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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发展论文范文1
《办法》中增设“学生类”档案,突破了一直以来高校档案的界定范围,从而拓宽了高校档案的内涵和范围,意义深远。
1.彰显了“以人为本”和重视民生档案的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惠及民生,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我们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来,并在党的十上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国家档案局依据所学发展观,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人的档案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新理念。在高校中,占主体地位的是学生,而不是领导,更不是校长,是学校主体中的重中之重,因此学生档案最重要,最有价值。增设“学生类”档案是对过去传统的档案管理观念的彻底否定,它有利于学生对其个人档案的查询和利用,突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的人事档案是处在一种极度封闭的状态,过分强调保密,公民个人根本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在高校中,学生也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对于自己档案中的内容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一些学生档案中的不实之词致学生在走向社会后,得不到公正对待而贻误发展前途,以致影响一生的情况多有发生,而本人并不知晓其原因。《办法》明确提出并列举了学生档案包括的一些基本内容,并强调学生本人是档案形成的主体。对自己的档案享有知情权。符合现代社会人事档案必须阳光化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彰显了“以人为本”和重视民生档案的理念,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特征。
2.有利于高校学生档案管理体制的规范。《办法》实施五年来,纵观各高校学生档案管理的现状,用一句话概括,仍呈比较混乱的状态。从表面上看,有的高校学生档案由各院(系)管理,有的是研究生档案由研究生院管理,本科生档案由学生处管理,有的由学校档案部门管理。这种不统一性必然使学生档案管理混乱,但这只是一种表象,而本质问题则是由于管理体制不规范而造成的。因此,《办法》在分析了高校档案管理混乱原因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高校学生档案归档案馆管理,这是既体理了学生档案的本质特征又符合档案工作规律的。实行高校档案馆管理的体制有诸多优势,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才优势。学生档案有其自身的特点,不仅需要专人管理,更需要有具备档案专业知识的人去管理。而学校各院(系)、学生处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是兼职做档案工作,平时事务性工作就比较多,很难有专门的时间和精力来管理学生档案,突击整理学生档案是家常便饭,由于他们一段都不具备档案专业知识,因此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从近年来社会用人单位对学生档案利用反馈中提出的诸多问题中可以看到这种管理形式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只有高校档案馆的专门档案人员才能真正胜任学生档案管理工作。二是保管优势。档案馆以外的部门管理学生档案,一般将档案存放于普通的办公用房中,档案丢失、损毁时有发生,而高校档案馆有专门的库房和保管设施,能够从根本上保证学生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此外,各部门管理学生档案的做法,导致各部门之间责任互相推诿,造成学生档案质量差、可信度低,降低了学生档案的利用质量,不利于学生本人和社会各方面的查阅和利用。
3.有利于实现高校档案馆藏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集中统一地管理党和国家的全部档案是我国档案工作最重要、最根本的基本原则。高校档案是国家档案,而高校学生档案是高校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是国家档案,必须由档案部门实行集中统一管理。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各高校逐步建立了档案馆或档案信息中心,其目的就是实现对高校全部档案信息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维护高校档案的完整与完全。《办法》在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中,对学生类档案的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主要包括高等教育学校培养的学历教育,学生的高中档案入学登记表、体检表、学籍档案、奖惩记录、党团组织档案、毕业生登记表等。这些材料既包括了学生个人档案中的大部分内容,也包括了教学档案归档范围中的部分内容、即学生的“入学登记表、学籍档案、奖惩记录”等是比较完整的学生档案材料。校档案馆或档案信息中心以此为标准,可对学生档案形成院、系、班级进行指导,及时归档,保证学生档案信息的完整,并与学校其他档案信息共同构筑馆藏档案信息资源体系,实现高校档案馆藏资源的集中统一。
二、高校学生档案管理规范化的途径
高校学生档案要真正做到“档如其人”,真实准确地反映出大学生本人在校期间的成长历程,其根本途径就是实现高校学生档案管理规范化。
1.建立并不断完善高校学生档案规范化的制度体系。《办法》对“学生类”档案的一些主要和基本的内容做了规定,这是十分必要的,有指导意义,但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去收集和保管,各高校的做法不尽相同。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制度层面上做文章,国家有关部门应制定具有较强针对性和较强操作性的高校学生档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体系,提出明确的任务目标和全面的归档范围,对产生学生档案的各个环节的工作进行细化和提出基本规范要求,从而确保学生档案的连续性、完整性和安全性。虽然我国高校的规模、所有制千差万别,但各高校应根据本校实际,明确由档案部门牵头,与各院系协同单位协作建立相应的档案工作制度去明确各自的职责。建立一个相对集中统一管理学生档案的不同模式。并建立考核评价制度,定期开展系统考核,强化过程管理和监督。
2.充实档案内容,提高档案质量。《办法》颁布以来,许多高校在学生档案的内容上,除保证基本的《办法》所列举的内容外,结合自身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沿着学生自身成长的轨迹,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进行丰富档案内容的各种有益尝试,体现高校素质教育的成果和学生自我发展的过程,从而实现“档如其人”的目标,这样形成的学生档案能够涵盖其全貌,为用人单位全面了解毕业生提供了准确真实全面的信息,同时也为学生本人在日后的成长发展提供了鉴借依据。各高校现阶段对学生档案的不断充实基本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行为表现情况,反映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二是身体健康情况,反映学生是否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三是学生的心理素质,反映学生的心理状态,个性倾向和职业倾向。四是技能水平记录情况,记录学生参加各种技能水平的鉴定,能力水平考试等。五是社会实践活动情况及效果,记录学生在校任职情况及评价,参加大型活动,科技活动效果等,反映学生社会活动及社交情况。六是信用情况,个人信用是人们关注的重要品德,是现代社会关心的基本要素。经过不断充实,使学生档案更具个性特征,避免了“程式化”、“公式化”千人一面的档案现状。为了保证充实工作,高校应建立学生档案信息动态跟踪机制,及时收录学生各种全面信息数据,动态地记录大学生的成长历程,丰富学生档案信息资源。
3.运用现代科技推进学生档案管理信息化。当前,我国已进入信息化时代,高校招生、就业都已基本实现信息化和网络管理,学生档案在载体上已形成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并存。高校应充分利用电子技术和网络优势,整合各方面信息资源,开发运用学生档案管理系统和电子档案库,依托互联网建设学生档案管理与服务网站,为学生和社会提供各种学生档案咨询、查询等服务,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优势。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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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州档案学会在省档案学会、州社科联和州民政局的指导和支持下,团结广大会员,认真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坚持正确的办会方向,紧紧围绕全州经济建设和档案工作实际,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将有关工作总结如下:
1、多形式开展学会活动。坚持活动是学会的生命力所在,为丰富广大会员学习生活,州档案学会一是在广南县开展了全州档案系统知识竞赛、篮球、拔河、歌舞比赛和书画、摄影、根雕展活动,加强会员间的交流与了解;二是在州社科联、州党史征集研究室老师的指导下,组织会员到丘北县马者龙村学习石刻档案拓印技术,印下了明正德14年(1519)的《新刻地藏碑记》等一批拓片,锻炼了学员的动手能力,丰富了馆藏档案资料;三是组织会员到、东三省等地参观学习,组织11人参加省档案学会在保山举办的档案学术研讨会,开阔了大家的视野,促进了交流。
2、学术交流活跃。州档案学会充分发挥学会的学术性团体的作用,积极开展了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在省档案学会的号召下,积极组织会员撰写理论文章,全年向省档案学会推荐论文16篇,向《××档案》等报刊投稿10余篇,刊载3篇,其中马关县档案局局长带头撰写论文并在全省学术研讨会上作交流发言。
3、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学会根据各单位档案人员变动情况,及时吸纳新人员加入档案学会,全年共发展会员3人。
4、档案宣传成效明显。州档案学会利用××档案信息网,及时上传学会相关文件,使会员在第一时间了解和掌握学会最新信息和动态,了解档案工作现状和研究成果。同时,利用档案工作简报向各级各单位宣传档案工作。
二、2010年学会工作安排
2010年,州档案学会将围绕档案工作重点,与时俱进,积极工作,加强学会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加强学术研究,不断提高学术水平,使学会充满活力,将学会建设成为“理论研究的摇蓝,档案干部的家园”。为此,主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进一步加强学会组织建设。搞好学会的自身建设,是学会工作的重要保证,鉴于档案工作人员变动频繁的情况,2010年将对新从事档案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普查,以吸收更多的档案工作人员成为学会会员;
2、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同其它兄弟学会的学术交流活动,借鉴和吸取他们先进工作方式和开展活动的方法,有计划地组织会员到外省、外地州学习考察,组织会员参加省的学术论文研讨活动,加强学术交流,促进档案工作人员学术水平的提高;
档案学发展论文范文3
关键词:集体记忆;主路径分析;研究视角;国外;外国档案学
Abstract:Collective (Social) memory is a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theme as well as gradually being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archival science. Based on the paper “Invoking ‘collective memory’: mapping 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 in archival science” written by Trond Jacobsen, Ricardo L.Punzalan, Margaret L.Hedstrom, the paper analyzes deeply the four threads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archival science abroad and the main path on the basis of connectivity of citation network and highly cited documents.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sects the main research trajectory and introduces the prominent collective memory viewpoint related to archival science. The research objective of the paper i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collective memory in China based on fully grasping the foreign research vein.
Keywords:Collective memory;Research trajectory ;Main path analysis;Abroad;Foreign archives
1 引言
2013年,美国学者特隆德・雅各布森(Trond Jacobsen)等人发表了《Invoking “collective memory”: mapping 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 in archival science》一文,这篇文章利用国外的几个重要档案学刊物,搜集了1980年~2010年档案学集体记忆的研究成果,并根据这些论文之间的引文网络确定了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的主路线和有影响力的作品、作者以及主要的研究分支,[1]这对全面掌握国外集体记忆研究全貌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对推动我国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研究拟在此综述文章的基础上,结合文中提炼出的主路径文献,剖析其具体的研究观点,并基于档案与记忆的关系梳理了国外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的四条研究路线,为我国学者了解国外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提供参考。
2 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主路径文献分析
2.1 主路径分析方法及数据来源简介。主路径分析方法(Main path analysis,MPA),是1989年由诺曼・哈蒙(Norman P.Hummon)和帕特里克・多利安(Patrick Doreian)基于引文网络的连通性提出的一种新的引文分析方法,该方法通过识别从源点到汇点的最大遍历权重(SPC值)连通路径来捕捉引文网络中的最关键连接以实现研究领域主要发展路径的识别。[2]
雅各布森等人[3]在其研究中利用《American Archivist》、《Archivaria》、《Archives and Manuscripts》和《Archival Science》4种期刊1980年~2010年出版的有关集体记忆文献作为分析对象,经过关键词搜索和人工的内容浏览,最终确定了165篇文献作为分析对象。笔者结合被引次数、SPC值以及文献内容的阅读,遴选了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中的12篇文献构筑了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的主路径。
2.2 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学术观点剖析。1990年,福特发表了《记住和忘记:档案、记忆和文化》一文。这篇文章出现在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的主路径中原因有两个,一是他是第一个将哈布瓦赫和洛文塔尔集体记忆研究引入档案学的学者,二是因为福特是第一个提出通过扩展交流的时空范围来凸显档案记录能量的学者,他认为档案记录可以促进信息跨年代的连续转移。
档案学发展论文范文4
关键词:档案学高等教育;中国;加拿大;比较研究;武汉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1引言
档案学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的重要责任,同时,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也是衡量一国档案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笔者选取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与政务信息学系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作为中加档案学高等教育的两个典型机构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中加在档案学高等教育方面的异同与优劣,使我国档案高校明确自身优缺点,进行调整完善,以更好地适应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
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前身可追溯到1934年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设立的档案管理特种教席,为我国档案学教育之滥觞。目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与政务信息学系在教学水平、科研实力、教育层次等方面,均走在全国档案学教育的前列,是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极佳典型。196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图书馆学院;1981年,图书馆学院与历史学院合作开始招收档案专业硕士研究生,开了整个北美地区档案专业硕士教育的先河。1984年,图书馆学院正式更名为“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目前,哥伦比亚大学设置了种类丰富的档案学研究生培养项目,包括档案学硕士、档案学硕士(原住民研究方向)、档案与图书馆学双硕士、哲学博士(档案学方向)等,且为档案工作人员提供进修教育,成为北美地区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典范。此外,2009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成为ischools联盟第31位成员,这是唯一一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机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也是该联盟的成员之一。因此,二者在档案专业成立的背景、现实科研水平等方面都具可比性。
2中加档案学高等教育现状比较
2.1培养层次。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培养层次分为博士、硕士、本科教育三个层次。2003年,经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武汉大学建立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后流动站,招收档案学博士后高级研究人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档案人才教育培养体系。完整的教育体系有利于学生形成扎实的专业功底,同时,也可能由于教学内容较为集中,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范围相对狭窄。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的档案学人才培养层次起点较高,从培养硕士研究生开始,向上延伸至博士层次。学院招收所有正规大学任意学科背景的本科毕业生进入档案专业学习,但学生成绩在本科期间至少在“b+”以上,同时,还招收外籍学生,为国外培养档案人才。
通过比较,我们可发现,两个学院在培养层次上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三个层次的培养模式,其中,以培养本科学生为主体,主要原因是我国各级档案机构数量众多,且社会整体档案意识不断增强,人才需求量大。而加拿大的档案学高等教育起点高,且可为国外培养专业人才,与加拿大总体教育水平高密不可分。
2.2培养目标。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在不同培养层次其培养目标亦不相同:在本科阶段的教育中,要求学生“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种信息机构从事档案管理、信息管理和信息服务”,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技能”:在研究生阶段,则要求学生“具有独立从事研究、敦学或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注重学生“教学”与“科研”能力的培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在硕士阶段,则主要培养学生“能够高效地计划、实施和提升档案馆保存、组织和有效利用社会记录信息的能力”,注重对档案从业人员工作技能的培训;在博士培养阶段,主要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目标,“能够从理论和方法论角度丰富档案专业核心知识,通过研究创新贡献于信息学领域及其学科的发展”,意在提升档案学教育的发展水平。
通过培养目标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两国虽然都认为档案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加拿大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因而,直到博士层次才主要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而我国则始终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而,设置了不同的培养层次来贯彻这一专业教育理念。
2.3课程设置。课程设置是反映档案教育培养目标的重要指标。为了便于比较,本文选取了两个学院档案学硕士课程进行分析,课程设置详情见下表。
武汉大学根据时展的要求不断调整教学内容,例如,设置了《电子政务原理与应用》、《数字档案馆原理与技术》等课程。学院设置了4个研究方向,包括:档案学理论与应用;电子文件管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档案管理现代化。研究生课程的设置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补修课三类,应修学分不少于28学分,学科通开课不少于8—10学分,研究方向必修课不少于4学分(至少2门),其余为选修学分。
自1981年设置档案学课程以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紧密结合本国档案工作发展的现状,不断调整课程的设置。学院要求学生应完成48学分的课程,其中,24分为核心课程,24分为选修课程,以及一些0学分的课程和实践活动(例如参观)等,有研究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写毕业论文。在毕业论文的要求上,中加两国存在较大差异,在我国,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是获得硕士学位的必要条件,而加拿大则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来进行选择是否写毕业论文。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档案学硕士课程设置
通过两个学院硕士课程的比较,我们还可以发现,两个学院课程设置,均具有浓厚的院系背景色彩,武汉大学设置了许多与政务信息相关的课程,而哥伦比亚大学则设置了图书馆学相关课程。
2.4师资队伍。根据相关统计结果,近年来,我国档案学专业教师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有了较大改善:从职称结构上来看,2000年至2008年,全国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档案学专业教师数量逐年增加,由52人增至84人,增长约61.5%;从学历结构上看,2000年至2008年,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档案学教师数量大幅增加,由2000年的26人增至2008年的129人,增长近4倍。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拥有较强的师资队伍,经调研,目前,档案系共有教师10名,拥有“正高”、“副高”职称的教师占整个师资队伍的80%,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60%。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除了拥有12名档案专职教师外,还拥有26位兼职教师,共29人拥有蹲士学位,占师资队伍的76%以上。兼职教师来自当地一些信息机构或大学图书馆、城市档案馆,拥有非常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通过调查,笔者发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师资队伍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
色——教师的国籍构成多样化,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多国文化与档案信息资源的沟通与交流。
3启示
我国档案学教育具有多层次的培养模式,有利于系统地培养档案人才,这是我国的优势。同时,也存在问题与不足,应进行一定的改革。
3.1在培养目标定位准确化的前提下,分类型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aa”)在1982年和2004年,分别开展了对档案工作者职业发展状况的调查,并根据得出的结果指导档案研究生教育和档案就业工作的开展,使美国的档案学高等教育取得r良好的教育效果,成为世界范围内档案学教育的典范。而我国与加拿大都没有档案工作机构为高校档案学教育进行类似的实际调研,并指导其制定培养目标,这是两国档案学教育的共同缺陷。
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分为本、硕、博三个层次,其中,本科教育是整个培养体系的基础,硕士、博士阶段均以培养学生科研能力为主。在本科教育阶段,教师就应指导学生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对本科毕业后希望直接从事档案工作的学生,增加其专业技能性课程的比重,并为学生积极提供实习机会;而对有研究兴趣的学生,在本科教育的后期,就要注重他们研究能力的培养,为他们开设基础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课程。不可否认,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生大都处于导师助手的位置,在导师确定的研究课题下,负责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不具备“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显然,不符合硕士、博士阶段的培养目标,这也是制约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的瓶颈。
3.2课程设置在坚持特色化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相关学科的内容。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学课程体系中,特别是专业核心课程,体现了浓厚的“档案”特色,如,设置了《档案古文书学》、《档案文献管理与著录》等课程。由于其档案学专业是由图书馆学院与历史学院合作建立而成,因此,课程和培养项目的设置还体现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该校档案与图书馆学双硕士项目中,要求学生完成档案、图书馆学两个学科的基础课程,培养学生适应文档一体化、图书与档案管理一体化工作需要的能力,使之成为“复合型”人才。
教育部档案学学科指导委员会提出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要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档案学高等教育要真正达到此目标,必须在保证学生学到专业核心知识的同时,打通与其他相关学科的隔离,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也大都依托历史学或图书馆学建立起来,长期以来,为了保证学科发展的独立性,我们过多地关注削弱甚至消除与历史学、图书馆学有关课程,今后,我们应该适当增加这些相关课程的内容,达到“厚基础”的人才要求。此外,为了适应学科、职业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还应注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如英语、计算机能力。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加强以计算机网络设备和数据库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信息化基础建设,是“十二五”期间档案工作的主要任务,因此,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在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特别是培养“技能型”人才时,要着重加强学生计算机能力的培养。
档案学发展论文范文5
1.全程考试方式。大多数高等学校的考试方式以学期末考试为主,有些学校也将期中考试划入考试阶段,注重对阶段性学习效果的测验,测评方式以成绩为主,事实上,结果并不是检验学生学习整体情况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而仅仅是代表学生本学期课程合格并得到相应学分的数值。全程考试是将考试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来运作,包括平时成绩、卷面成绩、实践成绩、诚信成绩均视为全程考试中的环节。平时成绩包括出勤情况、课堂表现、课后作业、笔记、学习心得、命题小论文等;卷面成绩以期中、期末卷面分值为主;实践成绩以反映学生动手、动脑能力的分值为准;诚信成绩是全面反映学生对待考试的认真程度以及个人学术道德及学术修养的分值,是作为一名合格本科生必须具备的素质。传统的考试方式虽然也有将平时成绩作为一项标准,但是多流于形式,不够全面,必须加大平时成绩的比例;由于大一、大二是夯实基础阶段,因此,实践考试以简单的动手操作为主,分值比例可占小额,大三、大四以实习为主,加大实践分数的比例;卷面分数和诚信分数要体现在每次考试中,分数比例可按需调整。
2.以学生为中心的考试方式。“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考试理念,就是要重视、尊重每个学生的特长和个性,帮助学生发挥个人的优势与潜能,使其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3]。分析不同学生的心理素质及目标方向,因材施教,设置个性化的考试方式,改变传统的机械性考试,这样做虽然加重了教师的工作量,但是对于培养优质学生来讲却是一剂良药。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设立专业考试组来减轻教师的压力,考试组成员主要有年轻的骨干教师及本专业硕博研究生,选择上述两类群体作为成员的原因有两个:(1)年轻教师及硕博研究生是档案专业领域的新秀,也是未来本专业发展的主干力量,对于知识的运用与热点问题更具备捕捉的能力,所选择的考试内容更具时代性,考试方式更具吸引性,同时也是年轻教师及硕博研究生能力提升的过程。(2)年龄的相仿也使得上述两类群体与本科生的交流更真实可靠,由他们为本科生设计考试方式及考试内容,更能贴近本科生的心理。考试组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平时生活、学习的监测,考试方式及内容的制定,考试成绩的综合评定及对学生阶段式学习的总体评价,并草拟学生奖惩名单及细则。
3.实践部门联合的考试方式。本科生的学习时间大部分是在校园度过的,每学期18个教学周,经过两年半的理论课程及简单的实验课的学习,大三的学生通常有至少为期两个月的实习期。档案专业学生的实习地点多为学校所在省、市、高校档案馆及大中型企业单位机关档案室,以学生上交实习报告、实习单位开具实习证明的方式结束实习课程。实践报告仅能代表学生对于两个月实习生活的体验,并不能反映学生在实习期间的真实表现,学院应组织实习鉴定小组与实习单位紧密联系,将学生实习期间的工作态度、工作进度、工作能力等表现情况做较为客观的评定,对于表现优秀的学生公开表扬并予以奖励,评定不合格的学生提出批评并令其继续实习。实习是理论与知识融合的课程,也是对前两年理论知识学习的另一种考试方式,教师与学生都应给予高度的重视。
考试内容改革
1.灵活性试题。灵活性试题是指能够发散学生思维,敏捷而准确地运用所学知识作答的试题,是对学生知识应变能力培养的过程。档案学专业传统的试题以课本教授的理论知识为主,题型以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为主,试题库更新频率较慢,试题本身缺乏灵活性,学生答题过程缺乏能动性。试题内容选择是一项复杂性、科学性的工作,选题时要理论联系实践,紧扣当下热点话题,及时更新试题库,试题库中应分为笔试、口试两个子库,笔试题以基础理论试题为主,同时增加选做题及案例分析题,口试题以能够锻炼学生应变能力的试题为主。档案学专业有着区别于其他专业的本质理论,对于专业学生而言,基础理论必然是最为重要的知识。选做题赋予学生一定的空间,每个学生都有各自的兴趣爱好及专业理论切入点,扩大学生的选做范围,是对学生特定领域能力的锻炼,能够促进学生提前认识到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前敲定论文的选题。案例分析题,也是实践能力及创新能力的需要,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政策的变更对档案专业都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对热点问题及事实案例的分析,可以全面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及问题解决能力。
2.实践能力试题。档案学专业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与自然科学类学科相比实验课较少,档案专业实践能力试题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实践动手能力试题,以文书写作、案卷整理、数字化、软件操作、数据库建设、编程为主的手工实验课考试及上机操作课考试,这类考试的试题由教师随堂出题测试,可以在学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检测出一段时期内学生对于专业领域实践操作的熟练程度。(2)实践知识运用能力试题,此类试题以试题库抽签为主,采用开卷的形式,“开卷考试对学生来说,考查的是他们对理论理解的准确性和熟练程度,除此之外,还要看其对原理的运用,要有一定的灵活性等。要想回答得好,就要开动脑筋思考问题,抄书和不着边际的泛泛议论都是不能奏效的”[4]。(3)实践工作能力试题,这类试题是对结束实习工作学生的鉴定性总结型试题,教师通过对学生实习报告及实习单位反馈的分析基础上,召集学生参加实习报告答辩会,文字仅仅是信息的传递,并不能完全作为思想的表达,答辩恰好能够补充文字的不足,是学生实践工作的所感所想。实践能力试题要求学生的大脑、内心、神经、双手共同作用,是补充理论知识考试的需要,也是复合型人才、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档案学发展论文范文6
物质、能源和信息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资源,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人们所依赖的核心资源有所不同。在信息社会,核心资源是信息。信息资源已成为国际竞争中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数字化革命将使信息资源成为至关重要的国家财富,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信息资源不仅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还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和战略价值,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凸显重要,加快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传统的资源观念、调整资源战略、大规模开发利用信息资源、节约物质资源和能源,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发展道路。
IRM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产生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就IRM理论的起因而言,一则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特别是信息系统的推广;二则归因于信息资源总量急剧增长所造成的信息供求矛盾的激化,人们急需一种理论来解决信息实践中的种种问题,IRM理论最初萌芽于工商管理和政府部门这两个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学者引入了IRM理论,并与欧洲学者有相似之处,即在引入理论的同时大量地植入了情报学等学科内容,形成有中国特色的IRM理论。现在IRM主要应用于政府、企业、图书情报及民间信息服务等领域[1]。
一门学科的制度化,即形成稳定的学科规则和模式,应包括以下内容:学科职业的制度化、学习和训练的制度化、研究的制度化、交流沟通的制度化及评价和奖励机制的建立[2]。虽然IRM出现时间短,但在20多年中,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我国不仅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专业期刊,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地区IRM中心(北京和大连IRM中心等);而且成立了专门的IRM协会和研究基地(国家IRM北京和南京研究基地,国家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召开IRM会议和论坛(如2004年人民大学IRM学院举办的“2004年中国IRM论坛”和武汉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信息化与IRM”学术研讨会),有了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和专著;尤其是在我国大学教育中得到了发展:最先是一些相关专业开设IRM课程,后来一些研究生专业开设IRM专业方向,发展到设立IRM硕士和博士专业,而本科专业的设置,在2003年浙江大学、2004年四川大学批准开设IRM专业(由档案学、图书馆学合并调整)后,2005年河北师范大学也被获批准增设IRM专业,在此期间也有一些院系改名为IRM学院(系)。
2、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一体化的发展
图书馆、情报、档案学科同宗同源,图书馆和档案馆最初是合二为一的,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三门学科进行了分流,经过各自独立的发展阶段,又各自为政地形成了三个系统。19世纪初出现了图书馆学,19世纪末档案学开始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文献学,20世纪中期诞生了情报学。这四门学科最初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图书馆学研究的是图书资料,档案学研究文书档案,文献学研究期刊论文,情报学研究科学文献情报的机械检索。由于出发点不同,并且从产生之时就朝着建立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方向迈进(特别是情报学),因而它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呈现出强烈的“离心化”发展趋势。可是,随着实践的深入,图书馆、档案、文献和情报工作的对象逐渐出现了趋同趋势——它们都要处理图书、期刊及其他各种数字文献。由于这些学科研究的对象都是文献,只是研究对象的侧重点不同,在理论、方法、手段等方面必有诸多的相似之处,所以在当代它们之间出现了“集成化”趋势。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技术、新方法的老化周期愈来愈短,现代科学日益向微观方面纵深发展,分支学科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也越来越多,科学研究方法也在向整体化发展,这标志着科学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级的综合阶段,“大信息观”的出现正说明了这一现象。
三个学科相互融合的一体化在20世纪50年代已露端倪。196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图书馆组及书目、情报工作与科学名词委员会”改名为“情报工作、图书馆与档案部”。1974年9月,该组织又在巴黎召开了全面规划国家文献、图书馆、档案馆基础结构的世界科技情报服务系统大会,提出了建立“国家情报系统”(NATLB)的计划。许多国家据此采取了推动图书情报档案综合发展的相应措施。由于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研究的对象不论是机构、工作流程,还是资源和事业都有共性,所以它们的一体化自然顺理成章。特别是现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的问题的出现,三个学科更是错综复杂,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主要表现在:①研究对象的同一化;②研究人员的一体化;③专业教育的融合;④专业期刊的交叉。叶继元教授甚至认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基本重合,作为过渡性名称,可以称为“图情学”[3]。在实践中也有一些机构进行了三者的一体化,从其表现形式分:一种类型是把图书、情报、档案集中到某个部门管理,实现全部的一体化,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图书、手稿档案(包括23位美国总统的手稿)和科技报告等,所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既是图书馆,又是档案馆,还是情报研究机构;另一种类型是把图书、情报和档案相互交叉地保管在一个部门,实行部分的一体化,例如,图书馆工作与情报工作实现一体化,这种模式比较普遍,如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上海图书馆等;也有的将图书馆与档案工作合在一起的,如玻利维亚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柬埔寨国家档案图书馆。但在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2.1 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
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缺乏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将是失败的实践。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学分别指导着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工作的健康发展。然而,那种追求自我完善的学科建设现状是无法为一体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理论指导的。目前,少数图书、情报和档案单位进行了一定的一体化实践,但其中大部分仅仅是三个机构合在一起,挂一块牌子,而内部仍然是各行其是,其实是有名无实;而另一些单位则把档案、图书、情报资料无条件地合到一个地方去管理,这又属于一种混合。这些做法与一体化的宗旨是大相径庭的,究其原因就是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随着科学发展综合化趋势的日趋加剧,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加强横向联系的趋势也日趋明显,而作为这种相互惨透、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是将出现一门研究它们的共同规律,以指导这些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新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几种理论,代表性的有文献交流学、文献信息学、文献信息管理学及后来的IRM学等,但由于各种条件限制,都没有很好地应用。
2.2 宏观管理无力
宏观管理的一体化是一种战略管理的过程,是图书、情报和档案三个独立的系统改变封闭、孤立状态,加强横向联系,开展协调、协作,组成全国统一网络的过程。只有实现了宏观管理的一体化,才能使三个独立的工作系统在统筹安排、全面规划、协调发展下,建成统一的国家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实现宏观管理的一体化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有权威的、协调咨询性质的机构和系列的规章制度。目前,三个系统从上到下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缺乏横向联系。图书馆系统基本上属于文化部和教育部管理,档案系统由国家档案局指导与协调,而情报系统则主要由国家科技部管理。因此,成立全国性的以及各省市、各行业的图、情、档协调机构和统一的规章制度是一体化的核心内容。
2.3 专业设置不合理
我国对信息资源类学科的专业设置经历了一段混乱局面,这种混乱主要表现为:学科的名称不规范而且不稳定;多种分类标准并行,学科设置交叉重复;对学科的归属缺乏长远、一致的考虑,没有一个合适的学科名来统一三个学科的上级一类学科。例如,在历史上,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学科性质无一定论,经历了好几次的学科属性变更。在1998年教育部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中虽进行了一定的规范,但把情报学删除,而图书馆学、档案学和新增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与行政管理、旅游管理及土地资源管理等共属于管理学门类,很显然,图书馆学、档案学的关系与其他管理学门类中的学科关系更密切。而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指南和1992年制定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把图书馆学、文献学、情报学、档案学、博物馆学及图书情报文献学其他学科等学科作为二级学科,一级学科取名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这种取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现在,社会需要新型知识结构的信息人才,这些人才应是一专多能的,是综合性人才,他们在宏观上能从事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和运行,在微观上能精通某方面的业务工作,并能够推动信息综合管理的发展。在实际的专业人才培养中,这三个学科各自为政、独树一帜,大多数学校这三专业之间的联系不是很紧密。培养出来的人才,要么是过于专业化,适应面不广;要么对一些知识仅学到了一点过于广而泛的皮毛,显得空洞。这迫切需要三个学科、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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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IRM体系框架中三学科的一体化
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环境下,研究图书馆、情报学、档案学三者协调发展及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理论与方法,构建统一的IRM学科体系框架,探索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一体化的途径,已是一件迫切的任务。
3.1 在IRM体系框架中一体化的理由
钱学森在《论系统工程》一书中指出[4]:“情报、图书、文献和档案都是一种信息”。信息是三者的本质,是相互联系的纽带,是共同的基础和出发点。图书、情报、档案信息都属于知识信息;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工作均属提供知识信息的服务工作;图书、情报和档案都是社会信息资源的组成部分,新的数字化环境下,在三学科理论、方法、手段等方面必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通过对国内众多的关于IRM论著的了解,从其发展历程、定义、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管理过程来看,IRM作为三学科的上一类学科是合适的。
IRM体系框架中一体化可以较好地解决一体化过程中的问题:①IRM理论是一种综合性的管理理论,1993年,卢泰宏在其所著的《国家信息政策》中,指出[5]:“IRM是信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IRM的内容构架,认为:“尽管关于IRM的阐释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众所一致的,即IRM是信息管理的综合,是一种集约化管理。”可通过IRM理论来指导一体化工作。②可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建立全国性和各地区性的IRM中心,以确保信息资源的充分开发、有效利用以及信息事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有关于IRM科学、完备的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实现统一的宏观管理。③在学科的设置上,可把IRM 作为三个学科的上一类学科。为适应社会现代化、信息化对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大学课程设置遵循“淡化专业、强化素质、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实践”的原则。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专业可实施按系招生,按“2+1+1”或“1+1+2”方案组织教学,把这三个学科统一按IRM学科招生和培养,把大学四年分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统一进行政治理论课、外语课、计算机基础课和科学文化基础课综合教学,第二部分共同实施IRM专业课教学,第三部分依照学生自愿分专业,按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学专业实施各自专业教学,组织毕业实习和完成毕业论文(设计)。而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也可遵照上述原则,在统一的IRM学科下,再细分专业和方向。
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信息技术在三个学科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强大的整合作用。这三个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信息及其载体的传播、搜集、选择、整序、存储、服务及利用。IRM学科在包含三个学科的基础上融合了新闻学、传播学、咨询学、编辑出版发行学等其他多个学科理论。IRM学科是这些学科在更高层次的集合和发展,这非常有助于促使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以促进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同时图书馆学、情报学也能够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知识与方法支持。信息技术在促进学科整合的同时还促进了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和共同进步。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若干新兴分支学科和交叉领域的产生,例如信息经济学、信息社会学、信息生态问题、信息法学等。这些分支学科和交叉领域是本学科体系成长与发展的重要表现,也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体系发生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其一体化提供了积极因素。
总之,用IRM来统一它们可谓名正言顺。当然,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都有各自特色,一体化并不是要取消和瓦解这三门学科,而是要在IRM这个统一的框架中促其协调、系统地发展;统一于IRM体系框架中,也可扩展和深化三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使它们得到新的发展。
3.2 IRM体系框架的构建
现在,必须打破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创设IRM学为一级学科,并将相关学科统一列入到该学科之下,形成一个新的学科群。信息类学科可以从宏观上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属基础理论研究范畴,属于探索未知,主要研究信息的本质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生物内部的信息机理问题,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和由这些学科以及其他各学科中派生出来的信息理论研究学科;第二类属技术科学范畴,重点是为信息工作研制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主要包括计算机科学技术、通信网络技术等,通常称它们为信息技术;第三类属应用科学范畴,主要是运用第一类学科的理论和第二类学科的手段来解决具体的信息问题,这类学科中的以信息资源的建设、开发、管理和利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就是IRM学,其中主要包括图书馆、情报、档案学,也包括一些新兴学科。
IRM学的学科性质是其基本理论之一,从其形成背景及研究对象来看,IRM具有交叉学科、管理学科、应用学科的性质。IRM横跨信息科学、资源科学和管理科学三大领域,是在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和图书馆学、情报学等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科性质应为综合性学科。
IRM的学科体系结构,有众多学者在相关IRM专著和论文有表述,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霍国庆和谢阳群提出的体系[6]。在新的环境下,结合已有的体系,按学科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方法,本文提出了有图书情报特色的统一的IRM学科框架(如图1),较具体的适用的学科体系则有待进一步拓展。从整个学科体系来看,作为一门学科的IRM应归属到管理学门类下。在理论研究中,一般理论研究主要是对IRM基础性理论的研究,它也是该学科确立的基本条件;专门理论则是指导某一特定专业领域的特色理论,除图书馆、情报、档案学外,主要还有文献学、编辑出版学等。在应用研究中,IRM活动首先是一个过程,作为信息需求分析到信息服务的系列过程,IRM是由若干相关而有序的环节组成的;IRM活动也是一种宏观调控行为,一般通过行政和法制来规范,IRM法规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包括一些标准和政策法规体系:社会信息化背景下的政策与法律问题、信息采集的政策和法律、信息公开的政策和法律、信息传播与利用的政策和法律、信息安全政策和法律、其他相关政策和法律;IRM活动还是一种技术行为,利用多种信息技术和IRM本身的专业技术来实现其目标;IRM是应用广泛的学科,可以渗透许多领域,对特定领域的信息资源进行高效的管理。
一门学科兴衰的内在规律,主要取决于它是否存在新的足够多的有价值的问题可供研究。作为新兴学科,IRM也存在很多不足和有争议的地方,面对信息化进程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也是IRM学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其框架中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一体化也必然会取得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1] 徐引篪.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87—98
[2] 李政涛.教育学科发展中的“制度”与“制度化”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3):76—87
[3] 叶继元.图书馆学、情报学与信息科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3):11—23
[4] 钱学森.论系统工程.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87—98
[5] 陈能华.图书馆信息化建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27—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