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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知识论文范文1
一、我国农村金融抑制表现形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城乡之间已有的金融体系并不合理，致使农村与城市金融市场相互独立。换句话说，这个市场只是农村向城市输送资金的单向渠道。在这种状况下，农村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而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表现在很多方面。因此，本文作者对其中的冰山一角予以了探讨。
（一）农村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竞争
总的来说，当下，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多样化的金融组织，但这些组织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具体来说，一是：农业发展银行方面。这些银行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日常的业务范围并不广泛。同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农产品的收购是农业发展银行唯一发挥政策性金融组织作用的地方。二是：农业银行方面。农业银行各方面的业务和商业银行类似。在发展过程中，农业银行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渐削弱。进而，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农村信用社已成为唯一的正规化金融组织，成为支撑农村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渠道。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农村信用社并不能长期担任这一重要角色。
（二）农村的金融工具单一化
总的来说，金融工具单一化是农村金融抑制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交易品种单一、交易手段落后是当下农村金融市场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偏远地区，情况更为严重，只有农村信用社作为存贷机构，限制了农民交易金融商品的渠道。具体来说，首先，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很多中间业务都没有开设。比如，收费、银行票据承兑。其次，其它业务，如银行卡、网上银行业务覆盖的范围很小。最后，在农村，并没有建立对应的证?唤灰资谐∫约?a href="lunwendata.com/thesis/List_41.html" title="期货论文" target="_blank">期货市场。农民参与各种常规金融商品交易的?会很少。比如，金融债券、股票。农民能够进行筹资、投资渠道较少，不能有效地扩大农民的收入渠道。
（三）利率不能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对于政府金融管制来说，利率管制是其重要的元素。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一是：我国统一的利率管制无法有效解决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成本问题。尽管针对这方面，国家已采取一系列的对策，但其效果并不明显。比如，在农村信用社方面，其政策性策略并没有提高其定价能力，也没有对经营机制起到积极的作用。比如，没有站在客观的角度，把商业业务和政策业务区分开，阻碍了它们自身功能的发挥。二是：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合理制定利率策略，使农村银行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阻碍，也使国有银行在农村的分支结构很难生存下来。三是：在农村，邮政储蓄在转存央行方面的利率比其它金融机构都要高。在这种情况下，邮政储蓄成为了农村资金流出的重要渠道，导致大量资金外流，不利于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由于利率制定与管制不合理，农村金融市场出现了垄断局面。由于没有有效的竞争机制，造成垄断机构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经济效益不断下滑、效率极其低下。
当然，除了上面这些，还存在一些其它方面的表现形式。比如，没有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信贷资金存在安全隐患，制约了农村相关金融机构对该地区的信贷投入，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比如，农村金融机构分工不合理。如在农村，邮政储蓄只有存款业务，造成大量资金的流失。而对于农业发展银行来说，没有存款业务，信贷业务的范围也很狭窄。
二、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策略
从某个侧面来说，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已使我国农村金融业陷入恶性循环中，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针对这方面，采取可行的策略从根源上解决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已成为当下刻不容缓的事情。同时，也是“三农”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的必经之路，能够不断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对于农村金融抑制问题来说，金融深化策略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因此，本文作者对其中一些有效的措施予以了分析。
（一）推动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改革
首先，要不断拓宽农村融资的渠道。以直接融资模式为主，拓宽涉农企业的融资渠道。并以涉农企业自身特点为媒介，采取各种可行的方式来发行集合票据，并作为当下农村新型的债务融资工具。其次，不断创新金融担保方法。比如，采用一些有效的措施不断推动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国家要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加大投入力度，实行财政补贴。在扩大农业险种覆盖范围的基础上，提高我国农业的风险保障能力。此外，要在农村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改变农民对保险已有的错误观念，促进农业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最后，对金融产品以及金融服务进行创新。第一、根据不同地区发展情况，采用“量体裁衣”式的方法来创新金融产品。以此，使金融产品能够不断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第二、在农村，以现代化的移动互联网为基点，建立合理的支付结算体系。在此基础上，完善结算工具，创建真正满足农民需求的多样化结算工具。
（二）放松对农村利率的管制，减少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审批限制。
根据当下农村金融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对农村利率的管制予以放松。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其利率可以充分对供求情况进行如实的反映。同时，还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使农村金融业能够协调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而，充分展现利率配置的作用。具体来说，可以不断推动农村民营金融业的发展，打破农村金融市场中出现的垄断局面。对金融工具进行创新，改善金融服务状况，不断提高金融产品的质量。最终，使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均衡利率的形成。第二、在农村金融市场中，要使各种有利的民间资本不断融入到对应的金融领域中，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农村邮政储蓄的业务范围进行扩大。在进行存款业务的同时，也可以办理一些其它农村金融业务，防止农村资金的大量流失。同时，以商业原则为基础，通过适宜的方式，使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到农村，促进新农村建设。
（三）需要建立良性的支农资金循环机制
首先，要充分发挥县域金融机构的作用，对它进行积极的引导，吸收农村流出的资金，并对这些资金进行有效地回流。通过这样的方式，避免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其次，对国家财政支农方法进行完善，来增加农村资金流入渠道。最后，把政策性金融和其它金融形势相融合，比如，商业性金融、正规金融。以此，扩大农村资金的供给范围。
很显然，除了上面这些，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策略。比如，培养农民合理的信用观念，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对于这方面，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不断加强信用观念教育，对金融知识进行普及。此外，还要建立合理的个人档案机制，对农村信用进行有效的约束。比如，要注重农村资金的流动性。在农村资金流动方面，不能过分干预资金的外流。以此，使农村资金的运作效率得以提高，供需平衡，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金融知识论文范文2
关键词：管制金融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
韩国的金融制度是较为实用性的金融制度，自建国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其金融制度的沿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虽然在每个阶段，韩国的金融制度在理论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其操作性一直不错，为韩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保障。其发展历程可表示为“自主中立金融——管制金融——自由金融”三个阶段。
一、历史沿革
1自主中立金融阶段。建国初期为了治理混乱的经济金融秩序，消除严重的通货膨胀，消除殖民地金融制度的影响。1950年5月颁布的《韩国银行法》确立了韩国金融业的民主性、自由性与独立性，紧接着其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成立标志了韩国自由中立的金融体制开始运作。在整个50年代，韩国政府都在为巩固其新建立的自由中立的金融制度而努力，颁布了多部关于银行的法律，例如《韩国产业银行法》、《农业银行法》等。到50年代末，韩国自主中立的金融制度已基本成型。
2管制金融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金融业进入管制阶段，也是政府主导型产业金融体制时期，金融体制独立性逐渐丧失，转而成为政府推行其产业政策的工具。1962年韩国修改了《韩国银行法》，政府接管了中央银行的大部分权利，使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金融具有了合法的依据。在这一阶段银行业在金融业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很不发达，甚至可以说是无足轻重。进入70年代，政府逐渐意识到金融多样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72年，韩国政府采取措施，整顿民间金融市场，调整和转换银行债务，降低利率等，其目的是改善金融机构状况，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3自由金融阶段。1980年韩国颁布了《一般银行经营的自律化方案》，1982年修正了《普通银行法》，开始了韩国金融业向自由化国际化发展的变革，并通过出售银行股份等方法完成了部分银行的私营化，以此来刺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但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金融自由化改革仍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完成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私有化，而没有完成预期的自由化。
二、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韩国金融制度改革
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政府开始加大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步伐，但至爆发危机时仍有部分步骤尚未实施，例如原定于1996年实行的取消活期存款外的所有对贷款和存款利率的管制。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管制金融的惯性，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改革在有的地方还不够完善，甚至出现了漏洞和负面的影响，这也是其后的金融危机能在韩国造成激烈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是政府的定位不当，在自由化改革中政府提倡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类机构背后大都有工业集团或财阀的支持，它们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干预能力较强。第二，自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来，利率管制放松过急，使韩国国内利率上升，刺激了国外游资的大量注入，并刺激了国内企业举借外债的程度，至危机爆发时，韩国企业举借的大量外债加剧了韩国金融状况的恶化。第三，金融监管不够明细化，过于追求理想目标而忽略了可能遇到的风险，同时政府对于金融企业的保护性太强，纵容其盲目扩张而不允许其破产，这些措施加剧了韩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三、韩国金融制度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有助于恢复韩国金融的稳定，同时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一定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1金融自由化是大的趋势所在。但是金融管制或者说是由政府控制金融也并不是没有好处，好处之一就是金融业可以明确而直接的为政府的战略目标服务，可以集中金融业的力量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服务。韩国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在管制金融时期韩国的经济得到了腾飞和发展。
2政府在本国金融业发展中的定位要正确。政府干预虽然有些时候会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这却是防止金融动荡最有效的手段，但同时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干预过多就会扭曲金融业，在我国目前可表现为政府对银行的不当干预要减少，但对资本市场的控制要有力。
3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革。严格控制不良资产率和保证资本充足率，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加大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加强商业银行的审计工作，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
4协调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金融倾斜的程度不能太大，强化直接资本市场在国内资本运作中的作用，对银行的依赖程度要降低，同时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降低准入门槛。
金融知识论文范文3
本次调查采用网络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范围较广，调查对象省内省外皆有，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调查的125个样本中，以福建地区为主，占72.8%。从被调查对象的构成来看，调查对象覆盖全国各地的各界人士，涉及各行各业的各阶层人员，采样范围广泛，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数据分析
2.1高职金融专业毕业生的市场需求现状
从调查结果来看，各家企业对金融专业人才都有一定的需求量，反映所在单位对金融专业人员需求量在30人以上的调查对象占28.8%，15-30人的占6.4%，5-15人的占18.4%，5人以上的占46.4%。调查结果显示，83.2%的调查对象认为将来市场对高职金融专业毕业生仍将存有需求。根据分析来看，持有这种积极态度的原因主要有：第一，金融人才的使用，尤其是基础性工作，重在从业经验而不是学历；第二，部分岗位采用该层次的人才，可以节约人力成本；第三，对大专层次金融专业人才需求量最大的中小型企业占企业总数的大部分，因此需求量前景较好。岗位设置方面，被认为市场需求量较大的岗位主要有理财规划师、金融营销、证券客户经理、银行综合柜员、市场研究专员和电话营销等，均受到20%以上调查者的支持。其中理财规划师和金融营销这两个岗位成为招聘企业比较青睐的岗位，需求量较大。
2.2高职金融专业毕业生所需素质与能力
各个被调查的企业招聘金融专业毕业生时优先考虑的基本素质主要是工作态度和专业实践能力，各占71.2%和69.6%。众所周知，企业招聘员工的时候非常看重应聘者的态度和实践能力，良好积极的态度就是成功的开始。肯学肯干，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以后必然成为岗位上的主要能手和尖兵，也必然为企业带来较高的效益。另外，沟通能力、专业理论知识和自学能力也较为普遍地受到企业的重视。经过学校的锻炼和培养，高职金融的学生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对金融行业的新知识、新产品、新技能具备一定的自我学习能力。但是从被调查人员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大专层次金融专业人才依然缺乏这些重要素质。其中，认为缺乏良好的工作态度的调查对象占59.2%，认为缺乏良好的专业实践能力的调查对象则多达61.6%，认为缺乏自学能力、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以外知识的比例也较大。在大专金融专业人才培养中，要始终坚持培养基础金融业务中的高素质、高技能、高效率的应用型金融人才。业务素质高、操作能力强、适应时间短应该是大专院校应用型毕业生的基本特征，每一位金融专业的毕业生都能够熟练地进行各项金融业务操作，熟知各种金融理财产品，熟悉并了解地区、全国乃至世界金融市场的总体情况。通过自身所学知识，能够根据金融市场的情况变化给出有利于客户的相关判断和引导。金融业务的熟练操作、金融产品的熟知及应用、金融市场及宏观经济形势的一般分析与判断、微观经济活动的洞察能力是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基本要求。
2.3高职金融专业毕业生的岗位技能需求及突出问题
调查对象认为金融岗位所需的专业实践技能主要是金融产品营销、金融客户服务、投资理财规划、报表分析报告拟写、金融投资理财产品介绍、金融咨询和Excel在金融统计分析方面的应用等，均占调查对象的50%以上。从这里可以看出，企业中更加喜欢毕业生具备一些实际的操作技能，他们希望毕业生能够零距离顶岗操作，从而减少培训时间和成本。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专层次金融专业毕业生专业知识和技能不扎实的问题依然存在，77.6%的受调查者人认为在实际岗位中该方面的问题突出。调查对象反映的其他突出问题主要还有实践能力薄弱、知识面窄、对所从事专业的了解不足、所学专业知识与实际工作需求脱节等，均占调查人数的50%以上。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教育理念有偏差，有些高职金融学校注重理论知识的教育，淡化实训操作知识的讲解和实践；第二，由于学校资源的局限性，尤其是资金的局限性，基于实践操作的模拟实验室、技能仿真实训室等由于资金不足无法建设；第三，高职学生在实践学习过程中，自学能力较差、自我管理意识不足，导致学而不精、学不成才、流于形式。
2.4高职金融人才的培养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大专层次金融专业毕业生在职业上得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主要是提高专业技能、积累工作经验、提高沟通与协调能力和提升学历，分别得到39.2%、22.4%、21.6%和15.2%调查对象的支持。由此可见，多数人认为对大专层次金融专业毕业生的培养应以综合素质的提升为主，对学历的重视度普遍较低。另外，对创新能力的培养也得到了多数调查对象的支持。59.2%的人认为可以通过观察和总结利用创新思维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28.8%的人认为创新能力有助于养成从不同角度观察问题的习惯，12%的人认为通过创新能力的培养可以改变循规蹈矩的思维模式，有助于发挥想象力。在课程设置方面，很多调查对象认为大专院校开设的课程应该紧贴市场，不断充实完善职业所需的最新知识和技能；应该以实际操作性知识占主要部分，让学生学到实实在在的技能；应该既能为将来就业提供帮助，又能为将来择业奠定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还应加强职业实践教育。大专层次金融专业学生进行职业实践教育的最佳方式，77.6%的调查者认为应该在平时的教学中渗透。企事业单位参与大专院校的金融专业建设也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66.4%的调查对象认为企事业单位可以为大专院校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基地。
3结论与启示
3.1综合素质的培养是金融人才得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
虽然目前对金融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以本科以上学历为主，但是对学历的重视度远低于专业技能。虽然有64%的被调查者反映所在单位对金融专业人才的需求以本科及以上为主。但是仅有15.2%的人认为大专层次金融专业毕业生未来职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通过提高学历来实现。提高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提高综合素质才是金融人才得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针对专业知识技能不扎实、实践能力薄弱和知识面窄等问题，大专层次金融人才应该加强金融产品营销、金融客户服务、投资理财规划等专业技能的培养，充实会计学基础、金融技能和风险管理等专业理论知识。并且养成主动积极、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充实专业以外的知识和能力，培养乐观向上的心态和奋勇拼搏的精神。
3.2高职学生就业前景乐观，可适应的岗位主要集中在中小型企业
目前金融专业人才的使用，尤其是基础性工作重在从业经验而不是学历，因此高职人才通过提高专业技能和实践水平，可以满足部分企业岗位的需求，降低人力成本。由于中小型企业占企业总数的大部分，因此需求量较大，在中小型企业中的就业前景依然乐观。但是随着未来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该层次人才的金融岗位将逐渐缩减，如果所掌握的技能单一，将无法满足单位发展的需要。可见，高职学生的就业前景乐观，但是依然需要进一步提高综合技能。
3.3实践教育、校企合作是提高高职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
目前，毕业生就业的竞争十分激烈，综合能力，特别是实践能力的培养对学生适应工作需求具有重要作用。金融人才的培养靠得不仅仅是理论知识。应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应该将暑期实践渗透到平时的教学中，充分利用暑假实习和毕业实习的机会，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岗位工作的锻炼，培养职业素养，同时争取更广泛的合作单位，积极开辟校企合作的通道，为更多的毕业生能参与实践工作创造机会。学校应根据专业的培养方案，加强校企合作，建立多个校内外实训基地，订单培养、联合育人，安排学生去不同的金融企业参观实习实践，零距离接触社会。通过和企事业单位合作，可以为学生提供大量实习实训基地，开发、讲授实践课程，提供专业服务，宣导职业规划和企业文化等，参与大专院校的金融专业建设，为提高高职学生综合素质提供了重要途径。另外，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组织大量的专业比赛活动，比如模拟炒股大赛、投资理财规划大赛等，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来加强同学们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4针对人才需求的岗位，适时调整课程配置
金融知识论文范文4
关键词:金融危机;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
一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逐渐向全球漫延,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为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所罕见。这场危机引发了我们对国际金融市场的重新认识,也迫使我们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重新予以思考。本文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和国际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对比分析,结合我国转轨阶段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转轨经济条件下,既能有效避免国内金融危机的产生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又能快速提升我国金融业的战略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一、全球金融危机及对我国银行业的战略思考
(一)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美国金融业的主要弊端
1.金融过度创新并脱离实体经济。大量的次级贷款通过证券化过程,派生出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MBS)。在MBS.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证券化,又衍生出大量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Securities,ABS),其中,包括大量个性化的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DebtOb~gation,CDO)、信贷违约掉期(CreditDefaultSwap,CDS)等。金融机构在CDO和CDS等衍生品交易中,还往往运用高杠杆比率进行融资。于是基于1万多亿美元的次级贷款,创造出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次级债(MBS),并进一步衍生和创造出超万亿美元的CDO和数十万亿美元的CDS,金融创新的规模呈几何级数膨胀,而这一切均建立在质量根本无法保证的次级贷款上,从而将整个金融市场暴露在一个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
2、金融监管失控。出于对自由经济的推崇,长期以来,国际金融监管对一些金融创新总是听之任之,对部门庞大而迅速扩张的“非正式机构”(包括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有时被称为“隐形的银行业”、如CDS和CDO等金融衍生工具完全通过场外交易市场(0TC)在各机构间进行交易,没有任何政府监管,没有集中交易的报价和清算系统,金融市场和监管当局根本无法做出全面监督和风险预警。同时对一些商业银行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也未做出及时必要的限制,致使风险在整个金融业内得到积聚和迅速放大。
(二)对我国银行业的战略思考
1、我国银行业要不要继续推进金融创新?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使得人们一提到金融创新就谈虎色变。对此我们必须看到,在金融创新上我国与美国的问题正好相反,美国是金融创新过剩而金融资源不足,而我国问题的症结在于金融市场发育滞后,金融创新严重不足,从而造成了金融资源的大量闲置及配置不当。这种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严重不适配的状况,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质量改进的瓶颈制约。显然,积极推动金融创新,依然是我们推动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
2、要不要推进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有人认为,综合化经营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明显的放大效应。我们认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综观在此次危机的金融业,损失最惨重的是独立的投资银行如五大投行以及固守基础银行业务、规模较小的银行,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规模和多样化的业务,来消化抵押贷款和公司债券违约不断增加所带来的损失,而真正实行综合化经营的大银行相对稳健得多。综观汇丰、瑞银、渣打、三菱日联、摩根大通、苏格兰皇家银行、德意志银行等等,这些国际大型银行大多具有上百年的悠久历史,其间经历了无数次经济周期和数次金融危机,但他们一直屹立不倒,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这与他们的综合化经营从而有效地规避风险不无关系(美国花旗银行最近股价暴跌,濒临破产的边缘,是其对金融衍生品的过度投机所致)。无可讳言,从经营管理、风险控制、产品创新、国际化水平等方面比较,我们仍与国际一流银行存在较大差距,国际竞争能力总体有待提高。尤其是在最近十多年的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大潮中,国际大银行主要是通过强强联合、大规模的兼并收购加快“跑马圈地”的步伐,迅速成为业务网络遍及全球并覆盖所有金融领域的综合化金融巨擘。高速成长中的中国自然成为其全球化布局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阵地。如何与这些强大的国际竞争对手同台共舞是国内每一家银行都在思考的问题。我们不能由于金融业的分业经营而侥幸地躲避了本次金融风暴就沾沾自喜,如何摒弃骄傲心态、树立危机意识、在成功模仿的背后进行原生态的创新、寻找新的盈利模式不能不说是摆在中国金融业面前的重要课题。
二、中国银行业盈利模式的现状与差距
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是指商业银行在一定经济与市场环境下,以一定资产和负债结构为基础的主导财务结构。从利润结构的角度划分,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可分为利差主导型和非利差主导型两种。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与西方国家相比尚有很大差距。
(一)经营范围和业务品种较少,盈利模式比较单一
西方国家商业银行经营范围和业务种类比较繁多,尤其是实行混业经营以来,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如素有“金融百货公司”之称的美国银行业,其中间业务的范围涵盖传统的银行业务、信托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共同基金业务和保险业务。以美洲银行为例,其非利差收入构成主要有以下11项内容:存款账户服务费、银行卡服务费、信托服务费、其他服务费、交易收入、私有权益投资服务费、贷款销售服务费、证券销售服务费、其他收入、分支机构及业务销售收入、投资银行费等。目前,世界银行业开发出来的中间业务有3000多种,而我国中间业务品种仅有260多种。这些中间业务产品中实际经常运用的还不多,且主要经营的业务大都还停留在筹资功能强、操作简单的劳务型、低收益业务上,服务质量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
(二)业务规模和收入水平较低,盈利模式再造任重道远
根据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中间业务收入一般会占到商业银行全部业务收入的40%以上,欧美等国家更是高达50%左右。如美国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平均在50%以上,其中花旗集团中间业务收入平均占比为61.85%,属于同行业最高,中间业务收入占据了它们总收入的半壁江山。而我国中间业务开展得比较早、业务较大的中国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平均水平也才13.99,与国外水平相差近三四倍。从表1、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与不同地区的商业银行相比,还是与不同国家的商业银行相比,无论与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与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金融业相比,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均是最高的。中国商业银行要想摆脱单一的利差主导型的盈利模式,成功实现盈利模式的再造可以说还任重道远。
(三)技术含量不高,盈利模式的创新性不够
从整体上看,西方国家中间业务的品种及技术含量明显优于我国,尤其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创新出大量的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而我国目前的金融衍生产品仍比较缺乏,只有少数的几种衍生产品,以智力投入为主,技术含量高、盈利潜力大的中间业务如信息咨询、资产评估、租赁、各类担保贷款、投标承诺、个人理财业务等还不足,高收益且具有避险功能的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刚刚起步,有的甚至是一片空白。从表3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大多数商业银行咨询顾问类、担保承诺类等业务收入明显偏少。
(四)重规模,轻效益,规模扩张式的盈利模式十分明显
我国商业银行非利差业务发展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各商业银行开展非利差业务的主要目的很大程度上为了推进存贷款等传统业务的发展,只是把非利差业务当成了吸收存款、稳定客户的一种获取间接收益的手段。此外,伴随着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非利差业务竞争日益激烈,部分商业银行为争夺客户、抢占市场,不惜血本参与市场竞争,形成整个市场收费过低或干脆不收费,最终造成片面追求扩大规模,抢占市场份额,出现了业务量增长与收入增长不同步的怪现象。在资本高度密集的上海,2006年上半年中间业务量达54.74万亿元,而收入却仅为29.97亿元,业务量与收入之比高达18265:1,即平均18265元的业务量才能有1元钱的中间收入。在别的地区,单位业务量的创收能力更是低下。
三、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的因素分析
(一)转轨经济与内部治理结构
我国的转轨经济特征十分明显。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经营机制和增长方式、分析管控和业务创新能力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一是所有者实际缺位,委托机制效率低。二是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如银行经理人员的任免、升迁等问题。正是由于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难以成为法律上的内部人控制,即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严重不匹配,很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甚至“合谋”现象。三是缺乏有效的制衡与激励机制。
(二)规模效应与内部管理
银行规模效应是指随着银行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的扩大而发生单位运营成本的下降以及收益上升的现象,它反映了银行经营规模与成本、收益的变动关系。但规模效应与银行的内部管理高度相关,科学合理的管理水平有利于规模效应的发挥,否则就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由于体制和自身经营管理的原因,我国商业银行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经营之路。主要表现在盲目扩张,只讲业务数量,不注重业务质量,从而出现高投入低产出,高速度低效益。如图1所示,我国银行总资产收益率(ROA)水平普遍低于美国主要银行。
(三)成长经济与创新机制
商业银行的成长经济是指商业银行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开展研究和开展活动,有能力、有条件以较低的成本为客户提供创新性的系列化金融产品,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经济。成长经济的核心是业务创新。近年来,现代商业银行在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上面临着很多问题,像“千行一面”的产品同质化问题、“现金+酒精”的恶性营销问题、“复杂理财产品卖给非专业投资者”的误导销售问题等等。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对多元化、多偏好的市场需求理解得不细、不深、不积极,金融创新在某些方面甚至偏离了实际需求,没有取得明显的竞争优势。
(四)范围经济与监管模式
范围经济要求商业银行必须进行综合化经营,分业经营势必影响范围效应的发挥。我国目前仍执行着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路子,这种目前相对较严的分业监管体系使许多金融产品面市比较困难。例如利率衍生品,由于涉及多个市场,不同的监管部门需要进行事先协调,在相关政策未出台之前,商业银行便无法尝试。再如QDII,由于政策规定只能投资风险较低品种,在人民币已经进入长期升值通道的背景下,其收益率较低,投资者缺乏认同,商业银行积极性不高。相反,市场最需要的一些人民币衍生产品还要继续等待有关政策的出炉。
(五)政策效应与制度偏差
政策效应是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引导效应。良好的政策可以发挥有效的政策效应,反之则会起到抑制和阻碍作用。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一直较低,这与我们的制度设计偏差不无关系。以利率政策为例,一方面1993年以来,通过多次的存贷款利率调整,我国的存贷款利差逐步拉大(见图2);另一方面我国放开金融机构信贷利率上浮空间,但同时限制存款利率上浮,结果使存贷利差持续保持在高位,使得商业银行能够坐享丰厚利润。持续实行较大的存贷利差,不仅不利于推动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同时也将保护银行垄断,不利于银行改革和效率提高,也不利于从根本上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六)短缺效应与信贷扩张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的效应将长期存在。由于资金的稀缺性,经济高增长必然形成了对商业银行信贷的高需求,我国的市场融资结构一直延续着银行主导型的融资模式。如表4所示,2007年9月底,我国银行信贷资产仍占全部金融资产的63%,远高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这种间接融资模式为主的融资方式,使得个人和企业的资金需求主要通过银行信贷的方式来解决,这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银行谋取存贷利差的积极件。
(七)协同效应与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作为一个系统,对商业银行的业务互补和产品交叉及风险规避非常重要,一个健全的金融市场可以对商业银行产生明显的协同效应。总体上来说,与西方主要金融市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一是非银行中介发展水平较低。如国外的保险公司、互助储蓄银行、储蓄贷款协会、信用合作社、养老基金会、财务公司、投资基金、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租赁公司、消费信贷机构和邮政储金局等等,非银行中介种繁多,功能齐全,它们的产生,既推动了金融创新,也带动了融资机构、渠道及形式和品种日益多样化,给金融业发展注入了活力。二是货币市场起步晚、发展慢。主要表现在:规模较小,市场参与主体较少。票据市场建立较早,但一直未形成规模,仍以同业拆借和债券回购市场为主;各个子市场之间、同一子市场在区域间严重分割,二级市场缺位,相应减少了其为非金融部门提供贷款的能力,同时也降低了银行自身的赢利。三是我国在资本市场发展上也存在先天不足和后天发育不良问题。这都使得商业银行难以开发有效的市场避险金融创新产品,制约了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
四、推进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的政策建议
(一)必须继续推进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
要充分考虑我国的文化传统、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各种因素,形成独具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当前要特别注重建立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改变经营管理层权力过分集中的现状;要落实董事会成员的培训制度和议事规则,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商业银行治理中的关键作用;要优化对职业经理群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防止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错位等等。
(二)必须注重我国商业银行的内控机制建设,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商业银行要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体制,加快推进机构扁平化和业务垂直化管理,建立市场化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实施审慎的财务和会计政策,严格信息披露制度。
(三)必须构建和完善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的政策法律体系
当前,要逐步取消严格分业的法律限制;其次要加快我国利率化市场建设,迫使商业银行在经营指导思想、资金管理、利率风险管理等方面做相应的转变和创新,使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自我控制约束能力、防范风险能力能与利率市场化进程相适应,通过金融服务产品创新,增加盈利能力。
(四)必须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模式
在目前情况下,应考虑建立在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三足鼎立格局上的牵头监管人制度。牵头监管人的作用是:1、从整体上对全能银行集团的风险进行监管;2、在不同的监管部门之间收集和监管信息;3、组织跨机制的监管活动,通过组织现场监管、联合检查、听证会等形式,发挥必要的沟通和协调作用,避免对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的监管疏漏和重叠。
(五)必须大力发展金融市场
在发展思路上,要积极引进新的债券发行主体、新的债券品种,如资产抵押或担保的债券。应扩大金融债券的发行范围,允许商业银行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要适时推出债券衍生产品工具,应对利率市场化进程,在为投资者提供规避风险的投资品种的同时为全能银行奠定基础条件。
(六)必须营造有利于金融创新的环境
要加强对现有法规制度的检讨和更新。监管部门充分听取市场的呼声,及时进行梳理和调整,消除制度对创新的不合理束缚,加速培育制度健全,运行透明,健康而富有活力的金融市场基础环境。同时,增强市场中的金融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制度建设,增强自主创新的制度保障,形成鼓励创新、保护创新、持续创新的良好氛围。要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的理解,培育金融消费者成熟的风险意识、合规意识和商品意识。
金融知识论文范文5
关键词 职业教育课程;工作过程系统化;实践教学;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 G7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28-0021-06
近年来，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改革越来越向纵深发展，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课程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其中，课程设置的价值取向是最本源、最直接和最简明的问题，即学校教育的课堂上应该传授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应该以什么样的哲学思想、认识论为指导，其理论出发点和理论基础是什么。
一、课程知识的本质
近代科学革命以来，启蒙主义运动和实证主义哲学影响到学校教育课程设置的价值取向和课程编制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学说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要培养学生认识世界的能力，要能够发现和解释自然规律和一切奥秘，为此需要在课堂上科学、完整、系统地学习前人所积累下来并验证无误的知识体系，构建一套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话语系统。
但在20世纪的一百年里，挑战理性主义认识论和知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论学说层出不穷，匈裔英国人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年）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波兰尼在20世纪中期从认识论角度提出并阐释了“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与“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不同，“人类知识有两种：诸如书面文字、地图或者数学公式里所展示出来的，通常被人们描述为知识的东西仅是其中之一而已;另一些未被精确化的知识则是另一种形式的人类知识，比如我们在实施某种行动之时怀有的关于行动对象之知识”[1]，波兰尼认为，可以通过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逻辑清晰、体系严密地表述清楚的知识，即显性知识，是人类认识活动的高级表现。而那种与个体感悟相关、需要个体在实践中体悟、并很难用语言表述清楚的隐性知识，则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最广泛深厚的认知基础。
20世纪90年代，在“知识经济”概念方兴未艾、如日中天的背景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了使“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充分健康运作，1996年发表年度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认为，“知识可以分成四类：知道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知道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知道怎么样做的知识（Know-how）和知道是谁的知识（Know-who）”[2]。第一类“知道是什么”的知识是指有关认知者所见所闻、客观存在的知识，类似于现在称之为“信息”（information）的东西，在很多专业领域里，如经济学、金融学、医学、法律等，经济学家、金融分析师、医生和律师，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Know-what”的内容，才能更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第二类“知道为什么”的知识是指人们在观察自然现象、探索自然奥秘的活动中所获得的对客观规律、活动特点的认知，绝大多数大学、科研机构和各种各样的实验室都是以生产或再生产这类知识为最终鹄的。虽然“Know-why”知识很难直接创造财富，但其是人类社会科技发展、工艺革新和产业创新的基础。第三类“知道怎样做”的知识是指一个人高质量完成一件工作、执行一个任务、履行一项职责的能力，这涉及行动者的判断、分析、比较、选择等多项思维和操作能力，最典型的“Know-how”知识是各个公司企业研发、创新并以专利形式保护的专门技术或诀窍。第四类“知道是谁”的知识是指“谁”具有知识以及谁“知道”如何做某些事的信息。由于社会高度分工而带来的专业化会造成机构或个人之间的分散、隔阂、重复或耗散，“Know-who”知识就包含接触并了解不同领域专家特长并有效利用他们的专长，“组织”“管理”“架构”不同企业间和专家间的合作，协调特定社会关系，最后形成双赢或多赢。现代社会的组织和架构越来越复杂，这也是为什么“Know-who”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原因[3]。
第一、二类知识即波兰尼界定的“显性知识”，我们称之为“理论知识”或“书本知识”的东西，是可以在学校、实验室、研究机构或者网上通过听讲座、做实验、查阅文献获得的知识。第三、四类知识即波兰尼所说的“默会知识”，OECD称为“隐含经验类知识”（tacit knowledge），我们称之为“实践知识”或“操作性知识”。这类知识的特点是个体经验中隐含的“诀窍”“秘笈”是其主要成分，很难通过量化和编码来传递，学习者主要是在实践中习得和掌握。如“知道是谁”的知识学习典型范例是学徒制，徒弟跟从师傅学习。“知道怎样做”的知识学习典型范例是“工学结合”“教学做合一”。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推动了知识编码，促使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容易，费用越来越便宜。数字革命强化了知识的编码化，“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知识学习越来越程式化和批量化。虽然隐含经验类知识的积累也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但可以通过信息技术编码知识从而使学习获得最大效益，但这种隐含经验类知识的“学习过程不能仅仅依靠正规教育，在知识经济中边干边学（通过实践学习）才是最重要的。学习的一个基本方面是将隐含经验类知识转化为编码化的知识并应用于实践，进而又发展出新的隐含经验类知识。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非正规环境下学习和培训是更普遍的形式”[4]。
随着“默会知识”“隐含经验类知识”（Know-how、Know-who）概念的提出和传播，学校课程改革获得了新的理论支撑。一个人在求学过程中，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掌握（穷尽）已经写在书本上的形形的知识，哪怕是粗浅地涉猎也是一个要命的任务。要让学生毕业后能够应付复杂社会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需要更多地关注那些无法清楚表述描绘、“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默会知识，即波兰尼所说的“附带性或工具性知识其本身是不可知的，只是以某种在焦点上可知的东西为条件时才是可知的，而且其可知性也只能达到其作出贡献的程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不可言传的”[5]。
二、实践知识本位而非书本知识本位
职业学校教学过程中的教育者、受教育者、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手段）四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职业学校教学的四条规律：第一，职业学校教学应该以传授实践知识为主、以体验积累直接经验为主，即“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关系、“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的关系;第二，职业学校教学应该在实习实训实操中培训学生掌握技能和发展能力，即如何看待与处理好“知识技能学习”与“智力能力发展”的关系;第三，职业学校的师生关系是辩证统一、交往互动的主体间性关系，即如何看待与处理好“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主体性”的关系;第四，职业学校学生应该在学会做事中学会做人，即如何看待与处理好“知识技能传授”和“思想品德养成”的关系。
普通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任务和教学规律不同于职业学校，在“升学”任务压力下，学生必须以学习书本知识为主，以接受间接经验为主;教学内容、课程设置都应该以“书本知识”“理论知识”为本位。但职业教育的学校教育功能、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方法等都不同于普通学校教育，在课程内容中的第一个特点便是应该以实践知识传授为本位。
“实践知识是指在职业学校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学生和教师通过体验、感悟、沉思等方式来发现和洞悉自身实践和经验之中的意蕴，并融合自身的生活经验及个人所赋予的经验意义，逐渐积累而成的运用于教学实践中的知识，以及对教育教学的认识。实践知识主导着教师和学生的教育教学行为，有助于他们重构过去经验、规划未来愿景、把握当下教学活动行为。”[6]
正如波兰尼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与“隐性（默会）知识”一样，有人把知识分成认识主客观世界、说明“是什么”或“为什么”的知识，以及改造主客观世界、解答“怎么办”或“如何做”的知识;还有人将“科学”（理论）知识命名为“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 knowledge），将“实践”（经验）知识命名为“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普通学校教育课堂上，教学任务是讲解、论证、诵习、记忆并再现那些用文字、公式、定理、法则、图表等抽象逻辑形式反映的规律与特点的“显性知识”或“陈述性知识”，这些知识大多以书本的形式展现给学生。课堂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理解、记忆、巩固书本知识的能力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解题能力、考试能力和思维能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能力是知识的外在表现，书本理论知识和书面考试能力互为相关、互为表里，在记忆背诵书本知识的同时提高考试（复述再现）能力，考试能力的提高又加速了书本知识的记忆。
必须指出的是，职业教育的“知识”蕴含的内容比“理论”这个概念所指范围更宽泛和多元，包含更多内容。无论是否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认识、理解、看法、观点和阐释”，还是生产活动、技能操作、人际沟通、团队协调等，无论是书本上的东西，还是生活中的经验，都可以包括在“知识”范畴内。所以，职业学校课堂上知识传授的主要任务是对那些以操作技能、解决问题、积累经验等个人认知和体验为主导的“默会知识”或“程序性知识”的学习，这些知识大多以动手实践的形式让学生直接感知、体悟和经验。课堂教学目标是让学生初步掌握岗位职业技能、形成友好的职业态度，在日后谋生就业中顺利实现职业生涯愿望。
笔者认为，实践知识特征有四个：一是实践性。“实践知识是人类实践性存在方式的一种表达，直接与职业学校的教学实践相联系并服务于教学实践，即意味着职业教育中的实践知识是在实践中建构（in practice）、是为了实践（for practice）且依赖于实践（on practice）的知识”[7]。二是个体性。即实践知识带有强烈的主观经验体验和鲜明的个人成长环境烙印，其虽然来源于并反映着客观世界，但个体的兴趣爱好、信念价值、生活阅历、工作经历、个人能力、思维方式、行为特征都是千差万别的。学校中学习的理论知识对学生将来要面对的职业生涯、社会环境、就业岗位、技能工种等，很难在个体差异性方面一一顾及，因而缺乏个体性。三是默会性。无论从知识的呈现方式还是从知识的可传递性来看，职业教育中的许多知识和技能都具有隐形的和个体差异的“默会性”，具有个人化的明显特征。徒弟（学生）在师傅（教师）耳提面命下，可以通过观察来熟悉工作流程、模仿来掌握操作技能、试错来判定机器故障，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甚至优秀的操作工人或技术工人。但是要他们理论地概括说明“为什么”却很难。四是动态性。随着认识主体的感知、体悟和经验深化，学习过程就是不断整合个体积累并形成实践知识的过程。当实践知识以直观形象的形式依附在个体身上时，便具有个体性，当以抽象逻辑的形式依附在物化的书本上时，便有了客观性和共性。
18世纪初开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切需要一种有别于古典教育体制的、能专注于培养满足产业革命带来的劳动力需求膨胀的学校，欧洲“双轨制”教育体系应运而生。其中，普通教育一轨仍然以讲授形而上的理论、观念和灌输上流社会生活方式为荣;职业教育一轨则以培养技术技能操作人才为主，传授实用知识技能以及生产活动中的秘笈诀窍等“实践知识”。“普通教育仍然坚持学术导向、精英人才培养的小众模式，职业教育却开辟了为普罗大众社会升迁流动服务、为社会产业发展提供大批实用型、操作性劳动力的坦途。”[8]
由于职业学校教育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实用型、技能型、操作型人才，所以定理、公式、原则、原理等书本知识考核不应该成为评价学生学习的唯一标准。会操作、动手能力强，能在实践知识基础上形成能力，才是职业学校教学的主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是课程改革，而课程改革的重点首先是厘清“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就像20世纪初英国思想家斯宾塞面对古典教育发出的疑问一样，我们在讨论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时，思路就是沿着“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实训实操实践能力”的脉络由内到外、由表及里地揭示课程本质。
三、工作过程本位而非“课”程考试本位
在中国历史上，“课”与“课程”是两个词。《教育大辞典》对“课”的解释有四项：一是“一门学科或一类学科”，二是“教材结构的基本单位”，三是“课堂教学的简称或其时间单位”，四是“中国古代学校的考试制度”[9]。第四个义项进一步解释如下：“原指对官吏治绩进行的考核检验。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建立太学，衍为对博士弟子员每年进行具有一定程式的试验稽核制度。”“课”在这里是做名词，而更多的是做动词。例如，孔颖达在《五经正义》里为“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圣人莫之”句注疏：“以教护课程①，必君子监之，乃得依法制也。大道，治国礼法，圣人谋之，若周公之制礼乐也。”[10]此处的“课程”基本上就是作为动词来使用的。
“课程”最早作为一个动词连用表达“考核”“监督”之意，是在唐文宗《授李石平章事制》中，唐文宗在授职诏书中晋升户部侍郎李石职位后，勉励道：“尔当勤成务之规，率致君之道，内贞百度，外靖四方，参毗万机，课程庶绩。”意思是要李石辅助文宗处理朝政、监督与考核各种事务的办理。其实，“课”字本义就是“考查、考核”;“程”字本义是“度量之总名”。后引申为“考核、衡量”。《荀子・致仕》中说：“程者，物之准也。”注云：“程者，度量之总名。”《说文》里说道：“十发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所以，组成“课”与“程”的两个字都含有考核考查的含义，“课，试也”，以“课”（考核、考试引领导向并督促）课业学习的“程”（进程），是中国古代教育课程的特点[11]。
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尤其是官学，其教育目的是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学校场所是取士之地。汉代太学的“五经博士”及其“博士弟子员”，是以每年（东汉时是每二年）的考试指引太学生的学业进程，都是“比年入学，中年考校”，需要经过一、三、五、七年的“小成”，直至九年的“大成”。隋唐开始的分科取士，中国学校教育更是打上了“课”（考试）的烙印。有学者更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官学不是“养士之学”，主要是“取士之学”，即通过若干年的学校学习来发现“有用之才”。私塾、书院等私学性质的教育机构才应该算是“养士之学”，即先生或学生可以在其中从心所欲、畅言所学，尽管很多时候也免不了要受科举制度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尤其是普通学校教育，培养目标仍是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所以学校仍然是“取士之学”。
职业教育是产业革命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教育类型，其脱胎于中世纪以来的学徒制培训。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重申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培养目标是“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教学目标是训练蓝领工人的“操作性”“技艺性”“实用性”能力，教学内容是随经济社会的生产方式不断变化和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职业工种更新淘汰所转换、升级的知识与技能，教学形式是与学生将来从事某类工作过程相关的以经验积累和岗位体验为主的实践教学。普通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为高一级学校培养合格新生，即培养目标是“升学”人才，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是“为继续学习和终身发展打好基础”，即书本知识传授和为升学服务，教学形式是课堂讲授与考试。由于指导思想、培养目标、教学任务和课程内容的不同，职业教育课程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工作过程为本位”，而不是以“课”（考试）程为本位。
掌握知识与发展能力（训练技能）构成了学生在现代学校教育实践过程中成长的两个分歧点。普通学校的教学活动注重掌握知识，评价方式集中在书本知识的再现和学科内容的复述上，动手操作能力的训练很难落到实处。职业学校里的教学活动注重技能掌握和操作能力培训，书本知识或理论知识的掌握相对不是那么迫切、那么容易。
按照认识论和教学规律的要求，掌握知识和发展能力是相依相存、对立统一、互相促进的，但是在教学现实活动中二者却是孤立的、割裂的、顾此失彼的，很难做到辩证统一和有规律可循。近代学校教育历史进程中，有些国家干脆采取“双轨制”学校教育制度，将培养目标、课程内容、学习形式、评价标准反映在不同的学校类别中。中国当下的正规学校教育也不约而同地分成了两大类别：职业学校教育和普通学校教育。在讨论职业教育课程特点时，也一样绕不开知识掌握与能力发展的关系问题。
四、实践教学本位而非课堂讲授本位
随着人们对“实践知识”的认识不断深化，“实践”逐渐成为职业院校的核心教学概念。按照OECD在“知识经济”报告中的观点，由于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是什么”和“为什么”等知识在课程内容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并且学习途径也越来越方便、学习费用越来越低。但是“怎么做”和“谁来做”的知识在课程内容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学习途径越来越依赖于实践。
（一）实践教学的起源发展
从学校教育的历史演变来看，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家庭作坊生产的学徒制是最早的实践教学模式。随着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兴起，家庭生产劳动的“掌柜”或“技师”，需要把自己的特殊技能或手艺诀窍，用口耳相传、手足相授的方式传递给家族子弟或拜师入门的弟子，一来可以扩大生产规模，二来可以在生产活动中挑选自己家族事业的接班人。
学徒制的学习时间很长，从中世纪早期的9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7年，再到产业革命时期的3～5年，相对以班级授课制为代表的近代学校教育要长很多。师傅（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指导徒弟（学生）学习专门工具的使用、了解产品制作流程、掌握技艺诀窍真谛、信守家族独门秘笈，也就是“过程性知识的规则和原则”的应用;培训场所就是家庭作坊或小手工业工场，生产过程或日常劳作活动就是传授过程，制作的真实产品就是学习成果及培训考核作业;培训传授方法就是今天的实践教学法。除此之外，师傅还要对徒弟的社会生活经验、为人处世方式，乃至饮食起居、行会帮规、礼仪礼节等进行训导和点拨。不同的师傅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行事风格和培训方式，因而学徒制的培训效果常常因人而异，相去甚远。近代学校的班级授课制多采用比较适合陈述性知识、客观事实、定义概念传授的讲授法，在脱胎于中世纪的近代大学、科学教育机构、文法学校、文科学校中比较盛行。
（二）“实践教学”的涵义
认为，人和世界的关系不仅仅是认识的关系，更是实践的关系。“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2] 人的劳动实践“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3]。实践教学体现了职业学校教学过程中学生与教师的主体间性关系。教师既是传授知识、训练技能等活动中的主体，也是学生实习实训实操等活动中的客体;反之亦然，学生既是实习实训实操等活动中的主体，也是接受知识、练习技能掌握等活动中的客体。学生个人的生活环境、成长背景构成了该个体独特的实践能力，在教师指导下，个体的学习活动不是沉默静听、死记硬背，而是要动口、动手、动脑，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实践教学要求教师与学生不仅仅是以主体表象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更是要作为实践主体来把握、领悟自身实践的种种可能性。
近年来，许多职业学校在教学改革中开始减少纯理论知识的教学，增加实训实操的教学安排，开辟顶岗实习的教学形式，把技能训练和职业态度提高到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的高度来认识。同时，由于职教发达国家的理念、制度、规程、机制被介绍到国内来，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过程中，对学校教育体制“双轨制”的重新认识，促使人们认识、思考、比较如德国“双元制”、英国“三明治”、澳大利亚“TAFE”制和新加坡“教学工厂”等概念，“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成为衡量职业院校“实践性”的硬指标。
对“实践教学”而言，有一个必须澄清的误解。即在教育学话语体系中，“实践教学”往往被认为是相对“理论教学”的一种教学形式[14]。那种在教室实验室外进行的、以动手操作为主要形式的教学活动，如社会实践、车间实训、企业实习等就是“实践教学”，这就与教育学理论中的“教学实践”混为一谈了。“实践教学”不能简单化为肢体运动，不是对学校中的身体活动单一正当性的阐释，即“实践”的价值不能单纯被表现为肢体化活动。“实践教学”不仅仅包括社会实践、企业车间实训实操或顶岗实习等活动。目前在教育理论界和职业院校的教学实践中，“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车间实训、企业见习和顶岗实习作为中心话语，几乎渗透到职业院校各个角落，甚至泛化为一种“实习实训中心主义”。
（三）实践教学的形式
现代心理学将人的“技能”活动区分为“心智技能”活动和“动作技能”活动两种。技能训练就是“动作的”或“心智的”习惯化定势的养成，最终使人获得“动作的”或“心智的”操作能力的一种活动。从职业教育角度看，技能训练是学生在教师（师傅）指导下，掌握胜任职业岗位（群）所必需的（心智的）经验技术和（动作的）技术技能的一种教学活动。从此出发，“技能训练”的落脚点必然是实践教学。
目前，许多政府文件或决定决议中，大多将“五个对接”（即“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视为实践教学的产物;绝大多数职业院校也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落实在“校内实操、校外实训、顶岗实习”上，认为这样就是实践教学，而忽略了课堂上“实践知识”的演示、讲授和内化。其基本上就是教学空间从教室里书桌前转移到实训室企业生产线上，教学方法从口耳相传、灌输背诵转变为技能分解练习、操作流程训练，教学情境从班级授课环境挪到仿真生产流水线环节。这导致知识与技能脱节、讲授与实操对立、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分离。
实践教学的载体应该以“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论为导向，将工作领域的生产内容按照教学规律转化为学习领域的教学内容，通过任务驱动、案例项目等教学方法，在仿真环境中展开工作过程的教学形式。实践教学可以运用工作过程系统化的结构性工具，参照岗位工作过程来情境化设计问题，重点是关注与职业实践密切相关的工作流程设计，强调对工作过程“学”的过程。概言之，实践教学的形式是围绕工作过程中与生产工具、工艺流程、操作要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展开的学习和训练，也是将工作过程中所蕴含的技术领域内容转化为学习领域内容而展开的教学。因此，实践教学既要遵循工作过程导向原则，又要遵循根据学习者心理特点进行教学设计的原则;既要考虑到学生个体生活经验与职业工作性质的适配度，又要观照学生个体的知识背景、结构与学习领域课程的契合度，更要按照职业学校教学规律对实践教学形式进行改进。
五、结论
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要求，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科学技术进步引起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建立特色鲜明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所以，课程改革必须提高到职业教育发展创新生死攸关的高度来认识。
一是正确认识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知识论基础。长期以来，由于普通教育、精英教育的强势影响，职业教育管理者和教师漠视不同类型教育培养目标的差异、人才规格差异、职业生涯规划差异，致使职业学校的课堂教学“少慢差费”、讲授内容空疏无用，要改变这种现象却很难。首要原因是相当大的一部分教育工作者不清楚课堂上教师应该讲授什么样的知识，即课程的知识论基础茫然。分不清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区别、显性知识（陈述性知识）与隐性知识（过程性知识）的异同;坚持以课堂讲授为本位而非实践教学为本位，习惯课程内容考试本位而非工作过程岗位流程本位。
二是职业院校课程建设的出发点不应该是理论知识或书本知识，而应该是职业标准、岗位标准，是工作过程系统化的知识与技能。近代以来的课程论发展已经有一二百年了，理性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创造了体系严密、秩序井然、架构完整、条理清晰的以书本知识和理论知识为本位的课程及课程论，使今天的职业教育工作者有太多理由躲在“知识”的桂冠下洗脑下一代，造成了同质化的教育、同质化的课程、同质化的大脑和同质化的学生。与人类本初的教育活动相比，书本知识占据课堂中心位置固然是一次学习的革命，但实践知识更是人类学习内容的亘古原则，生活劳动（工作过程）是学习形式的常态，而实践教学也是长者与年轻人共同活动的联系纽带。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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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urriculum Reform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Wang Chuan
Abstract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content is the essential and core deeper problems in any school education reform. The core question of curriculum reform is what kinds of knowledge or skills should be teach to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Knowledge can be divided into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explicit and tacit knowledge， declarative and procedural knowledge， and so 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curriculum reform should insist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practical knowledge-based rather than book knowledge-based， the working process-based rather than subject examination-based， and the practical teaching-based rather than classroom lecturing-ba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