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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四比剖析材料范文1
许多年来，高考历史题型基本是固定的，即选择题和非选择题，而非选择题一般都被理解为材料解析题。从《2012年江苏省高考说明・历史》中对于基本技能的要求包含“论证和探讨问题”能力，即可知材料解析题是包括史证题在内的[2] （p.237）。其实，用史证题来考查学生的能力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重视缀文能力，有利于弥补踩点得分的缺陷。
目前高考非选择题在一定程度上力求遵循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规律，体现答案的个性化，至少是考虑到答案的多样化，但事实是，无论公布的参考答案，还是实际的阅卷操作，都把关键词的有无作为最重要的关节点，对于学生整体的答题思路则注意得不够。近几年广东高考历史卷有所创新，即重视缀文能力。2009年第26题对于“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演变”的考查，就其知识点，可以说比较“陈旧”，但是，人们却发现了它的新意：它的侧重不在知识点，而在于知识点的应用，即如何建立史料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就是史证题。史证题明确地将成文的表达作为一项基本的要求，意在纠正材料解析题踩点给分的缺陷，这也给中学历史教育传递了一个信息：作为基本的历史技能，历史缀文能力应该得到重视。
第二，重视论证能力，提高逻辑思维。
近年来，在高考作文对文章体裁不作硬性要求的条件下，大多数考生都会选择散文型写作或抒情型作文。因为这种文体能够在抒发个人感情，状描事物的样态，叙述事情的变化，能够较好体现学生的写作能力，这与论说作文的要求截然不同。论说作文要求作者具有明确的主题意识，严谨的逻辑思维，分明的叙述层次。而历史学科的史证题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通过历史史证题的论述可以提高学生的论说能力。
第三，重视说理能力，培养沟通能力。
从知识结构体系化的角度来看，论说能力是现实生活中说理能力的基础。提高“使他人认可自己观点”的能力，即说理能力，是很重要的。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常常不得要领，其实就是说理能力较差。说理能力体现了社会沟通水平，是包括历史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应该重视的基本素质。历史史证题的考核可以加强学生的说理能力和沟通能力。
与一般论说作文不同，史证题有其自身特殊的考核目标：
第一，主题应与历史相关。在议论文中，确定主题即所谓命题；论说作文就是对于所提出的命题所给予的证明[3] （p.51）。和普通论说文相比，史证题的命题空间更窄。
顾名思义，史证题应该是对历史问题的论评。学习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培养对于既往世界的理解力，是为“历史感”。具备了历史感，才谈得上对历史问题的准确理解，也才能认识到历史发生的正当性、必然性和合理性。基于此，史证题的主题主要涉及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理解，或者历史的价值判定，要求与历史相关，如2008年上海高考历史卷第37题为“评价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就是比较典型的史证题主题，而诸如“分化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趋势分析”，“走中西医结合之路――论中医药的发展”，“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文化的未来”等，其着眼点在于“（发展）趋势”“未来”，而非历史，不应成为史证题的主题[1] （p.50）。
第二，主题需要准确理解。史证题重在历史的认知与借鉴，它要考虑到基本的知识覆盖面以及认知技能等学科考核目标等诸多因素，一般都是由试题给定的。但给定并不等于明确，考题往往会要求学生从某个历史结论中将主题凝练而出，即给定的是历史的结论，从历史结论与主题之间还有一个理解和明确的过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史证题的主题确定其实就是主题理解。如2011年江苏高考历史卷第22题，该题引言称，历史学家陈旭麓认为，在传统经济社会结构的近代更生过程中，“除了旧生产方式逐步解体所产生的苦难之外，还应当有新生产方式破土而出的生机和朝气。如果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不承认：历史的主题应当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主题比较明显地就在这段表述中，然而它不是以断语形式呈现的，由此就存在一个准确理解主题（观点）的问题。
第三，主题比较简约。主题的简约与史证题的结构特点有关。史证题的结构相对简单：一般来说，考生只要从两三个侧面围绕一个观点集中论述即可。这是由历史学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相对于语文对谋篇布局的侧重，史学偏向于历史认知，因而史证题仍然处于一个“题”而非“文”的地位。事实上，绝大部分史证题都是作为材料解析题的一部分出现的，即使像2008年上海高考历史卷第38题“中国的1978”，以整个一道题30分的篇幅进行考核，它的主题也是比较简约的，即为什么说1978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第四，论证有原则。史证题除了要掌握论说作文的基本论证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和类推法外，还应该特别强调史学论文所应遵循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原则。论从史出，即结论来自于史实，而非道听途说甚至自我想象，所谓忠于史实即指此。史实的保留称为史料，“乃往时人类思想与行为所遗留之陈迹”[4] （p.1）：或者文献资料（这是最主要的），或者物质文化资料（比如考古资料），或者口传资料；不管哪种类型的史料，为便于考试，都会以书面的形式提供出来，它们构成史证题论据的一部分；另外的论据来自于教材（所学知识），同时还有作答者的思考和补充。著名史学家傅斯年有“史学便是史料学”之论[5] （p.2），因为“离开史料，历史简直无从研究起”[6] （p.2）。史证题的考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培养论从史出的习惯。史论结合，即史料与论点的相互统一、融会一体。如果将可信的史料视为客观事实，那么，论点就是主观认识。史论结合，意味着主观认识要符合客观真理，即符合历史的真实。认识的偏差或者错误，说明历史认知的欠缺，论证也就缺乏说服力了。
第五，表达有特点。史证题既然十分尊重史料，那么对史料的引用就比较严谨。对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性史料，以及一些重要的有利于说明观点的事实，最好使用直接引语的形式，以示来源比较明确，增强说服力。直接引语不是原封照搬，而是通过适当的剪裁，注重表达和逻辑，截取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部分，由连接词句，将论据与论点连缀为一体。在这里，事理剖析的层次分明而非意识的黏滞事关逻辑关系，语言的准确科学而非华而不实，事关论说体裁。
关于史证题的答案，重点需要处理好以下两个基本关系：
第一，开放性与可控性的关系。人文科学的主观性比较强，对同一个历史问题，或因为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或基于观察问题的不同角度，或由于对史料的不同理解等，最后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尽相同，但这些结论又都具有合理性。在史证题的考查中自然也会遇到这种现象，它显示了史证题的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历史考生的知识面宽度、思维个性及其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鉴别也具有主观性。因此，史证题答案必然具有开放性。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待这种开放性。有人会认为，既然史证题主观性强，就不应该有客观的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即可给分。但是这个“言之成理”不能完全任由学生“发挥和想象”，也是要和主题相关的，同时应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因为历史毕竟是真实的，应坚持论从史出。如2011年江苏高考历史卷第22题要求“论证陈旭麓先生提出的观点”，如果没有准确理解陈先生的观点，当然就不符合要求，尽管它可能言之成理。2010年高考全国文综历史卷第40题第三问：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对恩格斯所说“历史前提”的认识，也特别要求：以对“历史前提”的认识为中心。前面提到的《中国的1978》在引言中有如下的话：1978年，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里也预设了主题：1978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因此，史证题一方面要开放，另一方面要有可控性。
第二，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关系。史证题的性质决定了其开放性，放而无当则流于无效。毋庸讳言，目前的史证题还处于尝试阶段。尝试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制定评分标准，或者更准确地说，如何使得评分标准更科学。就目前所见，有两种评价体系：一个是“SOLO评分法”，2009年上海高考历史卷的第37题“如何理解（这位）美国律师的观察”，即采用这一方法。“SOLO评分法”的最大特点是重视文章的结构。根据这一体系，史证题存在五种结构，不同的结构即体现不同的论说水平。细心的研究者会注意到，2008年的上海历史卷第37题已经采用这一方法。而同一年的第38题《中国的1978》采用的却是另一种评分法：（1）论文须围绕主题展开；（2）论点应由材料支持；（3）论述要层次分明；（4）叙述要通顺流畅。这一评分法其实是按照论说文的要求进行的，不妨称为“史论法”。
两种方法各有优长，但以操作性来讲，“史论法”更简明扼要，便于操作，而“SOLO法”结构繁复，较难操作。实际上，在对史证题的答案进行评定时，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主题观点是否明确而合理（或理解是否准确），论证是否充分，表述是否清晰而有逻辑性。根据这三条标准，按照主题―论证―表达的权重递减原则，分三个层次进行衡量，应该比较科学，且更具有操作性。
【作者简介】汪建红，女，1968年生，中学高级教师，苏州市第十中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育和基础教育。
参考文献：
[1]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3（必修）[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2]江苏省教育考试院.2012年江苏省高考说明[Z].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
[3]夏■尊，刘薰宇.文章作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朗格诺瓦，塞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