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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1
随着科技的发展，渔猎工具、炊具不断地改进。随着无数尝试和不断积累的经验，人类的食物原材料也越来越丰富。但是由于地域不同，各个国家的食材也不尽相同。中国的饮食原料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不断地汇聚、增加和补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种类繁多，涉及广泛。自古以来，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就是以饭食为主，以菜为辅，以菜佐饭。主食的种类主要以米食和面食为主，中国的南方多以米饭为主食，而北方则以面食为主，如面条，饺子，馒头，饼等。副食的种类更加丰富，如蔬菜、肉类、蛋类、禽类、鱼类、奶类、豆类等。
俄罗斯处于中高纬度地区，气候寒冷，不利于农作物的种植。所以，俄罗斯人可用的食材算不上很丰富。以面包为主食，面包分为白面包和黑面包。俄罗斯人把粥视为面包的“始祖”。俄罗斯民间有句谚语是“粥——我们的母亲，黑麦面包——我们的父亲”。在俄罗斯，土豆被称为是“第二面包”，与圆白菜、胡萝卜和洋葱一起，是俄罗斯人一年四季不断的“看家菜”。丰富的森林和湖泊、河流带给俄罗斯人野味菌类、山果和海鲜鱼虾。俄罗斯饮食中副食主要有肉类（牛羊肉为主）、牛奶、奶酪、香肠、鱼类、禽蛋和块茎类蔬菜如土豆、圆白菜、胡萝卜和洋葱等。
二、餐具的差异
在饮食的餐具的使用上，中俄两国差异很大。众所周知，中国人用筷子夹菜，用汤匙喝汤、用碗盛饭。而俄罗斯人用刀叉吃牛排、喝汤则用专门的汤匙。中国的餐具在材质上以瓷为主，兼有铜、不锈钢等。中国人的餐具主要是筷子，辅之以匙，还有各种形状的杯、碗、盘、碟。在中国讲究美食要用美器配，根据菜肴的特点来选择器具，煎炒、炸爆等无汤汁的宜用平盘；炖、烩、汆等汤汁较多的则用碗、盆。餐具还要菜肴的形状相统一。例如，鱼类才适宜用长盘，丸子类的宜配圆盘。另外，餐具的色泽和菜肴的颜色也要相协调，例如，深色系的菜要配淡色器皿，而淡色系的菜要配深色器皿。俄罗斯人的餐具体系庞大，无论是刀子、叉子、汤匙还是盘子，都有各种形制。例如刀又可以分为食用刀、肉刀、鱼刀、奶油刀、水果刀等；叉可分为肉类用、鱼类用、前菜用、甜点用；汤匙分为前菜用、汤用、咖啡用、茶用等。依照不同料理的特点配合使用不同形状的刀叉。
三、上菜顺序的差异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文化认同；接近性；刻板印象；文化偏见
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在20世纪末期明显加快。电视传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同样面临着全球化问题。电视作为全球化时代的风向标，对整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日益成为一种影响政治的社会公器。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1984年美国新闻总署开办世界电视网，首次把电视节目推向全球以来,美国的三大广播网、英国BBC、德国官方的卫星电视台，以及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西方国家相继实施了发展卫星电视的全球战略。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马来西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也纷纷发射和租用卫星，进行节目跨国乃至跨州覆盖。
而以我国为例，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顺利加入，电视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外国的电视节目或受到外国电视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的下，国内的许多研究者们纷纷高呼"狼来了"，呼吁建构电视文化。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也有些人对外国的电视节目持完全排斥的观点，认为在这些节目面前，受众没有任何抵抗力。文章就单从文化认同这个方面出发，来批判这种观点的不合理之处。
首先要明了的是文化认同的概念。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senseofbelonging）及内心的承诺（commitment），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
文化认同往往以某种象征而与不同的民族、历史、传统和观念联系起来，成为集体动员的符号和标志。如国旗的布料与颜色与其他的布料和颜色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可是一旦获得文化象征的地位，它就具有了某种魔力，代表了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认同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具有特殊的功能。有了文化认同的保护，即使在外来文化猛烈袭击的今天，本土文化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崩溃。
一般而言，在电视全球化过程中，文化认同的稳定性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本土节目吸引力
新闻价值具有"五性"原则，其中包括接近性。接近性又分为地理性接近和心理性接近。文化产品也是一样。本土文化产品的竞争优势在于它们拥有文化相近性，熟悉的语言及文化背景使本土传媒产品更容易被受众理解和产生共鸣。一般而言，在文化层次相当的情况下，观众对本土的电视节目总是有所偏爱的，只有当他们发现外国的电视节目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内容上都比本土电视节目要优越时，观众才可能放弃本土的电视节目而选择外来的。不少研究表明，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主要都是本土生产的。在亚洲7个国家中，名列前20名的电视节目绝大多数都是本土制作的。
在我国，本土节目吸引力主要体现在民生新闻和方言节目两个节目形式中。这两种节目都是近几年兴起的节目形式。这两种节目的收视率都创下了新高。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与受众的生活接近，有着共同的生活基础，同处于一个文化环境中，自然就容易引起受众的兴趣。
民生新闻中有很大部分是关注老百姓的生活琐事，而且这些琐事经常与观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江汉风》就是这样的一档民生新闻。虽然它只是荆州电视台这样一个市级电视台的一个子栏目，却是江汉平原家喻户晓的一个电视新闻品牌。自从2004年改革以来，它以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根据AC尼尔森的调查数据显示，《江汉风》在荆州地区所能收看到的所有节目中收视率排名位居第一，在荆州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不知道《焦点访谈》的大有人在，没看过《江汉风》的则寥寥无几。为什么在荆州，一个地区电视台的新闻栏目压倒了众多名牌新闻栏目呢？编排合理形式多样功不可没，但最主要的还是内容的贴近性。地方电视台的受众范围可以说就是这个地域内的观众，这样它的收视群体是相对狭小的，在这个地域内的观众对这个地域的文化有着一种潜在的文化认同的心理。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观众当然更愿意看那些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电视节目。
另外，方言电视节目也正在各地升温：四川话、陕西话、广东话、湖南话等各地方言纷纷登上荧屏，其收视率不断攀升。如重庆卫视的《雾都夜话》用浓郁、地道的四川话演绎百姓故事和凡人生活，当地观众称其"比连续剧还要好看"。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其原汁原味的杭州话，不仅使节目成为"票房冠军"，还赢得了"全国百佳电视栏目"荣誉。
方言节目为什么取得如此不俗的成绩呢？方言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载体，它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不同地方的方言就是这个地方文化的一种表征。这种文化往往是被区域范围内的普通民众普遍接受的文化，该区域的民众也对承担这类文化的方言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传播范围大、传播效果好的电视媒体将方言的这个作用发扬光大，为当地受众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能够引发文化和情感的共鸣，从而达到了传播的效果。
二、受众能动性
受众在观看电视时，并不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没有自己的思想，为电视所左右，仅仅只是"沙发上的土豆（potatoonsofa）"。相反，受思维定势的影响，受众还常常对外来节目进行本土化和个人化的解读。
如美国学者凯茨与利比斯对于《豪门恩怨》的解读研究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把观众依据阶级背景、教育程度与种族分成50个组群，每个组群三对夫妇，这样做的理论假设是：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而不只是个人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文本的意义、内容与效果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变化。不同种族的人在观看同一剧作的时候都把自己所属之种族的价值观带了进去，比如有一个摩洛哥的犹太人看后的评论是："虽然他们有钱，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比他们高明"。
由此可以看出，观众是主动而积极的，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被动、消极、无能且愚昧，他们建构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与文本进行的"协商"。这一协商的过程相当细腻复杂，观众的反省批判能力、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洗脑"功能的抵抗能力，比某些学者想象中的要强很多。正如汤林森指出的："认为文本能够穿越各个文化疆界而仍然分毫无差的说法，并不可信。"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中也涉及到了这个方面的内容。霍尔认为，电视内容可视为由符号构成的文本，任何文本都不止一个单一的意义，多数文本都能被不同的观众以不同的方式解读。霍尔一再强调"编码与译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人们的社会处境同他们从电视节目中得出的意义之间存有必然的相关性，对此，霍尔举出三种假想的解读立场，即"支配-霸权立场"、"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和"对抗代码或对抗立场"。与此对应的三种解读方式为"支配式解读"、"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受众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知对文本作出不同的解读。
事实也是这样。即使同是中国的观众，由于各地区之间的文化背景不同，各自的身份和处境不一样，也会采用多样的方式来解读电视节目。如果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传播中，这种现象体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在"9.11"事件中世界各地人民看到的电视画面大致是一样的，但是彼此对世贸大楼倒塌造成巨大伤亡的反映则不同。有人同情，有人庆幸，尤其是比较一些与美国敌对和友好的国家人们的反映后，更是感受到了不同的文化带来的巨大差异。
三、刻板印象与文化偏见
刻板印象（Stereotype）即社会刻板印象，也称"固定的成见"，由美国政论家和舆论学家李普曼在《舆论学》中首先提出，后来又有人将此提法泛化为"浇铸铅版论"、"刻板印象论"等，主要是指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
刻板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也具有历史继承性。因此，在同一社会文化群体中，刻板印象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由于历史的沉淀，每个民族都可能对其他民族或整个世界形成一些相对固定甚至独有的看法，这些看法可能会随着民族文化一代代地传承下来，成为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个民族的刻板印象往往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心理等各种因素复杂地交织着。因此，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以电视为代表的强势媒体对受众狂轰乱炸，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他们本民族的刻板印象。
文化偏见与刻板印象类似，也是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不同的是，文化偏见更多地体现在族群之间，同时也具有历史继承性。在电视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偏见通过传者更加明显地体现在受众面前。如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电视节目中，要么有意无意地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存在，要么只是报道其阴暗的一面，而对其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认为的那样，"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做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
四、民族国家限制外来传播
自世界经济趋于全球化，民族国家的自主性稍有转弱的倾向，但它对于人们的文化认同仍然是最具决定性的。
在文化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民族国家为了使国家不至于被外界同化，除在军事上加大资金投入外，也会注重对传媒的控制。尤其是电视这个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效果好的媒体。尽管电视全球化已经逐渐成为现实，但很多国家尤其是亚洲仍然维持着"防外"的传统，害怕它们的社会和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污染。
为了抵制外来文化的入侵，民族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规定外来节目的最高比例，或者缩短外来节目的播出时间，有选择地引进外来节目，等等。
在民族国家权力控制之下，传播媒介通过对自身主体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有意识的甄别遴选，强化或淘汰某种特定的文化构成，使特定的文化体系表现出合乎其目的性的总体景观，从而发挥出赋予文化身份、制造文化认同的涵化功能，加强了社会成员的全体归属感，实现了其社会整合的目标。
总而言之，在电视全球化的影响下，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虽然可能会随着文化移转和文化杂交而演变，但它的文化基因仍然是相当稳定的。经过长久的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边界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源自种族、历史、血缘、宗教的文化认同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1]杨宜音.《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演进和创新为例》,张存武,汤熙勇主编.《海外华族研究论集》,第三卷《文化、教育、与认同》，台北华侨协会总会出版，第407-420页.
[2]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3]陈韬文.《电视全球化与文化认同：亚洲背景下的理论思考》，《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郭震之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4][美]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健三译，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3年，第95页.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3
关键词：校园视觉文化；隐形教育；功能
中图分类号：J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9-146-1
前言
校园视觉文化是学校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彰显自身文化特点，还能够对学校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目前，校园视觉文化中的隐形教育已经受到了教育界的重视，并加强了对视觉文化的研究，以良好的校园文化引导和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学生日后更好地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校园视觉文化
视觉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认知的方式，是人与人之间实现交流和沟通的重要途径。随着经济和科技的不断进步，逐步丰富了视觉内容，并出现视觉文化。视觉文化作为一种广泛的概念，不仅是以美术的形式出现在大众面前，还深入到学校以及人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图画、符号等都是视觉文化的一部分，赋予了视觉文化形象、直观的特性。
校园视觉文化主要是在我国政策方针指导下，精心设计，为引导和培养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其与环境文化一样，是校园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们能够真实地感受到的，例如：园林、建筑等实实在在的一切，囊括了整个校园所有物质载体。视觉文化作为校园的名片，不仅能够体现师生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还承担着传承我国悠久历史的重担，通过构建良好的校园视觉文化，能够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学校，从而激发学生们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二、校园视觉文化的隐性教育功能
（一）指导功能
指导功能主要是指引导学校师生明确教学目标，并不断努力实现。教育目标等单纯依靠显性教育是不够的，还要借助通过创建文化氛围进行影响教育。学校通过构建良好的精神文化和文化氛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对某件事的看法和观点，并将进行积极的引导，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树立高尚的品德。
（二）凝聚功能
校园视觉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师生耳濡目染接受着这些文化，对自身的价值观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校园视觉文化能够激发师生内心对学校的认同感，激发师生凝聚力，推动学校进一步发展[1]。
（三）约束功能
人们在思想等方面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当师生处于美丽的校园、整洁的宿舍等优美的环境中，能够约束师生的行为，促使师生自觉提高自身素质，并逐渐在校园中形成良好的氛围，借助这种无形力量的约束，能够更好地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
（四）激励功能
良好的道德情感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校园视觉文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师生的精神、愿望等，学校通过精心设计的建筑物等，影响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创造性等，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道德原则，并产生积极的生活态度，激励学生积极进取。
三、促进校园视觉文化发挥隐性教育功能的有效对策
（一）完善校园指示系统
校园指示系统是校园视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道路、平面图以及路口指示三大部分。现代校园占地面积较广、功能齐全，学生在校园内活动需要道路指示才能够准确找到目的地，尤其是一些新生，对校园不熟悉。因此，校园可以在道路指示牌的设计上花心思，用一些具有文化底蕴的名称给道路命名，并用一些能够彰显校园风格的材质制作路牌，例如木质等，既能够便于学生寻找道路，还能够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平面图的设计主要是清晰、简单，并将平面图设置在校园的特点位置，例如校门口、食堂门口等；楼口指示牌能够为学生指引道路，学校可以在设计的时候加入一些文化元素，让学生能够感受到人文气息。
（二）规范宣传平台
宣传平台主要是指校园的宣传栏、公告等，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联系密切。因此，学校要规范宣传平台，避免一些社会广告对学校文化的破坏，专门设计各类信息的平台，便于学生信息，也能够有效地避免乱贴广告等不文明的现象；除此之外，宣传栏作为校园文化表现的重要载体，学校要经常更新上面的内容，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并保持公告栏的清洁整洁，为学生营造一个整洁的校园环境[2]。
（三）校园环境
校园环境文化是一项综合性学科，包括校园内的建筑、水景等多方面元素，学校设计建筑要结合地方特点，展现民族特色，通过科学、合理地设计建筑，为学生营造一个和谐的校园环境；优秀的雕塑艺术能够影响学生们的精神生活，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学校要结合自身特点，选择雕塑形象。除此之外，校园环境还包括校园绿化、水景等，学校应全面考虑校园各方面因素，为学生构建和谐校园。
四、结论
根据上文所述，校园视觉文化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现代教育的特点，不仅仅关注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育，还重视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健全的人格等，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与时俱进原则的具体表现。因此，学校管理者加强对校园视觉文化的建设，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中文图书；标引工作；优化
[中图分类号]G254.3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41(2012)03－0056－03
本文将从书目数据制作实践出发，对中文图书标引工作优化进行探讨。
1、中文图书标引工作的一般步骤
中文图书标引工作的一般步骤见图l。
是指查核在编图书是否为已进行过标引的复本。如果属同一图书的复本或不同版本，可直接使用原图书的分类号或主题词；如果是新图书，则进入下一步骤。主题分析是依据图书篇名、前言、目次、文摘、内容简介等，对图书进行内容分析。主题概念转换是以特定的分类表或主题词表为工具，将分析出的主题概念进行转换。确定标识是通过查表，给图书以相应的分类号和主题词。复核是对标引结果进行审核。
2、据标引工作的一般步骤挖掘优化标引工作的渠道
从图1可以看出，、主题分析、查表选词为中文图书标引工作的三个重要环节。因此，对中文图书标引工作进行优化，必然也是优化这三个环节的过程。
2.1 转变观念。拓宽途径
作为标引工作的首要环节，是避免重复劳动、提高标引工作效率与保证书目数据质量的第一步。如今出版物的数量逐年急剧上升，其中不乏大量同主题图书的出版。例如题为《新编大众菜谱》的在编图书，馆藏图书有《大众菜》《大众菜谱》《大众菜1000例》等。对于这本书的标引，标引人员完全可以将馆藏的三本书中的任何一条标引数据加以利用，即利用提高标引效率。
中文图书标引工作中采用最多的途径为正题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全题名；二是采用前方一致的检索方式。有时需要采用截词。除此之外，ISBN主要用于重印图书、不同装帧形式图书、不同版本图书、一书多号、连续出版物和多卷书的。这种方式多用于图书采访中。著者主要是将同一责任者的书集中著录到一起，多用于文学类图书的分类标引。标引工作中除以上途径以外，还应增添关键词、主题词、分类号，并将这些途径灵活地组合起来运用，这样就能大大的提高标引效率。
2.2 批判地利用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图书标引的第二环节是主题分析。对于这个环节工作的优化，合理参考、批判地利用CIP(Cata.10guinginPublication，图书在版编目)数据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CIP数据在标引方面存在优势，一是给予标引人员对于专深学科、自身不熟悉学科的主题词参考、分类参考，使得标引人员对于一些主题揭示偏难的图书从无从下手到有章可循，起到一定程度的引导作用。二是标引人员在进行主题概念转换时，不仅获取了图书主体因素的词源参考，同时也得到了通用因素、位置因素、时间因素、民族因素、类型因素等的词源参考。
CIP数据在标引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主题标引问题；最主要的是选词不当，如所选主题词不规范，过于宽泛使专指度不够；还有错标、漏标等。二是分类标引问题，具体包括：归类不当，分类级别过粗，该细分的未细分，该复分的未复分，该仿分的未仿分等。
认识CIP数据标引的优缺点，才能更助于我们总结和改进CIP数据，并将其更好地利用到原始编目中，真正反映CIP一次编目、多次利用的本意。图书馆既应该重视CIP数据，同时择优利用，这样可以减少重复编目，缩短编目程序，提高编目效率，从而节省大量的人、财、物力和编目时间，同时还可以加强与出版发行机构的交流合作，促进我国图书的在版编目质量的提高。
2.3 查表选词工具的与时俱进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在我国图书馆界的广泛应用，联机编目与远程编目的进一步发展，传统印刷型的《中图法》以及《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以下简称《中分表》)已满足不了快速建立机读数据库的需求，不能帮助标引人员提高选词分类的效率，因此，符合当今时代要求的查表选词工具是提高和优化标引工作的重要环节。
第一，《中图法》的修订与完善。《中图法》初版于1975年，它将分类标引工作、主题标引工作从极少数专家手中解放出来，通过良好的用户界面实时帮助标引人员解决综合学科知识和标引专业知识的不足，减小标引的技术难度。《中图法》自出版以来，国家图书馆及其编委会一直在进行日常更新和版本修订，2010年出版了第五版。修订后的《中图法》(第五版)补充了新主题、新概念，增强了类目主题的容纳性，明确了类目含义和使用方法；增加了复分、仿分等使用标记，修改补充了类目反向参照注释；增补了“通用时间、地点和环境、人员”附表的复分类型，完善了类目参见注释等使得编目员进行标引时更为方便。例如：“K878.2纪念地、故居”在《中图法》(第五版)中新增注释“纪念地、故居的考古人此，一般介绍和图集人K928.72”，该注释清楚地说明了类目外延部分的交叉问题，帮助编目人员对类目的理解，也明确了该类号的使用方法，同时也解决了类目在使用中存在模糊的问题。因此，《中图法》(第五版)的启用定将给编目人员标引图书带来极大的方便。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新概念、新主题将不断涌现，作为标引的重要工具之一的《中图法》也需要不断的更新和完善。
第二，《中分表》(第二版)及其电子版、Web版的应用。《中分表》(第二版)及电子版已于2005年9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Web版于2010年3月17日通过国家图书馆验收。《中分表》(第二版)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分类主题一体化的标引工具，为了适应新学科、新技术、新事物文献标引的需要，主题词增至110837条，新增主题词为21607条，如：新增的“电子政务”“电子银行”“网络营销”“网上购物”“网络贸易”等有关借助计算机网络平台的主题词，大大提高了文献主题内容标示的专指度，给广大标引人员减轻了工作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也提高了主题标引的质量。再如：《选股不如选时：中国式炒股圣经》一书，按第一版的《中分表》只能标引为“6060$a股票$x证券投资$x基本知识”，最新版《中分表》中“股票投资”一词就可以直接用“6060$a股票投资$x基本知识”；《三维动画特效》以前标引为“$a三维＠x动画$x软件”，现在直接用“$a三维动画软件”。以前用两个甚至三个主题词才能表达的内容现能合而为一了，新增的主题词对文献主题内容的揭示更加清晰明了，同时也缩短了文献标引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中分表》电子版以及Web版具有多样化的检索功能、丰富的超文本链接功能以及显示、浏览、接口等功能，用户可根据需要打开多个窗口并在文档之间和各款目要素之间进行切换。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问题研究》一书，在《中分表》电子版中通过查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色社”都能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词，该书就直接标引为“$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x理论研究”。在电子版及Web版中还可以用族首词来查找新词，例如：用“文学研究”一词可以检索出“诗歌研究、小说研究”等新增的主题词，由此看出《中分表》电子版及Web版有助于标引人员更方便地利用自然语言进行查询以及主题概念转换，大大降低了标引难度，缩短了标引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3、以人为本——全面提高标引人员素质
除了微观层面，标引工作的优化更离不开对宏观层面的思考，即人的因素。无论在标引工作的哪个环节，都离不开人的操作。因此，要从长远上优化标引工作、保证书目数据的质量以及保持数据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以人为本，全面提高编目人员尤其标引人员的素质。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
第一，自上而下重塑“以人为本”意识。对于如何全面提高标引人员素质，无数的文章、会议、论坛都曾进行过探讨，成效却并不显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重视体制。所谓自上而下即是从图书馆业务部门的领导、标引人员所在的采编部门的领导直至著录人员、标引人员，都应该重视提高自身的素质。
第二，为标引人员提供良好的学习平台。包括加强标引人员对《中图法》编制理论与编制技术的学习；定期举办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讲座，比如开展有关《中图法》(第五版)及《中分表》(第二版)及电子版的使用、《中图法》的组配技术、《中图法》中“0”的使用问题、新型学科和边缘学科文献的分类方法等专题讲座；定期开展交流会、研讨会，加强标引人员之间的沟通、标引人员与编目各个环节人员之间的交流、图书馆与图书馆标引人员之间的交流。
第三，开展标引人员思想素质以及心理素养教育。具体包括政治修养、事业心、责任感、工作态度、职业道德、拼搏精神、实干作风、好学上进的品行等方面的教育。标引人员良好的思想素质体现在工作中必然是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 英汉习语 文化因素 跨文化交际
一、有关饮食的习语和文化因素
饮食是人类最原始、最古老、最基本的行为，是生存的第一需要，语言和饮食有着密切关系，并且相互影响。饮食中的食物语汇在习语中无处不在，或者说，习语中记载着丰富的饮食文化信息。
《圣经》中有一句名言：Man shall not live on bread alone.（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受其影响，西方的很多谚语皆由此衍生而出。如，The mouth is the executioner and the doctor of the body.（食物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Diseases enter by mouth.（病从口入。）。汉语中也有类似的习语，如“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
英语国家最重要的食物为面包。面包和黄油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与此相关的习语比比皆是，但在这些习语中，bread已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面包，而是代表着“谋生之道、饭碗、生活必需品”以及由此引申的相关内涵。如：one’s daily bread（饭碗，生计），earn one’s bread（养家糊口），beg one’s bread（乞讨），eat the bread of idleness（不劳而食），take the bread out of one’s mouth（抢走某人的饭碗）等。中国是农耕国家，汉族长期以来以农业为主，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以粮食作物为主食的饮食结构。相关的习语有“吃白饭”，“饥不择食”，“画饼充饥”，“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相当于英语的“You can’t make an omelet without breaking eggs.”（无材料难办事），“生米做成熟饭”相当于英语的“It is no use crying over spilt milk.”（覆水难收）等。汉语有一谚语体现了中西方共同的文化理念：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相当于汉语“天下没有掉下来的馅饼”，意为没有不劳而获的事；不劳动者不得食。
二、有关蔬菜和调味品的习语和文化因素
英语中有许多借用如蔬菜、调味品等小物品为喻体的习语，这些习语形象生动、言简意赅。如《圣经》中有这样一个习语：the salt of the earth，其字面意思是“世上的盐”。盐是饮食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它有调味、杀菌、解毒、消炎、除污等多种功用，因此人们将它用来指平凡但是性格和行动十分值得尊敬的人，即社会中坚分子。类似的习语还有：take something with a pinch/ grain of salt意为对某事半信半疑；而中国人信奉“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人们烹调注重味道，讲究色香味俱全。有关饮食的成语谚语丰富多彩，如“众口难调”、“添油加醋”、“鸡毛蒜皮”、“色香味形”、“五味俱全”、“酸甜苦辣食不甘味”等。
三、有关住所的习语和文化因素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6
一、 民俗文化因素在杜诗中发生的形态
民俗文化是杜诗创作的重要文学对象。从语料学角度看，其在杜诗中存在的形态大致可归纳为三类。
1、审美意象形态。所谓审美意象，是“一种由主体感知的语义形象”。这种语义形象“借助于主体的心理与文学语言的具象化功能，而在主体的头脑中呈现”。它“不指涉实在，它是文学语言的指归，又是文学语言创造文学世界的实体和手段”。[1]
审美意象是民俗文化在杜诗中存在的基本形态。它以写物图貌为其显现的基本途径。
如龙的意象。龙是中国原始社会形成的一个综合图腾意象。在其传承的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饱含民族心理的能指意义。杜甫在其1457首诗中，有80多首诗中以龙为意象塑造文学对象。这个意象出现近100次[2]，可见，杜甫十分喜欢以“龙”的意象构建其文学客体。
诗人以“龙”写音乐之动人是“晚来横吹好，泓下亦龙吟”（《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此时骊龙亦吐珠，冯夷击鼓群龙趋”（《渼陂行》）。着一“龙”字，乐之仙韵，宛如耳畔。
诗人以“龙”写水势是“蛟龙不自谋”（《江涨》）；“蛟螭乘九皋”（《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状树木的造形是“偃盖反走虬龙形”（《 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白摧朽骨龙虎死”（《戏为韦偃双松图歌》），“虎倒龙颠委榛棘”（《楠树为风雨所拔叹》）。着一“龙”字，整句诗可谓灵气飞动，意蕴盎然。
此外，同类的如凤凰、麒麟等图腾意象，其他如神话、仙话、传说等民俗文化因素，也广泛地以审美意象的形态存在于杜诗之中。
杜甫选用民俗意象为其诗歌载体，使其传达的体验能准确地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双方找到契合点，从而引发较大的联想空间，产生较好的艺术效果。
2、典故形态。典故即“故事”。它在传承过程中其意义指向较意象直接而稳固。杜甫赋诗，不仅喜尚经典之典，民俗之典也是其重要的语言材料。其使用方法可粗分二类。
以民俗典故写志。最典型的当推“稷契”两个传说人物。稷，五谷之神。《礼记·祭法》中云：“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契是传说中的商之远祖，亦知农事。杜甫一生志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将自己的理想便依托于“稷契”二人之上。所谓“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契易为力”（《客居》），便是明证。
以民俗典故写情。民俗故事与经典文化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后者往往指向社会的有序化，相对忽略个体价值；前者则更倾向于个人感性的满足与对社会羁绊的反叛。所以，杜甫以民俗典故写情，主要是借以写怨情。
例如，天宝十四年（755），诗人游宦长安，被授予河西尉，不就。又改授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大志受辱，慨然而叹：“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去矣行》）。
《魏书》载：“李预居长安，每羡古人餐玉之法，乃采访蓝田，躬往攻掘，得玉石大小百余，磨为玉屑，每日服食。”古人传说，吃玉屑可以成仙，故前人效仿此说，以成典故。杜甫以之写一己牢骚，颇为传神。
民俗典故在其形成过程中，往往携带大量的集体无意识、社会心理内容。杜诗将个体情绪依托到这类典故之上，往往能使其意义更具穿透力。
3、文学对象形态。杜甫以民俗文化作为文学对象，是诗歌国度中比较独特的一帜。而他以民俗文化作为文学对象，又主要是对其进行价值评判。
从杜诗中整理出的几个民俗文化因素的发生形态来看，杜甫对民俗的认识基本上是客观准确的，也是比较完整的。这说明杜甫对待民俗文化的认识是具有一定的自觉性的。以民俗文化为观照对象，往往要求认识主体具有强有力的判断力。杜甫自幼精熟内典，以此优势，吸收民俗文化专题入诗，在客观上形成了观点鲜明，情感丰厚，意义蕴藉的特征。
中国古典诗歌，自魏晋进入自觉期，其主要特征即个人写作取代群体写作而成为文苑的主流。但是，在知识为贵族阶层垄断的时代，文人创作者往往因其阶级局限与时代影响，视贵族情感为人类情感的全部，视精英文化为人类文化的全部。而文学面对的对象世界是人类的整体情感世界，创作者的情感世界完整结构的缺失，无意会影响其作品的文学性与人类性的功能发挥。魏晋以降，写作个人化在当时特定背景下所成的两个直接流弊即玄言诗派和宫体诗派的生成。这两个诗派正是因其辐射的情感世界涵盖的文化视界的不完整，在接受史上表现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失败。
杜甫诗歌创作的民俗文化视角，修正了盛唐以前中国诗歌的一些偏颇走向。对后人创作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杜甫创作对民俗文化视角的建构，从某些方面看正是变盛唐之音者。从整个诗史看，这一建构无疑又具有提升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品质的意义。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