市场,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新艺术史包含着各种不同的艺术史理论,其中有许多是相互矛盾和相互排斥的,因而要评价新艺术史的功过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并且不能一概而论。虽然应该看到,自从70年代以来,由于象克拉克和塔格这样的艺术史家的批判,作为一个学科的艺术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有一点也是不得不特别强调的,那就是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应用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它的破坏要大于建设。   新艺术史在90年代又有了一些新的动向,新艺术史的代表人物约翰•塔格在1992年出版了《争鸣园地:艺术史、文化政治学以及综合领域》,这部书包括了塔格自1985年至1990年所写的论文,这些论文的一部分反映出新艺术史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塔格被认为是本世纪比较早的反对鉴定学、图像学、艺术家传记、以及时期与运动的研究、并促使转向艺术社会史的人物。在这本集子中,塔格所关心的问题均为新艺术史家所关注的中心,如博物馆的功能、艺术史的标准以及作为艺术史的对象的艺术作品。但是在后现代的氛围中,学术交流的宽容性使得任何过激的言论和思想都能够得到一块容身之地,所以相互敌对的倾向也为相互转化、同化和相互吸引所代替,因而由于新艺术史的出现从而将艺术史学科投于其中的危机在这种新的多元化的宽容气氛中得到了缓解。另一方面,新艺术史所作的事情也为新、旧右派的后转倾向所抵消,因为新、旧右派可以把他们观点上的缺陷和矛盾隐藏在“价值”、“艺术客体”这样的盾牌之后,而对于那些将后现代主义视同于一个无标准、无价值观的深渊的人们,新、旧右派的“价值”和“艺术客体”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之一,否则只能走进深渊。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新艺术史家就陷入了十分相似的两难境地:被迫屈从于他们自己具有社会机构性特点的社会地位,从而现在就丧失掉自己的激进和新奇,而同时也明显地显示出他们不能去实现自己早期的革命目的。塔格的这本选集就是为解决新艺术史家的这种随之而来的自信心危机而出现的。塔格在《艺术史与差异》一文中指出,早期的艺术社会史学家只是对艺术史学科的方法论的规则进行了攻击,但是他们忽略了艺术史在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这应该被看作是新艺术史对自己内部的一种检讨。然而人们或许感到:“在塔格的断言中仍然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它避开了这一问题,即一个激进的艺术史家应该如何不是寻找越来越多的权威中的肤浅人物并削弱他们而能继续下去。”【12】二女性主义首先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新艺术史包含着部分女性主义的艺术史,二者在理论主张,如反传统、方权威、反中心论等,有许多相似处,所以很容易地会联系在一起。应该说,一些女性主义艺术史家本身就属于新艺术史家阵营。但是,女性主义也有自己更大的独立性,从艺术史的研究来讲,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有的研究者指出:在诸如历史学、哲学、生物学、以及法律各种各样的领域中,女性主义者的学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已经改变了研究方向和知识发展。通过扭转这种景观把学术研究带向一种自觉的性别视角,女性主义揭示了学术研究中的以前未被注意到的男性偏向,从而填补了那已经被揭示的我们理解中的裂隙。【13】这个评价是相当中肯的。鉴于女性主义在艺术史研究领域作出的贡献,以及它的发展趋势,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之进行专门的介绍。   西方女性主义是西方妇女运动的产物,产生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主要以美国为代表。在1920年世纪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后,妇女运动转入低潮,这标志着妇女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结束。在60年代,美国黑人的人权运动引发了整个西方的妇女运动发展中的第二次高潮,由此以后,女性主义进入西方社会、文化的不同领域,并影响着西方人的生活和思维。   一般将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80年代为限,前期为经典或传统女性主义时期,其理论强调两性差异的社会原因;后期为现代女性主义时期,主要特征是否定经典女性主义“男女平等”的概念,而突出差异的绝对性,强调阶级、民族、种族、地理等因素。后现代女性主义主要吸收了解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或者对经典女性主义理论进行修正,或者全面否定两性平等的观念。因此,女性主义在长达十年之久的内部论争后,在90年代初期其理论的统一性就被认为已经解体了。   【14】一般说来女性主义关注的事情主要是两项,一个是性别,这是作为差异的另一个名词;一个是女性主义者的政治姿态。对这两项内容阐述就构成了整个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   女性主义的艺术史研究是在上述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最早讨论艺术史问题者之一是琳达•诺克琳,她在1971年的《艺术新闻》发表了《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一文,通过指出早期欧洲妇女由于习俗原因而被排除在职业训练之外,从而暴露出艺术史叙述(男性)艺术家的“天才”这一现代神话式的结构。【15】诺克琳的论述为其后的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开了先河。   诺克琳的早期论文和另一部出版于1976年的重要著作《女艺术家,1550-1950》因其改良主义和保留传统艺术史价值评估体系的倾向而被批评者划归第二代女性主义者。1989年诺克琳出版了《女人、艺术、权力及其他》论文集,其中包括7篇论文。【16】在这部文集中,诺克琳受到了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享乐”、话语理论以及语言/言语差异诸方面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其中“享乐”概念为巴尔特所提出,而话语理论和语言/言语差异诸概念则为德里达所建立。在写于1987、1988年的第二篇论文中,诺克琳对贝尔特•莫里索的画作《乳母与朱莉》做了分析,揭示出在印象主义与以男性视点为前提的消闲主题之间所存在的关系。象酒吧、妓院、剧院、芭蕾剧这些为印象主义画家所热衷于表现的地方都是女性劳动的场所。评论家认为,这项研究中有一个值得发展的意见,这就是诺克琳认为贝尔特•莫里索作为一个“二流的印象主义者”的地位的限制与艺术“作品”的观念的批判的性别化密切相关。#p#分页标题#e#   也就是说,莫里索在印象主义画派中的地位与她对性的处理和认识有关。   这部论文集中的第三篇论文写于1978年,主要围绕语言和隐喻中的两个中心的性别差异而展开讨论,这里的语言和隐喻就是“落下的”(fallen)与“堕落的”(prostituted)。这一研究是通过对拉斐尔前派画家罗赛蒂(1828-1882)的分析而完成的。第四篇论文是关于女性现实主义者的,现实主义一直是诺克琳所关注的对象。通过对四种风格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她认为“现实性”本身就是从性别化的景观中来解读的,或者说来评价的。在写于1980年的第五篇论文中,诺克琳以一种不对“公众/私人分隔”进行挑选和将“社会意识的艺术”加以性别化了的方式,对美国艺术家弗洛林•斯特泰默尔(1871-1944)的作品做了“强制性的”检查。写于1972年的第六篇论文提出了“色情艺术”意味着“为了男人的色情”这一观点。诺克琳的这些研究对西方女性主义的艺术史甚至艺术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面对着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发展,诺克琳的方法和观点多少有些过时的感觉。   经过70年代的不断发展,自从80年代初以来,西方女性主义关于艺术史的著述急剧增多,并且不断趋于成熟,由诺尔马•布鲁德和玛丽•加勒德编辑、并于1992年出版的《扩大的话语:女性主义与艺术史》论文集典型地反映了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史的这种面貌,由此也为我们了解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打开了一个理想的窗口。【17】早在11年前,布鲁德和加勒德已经编辑了《女性主义与艺术史:问题的连祷》,这是一部最早的女性主义学者研究视觉艺术的论文集之一。现在《扩大的话语》结集了29篇近期的研究论文,讨论的范围包括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至20世纪后期的欧洲和美国绘画艺术。编者在前言部分强调这些论文的研究中心均集中于男人的注视、女性的社会结构和性别本质论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上。   《扩大的话语》中的许多论文分析了欧洲绘画中反复使用的女性人体这一题材的艺术处理。这些研究者反对传统艺术史把对女性裸体当做是对“自然”的描绘或是纯粹的女性价值的轨迹来论述,她们把艺术产品置入它的社会背景中,并且有力地争辩说对女性肉体的再现总是历史地传达着性欲和权力这样的特殊的意义。这部论文集的作者全部向这种传统型的艺术史及其传统型的阐释挑战,还有几篇就艺术自身的概念问题提出了激进而不乏深刻的见解。   该文的顺序是按照年代安排的,前八篇主要讨论文艺复兴艺术。几位作者重新构建了不再在当代观者中引起共鸣的形象的意义。玛格丽特•R.迈尔斯在《处女的赤裸乳房》中分析了从事抚育工作的马利亚这一形象的宗教和社会意义。她由此展示了14世纪的托斯坎纳人对女性的态度这样一幅复杂的画面,这要比一个人所期望看到的要多得多。帕特里夏•西蒙斯的《画框中的女人》将“注视理论”运用到对15世纪托斯卡纳的侧面肖像画的考察中。她提醒人们注意到艺术有使用价值,即这些画通常被用以展示作为财产的妻子们,而这个价值常常是在艺术作品一旦被供奉在博物馆以后就为我们所忘记。莉莲•泽波洛同样也对波提切利的《早春》做了研究,她同西蒙斯一样,认为这些女性形象显示出对婚龄女性的一种专有化的处理。   玛丽•加勒德讨论了达•芬奇的妇女肖像画,认为达•芬奇与他同时代人不同,他尊重女性的性特征,并且反对当时流行的科学观点把妇女当做麻木的生育机器。罗娜•戈芬的论文利用彻底的实证主义分析方法指出了提香作品的色情处理和女裸体的处理。玛格丽特•卡罗尔对鲁本斯的分析强调了在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比较流行的对强暴题材的描绘。她注意到“强暴”不仅强化了丈夫胜过妻子或男性胜过女性的权力,而且还指谓着政治中的君王的权力与控制。耶尔•埃文从性的主题出发对政治做了相当有意思的研究,她分析了陈列在佛罗伦萨长廊的雕塑的历史,追溯了这样一段历史:多纳泰洛的犹滴杀敖罗斐乃的雕塑作品声望逐渐减弱,并由切利尼高度性感化了的《珀尔修斯杀梅杜萨》和博洛尼亚的《一个塞贝人的强暴》所取代。   帕特里夏•赖利从形式的角度对艺术史中的性问题进行探索。她认为文艺复兴的艺术理论具有为男性艺术所设计的特征,因而必须包括着色彩的女性化的淫荡和绘画的“肉欲”。纳塔利•博伊梅尔•坎彭认为,罗马帝国和18世纪的欧洲二者都有一个反映着社会权威的视觉,那就是要求妇女充当必须被驯服的另一个人。坎彭争辩说,古典主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一种风格,而且还应当被理解为“社会控制的隐喻”。   【18】讨论19世纪的艺术主要限于法国艺术。阿比盖尔•所罗门—戈多的《走向自然》和彼得•布鲁克斯的《高更的塔希提人体》两篇文章都将高更置于殖民主义的话语之中,并使用了当时的文学和历史学资料。虽然在选题和方法上有颇多相近之处,但是两位研究者的对高更的社会和风格价值的评定是完全不同的。   描绘女人体的不同的方法也得到了讨论,其中有我们在上面已经介绍过的诺克琳关于莫里索《乳母与朱莉》的考察,此外塔马尔•加布的《雷诺阿与裸体女人》和詹姆斯•萨斯洛关于罗萨•博纳尔的分析,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萨斯洛认为博纳尔的作品包括着被忽视的自画像与女性肖像画的标准风格有一种故意的对比,并试图描绘出她的同性恋特征。在论述雷诺阿和杂志艺术的文章中,加布将女性形象置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法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关系之中。同类的研究也为诺尔马•布鲁德所进行,她分析了德加的画作《年轻的斯巴达人》。加布揭示出雷诺阿著名的裸体作品中的厌女症,而布鲁德则出人意料地展示出德加同情女性主义者的原因。   格里塞尔达•波洛克是女性主义中的激进分子,她的《现代性与女性主义的空间》一文为现代绘画的出现做了强有力的分析。她认为现代主义的确切概念都是伴随着一种公众和私人空间的意义而发展起来的,而在这个空间中女性却不能平等地参与。安妮•希戈尼特的《隔绝的视觉》是这部文集中极少数没有对艺术史的“大人物”做出讨论的文章之一。她关注的重新是18和19世纪繁荣起来的家庭相册艺术,认为这构成了独特的女性艺术传统,而这一传统在19世纪结束时被遮蔽了。这篇论文揭示了一个关于环境的重要问题,这是一个允许艺术在亲密的小圈子和环境之外具有被认识的意义的环境,这个小圈子和环境孕育了作为“男性”艺术世界的特征。#p#分页标题#e#   对公共文化空间的男性支配地位的进一步思考在卡罗尔•邓肯的文章中被指向20世纪的艺术。邓肯关心的是,如果现代艺术是关于形式的,那么,为什么它更多地负载到女性形象上面?并且特别是象妓女这样的性欲可利用的妇女上面?它认为这些形象“积极地男性化了作为一个社会环境的博物馆”。(同上,348)对妓女的另一种描述,即春宫画,是玛里琳•林肯•博德关于马蒂斯的研究主题。玛丽•安妮•考斯的《被拍摄和被描绘的女士》一文中发现超现实主义激发了关于注视、性、以及女性主义的反映。她特别敏锐地关注到理解艺术的女性观者之角度的困难。   文集的最后部分的讨论对象主要是20世纪的女性画家或女性主义者的作品,也更多地涉及到当代的一些政治问题、种族问题,还有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此处不再介绍。   通过上面的一些具体的介绍来看,女性主义的美术史研究主要还是针对女性形象在艺术中的使用及其所反映的一系列有关社会、政治、男性和女性的心理、以及妇女在传统习俗或政治制度下的地位的问题,后现代的女性主义美术史研究又对种族、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而这些独特的视角显然为以往的艺术史研究所未触及。女性主义的优势还在于它的新生性,一块未经开垦的土地很自然会以极其开放的姿态迎接它的拓荒者,所以一些旧的或传统的艺术史中的局限性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女性主义艺术史家不拘于门户之见而急切地吸收各种思想理论来武装自己,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自身的力量。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盛行时期,女性主义对其他理论成果的运用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在现阶段集中体现了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特点的比较突出的人物是我们在上面已经简单地提到的英国艺术史家格里塞尔达•波洛克,此外,她的研究以及其他艺术史家和评论家对她的批评与辩论,还显示出当前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史的一些趋势。   波洛克在1988年出版了《视觉与差异:女性、女性主义与艺术史》,在这部著作中,波洛克的探讨同时在两个层面上进行,这就是一方面她要把对于世界的再现放到艺术作品中来考虑,另一方面她要把艺术作品放到艺术史中来考虑。波洛克宣称,她的目的不是“追求女性主义者艺术史”,因为按照波洛克的理解,这种艺术史只能是这一学科正规论题的一个女性主义者变种,波洛克称自己的目的是实现“对艺术史的介入”。   波洛克强调需要形成一种综合的女性主义理论,以向艺术史的主导范例挑战。她说:“女性主义者的介入要求认识性权力的关系,使男性权力的结构、性差异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结构中的文化再现的作用成为可见的。”【19】从此目的出发,《视觉与差异》表现了近来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的一些带有前卫色彩的努力方向,即不再局限于试图揭示女性艺术家的各种历史,而是代之以考察社会的结构(过去的和现行的两方面的艺术史实践),在这个结构中“女性艺术家”作为例外以引证这条规则。   波洛克承认依赖于由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所提供的模式,尤其依赖于蒂莫西•克拉克的著述,但是她也辩论说,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关注艺术的生产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问题方向,但是它却忽略了性别与种族的方面的问题。她对此谈到:“虽然向马克思主义的父制权威挑战是重要的,因为在其之下对性的习惯性划分的确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所体现出来的理论的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也是同等重要的。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以性来取代阶级,而是要在所有的历史实践形式中破解阶级和性、以及种族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同上,P5)这被评论家认为是对于艺术史研究中的“平安无事”的心境一个强有力的挑战,波洛克会剥下这个学科至为神圣的方面中的许多东西,它们包括相信历史研究是客观的信念、意识形态的无价值评判的中性状态、把艺术再现当做一种穿越历史的专题性进军或风格类型的变化、对传记的依重、以及对艺术天才的信念。一些批评家指出,波洛克的这部著作不同于许多艺术史方法的讨论,它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论以取代将被移去的规范。波洛克在讨论中运用了福柯、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号学、以及精神分析学理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波洛克的理论是杂乱无章的大杂烩,而是十分有条理地使这些理论为她的中心论题服务,同时自始至终都遵循着女性主义的精神。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波洛克在建立了她的行程规则后迅速转入对艺术作品的分析,这使她的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充实。波洛克的主要的具体研究对象是印象主义和拉斐尔前派的绘画。与此同时,波洛克的理论也招致了非常尖锐的批评,当然这些批评并非完全针对着《视觉与差异》,而是针对着她的全部理论和研究。一种指责是波洛克在试图调和她关于主体性和文化生产的符号学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以及精神分析学理论批评与她的文化唯物主义和将艺术当做一种社会“实践”的雷蒙德•威廉斯的理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有困难的。“在如此做的时候,她将为什么艺术家和作家相信自己是自我表现的和自主的动因这一问题就留在了神秘莫测之中。”【20】其次,文化与政治的调和是有问题的,这里的政治是关于性别与阶级的。艺术被表现为一个文化被铭记于其中的关键地方,但是文化和图像这两个概念都是太受局限的。“虽然权力的表现和社会关系的建立在创造文化的现实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它们一点也解释不了组成现实性的共有的经验和记忆的多样性。”【21】再次,波洛克对风格问题的忽略,虽然这是向传统艺术史关于风格的观念的一种挑战姿态,但是艺术史家处理的毕竟是无言的视觉艺术,并且显而易见它有可见的形式特征,而这种形式特征又是有个人和时期风格所构成的,“或者风格比内容更能以一种深层的和基本的方式传达意义和意识形态,但是这里视觉表现毫不置疑地被置于词汇表达之下。”(同上)最后,认为波洛克对拉斐尔前派的研究忽略了接受者的方面。这种意见指出,任何艺术作品都不是在真空中起作用的,也不是与接受者的被动接受打交道,因而波洛克(还有其合作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指示的过程永远都是暗示着一个观者。这一看法主要为女性主义艺术史家卡伦—埃迪斯•巴尔茨曼所持。巴尔茨曼指出目前的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物质文化的女性生产者身上,一种是集中在性别的与艺术的主题上,从而促使人们将女性当做观看的客体,而不是观看的主体。巴尔茨曼认为波洛克的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仍然未能脱出这两种方式,它们仍然是建立在“大师—读者”和“读者—文本”的模式基础之上。因此巴尔茨曼提出了第三种思考方式,即从女性观者的主体性出发,超越“读者—文本”关系,从而建立一种“后现代的女性主义艺术史”。【22】这种观点显示出女性主义艺术史在当前的另外一种走向。#p#分页标题#e#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把中国传统语文学习中的背诵作为一种学习策略，结合现代多媒体教学资源，合理设计教学活动，优化教学环节，促进大学英语教学。

【关键词】背诵；多媒体教学；英语学习

一、引言

1.背诵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及其现状。背诵是我国传统的语文学习的一种方法，至今在汉语教学中广为应用，而且作为一种能力要求，在考试中常加以检查。而英语教学同属于语言教学，有着和我国语文学习相同的规律。背诵是许多中国的优秀英语学习者都曾经用过或主张使用的方法之一，如林语堂、赵世开、许国璋，陈冠商等许多语言界的老前辈都是英语背诵的实践者和受益者。此外，我国一些英语教师和专家也做了深入的实证研究，对背诵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进行了实验和实证。王晓燕，董卫、付黎旭，龙献平、黄光大，邓鹂鸣、王香云，何智林等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背诵对增强语感、克服母语干扰，提高学生口语和写作能力以及培养学习者的自信心等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网络及多媒体辅助外语教学的新模式逐步普及，背诵这一传统的语言学习方式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和地位遭到质疑和批判，也日益受到学习者的轻视。何家宁的英语背诵情况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经常背诵英语的大学生并不太多，而且主要是背诵单词和短语，大学教师较少要求学生背诵英语。2.多媒体教学的利弊。2017年，教育部颁发了《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明确指出高校应该“大学英语应大力推进最新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融合，继续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要求“各高校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积极创建多元的教学与学习环境。鼓励教师建设和使用微课、慕课，利用网上优质教育资源改造和拓展教学内容，实施基于课堂和在线网上课程的翻转课堂等混合式教学模式,使学生朝着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方向发展。”现代多媒体技术能有效地集合声音、文字、图像、等元素，根据课堂内容和教学目标，创设与学习主题相关的学习语境，学生不仅可以和多媒体设置的虚拟人物对话，身临其境地体会真实的英语情景交流，感受英美国家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而且因特网能够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教师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然而，新技术的尝试应用到发展成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需要在教学实践中摸索经验，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多媒体英语教学虽然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为学生提供了形象化的语言环境，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和轻松自在的学习环境，但是，多媒体教学缺乏师生交流，内容过多、学生难以把握重点，消化教学内容，教学课件过于花哨、分散学生注意力等弊端也暴露了出来。《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指出“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手段现代化，应把提高教与学的效果放在首位。教师在科学合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同时，还要处理好传统教学手段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关系，关注师生间应有的人际交往与情感交流，给予学生思想、情感、人格、审美等方面的熏陶和感染。”可见现代化教学手段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只是一种促进学生学习的有力辅助，有效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才是关键。本文旨在探讨在运用新的教学理论和现代教学手段的背景下，如何积极保留我国传统教学方法的精华，并结合现代多媒体教学资源，合理设计教学活动，优化背诵策略，促进大学英语教学。

二、把背诵作为一种教学策略

美国语言学家Krashen(1982)认为，语言习得是通过语言输入来实现的。因而教学的主要精力应放在为学生提供最佳语言输入上，以促进语言习得，最佳语言输入必须是：1.可理解的，2.大量的，3.有趣的。背诵可以反复地接触语言材料，加深理解和积累语言知识，把握语音、词性、词义、语法、语用等语言信息，从而达到强化语言输入的目的。加拿大语言学家Bialystok(1978)区分了两种语言知识：显性语言知识和隐性语言知识。显性语言知识指存在于学习者意识层中的所有目标语知识，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等方面；隐性语言知识是指存在于学习者潜意识中的那些内化了的语言知识，即我们常说的语感。隐性语言知识越多，熟练使用目标语的程度就越高。背诵能够通过反复强化把原来显性的语言知识转化为隐性的语言知识。随着背诵输入的不断增加，学生对所学目标语现象的敏感度将会不断增强，语感将不断增强，口语和写作能力也将不断得到加强。英语在中国是作为外语来学习的，课堂之外缺少语言环境，缺乏实践的机会。课堂内教师和学生都是中国人，虚拟一个真实的英语交际环境也是困难的，同时课堂上有限的输入，班级学生数额大等因素也制约学生实现自由交际的教学目的。学生在没有足够的语言输入的情况下进行口头或书面表达，必然会产生大量不规范的语言输出。而背诵补充了学习外语目的语语境缺失之不足，通过背诵精选的范文，反复积累，由量变到质变，促进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发展，促进学生语感的形成，降低母语的负迁移。因此把背诵作为一种教学策略不仅符合教学理论，也符合我国的英语教学实际情况。

三、优化背诵策略与多媒体教学的必要性

第一篇：新课改高中地理教学创新研究

摘要：

研究地球表面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作为高中必修课，地理的重要性不可小觑。它是理科中的文科，文科中的理科，既需要经纬度、周期、高度等的计算，又需要地理环境知识的记忆。新课改环境下强调学生多方面发展、主观能动性及实践性。这就要求老式教学方式的转变创新。

关键词：

以学生为本；教学资源；教学方法

新课标要求教师知识面更广、专业知识更精，培养自主性、创新性，具有基本地理素养的公民。以往灌输式教学已经不适用了，学生的学习内容不再仅仅应对考试。教师需要以学生为主体，创新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激发学生兴趣，学生需要加强主观能动性，多动脑多动手多讨论。

一、地理教学现状

摘要:随着上海、浙江高考招生方式的改革，“专业+学校”的招生模式将在全国逐步推开，这是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的一次高考改革。“专业+学校”的招生模式不仅牵动了高中教学改革，还将促进高等学校的改革。在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学校管理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学校才能加强专业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做好大学和高中的课程衔接工作，提高专业和学校的知名度，学校才能有充足的生源，招到满意的学生。“专业+学校”的招生模式使学生能在自己喜欢的专业学习，最大限度发挥每个学生的专长，这对于学生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高考；招生；教学；改革

2017年，浙江、上海高校按照“专业+学校”的模式招生，即专业优先的录取方式突出了专业，淡化了学校。2018年，多个省市宣布启动新高考改革。高等学校的专业将面临重新洗牌，专业的优劣将由报考学生来检验，好专业“挤破门”，差的专业招不满学生，靠“调剂”招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专业+学校”的招生方式将会促进高校的改革，学校尽力将专业建设好、学习环境建设好，增强专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学生按自己兴趣选择专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特长，发挥自己的潜能和优势，学成后成为国家有用之才，避免学生被调剂到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将来靠转专业或者考取研究生来改变专业。高等学校的招生方式改革将促进高等学校在教学、管理、招生、专业建设等方面的改革。

1“专业+学校”的招生模式突显了专业的重要性

高等学校招生方式的改革，实行“专业+学校”的招生办法，这是高考恢复以来一项重大的举措。这项改革有利于学生按兴趣选取自己心仪的专业，有利于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提高了学生专业对口率，有利于突显专业的重要性。学生本身的天资已注定，他的爱好、特长在青少年时已经形成，他们有选择专业的能力。专业优先，有利于学生完成学业后去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形成兴趣+工作的最佳组合，避免学生因专业不对口而遗恨终生。在大多数高校，学生一旦入学后很难改专业，不管学生学什么专业，都会一学到底。转专业需要很多条件，如学习成绩排名等，而且有比例，大多在5%-10%。学生本来对某一专业感兴趣，报考的是这个专业，却被调剂到其他专业，这样会泯灭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性。有的学生辅修第二专业；有的学生到其他专业蹭课；有的学生由于对专业不感兴趣，就整天混日子；专业不对口会泯灭学生的兴趣爱好，甚至会葬送学生的美好前程，“专业+学校”的招生模式使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避免进学校时改专业。

2“专业+学校”的招生模式将加强高校的专业建设

新的招生模式将充分激发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倒逼高校练好内功、加强专业建设，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重专业设置、轻专业建设的问题。“专业+学校”招生模式促使学校及早调整专业的设置，优化专业结构，使专业设置更符合国家发展的需求。未雨绸缪，淘汰招生困难的专业，建立有发展潜力的新专业，避免实行“专业+学校”招生时而招不到学生。专业设置要避免大而全、千校一面。否则，毕业学生成了“万金油”，缺少特色。在大类招生的基础上，对某些专业方向要细分。如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主要有十大分支：软件工程、数据库、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计算机图形学和多媒体、体系结构/编译器和并行计算、人机交互、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安全、理论和算法。而我国的专业目录计算机类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数字媒体技术。不能统而不分，广而不专。否则，会造成学得博杂、学得不精，到企业后还需要再培训、再学习。除了本科生，某些专业研究生也存在这些问题，毕业即失业。总之，专业设置在要广泛调查的基础之上，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将专业的设置贴近社会的实际需求，使培养的学生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