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学范例

红色文学主要是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以及建国到70年代期间反映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文学作品。［1］   这些作品用通俗、大众的语言展示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历程，赞扬了无产阶级理想和牺牲精神。作为过去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反映，红色文学对当代青年认识历史和现实提供了启发性视角。   同时，红色文学特别是中国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是‘五四’诞生和孕育的充满浪漫情怀的知识者所作出的选择，它与‘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应该说具有一种深层的延续性”［2］。作品中所宣扬的爱国主义、英雄情结、理想主义与进取精神，也无疑会对当代青年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所以，尽管红色文学具有特定时代语境中的文学生产的规定性，从文学价值上来说，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对当代青年人而言仍不乏现实价值。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青春之歌》以革命、青春、成长、情爱为主题，是红色文学经典作品之一。作品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学生爱国运动为主线，反映了这一时代背景下，青年的苦闷、希望、欢乐与奋斗。本文便以《青春之歌》为例，从精神与现实两个向度上探讨红色文学对当代青年的教育意义。   一《青春之歌》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在30年代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的典型形象。主人公在困境之中，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一名优秀女性和合格的革命战士。她敢于走出家庭，反抗他者对自己婚姻和命运的主宰，体现了其鲜明的独立精神和反抗父权、追求自由的勇气。林道静面对家庭的变故、社会的动乱和感情的创伤，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作品人物不断要求进步、追求理想的精神激发了几代青年的斗志，也与当代青年渴望成功、努力实现人生目标的心理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契合。［3］   在反抗父权与寻找自身价值认同上，林道静同当代青年的追求具有很多相同之处。青年正是在反抗与寻找认同的同时来获得成长的。但与红色文学不同，当代青年的反抗与认同更多地表现在姿态上和视觉符号上。如，对青春偶像特别是明星人物的追捧。偶像所带来的时尚视觉以及其成功形象都会带给青年人以一种梦幻般的诱惑力。于是，青年更多的是通过服饰装扮、语言以及对父权价值观的忽略来肯定自身对个性解放的追求。特别是在当代的青春文学与影视作品中，学校父权制最集中的体现成为青年人最主要的反叛与反抗对象。因此，当代青年对自由的追求和自我的塑造愿望通常是以反抗主流文化为起点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更多的是通过视觉符号来传达。   反观20世纪的红色文学作品，以林道静为代表的青年在反抗与自我价值实现中，一方面，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而不是通过忽略和逃避的方式来反抗父权制的压迫。他们不仅是理想主义者，还是行动主义者;他们不仅努力地去拆解推翻旧的，而且又满怀激情地去建设进步的新世界。他们的人生价值的实现是通过个人的不懈奋斗与牺牲来建立理想的崇尚民主与科学的新国家。另一方面，这种反抗不仅宣扬了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理念，也更加强调个人如何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结合起来，以自我的牺牲换取崭新时代的豪迈情怀和献身精神。   红色文学中的青年追求的恰恰是通过对革命主流文化和爱国主义主流价值观的皈依与认可来体现的。   因此，《青春之歌》所提倡的是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更加强调人的崇高精神追求。   两相比照，青年人追逐梦想和成功的积极态度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共通的，但其实质却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正是红色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对当代青年具有积极教育意义所在。面对当今以商品经济为中心的物欲膨胀的社会，消费文化中的娱乐性、快餐性、平面性、功利性使很多人丧失了曾经的理想。   当代青年文学与影视作品中呈现的青年人生活的颓废色彩与信仰的迷失等问题，正反映了当代青年精神领域的贫瘠。因此，红色文学中青年对理想和生命价值的追求，无疑对当代青年的精神世界具有涤荡与促其反省作用，其教育意义是深远的。   二追求个人权益、物质利益和幸福的爱情是人之为人的正常动机与行为。但由于特定历史时代的限制，红色文学中对人物的塑造是片面性的，特别是在塑造人物崇高的人格上，通常会给予进一步的放大处理。他们往往排斥自我的物质性、自然性，而更加强调和倾向于精神领域。他们没有物质欲，甚至将个人的情感也完全纳入革命理想事业中去。然而，正因如此，小说人物的思想也为当代青年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促使他们有机会去发现人物形象的独特个性和自我的精神世界。小说人物舍弃个人感情和利益，为民族和国家牺牲自我的做法也有利于青年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和思考。个人应该如何处理和看待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爱情与事业等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上看，红色文学具有其更加现实的教育意义。   《青春之歌》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恰逢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的高峰期。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多以革命、斗争、赞扬、回忆为主题，歌颂了党领导人民在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艰苦奋斗和表现出的伟大精神。《青春之歌》这部作品的主题没有脱离革命、抗争和歌颂。但《青春之歌》还反映了人物的爱情主题。《青春之歌》这部作品正是因为对爱情主题的描写，才显得别具一格，有血有肉，更容易进入青年的阅读领域。   在作品创作的年代，过多追逐个人权益和男女情爱被认为是自私和腐朽的表现，可以说，这是对一种强烈个性和纯粹爱情观的压抑与束缚，这既与创作时代背景和作品主题阐释的需要有关，也与人物本身所处的社会和精神现实有很大关系。林道静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青年，是以一个被社会改造的对象而存在的。因此，她对理想甚至爱情的追求既是执著的，又是困惑的。这表现在她对几位男性的爱情态度上。林道静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寻找社会的认可。因此，在其思想成长道路上的余永泽、卢嘉川和江华又有着其人生向导的身份。林道静在成长过程中，其心路历程的变化恰恰体现在她对不同男性的感情态度变化上。因此，林道静最终选择江华并不是以纯粹的爱情为出发点，而是将个人理想与爱情混淆在一起。她之所以如此选择，因为江华正是自己理想中的生命形态。#p#分页标题#e#   在现代，自我利益的实现和个人情感的满足则是被认可和提倡的。一方面，由于物欲和私利的诱惑，很多青年又表现为向另一个极端的倾斜。他们过于强调个性、爱情至上，在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上，很多人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将道德与美好的人生理想抛之脑后，甚至将婚姻和爱情作为交易的筹码来换取其他。这样的选择到最后都难逃悲剧性结局。   另一方面，许多青年人做着脱离现实的浪漫主义爱情美梦，为了追求所谓的“真爱”而失去自我，放弃个性的独立，成为情感上的傀儡。一旦美梦破裂，跌入残酷的现实，才发现人生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和条件，亦无法获得社会和他人的认可。与林道静相比，当代青年人对爱情和人生的其他抉择上都缺乏坚定的人生信念和崇高的精神追求作支撑。因此，从红色文学人物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个人要获得个人追求的成功与情感上的幸福，是在不断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和成为自我的过程中实现的，并且，需要有正确的信仰和崇高的理想追求为精神动力。同时，只有既承认“我”的自然性也兼顾“我”的社会性，才能正确地对待和处理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以及事业与爱情的关系。这些对当代青年人来说，具有极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指导意义。   此外，受过去观念的局限和影响，在《青春之歌》出版的几十年间，余永泽都是以自私、麻木、无情的反面形象被接受的。一些红色文学中强调个人自由和自我利益的人物形象也遭到了很长时间的批判和误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社会开始承认个人价值的重要性，作为年青一代重视个人的解放、个性的张扬和自我的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余永泽被还原为一个普遍的学者形象，［4］其勤于治学、醉心学术的刻苦精神也是值得当代青年人学习的。   综上所述，《青春之歌》中人物表现出的个人奋斗精神符合青年不断追求自我成功和自身价值的观念，小说中所强调的革命理想、集体利益和精神追求，与当代青年注重个人目标、自身利益和物质追求的思想相互冲突，也有利于激发当代青年用现实的视角去认识和解读人物、去反思和分析作品，从而反观自我，教育自我，使其对历史、现实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悟。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观念和精神，但个人价值的实现必须以社会价值的实现为前提。只有符合时展的个人追求才是有意义的，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满足，也才能在精神和物质上都不贫瘠，这正是此类红色文学作品对青年的重要教育意义所在。

【摘要】

红色文学是一种类型文学，具备一定的政治色彩。红色文学作品采用革命语言进行创作，以红色历史为创作内容。每个时期的红色文学作品都具有不同的时代精神。红色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内涵，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若要提升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率就必须深入挖掘红色文学作品的价值。本文首先分析了红色文学作品的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意义，又在此基础上从注重人文价值熏陶、开展红色主题拓展活动等方面，探究了红色文学作品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

【關鍵詞】

红色文学；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紅色文學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價值觀傳播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紅色文學的表現形式具有多樣化特點，而且内涵極爲豐富，展現了我國革命者的偉大精神和風貌。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合理運用紅色文學，能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對大學生的精神、道德、思想等會産生重要影响。所以，如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充分發揮紅色文學的作用，采取有效途徑增强大學生對紅色文學作品的閲讀和學習興趣，是當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問題。

一、红色文学作品的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一）红色文学作品具有思想教育功能

摘要:河北红色文学是中国革命斗争在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所承载的红色精神是与当前社会审美需求相契合的。探寻人文与人文精神的动态发展历程，分析河北红色经典燕赵精神内蕴，探讨新时期河北红色文学精神的传承，目的在于发挥红色文学对于人们理想信念的导向作用、对高尚道德的教化作用、对健康情感的陶冶作用、对创新素质的培养作用，发掘红色文学“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当代价值及影响，服务于新时期河北人文精神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关键词:河北;红色文学;新时期;人文精神

一、人文与人文精神

“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贲(bì)”卦，“文明以止，人文也。”孔颖达疏认为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可以教化天下人。它是与天文、地理(文或纹)相对而言的，与人道相通。《易经•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1］天道即阴阳，地道即刚柔，人道即仁义。构成天、地、人的都是两种相对立的因素，人可以向天、地学习，人道可以与天道、地道会通，通过法天正己、尊时守位、知常明变，以开物成务，建功立业，改变命运。《周易》最早明确地提出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的伟大思想，高扬人道旗帜，人与自然休戚与共、和谐共生。这个思想早已深入中华民族之心，贯穿于中华民族的人伦日常之中，牢固地培育了中华民族与天地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人文”即“人道”，即诗书礼乐的教化。人文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潮流，其稳定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普遍被人们认可并推崇。春秋时期的“人文”经由阿拉伯人12世纪传入欧洲，传到西西里的罗杰二世与英格兰的亨利二世朝廷［2］2，进而启蒙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方，人文形成于17、18世纪的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和法国启蒙运动以及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时期，反思于19、20世纪初的马克思、尼采、罗素所处的时期，发展于20世纪中后期的现代时期。20世纪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宣言则是人文走向法制化、国际化的标志，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可以说是现代人文思想最杰出的代表［1］。“人文精神”一词源于西文“humanism”，有时也被翻译为“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众多学者因对“humanism”的理解不同，而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出现了差别。周国平先生认为，狭义的“humanism”着重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广义的“humanism”则是指由西方哲学所培育的欧洲的精神文化传统，即尊重人，把人当成一种精神性的存在［3］，进而提出人文精神的三层内涵，即人性、理性、超越性，也就是人对个人幸福和尊严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意义的追求。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文是人文精神的根本。人文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不断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因此，不同时代的文化土壤会孕育出不同的人文精神，它蕴藏于人的内心世界，外化为人的行为结果，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集体性、地域性和传承性。新时期河北人文精神就是在继承传统的“慷慨悲歌，尚义任侠”燕赵文化基础上，逐步形成于河北地域的极具时代特征的河北人民的精神支撑，其主要内容概括为:坚韧质朴、重信尚义、宽厚包容、求实创新［4］。

二、河北红色文学人文精神的内蕴

红色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文学是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河北红色文学是中国革命斗争在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河北作家群以平白朴实、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冀中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历程，创作出了大量的红色文学经典作品，主要有《新儿女英雄传》《风云初记》《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平原游击队》《王二小的故事》《小兵张嘎》等。在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中，绝大部分以抗日战争题材为主。有资料统计，在全国抗日题材经典长篇小说中，70%以上是由河北作家创作的［5］。很多红色文学作家也参加了战斗，如《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烈火金刚》的作者刘流等。经过战火的洗礼和生死的考验，红色作家们满怀沉痛与希冀将笔触投向这片深沉的土地，深刻关照人们的内心世界、精神追求和价值实现。这些红色文学经典作品生动地再现了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顽强拼搏、英勇战斗的历史画卷，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歌颂了广大民众大无畏的奉献精神、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其所承载的红色精神是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慷慨悲歌，尚义任侠”的燕赵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与新时期所倡导的“坚韧质朴、重信尚义、宽厚包容、求实创新”的河北人文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与当前社会审美需求是相契合的。

三、依托红色文学构建新时期河北人文精神

摘要：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中华民族在艰苦奋斗的革命岁月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凝聚形成的特色文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党中央高度重视红色文化，号召各领域积极弘扬红色文化。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坚定政治立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资源、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形式以及传承与弘扬红色精神。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有：深入红色文化研究，营造校园红色文化气氛；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融入红色文化资源；开展校园红色文化活动，提高红色文化影响力；构建高校新媒体团队，强化红色文化宣传工作。

关键词：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现实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积累形成的文化资源，包括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红船精神、雷锋精神以及航天精神等精神文化，革命遗址、历史博物馆、烈士陵园以及红色文学作品等物质文化，具有深厚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能在各历史进程中引导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在新时代背景下，指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以下简称“思政教育”）工作时，要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政治教育价值功能，响应党在新形势下加强与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要求，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进而提高大学生思政教育质量。

一、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探寻

1.加强思想引领，坚定大学生政治立场。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文件，督促高校提高思政教育质量。红色文化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与革命历程，具有明确政治导向与强大感染力，将其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有助于加强思想引领工作，坚定大学生政治立场。红色文化中立党为公、坚定理想、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敢为人先以及自强不息等革命精神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精神品质，红船会议、万里长征、挺进大别山以及井冈山起义等革命事迹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征程，在思政教育中融入红色文化，能加深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程度，并促使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产生自豪感，继而加强思政教育的思想引领作用，使学生坚定政治立场，强化政治自信。2.丰富思政教育资源，加强内容多元性。我国思政教育采用螺旋上升的普及方式，全面覆盖大中小学教育全过程，但不同学段的思政教育内容有重复性，导致大学生对思政教育兴趣减弱。红色文化蕴含的思想、精神等内容是在具体革命历史进程中积淀形成的，既包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又有具体实践相印证，且孕育出大量红色文化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以及艺术作品等内容，能够丰富思政教育资源，加强思政教育内容多元性，进而加强思政课的趣味性与感染力。3.拓展思政教育形式，提升实践教学实效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常以课堂教学为主，校园活动为辅。一方面，红色文化包含诸多具体物质文化，将其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中，有助于拓展高校思政教育形式，实现思政教育实践教学方式转变。高校可充分利用地区革命遗址、历史博物馆和烈士陵园等红色文化资源，开展实践教学活动，使学生直观了解革命事迹，切身感受革命文物魅力；并通过讲解革命历程，提高学生对红色文化认知程度，进而提升文化自信。另一方面，红色文化孕育形成的歌曲、电影以及文学作品等内容，能够丰富高校校园活动形式，有助于拓展思政教育形式，增强思政教育影响力。4.传扬红色文化，提高思想免疫力。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优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印证价值与文明传承价值功能，需要传承与弘扬。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融入红色文化，有助于大学生深刻领悟党的革命精神与奋斗目标，促使其自我价值融入社会价值中，实现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有助于提高学生群体对红色文化艰苦奋斗、坚定不移和自强不息等精神内涵的认知，使他们在奋斗过程中坚定自我理想信念，而避免被其他不良思想干扰。

二、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创新路径

1.深入红色文化研究，营造校园红色文化气氛。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过程中，需深入红色文化研究，探寻其核心内容与高校思政工作最佳契合点，进而营造良好的校园红色文化气氛。首先，高校应设立红色文化相关研究资助政策，提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深入研究红色文化的动力，促使其积极寻求与高校思政教育的最佳融合方式，最大程度发挥红色文化的思政教育价值。其次，高校应积极组织红色文化学习活动，营造良好的红色文化学习氛围。如组织红色文化主题学习会，提高教职工对红色文化的兴趣，使其积极主动深入学习红色文化。又如组织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进行系列红色文化主题宣讲，提高马院教师深入研究红色文化主动性，同时促使其及时将成果传递至广大师生群体中，推动高校整体形成红色文化学习风气。再次，高校应加大资金投入，在校园文化标语、展览海报以及雕塑建筑等物质载体中融入红色文化内容，营造校园红色文化气氛，在无形中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2.创新思政教育方式，融入红色文化资源。首先，高校应高度重视思政课对红色文化资源的运用。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通过革命事迹讲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深层次分析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等思想，使学生产生深刻领悟。同时，教师可通过红色文化主题辩论会、课堂小论文等形式，促使学生主动学习红色文化实质内容、精神内涵及其时代价值。其次，高校应当充分利用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创新思政教育实践教学形式。高校可以地区革命历程为基线，将抗战遗址背后的革命事迹、革命老兵的亲身经历与历史博物馆整体进程有机串联，打造红色文化实践基地，科学组织学生进行参观、学习与交流，提高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整体认知，使其对红色文化产生自豪感，进而提高思政教育实效性。3.开展校园红色文化活动，提高红色文化影响力。首先，高校应积极开展红色文化校园活动，营造校园红色文化学习风气。通过开展大学生红色文化主题比赛等形式激发学生竞争意识，促使学生在参加活动时深入探寻红色文化内容，使红色文化的思政教育价值在无形中发挥功效。其次，高校应鼓励学生创办红色文化社团，让大学生自发传承与弘扬红色文化。如鼓励学生自发组建红色文化音乐剧创作社，促使学生对红色内容进行艺术创作，并在校园、社会等范围内进行会演，扩大红色文化影响范围，提高思政教育质量。4.构建高校新媒体团队，强化红色文化宣传工作。首先，高校应以学生团队为主体，搭建自媒体宣传团队。高校可以在传统官方媒体基础上构建自媒体平台，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形式传递红色文化内容。其次，高校应加大网络内容监管力度，通过与网络信息安全部门合作，在新媒体团队帮助下净化网络信息环境，进而强化红色文化影响力，发挥网络思政教育功能。再次，高校应积极组织新媒体团队培训，提升其对红色文化认知程度，提升高校信息内容的质量与深度，并与短视频、动图以及漫画等形式相结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进而扩大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影响力。

摘要：新时代下，新媒体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运用新媒体更好的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服务，创新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走进大学生心里，润物无声，已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许昌学院“红色小课堂”红色文化网络育人品牌为例，积极探索新媒体在创新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的新路径。

关键词：新媒体；思政教育；网络育人；红色文化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媒体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通过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创新教师与大学生之前的沟通交流机制，探索思政工作新路径，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和时效性。

一、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现状

（一）教育模式单一，教育手段固化。新时代大学生思维活跃、视野广阔，勇于尝试新鲜事物，对知识的获取不再是被动灌输，而是主动汲取。传统思政教育则重视理论知识的灌输，对于知识实践运用关注较少，很难发现学生自身知识的所需。再有思政课教师教学观念转变慢，很少创新授课方法，学生听课兴趣低，使大学生思政教育成为学生们认为的一种口号和形式。

（二）情感交流少，缺乏沟通交流。与人情感交流是每个人必须的社会需求之一，大学生情感丰富但不稳定，学习生活中如遇困难难题，迫切需要与人沟通交流获得精神慰藉和情感寄托。但传统思政教育多以集体授课、集中班会和辅导员谈话形式展开，主要是对大学生进行政策理论宣讲和行为规范教育引导，内容刻板，缺少有效沟通，不重视学生对于思政教育的情感体验，长此大学生就会对思政教育工作产生抵触。

二、新媒体背景下，高效思政教育工作的新契机

本文作者：陈波 吴宝林 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武汉大学文学院

鲁迅有篇小说《头发的故事》,讲述了革命与头发的关联。在鲁迅的小说里,杀头、剪辫子、放小脚、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从鲁迅开始,20世纪的中国文学里,身体既是革命残害的对象,亦是验证革命成功或失败的符号,革命与身体,一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身体的形变以鲜明的镜像刺激着文学的叙述,革命不仅改变着人们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翻身),同时,革命也可能改变着人们身体的形态,而对身体的叙述或者非叙述,成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20世纪中国的红色文学,这类按照黄子平在《“灰阑”中的叙述》讲述的:“这些作品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范围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和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在这类红色文学中,过往的那段革命历史成了反复言说且百说不烂的材料,革命历史只有那么一段,而言说的方式却各个不同,而在这诸多言说中,革命与身体却有着秘而不宣隐而不现的暧昧。

一、身体是验证革命性的符号

在革命历史小说里,革命者受难,身体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是叙述革命者成长历程的需要,《红岩》中江姐面对敌人的酷刑,革命精神异常饱满,面对各种严刑拷打毫无惧色。《红灯记》中李玉和即使惨遭酷刑,同样神采奕奕。酷刑对于他们来说,肉体的痛苦在高昂的革命情绪、坚定的革命意志面前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对革命者受虐的场面描写,往往通过表现其承受暴力后的高贵之美来塑造革命者灵魂的高贵。以革命者的身体来检验革命者精神的纯洁性,从而塑造红色文本中的高贵灵魂,这种独特的审美叙述方式是红色文本中共同的描写公式,这种描写公式的法则在于,肉体越是受到敌人酷刑的摧残,革命者的革命精神越是高昂。这种文学叙述在于彰显革命理想对革命者精神的引领,只有伟大的革命理想才能引导革命者面对敌人的酷刑毫无惧色。

人在这种情况下,生命是完全依靠革命信仰的力量的支控,而信仰同时又左右着革命者面对敌人暴力的身体表现。作者一再要呈现并且以一种相似与笔下残暴酷刑施舍者的血腥迷恋一样迷恋着自己的叙述激情:不断的让受难者的肉体承受疯狂血腥的暴力,不断的以此来张扬革命的狂热理想主义情结。这种革命者受难的叙述暗含着这样的思想导向:革命者的身体越是能经受敌人的摧残,便越是能考验革命者面对革命信仰的忠贞程度。当身体受到酷刑的摧残时,革命者能超越生理痛苦便能表明其信仰的可靠;反之,革命者被身体的感觉所左右,那么,他对革命理想的信仰和革命意志的坚定性便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在红色文本叙述中,敌人的酷刑是帮助革命者走向崇高精神境界的一种必须的道具,那么革命者受难的身体,自然就是验证革命者革命纯洁性的符号。

二、身体的在场与消失

鲁迅有篇小说《头发的故事》,讲述了革命与头发的关联。在鲁迅的小说里,杀头、剪辫子、放小脚、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从鲁迅开始,20世纪的中国文学里,身体既是革命残害的对象,亦是验证革命成功或失败的符号,革命与身体,一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身体的形变以鲜明的镜像刺激着文学的叙述,革命不仅改变着人们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翻身),同时,革命也可能改变着人们身体的形态,而对身体的叙述或者非叙述,成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20世纪中国的红色文学,这类按照黄子平在《“灰阑”中的叙述》讲述的:“这些作品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范围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和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在这类红色文学中,过往的那段革命历史成了反复言说且百说不烂的材料,革命历史只有那么一段,而言说的方式却各个不同,而在这诸多言说中,革命与身体却有着秘而不宣隐而不现的暧昧。

一、身体是验证革命性的符号

在革命历史小说里,革命者受难,身体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是叙述革命者成长历程的需要,《红岩》中江姐面对敌人的酷刑,革命精神异常饱满,面对各种严刑拷打毫无惧色。《红灯记》中李玉和即使惨遭酷刑,同样神采奕奕。酷刑对于他们来说,肉体的痛苦在高昂的革命情绪、坚定的革命意志面前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对革命者受虐的场面描写,往往通过表现其承受暴力后的高贵之美来塑造革命者灵魂的高贵。以革命者的身体来检验革命者精神的纯洁性,从而塑造红色文本中的高贵灵魂,这种独特的审美叙述方式是红色文本中共同的描写公式,这种描写公式的法则在于,肉体越是受到敌人酷刑的摧残,革命者的革命精神越是高昂。这种文学叙述在于彰显革命理想对革命者精神的引领,只有伟大的革命理想才能引导革命者面对敌人的酷刑毫无惧色。人在这种情况下,生命是完全依靠革命信仰的力量的支控,而信仰同时又左右着革命者面对敌人暴力的身体表现。作者一再要呈现并且以一种相似与笔下残暴酷刑施舍者的血腥迷恋一样迷恋着自己的叙述激情:不断的让受难者的肉体承受疯狂血腥的暴力,不断的以此来张扬革命的狂热理想主义情结。

这种革命者受难的叙述暗含着这样的思想导向:革命者的身体越是能经受敌人的摧残,便越是能考验革命者面对革命信仰的忠贞程度。当身体受到酷刑的摧残时,革命者能超越生理痛苦便能表明其信仰的可靠;反之,革命者被身体的感觉所左右,那么,他对革命理想的信仰和革命意志的坚定性便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在红色文本叙述中,敌人的酷刑是帮助革命者走向崇高精神境界的一种必须的道具,那么革命者受难的身体,自然就是验证革命者革命纯洁性的符号。

二、身体的在场与消失

在德里达看来,“在场”(presence)实际上是对“不在”(ab-sence)的补充才使“在场”成为可能,而“在场”因此被当成是本源性的存在。利用“在场”来掩盖隐瞒“不在”的本源性空缺,因此,凡是在场的其实都是不在的的替代品,在场的权威性因此被流放到不在的无限性空间。根据德里达的理论重新阅读红色文本中那些对革命者酷刑场面的描写,不难发现身体酷刑中的尴尬性质:《红岩》中江姐受刑一节是小说中关于革命者被施以暴力的经典场景。在各种红色文本中,类似于这种革命者受难的刑罚场面还有英雄光荣献身,如《欧阳海之歌》。而作者对革命者身体的受难以及肉体生命的终结的描写和叙述,无不是怀着浓烈的情感去表现身体受难的壮烈,如江姐遭受刑罚的场景细致描写。在受难的躯体的背后是强大的革命意志在支撑着江姐的生命,刑罚既是对肉体的摧残,亦是精神的受难仪式,如此肉体受难的文字真正传达给读者的是敌人的可恨,江姐的如耶稣受难的圣洁形象,以及江姐能如此超脱肉体苦难的支撑物———革命信仰。惟有如此坚定的革命信仰,以及伟大的革命理念,才能赋予江姐等革命者面对酷刑毫无惧色的可能。这就告诉了读者一个必然的信息,革命信念是可以让人摆脱凡人的肉体苦难的,个人的身体感觉在革命理想的鼓舞下早已得到解脱,作为动物性存在的肉体,在革命信仰的光照下,仅仅只是一个修炼革命意志的承载物。根据德里达的理论,凡是在场的都是不在的替代品。我们可以看到,呈现在文本字面上的是一个个受难的英雄形象,而传达出来的是阶级敌人的可恨;读者读到的是酷刑摧残下革命者的受难的身体,感受到的是支撑着革命者超脱苦难的坚定革命信仰。

随着我国教育理念的不断继承与发展，新时代背景下，幼儿园教学方式也在不断深化改革，人们更加注重红色文化资源对幼儿的影响。我国的红色文化资源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能够有效地引导人们学习祖辈们的正确思想，接受红色文化资源的熏陶。因此，在幼儿园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积极地向幼儿渗透红色文化，将红色文化的优秀理念传承下去，更好地对幼儿园教学进行深度优化与改革，引导幼儿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学习红色文化的精髓，从而更好地实现我国的伟大复兴。

一、红色文化在幼儿园教学中渗透的意义分析

中国作为历史文明古国之一，优秀的红色文化资源一直是我国引以为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幼儿园教学过程中，无论是古诗词，还是一些文学类的作品，都与红色文化息息相关，都是经过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理解，进一步转变与演化而来。所以，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教师应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幼儿园教学过程中，并注重引导幼儿学习红色文化的深刻内涵，继承我国祖辈们的优秀思想，使我国优秀的红色文化得以继承与发展。同时，红色文化在幼儿园教学中的渗透，可以更好地丰富幼儿园课堂教学的知识内容，并且引导幼儿通过课堂知识的学习，不断地提升自我的综合素养。同时，教师通过补充与讲解红色文化，幼儿可以更深刻地掌握红色文化的内涵，理解祖辈们的优秀思想，可以更好地对自我进行约束，有利于幼儿的自我成长与发展，也会极大地促进我国红色文化资源的继承。

二、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幼儿园课程的策略分析

（一）借助多媒体渗透红色文化

幼儿园教学对幼儿自我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教师作为幼儿园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力量，往往自身的教学观念会对幼儿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为了有效提高红色文化在幼儿园教学中的渗透效率，教师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红色文化思想。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将红色文化资源合理地穿插进幼儿园课堂教学过程中，积极地借助多媒体，不断地对幼儿园课堂进行合理的构建与创设。这样可以更好地在幼儿园课堂上引导幼儿感受红色文化资源的魅力，体验红色文化资源的熏陶，从而更好地理解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刻内涵，并对其进一步继承与发展。例如，教师在开展红色文化资源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借助多媒体，通过视频展示的方式引导幼儿进行有效的学习。教师可以选择红色文化中一些感人的事迹，引导幼儿通过观看视频的方式，学习与感受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刻内涵，这对幼儿园教育与红色文化资源融合效率的提升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基于生活教育，渗透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