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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1
关键词： 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4-0048-01
一、短期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
凯恩斯认为：导致经济的短期非均衡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市场调节本身不能弥补总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缺口，政府应该通过减税和增加预算支出，以刺激投资与消费和通过投资支出乘数效应，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从而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1]。
二、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导致经济的增长，但是其把技术进步归因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商业周期理论认为，政府无须干预经济，因为政府花费大量成本来稳定经济，往往可能对经济不利。新经济理论认为，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知识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导致了新技术的产生（及技术进步）； 另外一方面，知识促进了知识的积累。
三、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增长的区别
（一）关注的重点不同。短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引起短期经济非均衡的增长。所以短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导致短期经济失衡的原因是总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失衡。所以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以调节，以实现经济的短期增长，主要是人为的扩大和增加需求。而长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在各要素的约束下的均衡增长。所以长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导致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因是技术进步，而新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认为，导致技术进步的是知识，所以认为科技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
（二）政策目标不同。由于关注的重点不相一致，导致了实现所关注的政策目标也不相同。短期经济增长理论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减税增支等措施来实现人为地增加有效需求的非均衡增长，旨在于摆脱经济的低迷和困境；但是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的政策目标应该是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力水平的提升等方面，以至于改变限制经济长期增长的各种要素的边际限制，这样可以为一国长期的技术创新提供条件和可能。以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三）政策效果不同。短期经济增长理论的政策主要在于解决短期的经济低迷和过热等非均衡问题。其没有长远性和全局性，往往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不利。然而，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又只注重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和产业结构等的调整等方面，以免带来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四）短期经济政策转换到长期经济政策需要一个过度和转变的过程。短期和长期的政策目标和手段差异较大，效果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短期经济增长是指标的行为，而长期经济增长是治本的行为。所以经济增长要从短期的政策转换到长期的增长政策需要一段时期的过渡和调整。
四、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上世纪末的产业结构调整功不可没。这说明了，经济结构的改善与经济长期的增长之间是密切联系的。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增长，无疑显得犹为的重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经济增长理论可知，改善和调整产业结构无疑是一种保持我国经济长期较快增长较为有效的政策选择。
从长远看来，虽然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技术的进步，但是一个好的产业结构也可以有效地促进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均衡。技术进步不仅与一国的科技水平有关还和人类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探索程度、深度有关。然而，各国的产业结构却往往差异较大。对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现状，研究产业结构对于经济的增长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研究产业结构，也就是研究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区域之间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的比例构成。如果社会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是按照一定比例增长的，那么将有利于社会经济的长期健康持续的增长，即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如果社会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变化不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的，那么将导致社会经济的局部甚至是总体经济（通过产业链的传导关系作用于总体经济导致的）的失衡，导致局部或总体经济的过热或过冷等经济现象。简单说，参与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如果是协调发展的就有利于产业的总体提升级，也就有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反之就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经济增长，即出现短期的经济波动。
产业结构的比例发展也就是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不是简单的改变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问题，而是长期的持续的改变第一、二、三产业中各个行业或产业对于其他行业或产业的贡献率问题。以实现各个行业和产业都能够一起提升以更好的带动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例如，改善基础设施以利于交通运输业及物流业的发展，从而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的全面发展。这就说明产业结构具有了以下的特征：
（一）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应该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变化和调整的过程。因为只有进行不断的调整才能够适应不断增长的经济的要求；才有利于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才能不断的推动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就注定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动态的长期不断变化的过程，也只有这样才能够适应和满足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
（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的调整是非市场行为主导的。由于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和盲目性，导致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动地使得各个产业能够协调发展。所以要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就应该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财政政策措施来引导、鼓励、支持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当然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提高税收等政策措施来限制一些对经济长期增长不利的产业发展。比如，对我国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低产出的行业进行整顿等等。
（三）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对政府的要求更高。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对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都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要求政府的行为都应该是有效的，而且作为管理者的政府还应该根据国家战略的要求来确定各个产业之间的关系和比例发展。
综上可知，一国政府要想在已有的技术水平条件下来提高和改善经济的长期增长，那么就得建立较为有效和合理的产业经济结构。也就是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并且协调发展的产业经济结构。
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经济的长期增长就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各个产业经济协调发展的结果，由于各个产业都处在最佳的发展状态，并且还有利于其他产业的发展。这使得每个产业都是繁荣的景象，导致一国经济总体的繁荣，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由于产业结构是动态的协调发展，在产业结构没有失衡的情况，一国的经济就可以实现长期的增长。
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短期的经济波动是在产业结构不相适应或不协调的时候，出现局部或总体经济失衡的现象。产业结构的长期协调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这是存在的，并且伴随经济的长期增长而存在。主要是由于市场做事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摩擦。
也就是说，短期经济的波动只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当波动较大的时候对经济长期增长影响较大；当波动较小的时候对经济长期增长影响有限。所以，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动的关系就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长期经济增长在短期波动中持续增长，短期经济波动也好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得到修正。
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2
2010年是中国经济“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区域经济政策在其框架下实施的收官之年。
在“五年规划”新旧交替的时刻，新的“十二五”规划已经在调研起草之中。同时，它将指向2011年至2015年的区域政策框架体系。
去年9月，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所公布了《“十二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年底，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发表杨荫凯、张明强、宋志强联合署名的《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十二五”思路建议》。
近日，发改委一位官员也公开表示，目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已责成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牵头研究“十二五”规划中区域经济的发展方案。
中国的规划编制工作大体包括前期调研、编制起草、论证衔接、审批四个阶段。消息透露，涉及到能源、环保、工业、通信和信息化等具体领域的发展规划调研工作已经启动，目前第一阶段将完成。
“2010年，中央将为‘十二五’期间的区域经济政策定下基调。”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在电话中对《新经济导刊》记者说。
“均衡”或成区域政策主调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发改委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十二五”的区域经济政策将不再鼓励造新概念，也不会轻易提新战略和造新词。
相反，他说，“十二五”规划更应该强调“落实”，并将在此前的政策框架体系内进一步出台具体执行措施，就总的政策取向来说，“均衡”有可能成为主调。
肖金成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开始双重转轨，理论界对那种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绝对平衡观进行了反思，重新探讨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把效率原则和效益目标放在优先地位，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种“非均衡”发展理念。
在这种“非均衡”理念之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动力。国家也在这个时期将各种政策资源投向了局部地区，比如八十年代倾向于以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区域，九十年代则倾向于以上海及其浦东新区的长三角地区。
也是在这种理念之下，中国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与之相伴的则是中西部地区的“政策真空”，东西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
肖金成认为，我国的产业结构偏重于制造业而非采掘业，产业布局较多地偏重于接近国际资源的沿海地带。西部建设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往往高出沿海城市好几倍，这自然会影响到对西部投资的经济效果。
“人均收入差距可望缩小，但东西部经济差距可能扩大。”他说。
“十一五”规划中，中央已经在有意识地调整这一发展理念，“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也逐渐开始得以贯彻。也是此期间，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发生了诸多变化，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都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思路出谋划策。
除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的政策在持续推进外，其他局部地区的政策支持也在加大力度。天津滨海新区、“两型社会”实验区、“城乡统筹”实验区等，都在此期间提出；一系列密集的区域规划编制，同样是这期间提出的。
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取得了蔚为可观的成绩。此前本刊在采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发展与区域经济部部长张军扩时，张军扩就指出，近年来，尤其是“十一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正渐渐趋于平衡。
张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的重心一直在往南移动，但从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开始持续向北回转。不过，上世纪80、90年代经济重心的移动幅度都相当明显，但近年来其幅度明显减小，这反映出和过去相比，中国各区域的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
不过，“十一五”期间也出现了“过度”的倾向，而且“平衡”并不完全等于“均衡”。
从上述官员的表态即可看出，新概念、新战略、新名词的泛滥已经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而在去年底，本刊记者专访张军扩时，张也善意提醒目前“遍地开花”的区域编制规划有“碎片化”的倾向。
该官员称，这次制定“十二五”区域规划，将把握几个原则：切忌区域政策“一刀切”、“大而全”；关键解决的不是增长速度，而是收入、公共服务等的差距问题：增强区域政策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确保政策思路的连续性、持续性，切忌大起大落、“翻烧饼”。
其中“均衡”二字，所包括的不仅有区域间的均衡、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均衡，也有贫富差距的均衡、公共服务的均衡等等。
“再看长远一点，未来20年是中国区域经济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十二五’的基调，担负着承前启后的重要责任。”肖金成说。
“生态环境”将是重中之重
在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杨荫凯、张明强、宋志强联合撰写的《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十二五”思路建议》一文中，“生态”的分量相当重。
这份《建议》指出：“不同区域都存在着忽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盲目开发现象。”
在早些时候由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所的《“十二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中，明确表示，目前我国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以过度占用土地、矿产、水等资源和环境损害为代价，使得我国空间利用效率十分低下。
尽管在“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予以了着重强调，但由于历史原因和政策执行力度等因素，生态环境问题却日益严峻。
典型例证是，国家审计署日前了渤海水污染防治审计调查结果，目前环渤海陆源超标排放现象非常严重。环渤海沿岸共监测陆源入海排污口96个，其中超标率为82％。
根据有关资料，我国万元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11倍；2007年COD(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达1382万吨，接近排放最大允许量的两倍；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2468万吨，远远超出大气达标的1200万吨。如果扣除生态环境成本和其他社会成本，我国空间利用的真实绩效就要大打折扣。
为了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一些区域成为资源的提供者，一些地区成为生态保护的区域，但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区际利益关系协调机制的不健全，使得这些区域的发展面临很多困难。
原因并不复杂。一方面，一些资源环境条件欠佳或脆弱地区，在“行政区经济”的大环境下，一意追求GDP增长，不顾自身承载能力盲目过度开发，致使资源更加匮乏，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另一方面发达地区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日益下降，给进一步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制约。
事实上，对于资源提供区域，由于资源价格偏低，资源产权制度不完善，资源开发给当地带来更多的是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地面塌陷等负效应，对于生态保护区，为了保护生态必然要牺牲一些发展权，但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使得生态环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因此，杨荫凯等人建议，在“十二五”规划实施期间，“要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增加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严格土地用途管制，严禁生态用地改变用途，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鼓励生态移民。”
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和城镇化问题相互关联。
在肖金成看来，未来中国城市将出现4大方向，其中城市生态化是其中之一(其它三大方向是国际化、连绵化和现代化)。
城市生态化是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不但不使生态环境恶化，而且使生态环境更适宜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3
一、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及其出路
中国区域经济的演进和发展是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英国Surrey大学的刘夏明教授认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呈缩小趋势,但自1990年以来,区域经济差距逐渐扩大,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缩小的迹象。经济性、地理性和历史性等因素使得东部自然地处于经济发展的优势地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以及要素市场的扭曲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中央政府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采取措施使不同区域具有同样的开放度和经济自由度;(2)采取措施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各种因素;(3)提业发展指导;(4)帮助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鼓励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配置经济资源。
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的李国平和范红忠认为,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不是生产要素过度地集中到了核心发达区域,而是在过去的50年里,生产向东部沿海不断集中,而人口没有相应地向那里集中。我国生产的极化程度不高,人口的极化作用过低,因而核心发达区域的生产与人口分布高度失衡。因此,逐步完善人口流动的市场机制,鼓励中西部贫困人口向东部地区尤其是东部核心发达区域流动,是解决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有效策略。同时,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代替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目标之后,只有将环境因素纳入比较优势理论,才能更好地解释和指导专业化生产活动。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需要对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创新。
英国Leat大学的吴忠民博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开放与体制改革互动的结果,开放取决于体制改革,开放促进了体制改革。产业发展战略的变化、政府鼓励人口流动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较为有效地扩大了就业。同时,产业结构的变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也使许多农民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这也是影响中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瑞典G¨oteborg大学郑京海等提交的论文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工业制造国。中国不断增加的生产能力会对其他国家和全球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有些方面甚至有能力影响世界的工业生产。从1985年到2003年,中国产业结构方面最明显的变化是大量国有企业的退出和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除少数垄断产业外,国有企业在非垄断产业不再占有主导地位,非国有部门促进了竞争,提升了效率。实践证明,所有权和市场结构两个方面的变化都是中国工业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
剑桥大学教授DavidWall认为,加入WTO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有利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区域经济的集团化大体上是符合WTO的原则和宗旨的,但在某些方面区域经济集团化对WTO具有一些负面影响。现在,各国对WTO基本原则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但在许多问题上也存在分歧。现在,世贸组织最大的威胁来自美国。世贸强调的是非歧视性,如果只对一个国家或两个国家提供优惠而不是全部,则与世贸协议精神相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要考虑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因素的影响。如果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能够加快,则有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刘树成研究员在专题发言中,运用大量的数据资料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国际上一些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独具特色的结论。他还分析了当前及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提出了“有扩有控、有松有紧、扩控结合、松紧结合”的宏观政策思路。具体地说,就是在总需求管理方面,控投资,扩消费;在产业部门之间及内部根据不同情况有扩有控;在地区经济结构及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有扩有控,从而实现中国经济持的续稳定增长和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他还就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认为应该从纯理论层面、经济政策层面和政治层面等多个层次和角度分析这一问题,提出只有综合考虑影响汇率的各个因素,才能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厦门大学的马理认为,不发达国家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全球化的经济策略,但事实上却未能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在短期内可使发展中国家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在长期却可能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发展的陷阱”,原因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短期正效应和长期负效应。短期看,它对经济的拉动既可发挥立竿见影之作用,又不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政府对实行该政策有较大的偏好。但长期看,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剩余大量流失,发展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制约,净出口趋于回归,加之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国民经济会不稳定。所以,在全球化过程中,唯有抓住积极出口引致的时差与暂时优势,积极培育国内市场,才能赢得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知识要素与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化和提升
知识已成为影响经济成长的最主要的要素之一,目前全球经济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知识———知识创造和应用能力的竞争。西安交大司训练、陈金贤认为,知识流转和产业演进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知识流转机制的有效性和高效性是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也是促进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指标;产业结构演进的基础在于知识流转的方向,因而产业结构演进必须成为以知识流为指向和动力的演进模式。进入21世纪的中国恰好缺少知识流转和产业结构演进的良性互动机制,正确把握这一机制,有助于中国在新世纪实现产品的有效生产和供给、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国家核心竞争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更加合理,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加充足。
西安交大的魏建忠、段新民认为,对教育的投资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对中国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者生产技能的改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知识获取、知识创造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很大。虽然教育水平的提高大大改进了劳动力的生产技能,但是从1978年到2000年,这种提高呈缓慢下降态势,其原因可能是政府对教育投资不足和教育质量的下降。同时,中国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未能显示出劳动者素质的变化和生产技能的差异,因而这种工资率水平不能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生产潜能,因此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改变这种状态以释放劳动者的潜能,从而产生效率改进效应。
英国的RichardSanders教授等认为,新经济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但是如果政府不能建立有助于新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新经济不可能自动实现。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面临改造旧经济和发展新经济的双重挑战,因此国家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平衡发展和转轨的过程。高新科技是发展新经济的重要驱动力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所使用的渐进主义和实用主义策略仍可以用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如国家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863计划)、火炬计划和高新产业开发区计划,以及鼓励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向生产能力转化的措施,大大促进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国的政策安排有助于克服转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中国具有产权模糊、公共企业家等路径依赖特征,但这些特征是帮助中国发展新经济的主要基础。如果没有这些路径依赖型的制度安排,中国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四、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
公司治理是近些年来各国政府和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部分与会代表对此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英国格林威治大学的陈健博士等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分析方法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应该从分析企业的产生,特别是以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为特征的现代公司的产生开始。与此相关的产权理论、理论、不完全合同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加深了人们对公司治理问题的理解。他们认为,上述有关理论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任何将它们完全分离的做法都可能导致对公司治理问题理解上的混乱和片面。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应在不完全合同理论框架下以理论为中心来进行。产权理论提供了分析公司治理问题的基本框架,它与理论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隐含假定所有权是对剩余现金流的索取权;相反,后者把所有权看作剩余控制权,即对合同未规定的偶然事件的决策权。产权理论的一个潜在缺陷在于用所有权来界定控制权,因为相关研究表明要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开来是很困难的,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两个相同的概念。试图将这两个概念完全区分开来也不利于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因此,产权理论可能更适用于所有者和管理者合二为一的小型或私营企业,而理论更适合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大的上市公司。尽管交易费用理论从新的角度揭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但它也存在许多缺陷,比如说,它缺乏一个界定企业边界的标准;再如,它难以解释如果将具有相同专用性投资的不同企业合为一个更大的企业且没有补偿成本的话,为什么这样做是没有效率的,等等。
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的冯根福教授对如何构造有效的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构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关键是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积极发挥政府在现阶段的特殊主导作用。一般人认为公司治理的主体是股东或相关利益者。这种看法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陷,即疏忽了国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司治理主体。任何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都与该国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密切相关。特别是对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是否合理,对于能否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所以中国政府必须认真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积极为形成有效的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奠定良好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基础。二是要恢复和重视有效投资者的作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要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按照现代公司的本质要求,重新恢复和重视发挥有效投资者的作用。所谓有效的投资者,主要是指有直接制约经营者行为能力的私人股东。中国上市公司的主要问题之一不在于“一股独大”,而在于“一股独大”者的身份是国家,而不是有效的投资者。所以,中国要构造有效的公司投资者,一个关键环节是要尽快把国家“一股独大”改变为有效投资者“一股独大”或多个大股东共同控股。三是要有效发挥董事会的作用,特别是要在有效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上下功夫。四是要加快推行各种有效的奖惩机制,真正调动和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刘小玄研究员认为,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规则很难适应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市场竞争规则,所以竞争性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必须通过民营化来解决上述问题。民营化是中国企业改革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推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阻力在于政府对其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成本是资本和土地投入,利益是利润、寻租机会和工资。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则政府不愿意退出;如果成本大于收益,政府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等社会目标也不愿意退出。促进民营化的动力来自于经营者对其人力资本投入的未来价值的预期,在更大范围内寻求企业家进行民营化可以解决原经营者无法胜任的产权重组任务。只有解决职工的再就业和补偿问题,才能使外部经营者发挥作用。民营化的本质在于,通过所有权改革促进人力资本投入增加,这种投入增量必然创造新的价值回报。当重组后新的人力资本投入所带来的预期回报大于其投入成本时,民营企业家就有足够的动力推动民营化。在企业转让价格的确定方面可以现有的市场竞争收益率为评估标准,形成产权买卖的价格基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民营企业达成共识也是大规模民营化发生的合理的市场前提。但是,要给企业的职工进行补偿,补偿的基本方法是以当地的市场平均工资为基础再加上其他补助。政府实际的退出通常落后于最佳退出时机,二者的不一致导致国企进一步的空壳化和资产流失,也造成职工补偿不足的后果。改制被拖延的时间越长,改制成本就越大。民营化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家能够实现其最优目标,其中股权变量的选择及由此激励产生的人力资本积极地投入,是提高企业绩效的源泉。
五、金融市场发展与开放
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开放问题,也是本次国际研讨会的主要论题之一。法国的Eric教授等运用马尔科夫转换技术(Markov-switchingTechniques)分析了上海证券市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主动交易以来A股每周资本收益的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上海A股市场除熊市、牛市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投机市。这个市场对于一般的市场投资者来讲是难以把握的,它主要存在于证券市场发展的初始阶段。他们认为,投资于上海证券市场伴随有较大的风险。他们通过对上海证券市场1993年到2002年的月度资料的分析发现,通常A股市场前半年上升而后半年下降,5月份的资本收益率一般高于一年中的其他月份,该特征非常明显,可称作“红五月”效应。这个市场存在着一个能够利用这一特征获得较高收益的短暂牛市。在这一投机性市场上,以资本收益变化衡量的风险正在加大。他们认为“赌博”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主要特征之一。
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4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一、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及政策主张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一)凯恩斯本人的经济思想及政策主张
1、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是就业理论,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他认为,资本主义未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是三大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作用的结果。
凯恩斯认为,在短期,收入和就业水平是由总需求决定的。总需求可分为两大类: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失业现象,归根到底是因为人们消费不足或投资不足所致。由于三大基本心理规律而作用,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业,达不到充分就业,从而出现“富裕中的穷困”的矛盾现象。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办法就是扩大社会需求,具体讲就是增加消费和投资。只有政府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才能实现充分就业。
2、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凯恩斯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他曾多次批评自由放任主张,认为在自由放任条件下,投资引诱不足,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很快,而利率由于制度和心理的因素不能以同样速度下降,就业和生活标准不能达到生产技术所能提供的合理水平。
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要求政府扩大职能。凯恩斯所指的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是指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的职能,以刺激消费和投资,达到扩大有效需求的目的。在刺激消费方面,凯恩斯指出,国家必须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的影响,刺激平均消费倾向。主张国家部分的通过税制,部分的通过限定利率,部分的通过其他手段对消费倾向施加影响。凯恩斯认为,政府的财政政策会影响消费和储蓄,如果政府有意识地把财政政策作为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工具,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更大。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认为,长期利率的重大变动会影响消费倾向;短期利率的变动对消费没有很大的直接影响。在刺激投资方面,凯恩斯一方面主张国家采取措施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以刺激投资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主张投资社会化,由国家直接组织投资。他的结论是,不能把当前提供投资的职责留在私人手中,国家能从长期观察,并根据一般社会利益,计算资本品的边际效率,应该更多的承担直接组织投资的责任,设法提高并补充投资引导。他主张实行中央控制,推行投资社会化,认为这是获得充分就业的唯一方法。
(二)凯恩斯追随者的补充和发展
1、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理论和方法去构造一个所谓统一的新经济学圣殿。其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所做的综合,在20世纪五十年代后的25年中,使经济学有过一段相对平和一致的时期。新古典综合派也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有萨缪尔逊、托宾和索罗等。
2、新剑桥学派。20世纪七十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滞涨,新古典综合派既无力诠释这一现象,更提不出有效的治理对策,从而备受责难。新剑桥学派就是以罗宾逊为首的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批经济学者在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过程中形成的。
3、新凯恩斯学派。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解释滞涨现象而受到自由经济学派的攻击,日渐衰微。为回应这些评判,挽救凯恩斯主义,八十年代,出现了一群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年轻经济学家。
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我国的运用和发展
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岁月里,在缓和经济危机、促进就业方面,确实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虽然到了七八十年代滞涨使凯恩斯主义失去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但凯恩斯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
(一)我国可以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原因
1、市场经济内在的缺陷和弊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并逐渐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针。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可以起到政府干预所不能够替代的功能,如优化资源配置,价格发现等。但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在一些公共领域,单纯的市场调节是不行的,会出现“市场失灵”,并且市场经济调节本身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弱点。所以,应该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
2、凯恩斯经济学派的一些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对我国还是有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国情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决不能不假思索地生搬硬套。应该看到,其中的一些论点和方法对我们还是有用的,可供参考、借鉴和利用。例如,关于政府干预经济以及政府干预经济手段的思想。如我们上面所论述的,发展市场经济是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的。关于宏观分析方法以及“总需求=总供给”的宏观调控模式,对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管理、协调宏观运行机制无疑是可供利用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以及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也有可供我国借鉴之处。例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运用财政收支、税收增减来调节社会总有效需求,西方国家在运用这些政策上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等等,都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完善有启发性和前瞻性意义。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使用,灵活调控经济,则成为近年来我们政府解决经济中出现问题的主要手段。这些调控手段的合理运用,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图1列出了我国近年来对付有效需求不足所采取的扩大总需求的主要措施。(图1)
(二)我国运用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政策主张干预经济实例分析。199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外部需求萎缩,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围着扩大内需做文章。1998～1999年间,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先是增加投资,然后扩大到消费领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需求不足的矛盾,遏制了经济下滑和GDP下降的局面。2000年上半年,扩大内需呈现三大热点:1、西部大开发热。由此增加了许多用于西部开发的固定资产和更新改造资金;2、股市热。特别是“5.19”的股市飙升以及“2000年2000点的”造势声势,吸收走不少居民储蓄,减持银行存款,2000年前9个月累计城乡居民存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减少2,108亿元;3、假日经济热。像“五一”、“十一”这样史无前例的长假期有力地推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总体来看,经济恢复势头良好,社会需求全面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复苏,呈现由高到低,不断加快增长的趋势,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改观。2001年也实现了经济全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可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合理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政策手段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是可以取得一定效果的。
三、我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干预措施的凯恩斯解读
(一)2007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分析。第一,我国经济连续三年超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从2007年开始发生转变。2007年的GDP名义增长率为11.4%,而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为4.8%,所以2007年实际GDP增长率=11.4%-4.8%=6.6%;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12月10日的《2008年秋季报告》预测,2008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GDP增长率将为10.1%左右。如果2009年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不再发生显著恶化,国内不出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重大问题,GDP增长率虽然将继续有所回落,但仍有望保持9.5%左右的较快增长。而鉴于我国的经济形势,世界银行却不断调低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率预期,预测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从2007年的11.4%降低至9.4%。美国经济放缓及其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原材料和食品价格剧烈波动以及国内物价水平的大幅度变动都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风险;第二,CPI从2007年开始不断攀升,到2008年4月达到了8.5%的高位,我国面临通货膨胀风险。从2008年5月开始CPI不断下滑,到11月份仅为2.4%。开始有学者认为我国有出现通货紧缩的危险。(表1)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1)经济持续升温的态势已经扭转,开始步入下行通道;(2)价格涨幅持续攀高的态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3)美国金融问题发展引发世界经济走弱的可能性加大,我国出口环境进一步恶化;(4)国内企业生存面临挑战,很多中小企业濒临破产。
(二)此次金融海啸中我国政府的主要举措。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2008年9月份以来,我国政府主要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如表2所示。(表2)
(三)政策手段的凯恩斯解读。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政府为应对此次经济波动,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概括起来基本上趋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所推崇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采用“松”或“紧”的财政政策来直接影响消费总量和投资总量,以达到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的目的。
1、财政政策。目前,我国出口受到金融风暴的严重影响,国内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好,消费和投资需求严重不足,符合运用“松”的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情况。
为应对此次经济出现的问题,我国政府主要采取了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如,2008年9月18日证券交易印花税19日起单边征收,10月17日降低住房交易税费,10月21日提高3,486项商品出口退税率,2009年起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叫停百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多项减少税费措施等。9月18日国资委支持央企增持或回购上市公司股份,汇金宣布将自主购入工中建三行股票,10月22日出台十项保民生举措,11月5日国务院确定4万亿投资计划用于扩大内需,大幅提高2009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多项扩大财政支出的措施。
2、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以刺激有效需求,使经济高速增长,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
2007年以来CPI连续高涨,我国面临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威胁,为了稳定物价,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我国政府首先采用的是谨慎的货币政策,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加强信贷管制,以紧缩银根,缓解流动性过剩。但到2008年形势有所变化,CPI连续回落,通胀威胁已经减轻,同时由于出口受到金融风暴重创,加上紧缩银根使很多企业融资困难,出现了大批中小型企业倒闭现象,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为了刺激经济,我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转而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逐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如2008年9月15日央行决定下调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10月8日央行再降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10月30日再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11月9日央行全面放开贷款限制,加大支持中小企业,等等。由此可见,我国政府不是在盲目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而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四、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取向的实际效果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政策主张曾被广泛用于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上,历史和实践都证明这些政策是有一定效果的。在此次金融海啸中,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政府干预手段,来调节经济。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在评论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政策措施的有效性时,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通过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起到直接刺激作用。上述政策措施将从以下方面显现效果:
第一,有利于稳定预期,减轻对经济下滑的担忧,提振消费和投资信心。此次政府在“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方针的指导下,采取的各项举措将有助于防止我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
第二,改善民生。在这次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调整中,改善民生被放在相当突出的位置。民生工程位列进一步扩大内需各项建设之首,通过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改善居民生活,增强消费能力,以拉动消费,促进发展的意图十分鲜明。
上述政策措施将从三个方面对城乡居民生活带来积极影响:一是通过直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城乡居民有钱可花;二是通过强化保障,使城乡居民有钱敢花;三是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一方面可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大规模投资也必将带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能带动大量就业,让更多人拥有就业岗位。
第三,减轻企业压力。首先,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减轻其财务成本;其次,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增值税转型将为企业减轻负担1,200亿元。
第四,对基础建设的影响。这次的十项措施中,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进一步扩大内需的重点之一。我国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将有较大幅度提高。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既发挥投资对经济直接拉动的作用,又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的有限性及原因分析。我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确实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它们并不是万能的,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是有限的。
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推崇的财政政策的实质就是通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以及扩大政府支出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进而解决就业,增加社会消费需求,并拉动私人投资。而货币政策的实质则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利率,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这也正是此次我国政府政策措施的实质。然而,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否起到预期效果,要取决于居民是否会增加消费以及企业是否会增加投资。而消费和投资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采取了政府投资方式,用于改善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带动民间投资需求的力度相对较弱,长期实行政府投资,其效果是递减的。而且财政负担的压力越来越大,使扩张性财政政策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再次,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央行虽然在放松银根,不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但由于我国是两级银行系统,货币政策能否起到预期效果还得看商业银行的决策。
(三)在运用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应注意的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虽然是有限的,但就像新凯恩斯学派所说的,没有紧缩政策,通货膨胀会更严重;没有扩张政策,失业会更严重。科学合理的政策运用对经济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1、调整财政投资结构。财政投资应坚持基础设施为主导,但由于基础设施在建设时期产业关联度弱,对经济的拉动力较小,财政还应投资于一些急需发展的,产业关联度强的制造业,特别是投资于高新技术的制造业;同时,财政还应投资于能有效启动消费需求的项目,如投资于城市的房地产业、汽车业和旅游景点、娱乐设施、体育设施等;改造农村电网,拉动农村家电消费。
2、发挥财政杠杆作用,进一步启动民间投资。由于许多行业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税负偏重,普遍缺乏金融支持等原因,民间投资尚未得到有效启动。因此,要转变观念,给民营经济以国民待遇,一方面要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放松对竞争性行业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要发展以民营企业为重点服务对象的中小银行和地方银行,业绩良好的民营企业也应批准上市。还可拿出一部分资金以贴息、担保、参股、合作等形式支持民间投资,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和示范效应。
3、建立一个有效的配套政策体系。围绕扩张性财政政策,建立一个有效的配套政策体系。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宏观经济运行的原因、体制原因和国际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刺激有效需求要从多方面着手。第一,完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将有固定收入来源和合法渠道的预算外资金纳入国家预算统一管理;第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中超过80%的存款为不到20%的储户拥有,表明我国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律”,增加富人的收入对扩大消费的作用有限,而穷人又没钱消费,因此应建立按生产要素分配和按贡献大小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第三,改革消费政策。取消福利型、供给型消费,清理整顿过去限制消费的不合理收费,鼓励消费;第四,进一步实施鼓励出口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出口商品零税率,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出口退税的税种范围;第五,扩大省级政府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中的作用。公共投资的实施主体,一直偏重于中央政府直接负责实施,地方政府参与度较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实施效率低下,项目对地方经济的连带推动效应和关联投资效应较差,而且完全由中央政府承担债务,也加重了中央政府的债务依存度。因此,应提高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的参与度,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第六,加快产业升级,注重结构调整。当前面临的危机也是我国加快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的一次契机;第七,配合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同时降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使用,这既是已往的成功经验,也是今后需要继续保持的做法。
五、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但其倡导的政策取向是有一定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尤其是对金融危机下我国采取应对措施的趋向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通过结合我国国情综合运用凯恩斯主义学派所倡导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但也要明确,这些政策措施并不是万能的,更重要的是依据客观实际的变化灵活组合,适时调整、积极应对、主动出击。
(作者单位:1.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北京林业大学经济园林学院;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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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5
2017年积极的财政政策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2016年以来，受经济增速放缓、营改增减收等因素影响，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继续走低。在财政收入增速回落、收支矛盾加大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加强支出预算执行管理，及时拨付财政资金，切实保障了稳增长、惠民生等重点支出需要。
2017年，国内外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和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进一步加大，应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和债券发行规模，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减税降费政策，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充分发挥财税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升就业和民生保障水平、促进新经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重要功能。
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分析
(一)2016年1-11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速增长
受经济增速放缓、营改增减收等其他减收因素影响，2016年1-11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8250.25亿元，同比增长5.7%，完成预算的94.3%。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8263.32亿元，同比增长5.3%，完成预算的94.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79986.93亿元，同比增长6.0%，完成预算的94.3%。收支相抵，累计赤字17588.39亿元，同比多7347.79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22325.87亿元，同比增长6.0%，完成预算的95.0%。
1-11月财政收入增长有如下特点：
1. 受营改增政策减收效应逐步显现，以及前期地方清缴营业税影响，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先升后降
一季度增长6.5%，其中1、2、3月份分别增长5.8%、7%、7.1%，增幅总体平稳且呈逐月提高态势。二季度增长7.5%，4月份受部分地区商品房销售回暖以及营业税清缴增收等因素影响，收入增幅跃升至14.4%;5月份受部分企业汇算清缴上年所得税延后入库影响，增幅回落到7.3%;6月份则受前期清缴营业税减少了部分收入来源、去年同期基数较高以及政策性减收效应体现等影响，增幅回落到1.7%;三季度增长3.1%，受营改增政策性减收效应进一步显现、去年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7月份以后财政收入同比增速低位波动。
2.受消费税、进口环节税收、车辆购置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等减收影响，中央财政收入增速较低
2016年1-11月，主要受产销量下降影响，卷烟和成品油消费税减收较多，国内消费税9583.72亿元，同比下降1.2%，完成预算的79.7%;受一般贸易进口下降影响，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1406.5亿元，同比增长2.4%，完成预算的87.9%;关税2336.75亿元，同比增长2.1%，完成预算的88.8%。受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政策性翘尾减收的影响，车辆购置税2387.87亿元，同比下降6.5%，完成预算的93.3%。受股票市场交易低迷的影响，印花税2057.89亿元，同比下降35.4%，完成预算的79.5%。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1198.53亿元，同比下降50.0%，完成预算的72.6%。
3.受部分地区商品房销售回暖、营业税清缴增收以及上年基数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但分化明显
2016年1-11月，契税3847.24亿元，同比增长11.5%，完成预算的92.5%;土地增值税3904.64亿元，同比增长13.8%，完成预算的95.2%;房产税2058.37亿元，同比增长8.1%，完成预算的93.6%。 由于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多集中于东部地区，其带动东部地区税收持续快于中西部地区。31个地区中，上海、广东、浙江等4个省市实现两位数增长;北京、天津、河南、安徽等22个省市区实现个位数增长;山西、陕西、新疆、青海、黑龙江5个省区收入下降。
4.受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的影响，原营业税纳税人改缴增值税形成收入转移体现增收，国内增值税增速明显加快
2016年1-11月，国内增值税完成36683.23亿元，同比增长31.0%，完成预算的87.1%。其中，改征增值税10860.8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893.19亿元，同比增长266.0%;如果扣除改征增值税，国内增值税同比下降7.8%。营业税完成11472.61亿元，同比下降34.5%，完成预算的158.5%;改征增值税与营业税合并计算，2016年1-11月累计增长9.1%，其中上半年增长24.2%，下半年除10月增长6.8以外，7、8、9、11月分别下降10.9%、17.6%、21.3%和12.5%，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的政策性减收效应体现。
5. 受房地产市场交易回暖及2015年资本市场相关企业利润增长较快的影响，企业所得税增长较快
2016年1-11月，企业所得税28532.23亿元，同比增长7.7%，完成预算的98.2%。
6. 由于居民工资性收入、劳务报酬和财产转让所得增长较快，个人所得税增幅较高
2016年1-11月，个人所得税9322.61亿元，同比增长17.7%，完成预算的98.5%。其中，受二手房交易活跃等带动，财产转让所得税增长较快。
初步预测，2016年全年一般预算收入增长5.1%左右。
(二)2016年1-11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较高增速
2016年1-11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5838.64亿元，同比增长10.2%，完成预算的91.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3645.28亿元，同比增长6.0%，完成预算的86.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2193.36亿元，同比增长10.9%，完成预算的93.0%。主要支出情况：
1.教育支出24628.3亿元，同比增长13.3%，完成预算的92.1%
重点在于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统一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等重大项目。支持普惠性幼儿园发展，对公办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杂费，推动地方建立健全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改善中职学校办学条件，完善高校预算拨款制度，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2. 科学技术支出5255.74亿元，同比增长15.3%，完成预算的86.6%
重点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完善稳定支持机制，促进科研院所改革发展。大力支持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推动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实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金、金融资本进入创新领域。
3.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384.9亿元，同比增长3.9%，完成预算的77.3%
重点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扶持体系，推进实施全民健身战略，支持激活和释放文化需求，扩大文化体育消费。
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866.43亿元，同比增长16.0%，完成预算的100.4%
重点是按城市、农村低保人均补助水平分别提高5%、8%对地方补助。支持地方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保障优抚对象等人员各项抚恤待遇落实。支持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按6.5%左右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建立基本工资正常调整机制。完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支持资源能源型地区和东北地区加强民生政策托底保障。
5.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1974.96亿元，同比增长18.9%，完成预算的96.9%
重点是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80元提高到420元，个人缴费标准由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150元，加大对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支持力度。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40元提高到45元。推进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减轻低收入大病患者治疗费用负担。
6.城乡社区支出19503.95亿元，同比增长29.6%，完成预算的122.8%
7.农林水支出14358.44亿元，同比增长7.0%，完成预算的82.3%
重点是加大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度，支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继续推进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等试点。大规模推进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完善主要农产品(11.420, 0.00, 0.00%)储备和调控机制。
8.住房保障支出5385.85亿元，同比增长11.0%，完成预算的83.5%
重点是继续开展运用PPP模式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公共租赁住房试点，落实棚户区改造税费优惠政策和贷款贴息政策，积极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和政府购买棚改服务。
初步预测，2016年全年一般预算支出增长4.4%。
2017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分析与展望
(一)2017年国内外经济环境分析
1.世界经济疲弱依旧，我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2017年，由于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尚未出现，英国退欧进程、法德等主要国家大选、德国和意大利银行业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仍将持续，主要经济体之间政策分化仍将延续，世界经济疲弱态势难以明显改变。美国经济延续复苏态势，但劳动参与率降低、美联储加息和美元走强也使美国经济走势存在变数。欧元区经济增长动力有所增强，但英国脱欧、法德大选及德意银行业危机加大了复苏的不确定性，通缩压力较大，失业率居高不下。日本经济难以摆脱低迷，通货紧缩压力尚未根本缓解。
新兴经济体经济继续分化，总体增长乏力，印度有望保持较快增长，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家继续低速增长。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预测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和3.4%，为近年较低水平。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反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及投资保护主义加剧等因素叠加影响下，全球贸易维持低速增长态势，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17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速为1.8%-3.1%。
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继续分化，应对经济下行的政策空间有限，尤其是美法德大选之后政治经济政策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有可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偏好下降，新兴经济体资本净流出加剧，货币贬值压力加大，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大。相对疲弱的全球经济和相对坚挺的美元将抑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幅度，再加上人民币不具备大幅贬值的条件，我国贸易竞争力难有明显好转。初步预测2017年出口下降3.0%，进口将下降4%左右，降幅均较2016年有所收窄。
2.内生动力依然不足，经济增速继续回落
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企、金融、财税等一系列改革的推进将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政府作用也将得到更好地发挥。与此同时，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总需求依然低迷，内生增长动力依然不足，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在结构性、周期性和外生性因素的作用下，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的下行压力。
一是投资增速缓中趋稳。2017年，国家将进一步发挥好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投资，进一步简政放权，开放投资领域，适度降低企业社会成本压力，提高实体经济回报率，规范推广 PPP模式并加快立法过程，利用引导基金促进更多项目落地。预计2017年基建投资增速将维持2016年的水平;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房地产投资增速将小幅回落;制造业投资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大因素决定，2017年这三大因素都有望缓中企稳，制造业投资也有望出现缓中趋稳的走势;随着制造业和出口增速回稳，服务业等其他投资的增速也有望缓中企稳。综合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将增长8.5%左右，略高于2016年水平。
二是消费增速小幅回落。2017年，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对居民消费的滞后影响继续显现，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应依然不足，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都将受到制约，居民消费难以出现明显改观。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增长10.0%左右，略低于2016年水平。
三是居民消费物价将保持小幅回落态势。2017年，尽管货币流动性总体比较宽松、劳动力成本刚性上涨和服务价格稳中有升的态势仍将持续，但由于总需求低迷态势难以改变，社会总供求关系仍然十分宽松，CPI涨幅将略低于2016年。预计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将上涨1.8%左右，略低于2016年水平。
四是工业生产者价格跌幅将继续收窄。2017年，稳增长政策继续发力，固定资产投资缓中趋稳，工业品需求基本稳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同比回升较多，进口初级产品价格对工业生产者价格的提升作用将继续。预计全年工业生产者价格将下降1.0%左右，比2015年降幅有所收窄。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初步预测，2017年我国GDP将增长6.5%左右，工业增加值增长5.9%左右，均略低于2016年水平。
(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收空间有限
2017年，经济增速略有回落，价格水平低位运行，企业效益难有明显改观，结构性减税力度可能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将继续回落。
1.国内增值税增速将小幅回升
2017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从2016年的6.1%左右小幅回落到5.9%左右，PPI降幅从2016年的1.9%左右收窄到1%左右，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速将回升0.7个百分点，工业增值税增速将有所回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从2016年10.4%左右回落到10.0%左右，商业增值税增速将小幅回落;国家将进一步推进营改增工作，增值税税基将进一步扩大。扣除改征增值税，增值税增速将小幅回升。
2.所得税增速将有所回落
2017年，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速回升，工业企业效益有望微幅改善，工业企业所得税增速有望稳中有升;受经济增速继续回落和潜在风险上升的影响，银行等金融行业利润增速将持续回落，相关企业所得税增幅也将继续回落;随着前期热点城市限价、限贷、限购政策逐步落实，房地产市场将逐步降温，房地产企业所得税较快增长势头将难以维持。
2017年，国家有望加快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工资性收入应征额将减少;随着二手房市场交易逐步趋于平淡，财产转让性收入增幅将明显回落。
3.政策性减收因素效应进一步显现
2017年，随着纳税人获得进项抵扣逐渐增多，以及纳税人对增值税适应性不断增强，营改增的减税规模将继续扩大。
随着前期热点城市限价、限贷、限购政策逐步落实，房地产市场将逐步降温，房地产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等相关税收增速较快增长势头难以维持。
随着进一步加大清理规范收费基金的力度，非税收入增速将进一步回落。
4.行业间、地区间收入分化有可能加剧
2017年，现代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税收仍将保持较高增速，传统制造业总体上将维持低迷状态，煤炭、钢铁等受益于淘汰落后产能和清理僵尸企业的行业收入回升势头难以维系。
东部地区产业转型早、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比较集中，税收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贡献度越来越高，引领作用越来越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特别是县级财政增收困难进一步加大。由于财力有限，部分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风险可能会有所上升。
综合以上因素，初步预测2017年财政收入增长3.0%左右。
(三)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大
2017年，要通过实施适度扩大总需求、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良好发展预期的组合政策，努力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走势，要适时推出新的政策措施，缓解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压力。
1.加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2017年，经济内生增长依然动力不足，要切实发挥好积极财政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一方面，要适度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继续优化投资结构，支持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和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扶贫移民搬迁、农村危房改造、网络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停车设施、充电设施等建设，加快启动“十三五”重大工程建设，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协同发展。另一方面，要采取多种措施，稳定居民收入增长，优化消费市场环境，在稳定和扩大住行等传统消费的同时，努力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释放潜在消费需求，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和升级，推动投资消费有机结合，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在更高层次上化解需求不足的矛盾。
2.持续提升就业和民生保障水平
2017年，为了应对不断加大的就业压力，要坚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实施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计划，妥善解决化解过剩产能中的职工安置问题，进一步支持农民工等返乡创业，坚决做好就业托底工作;推进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适当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贴标准，加快推进城乡医保整合和异地结算落地，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对商品房库存较大的三四线城市，进一步提高货币化安置的比例;实施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共享服务提升工程，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和中西部倾斜;加大贫困地区异地扶贫搬迁投入力度，持续推进精准扶贫脱贫工作。
3.进一步促进新经济新动能成长壮大
2017年，要大力支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着力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国家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建设，启动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科技工程;充分发挥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的作用，加快建设首批双创示范基地，推进大中小型企业、科技创新、人才发展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快培育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装备和工业机器人(19.920, 0.00, 0.00%)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长点。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力度，推动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尽快开展实质性投资运作，加快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直投子基金的设立运行，增强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初步预测，2017年一般预算支出将增长5.1%左右。
2017年财政政策取向
1.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
2017年，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增长、调结构、补短板、惠民生任务艰巨，需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我国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和广义债务率尚未超过3%和60%的国际安全线水平，也低于主要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建议将全国财政赤字规模扩大到2.8万亿元，比2016年预算增加6200亿元，赤字率提高到3.5%左右，比2016年预算高0.5个百分点。
适当扩大政府债券发行规模，统筹考虑国债以及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专项债券、置换债券的发行规模和用途，在加大对国家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地方土地储备、地下管廊、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支持的同时，优化政府债务结构，降低利息负担，防范财政金融风险的累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支持薄弱领域和重点领域建设，加大对东北地区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大力推广PPP模式，用好财政引导基金，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
2.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减税降费政策
加强营改增全面试点效应的分析和评估，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全面落实资源税改革的各项措施，规范资源领域税费关系，促进资源节约利用;普遍降低和减并各类实体企业增值税税率，将人力资本等项目纳入进项税额抵扣范围;进一步加大对创新投资的支持力度，将有关优惠政策放宽到中小科技企业和所有企业纳税人;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成果应用的鼓励，对企业购置纳入《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内的设备，按照投资额的一定比例从企业所得税中抵免;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范围，由目前的10个行业扩大到制造业全行业;进一步取消和免征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3.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制定出台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积极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择机将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纳入房地产税收试点征收范围;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将房贷利息、养老、二孩等成本纳入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并优化税率结构，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改革;全面推进消费税改革，适当扩大并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把高耗能、高污染、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将消费税由目前主要在生产环节征收改为主要在零售或批发环节征收。
4.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尽快完成剩余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减轻地方政府利息负担，防范财政金融风险;加快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预警和应急机制，强化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不断完善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发行和定价机制，建立地方政府债券收益曲线，鼓励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个人投资地方债券，提高地方政府债券的流动性;进一步推动地方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坚决堵住地方政府各类非正规发债融资渠道，严厉查处地方政府违法违规的担保和举债融资行为;加强风险提示和舆论引导，强化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对企业债务违法担保的无效性，逐步打破市场对政府“兜底”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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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6
一、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深化蔓延
(一)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2001年，美国网络股泡沫破灭，由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长达10年的新经济繁荣宣告结束。为阻止经济衰退，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就推出总额高达1.65万亿美元的庞大减税计划，美联储也开始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又迅速将利率降至1％的超低水平，并在很长时期内实行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因此逐渐升温，在带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同时，泡沫成分也越来越大。到2006年6月房地产价格开始下降前，Case Shiller 20个城市住房价格指数比2000年1月上涨了1.25倍。在低利率和房价持续上涨的刺激下，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扩张，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的各种金融衍生品大量涌现，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聚。
为抑制房地产泡沫和通货膨胀上升，美联储从2004年6月起开始收紧货币政策重新上调利率，抵押贷款利率随之上升，住房价格在2006年6月达到高点后开始下跌，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迅速上升，发放次贷的金融机构遭受严重的利息和本金损失，次贷及其金融衍生品市场“繁荣”的基础不复存在。2007年初，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以次贷为基础的资产支持证券及其金融衍生品遭到抛售，价格暴跌，持有与次贷相关证券或衍生品的各类银行金融机构和投资基金的资产大幅缩水，损失惨重。到2007年8月，包括新世纪金融公司在内的美国数十家经营次级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因亏损严重而相继申请破产保护，美林证券和瑞银等大型金融机构披露巨额次贷相关损失，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旗下两支基金被迫清盘。至此，次贷危机全面爆发，金融体系流动性短缺，美联储联合其他中央银行开始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
此后，次贷危机迅速扩散蔓延，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内的众多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花旗等著名金融机构出现巨亏，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在美联储的撮合下被摩根大通收购，金融体系流动性紧缺加剧，信贷萎缩，美联储开始连续降息并向金融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2008年9月，次贷危机全面升级，占美国房贷市场40％以上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濒临破产被美国政府接管，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第三大投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第一大投行高盛集团和第二大投行摩根斯丹利被迫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大部分股权被美国政府收购，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联邦机构接管。至此，次贷危机全面升级为金融危机，并迅速扩散蔓延，全球股市大幅下挫，欧洲和日本的金融机构也相继陷入困境，金融体系流动性几乎枯竭，资产证券化市场呈现冻结状态，银行信贷急剧萎缩。新兴市场也受到冲击，出现资金外流和信贷紧张状况，并引发股市暴跌和汇率贬值。美国政府紧急推出7000多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欧洲和日本也相继推出规模庞大的救市计划，各国中央银行纷纷降息，放松信贷，美联储更是“创新”信贷工具，直接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部门提供贷款，以更大的规模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
(二)国际金融危机继续深化蔓延
尽管美、欧、日等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干预措施，但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放松金融监管，金融机构无节制的金融创新和资产证券化导致金融资产规模恶性膨胀，资产泡沫破灭后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要经过漫长的“去杠杆化”过程才能有效降低，再加上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的金融市场紧密相连，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债务债权关系错综复杂，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往往产生连锁反应，将更多的金融机构拖下水，因此，面对金融机构规模庞大的“有毒资产”和不断恶化的资产负债表，政府的注资和救市计划不过是杯水车薪，只能重点救助对金融体系稳定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少数大型金融机构，多数金融机构仍面临资产缩水、流动性不足和破产倒闭的风险。
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继续深化蔓延。包括AIG、花旗集团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在内的美、欧大型金融机构由于巨额亏损而不得不再度接受政府注资、援助或被国有化，而中小银行和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数量也继续增加。与此同时，全球股市继续加速下跌，其中道琼斯指数在3月份一度跌至6500点，全球股市最低时比危机前下跌超过50％。由于市场参与者信心低落，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不定，资产支持证券市场和信贷市场持续处于冻结状态，金融机构资产继续缩水，流动性短缺，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几乎丧失殆尽。
为避免金融体系陷于崩溃，尽快恢复金融体系的正常融资功能，缓解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在继续推出经济复苏刺激计划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注资和问题资产的处置力度。美联储在3月份开始入市购买总额达3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并宣布收购“两房”持有的总额高达1.45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一方面通过压低长期国债收益率来降低市场贷款利率，另一方面借此向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美国政府还制定了与私人部门共同收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计划，为私人部门收购不良资产提供贷款和担保，同时修改“按市值定价”的会计准则，允许金融机构依据模型自行核定资产价值。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和盈利状况，促进了金融体系融资功能的恢复，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并推动了股市的反弹回升。
(三)国际金融危机有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都远远超出预期。在这场危机中，各类金融资产价格暴跌，大批金融机构因此破产倒闭或被政府收购接管，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资产证券化市场和信贷市场陷入冻结状态，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几乎丧失殆尽，市场参与者的信心极度低落，金融体系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这场危机是“百年一遇”，其严重程度和破坏性不亚于上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
虽然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相继推出一系列规模庞大的金融救援计划，动用数万亿美元的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用于收购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充实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以及向金融体系大量注入流动性，然而，由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中有问题的资产数额庞大，因此政府有限的财力只能用于救助那些对整个金融体系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型金融机构，而众多其他金融机构仍处于资产继续缩水、流动性不
足、资本金不断消蚀，以至严重亏损和资不抵债的闲难境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估计，到2010年，各国金融机构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的损失将高达2，7万亿美元；如果加上源自其他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全球资产减计损失预计高达4万亿美元；其中2／3的损失将由银行承担，其余损失则由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对冲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承担。
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在政府的大力救援和干预下，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免于崩溃，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可能性在降低，并且股市出现企稳回升迹象，但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仍在恶化，大量不良资产和坏账需要剥离处理，资本金不足、流动性短缺和经营亏损问题依然严重，多数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去杠杆化”压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如果将各类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恢复到危机前4％和上世纪90年代中期6％的平均水平，从而将“杠杆率”相应地分别降至25％和16.7％，仅补充银行资本金一项，美国银行需要2750--5000亿美元，英国银行需要1250--2500亿美元，其他欧洲银行需要4750--9500亿美元。在金融机构走出困境之前，市场信心和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都难以恢复正常，包括股市、债市、汇市等在内的金融市场仍将持续动荡不定。
因此，这场金融危机有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其发展前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何时见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后续政策措施和国际合作。目前，美、欧等国的救市措施在遏制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倒闭风潮和防止整个金融体系崩溃方面已初见成效，大幅降息直至零利率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为金融机构恢复放贷创造了条件，以减税和大规模扩大政府开支为特点的刺激经济复苏的赤字财政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的恢复，但要彻底摆脱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仍需采取更多的措施剥离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和坏账，帮助金融机构恢复正常运营，进一步加大刺激经济复苏的财政政策力度，加强在金融监管和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方面的国际合作。
二、世界经济陷入战后最严重的衰退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2008年9月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急剧演变为波及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也因此受到巨大冲击而陷入战后最严重的衰退。金融危机导致金融系统融资功能弱化、银行信贷紧缩和各类金融资产价格暴跌，居民消费开支由于家庭财富大幅缩水和消费信贷紧张而大幅缩减，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投资活动由于信贷紧缩和消费需求下降而受到严重影响，全球经济活动因此急剧减速。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8年四季度，全球工业生产下降了15％--20％，商品出口下降了30％--40％，世界生产总值下降了6.3％；发达国家经济下降了7.5％，其中美、欧、日经济分别下降了5.8％、6％和12.1％，已经陷入严重衰退。受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和外需缩减以及对外融资条件趋紧等因素影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制造业生产遭受重大打击，经济收缩了4％。今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蔓延，全球经济继续下滑，金融领域的危机与实体经济的衰退形成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一方面，信贷紧缩和财富缩水继续对经济构成下行压力；另一方面，经济衰退导致信贷违约增加又加剧了金融危机。从上半年的情况看，美、欧、日经济在一季度分别继续下降了5.5％、9.7％和14.2％，工业生产连续6个月同比降幅分别超过10％、15％和30％，出口降幅分别超过16％、23％和42％，失业率则分别升高至9.5％、9.5％和5.2％，均创出新高。受发达国家需求持续萎缩和融资环境恶化等因素影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继续下滑，其中亚洲主要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出口和制造业生产降幅分别高达30％和15％左右。与此同时，全球通胀水平继续下降，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石油价格最大降幅高达70％，铜、铁、锌等金属产品价格最大降幅达50％左右；虽然近期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在流动性充裕的作用下重新回升，但仍显著低于金融危机前的历史高位，部分国家甚至面临通缩压力。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7月的最新预测，受金融危机继续深化蔓延的影响，今年世界经济将出现60年来首次衰退，预计将从去年增长3.1％转为下降1.4％；发达国家将从去年增长0.8％转为下降3.8％，其中美、欧、日将分别出现2.6％、4.8％和6.0％的负增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将从去年的6.0％大幅下滑至1.5％。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影响，国际贸易也将大幅萎缩，世界贸易量将从去年增长2.9％转为大幅下降12.2％；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将分别下降13.6％和9.6％，出口将分别下降15.0％和6.5％。
(二)明年世界经济有望缓慢复苏
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仍处于“去杠杆化”过程，银行金融体系的信贷融资功能尚未恢复正常，对生产、消费和投资等实体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依然构成制约；与此同时，消费者收入由于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而减少，家庭财富大幅缩水和未来养老金预期收入降低也迫使消费者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以往依靠财富效应进行透支消费和超前消费的行为受到极大制约，而消费需求的萎缩导致企业销售下降和产能过剩，进而导致企业减少设备和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对经济继续构成下行压力。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下滑导致进口需求下降，继续影响依靠出口带动的众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条件由于发达国家金融机构收缩投资和撤回资金而趋于恶化，进一步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复苏。因此，全球经济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另一方面，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连续出台的一系列金融救援和经济刺激计划对稳定金融形势和促进经济复苏的作用也在逐渐显现，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企稳迹象，全球股市显著回升，部分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有所好转，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实行的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为促进金融机构恢复放贷创造了良好条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在通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扩大内需。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逐步付诸实施和刺激效果的逐渐显现，预计今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将逐步回稳，今年底和明年初有望逐步缓慢复苏。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分析预测，如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够加强国际合作，采取进一步的综合政策措施稳定全球金融体系，有关国家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刺激力度，明年世界经济有望走出衰退实现缓慢复苏；同时，美国房地产市场有可能在今年底见底回升和大幅回落的国际市场能源资源产品价格也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明年世界经济有望实现2.5％的增长，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将停止下滑而实现0.6％的微
弱增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望回升到4.7％；世界贸易量也将增长1.0％，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将分别增长O，6％和O，8％，m口将分别增长1.3％和1.4％。另据世界银行预测，按市场汇率计算，明年世界经济增长将从今年的-2.9％回升到2.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从今年的-1.7％回升到2.8％。
(三)世界经济面临深刻调整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美国凭借在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通过实施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和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实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持续经济扩张，成就了所谓的“新经济繁荣”。广大发展中国家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性机遇，通过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能力显著提升。可以说，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相结合，有力地促进了全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了世界经济增长潜力，推动世界经济实现了较长时间的持续快速增长。从1991年到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从1.5％提高到5.1％，其间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增长向上态势。
然而，在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也日趋严重。2001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后，信息技术从创新转向推广应用，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减弱，美国实施赤字财政政策和超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通过制造房地产泡沫诱导居民超前消费和透支消费，导致储蓄率不断降低和经常项目赤字迅速扩大。为弥补经常项目逆差，美国依托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将贸易盈余国家的过剩储蓄转化为资本流入，通过制造金融资产泡沫进一步刺激消费开支，在拉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在2003--2007年，世界经济以年均近5％的速度快速增长，期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最高时超过800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5％，占全球经常项目逆差的63％；也就是说，全球净资本输出的63％流入美国，世界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美国的消费需求拉动。
显然，这种以全球经济失衡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美国的消费扩张是建立在房地产泡沫的金融资产膨胀基础上的透支消费。美国的低储蓄率、“双高赤字”和信用膨胀不仅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而且推动国际能源资源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加大了全球通货膨胀压力。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次贷危机，并最终演变成波及全球的严重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陷入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全球经济失衡面临强制性调整。
从发展趋势看，虽然经济全球化推动形成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格局决定了全球经济失衡不可能完全消除，但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再平衡调整不可避免。金融资产价格暴跌和居民财富大幅缩水已经迫使美国消费者缩减消费和增加储蓄，而金融“去杠杆化”过程将继续促使美国转变以往那种不可持续的透支消费模式，其经常项目逆差将趋于缩减。亚洲等发展中国家也将被迫调整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转向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其贸易盈余将趋于下降，而石油价格的大幅回落和难以重返危机前的高位也会减少石油输出国的贸易盈余。因此，全球贸易失衡状况将有所改善。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美国消费需求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减弱，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进一步提高。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催生新的技术和新的产业，从而引发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此次金融危机不仅引发全球需求结构调整，推动全球经济走向再平衡，而且也为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带来新的契机。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在努力恢复金融稳定和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还着眼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纷纷加大在节能环保、新能源开发和绿色经济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方面的投入，积极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未来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技术的创新突破和推广应用，很有可能引领未来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形成支撑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的主导产业。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由于我国的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银行金融机构持有的与美国次贷相关的资产有限，因此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金融体系并未构成直接冲击。但是，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外需急剧缩减导致我国外贸出口大幅下滑，并通过出口关联行业对国内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形成巨大下行压力，使得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就业形势也更加严峻。
2008年9月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活动急剧减速。受外需大幅缩减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增速从去年前三个季度的20％以上迅速滑落至四季度的4.4％，今年一季度更是大幅下降19.7％，二季度继续下降23.4％，并且自去年11月以来连续8个月同比负增长。受出口持续下降和国内需求减弱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增速大幅回落，从去年前三个季度的13％以上大幅滑落至四季度的6.4％和今年一季度的5.3％，二季度回升到9.1％；经济增长也从去年前三季度的9％以上降至四季度的6.8％和今年一季度的6.1％，二季度回升至7.9％。经济增速放缓导致物价水平迅速回落。工业生产价格指数自去年11月份以来已连续8个月负增长，今年6月份降幅高达7.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自今年2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负增长，6月份降幅为1.7％。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沿海地区大批外贸出口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停产裁员，造成大批工人特别是农民工丧失就业岗位。随着企业经营困难局面逐渐从沿海向内地、从出口行业向其他行业、从中小企业向大型企业扩散，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一些行业特别是产品主要依靠出口的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
虽然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的作用下，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投资增速加快，消费较快增长，国内需求稳步提高，特别是二季度经济增长和工业生产显著加快，呈现出明显的企稳回升态势，初步遏制了去年下半年出现的经济持续下行趋势。但是，经济回升的基础仍不稳固，经济增长和工业生产主要靠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拉动，制约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扩大的因素仍然较多，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效益下滑状况短缺内难以扭转，外需萎缩导致的产能过剩和就业压力增大问题依然突出，要形成稳定的经济回升势头还面临较多困难，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日益增大。从国际上看，国际金
融领域还存在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国际金融危机仍难言见底，继续深化蔓延的潜在风险依然存在；世界经济总体仍处于衰退之中，实现复苏将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外需持续萎缩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强有可能导致我国出口继续下降，并制约和影响国内经济增长。总体看，我国经济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还会不断显现，巩固经济企稳回升势头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仍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落实和充实完善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和相关政策措施。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提出挑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鼓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8％，外贸外资及相关行业吸纳就业人数超过1亿人。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贸易以年均25％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年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高达600亿美元左右，经济增长在2003―2007年连续5年保持在10％以上。但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不断提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0％左右提高到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30％以上和近年来的60％以上；按支出法计算的居民最终消费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50％左右逐步下降到2007年近36％，同期固定资产形成率则从不足30％上升到近40％；特别是近些年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下降到不足40％，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投资特别是企业设备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又靠出口增长拉动，从而形成过分依赖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实际上，即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这种高度依赖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是难以持续的。在2003--2007年间，世界经济以年均近5％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国际市场需求明显扩大，拉动我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众多行业纷纷增加投资扩大产能，在推动我国经济以10％以上速度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需求结构特别是内外需求比例严重失衡，外贸顺差大幅增加并造成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并造成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同时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也给能源资源和环境造成巨大压力，经济面临巨大的内在调整压力。
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和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我国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大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然而，就在我国经济在宏观调控下增速开始稳步回落和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之际，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外部需求的大幅萎缩，对我国的外贸出口产生巨大冲击，并通过出口关联行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而经济减速和就业减少又导致产能过剩和居民收入下降，进一步削弱了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给经济造成巨大的下行压力。
上述情况表明，这种过分依赖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自身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还必须面对巨大的外部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再次说明我国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无论是保持短期宏观经济稳定运行，还是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都要求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三)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加入国际金融体系带来难得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通过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和扩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凭借劳动力等低要素成本优势，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依托制造业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并逐步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是，我国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相对滞后，金融体系相对封闭，长期游离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对国际金融运行规则和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缺乏影响力和话语权，成为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的被动接受者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加快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建立安全高效开放的金融体系，不仅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更加全面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由制造大国向经济金融强国转变的必然要求。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造在境内外成功上市，不断拓展海外业务，正在向跨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转型。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不断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使汇率弹性明显增大，人民币币值稳定坚挺，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广受欢迎，境外流通量不断增加，人民币区域化乃至国际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