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齐民要术总结的是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齐民要术总结的是范文1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中国历史上四大综合性农书中的第一部，其余集资是元代王桢《农书》，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及清代《授时通考》。就其成书年代之早，内容之丰富而言，是最为突出的一部农书。尤其使后人感到迷惑的是，何以这么一部巨著，偏偏产生在中国历史的大分裂时期，而在它之前统一强大的汉代和之后的盛唐却没有产生像《齐民要术》这般的巨著？
北魏政权是继承着三国晋的分裂紊乱之后，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内迁，由鲜卑拓跋这个游牧射猎族统一了黄河流域而建立起来的。鲜卑拓跋之所以自北而南地迁移，主要是南方的新牧地牧草远较北方牧地为肥沃，这是求生存和发展的驱使，理所必然。为什么恰在这个期间南下，则不能不考虑气候条件的变迁。中国历史上的气候经历着颇有规律的冷暖交替变化，大体上约为三四百年为一个周期。秦汉统一的400年间，是中国气候变暖期，汉武帝改造“上林”苑，把南方的植物如：“卢橘夏熟，黄柑橙楱，枇杷橪柿，亭奈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葡萄……”（司马相如《上林赋》）等等都移植到长安来，为现在所不能想像。在这种条件下农耕完全可以向北扩充，但这种扩种不是在无人区垦辟，而是向牧区扩展，改牧场为农田，这当然引起农牧两族双方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双方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汉族虽然取得胜利，在西北和北方建立起军事屯田的农耕地带。为了防止北方牧民的南下，一方面筑起长城，作为阻挡铁骑南下的障碍，另一方面从此背上了养马的负担。汉族的农业本来只需养牛不需养马，但为了与匈奴的对抗，不得不大规模养马，唐宋都不例外。汉族丰富的养马经验，严格地说是军事需要的结果而非农业的成果。所以一旦汉族和游牧族的融合完成，矛盾结束，养马业也就很快衰落。
三国以前，长期的并不稳定的农牧民族相处，带来内部的腐化分裂，招致了游牧民族的不断骚乱不侵，而导致这种冲突的客观自然条件原因，就是气候的变化。三国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时期，这段时间恰也是中国气候由暖转冷的时候，不能认为只是巧合；在这段为期300多年的期间内，北方的年平均温度较现在下降了约摄氏1.5度，年平均温度每下降摄氏一度，北方的草原将向南推移几百里之多，鲜卑拓跋正是觊觎南边的水草肥美而侵占了广大的黄河流域土地。一旦建立起统一的北魏政权，便陷入了强大的汉族农耕文化包围，这使北魏政权认识到，要统治好汉族，必须发展农业，起用汉族士人作文官。定都平城以后，农业的重要性日益明显，鲜卑贵族也逐渐转化为地主，有意于兴农求利，不愿继续停留在畜牧业，这导致畜牧业退居成次于农耕的行业。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更是这种汉化的有意识的进一步措施。为了恢复和发展被战争破坏了的农业，除采取均田制等政策措施外，总结农业历史的经验，辅以农业技术的推广是非常必要而有效的。正是在这种条件的推动下，曾任高阳太守的贾思勰写成了不朽的《齐民要术》。
我们可以从《齐民要术》这部书的内容结构，看出农耕的汉族和畜牧族交融的痕迹。先看《齐民要术》的卷六；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相牛马及诸病方法；养羊第五十七；养猪第五十八；养鸡第五十九；养鹅鸭第六十；这是全书的畜牧部分（还有养鱼第六十一因包括水生植物在内，不计在畜牧内）。按其标题的次序看，牛在马和羊之前，体现了农耕是重点，猪退居牛、马、驴、骡、羊之后，也反映了北方农业的特点。但如按叙述文字的内容和数量来看，情况发生了颠倒，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叙述马的字数占全部畜牧字数的45.45%，羊占25.75%，马和羊合占71.20%，是绝对多数；牛的字数仅和鸡鹅鸭一样，只各占6.06%，猪居末位，仅3.93%。因而按字数的次序是：马、羊、牛、鸡、鹅鸭、猪。驴的饲养方式和马相似：“驴，大都类马，不复别起条端”一笔带过；骡则只有极短几行字带过。对马的叙述，着重“相马”，相马的目的在选挑善于奔跑的军马，如什么样的马，日行五百里，什么样的的马，日行千里之类。相马的内容都引自汉代的《相马经》，饲养和治病部分则为《齐民要术》所增加。养羊的内容也很丰富，其中制作毡，酥酪和干酪的方法反映了牧民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把畜牧和种植合起来看，则种植业的比重远超过牧业，二者约成79.01:20.98之比。笔者感到这个比例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北魏时期汉族和游牧族融合中，北魏统治阶级采取汉化和重农政策下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此后中国的重要农书中，马都从农书中分离出去，以专书出现。像元·王桢《农书》，畜养篇的内容甚少，并把马虚立于牛之前，说：“今农家以牛为本，虽以马为首，略叙于此。”一笔带过，正式从养牛开始。徐光启《农政全书》和清《授时通考》虽也引用了《齐民要术》等的大量历代马的资料，但它们的性质与《齐民要术》完全不同，不是反映明或清代的情况，只不过是历史文献的摘录而已。《农政全书》的真正贡献是新增了非常有价值的淡水养鱼和养鸡的经验和养蜂、治狗的处方等。魏太武帝灭夏后曾在河西建立大牧场，养马200万匹，牛羊无数；孝文帝迁都洛阳，建河阳（今汲县）牧场，养军马10万匹，又每年从河西牧场选马，先送到并州牧场，过一段时间再迁到河阳，使之逐渐适应内地风土。所以《齐民要术》时所录的养马相马经验是实用的技术，完全不同于后世农书的照抄古书。 转贴于
北魏的统治是与南朝相对峙，所以《齐民要术》的叙述只限于黄河流域，但也通过信息交流而获得南方农业的一些情况，将其专列为卷十“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其中所提到的如苕子，蒋（即雕胡）等都很有价值。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北魏在异族统治下却写出了像《齐民要术》这样的名著，而南朝为人文精英会聚之，却出不了一本农书？我想，历史地看，南方的农业虽然起步甚早，河姆渡与裴李岗几乎同时，但因自然条件优越，人口稀少，不赖农耕，也可给食，延缓了发展。（还有一个现在无法解答的原因是南方良渚文化的突然中断，楚文化的成就尚未揭发等，这里暂不提它）。秦汉大统一以后，北方已有两千年的文字使用历史，而南方在司马迁的笔下还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的生活。缺乏如北方那样的丰富农业经验和历史文献的积累，即使要写，也不可能像《齐民要术》那样的旁征博引。但这仍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应到南朝本身去找。南方是从三国吴开始，加快了开发，东晋至南朝，又大大加快了步伐，无论从哪方面看，南方的农业特别是水利建设和水稻生产，已甚为发达，超过了北方。这得力于北方人口大量南下带来的农业技术，和100多年下来的建设，人口增加了，新兴的城市也不断出现了，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提高了寄生在农民身上的上层贵族和士族的生活水平，谢灵运的《山居赋》所描绘的庄园农业（今浙江绍兴）之兴旺，即是很好见证。反之，北魏在长期战乱后，农业的困境在《齐民要术》中却有明显的反映，突出之点在缺少肥料，在《齐民要术》中大田轮作都没有施肥，强调深耕多次中耕而不讲基肥追肥。只有蔬菜作物和大麻才讲述施肥，蚕矢成为重要的肥源，甚至连陈墙土都要利用起来，所以特别重视轮作和绿肥的应用。通常人们都把《齐民要术》所讲的强调轮作和使用绿肥，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实在当时是出于 不得已的挖掘潜力的措施。南方则人多猪多，人畜粪也多，文献表明都作了充分利用。南朝的上层建筑如文学艺术佛家哲学以及医药科技都很发达，它们都是由农业支撑喂养起来的，但是贵族和士族们的生活奢靡享乐，精神玄虚避世，或寄情山水，闲适优逸，对于“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道理可说毫无体会。更谈不上写什么农书了。而农民的生活则在贵族寺院等的重重盘剥下，难以为继。在中国的历史上，总是农业愈发展，愈培育了光辉的上层文化，上层统治阶级愈容易陷于奢靡享受。他们从不去关心农业生产却对农民追索不已，沉重的压迫，招致了，最终以农民战争结束旧王朝的统治。反之，新建立的王朝，面临农业破坏，农民流离失所，百废待举的困难局面，则非常注意从安抚农民，恢复农业做起。这就是为什么南北朝对峙中，北魏产生了像《齐民要术》这样的农学巨著，而作为农业远较北魏发达的南朝，却不见有农书问世的原故。强大的唐朝也没有产生足以昭垂后世的重大农书，留给后代，似乎也是出于同一规律，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转贴于
齐民要术总结的是范文2
【内容提要】魏晋南北朝社会长期分裂对峙，但北方农业仍在向前发展：一、耕作工具和耕作技术有了大的进步，牛耕得到广泛普及，畜力耙及牵引软套都被发明出来，传统的耕—耙—耱北方旱田耕作体系形成。二、继承汉代精耕细作的传统，强调“宁可少好，不可多恶”，发展区种法，重视提高单位面积效益。三、农业中畜牧成分增加，是北方农业适应外部变化的一次重大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农业增收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总体看来，是进大于退。
【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英文摘要】Although the country was seperated into two parts in Wei Jin Nan-Bei Dynasties，the northern agriculture still made constant progress.Firstly， the farming implements and cultivating technology were improved；cattle-farming was popularized；the animal-hauled rake and harness were invented. and the traditional plough-rake-harrow farming system for dry land was formed.Secondly， the good tradition of intensive and meticulous farming， carried forward from Hah Dynasty. was woven into the view of“it would rather be the few than the many”by the northern people who developed the method of district growth and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duction per unit.Thirdly， the proportion of more husbandry was the result of the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e to meet the needs of changes from outside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which helped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land.So there was more advancement than declin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关 键 词】魏晋南北朝/北方农业/精耕细作
WeiJin Nan-Bei Dynasties/northern agriculture/intensive and meticulous farming
【 正 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动荡，政权更替频繁，游牧民族大量内迁，因此人们通常认为，这一时期北方经济遭受严重摧残，农业生产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注：如李剑农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民户流徙死亡，土地大片荒芜，“黄河南北千里之地，大部分始终沦为牧场”（《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第32、48～49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傅筑夫先生指出：“这时北方经济区不止是衰落，而且是退化，退化为游牧或半农半牧”（《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册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毋庸讳言，战争确实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南北对峙是主要的，大约占了这一阶段近400年时间的四分之三。对峙时期，南北双方大致是以淮河—汉水为界，南北战争大多在这一线进行，黄河流域较少波及。十六国前期，游牧民族大举进入，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战争也空前残酷，这是北方农业真正遭受致命伤害的时期，但仅70年左右，而更多的则是相对和平的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北方农业的发展也随之发生变化，与汉代相比较，是有进有退。退，表现为由于人口流徙造成了部分土地荒芜。但艰难的环境也促使人们为谋求生存而在农业生产领域付出更多的劳动和探索，从而推动了北方农业生产的进步。两相对照，进更突出。
一 耕作工具与耕作技术的进步
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耕得到广泛普及。我国的铁犁牛耕产生于春秋后期，秦汉时期虽努力推广，但尚未真正普及，“从总体上看尚未进入牛耕时代”[1]。在汉代文献及画像石中，两牛牵引的二牛抬杠为主要形式。后世俗语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自耕农民心愿的写照，也向我们表明，拥有30亩地才养得起1头牛。像“汉初三杰”之一的陈平，其家庭可以说是秦汉时期小自耕农的代表，也才“有田三十亩”[2]（《陈丞相世家》）。因此普通农民是很难拥有一犋犁的，汉代牛耕只能说是在地主阶级中普及。武帝后期赵过大力“教民相与庸挽犁”[3]（《食货志》），也从反面证明了二牛抬杠制之下，普通农民牛耕实行之不广。西晋以后单牛拉犁已很常见，在魏晋后期的壁画中，其数量已超过了二牛抬杠。[4]不难看出，单牛方式将一犋犁的成本投入几乎降低了一半，因此有利于牛耕的普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进入内地也使牛的数量增加，普通农民大都能够养得起一头牛（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牛耕在这一时期才真正实现了大众化，我国农业也才真正进入牛耕时代。《晋书·傅玄传》言曹魏屯田：“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宫中分。”说明在中原地区牛耕已普遍使用。前燕慕容氏在辽河流域安置流民发展农业，也“依魏晋旧法”，对全无资产的贫民，“各给牧牛一头”[5]（《慕容huàng＠①载记》。上个世纪后半期发掘的嘉峪关等地的魏晋墓壁画中，有大量的牛耕图，仅在7号墓中就有7幅，估计总数约有20余幅。其内容多为民间农耕，亦有军事屯田，耕田者既有汉族也有鲜卑、羌、氏等少数民族。[6]这说明魏晋时期连偏僻的辽西和河西地区，牛耕也已与内地同样得到广泛普及。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民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最重大的贡献，是发明了畜力牵引的铁齿耙。铁齿耙即《齐民要术》中多次提到的“铁齿＠②楱”这是畜力耙最早的文献记载（如《耕田》篇言开山泽荒田种黍jì＠③：“耕荒毕，以铁齿＠②楱再遍耙之”）。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畜力耙图像资料是嘉峪关及酒泉等地的魏晋墓壁画，最初的畜力耙皆为一根横木、下装单排耙齿，人站在上面很不稳便。例如6号曹魏墓出土的耙地画像砖，画面中一妇女挥鞭挽绳蹲于耙上，耙tíng＠④下装有许多耙齿，一头体型健硕的耕牛在驱赶吆喝声中奋力拉耙耙地，驱牛女子长发飘逸，使整个画面更平添了几分生气。[6]嘉峪关及河西地区的耙地画像砖共计约10余幅，由此看来，畜力耙虽刚发明出来不久，但普及速度还是相当快的。
在牵引器具上，魏晋时期已使用绳索软套，并可能出现了框式耙。学术界通常认为，“当时还没有使用犁索”。至唐代曲辕犁才使用软套[7]（p246，318）。但在《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彩绘砖》[8]（p54）中有两幅单牛耙地图，其中一幅为常见的单牛双辕牵引的单排齿耙，另一幅则非常特殊：图中一肥硕健壮之黄牛在拉耙耙地，牵引器具不是常见的长直辕，而是两条绳索，由于正在行进中，绳索被拉紧绷直，如两条笔直的平行线。耙后面的操作者，两手各操一缰绳驭牛，左手近身，其绳松弛；右手前伸，其绳拉紧，似在驭牛右转弯。四根绳索都非常清晰，不可能产生歧义，故其连在耙上的两根绳索，只能是牵引农具的软套。所用农具为两平行横木，其下不知何故没画耙齿，但从农具的发展过程看，后世只有框式耙而无框式耱，而且框式耙还兼有耱的平土功能，因此该农具不可能是耱而可能是耙（《彩绘砖》亦将此图命名为“牛耙”）。软套的发明使农田耕作真正实现了灵活快捷、操作自如；框式耙使耙地作业平稳安全，碎土效果更好，两项发明一直为后世沿用。
在笔者所见两汉魏晋南北朝五、六十幅耕作图像中，软套和框式耙都是第一次出现，应当是刚刚问世的新工具、新技术，而西沟墓这幅绘画实际上是其推广图。在魏晋农耕壁画中，从衣着、服饰、发型及举止看，耕作者皆为下层各族农民和屯田士卒，而惟酒泉西沟砖画中的主人公与众不同，其人面部端庄，脸型宽厚，眉目清秀，五官端正，为富贵之相。他衣服宽大、工整、平服，看得出是用料精细、做工考究，腰间饰以宽带但不束紧。头部发结之上有一十分典型的饰物，造型流畅极具美感，具有魏晋士人和文官的风度。[8]（p54）因此这幅砖画可能就是当地官员士人在发明或推广新式软套和框式耙。
北魏时候北方人民还发明了短辕的蔚犁。《齐民要术·耕田篇》载：“今自济州以西，犹用长辕犁、两脚耧。长辕耕平地尚可，于山涧之间则不任用，且回转至难，费力，未若齐人蔚犁之柔便也。”从行文逻辑和内容看，蔚犁能够适应多种地形，是一种性能先进的短辕犁，对唐代曲辕犁的出现，具有启迪作用。
黄河流域重要的耕作工具还有耱。耱为长条状方木，能够磨碎表层土块、平整土地。畜力牵引的耱最早见于山东滕县汉画像石，且只有一幅。在河西魏晋墓壁画中，耱地图像则有多幅，其方式既有双牛亦有单牛。耱在《齐民要术》中被称为“耢”，在《耕田》篇和一些主要作物的介绍中，贾思勰多次提到耢。但耢只能磨碎表层土块，耙才能破碎深层的卧垡和大块的坷垃，因此畜力耙出现之后，与牛耕和畜力耱相结合，形成耕—耙—耱旱作技术体系。这一体系的诞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旱作农业技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至北朝时已经成熟。[7]（p265，583）这一体系为后世沿用至今，也显示了它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二 精耕细作的继承和发展
所谓精耕细作，主要是通过加大对土地的投入，以获取更多的产出，提高单位面积的效益。（注：精耕细作的范畴十分广泛，学术界研究的视角也各有不同，如有学者从北方人口的数量与分布研究北方农业的精耕细作，见高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耕作方式与人口关系之探讨》，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本文只重点谈土地利用率的提高。）精耕细作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至两汉已是成果丰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流散，荒地较多。但人们对土地的经营并没有因此而转向粗放，在指导思想上仍然主张精耕细作，反对广种薄收；一些通晓农业的统治者也在实行有利于精耕细作的政策。如《晋书·博玄传》谈到曹魏政府对土地的管理，是以“不务多其顷亩，而务修其功力”为原则，一些认真贯彻的地方还取得“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的较好收益。并对晋初“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和“耕夫务多种而耕hàn＠⑤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的情况提出批评，指出：“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贾思勰继承了前人精耕细作的思想，他在《齐民要术》篇首中道：“凡人家种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而当时北方亦有“顷不比亩善”的农谚，贾思勰的解释是“谓多恶不如少善也。”这说明精耕细作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首要措施是区种法。区种法是西汉农学家汜胜之在认真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齐民要术》全面继承并有所发展，在《种谷》、《种大豆》、《种麦》、《种瓜》、《种瓠》、《种芋》诸篇中，贾思勰详细介绍了这些作物的区种技术。首先，区田法构思细致缜密，科学合理，独具匠心，体现了作者精耕细作的本意。其次，从整地作区、挖坑松土到施肥下种、踏实保墒，这一系列作业比普通的大田种植，都是额外增加的，并且生产全过程统用人工，比普通种植法要多投入数倍的人力。据有关研究，魏晋南北朝北方一个成年男子可耕种土地40—50亩。[9]而在区种法中，一个丁男种粟才“治十亩”，种麦亦“治十亩”，大豆仅“治五亩”。两种耕种方式每亩投入的人力悬殊数倍，这说明区田法的确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种植方式。复次，上中下三种情况的区田，亩产量分别为100石、51石、28石，这只是小面积试验田的结果，而百姓规模种植的实际产量，汜胜之测定的结果是美田19石、中田13石，薄田10石。从汉代到北魏北方旱粮作物亩产量一直在3石左右[10]（p147），这样，就平均而言，区种法比普通种法亩产量增长了大约3倍，是单位产量最高的种植方法，显示了精耕细作的巨大潜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但区种法的实际却可能高于汉代。《齐民要术·种谷》篇说：“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又说：“凡区种，不先治地，使荒地为之。”因为这一时期荒地较多，而区种法对土地并没有特殊的要求，荒地、薄地及高低不平的丘陵山地均可实行区种，且不用牛耕，故对广大无牛少地的贫苦农民最为实用。再者，魏晋南北朝气候寒冷降水减少，旱灾频生，区种法深翻土地强化保墒，具有较强的抗旱能力，也为一些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特别关注，并通过行政手段推行。如曹魏后期名将邓艾在淮河流域和关陇地区屯田，“值岁凶旱，又为区种”，“是岁少雨，又为区种之法”，由于邓艾作为最高统帅能“手执耒耜，率先将士”，因而区田推行得十分成功。[5]（《段灼传》）；[11]（《邓艾传》）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也曾“以境内旱，课百姓区种”[5]（《苻坚载记》）。故北方百姓多晓习区种法，如河内人郭文“永嘉之乱”后南渡到吴兴余杭，在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仍不忘“区种菽麦”[5]（《郭文传》）。北魏西兖州刺史刘仁之在洛阳“于宅田以七十步之地，试为区田，收粟二十六石”。大面积的区田10亩可与普通种法40亩的收成相当，这对无牛少地的贫苦农民意义重大，故贾思勰说：“少地之家，宜所遵用之。”[12]（《种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都使北方人民更多地考虑区田法。
在魏晋南北朝农业中，蔬菜种植的土地利用率最高。这一时期的蔬菜种植业，广泛应用复种、间作、套种、作畦技术。这一时期的蔬菜种类增加，品种更多，播种期皆有各自的要求，不像粮食作物那样集中，在《齐民要术》中，除了十一月和腊月，蔬菜全年有十个月可下种。因此，在同一块菜地上一年可以有多次收种，土地复种率较高。如蔓菁，一年可收多次：幼苗期其叶可作青菜，人们便“剪讫更种，从春至秋得三辈”。收取蔓菁根，则在六月中旬下种，“十月冰冻”时收获。需于次年收取种子的蔓菁，则仍保留于土中，冬天盖草防冻，来年春天发芽开花，四月收获种子。[12]（《蔓菁》）又如葵菜，亦是可全年在田的作物，据《齐民要术·种葵》篇记载，从初春到十月底皆可下种，“三掐更种，一岁之中，凡得三辈。”即同一田块一年可收种三次。胡荽的情况与葵相似，春、夏、秋三季皆可播种。[12]（《种葫荽》）北魏时期的蔬菜套作和间作，《种葱》篇提到葱地中可套种胡荽。《种瓜》篇记载在区种瓜田中种薤，“至五月瓜熟，并可拔卖之，与瓜相避”。还载“又种小豆于瓜中，亩四五升，其藿可卖”。这是典型的间作。薤与瓜在春天初生时苗小株远，五月份薤菜成熟时，甜瓜放秧但尚未完全将地罩严，整个生长期间两者一直互不影响。而小豆生有根瘤菌，具有固氮作用，不与瓜苗争肥，可为瓜田增收，致“亩收万钱”，这都是成功的间作范例。
这一时期蔬菜种植向精耕细作发展，还表现在普遍实行畦种。《齐民要术·种葵》篇记载了作畦及下种的方法：“畦长两步，广一步（大则水难均，又不用人足入）。深掘，以熟粪和土覆其上，令厚一寸，铁齿耙耧令熟，足踏使坚平；下水，令彻泽。水尽，下葵子，又以熟粪和土覆其上，令厚一寸余。”贾思勰随后注释道：“凡畦种之物，治畦皆如种葵法。”在《种韭》篇又说：“治畦，下水，粪覆，悉与葵同。”可知《种葵》所言是标准的作畦法，而所达到的精耕细作程度，当代也不过如此。畦种法对灌溉要求较高，北方种菜主要依靠井灌满足要求。贾思勰在《种葵》篇说，在大城市近郊可以“负郭良田三十亩”大规模种植冬葵，“于中逐长穿井十口”，井上设桔槔和辘轳。长条形地作井一行，方正土地可安排二到三行，井位要对正，距离要相当，保证所有菜畦都能浇上水，以获取土地利用的最大效益。
这一时期。播种技术得到很大的提高。汉代北方旱作栽培管理技术的成就主要是确立了一些框架性的基本技术，魏晋南北朝则在完善和提高上做出了诸多新的贡献。
《齐民要术》在中国农业史上首先提出了测定种子发芽率的方法。《种麻》篇向人们推荐用口含方法测定白麻子的好坏，言“白麻子为雄麻，颜色虽白，啮破枯燥无膏润者，秕子也，亦不中种。市籴者，口含少时，颜色如旧者佳；如变黑者，”。这里讲的是两种情况，前者用牙齿去除麻子外壳，咬破种仁，根据其含油多少，确定其是否为不具备发芽能力的秕子；后者是以口含后的颜色变化区别其好坏。《种韭》篇劝人们到市上买韭菜种子宜先做测试，“以铜铛盛水，于火上微煮韭子，须臾芽生者好；芽不生者，是郁矣”。
《齐民要术》又提出浸泡催芽法。粮食作物中惟稻需要催芽，《水稻》篇曰：“净淘种子（浮者不去，秋则生稗），渍经三宿，漉出，内草chúan＠⑥（草编或竹编之容器）中之。复经三宿，芽生。长二分。一亩三升掷。”《旱稻》中的种子处理，亦采取同样方法，只不过要求芽略短一些，以利耧耩。这种水稻催芽法由于简便易行，一直为后世沿用。
这一时期在作物播种期确定方面也有新的进展。我国传统农业历来重视农时，两汉时期大多数作物都有了播种期的记载，但线条较粗，比较模糊。以禾粟为例：
《fán＠⑦胜之书》曰：“种禾无期，因地为时。三月榆荚时雨，高地强土可种禾。”
《说文》曰：“禾，嘉谷也，以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之中和，故谓之禾。”
崔shí＠⑧曰：“二月三月，可种植禾。”
在《齐民要术》中，已把粟、黍、稷、春大豆、小豆、大麦、小麦、水稻、旱稻、麻、麻子、胡麻、瓜等作物的播种期由月具体到旬，并有了“上时”、“中时”，“下时”之分。“上时”是播种最适宜的时间，“中时”次之，“下时”最次。仍以禾粟为例，《种谷》篇载：“二月上旬及麻、菩杨生种者为上时，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三时的出现，对农业夺取高产更具指导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气候进入寒冷时期[13]，对北方农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面对气候变冷导致霜期提前、作物生长期拉长等情况，北朝人民采取提前播种的办法。如粟，在西汉是三月份初播，而在《齐民要术》中，首播时间已提前至二月上旬；大豆的首播时间也从汉代的三月提前到二月中旬。[14]“上时”、“中时”、“下时”的划分，可以说也有应对气候变冷的成分。
三 畜牧业的发展与北方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部和西部先后分布着匈奴、鲜卑、羯、氐、羌、高车、柔然等游牧民族，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与内地发生密切联系，因此在我国北方农业中，一直含有较多的畜牧业成分。司马迁在谈及全国各地的物产时说：“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广阔的内地则是“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2]（《货殖列传》）。畜牧业本来是一个独立的经济门类，但上述情况显然不同于游牧地区那种单纯的畜牧业，而是一种基于农业、包含于农业的经济成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基于农业的畜牧业其发展达到了顶点。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一时期北方畜牧业随着游牧民族进入而发展的轨迹。三国时期，匈奴已进入华北，曹魏模仿汉代的五属国，将进入山西的匈奴分为五部进行统治。十六国时期，“五胡”大举进入内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淝水之战”后，鲜卑拓跋氏崛起于代北，439年统一北方，其后孝文帝迁都洛阳，更多的鲜卑人来到中原腹地，这是汉唐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游牧民族内徙。一批又一批的内迁民族带来了一批又一批牲畜。
此外，北魏150年间不断地征讨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高车、柔然诸部，掳掠的牲畜也极为可观。据《魏书》的本纪及高车、蠕蠕、西域等传，获取百万头（匹）以上的行动就有6次，如登国六年（391）破匈奴卫辰，得“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班赐大臣各有差”。又如神＠⑨二年（429）击柔然获戎马百余万匹，击高车获马、牛、羊百余万匹。北魏本来就是游牧民族，在历次战争中又有数以千万计的俘获，故其畜牧业已超过汉唐两代，[15]（p351—352）北方农业区的畜牧成分也于此时臻于极盛。
民间畜牧业的发展亦达于顶峰。《魏书·尔朱荣传》言其在秀容（今山西原平县南）的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如果说尔朱荣的牲畜多至不可数而以山谷统计数量是个别情况，那么广阳王元深任恒州刺史多所受纳、政以贿成，“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则反映的是民间马匹之多[16]（《广阳王深传》）。而牛在普通百姓中可能比马更普遍，以至政府经常下令征发。如泰常六年（421）“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始光二年（425）“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16]（《太宗纪》，《世祖纪》）。这种“大牛”不同于中原传统的耕牛，显然是鲜卑拓跋部培育出的优良品种然后随主人进入内地的，政府作为赋役征发，说明北魏前期“大牛”在民间就已比较普遍。在以后实行的均田制中有丁牛受田的条文，在相应的租调制中则规定“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16]（《食货志》）。这显然是在耕牛比较普遍的基础上制定的。羊的饲养量也在增长，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养羊》篇谈种青茭时，以“羊一千口者”为例，这个数字在地主经济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以上资料中的基本数字看，北朝内地的畜牧业已是汉代“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的数倍，其成就已绝非汉代所能同日而语的了。 转贴于
汉代种植业比重大，魏晋南北朝时期畜牧成分增加。如何看待这一变化？论者或以为是对北方农业生产的破坏。但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看，这一变化应是北方农业的一次重大经济结构调整，这一调整顺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变化。
首先，有利于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农业是一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土地用于经营种植业，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吸附更多的劳动力，创造最高的产品总量，养活更多的人口；用于从事畜牧业，则以很少的人力即可经营大面积的土地。汉唐两代，北方人口滋盛，形成了中国人口史上两次高峰，社会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因此发展种植业是汉唐社会的必然选择。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社会动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情况时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扩大畜牧业可以把荒地荒山尽快利用起来，故不失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有效对策。当然，这种扩大又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即不与种植业争地。像元初蒙古贵族在华北强占良田改为牧场，确实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破坏。但北魏不是这样，鲜卑人进入中原后迅速汉化，转向定居的农业生活，将农田变为牧场的情况极为少见，因此对农业的破坏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顺应了北方耕作方式的变化，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这一时期北方尽管人口减少，但仍在“宁可少好，不可多恶”思想指导下，坚持精耕细作，于是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再加上气候变冷的因素，因此北方土地的种植方式，或为一年一作，或实行休耕制，即种一年休闲一年乃至二年，若再算上荒地，土地闲置率约在50％以上。休闲土地和荒地上长满野草，实为天然牧场，北方人民利用闲置土地进行放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再次牲畜践踏放牧过的土地，土壤肥力也会有所提高。《耕田》篇引《汜胜之书》言杏花开时春耕先耕轻土，“土甚轻者，以牛羊践之。如此则土强。此谓弱土而强之也”。则牲畜践踏又具有改良土壤之作用。此外，据《齐民要术》记载，一些作物的生长过程中，也常常需要牲畜践踏。如《旱稻》篇言播种之后，“其土黑坚强之地，种未生前遇旱者，欲得令牛羊及人履践之”。《种葵》篇则言为帮助冬葵萌发，“正月地释，驱羊踏破地皮，春暖草生，葵与俱生”。贾氏还专门作注曰：“不踏则枯涸，皮破则膏润。”则羊群践踏具有保墒作用。《种枣》篇亦言大片的枣树栽种之后，“欲令牛马履践令净”。
最后，有利于农业增收和人民致富。牲畜繁殖很快，因此畜牧业增值也快。早在春秋时期，被后世尊为“治生祖”的陶朱公范蠡，就把“欲速富，畜五zí＠⑩”作为“致富之术”向人们推荐。[12]（《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一系列收益可与千户侯等的致富途径，并称之为“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得收”的“富给之资”，其中畜牧业排在最前面。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把他们的经验多次加以引用和重申，并根据牲畜繁殖和市场物价。得出“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的结论。[12]（《货殖》，《养牛马驴骡》）这一结论既是现实的总结，同时也使致富的途径更加具体、更加明确，更具可操作性。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正常的商业利润一般在20—50％，魏晋南北朝时期商业的发展逊于汉代，商业利润一般不会高出汉代。两相对照，畜牧业的利润比普通商业要高，比种植业就更高得多了。由此可以说，因地制宜地发展畜牧业，是这一时期北方农民致富增收的最佳途径。
综上所述，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农业，其生产工具和耕作栽培技术继承了汉代的成就并有重大创新与发展，这一领域中的生产力水平高于两汉，并带动了劳动效率的提高。农业中畜牧成分的增加是对土地荒芜情况的适应性变化，而非停滞和倒退。由于战乱和人口的流徙，北方农业的规模和经济总量或许低于汉代，但粮食单产和人均、户均产值则有可能超过汉代。（注：高原在分析计算后提出：魏晋南北朝“高额亩产量超过汉代，一般亩产量与汉代持平”。《魏晋南北朝北方农业耕作方式与人口关系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在正常年份，由于畜牧业的补充，农民的收入会有所增加。北方农业的进步，为隋统一南方和隋唐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J].历史研究.2001.（4）.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萧亢达.河西壁画墓中所见农业生产概况[J].农业考古，1985.（2）.
[5]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7]梁家勉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8]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彩绘砖[Z].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9]高原.魏晋南北朝北方农业耕作方式与人口关系之探讨[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1）.
[10]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1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贾思勰.齐民要术校释[M].缪启愉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13]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
[14]刘磐修.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豆生产和地域分布[J].中国农史.2000，（1）.
[15]朱大渭.六朝史论[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6]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皇右光
＠②原字左钅右漏去氵
＠③原字左禾右祭
＠④原字木右呈
＠⑤原字叹的繁体去口加日
＠⑥原字上竹下瑞去王
＠⑦原字左氵右叩去口
＠⑧原字上宀下是
齐民要术总结的是范文3
【关键词】配合、无菌技术操作、手术顺利进行
1.病人从病房进入手术室，护理病人的责任即转移到手术室护士身上，手术室护士对病人评估目的是收集病人与手术有关身心反应方向的资料以保证病人手术的安全。
1.1 手术前一日对病人的评估：
访视一般在手术前一天下午，访视者为手术室的巡回护士。巡回护士要认真阅读病历，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既往史，现病史，手术史，过敏史及辅助检查化验报告，并向床位医生和护士了解患者有无特殊情况。主动自我介绍，向患者说明访视的目的，交代术前的注意事项，根据手术需求禁食禁饮，除去饰品，活动的假牙，手表，眼镜，保证充足的睡眠。
1.2 手术当天的评估：
1.2.1 详细核对病人姓名，性别，年龄，病区，床号，病历号，诊断，执行手术名称，手术部位等。
1.2.2 根据病人情况，麻醉方式及手术方式，检查物品和药物准备是否充足。
1.2.3 检查手术部位皮肤准备情况，特别注意有无皮肤破损。
1.2.4 按手术部位的要求，评估病人身体可能受压的部位。
1.2.5 评估外周静脉情况，以备手术中输液，用药或抢救用。
2.护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措施。
2.1 焦虑：病人对于手术不了解产生惧怕，麻醉效果产生惧怕，要鼓励病人说出焦虑感受，让术者放松压力，心理舒适感增加。
2.2 受伤：避免麻醉意外，术中出血，使用电刀，异物存留等一系列伤害。
2.3 检查止血带，支架，约束带是否使用过久而发生周边静脉，血管功能障碍。
2.4 手术期间病人不发生皮肤破损。
2.5 严格无菌技术操作原则，防止感染。
3.正确摆放病人，病人手术取决于手术方式，切口位置等。摆放手术由巡回护士、手术医师和麻醉师共同完成。
手术常用：
3.1 仰卧位：适用于病人接受麻醉时，腹部手术，颌面部手术，骨盆下肢手术等。
3.2 侧卧位：适用于胸部手术，肾手术，脊柱手术。
3.3 俯卧位：适用于后胸、脊柱和腿部手术。
3.4 膀胱结石位：适用于会手术。
3.5 半坐卧位：适用于扁桃体手术，鼻中隔，鼻息肉等手术。
4.器械护士和巡回护士的手术配合。
4.1 器械护士的配合
器械护士必须严格执行无菌技术，了解手术过程和术者术中的需要，熟悉各种器械的用途及用法。
4.1.1 术前的工作内容：
a.详细核对病人。
b.根据病人病情，手术方式及医师习惯，与巡回护士共同准备手术中所需的器械及物品。
c.刷手，穿无菌手术衣和戴无菌手套。
d.铺无菌器械台，并将器械排列整齐。
e.与巡回护士，手术医师一起计数纱布，缝针及器械。凡打开体腔或深而大的伤口手术时都要计数纱布，以防止这些物品遗留入病人体内。
f.协助医师铺手术单.
4.1.2 手术中的工作内容：
a.手术过程中，保持无菌区的整齐干燥及维护其中无菌状态，并监督纠正手术人员的无菌操作。
b.手术开始，根据手术常规进展情况向术者及助手传递器械及纱布等用品。
c.传递器械时须以柄部朝向手术医师手掌，并将器械端露出。传递手术刀时应刀锋朝上；弯剪与弯钳之类应将弯曲部向上，传递止血钳应以柄部轻击手术者伸出的手掌，递予医师的缝线必须保持潮湿，并用手拖住，以免脱落，传递时要平稳，准确，及时，不可在背后传递器械。
d.使用过的器械应随时用湿纱布将血渍擦净，用于不洁部位的器械要分别被放置浸入药液中交给巡回护士。
e.保持器械台面干净整洁，将器械分类排放整齐，暂时不用的可放在器械台一角，做到快递快收缝针。线圈，纱布等容易遗落在体腔内的物品，要随时收回并点数。
f.手术过程中，凡医师从病人身上取下的标本，须小心收集，并交给巡回护士。
g.随时注意手术中的进展情况，若大出血，心跳骤停等意外时，应沉着果断，积极配合医师抢救。
h.关闭体腔前后，与巡回护士及手术医师核对纱布，缝针和器械并记录。
i.皮肤缝合后，以湿纱布擦净皮肤上的血渍，并协助医师包扎伤口。
4.1.3 手术后的工作内容
a.预处理并清洗器械。打包精密，锐利的手术器械要小心处理，切勿损坏及遗失零件，注意保护自己，避免意外损伤。
b.处理吸引器，清洁房间，准备下一台手术，全天手术完毕后，向巡回护士整理房间并补充物品。
4.2 巡回护士的配合
一般巡回护士为手术室中较有经验的护士，在手术过程中负责病人的术中护理，提供手术中的需要及外界部门的联络工作。
4.2.1 手术前的工作内容：
a.手术开始前，检查手术室的整齐和清洁，并检查手术灯、吸引器、供氧系统、电刀等功能是否良好，清除室内杂物、清理污物桶。
b.与器械护士共同准备手术所需的器械和用物。
c.热情迎接病人，向病人做自我介绍，以消除病人的恐惧、焦虑心理、建立轻松良好的关系。
d.详细核对病人，检查其假牙、饰物等是否取下，是否已禁食以及皮肤准备情况等。
e.协助病人上手术台，协助麻醉医师及摆放病人手术，保证病人的安全。
f.给手术人员提供无菌物品。协助器械护士、手术医师穿无菌手术衣。协助器械护士铺无菌器械桌。
g.医师消毒皮肤后，须先清理污物桶，以便计数纱布。手术开始时与器械护士、手术医师计数纱布、缝针及器械，并记录。
h.将电刀和吸引管与电极板和吸引器连接，并放好电极板。必要时提供手术人员脚凳。
i.监督手术人员遵守无菌原则，如有违反，立即纠正。
4.2.2 手术中的工作内容
a.在手术室中待命，随时补充手术人员的需要，并关心手术人员的情况，如有问题及时解决。
b.估计失血量，观察尿量，并告知麻醉人员。
c.观察病人受压部位和受约束部位的皮肤情况和血运情况。
d.负责术中输液输血及手术台上取下标本的保存和处理。
e.负责外界联络，如和病理科人员或放射科人员的联系等。
f.保持室内清洁整齐。
g.关闭体腔前后，与器械护士、手术医师共同计数纱布、缝针和器械，记录并签名。
h.手术中更换巡回护士时，需现场详细交班，包括病人病情、用药、输液输血情况等，并签名。
4.2.3 手术后的工作内容
a.用敷料包扎伤口，如有引流管，须妥善固定并接上无菌引流袋或无菌引流瓶。
b.完成手术护理记录单。
c.将手术取下的标本置于标本容器内，标明病人姓名、病室、床号、病历号、日期等，送至相关科室。
d.向护送病人的人员交班，并清点病人所携带物品。
e.清理手术室并准备下一台手术。
f.该日所以手术完成后，整理房间及补充用物。
5.预防感染
5.1 严格遵守无菌技术操作原则执行无菌技术。
5.2 如急诊手术的病人，因为准备不充分，在术中使用抗生素。
5.3 大伤口较小伤口的感染率高，故更需小心观察及护理，尽量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暴露。
总结：手术是一种侵入性的治疗过程，不论何种手术，都可引起病人的应激反应。手术室护士在手术进行期间主要护理职责是以充分的准备和严谨的作风默契的配合手术医师，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原则，保护病人免受感染，协助病人缓解因对手术和在陌生的环境中产生的害怕和无助等，使病人有安全感，以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
齐民要术总结的是范文4
李根蟠先生对于“狱市”非指齐国大市的考证，依据充分，分析深入，令人信服；而指出“狱市”有时是指“拘禁管理犯人的场所”，对于人们是颇具启发作用的。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就“狱市”的含义作进一步的探讨。
笔者认为弄清“狱市”含义的关键，在于判明“狱”字的意思。《说文》：“狱，确也。从*[犬+犬]从言，二犬所以守也。”《释名》：“狱，确也。实确人之情伪也。”对于“狱”释为“确”，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曾经作过精辟阐述：“《召南．行露》：‘何以速我狱。’《毛传》：‘狱，确也。’诗的语意是‘为什么跟我打官司(招我于狱)’。毛亨没有解释‘狱’是诉讼的地方，而用同音字‘确’来说明‘狱’的语源，也就是推索‘狱’字命名之由来。‘狱’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得名的。古代有‘治狱’、‘辩狱’，指审理诉讼作出判决的全部过程。由此可知‘狱’是旧时的‘大理院’，即今天的‘法院’，而不是‘监狱’、‘牢狱’。古代的牢狱叫‘鞠’，汉代有‘鞠城’(李尤有《鞠城铭》)那才是‘囹圄’、‘监牢’。”[3]
从史籍来看，“狱”在汉代也可指为监狱，如《史记》卷122《酷吏列传·王温舒传》载：“奸滑穷治，大抵尽靡烂狱中，行论无出者。”《史记》卷122《酷吏列传·义纵传》载：“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以上之“狱”都是指牢狱。“狱”还可以作动词用，引申为坐牢。如《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载：匈奴风俗，“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这里的“狱”即为坐牢的意思。不过，在史籍中“狱”确实有不少是作为“确”来使用的，例如，《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载：“贯高至，对狱，曰：‘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这里的“狱”，即为审讯之意。“对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出庭受审。再如《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载：“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园壩地，当下吏治，蔡亦自杀，不对狱，国除。”这里的“狱”和前例是同一个意思，“不对狱”，即是不愿出庭受审。又如《史记》卷122《酷吏列传·杜周传》载：“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会狱”即是会审，“狱”仍指审讯，亦即“确”。
诚如李根蟠先生所指出，在史籍中“狱市”也多称为“市狱”。如果以“确”来解释“狱市”或“市狱”的“狱”字，则“狱市”或“市狱”的含义便可迎刃而解，——“狱市”或“市狱”，就是管理市场贸易活动、处理买卖纠纷、审理与市场贸易活动有关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机构。这个机构和市场、贸易活动紧相联系，它是建立于后者基础上的，但是它本身并不包括后者。李根蟠先生有一段阐述颇值得注意，他指出，魏晋南北朝时人都把“狱市”和“市狱”的“狱”理解为“刑狱”之狱，而不是理解为“市”的名称。例如：三国时魏国的王朗在《疏劝育民省刑》中说：“昔曹相国以狱市为寄，路温舒疾治狱之吏。夫治狱者，得其情则无冤死之囚……”西晋刘槐奏言：“古之为狱必察五听，三槐九棘以求民情。虽明庶政，不敢折狱。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续，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参去齐，以市狱为寄……”郭璞疏：“夫以区区之曹参，犹能遵盖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镇俗，寄市狱以容非，德音不忘，流咏于今。”刘宋孝武帝诏称：“夫五辟三刺，自古所难，巧法深文，在季弥甚。故沿情察讼，鲁师致捷，市狱勿扰，汉史飞声。”南齐崔相思也说：“宪律之重，由来尚矣。故曹参去齐，唯以狱市为寄，余无所言”。以上数例所明确谈到的都是关于审讯执法的问题，而未提到市场贸易活动。但是他们又都列举曹参以“狱市”(或“市狱”)为寄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如果这里的“狱市”(或“市狱”)是包括了“狱”和“市”二事，那么，他们的阐述似就不应当仅仅谈审讯执法，而理当涉及市场本身的问题。而只要把“狱市”(或“市狱”)理解为具有司法权的市场管理机构，他们的阐述就很好理解了。
谢承《后汉书·周敞传》载：“吴郡周敞，师事京房。房为石显所谮，系狱市。”司马彪《续汉书》载：“世祖(光武帝刘秀——引者注)微时，系南鸣市，狱市吏以一笥饭与之。”李根蟠先生指出，这里的“狱市”，“显然不能把‘狱’和‘市’分开来理解”[4]。这无疑是正确的．关于刘秀系南鸣市的缘由，史籍未载，不过，根据相关记载可以作一些分析。范晔《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载：“地皇三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李贤注：“新野属南阳郡，今邓州县。《续汉书》曰：‘伯升(刘秀兄——引者注)宾客劫人，上避吏于新野邓晨家。’”“《东观纪》曰：‘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宛，县，属南阳郡，故城今邓州南阳县也。”《后汉书》卷77《樊晔列传》载：“光武微时，尝以事拘于新野，晔为市吏，馈饵一笥。”可见《续汉书》所言“南鸣市”所在地属于新野，所谓光武“尝以事拘于新野”，就是拘于新野南鸣市。具体地说即是为南鸣市的管理机构“狱市”所拘系。而他之所以被市场管理机构所拘禁，大概与其从事“卖谷”的活动有关亦未可知。作为市场管理机构的“狱市”是设置有关押犯人的监牢。
关于汉代市场的贸易活动和管理市场的官吏及其职能，在史籍中也有所记载。张衡《西京赋》生动地描述了汉代长安市场不法商贩的经营情况和管理市场的职官：“尔乃廓开九市，通圜带匮。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瑰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何必昬于作劳，邪赢优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从这则记载看来，其时长安市场里商贩出售货物时掺杂劣货、坑害顾客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可见设置具有司法权的机构来加强管理是必要的。按照张衡的说法，汉代管理市场的官吏称为“尉”。而《汉书》则记载汉代有“市啬夫”、“市吏”，卷86《何武传》载：“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这说明“市啬夫”不仅可以征纳商业税，而且有权拘捕拒纳税款者。卷76《尹翁归传》载：“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人市斗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这反映了“市吏”既要管理各类商贩(“百贾”)的贸易活动，也表明了它负有制止市中斗殴、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职权。“尉”、“市啬夫”、“市吏”当为“狱市”这一市场管理机构中的职官。大概汉代的“狱市”的职掌，类似于先秦时期的“司市”。《周礼·地官·司徒》载：“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市，以量度成贾而征倖，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虣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赊。……凡市人，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师莅焉，而听大治大讼。胥师、贾师莅于介次，而听小治小讼。”这里所载“司市”的职责和权力可能含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就其基本方面来看，和汉代的市场管理机构并无二致。须特别指出的是，“司市”也有司法权。这和“狱市”是相同的。
前已述及，“狱市”是指具有司法权的市场管理机构，那么，曹参为什么要嘱咐继任的齐相“勿扰”它呢?为什么说“狱市”是用来“并容”的，齐相一旦“扰之”，“奸人”就无“所容”了?
众所周知，分析任何社会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史记》卷30《平淮书》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齐民无藏盖”。于是“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汉书》卷23《刑法志》载：“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这就是说由于汉初社会经济凋零，人口锐减，为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孝惠帝和高后时，对人们的经济活动采取了放任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衣食滋殖，刑罚用稀”的效果。
《史记》卷54《曹相国世家》载：“参相齐，齐七十余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大集，大称贤相。”所谓“黄老”统治术，学界已研究颇多，简言之，就是要求统治者尽量不作为、少作为，与民休息，以达到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巩固统治的目的。这是汉初的统治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和吸取秦政权速亡的教训后而迫不得已所采取的政策。《史记·曹相国世家》在记述了上引那段文字之后，紧接着就记载了曹参离齐前夕和继任齐相的那则“勿扰”“狱市”的谈话。《史记》如此叙事，恐非偶然。显而易见，“勿扰”“狱市”是曹参“安集百姓”的重要措施之一。而其嘱咐继任齐相“勿扰”“狱市”的意思，应当是要求他不要干扰“狱市”一一市场管理机构的工作。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嘱咐齐相不要干扰“狱市”的工作和安集百姓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曹参在黄老思想指导下所采取的用人之道人手进行分析，才能究明缘由。
曹参接任中央政府的相国后，“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他选拔一批能够推行黄老无为统治术的郡国吏作为其属吏，对于热衷于有所作为以博取声名的官吏则给予罢免。这是从组织上采取措施，以保证黄老统治术得以贯彻落实。可以想见，曹参担任齐相时，当他采纳盖公的建议后，其所任用的官吏也必然是能够尽力实践其治政思想的“重厚长者”。“狱市”既然深系“安集百姓”的大计，他所任用的狱市吏就只能是属于此类人，而不可能是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狱市官吏对于市场的各项活动势必采取了放任的管理方针。也唯有如此，才能“并容”，才能容纳“奸人”。这也就是《汉书。刑法志》所说“从民之欲，而不扰乱”的一种表现。
曹参离齐前夕，因为担心继任齐相不理解或不同意他的做法，不满意“狱市”履行职责的表现，而对之加以干扰一诸如撤换“狱市”原有的官吏，而改用“欲务声名”者；或齐相自己直接过问“狱市”工作，改放任政策为严加管理。若此，“狱市”就无法再“并容”、纳“奸”了。而这在当时是不利于“安集百姓”的。所以曹参才会以“狱市为寄”，郑重其事地向继任齐相作了交待。
黄老思想指导下所推行的放任政策，对于恢复汉初的社会经济确实具有积极作用，且因它实行日久，逐渐成为朝中大臣及地方官吏的共识。但这个政策也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即助长了各种违法犯罪活动，造成社会道德的沦丧。因此后来贾谊才会上疏进行抨击：“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宜，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日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劍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而大臣特以薄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5]颜师古注“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说：“言其所追赴，唯计利与不耳，念虑之中，非顾行之善恶也。”这种风气的“日甚”一日，是和汉初以来“狱市”的“并容”纳“奸”不无关系的。
无独有偶，据史籍记载，在西周初期也曾推行类似于“勿扰”“狱市”的政策。《尚书．立政》载：“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帷正是义之。……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其勿误于庶狱，帷有司之牧夫。”《立政篇》是周公旦对成王的诰词，主要是阐述治政的法则。周公旦东征胜利后，周王朝的首要任务是健全官制，恢复发展社会经济，以求长治久安。在诰词中周公旦反复告诫成王，要象文王那样选拔有德行的人担任各部门的官吏，而不亲自兼管各种教令，不去过问各种狱讼案件，让各部门主管官员能够各司其职，行使其权力。同时希望成王能象武王那样，即位后就谋求顺从文王宽容的美德。在这篇诰词中，周公旦提出了“勿间”官吏治狱的主张，即要求文王的子孙们不要代替主管官员去处理各种狱讼案件。可见“勿间”官吏治狱和“勿扰”“狱市”(或“市狱”)是有相似之处的。
综上所述，“狱市”或“市狱”应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它是指具有司法权的市场管理机构，而不能把“狱”和“市”分开来理解。
--------------------------------------------------------------------------------
[1] 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1页。
[2] 李根蟠：《汉代的“大市”和“狱市”——对陈直〈汉书新证〉两则论述的商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 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6页。
齐民要术总结的是范文5
宋代时期，在“孟子升格运动”中，伴随崇孟思潮的兴起，也出现了一股疑孟、非孟的思潮，这股思潮是孟子升格运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展现了宋儒对待孟子的不同态度，也是两宋孟学史及中国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不容忽视。而司马光作为疑孟者思潮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对孟子提出质疑的角度和立场颇具有代表性。
关键词：司马光；孟子；王安石
司马光 （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人，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北宋时期，在王安石的大力推动下，使孟子其人其书的命运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孟子得以受封爵号，入孔庙配享，《孟子》由先前的子部上升为经部，列入“兼经”，立为官方教材。司马光撰写了《疑孟》等文章批评孟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司马光的疑孟除了单纯学术之争和思想分歧外，还带有釜底抽薪，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政治色彩。归纳起来，司马光主要是在《疑孟》等文章中对孟子的性善论、君臣观、孟王霸观、义利观四个方面进行了质疑。
一、对孟子性善论的质疑
孟子全部思想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内容，是他的性善理论。主张人性善，是孟子思想的最大特色，也是孟子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司马光继承扬雄了的性善恶混说，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是人的所有社会性表现，有仁义礼智，也有暴慢贪惑，反对孟子单一的性善论。例如，他说：“孟子云：‘人无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长，所日见者尧舜也，不能移其恶，岂人之性无不善乎？”司马光认为，孟子主张性善，认为恶是外物引诱的结果；荀子主张性恶，认为善是圣人教化的结果。其实，他们“是皆得其偏而遗其大体也”。这个被遗弃的“大体”，就是他所主张的性善恶混。例如，他说：“夫性者，人之所受于天以生者也，善与恶必兼有之。是故虽圣人不能无恶，虽愚人不能无善，其所受多少之间则殊矣。”在司马光看来，善与恶实际上共存于天性，就如同种田一样，稻粱与藜莠总是并生的，所以也才需要耘其藜莠而养其稻梁。只有扬雄的性善恶混才是最恰当的性论。因此，他说：“故杨（扬）子以为人之性善恶混，混者，善恶杂处于身中之谓也。顾人择而修之何如耳，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 则为恶人。斯理也，岂不晓然明白哉！”司马光尽管力图用扬雄替换孟子，使“性善恶浑说”成为宋代心性讨论的理论基础，然后宋儒们还是舍弃了扬雄而最终选择孟子作为自己的“正统”的。
二、对孟子君臣观的质疑
司马光疑孟，固然有振兴君权，强化宋朝天子权威的至上性和至尊性，巩固宋朝统治的目的，但是其最终目的却是指向王安石的。
孟子的君臣观主张君主必须尊德乐道，要礼待有德望的臣子，在君臣关系中，臣可以根据君主的作为与态度选择自己的行为取向。王安石受孟子思想的影响，主张君尊臣卑，臣下尽心效忠事君。对于德才兼备之臣，君主要尊德乐道，不能以势相压，必要时，要勇于破除君尊臣卑的僵死观念，屈尊相问。
处于维护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君主的统治的目的，司马光在《疑孟》中借批孟子的君臣观来批评王安石。例如他说：“孔子，圣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 俟驾而行，过位，色勃如也，足蹊如也，过虚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适乎？孟子学孔子者也，其道岂异乎？夫君臣之义，人之大伦也。孟子之德，孰与周公？其齿之长，孰与周公？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负之以朝诸侯，及长而归政，北面稽首畏事之，与事文、武无异也。岂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齿，可慢彼哉？”司马光认为孟子拔高德齿的重要性，轻视君主的尊严，是对孔子的背叛，君臣相处，是要遵循孔子守礼正名的思想的。例如，他说：“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 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批评孟子的君臣观，但他只强调“贵贵”，而忽视“尊贤”，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短见。
三、对孟子王霸观的质疑
孟子继承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明确主张王道政治。王道而非霸道，心服而非力服，这是孟子所倡仁政的主要特征。而司马光在《疑孟》中，质疑孟子作为臣子却不为国民百姓着想，批评其对涉及民之生死国之存亡的军旅大事出言不慎，袖手旁观，不负责任。例如，他说：“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齐无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齐之君臣不谋于孟子，孟子勿预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劝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怀而未进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夫军旅大事，民之死生，国之存亡，皆系焉，苟动而不得其宜，则民残而国危，仁者可忍坐视其终委乎？”孟子主张王道而非霸道，而马光却主张“王霸同质论”，他说：“所谓性之者，天与之也；身之者，亲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内实亡也。尧舜汤武之于仁义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则强焉而已。夫仁义者，所以治国家而服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顾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远近、多寡之间耳。假者，文具而实不从之谓也.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于霸乎？虽久
假而不归，犹非其有也。”其实，自西汉中期以后，伴随着儒家思想的发展，就开始出现吏服雅驯，儒通文法的现象， 霸王道杂之就成为一种统治手段，司马迁的王霸观其实也客观第反映了历史的实际情况。
四、对孟子义利观的质疑
孟子的义利观重民利，主张行仁礼之义，以导民之利；在义利关系上，主张先义后利，义以导利，义重于利，而司马光在义利关系上却强调义利统一，例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通过孟子和他老师子思讨论义利的记述，发表自己的义利观。他说孟柯“尝问牧民之道何先？ 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 ’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 此为不利大矣！” 他引用《易》曰：“利者，义之和也。”他又以“ 臣光曰” 的形式评论说： “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因此， 在司马光看来，义利是一致的。司马光虽然与孟子的义利观有差异，但总的来说，他并不反对“言利”，他反对的是王安石的“言利”，认为王安石的“理财”实质是“聚敛”搜刮民财以充国用。他主张明确并合理分配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否则就会“财聚则民散，下怨则上危"，希望统治者宽恤民力。
总之，在宋代崇孟与疑孟的争论中，尽管崇孟派最终获得了胜利，但作为宋代孟子升格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的疑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还是占有重要的地位的，探究司马光的疑孟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解释孟子，重新探索孔子创立儒学的原儒精神，弘扬儒学，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3]张荷群：《朱熹对疑孟的总结与回应》，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3（4）.
[1]陶懋炳：《司马光史论探微》，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林汉仕：《孟子探微》，文史哲出版社，1978.
齐民要术总结的是范文6
关键词 水稻；直播；高产；栽培技术；安徽宣城；宣州区
中图分类号 s511.048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17-0042-01
水稻直播工序简便，用工省，便于机械化播种。水稻直播栽培技术农民易于掌握。近年来，宣州区大力推广直播稻一播全苗、化学除草、抗倒栽培等农业技术措施，在早稻和一季稻栽培上得到了普及。
直播稻在栽培上必须根据其群体大、个体小等生育特点，防止其前期滋生杂草、中期群体过大、后期易倒伏的特点，栽培过程中实行控制群体、促进个体、增加积累的栽培方式。水稻直播是一项简便、高效的栽培模式。生产实践中要根据水稻直播栽培的特点，整田时精耕细作，平整地块，掌握好播种时期，一播全苗，浅水湿润灌溉，培育壮苗，氮、磷、钾肥合理使用，控制氮肥用量，增施磷、钾肥，防止后期倒伏，综合防除杂草，搞好病虫害统防统治是水稻直播获得高产的关键措施。
根据多年来宣州区水稻直播生产实践，现将宣城市宣州区水稻直播高产栽培技术总结如下。
1 精耕细作，平整地块
全苗是水稻直播夺取高产的基础[1]。水稻直接播种的是催芽的稻谷，因此对整地要求比较严格，需要做到田平、泥溶。首先要精细整田；其次是在田块内以2.5～3.0 m按“川”字形和田块四周开好排水沟，同时达到药物化除不伤稻芽的要求[2]。
2 适期播种，一播全苗
适期播种是保证全苗和安全齐穗的关键措施[3]。选择适合宣州区的高产优质品种，早籼稻在常年旬平均气温稳定12 ℃以上即可播种，宣州区4月上旬，抓住冷尾暖头抢晴播种。播种前做好种子处理，播种量一季常规粳稻为60～75 kg/hm2，早籼稻为90 kg/hm2。播种方法有撒播、条播、点播等方式，播后轻蹋谷入泥，视天气情况上浅水护芽或保持畦面湿润状态。播种时，要避开大风大雨天气，千万不可仓促播种[4]。
3 科学肥水管理
播种后至三叶期的肥水管理是保证全苗的关键。基肥宜采用全层施肥法，即结合稻田翻耕，将50%～60%的氮肥、100%的磷肥、50%的钾肥在耙田时一次性施入。苗期追肥要及早施用，四叶期前后进行追肥。中稻、单季稻和后期缺肥的早稻在拔节、抽穗期要适量追肥[5]。控制氮肥用量，特别是后期追肥要根据苗情长势适量施用氮肥，增加钾肥用量，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止倒伏效果。对浸种催芽的稻谷，播种后应保持田面湿润。早稻见芽后，如遇寒潮，宜灌浅水层保温护芽，至幼苗1叶1心时应结合早施“断奶肥”灌水[6]。
应采用浅水灌溉、分次烤田的方法。早期应进行浅水勤灌，在分蘖期至幼穗分化前进行排水晒田，烤田宜分次轻晒。分蘖期以浅水分蘖为主，待总茎蘖数达到计划有效穗数的80%时，及时排水搁田，并多次轻搁，一般搁到田土不陷脚为止。孕穗至抽穗期间歇灌溉，以后常灌“跑马水”，干干湿湿[7]。
4 综合防治病虫草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植保方针，强化重大病虫监测与预警；大力推行现代植保新技术，大力推进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8]。
直播稻后期群体较大，田间通风透气差，易造成病虫危害，因此要全面推广统防统治。早稻用药以防治纹枯病为主，兼治螟虫。一季稻重点防治纹枯病[9]、稻瘟病、稻曲病、稻飞虱、稻纵卷叶螟、螟虫等，做到适时科学合理用药，降低病虫害损失，夺取水稻丰产丰收。
直播水稻的田间环境有利于杂草发生，其表现为出草早、草量多、时间长、威胁大。水稻化学除草是否成功，直接影响到水稻高产栽培的成败。
直播稻田前期的秧苗覆盖率低，往往形成苗草齐生，造成严重草荒。目前化学除草是防除直播水稻杂草的一项经济有效措施，前期除草，一般在播种后2～5 d内，选用35%丙草胺·卡嘧磺隆可湿性粉剂900～1 200 g/hm2，对水450～750 kg均匀喷雾。杂草生长以后，选用二氯喹啉酸防除稗草；稗草、千金子生长严重的田块，选用五氟磺草胺（稻杰）和氰氟草酯（千金）防除。
5 参考文献
[1] 吴爱珍.水稻直播高产栽培技术[j].安徽农学通报，2005，11（3）：14.
[2] 胡林军.直播水稻高产栽培技术[j].江苏农业科学，1999（3）：17-18.
[3] 关术平，周世兴，王海英.水稻超稀植高产栽培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j].内蒙古农业科技，2010（4）：113-114.
[4] 张栩，薛应征，王书玉，等.河南省沿黄水稻优质高产无公害栽培技术[j].河南农业科学，2004（9）：15-16.
[5] 张康永.水稻旱直播高产栽培技术[j].种业导刊，2011（6）：16.
[6] 陈立荣，张冬民，叶守民.马铃薯、水稻复种高产、高效栽培技术[j].内蒙古农业科技，2006（4）：78，80.
[7] 刘祥臣，卢兆成，丰大清，等.水稻覆膜湿管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初探[j].河南农业科学，2010（8）：4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