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1
随着科技的发展，渔猎工具、炊具不断地改进。随着无数尝试和不断积累的经验，人类的食物原材料也越来越丰富。但是由于地域不同，各个国家的食材也不尽相同。中国的饮食原料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不断地汇聚、增加和补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种类繁多，涉及广泛。自古以来，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就是以饭食为主，以菜为辅，以菜佐饭。主食的种类主要以米食和面食为主，中国的南方多以米饭为主食，而北方则以面食为主，如面条，饺子，馒头，饼等。副食的种类更加丰富，如蔬菜、肉类、蛋类、禽类、鱼类、奶类、豆类等。
俄罗斯处于中高纬度地区，气候寒冷，不利于农作物的种植。所以，俄罗斯人可用的食材算不上很丰富。以面包为主食，面包分为白面包和黑面包。俄罗斯人把粥视为面包的“始祖”。俄罗斯民间有句谚语是“粥——我们的母亲，黑麦面包——我们的父亲”。在俄罗斯，土豆被称为是“第二面包”，与圆白菜、胡萝卜和洋葱一起，是俄罗斯人一年四季不断的“看家菜”。丰富的森林和湖泊、河流带给俄罗斯人野味菌类、山果和海鲜鱼虾。俄罗斯饮食中副食主要有肉类（牛羊肉为主）、牛奶、奶酪、香肠、鱼类、禽蛋和块茎类蔬菜如土豆、圆白菜、胡萝卜和洋葱等。
二、餐具的差异
在饮食的餐具的使用上，中俄两国差异很大。众所周知，中国人用筷子夹菜，用汤匙喝汤、用碗盛饭。而俄罗斯人用刀叉吃牛排、喝汤则用专门的汤匙。中国的餐具在材质上以瓷为主，兼有铜、不锈钢等。中国人的餐具主要是筷子，辅之以匙，还有各种形状的杯、碗、盘、碟。在中国讲究美食要用美器配，根据菜肴的特点来选择器具，煎炒、炸爆等无汤汁的宜用平盘；炖、烩、汆等汤汁较多的则用碗、盆。餐具还要菜肴的形状相统一。例如，鱼类才适宜用长盘，丸子类的宜配圆盘。另外，餐具的色泽和菜肴的颜色也要相协调，例如，深色系的菜要配淡色器皿，而淡色系的菜要配深色器皿。俄罗斯人的餐具体系庞大，无论是刀子、叉子、汤匙还是盘子，都有各种形制。例如刀又可以分为食用刀、肉刀、鱼刀、奶油刀、水果刀等；叉可分为肉类用、鱼类用、前菜用、甜点用；汤匙分为前菜用、汤用、咖啡用、茶用等。依照不同料理的特点配合使用不同形状的刀叉。
三、上菜顺序的差异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文化认同；接近性；刻板印象；文化偏见
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在20世纪末期明显加快。电视传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同样面临着全球化问题。电视作为全球化时代的风向标，对整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日益成为一种影响政治的社会公器。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1984年美国新闻总署开办世界电视网，首次把电视节目推向全球以来,美国的三大广播网、英国BBC、德国官方的卫星电视台，以及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西方国家相继实施了发展卫星电视的全球战略。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马来西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也纷纷发射和租用卫星，进行节目跨国乃至跨州覆盖。
而以我国为例，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顺利加入，电视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外国的电视节目或受到外国电视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的下，国内的许多研究者们纷纷高呼"狼来了"，呼吁建构电视文化。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也有些人对外国的电视节目持完全排斥的观点，认为在这些节目面前，受众没有任何抵抗力。文章就单从文化认同这个方面出发，来批判这种观点的不合理之处。
首先要明了的是文化认同的概念。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senseofbelonging）及内心的承诺（commitment），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
文化认同往往以某种象征而与不同的民族、历史、传统和观念联系起来，成为集体动员的符号和标志。如国旗的布料与颜色与其他的布料和颜色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可是一旦获得文化象征的地位，它就具有了某种魔力，代表了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认同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具有特殊的功能。有了文化认同的保护，即使在外来文化猛烈袭击的今天，本土文化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崩溃。
一般而言，在电视全球化过程中，文化认同的稳定性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本土节目吸引力
新闻价值具有"五性"原则，其中包括接近性。接近性又分为地理性接近和心理性接近。文化产品也是一样。本土文化产品的竞争优势在于它们拥有文化相近性，熟悉的语言及文化背景使本土传媒产品更容易被受众理解和产生共鸣。一般而言，在文化层次相当的情况下，观众对本土的电视节目总是有所偏爱的，只有当他们发现外国的电视节目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内容上都比本土电视节目要优越时，观众才可能放弃本土的电视节目而选择外来的。不少研究表明，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主要都是本土生产的。在亚洲7个国家中，名列前20名的电视节目绝大多数都是本土制作的。
在我国，本土节目吸引力主要体现在民生新闻和方言节目两个节目形式中。这两种节目都是近几年兴起的节目形式。这两种节目的收视率都创下了新高。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与受众的生活接近，有着共同的生活基础，同处于一个文化环境中，自然就容易引起受众的兴趣。
民生新闻中有很大部分是关注老百姓的生活琐事，而且这些琐事经常与观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江汉风》就是这样的一档民生新闻。虽然它只是荆州电视台这样一个市级电视台的一个子栏目，却是江汉平原家喻户晓的一个电视新闻品牌。自从2004年改革以来，它以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根据AC尼尔森的调查数据显示，《江汉风》在荆州地区所能收看到的所有节目中收视率排名位居第一，在荆州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不知道《焦点访谈》的大有人在，没看过《江汉风》的则寥寥无几。为什么在荆州，一个地区电视台的新闻栏目压倒了众多名牌新闻栏目呢？编排合理形式多样功不可没，但最主要的还是内容的贴近性。地方电视台的受众范围可以说就是这个地域内的观众，这样它的收视群体是相对狭小的，在这个地域内的观众对这个地域的文化有着一种潜在的文化认同的心理。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观众当然更愿意看那些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电视节目。
另外，方言电视节目也正在各地升温：四川话、陕西话、广东话、湖南话等各地方言纷纷登上荧屏，其收视率不断攀升。如重庆卫视的《雾都夜话》用浓郁、地道的四川话演绎百姓故事和凡人生活，当地观众称其"比连续剧还要好看"。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其原汁原味的杭州话，不仅使节目成为"票房冠军"，还赢得了"全国百佳电视栏目"荣誉。
方言节目为什么取得如此不俗的成绩呢？方言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载体，它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不同地方的方言就是这个地方文化的一种表征。这种文化往往是被区域范围内的普通民众普遍接受的文化，该区域的民众也对承担这类文化的方言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传播范围大、传播效果好的电视媒体将方言的这个作用发扬光大，为当地受众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能够引发文化和情感的共鸣，从而达到了传播的效果。
二、受众能动性
受众在观看电视时，并不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没有自己的思想，为电视所左右，仅仅只是"沙发上的土豆（potatoonsofa）"。相反，受思维定势的影响，受众还常常对外来节目进行本土化和个人化的解读。
如美国学者凯茨与利比斯对于《豪门恩怨》的解读研究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把观众依据阶级背景、教育程度与种族分成50个组群，每个组群三对夫妇，这样做的理论假设是：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而不只是个人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文本的意义、内容与效果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变化。不同种族的人在观看同一剧作的时候都把自己所属之种族的价值观带了进去，比如有一个摩洛哥的犹太人看后的评论是："虽然他们有钱，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比他们高明"。
由此可以看出，观众是主动而积极的，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被动、消极、无能且愚昧，他们建构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与文本进行的"协商"。这一协商的过程相当细腻复杂，观众的反省批判能力、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洗脑"功能的抵抗能力，比某些学者想象中的要强很多。正如汤林森指出的："认为文本能够穿越各个文化疆界而仍然分毫无差的说法，并不可信。"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中也涉及到了这个方面的内容。霍尔认为，电视内容可视为由符号构成的文本，任何文本都不止一个单一的意义，多数文本都能被不同的观众以不同的方式解读。霍尔一再强调"编码与译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人们的社会处境同他们从电视节目中得出的意义之间存有必然的相关性，对此，霍尔举出三种假想的解读立场，即"支配-霸权立场"、"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和"对抗代码或对抗立场"。与此对应的三种解读方式为"支配式解读"、"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受众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知对文本作出不同的解读。
事实也是这样。即使同是中国的观众，由于各地区之间的文化背景不同，各自的身份和处境不一样，也会采用多样的方式来解读电视节目。如果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传播中，这种现象体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在"9.11"事件中世界各地人民看到的电视画面大致是一样的，但是彼此对世贸大楼倒塌造成巨大伤亡的反映则不同。有人同情，有人庆幸，尤其是比较一些与美国敌对和友好的国家人们的反映后，更是感受到了不同的文化带来的巨大差异。
三、刻板印象与文化偏见
刻板印象（Stereotype）即社会刻板印象，也称"固定的成见"，由美国政论家和舆论学家李普曼在《舆论学》中首先提出，后来又有人将此提法泛化为"浇铸铅版论"、"刻板印象论"等，主要是指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
刻板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也具有历史继承性。因此，在同一社会文化群体中，刻板印象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由于历史的沉淀，每个民族都可能对其他民族或整个世界形成一些相对固定甚至独有的看法，这些看法可能会随着民族文化一代代地传承下来，成为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个民族的刻板印象往往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心理等各种因素复杂地交织着。因此，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以电视为代表的强势媒体对受众狂轰乱炸，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他们本民族的刻板印象。
文化偏见与刻板印象类似，也是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不同的是，文化偏见更多地体现在族群之间，同时也具有历史继承性。在电视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偏见通过传者更加明显地体现在受众面前。如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电视节目中，要么有意无意地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存在，要么只是报道其阴暗的一面，而对其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认为的那样，"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做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
四、民族国家限制外来传播
自世界经济趋于全球化，民族国家的自主性稍有转弱的倾向，但它对于人们的文化认同仍然是最具决定性的。
在文化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民族国家为了使国家不至于被外界同化，除在军事上加大资金投入外，也会注重对传媒的控制。尤其是电视这个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效果好的媒体。尽管电视全球化已经逐渐成为现实，但很多国家尤其是亚洲仍然维持着"防外"的传统，害怕它们的社会和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污染。
为了抵制外来文化的入侵，民族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规定外来节目的最高比例，或者缩短外来节目的播出时间，有选择地引进外来节目，等等。
在民族国家权力控制之下，传播媒介通过对自身主体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有意识的甄别遴选，强化或淘汰某种特定的文化构成，使特定的文化体系表现出合乎其目的性的总体景观，从而发挥出赋予文化身份、制造文化认同的涵化功能，加强了社会成员的全体归属感，实现了其社会整合的目标。
总而言之，在电视全球化的影响下，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虽然可能会随着文化移转和文化杂交而演变，但它的文化基因仍然是相当稳定的。经过长久的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边界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源自种族、历史、血缘、宗教的文化认同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1]杨宜音.《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演进和创新为例》,张存武,汤熙勇主编.《海外华族研究论集》,第三卷《文化、教育、与认同》，台北华侨协会总会出版，第407-420页.
[2]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3]陈韬文.《电视全球化与文化认同：亚洲背景下的理论思考》，《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郭震之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4][美]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健三译，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3年，第95页.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3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部分在学校读书时被公认为是智力超群的学生毕业后却没有大作为；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校学习时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出类拔萃，但是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很快干出了另人刮目相看的骄人成绩，这一事实证明：人的成才除了一定的智力因素和社会条件外，还取决于一些非智力因素。那么，在中学数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呢？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激发学习动机，培养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一个学生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就会满腔热忱地主动学习与研究数学，而且强烈希望在本学科上有所成就。根据学生这一特征，我在教学中采取以下措施。
1.选择最佳授课方案
课堂是教师传授知识的主要场所，充分发挥课堂效益是学生学好知识的关键。由于中学生具有勤思维、善兴奋、好模仿等特点，传统的“满堂灌”、“一言堂”会让学生厌烦，产生逆反心理。所以，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变换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尽量适合学生口味，选择最佳授课方案，优化教学过程，将讲授法、启发法、自学法、讨论法、提问法、讲练法等交叉灵活使用。如讲数学题时，用综合法解题有困难时，可以用分析法；用直接证明有困难时，可以用间接证明；正向思维有困难时，可采用逆向思维。克服枯燥无味的单调的教学方法，从而使学生全神贯注，感到学习是一种的美的享受，又使学生感到不知疲劳，且有意犹未尽之感，达到废寝忘食的境地。
2.讲究新课导言艺术
心理学认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身，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这就要求教师的课堂语言要生动、准确、风趣、新颖别致，富有哲理和启发性。有趣的新课导言，能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入探求新知识的阶段。如在数学教学中，运用中外古代的数学成就引入新课效果较好：从祖冲之的成就讲圆周率；从高斯的故事讲等差数列；从国王与象棋发明人的故事讲等比数列；从杨辉三角形讲二项定理。新课的引入要妙趣横生，要充分利用教材中的兴趣因素引入新课，善于以语言的情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启发学生的求知欲，把学生引入事物的意境之中，使学生的学习趣味盎然，乐此不疲。
二、培养顽强毅力，增强学习意志
心理学告诉我们：意志是意识的能动表现，是人自觉地组织自己的行动并与克服困难相联系的心理过程。学生学好知识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自制力较差的学生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因畏难情绪而自我放弃，特别是遇到一些思考难、理解抽象、运算比较繁的问题时，他们往往是缺乏勇气和顽强的毅力而产生厌倦、懒惰的情绪，最终落伍。针对这种情况，教学时应注意以下三个环节。
1.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自觉性和坚定性是好的意志品质，在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自觉性，同时要树立学生能学好知识的坚定信念，还要注意运用名人格言以及一些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等在各自的学科上不畏艰难，勇于攀登，为真理而奋斗的献身精神和取得成就的动人事例鼓励学生，以他们为楷模，从而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正如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此增强学生的学习意志。
2.激发学生对意志的自我锻炼
在中学数学教学中，尤其是复习阶段，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一道题不能省时间、嫌麻烦而只告诉正确的解题思路和答案。而要把解题过程板书出来，解题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也要告诉学生。我们知道完成一道题，虽然你知道解题思路，但要得出最终结果所要用到的知识是很多的，而有些知识是不能只凭正确的分析所代替而事先预想不到的，比如高中数学中的坐标旋转变换显得较为明显；选择题和填空题也不能只告诉结论，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刻苦钻研、追根寻底、仔细探究的能力。
三、实行因材施教，尊重学生性格
为了在教学中培养学生正直、诚恳、热忱、谦虚、勇敢的性格，在教学中应实行两个原则：
1.实行分层次的教学原则
在教学中要针对不同的心理发展水平和个性差异，不同的基础知识和学习态度，不同的个性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因材施教。教学内容的深度和进度要照顾大部学生，一方面不能使基础好、思维敏捷、能力较好的学生“吃不饱”。另一方面也不能使基础差、思维迟钝、能力弱的学生跟不上学习进度，达不到要求，屡遭失败而失去信心，所以教学中要根据学生学习的多个层次进行。比如把一个班按成绩上、中、下编成三个组，布置作业时分别给予难度不同的作业。如上等成绩可多布置复习参考题；中等成绩多布置习题，而下等成绩多布置练习题，使各个层次的学生都能提高学习成绩。
2.实行个别指导的教学原则
现代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都主张在班级教学中实行个别指导原则，教学不应以中等成绩的学生为目标，而应以全班每个学生为目标。由于教学中难以照顾不同类型的学生，难以针对学生的个别差异进行教学，教师应该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在教学中应贯彻个别指导的教学原则。要善于依靠学生个性中积极的因素，对不同性格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可采取个辅导、查漏补缺的教学方法。对个别成绩好的学生可以适当增加作业的难度，提高评分标准。而对个别成绩差的学生择适当减少作业的难度，降低评分标准或给予适当的帮助。
以上是我片面肤浅的认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绝非仅此而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受非智力因素的影响，也需要培养非智力因素。让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使自己的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
【参考文献】
［1］《心理学》章志光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2］《教育改革论文汇编》柳明主编，学苑出版社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中文图书；标引工作；优化
[中图分类号]G254.3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41(2012)03－0056－03
本文将从书目数据制作实践出发，对中文图书标引工作优化进行探讨。
1、中文图书标引工作的一般步骤
中文图书标引工作的一般步骤见图l。
是指查核在编图书是否为已进行过标引的复本。如果属同一图书的复本或不同版本，可直接使用原图书的分类号或主题词；如果是新图书，则进入下一步骤。主题分析是依据图书篇名、前言、目次、文摘、内容简介等，对图书进行内容分析。主题概念转换是以特定的分类表或主题词表为工具，将分析出的主题概念进行转换。确定标识是通过查表，给图书以相应的分类号和主题词。复核是对标引结果进行审核。
2、据标引工作的一般步骤挖掘优化标引工作的渠道
从图1可以看出，、主题分析、查表选词为中文图书标引工作的三个重要环节。因此，对中文图书标引工作进行优化，必然也是优化这三个环节的过程。
2.1 转变观念。拓宽途径
作为标引工作的首要环节，是避免重复劳动、提高标引工作效率与保证书目数据质量的第一步。如今出版物的数量逐年急剧上升，其中不乏大量同主题图书的出版。例如题为《新编大众菜谱》的在编图书，馆藏图书有《大众菜》《大众菜谱》《大众菜1000例》等。对于这本书的标引，标引人员完全可以将馆藏的三本书中的任何一条标引数据加以利用，即利用提高标引效率。
中文图书标引工作中采用最多的途径为正题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全题名；二是采用前方一致的检索方式。有时需要采用截词。除此之外，ISBN主要用于重印图书、不同装帧形式图书、不同版本图书、一书多号、连续出版物和多卷书的。这种方式多用于图书采访中。著者主要是将同一责任者的书集中著录到一起，多用于文学类图书的分类标引。标引工作中除以上途径以外，还应增添关键词、主题词、分类号，并将这些途径灵活地组合起来运用，这样就能大大的提高标引效率。
2.2 批判地利用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图书标引的第二环节是主题分析。对于这个环节工作的优化，合理参考、批判地利用CIP(Cata.10guinginPublication，图书在版编目)数据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CIP数据在标引方面存在优势，一是给予标引人员对于专深学科、自身不熟悉学科的主题词参考、分类参考，使得标引人员对于一些主题揭示偏难的图书从无从下手到有章可循，起到一定程度的引导作用。二是标引人员在进行主题概念转换时，不仅获取了图书主体因素的词源参考，同时也得到了通用因素、位置因素、时间因素、民族因素、类型因素等的词源参考。
CIP数据在标引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主题标引问题；最主要的是选词不当，如所选主题词不规范，过于宽泛使专指度不够；还有错标、漏标等。二是分类标引问题，具体包括：归类不当，分类级别过粗，该细分的未细分，该复分的未复分，该仿分的未仿分等。
认识CIP数据标引的优缺点，才能更助于我们总结和改进CIP数据，并将其更好地利用到原始编目中，真正反映CIP一次编目、多次利用的本意。图书馆既应该重视CIP数据，同时择优利用，这样可以减少重复编目，缩短编目程序，提高编目效率，从而节省大量的人、财、物力和编目时间，同时还可以加强与出版发行机构的交流合作，促进我国图书的在版编目质量的提高。
2.3 查表选词工具的与时俱进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在我国图书馆界的广泛应用，联机编目与远程编目的进一步发展，传统印刷型的《中图法》以及《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以下简称《中分表》)已满足不了快速建立机读数据库的需求，不能帮助标引人员提高选词分类的效率，因此，符合当今时代要求的查表选词工具是提高和优化标引工作的重要环节。
第一，《中图法》的修订与完善。《中图法》初版于1975年，它将分类标引工作、主题标引工作从极少数专家手中解放出来，通过良好的用户界面实时帮助标引人员解决综合学科知识和标引专业知识的不足，减小标引的技术难度。《中图法》自出版以来，国家图书馆及其编委会一直在进行日常更新和版本修订，2010年出版了第五版。修订后的《中图法》(第五版)补充了新主题、新概念，增强了类目主题的容纳性，明确了类目含义和使用方法；增加了复分、仿分等使用标记，修改补充了类目反向参照注释；增补了“通用时间、地点和环境、人员”附表的复分类型，完善了类目参见注释等使得编目员进行标引时更为方便。例如：“K878.2纪念地、故居”在《中图法》(第五版)中新增注释“纪念地、故居的考古人此，一般介绍和图集人K928.72”，该注释清楚地说明了类目外延部分的交叉问题，帮助编目人员对类目的理解，也明确了该类号的使用方法，同时也解决了类目在使用中存在模糊的问题。因此，《中图法》(第五版)的启用定将给编目人员标引图书带来极大的方便。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新概念、新主题将不断涌现，作为标引的重要工具之一的《中图法》也需要不断的更新和完善。
第二，《中分表》(第二版)及其电子版、Web版的应用。《中分表》(第二版)及电子版已于2005年9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Web版于2010年3月17日通过国家图书馆验收。《中分表》(第二版)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分类主题一体化的标引工具，为了适应新学科、新技术、新事物文献标引的需要，主题词增至110837条，新增主题词为21607条，如：新增的“电子政务”“电子银行”“网络营销”“网上购物”“网络贸易”等有关借助计算机网络平台的主题词，大大提高了文献主题内容标示的专指度，给广大标引人员减轻了工作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也提高了主题标引的质量。再如：《选股不如选时：中国式炒股圣经》一书，按第一版的《中分表》只能标引为“6060$a股票$x证券投资$x基本知识”，最新版《中分表》中“股票投资”一词就可以直接用“6060$a股票投资$x基本知识”；《三维动画特效》以前标引为“$a三维＠x动画$x软件”，现在直接用“$a三维动画软件”。以前用两个甚至三个主题词才能表达的内容现能合而为一了，新增的主题词对文献主题内容的揭示更加清晰明了，同时也缩短了文献标引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中分表》电子版以及Web版具有多样化的检索功能、丰富的超文本链接功能以及显示、浏览、接口等功能，用户可根据需要打开多个窗口并在文档之间和各款目要素之间进行切换。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问题研究》一书，在《中分表》电子版中通过查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色社”都能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词，该书就直接标引为“$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x理论研究”。在电子版及Web版中还可以用族首词来查找新词，例如：用“文学研究”一词可以检索出“诗歌研究、小说研究”等新增的主题词，由此看出《中分表》电子版及Web版有助于标引人员更方便地利用自然语言进行查询以及主题概念转换，大大降低了标引难度，缩短了标引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3、以人为本——全面提高标引人员素质
除了微观层面，标引工作的优化更离不开对宏观层面的思考，即人的因素。无论在标引工作的哪个环节，都离不开人的操作。因此，要从长远上优化标引工作、保证书目数据的质量以及保持数据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以人为本，全面提高编目人员尤其标引人员的素质。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
第一，自上而下重塑“以人为本”意识。对于如何全面提高标引人员素质，无数的文章、会议、论坛都曾进行过探讨，成效却并不显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重视体制。所谓自上而下即是从图书馆业务部门的领导、标引人员所在的采编部门的领导直至著录人员、标引人员，都应该重视提高自身的素质。
第二，为标引人员提供良好的学习平台。包括加强标引人员对《中图法》编制理论与编制技术的学习；定期举办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讲座，比如开展有关《中图法》(第五版)及《中分表》(第二版)及电子版的使用、《中图法》的组配技术、《中图法》中“0”的使用问题、新型学科和边缘学科文献的分类方法等专题讲座；定期开展交流会、研讨会，加强标引人员之间的沟通、标引人员与编目各个环节人员之间的交流、图书馆与图书馆标引人员之间的交流。
第三，开展标引人员思想素质以及心理素养教育。具体包括政治修养、事业心、责任感、工作态度、职业道德、拼搏精神、实干作风、好学上进的品行等方面的教育。标引人员良好的思想素质体现在工作中必然是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5
作者简介：邓晓慧，女，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媒介融合研究；宋波，女，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艺术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艺术理论研究。
摘 要：从2012、2013年浙江卫视举办的中国大型专业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国好声音》从开播到现在，一直备受观众瞩目，本文借用费斯克关于电视文化的两种经济理论，来分析该节目从众多真人秀节目中脱颖而出的内在成因，旨在揭示大众文化语境中，受众在参与电视文本交流中的显著程度，以更好地俯瞰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准确把握电视经济的命脉，做好节目的包装宣传。
关键词：金融经济；文化经济；缺席的在场；生产者式文本；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5-0091-03
一、引 言
在国内电视市场中，具有较高收视率的娱乐节目以“舶来品”居多。当前不少选秀类的娱乐节目，因同质化、低俗化和泛娱乐化而饱受诟病。大众媒体如何在市场竞争白热化的状态化下，突破当前节目创意匮乏的瓶颈，获得节目人气和广告收益的双赢，成为媒体从业人员当前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2012年暑期异军突起的《中国好声音》（以下简称《好声音》），成为《传媒》杂志评比的2012年度盘点十大事件之列。2013年暑假，这一节目再次以高标准的节目质量点燃了整个夏季的收视狂潮。这一舶来品本土化创新的成功，不单是由于顶级的制作团队、制播分离的运营模式及高水准学员的美妙歌喉，还与其节目的选材、形式和受众的参与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
节目的盈利与否取决于收视率的高低，而节目的收视率又与受众是否买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只有洞悉了受众在接收电视文本时的心理，才能准确把握电视节目的制作要领，赢得可观的收视率。当代西方学术界著名的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提出了关于电视文化的两种经济理论，结合《好声音》的走红内因，该理论做出了合理诠释。
二、两种经济理论的提出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1939―），当代西方学术界著名的大众文化理论家，在其撰写的《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理论，提出了两种电视经济理论，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这一大众文化理论试图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电视节目作为商品，在这两种平行的、半自主的经济中生产与销售，而生产商品的经济机构与受众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断裂。
首先，电视节目在金融经济系统中运行，“制片厂商（生产者）生产出电视节目（商品）然后卖给电视台（消费）；电视台将节目（生产者）播出，相当于将电视观众作为商品卖给了广告商（消费者）。这一过程注重的是电视的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 [1]。紧衔而至的流通阶段是文化经济阶段，电视商品的文化形式是形象、思想和符号，观众在收看节目的过程是消费的过程，对电视节目的解码又是对意义、的生产过程。由此，在文化经济阶段，“观众构成了生产者跟消费者的双重身份，这一阶段注重的是电视的使用价值，流通的是‘意义、和社会认同’” [1]。由此可见，文化生产只有走出简单的金融经济领域，进入文化经济领域，与大众的利于趋于一致，才能实现可观收益――要想拥有财富，必先生产意义和。他的两种经济模式理论，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为我们解读《好声音》的火爆走红提供了很深刻的启示。
三、金融经济阶段――《好声音》的生产
（一）优越的制播模式
《中国好声音》（以下简称《好声音》）是席卷海外的荷兰音乐节目《The Voice OF holland》的中国版，“是由星空传媒旗下的灿星制作公司推出的中国大型音乐真人秀节目，也是中国电视历史上首次引入真正意义的制播分离的一档节目” [2]。“该节目将利润分配模式从以往的‘电视台定利润’变为‘市场开发利润’，节目生产线也为之改变” [3]。该制作公司承担了所有的版权费，并与播出平台浙江卫视达成广告分成协议，节目若达不到规定的收视标准，灿星制作公司将单方面担负广告商的损失。如果双方投入的资源越大，节目越成功，得到的收益也越大。在利润与风险的双重刺激下，拥有着丰富制作经验的灿星公司（曾制作过“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等节目），顶住巨大压力，不惜成本与投入，成功打造出《好声音》，“第一季中的收视率从1.5到最高6.5，高达400%的收视涨幅”[4]。最终，广告费和版权费总计收入3亿多元，电视台、制作方和冠名商都赚了个盆满钵满，实现了真正的互利共赢。而在第二季中，好声音也延续了第一季的强收视。
对于金融经济来说，“电视工业首当其冲的要务便是生产商品化的受众，节目需尽最大可能吸引观众，惟其如此，广告商才会掏钱‘购买’他们” [1]，才能实现资本的流通与增值，从而实现彼此的互利共赢。加多宝集团正是看中了《好声音》可观的商业利润才高价冠名，而《好声音》广泛的社会关注度、令人眼红的收视率也恰好肯定了加多宝集团明智的决策。
（二）优质的节目设计
一档节目要想吸引人、有持续的观众，如果没有好的内容，那根本就难以为继。好声音以音乐为本位，主持人成了“卖凉茶”的伙计，主角让位给场上选手和更专业的评委。“这意味着中国电视娱乐进入‘后海选时代’：即依靠专业素质，精选优质资源，以资源为王”[5]。《好声音》的节目设计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彰显出优势：
首先是选题上，《好声音》的选题设计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口味。与灿星公司先前制作的《中国达人秀》这档节目相比，学员从多样化的特长（武术、杂技、街舞、唱歌等）简化为唱歌这一样。该节目秉承了原版《荷兰之声》的节目宗旨，即“声音是节目的唯一要素”，只要你有一副好嗓子，都有登台表演的机会。《好声音》学员从普罗大众中走向舞台，这对观众而言，在心理上就感觉十分亲近。 其次它在首期节目播出之前就已经有过一轮高水准的选拔，登上舞台的学员都是些颇具实力的唱将，精湛的歌曲演绎大大增加了节目的可观性。而对于每位选手也会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这些信息在勾画出参与者不同个性的同时，也增强了节目的故事性。 然后第三点，也是该节目最大的创新点，“盲听”和“转椅”。导师背对选手，仅凭歌手的声音，通过按下轮椅按钮，来遴选中意学员。这一节目形式打破了其他选秀节目中，靠评委的主观感受（歌手的舞台表现力，对歌曲的演绎契合度、长相、发展潜力等综合考虑）来集体决定选手命运的模式。在选手演唱歌曲的过程中，导师是否按钮这一悬念同时牵动着选手、选手亲友团和场内外观众的心；倘若有多位导师转椅，学员的选择又成为场内外观众的情绪沸点。节目后期，评判决定权在导师们和媒体团之间的博弈，使节目的情节跌宕起伏，收视率由此一路飙升。
四、文化经济阶段――化被动为主动的受众
在电视商品被买的一刻，金融经济的流通阶段即告完成。作为商品的电视节目已经完成了它在经济发行中的角色，开始充当文化角色的扮演。在这一阶段，“电视是一个‘不生产产品的工业，而消费者也不消费产品’。其文化经济产品的形式是形象、思想和符号” [1]。原来的电视节目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的话语结构。
（一）缺席的在场――隐形交流对话
在《好声音》这个电视文本中，导师、学员与受众形成了如图的交流模式：
（注：实箭头表示显流，虚箭头表示隐流）
在节目播出时，荧幕上出现的是学员与导师间的两种显流――导师转椅要学员，学员自主选导师。但受众在观看节目时，也作为一种缺席的在场参与了节目的交流。首先，在转椅与选择过程中，因为悬念的设置，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不自主的也参与到选择的过程。观众在观赏表演的同时，也会在心里作下判断，值不值得转椅？应该选哪位导师？都成为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就成为他们与节目之间产生亲密感与熟悉感的重要线索。其次参加比赛的学员本身就是生活中拥有歌唱特长的普通人，如美甲店老板黄勇、货车司机曹寅、盲人歌手张玉霞等。学员进行表演，就如同受众的替代性表演，满足了生活中大部分人渴望登上舞台引人注目的心理欲望。第三，两季《好声音》的导师――那英、庾澄庆、杨坤、刘欢、汪峰和张惠妹，都是流行乐坛颇有名望的领军人物，因此，学员与导师的沟通和交流，就如同受众也获得了与导师亲密接触的机会。受众仿佛在无形中也参与了训练和表演的全过程，并获得了一种满足的补偿性心理。总之，受众观看表演的过程，是与学员、导师隐形交流对话的过程，更是参与节目“全民造星”的过程。
（二）生产者式文本――参与意义建构
承上所言，受众以“缺席的在场”身份阅读电视文本，实际上也是一种对话的过程，是阅读主体（即受众）与文本期望的阅读位置（商品的制作方）之间的对话过程。费斯克对电视节目文本的分类，不同于艾柯的开放性文本与封闭性文本，而是将其定义为生产者式文本：这个范畴是用来描述“大众的作者式文本”的，即主动权倾向于受众的一方，受众可参与意义建构的文本。对于《好声音》来说，受众在观看《好声音》这一电视文本时，会因为把自己放在他们所塑造的不同的社会层面与文化效忠从属关系中，而对这一人物形象有迥然不同的理解。当观众把吴莫愁当作一种“90后”形象的文化资源，来思考他们自己的社会体验和意义时，吴莫愁的意义便会在年龄轴、性别轴或社会认可轴之间移动不止，从而形成对该人物的多义性解读。
具体而言，观众大致会有三种解码立场：1.支配性解读；2.协商式解读；3.对抗式解读。例如对吴莫愁的解读，有些观众认可吴莫愁对音乐的独特领悟和个性的演唱技巧，支持她的音乐梦想，即传受者双方的立场趋于一致的支配式解读；有些观众肯定哈林老师的评判，但是不认可吴莫愁的成功，这是观众对于节目接受的主导意识形态的适当调整，即协商式解读；还有的观众完全不认同吴莫愁展现的才艺，也不赞同哈林老师对她的欣赏和指导，这是受众根据自身利益与背景选择解码立场，即对抗式解读。
由此可见，电视文本的意义不是一个简单的从传者到受者的直线传播，而是在与受众极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关系的互动中得到修正或产生，电视话语的意义不是被灌输给受众，而是受众自己生产出来的。
（三）大众的创造力――获得释放
“某种文化要想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就必须创造出抵抗式或规避式用途或读法的机会，而这些机会的创造又源于商品的使用者在文化经济中表现的大众的创造力”[6]。在对真人秀节目进行解读时，大众的创造力主要表现在对文本意义的解读上。传统电视节目中，受众的自主要体现在遥控器上，与这种单向传输编码不同的是，《好声音》节目的全民狂欢模式使得受众得以较为自由地参与文本的解读过程。这种主要源自两方面：“1.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社会体验的意义所带来的。2.逃避权力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 [6]。前一种，可以体现在前文所提的大众对“吴莫愁”这一形象的解读上。第二种源于受众在媒体这一载体中的狂欢行为。受众在对《好声音》节目元素进行解读时，处于一种暂时的抽离现实处境的真空状态，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身份和角色得到隐藏，导师的抉择、选手的去留等情节都能让受众的情绪得到托盘的承载――“或惋惜，或感慨，或狂喜，从而获得压力的释放，生产出一种‘解放的，创造性的，游牧式的’”[6]。此外，随着导师椅子的转动，权利反转到学员手上，“选手第一次以主动选择的姿态赢得了话语对等的机会，这是大众对战精英话语权力的一次胜利”[7]，也是受众无形中获得抵抗式的重要节目元素。
金融经济中，受众处于无能为力的弱势地位，而文化经济阶段，受众一跃成为意义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基于不同文化代码和文化能力的解读，使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极大发挥，在此，消费者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受众对节目是否买账，成为制作者和电视台节目策划时务必审慎考量的重要因素。
五、两种经济理论对真人秀节目创新的启示
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核心存在矛盾。需掌控好工业经济与受众的利益分野。随着各电视台真人秀节目的日益泛滥，屏幕前的受众便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提高了对栏目内容的审美要求。真人秀节目的制作难度由此加大，生存周期也变得越来越短，一档新生节目若是在短期没能获得较好的口碑，赢得一定的市场收益，便有随时被拿下的风险。“视节目一旦成为一种商品，就要服从市场行情与商业原则的调控，市场化的电视要面向市场、面向受众，就要充分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心理与审美期待”[8]，需要处理好工业经济利益与大众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就如同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在这个选秀审美疲劳的时代，《好声音》异军突起，以精益求精的节目内容和别具一格的节目形式征服了受众。它的制胜点就在于，及时地引进了真人秀“盲听”、“转椅”、“导师学员互动”等节目元素，填补了市场空缺，满足了受众对真人秀节目心理期待的新需求，制播方的利益与受众的利益达成了共识，从而实现了双方的互利共赢。
另外文化商品想要流行，就必须满足相互抵牾的需要。《中国好声音》并不属于国内原创节目，它之所以从众多真人秀节目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在原版节目《荷兰之声》 的创意之上加以本土化创新和改造。然而流行的节目样式受市场需要时，再复制（或抄袭）的几率就越大。可是却不一定能获得长期的经济回馈。《好声音》的第一季获得了极大成功，但其他电视台的其他歌唱节目也相继涌现，如《我是歌手》、《中国梦之声》等，这些节目在2013年都一定程度上分割了部分收视群体。此外，受第一季《好声音》的熏陶，原有受众对这一档节目选手的期望值变高，节目组所面临的制作压力也相应增大。
向国外的优秀节目学习的确值得提倡，迫于生存压力以克隆的手段降低节目研发成本也无可厚非，但切不可让克隆成为制作节目的一种惯性。“安于追随”的思维方式不利于跳出节目山寨的俗套，反思如何取长补短、增强真人秀节目的原创力问题才是关键。只有以受众为本位，了解、收集他们新的节目体验和文化需求，洞悉真人秀节目制作的空白点，使创意与大众的审美取向相合拍，才能不落窠臼，突破节目创新匮乏的瓶颈，赢得国内电视娱乐节目的主战场。
六、结 语
从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来看，电视节目作为一种商品在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阶段分别充当了不同的角色。尽管该理论对受众主体性和生产性表现出过度的偏爱，遭到不少理论家的批评。但《好声音》文本的成功生产，却凸显了费斯克理论在电视节目生产上的实践价值。在受众对媒体高呼“选秀已死”的时代，媒体工作者理应审时度势，减慢收视率压力下一味高效盲从的制作节奏，以受众为本位，将费斯克“互动生产” 的理念植入创作，注重求新思变，避免急功近利，在电视栏目整体品牌发展格局下掌握“核心创意” 的主动权，才能使中国的娱乐节目焕发出更为持久的活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陆扬，.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 从中国好声音开始，八一八那些牛气的制作团队[EB/OL].http：///whbm/20121016/0/87F73gI2acbbf3FF.shtml.
3 特别策划：盘点2012十大事件[J].传媒，2013（1）.
4 吴琼.2012中国电视：真正创新的，都火了[J].传媒观察，2013（2）.
5 阚庆，冷淞.2012电视节目风向[J].视听界，2013（1）.
6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6
一、 民俗文化因素在杜诗中发生的形态
民俗文化是杜诗创作的重要文学对象。从语料学角度看，其在杜诗中存在的形态大致可归纳为三类。
1、审美意象形态。所谓审美意象，是“一种由主体感知的语义形象”。这种语义形象“借助于主体的心理与文学语言的具象化功能，而在主体的头脑中呈现”。它“不指涉实在，它是文学语言的指归，又是文学语言创造文学世界的实体和手段”。[1]
审美意象是民俗文化在杜诗中存在的基本形态。它以写物图貌为其显现的基本途径。
如龙的意象。龙是中国原始社会形成的一个综合图腾意象。在其传承的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饱含民族心理的能指意义。杜甫在其1457首诗中，有80多首诗中以龙为意象塑造文学对象。这个意象出现近100次[2]，可见，杜甫十分喜欢以“龙”的意象构建其文学客体。
诗人以“龙”写音乐之动人是“晚来横吹好，泓下亦龙吟”（《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此时骊龙亦吐珠，冯夷击鼓群龙趋”（《渼陂行》）。着一“龙”字，乐之仙韵，宛如耳畔。
诗人以“龙”写水势是“蛟龙不自谋”（《江涨》）；“蛟螭乘九皋”（《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状树木的造形是“偃盖反走虬龙形”（《 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白摧朽骨龙虎死”（《戏为韦偃双松图歌》），“虎倒龙颠委榛棘”（《楠树为风雨所拔叹》）。着一“龙”字，整句诗可谓灵气飞动，意蕴盎然。
此外，同类的如凤凰、麒麟等图腾意象，其他如神话、仙话、传说等民俗文化因素，也广泛地以审美意象的形态存在于杜诗之中。
杜甫选用民俗意象为其诗歌载体，使其传达的体验能准确地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双方找到契合点，从而引发较大的联想空间，产生较好的艺术效果。
2、典故形态。典故即“故事”。它在传承过程中其意义指向较意象直接而稳固。杜甫赋诗，不仅喜尚经典之典，民俗之典也是其重要的语言材料。其使用方法可粗分二类。
以民俗典故写志。最典型的当推“稷契”两个传说人物。稷，五谷之神。《礼记·祭法》中云：“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契是传说中的商之远祖，亦知农事。杜甫一生志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将自己的理想便依托于“稷契”二人之上。所谓“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契易为力”（《客居》），便是明证。
以民俗典故写情。民俗故事与经典文化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后者往往指向社会的有序化，相对忽略个体价值；前者则更倾向于个人感性的满足与对社会羁绊的反叛。所以，杜甫以民俗典故写情，主要是借以写怨情。
例如，天宝十四年（755），诗人游宦长安，被授予河西尉，不就。又改授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大志受辱，慨然而叹：“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去矣行》）。
《魏书》载：“李预居长安，每羡古人餐玉之法，乃采访蓝田，躬往攻掘，得玉石大小百余，磨为玉屑，每日服食。”古人传说，吃玉屑可以成仙，故前人效仿此说，以成典故。杜甫以之写一己牢骚，颇为传神。
民俗典故在其形成过程中，往往携带大量的集体无意识、社会心理内容。杜诗将个体情绪依托到这类典故之上，往往能使其意义更具穿透力。
3、文学对象形态。杜甫以民俗文化作为文学对象，是诗歌国度中比较独特的一帜。而他以民俗文化作为文学对象，又主要是对其进行价值评判。
从杜诗中整理出的几个民俗文化因素的发生形态来看，杜甫对民俗的认识基本上是客观准确的，也是比较完整的。这说明杜甫对待民俗文化的认识是具有一定的自觉性的。以民俗文化为观照对象，往往要求认识主体具有强有力的判断力。杜甫自幼精熟内典，以此优势，吸收民俗文化专题入诗，在客观上形成了观点鲜明，情感丰厚，意义蕴藉的特征。
中国古典诗歌，自魏晋进入自觉期，其主要特征即个人写作取代群体写作而成为文苑的主流。但是，在知识为贵族阶层垄断的时代，文人创作者往往因其阶级局限与时代影响，视贵族情感为人类情感的全部，视精英文化为人类文化的全部。而文学面对的对象世界是人类的整体情感世界，创作者的情感世界完整结构的缺失，无意会影响其作品的文学性与人类性的功能发挥。魏晋以降，写作个人化在当时特定背景下所成的两个直接流弊即玄言诗派和宫体诗派的生成。这两个诗派正是因其辐射的情感世界涵盖的文化视界的不完整，在接受史上表现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失败。
杜甫诗歌创作的民俗文化视角，修正了盛唐以前中国诗歌的一些偏颇走向。对后人创作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杜甫创作对民俗文化视角的建构，从某些方面看正是变盛唐之音者。从整个诗史看，这一建构无疑又具有提升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品质的意义。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