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意识范例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崛起的一股哲学文化思潮。它主张非哲学、非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非理性主义、后人道主义、解构主义、视角主义、多元主义方法论。20世纪80年代，它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从西方传入我国，对当代大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对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6号文件、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近年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与对策分析，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大学生的主要载体、途径和方式   学术界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大学生的主要载体、途径和方式的研究较为薄弱和零散，成果多为对大学生开展的一些典型调查得出的结论。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大学生的具体渠道，有作者认为大学生了解后现代主义思潮大部分是通过大众传媒。根据大学生对后现代主义思潮了解的调查，当代大学生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接触大部分是通过一些非正常学习特别是一些流行的大众传媒的方式。［1］许多大学生通过后现代小说、后现代电影、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作品、电子媒介、电视、网络等途径了解后现代主义、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2］但有学者认为课堂教学渠道依然是高校学生了解社会思潮的基本渠道，但课外渠道的影响正日益突出。［3］当代大学生接受社会思潮的方式，目前呈现出接触领域的生活化趋向，接受时空的交错与压缩趋向，接受层次的感性化趋向和接受过程的散点化与渗透性趋向。学者们在问卷调查与访谈过程中发现，绝大部分学生认为社会思潮影响青年学生的主要方式是渗透式，其次是参与感染式，灌输式的方式所占比例极少。［4］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矛盾的“悖论体”，它在对人们所坚信的理性、真理、本质、价值等历史观念进行彻底颠覆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困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设想。后现代主义思潮主张尊重个体的主体认识，呼唤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推崇平等对话，具有批判精神，这些内容对大学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后现代主义的消极内容如相对主义、怀疑论等也渗入大学生日常生活之中，使大学生容易堕入迷失之境。1．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积极影响从大学生的认识论角度看，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助于大学生思维的解放和自主、自我意识的觉醒。后现代主义否定确定性，对僵化的思想进行抨击，对保守给予嘲讽，解放以往陈腐的头脑，代之以活跃的、开放的思维，极力反抗与消解权威主义，使当代青年呈现活跃、开放、自由、大胆、多样性的思维模式，增强了他们的开放意识与宽容性归纳意识。［5］后现代主义反对整体性、同一性，倡导非中心主义，反对本体、本原，为当代大学生注重自我发展、彰显个性提供了精神支持，使大学生更加关注个体的独立性、独特性。［6］   从大学生世界观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助于大学生更理性地看待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后现代主义者提倡人与自然、人与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和谐相处，重新审视人类所生活的自然界，提倡持续发展，承认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7］这样，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利于大学生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利于大学生加强关爱自然的意识，有利于大学生培养与他人合作的意识。［8］从大学生的政治观角度看，后现代主义有助于大学生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后现代主义思潮反映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中暴露的梦幻性、欺骗性、虚伪性和毁灭性，有助于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精神世界的迷惘，了解现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人类内心深处的心理事实和痛楚。［9］2．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从大学生的价值观角度看，后现代主义思潮导致了大学生价值观的多元化。后现代主义思潮主张“放逐理想”，导致了终极目的的消解和价值理想与生活世界的若即若离；多元的话语空间使青年价值观呈多元分化趋势。［10］传统、现代、后现代价值观三重结构并存于青年价值结构之中。价值观的多重标准必然导致青年选择的迷茫，也可能导致选择尺度的遗失，致使他们的价值标准虚无化。［11］   从大学生理想信念角度看，后现代主义思潮造成大学生理想信念缺失。后现代主义的非主体性逻辑否定主体对客观世界本质规律的认识，主张“人”的虚化，从而否定了人的理想信念。［12］后现代主义思潮主张“放逐理想”，使大学生对社会理想、人生理想、人生目的、人生意义之类的话题不屑一顾。［13］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大学生中被消解，大学生的个人理想信念更是荡然无存。［14］从大学生的政治观角度看，后现代主义思潮造成大学生政治观模糊。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中心、确定性的解构和消解，大学生在政治观上也显现出“多元化”以及“怀疑一切”等倾向，致使部分大学生政治观念缺乏，政治意识模糊，政治立场不坚定。［8］很多大学生对过去的政治信仰和一元化指导思想持怀疑态度。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同论”、社会主义能否战胜资本主义的“怀疑论”、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的“取代论”等，在青年中间具有一定的市场。［15］从大学生的道德观角度看，后现代主义思潮造成了大学生道德责任感的消解。后现代文化中蕴含的对自由的无限追求，对于各种道德规范与社会责任的漠视，行为方式的随意化，弱化了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力。［15］   后现代主义使大学生放弃了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放弃了适德原则、真诚原则，进而以极端个人主义、实用利己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哲学。［16］许多大学生在“消解”权威中道德认知发生模糊，在“解构”价值中道德情感趋于淡漠，在“颠覆”主流中道德意志渐趋软弱，在“否定”现实中道德实践走向虚无。［2］从大学生的行为角度看，后现代主义思潮使大学生行为异化。青年时尚文化的低俗化，运作的商业化，价值标准的多元化或者虚无化，以及理性精神的缺失，直接导致青年行为模式的异化。［11］在行为目的上，方向感不明朗，权威遭到消解；行为方式的个人化日趋趋向明显。［5］#p#分页标题#e#   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产生消极影响的根源探析   大学生迷失于后现代境况中不能自拔，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从文化根源看，由于后现代主义讲求反理性主义、反中心主义以及主张解构一切既定规范，导致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极端的颠覆性因子，诱引着人们为了追求新潮而诉诸于全面性的破坏和颠覆，［17］后现代主义思潮通过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作品如后现代小说、电影对大学生产生了负面影响。［18］从社会根源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间，社会评价标准出现了多元化，社会生活的世俗化使得理想信仰的“崇高”失去了往日的光环。［19］社会对大学生的道德要求与社会现实中不道德和道德异化现象冲突，加之社会缺乏补偿激励德行主体的完善机制，导致道德权威缺失。［2］现代文明之压抑和异化的极端反应导致青年走向迷失之境。［17］从主体根源看，当代大学生面临青年期统合危机，面临学业、适应社会、生理认知、重建价值判断等各种压力；同时具有反叛特质，呈现青年成长期固有的反叛心理与标新立异特性。［17］他们的人生观、价界观又尚未形成，人文精神和审美趣味还有相当的缺失和易变，容易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20］从学校根源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重“完人”教育，轻“专才”教育；重单向灌输，轻双向交流；重普遍性，轻个体差异；思维古板，缺少灵活。［1］不少学校仍存在重智育轻德育、重学业轻品德的现象，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中错误、消极的东西未能给予及时、充分的批判，使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国青年的人生信仰产生了巨大冲击。［19］从网络根源看，网络的虚拟性导致失范行为出现，网络消解了传统权威力量，网络无实体交往导致了人性危机，网络交往的不确定性导致人际淡漠。［2］青年长期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而同时又缺乏相应的理论修养。网络的复杂性致使青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19］   四、有效应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消极影响的对策   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重任。大学生思想、行为的状况影响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我们必须探求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首先，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后现代主义思潮。“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的共识。”［21］具体来说，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引领”政治信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价值目标；以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引领”精神生活；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和个人道德修养。［15］   其次，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遵循注重差异性原则、注重针对性原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还应处理好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处理好批判与建构的关系；处理好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1］；处理好“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关系；处理好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关系［22］；处理好个体关怀和社会超越、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之间的关系。［23］再次，引导大学生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对待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思潮作为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思批判性向度以及解构策略所蕴涵的批判、解放精神和尊重差异、关注边缘、提倡个性化、多样性等精神。［24］但是，后现代主义蕴含着解构、虚无等消极内容，我们要引导大学生全面认识后现代主义理论，就需要对理论本身进行一分为二的批判性研究。［25］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引导大学生主动发掘内蕴于后现代思潮中的辩证理性，用以规范和指导自身价值观的重构实践。［26］   再次，合理借鉴后现代主义的有益思想，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内容与方法创新。后现代主义教育观主张对全人教育目标的质疑，对现代知识观的批判，对教师绝对权威的消解，对传统教学方式的解构。［27］那么，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之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师生关系上，要改变知识权威观念，建立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在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上，要注重人文关怀与情感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上，提倡对话教学；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上，反对同一性，崇尚差异性、创造性。［28］在具体操作上，要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创新和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引导青年大学生在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认识后现代主义的消极内容，让大学生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健全人格。［16］   最后，积极建设校园文化。后现代主义思潮主要通过大众文化在高校传播。高校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接受新思想、传递新观念和修身明德、立言正行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应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就要注重努力营造层次多样、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8］，时刻关注大学校园文化中出现的新现象、新特点；打造高雅高校校园文化品牌；创造后现代健康高校校园人文氛围，营造后现代健康高校校园文化环境。［28］   总的说来，现有的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已有一定的深度，学者们也提出了自己独特和新颖的见解，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材料。但以往的研究，方法上还是存在问题的：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采用平线移植的方法；在教育理论上，简单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方法套用到中国教育之中；在把握这一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上，缺乏实证调研，没有切合大学生的实际；在内容上，没有全面把握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未能清晰明确地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就很难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尤其是这一思潮影响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对策尚未得到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总结。   因此，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分析、总结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大学生的研究成果，以便从总体上把握这一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针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影响方式等进行实证研究，从而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对策做出系统的理论研究。#p#分页标题#e#

【摘要】“先锋派”舞蹈这个词在舞蹈界出现最为密集的时段正是被运用到后现代舞发展的过程中，代表了那些具有先锋意识和“叛逆”的舞蹈家们，以及后现代舞的特质与表征。后现代舞大师们反对古典现代舞的传统唯美主义，摒弃一切令人窒息、违背自然的程式化动作；以“前卫”的舞蹈嗅觉和“接地气”的舞蹈触觉，凝结了他们超前的舞蹈观，这份观念和生活结缘，与时代并进。如此看来，无论从美学观念、动作原理还是舞蹈风格均打着“反叛”和“先锋”的旗帜，并向“古典唯美主义”宣战。“先锋派”这个标签如使命般地紧随美国后现代主义时期的伟大的舞蹈大师们，成就了他们在现代舞发展史中不朽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先锋派舞蹈家； 前卫意识 ；时代的“闹潮儿” ；动作理论与技术体系先锋派”舞蹈家的实验性与可能性翻涌着整个后现代舞的浪潮，小剧场运动风起云涌，此时“贾德逊剧场”的创建为这些另类的舞蹈创作者来说无疑是个从属于他们的领地，为年轻的编导们开辟了一个充分实践与创作的实验性中心，这是偶然也是必然，此时应运而生了美国现代舞发展的第四个时期——后现代舞。

一、前卫意识下的“后现代舞”的领跑者们

位于后现代舞时期的大师们数不胜数，各家动作理论与技术体系在整个现代舞的发展中各领风骚。然而，以下两位最负盛名的后现代舞的扛大旗者为例，浅析并概述他们的艺术特征与审美倾向等舞蹈观念。首先，苏珊·布朗是美国后现代舞蹈发展史中十足的先锋派舞蹈家，编导大师，是舞蹈时代的“弄潮儿”，突出地代表了美国后现代舞的发展样式，以及在新时代和新的环境下的新式实验。布朗最具代表性的“放松技术”是后现代舞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彰显她对身体本能自然状态的回归。“放松技术”是从美国古典现代舞的紧张和限制中解脱出来的身体和精神全面放松状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身体层面上：吸收中国太极和印度瑜伽这种东方身体的审美意识文化来充盈舞蹈技术。第二，时代层面：深受冷战和二战的影响，从政治、经济、文化均受影响。这里的“放松”有三方面含义。第一，从紧张和限制中解脱出来。第二，严格身体意义上的非收缩，身体回到放松的自然状态。第三，它是美国古典舞大师玛莎·格莱姆“收缩——放松”动作原理和技术体系的简称和组成部分。布朗“放松技术”和她对“纯舞蹈”“即兴编舞”的研究与完善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她对舞蹈本体的认知与研究和她的审美倾向。第一，技术上体现了她对肢体语言运用的拓宽，指出“一切皆可舞”的大胆创作，进而促使舞蹈表现力的丰盈和肢体语言的流畅且多变。第二，以“实验性”的纯舞蹈形式展开对动作本身的开发和挖掘，认为动作本身就具有意义，使舞蹈回归人体运动本身的功能。第三，以“纯舞蹈”形式展开对人体和人性本身的关注。其次，从布朗的舞蹈艺术和创作观念不难看出，人体的放松和松弛正在演绎着一场人们对身心灵的救赎，人们渴望解脱束缚，大胆施展着人体运动本能。第一，她的作品《沿墙壁行走的人》舞蹈实践者们倾斜身体顺楼而爬的状态，通过舞蹈动作、空间、人体等拿来重用，为舞蹈增强着新的定义，《横传》和《楼顶作品》亦是。第二，布朗舞作的前卫性是多方面的，除了打破传统作舞的空间，而且舞者融入百姓中成为一分子，并改变了观舞的习惯和常规意义。第三，创造了舞蹈表演巨大空间的物理概念，从传统狭窄的舞台概念扩展为亭台楼阁、花草湖泊等室外的广阔空间，使舞蹈回归生活和自然。可见，这些作品全方位无不打着“先锋派”布朗的烙印。 

二、“后现代舞”时期“界碑式”的编导大师

后现代舞的另一位大师代表——默欺·堪宁汉。他的历史地位很特殊，不仅是美国古典现代舞的奠基人之一，而且是后现代舞的“先锋派”舞蹈家，编导大师的杰出代表。他是跨越两个时代分界的重要人物。首先，堪宁汉师从古典现代舞大师格莱姆，他的先锋性就是他对师父的“反叛”。堪宁汉率先开启了一阵“纯舞蹈”之风，通过实验性的表演和编创，彻底与格莱姆为代表的古典现代舞，无论从审美观念、训练体系、动作技术，还是舞蹈空间、戏剧结构等方面一统天下背道而驰，开辟现代舞的新局面，引领了一批时代先锋。堪宁汉创建了最具代表性的后现代舞的动作理论和技术体系。第一，他开创了与格莱姆心理刻画式分道扬镳的“纯舞蹈”。他对纯肢体动作的痴迷与实验所谓是到了极致，作品《空间点》中的舞姿、动态、节奏，连接和空间布局淋漓尽致体现了他的“纯舞蹈”的编排技术和创意点。第二，堪宁汉首创“机遇编舞法”，在中国古代哲学著作《易经》——“以变为本”的道家思想的影响下，通过“偶然和拼贴”的随机元素开展生发。然而，堪宁汉在此基础上是以一种偶然与必然的关系中寻求舞蹈本质的内核。同时在整个过程中强调求“异”求“变”，以新为本的舞蹈创作理念贯穿创作始终。这种方法貌似烦琐，但却能有效地避免编导家重复自己，协助他们搞出不同于他人，甚至不同于自己过去的作品来。因此，“机遇编舞法”在整个后现代舞时期非常具有先锋意识的代表性价值和革命性意义。一方面，打破舞蹈编排创作方面的思维定向；扩宽舞蹈动态与空间衔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作品内容往往含混、不确定模糊性强，从而使意义的宽泛性扩张。其次，随之而来的是他开创的“堪宁汉技术”，这个极具个性化风格的创造，为他的编舞技术奠定了扎实的训练体系。该技术借鉴格莱姆技术中“收缩——放松”的精华，同时借鉴芭蕾“腿部的灵活”优势，将两者有机结合。“堪宁汉技术”吸收各家所长，在不全盘否定古典芭蕾的基础上，又借鉴了令他背道而驰的古代现代舞的经典训练技术，将两种经典舞风有机结合，以此为基础融入了时代的特征。对于影响力深远的“堪宁汉技术”而言，已然成为风靡整个世界舞坛的训练技术体系。欧美各大院校纷纷运用此动作技术原理培养着一代又一代的舞蹈学者。该技术无论从语言体系、技术构成，还使编舞观念均秉承了后现代主义舞蹈艺术特征的特殊要求，即：个性、原创、观念、时代。由此，“堪宁汉技术”便是踏着时代脚步而行的最好体现；同样也是堪宁汉先锋派舞蹈的典型“话语”。通过以上这些艺术特点充分证明了堪宁汉对纯舞蹈的挚爱追求。他认为舞蹈动作本体的开发与灵活度的扩宽，是纯粹肢体语言的强势回归，他已然对表现心理和情感的舞蹈不感兴趣，全身心地探索和实验动作本身的意义。

三、结语

一、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概说

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与社会思潮与产业革命发展紧密结合的，本文将直接从后现代人类学基本定义入手，与传统人类学范式对比，解构传统的方式与建构的逻辑，及这些在虚拟社会文化中的应用以及与传统的不同。进一步梳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逻辑，之后引出各个作者转向的原因；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主义———后工业时代思潮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延续的背景、特点与转向，来讨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是什么、对于人类学发展的意义、特点与贡献，以及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在20世纪10年代以来的最新走向。同时，也将顺带讨论后现代主义文本的空间与虚拟社会文化文本的第四维时空性的对接；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与尚未完全“结构”的虚拟社会文化的不确定性的对接。从宏观上看社会科学学科的划分在本质上即是一种有意而为的、筛选有限社会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主义，而后现代的出现则打破了这一日趋僵化、不断重复赋义的意义建构僵局（不断的重复赋义和意义再生是学科研究异化、走向诠释学和哲学诡辩的企图，而忽视了学科建设的实证研究本意）。后现代的出现则以有意识的反叛、达到了无意识打破上述僵局的目的———后现代至于传统的关系、与反传统的意义（实证和意义重构）及源流。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虚拟社会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交集中几个必须注意到的问题。

二、网络社会文化的新发展与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的隐喻

网络社会的本质是符号的社会，是一种新的语言、新的话语符号系统，而这些构成网络话语系统的符号则是普遍性的、超时空的、超文化的，是“普世”的。网络社会的书写在于对现实社会的投射，即“隐喻”。同时，因为后现代主义具有表达和指涉的不确定性，而网络社会疆域又具有超时空性；因此，后现代主义人类指涉的不确定性与研究的方向性（只有方向、缺乏具体指涉和理论、概念体系），其虚拟社会文化研究的定性的探索性、反传统性、过渡性。只有当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社会文化在第四次工业浪潮成熟之后，成为普世的、普及的（程度等同于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在当时的全方位的、基础性程度）社会基础知识，虚拟社会文化的秩序（经济、政治、文化、与书写系统）完全并行于传统秩序，并与之达成制衡之时，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探索性的、过渡性的探索成熟之后；完全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虚拟使得社会文化研究才真正完成其系统的、理论的概念体系填充和建构。

三、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研究的展望

首先，我们认为当代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是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与虚拟社会文化实证研究的整合。其次，全球一体化时代的人类学研究在信仰、价值、分类的趋同、异化与整合中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的问题与研究视野的转换。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中，瑞泽尔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14点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思所反应出的后现代主义与虚拟社会文化的如下相通之处。首先，瑞泽尔提到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现代主义缺乏明确概念化的趋势，以及他们“精于批判但是对于‘社会应是什么样’却缺乏任何见解”。恰恰对应了网络社会在当代的发展阶段。其次，瑞泽尔笔下所言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因缺乏一种能动主体方面的理论而对主体和主体性不感兴趣，则正对应了当代对于“虚拟社会文化的主体是什么：是人、是媒介、还是互动方式？”的模糊定位。第三，瑞氏所指出的“某些后现代社会理论家有一种至少把某些社会现象物化的令人烦扰的趋势”则恰恰与数字化的虚拟社会文化文本中符号化、文本化的沟通本质相对应。在后现代主义反对对文本做过度阐释、乃至反对文本本身之时，虚拟社会文化所依赖的恰恰是二位一体的“作者—读者”所赖以存在的生存方式。第四，瑞氏笔下的社会理论家过于满足与对他们自我定义的问题的沉湎，而忽视了对时代性问题的关键；则可认为是虚拟社区建构在文本之上，后现代主义对于文本的质疑，恰恰迎合了虚拟社会文化读者制造文本的特性。在虚拟社区中，读者即作者。必须要反复重申的是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文化是社会结构的文点/以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作为支撑，而后现代主义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的符号标志/后现代意味着转型、反思和不确定性-即描述了由工业社会到全面数字化社会的过渡阶段的社会、文化、和大众心理特点，虚拟社会的全面来临则会是后工业社会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终结，至此，缺乏事实描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将因社会生产方式形态/全面数字化社会的到来而找到理论在生产力和定型了的社会结构结构中的支撑。

四、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开放式的小结

20世纪中期，现代西方文化经历了一次次新的裂变，随之全面推进到后现代时期。随着一次次理论撞击和兼容，后现代主义逐渐崭露头角，并迅速扬弃现代主义而成为风靡当代西方的“显学”。西方文学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历史发展之后，几乎穷尽了所有的风格技巧和叙事模式，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无疑给文学带来了新的生命活力。   一、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文学主要是在小说领域之内的一种文学代表形式。在后现代主义之前，小说在形成了一种人人可以效仿的模式：生动而有趣的故事、一个或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发展的情节。现代主义认为，现实不仅是表面的、客观世界的人和事，它还包括人的内心世界，认为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活动是一种比外部世界的真实更重要、更本质的真实。现代主义小说就推翻了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原则（模仿现实）和方式（叙述故事），在小说的结构、技巧和语言方面进行了内部革新。但并未触动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整体性、封闭性、单一性，依然保留着它与其他文学形式和体裁区分的外部边界，仍然注重“类的纯洁性”，竭力保持文学语言和艺术技巧的纯粹和高雅。   二、后现代主义小说主要审美特征   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语言是一种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体系。它本身可以产生意义。后现代主义的元小说对小说这一形式和叙述本身进行反思、解构和颠覆，在形式上和语言上都导致了传统小说及其叙述方式的解体，在宣告传统叙事无效——非合法化的同时，确定了自己的合法化方式。后现代文学小说探讨这一语言系统与小说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就使作品不断展示它有意识采用的文学语言和惯用手法，清楚地、明确地显示出其人工制品的特征，揭示了当代社会中的危机感、异化感以及压迫感与不再适应表现现代经验的传统文学形式之间的脱节。把陈旧的惯用手段的消极价值转化为潜在的建设性社会批评的基础。后现代小说往往建立在一个根本的、持续的对立原则之上：在构筑小说幻象的同时又揭露这种幻象，使读者意识到它远不是现实生活的摹本，而只是作家编撰的故事，意在暗示。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又对小说创作本身进行评述，两种过程紧密结合，打破了“创作”与“批评”的明显界限，合并为“阐释”和“分解”的概念。   三、我国文学界对于后现代文学的理解   后现代主义风格特点：比较注重人性化、自由化，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内部的逆动，是对现代主义的纯理性及功能主义、尤其是国际风格的形式主义的反叛，更加注重设计的人性化与自由化。注重体现个性和文化内涵，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的苍白平庸及千篇一律，并以浪漫主义、个人主义作为哲学基础，推崇舒畅、自然、高雅的生活情趣，强调人性经验在设计中的主导作用，突出设计的文化内涵。后现代主义主张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强调设计的历史文脉，追求传统的典雅与现代的新颖相融合。矛盾性、复杂性和多元化的统一，后现代主义以复杂性和矛盾性去洗刷现代主义的简洁性、单一性。采用非传统的混合、叠加等设计手段，以模棱两可的紧张感取代陈直不误的清晰感，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杂乱取代明确统一，在艺术风格上，主张多元化的统一。   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先锋派、新历史、寻根小说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式的尝试。但余华、残雪、马原、格非、贾平凹、莫言、韩少功、陈忠实这一代作家的创作或者只是模仿西方的手法形式，并没有真正地切入传统精神的魂髓。因此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创作只是有形无质、有名无实的飘浮、隔膜于时代和民族灵魂的创作，是一种伪装模仿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性贫乏的实验。因此难以为继，昙花一现。这一时代的作家受到时代条件和个人文化底蕴的限制，还不能真正地领悟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和反抗虚无主义和生存异化的内在精神。王小波在“智、性、趣”的口号下，把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解辖域化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寻找精神家园融合在一体，在中国乃至世界，为新千年时代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开拓了前路。   后现代主义在我国最先兴起于诗歌创作，有为数不少的新派诗人在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谨慎评估之后像是忽然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争先恐后地在中国诗歌运动的现场开始了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实践，同时急不可耐地走上前台，向身陷日常生活的紧张漩涡不能自拔的愚昧大众进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布道，并以先锋的名义、以诗歌运动的形式把这种主义向前猛烈推进，甚至造成了空前紧张。后现代主义写作在中国文学里成绩最大并不在诗歌，而是以“痞子文学”著称的王朔小说，以赚取大众眼泪为目的的当代传奇达到高潮而盛极一时，王朔因此博得了“神州第一侃爷”的美誉。少年作家韩寒《三重门》、《零度以下》等反映新新人类离经叛道生活的成长小说，也可以说是后现代小说在我国的黑色幽默作品。   结束语：   后现代主义在我国进入21世纪后，依然能够如狂飙巨澜般影响我国文学。如何借鉴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抵御其不良文化因素的影响，是每个国人不得不深思的问题。透析这股思潮的文化观，把握其精神实质，抵御西方不良文化观念的影响,对建设我国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小视的现实意义。

一、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及其在服装设计上的影响

20世纪初，艺术上出现了许多标新立异的流派，如野兽派、立体派、表现派等，无论是现代主义哲学还是现代主义艺术，都想要从传统的理性主义的约束中

挣脱出来。然而现代主义在各个领域推翻理性主义的试探并没有带领人们摆脱战争的阴影，也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各种本质弊病，于是作为对于现代主义的反思，加之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社会全面思考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产生了一种脱胎于现代主义但又批判现代主义的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服装设计方面，后现代主义设计强调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大胆、活泼、非功能性的，充满活力的人性化的设计。由于受到后现代个人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服装强调与众不同，在设计上突破固有的定论，全球时尚中心也由之前的以巴黎为中心发展成巴黎、伦敦、纽约、米兰、东京等多个时尚之都。

二、英国后现代主义服装设计的成长土壤

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艺术家约翰•拉斯金和诗人威廉•莫里斯就发起了一场设计改良运动，即工艺美术运动，这场运动可以看做现代设计运动的开端。英国是最早意识到设计培养不应该只局限于设计师的国家，设计关乎全民，做好全民性的设计教育才能够提高一个国家民众的整体素养，从而更好地让设计服务于国家经济。英国政府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以各种形式对大众进行设计素质的培养，提出设计的目标是“优良设计”。这就让英国民众对于设计的重要性有了充分的了解，好的设计不但可以节省成本，从而振兴国家经济，而且能够让生活更美好，从而促进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这样的普遍意识与英国人追求生活品质的性格一脉相承，设计可以恰如其分地表达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从而使得设计在英国受到普遍重视。英国平面设计大师赫伯特•斯潘塞认为英国应该在设计上体现自己国家的风格，而不应该单纯接受当时比较盛行的国际主义风格，于是他将英国民族艺术与国际主义融合，出版著作《现代版式设计先驱》并创办杂志《版面设计》，试图找出一种可以代表英国的平面设计风格。他的举动无疑激发了英国本土设计师的热情。

三、结语

在今天这个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启迪、促进服装的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1944年，英国政府就主持成立了工业设计协会，此举使得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政府专门为工业设计作支撑的国家，这也是英国工业设计史上的里程碑。20世纪50年代之后，伦敦、东京、米兰、纽约等各大城市纷纷加入了世界时尚之都的队伍。英国服装设计在世界上的地位迅速提高，其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为后现代主义设计的包容性，更重要的是英国本土设计师长期处在英国精神的土壤中，在任何情况下均为本土设计着想。后现代主义设计是一场席卷全球的设计改革风暴，英国服装设计在接受这场风暴洗礼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思考如何将符合自身的本土设计精神推向世界。全民性的设计意识批判性地吸收后现代精神，政府在教育和社会中对于设计的投入，无疑为英国服装设计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探索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土壤的长期孕育下，才出现了薇薇安•韦斯特伍德、约翰•加利亚诺、亚历山大•麦克奎恩、保罗•史密斯等一批世界级服装设计师，使英国的服装设计在后现代巨浪的冲击下后来居上。中国的服装设计发展时间较短，在后现代洪流的冲击下，怎样让中国的本土设计品牌走向世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当下的中国服装设计要在世界时尚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不仅仅是设计师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提升全民的设计素养，让全民设计素养的提升成为培育优秀服装设计师的土壤才是关键。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传媒环境的道德缺失问题日益得到学界的重视，传媒伦理学已经成为应用伦理学中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现有的研究已认同当今传媒环境的后现代特征，但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关于道德缺失和道德重建问题的相关研究还不是很多。本文拟以时下的新媒体为切入点，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分析新媒体影响下的传媒环境的后现代特征和存在的道德冲突，并结合伦理学的相关内容，探索重建道德的路径。   一、新媒体影响下的后现代传媒环境   后现代主义思潮营造出的后现代精神影响着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在社会上，以进行多样化的变革代替统一、整体的状态；在政治上，以横向交流代替纵向管理；在道德上，以承认多元化代替凝固的道德准则。虽然不能断言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精神无疑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实践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至少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尤其在以高科技发展为基础的传媒领域，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使传媒环境更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特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的传播时代在模式建构和总体理念上，似乎无意中融合了后现代主义的动态哲学[1]，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去中心化   后现代主义打破了现代主义营造的权威理念，反对普遍性和总体性，它提倡的多元化、复杂性最能表现在新媒体的去中心化实践中。新媒体的去中心化是Web2.0时代所带来的传播方式的革新，从单向传播向双向传播转变，从高度集中的信息传达方式向分化松散转变。依托网络技术的提高，多点到多点的传播方式使得人人都能成为信息的发送者。尤其近年微博的流行，人们能便利地随时发出信息与其他网民分享和互动。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弥补了传统媒体传播时效性的缺陷，让信息能第一时间呈现在受众面前，并且互动的特性提升了反馈的效率和传播的速率。但是，去中心化后，人人成为信息的者，如何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则成为一大难题。   （二）泛娱乐化   在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网上把关的难度较大，对网络上不健康信息的过滤一直令人担忧。由此所导致的网上基于低俗内容的炒作现象屡禁不止。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媒体的产业属性决定了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市场化的冲击中，后现代主义解构了统一的价值准则，又未及时建立起新的价值导向，反而主张以价值的多元化来适应社会的新环境。此外，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如非逻辑性、非连贯性、游戏性、无深度性等，对传媒的内容也产生影响。这些让原本可以控制的娱乐化趋势达到了泛滥的境况。   （三）虚拟化   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和不确定性的理念在传媒领域体现为传媒环境的虚拟化。这里的虚拟化主要指两个方面：第一，不真实性；第二，虚构性。就前者而言，人人都是信息的者，网络中泛滥的信息难以得到确证，真实性不能保证。近日，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就因网络谣言问题遭到国家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的点名批评。原本处于现代主义状态中的传统媒体依靠把关人，虽不能保证信息全部真实，但在现代性标准价值准则的导向下，一直能以具有真实性的权威示人。而在后现代主义情境中，一切准则都被弱化。就后者而言，在网络中，人们都以虚拟的昵称、代号与人交流，这是一个符号与符号对话的时代，而不是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时代。无需直接附带责任的匿名式发言使行为和行为后果之间由于缺失具体行为人而产生了脱节。   二、后现代传媒环境下的道德困境   后现代主义解构了被现代主义建构起来的道德准则，抛弃“神”的权威和理性权威的人们又重新回到了“道德模糊性”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以前从未享受过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把我们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使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2]。处在去中心化、泛娱乐化、虚拟化传媒环境下的后现代传媒也同样陷入了道德不确定的冲突之中。   （一）道德价值体系：解构与建构的冲突   后现代“返魅”对现代“去魅”的反抗，让原本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凭借理性力量建构起来的道德准则瞬间瓦解。在后现代传媒环境中，道德价值体系解构与建构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传媒环境看，在面对道德抉择时，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仍然处在博弈的过程中。以高科技发展为基础的传媒领域，尤其受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普及的影响，传媒环境向后现代化方向发展。但是，后现代性仅是现代性自身的超越，中国社会并没有完全处在后现代社会阶段，因此只能说传媒环境在现代化的轨道上呈现出后现代化的趋势。所以，当后现代传媒环境中的主体进行道德判断时，后现代主义多元化的道德价值体系与现代主义统一的道德价值体系共同发挥着作用。最典型的是网络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道德准则冲突，人们一方面在网络的虚拟社会中“畅游”，另一方面又将受到现实社会规范的约束。是解构还是建构？两大相悖的准则最终难以归于一点。第二，从整个社会看，在后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下，传媒和社会的相互影响让价值观重新整合陷入困境。后现代主义影响着传媒环境，使得传媒环境中原本的道德准则，如党性原则、真实性原则、人文关怀原则等逐渐解构。在道德模糊性的时代，多样化、多元化的标准与选择让传媒能使足全力“唯利是图”。由于传媒具有超广泛的媒介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以及意见领袖和议程设置作用，它总引导着受众朝哪个方向思考和行动。根据德国传播学者纽曼的沉默螺旋理论，大众传播媒介在影响公众意见方面确实有着强大的效果。这种解构不仅使传媒环境下自身的道德价值体系难以建构，而且导致整个社会陷入道德恐慌和无序。传媒对于色情、暴力、怪诞等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的嗜好，使得社会公众对真善美等普遍道德原则与社会价值观整合丧失信心[3]。因此，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传媒道德准则在陷入无序状况之中时，又反过来致使社会道德进入无序状态。在循环往复之中，建构道德价值体系的力量显得相当无力。#p#分页标题#e#   （二）道德选择标准：“义”与“利”的冲突   “义”与“利”的问题是人类伦理所面临的几大根本性问题之一。按照现代主义理念，人们普遍追求统一的道德准则，传媒伦理大体能依归“义”大于“利”的抉择。但是，随着传媒市场化的进一步拓展，国内外传媒环境竞争日益增强，传媒伦理准则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后现代性的价值多元化。后现代传媒在“义”与“利”的抉择中，更多地依据情感主义，对哲学理性进行压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利”的追求源于传媒的产业属性。因此，在决策中为了能更好地应对竞争，不得不弱化或放弃道德准则。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有限的市场份额进一步被瓜分，为了在市场上立足，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趋利的产业属性都更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其次，何谓“义”，何谓“利”，以及它们的界限在后现代主义眼里已经模糊不清。换句话说，“义”与“利”的冲突在后现代语境中进一步扩大。网站本应传播健康向上的信息，但为了获得注意力和点击率，赢得利益，有些门户网站上时不时会弹出裸露的色情广告，更严重的是一些以“兜售”色情内容为主的色情网站。除了门户网站传播色情信息，由于网络是双向传播的互动模式，网络受众作为新一代的传播者，其中不乏一些人缺乏道德素养、道德意识，不惜用裸露镜头炒作，并借助于网络广泛而高速的传播特性，使自己名声大噪。例如，2011年的干露露浴室征婚门事件，在网络推手“非我非非我”的帮助下，干露露的母亲冲进澡堂给女儿拍的征婚视频迅速被“广而告之”，视频之大胆让网民瞠目结舌。人们不禁提出疑问，网络的道德底线在哪里？此类事件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后现代社会碎片化的道德语言和道德现象中缺少普世价值的准则。姑且不论普世价值是否可以实现，但一些道德现象的底线伦理还应值得把握。   三、后现代传媒环境下的道德重建——“他律”与“自律”的动态融合   《后现代伦理学》的作者齐格蒙•鲍曼和《德性之后》的作者A.麦金太尔从两种截然相反的角度探讨后现代道德重建的问题。但是，笔者看来两种理论探索都有一些致命的缺陷，无法让后现代传媒环境真正走出道德碎片化的境遇。在此，总结二人的经验和不足，笔者试图构建出一条后现代传媒环境道德重建的路径。   （一）齐格蒙•鲍曼：个人主义——“个体道德”   鲍曼试图用碎片化的思维解决后现代的道德危机，把道德的重建给予个体道德的自觉性之上。他认为后现代道德没有既定的基础，不存在一个道德规范准则可以建立的基础。他主张道德是地方性的，并且不可避免的是非理性的——在不可计算的意义上，因此，不能表达为遵从非个人的规则，不能描述为遵从原则上可以普遍化的规则[2]。同时，他主张“为了他者”的道德，当且仅当针对“我”时，责任才是有道德意义的，否则，强加于他人身上的责任便失去了道德的意义。这种依归于个体而非外部的道德似乎很有实践力，但理论本身存在着许多现实困境。例如，碎片化的后现代，个体道德失去了可靠的伦理规则，不确定的个体道德如何负担起“为了他者”的责任？个体道德的自觉性如何实现？当个体道德自觉性得到良好实现时，在交往的过程中，两种或多种个体道德如何处理矛盾从而达到平衡？个体自由的宣扬和权威的丧失反过来促进多元化，多样化的道德标准无法实现统一，结果导致永无止境的争吵，是否会走向道德的虚无主义和道德怀疑论？   （二）A.麦金太尔：社群主义——“回归美德”   麦金太尔与鲍曼在个人主义的问题上有着迥然相异的观点，他回归到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用社群主义批判自由主义和情感主义。他认为诉诸个体道德的道德重建使得每一个人都成为道德准则，这完全是个人意志的体现。同时，建立在“为了他者”基础之上的道德也失去了他者的意义。他者仅仅作为一种手段，并没有起到真正的链接作用。当然，在麦金太尔回归美德的实际意义上，我们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亚里士多德所宣扬的德性论是基于古希腊城邦共同体之上，与当今社会的社会形态截然不同。   （三）融合“他律”与“自律”的尝试   笔者认为，任何一种道德的建设不能单单地架构在一种主义或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而应立足于现实。后现代主义固然没有现代主义发展的成熟与完善，但就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与反思，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所以不仅不能舍弃其中任何一个，更应该相互结合取长补短。换句话说，道德重建的努力既要从后现代的趋势出发，也要考虑到现代化的实际。因此，在进行后现代传媒环境的道德重建时，应同时把握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道德特征——前者要建构道德规范，注重“他律”；后者要解构道德规范，注重“自律”。“他律”与“自律”动态融合，以应对新环境下的道德冲突。   新媒体影响下传媒环境的后现代化特点也要求“他律”与“自律”的动态融合。承载着高科技的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的运用，使得传统媒体僵化的传者、受众关系得以打破，传媒环境进入互动的双向传播状态。传统媒体下明确的信息发送道德规范和信息接受道德规范不完全适用于新媒体下模糊的角色定位。在模糊的角色定位和模糊的责任归属下，单纯依靠原有固化的道德准则很难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这也是新媒体相关方面的准则规范效果不佳以及迟迟未能制定完善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传媒环境的道德准则只能依托于原本现实社会的道德准则，但仅能起到底线伦理的作用。所以，人们更多寄希望于内省式自我约束的道德意识发挥作用，让具有超越性的“自律”精神带动“他律”规范的设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抛弃“他律”完全实现“自律”。#p#分页标题#e#   传者、受众作为道德主体，其内在的道德性的形成，自觉的道德意识的发育离不开道德规范的指引。只有在指引中才能上升为自觉的道德境界。否则，单纯依靠“自律”，在新媒体模糊的角色定位和责任归属前提下，很容易进入“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导致如“网络暴民”等类似的群体性事件。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观早已指出，作为社会道德，它只能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4]。马克思批判康德最早提出的具有人道主义个性自由特征的道德自律观，批判黑格尔作为绝对精神的道德他律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指出道德本质是他律的同时，不否认道德的自律性。他认为自律不仅仅是作为个体意志的表象，更是人类精神的内在制约，来自于并反映着社会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建立起沟通“自律”和“他律”的纽带。道德主体借助于自然、社会规律的认识，自愿地认同并践行社会道德规范，从而把被动的服从变为主动的律己，把外部的道德要求变为自己内心良心自主的行动[5]。当然，自愿也要建立在个体具有道德的自觉意向上，不然，仅靠规范的强制作用，为了其他的目的做出伪善的行为，最终也无法转化为自律。   综上所述，无论是社会现实状况、传媒环境的后现代特征，还是“他律”和“自律”的关系，均表明新媒体下的后现代道德重建，必须尝试“他律”与“自律”的动态融合。激励道德主体的“自律”精神，为“他律”提供基础；发挥外在规范的“他律”作用，将其内化为“自律”。在具体的实践层面，笔者认为，首先，发挥媒介道德净化作用，提高媒介和受众素养，培养道德主体的“自律”的意识和能力。新媒体环境下，碎片化、多元化的道德现实状况已摆在眼前，它蒙蔽了道德主体内心的道德自觉意向，使人们在进行选择时难以拨开迷雾。因此，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其本有的道德净化作用显得格外重要。门户网站、运营商等“把关人”应该首先站出来，做出表率，净化信息环境，这样不仅能提高传者和受众的媒介素养，而且能激励他们“自律”的道德能力。   其次，建设具有积极他律性的伦理制度和制度伦理，努力培养出自个体的德性伦理。伦理制度和制度伦理是“他律”在社会中的两种外化形式，两者相辅相成。伦理制度是制度化的伦理，是明示的道德规范；制度伦理是指制度中的伦理规范，是非伦理的规范组合。新媒体发展的短短几年中，相关的政策、法规纷纷调整或出台，例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但是，制度和规范的完善反而并未改善传媒环境中的道德状况。一方面，由于新媒体的跨媒体特征和较快的更新速度，使得传统按行业划分的管理体系和方法难以奏效，规则制定的反应速度赶不上产品的更新速度。另一方面，反映出现代性的规范与后现代化的冲突，同时，也反映出制度设立没有完全依托于个体道德的自觉意向，因此无法真正内化为个体的“自律”，它总是游离于个体之外，仅起到消极他律的作用。因此，伦理制度和制度伦理的建设，要基于个体的道德自觉性，确保制度的积极他律性。在此前提之下，道德主体才能自觉地遵守约束，并努力内化为自律，塑造出良好的德性。   “他律”与“自律”的动态融合，这是道德价值体系和道德选择标准冲突得到缓解的出路。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双重道德立场中建构出对传媒环境中的媒体以及受众都有所约束道德体系，这样才能在媒体与受众间建立一个良性互动的道德关系，使新媒体的互动性原则在道德方面也得以彰显。

摘要：后现代主义是与现代主义所对立的一种新型艺术风格，展现着一种非理性与结构性的文化追求，蕴藏着对个性化与自由的向往。在进行后现代主义的海报设计与情感表达上，设计师不拘于表达的形式，打破了传统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在海报的排版、色彩、文字、图形上均具有独特而富有创意的特点，极大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在未来的后现代主义海报设计中，必然继续向着个性化与夸张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关键词：后现代语境；海报；版面设计

在后现代主义风格中，充满了对个性与自由的追求，在思想表达与创作形式上都充满了差异性，其版式的文字、图像、图形均打破了传统艺术所形成的规范。

一、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概念

1.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后现代主义艺术是随着社会文化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大众文化，其与现代标准文化平行发展，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一方面其对抗着传统文化标准规范，同时又满足了人民大众对个性与自由的追求。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非理性与解构性两大特征：现代主流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这种理性文化规范的社会行为，是过去数百年间人类社会得以快速进步的基础。但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上看，其对个性与自由的追求、打破思想束缚的需求使得其站在了理性的对立面上。后现代主义文化更崇尚站在感性的角度看待问题，否定理性主义的相关结论。另外，现代主义是一种中心主义，其人际与社会关系是中心发散型的。而在后现代主义思维中，中兴发散型的结构抹杀了个体之间的差异，因此其更加主张个体的权益。

2.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倾向

一、教师教育与整体性

（一）教师教育的精神性保证了整体性

教师教育的场域分为两个层级，一个是整个行业的宏观局面，另一个是微观界面的操作问题，前者涉及教师教育的定位、方向和性质，后者涉及教师教育的质量、出路和实践。无论哪一个层级，按照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主张，都应该以新的科学姿态来处理教师教育实际遇到的问题，关照这些问题产生及其背景的整体性。教师教育作为人为活动，具有社会性活动的共性，应然性的建构任务远远超过对实然形态或既成事实的抽象概括，因此教师教育的大多数问题本身具有开拓性和延展性。在这些问题中，最基本的是与教师教育场域层级对应的两大问题，一是对教师教育实质的解析，另一是如何提高教师教育的质量，依照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性的二元论思维和本质主义追求。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域下，教师教育是一个连续性的、类似场的存在，而不是割裂的、非连续性的阶段组合。教师教育职前、职后的连续性，不只是前后的承接关系，而是教师教育作为整体存在应有的内容，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整体性。“由于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其他部分以某种形式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因而，认为部分只具有外在联系的机械论观点便遭到了否定。”也就是说，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是作为教师教育这一整体的部分存在的，教师教育既包含于职前教育，又包含于职后教育，正是因为这种整体与部分的关联，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互包含，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前后承接。这种整体性正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奉行的新科学的主张。依据这种主张，我们对教师教育实质的理解将更趋向于其精神性，一种教育形态是否能够算得上教师教育，在于这种教育形态是否能够秉持教师教育的特定精神，因为只有这种特定的精神性才能保证其整体性。

（二）教师教育的生态学意义及内在关联

生态学主张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地说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重新理解或重新构建世界的一种尝试，主张形成具有生态学意义的后现代世界，超越现代世界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在现代社会，教师教育必然以组织者、教育者或受教育者其中之一为中心，在建设性后现代看来，无论以哪一种存在者为中心都违背了世界的整体性，都割裂了教师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教师教育与其环境之间的密切生态关联。“生态世界观认为，现实中的一切单位都是内在地相互联系着的，所有单位或个体都是由关系构成的。”因此，在教师教育过程中必须明确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教育目的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不是以其中任一要素作为中心来要求甚至扭曲其他要素，在生态学理念中，各种要素既相互关联又绝对平等，事实上也是这样，即使教育目的这样的预设要素，如果没有其他要素的关联也将成为虚幻的存在。至于教师教育与其环境之间彼此融合的主张，更提醒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教师教育，事实上无论哪一个国度或哪一个时代的教师教育，都必然起码与所处环境中的文化氛围关系密切。在现代主义的视野里，我们也会分析教师教育及其环境的关系，环境一词就充分体现了中心主义主张的色彩，在生态学的主张中环境是消失的，整个世界是一个内在相互关联的有机体。于是，从根本上纠正现代世界中过分强调职业意识的教师教育，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要使教师教育回到教育的轨道，教师教育的职业性追求不是消弱教育真意的充足理由；二是教师教育要与生活融合，而不是成为生活的“例外”，它应同样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一回归的意义重大，我们经常说父母是孩童最早的“老师”，却从未意识到象父母这样的“老师”同样需要“教师教育”，而基本上任由现实生活承担了这部分责任，或者任由某些培训机构割裂生活的整体性，进行类似教师教育的育儿培训，全然放弃、背离了教师教育的教育真意和生活本质。

二、教师教育的事实与价值问题

（一）教师教育的过程与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