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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调查报告范文1
报告的发现包括，中国家庭储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储蓄率为60.6%。中国较高储蓄的根本原因是储蓄分布的差异，广大民众并不缺少消费动机，而是没有足够的收入。
在住房资产方面，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远高于市场想象和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家庭第一套住房市价与成本之比为4.4，城市住房收益可观。
该报告历时三年，对全国25个省份、80个县(市)、320个社区(村)进行了入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8438份，调查成果将建成中国家庭金融微观领域的基础性数据库，与社会共享。
家庭金融的相关数据直接反映了家庭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行为决策，对于央行进行宏观调控，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在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SCF)是美联储投入巨资与芝加哥大学合作完成的一项长期性调查。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为直观了解美国家庭财务受金融危机影响状况，甚至将本因2019年进行的调查提前到了2019年。而我国，之前在此领域仍是空白。
收入前10%家庭储蓄占比74.9%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全国范围收集并统计家庭金融行为的微观信息，主要包括：住房资产和家庭金融财富、家庭负债和信贷约束、家庭保险与社会保障、家庭支出与收入等方面内容。
报告显示，中国的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是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是没有足够的收入。 目前，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日益成为世界的焦点。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刺激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但效果甚微。
截至2019年8月，中国家庭总储蓄占总收入的19.25%，处于较高水平。然而从储蓄的分布来看，家庭储蓄分布极为不均。一方面，有55%的家庭在调查年份的支出大于或等于收入，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另一方面，收入最高的前10%的家庭储蓄率达60.6%，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74.9%。可支配收入占所有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6.96%，收入不均现象非常严重。也就是说，中国家庭储蓄都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
“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最有效的政策是减少收入不均。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消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财大经管学院院长甘犁教授认为，可以通过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改变收入不均的现象，从而实现中国政府《xx发展规划纲要》中
提出的“工资增长和GDP增长速度要求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认为，增加消费可以通过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升级完成。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结构正在改变，市场力量正在推动着消费力的提高。“消费力从20xx年开始，每年提高0.7%。原因就是劳动力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廉价劳动力供给开始小于需求，可支配收入在提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微博)补充道。
自有住房拥有率近90%
报告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高于世界平均住房拥有率为63%的水平。2019年，中国城市户均拥有住房已经超过1套，平均为1.22套，农村为1.15套。我国的自有住房拥有率，农村高于城市，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但这并不与市场上旺盛的刚性需求存在矛盾。
“一方面，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群离开已有房产的家乡，到外地或大城市生活，这是房产刚性需求的一种表现。”李稻葵解释。
另一方面，房产已成为中国家庭资产增值最快的财产。“拥有房产的家庭这几年都有很高的收益率，有房子的家庭还想买两三套。”甘犁补充。城市中第一套住房的总收益率均值为340.31%，第二套为143.25%，第三套为96.70%。
甘犁教授认为，此份报告提供了详尽的基础数据，人口结构、家庭信息、教育需求、储蓄状况等。希望社会各界能充分利用这些数据资源，从不同角度和视野来分析包括房地产在内的中国经济问题。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二)
前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北京金融街正式全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该报告是西南财大与中国人民银行联手基于全国25个省、80个县、320个社区共8438个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汇总分析形成，涉及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保险、保障等各个方面的数据，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当前我国家庭金融的基本状况。
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的问世，共历时三年，其权威性和详实的内容填补了行业空白。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张健华局长表示：“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调研数据的出炉，不仅为目前对家庭消费金融行为的了解提供有价值的补充，还将为政府和监管层制定重要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城市家庭平均资产247.60万元
高收入家庭储蓄占总额74.9% 77%的炒股家庭没从股市赚钱
80后大学毕业比例19%硕士最赚钱
投资兴业家庭比例是美国1倍
城市家庭年进账70876元
人情支出远大于人情收入
报告显示，中国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均值是51569元，城市70876元，农村22278元。从数据中发现有0.5%的中国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00万元，有150万中国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00万元，10%的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占整个社会总收入的57%，说明中国家庭收入不均等的现象已经较为严重。
报告还显示了中国家庭人情往来的收支情况。数据显示，中国家庭人情支出方面，全国平均水平为6051元，占总收入比的22.1%。城市平均为7837元，占总收入比的25.5%。中国家庭人情收入方面，全国平均水平为1944元，占总收入比的7.1%。城市平均为2305元，占总收入比的7.5%。 城市家庭资产远高于农村 10%家庭储蓄占总额74.9%
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8月，中国家庭资产平均为121.69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47.60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7.70万元。城市家庭中，金融资产11.2万元、其他非金融资产145.7万元、住房资产93万元，负债10.1万元、净资产237.5万元。相应的农村家庭数据为3.1万元、12.3万元、22.3万元、3.7万元、34万元。
报告显示，中国家庭负债平均为6.26万元，总体资产负债率为4.76%。其中，城市家庭平均负债100815元，农村家庭平均负债36504元。
从全国平均水平看，在家庭资产中，金融资产为6.37万元，仅仅只占总资产8.76%，而非金融资产为66.40万元，占91.24%。
家庭收入调查报告范文2
有一种观念在美国广为流传，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即消费者使用贷款是好的，但是过多的家庭债务却不好。在过去的60年中，美国国内大部分的成年人已经证明了他们的信用资格，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会时不时地利用贷款。这里所说的贷款我们称之为家庭信贷，既包括需要财产、特别是家庭财产担保或者抵押的不动产抵押贷款，或称房屋抵押贷款，也包括那些既不需要不动产、也不需要有价证券作为抵押的贷款，通常简称为消费信贷。
家庭信贷的广泛利用既是这个时代经济增长的诱因，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让人产生担忧，即，有太多的人使用了贷款，或者说人们贷的太多。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想在美国经济文化背景下真正地理解这些贷款的话，首先必须要知道从哪里开始。这两类贷款的增长是不是太快了以至于余额太大了?或者正相反，情况还不错?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通过对比过去的经验以及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来考察信贷的增长。
信贷资金的增长趋势
图1显示，最近几十年，美国家庭房屋抵押贷款和普通的消费信贷都在增长。该图也描绘了自1951年以来两种贷款的周期变化。从长期来看，以百分比显示的近年的贷款增长周期，比起以前来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在大部分的周期里，两种贷款有相同的变化模式。吸引了人们很多眼球的消费信贷，在最近的一个周期内增长率最高曾达到15％，和之前的大部分周期内的最高值大概相同。有时我们可能会想，增长最快的年份或许不在最近，但也绝不会想到会是在50多年前，也就是1952年，增长率达到了20％。所以说消费信贷虽然在近年增长很快，但是它以前也一直是增长很快的。当然，这并不能预测未来会怎样，但是表明，近年的趋势跟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趋势是一致的。
用另外一些方式来观察信贷增长也非常有用。尤其是与其他经济变量相比较。图2列出了房屋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占家庭收入的比率的增长情况，通常该指标用来衡量债务负担的大小。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消费信贷占收入的比率近年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它只是比以前高出一点点，并且浮动范围与过去几十年较好年份里的相似。房屋抵押贷款占收入的比重增长更多一些，但是这里有另外的故事。在同一时期，房屋所有权有显著的增长，贷款月供代替了租金，而租金是消费开支的一个部分。
家庭信贷与家庭资产净值(资产减去负债)的比率，描绘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图3显示，自1963年以来，美国消费信贷占家庭资产净值的比重每年都在4％左右徘徊，让人感觉这一比率是一个恒定的经济指标，应当不会出现大幅增长的态势。除了这个比率所显示的有趣的统计关系以外，似乎也反映出消费者有意将信贷额保持在其净资产的一定比率之内。同期，房屋抵押贷款占家庭资产净值的比重看起来有较大的增长，特别是最近几年，当这种贷款的利率变得很低的时候。图上年份单位跨度比较大，从而夸大了这段时间的变化。实际上，自从6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变化是渐进的，这一比率一直是在9％到16％的一个相当窄的范围内波动。
图4表明，总的来说，美国家庭的资产净值在其总资产中的比重多年里保持了很高的水平――80％以上，而且非常的稳定。单看房屋资产中美国家庭所拥有的权益，有一些下降的趋势。对于这种变化可能有很多的解释，其中有相关税收优惠的原因，但是总体来说消费者权益占房屋资产的比率保持了60％的水平。
信贷资金的分布
关于家庭信贷的分布情况，自1946年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消费者融资调查报告(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这些报告不是跟踪同一类消费者随年龄增长的财富变化情况，而是选取那些成功的典型人士为样本，观察他们的理财经历。每份调查都经过精心设计，以便所选取的样本能够代表整个群体的情况。
幸运的是，每份调查报告的结构都非常相似，使我们便于比较。几十年来，这些调查报告的着重点随着美国以消费者导向的金融市场的变迁而不断变化。例如，在二战结束之后的短暂时间里，调查主要集中在联邦储蓄债券和其他与战争相关的联邦债券在消费者中的分配与持有情况，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这些调查则主要关注消费信贷的持有和使用情况。信用卡首度出现在1970年的报告中，1977年的报告特别关注当时新的联邦消费者保护法――真实借贷法(the Truth in LendingAct)和信贷机会平等法(the Equal CreditOpportunity)。1983年，调查报告重新关注美国家庭资产的持有情况。90年代以来，对美国家庭资产平衡表方面的诠释占据了主导位置。虽然这些报告调查的目的有很大的差异，但仍具有非常强的可比性。
总的来看，过去50多年的调查报告揭示了同期美国家庭负债在收入的比重是如何缓慢地增长的，这中间既有债务广度的原因，即负债的人数众多，也有债务深度的原因，即已负债者债务继续增加。将所有常用的贷款类型加在一起，至少使用一种贷款(或者是包括信用卡在内的消费信贷，或者是房屋抵押贷款)的美国家庭占到了75％。具体来说：
(1)大多数美国家庭都使用消费信贷。1951年，有约46％是的家庭使用消费信贷，1963年，这一比率上升到了60％。自此以后的年份里，基本上是在这个水平上下浮动。消费信贷对家庭支出非常重要。在美国家庭进行以获取回报为目的的投资支出以外，各类消费信贷支出，包括机动车购置，教育和移动房屋住宅购置等，都在大幅增长。
(2) 信用卡支付成为消费信贷的主要方式。前面已经提到，1970年起，调查报告开始涉及信用卡持有者消费行为的内容。当时，大多数的美国信用卡消费都发生在零售商店和汽油公司里，而且信用卡只能在这些发行商的销售网络内使用。60年代末以Master卡和Visa卡为代表的第三方卡的发行与广泛使用，对美国消费市场至关重要。1970年，有16％的美国家庭拥有一张或者多张信用卡，近年这个比率上升到73％。信用卡发行商也由商业银行扩大到了其他的金融机构，如储蓄机构、信贷协会等等。几十年来，信用卡成为美国家庭消费信贷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消费信贷类型中增长最快的就是信用卡消费，而不是那些传统的类型。
(3) 房屋抵押贷款的使用者也在增加。调查报告显示，1951年只有大概20％的美国家庭有房屋抵押贷款，这个比率在1951年到1963年之间迅速增长。接下来的十年，增长有所放缓：目前，该比率基本上是在40％左右。
家庭收入调查报告范文3
*不论从收入、储蓄还是教育、信息技术利用方面
全球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美国盖洛普公司近日陆续了第四次大型中国调查的结果。
此番在2004年底完成的调查，秉承以前的调查思路，同样将调查议题放在中国市场、中国人的生活标准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但时间跨度更广，力图展示过去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变。“我们感兴趣的是中国到底取得了多大的经济增长。”本次调查的负责人、盖洛普公司国际局主管博克侯德（RichardBurkholder）说。
盖洛普曾在1994年、1997年及1999年进行了三次覆盖中国全境的大型调查，旨在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及人们生活方式方面的变化。
博克侯德称，此次调查的样本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大陆的人口。根据概率抽样的方法，接受调查者共3597人，他们分布在22个省、3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调查是面对面在受访者家中完成的，每个一般长约1小时。“（尽管）成本很高昂，但这是取得可靠数据的保证。”博克侯德认为调查的效果很好，因为“被访中国人非常乐意合作”。
盖洛普公布的中国调查报告已有30多份，所涉题材相当广泛，如“信用卡使用情况”、“劳工素质”、“汽车市场”等；其关注的重点，则是中国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以及在此背景下城乡结构的进一步分化。博克侯德告诉《财经》：“此番调查最触动我的，是现在有了‘三个中国’，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和农村‘两个中国’。”
“第三中国”：未来发展之重
盖洛普先前的调查一般聚焦于“两个中国”――一个是“城市中国”，那里财富和机遇都在急剧增长，最大的几个城市尤其如此；另一个是“乡村中国”，那里尽管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经济状况还很落后，个人发展机遇相当有限，在很多方面都与“城市中国”形成鲜明的对照。
北京和上海已形成“城市中国”的双子星座。作为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上海和北京的城市人口分别为1084万和774万，远远将许多国际大都市抛在后面。
然而，居住在上海或北京的人口只占中国人口的1.4%。仅有3.8%的中国人口居住在中国最大的十个城市――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天津、沈阳、武汉、南京、成都和西安。
那么，约90%的中国城市人口居住在哪里呢？盖洛普的调查报告回答，他们居住在“第三个中国”――即中国前十个最大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这些城市不但外国人不尽知晓，甚至有些中国人也未必熟悉。
尽管中国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但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已经有45个，每个城市的人口都比美国底特律的人口多。美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数量只有九个。另外，中国还有181个总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群，比如黑龙江的齐齐哈尔（143万）、江苏的南通（129万）、山东的莱芜（123万）等。
盖洛普的调查显示，“第三个中国”将成为中国未来增长的重要之地。20多年前，中国开始大力引进外资，尤其是在沿海一带设立了五个经济特区，其产生的效果是巨大的，引致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进出口贸易。接踵而来的是中国的农民工大规模涌向大城市，因为那里有比农村高得多的收入。
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虽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无论从地理还是从政治方面，这种发展都是非持续性的。当这些地区的人口迅速膨胀的时候，资源也在不断消耗。与此同时，地区之间的差异也日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发展的重点开始转向内陆和“二流城市”。
城乡差距较十年前更加严重
盖洛普调查显示，“第三中国”的平均家庭收入和家庭积蓄分别是农村的3倍和5倍，但这两项数据均只相当于前十大城市的三分之二。同农村一样，“第三中国”在个人理财方面也存在不小的压力。他们每年的家庭收入平均为23100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700元），但日常家庭开支每年平均高达26225元。
尽管还不够富裕，但“第三中国”已发展成为中国产品购买的主力军。不少企业家和投资者往往忽视这一点，将销售重点依然放在大城市。盖洛普调查了一些产品的拥有模式。像手机、彩电、人寿保险这一类物品（服务），“第三中国”居民的拥有率和前十大城市的居民不相上下；在计算机、微波炉、声像机等方面，其拥有率则在前十大城市和农村的正中间。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GDP平均增长率为9.4%；然而，并非所有家庭能从全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受益。盖洛普的调查表明，中国当前的城乡差距比之十年前更加严重。
城乡差距体现多个方面，盖洛普的调查集中展示了四个方面，即收入差距、储蓄差距、教育差距和信息技术利用方面的差距。前两者反映了城乡差距的切实现状，后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城乡差距在今后的十来年是否会继续扩大。
――中国最大三个城市的平均家庭年收入已扩大至农村的5倍。中国年均家庭收入从1994年的5960元增长到了2004年的14700元，但增长的绝大部分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过去十年间，中国农村年均家庭收入从1994年的4900元上升到了2004年的8200元，城市则从1994年的9380元急剧上升到了2004年的24400元。1997年，中国最大的三个城市（上海、北京和广州）的年均家庭收入是农村的3倍。这一鸿沟在之后几年进一步扩大：1999年成了4倍；2004年更变成5倍。
由于农村居民并没有像城市居民那样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对年均家庭收入的水平普遍表示不满，城市居民同样也不是很满意。五分之三的农村居民对其年均收入水平表示“有些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城市居民中有55%的人表达了一定程度的不满。
缩小教育鸿沟寄望下一代
――城市居民的家庭储蓄也扩大至农村居民的5倍。盖洛普的调查显示：1994年到2004年十年间，中国的年均家庭收入增长了147%，同期的年均家庭储蓄增长了67%。
但是，全国积蓄的增长几乎全由城市居民拉动。过去十年，城市家庭的总积蓄上升了124%，从1994年的10647元上升到23900元；农村家庭的储蓄同期却略呈下降趋势，从1994年的5431元下降到2004年4400元。在1994年，城市居民的家庭储蓄平均数是农村居民的约2倍，1999年超过3倍，到2004年，已经扩大到5倍以上。
这一储蓄模式和城乡居民的收入模式基本一致：城市居民十年间的年均收入在急剧增长，农村居民十年来其收入几乎是原地踏步。
盖洛普调查还发现，68%的被采访者对储蓄数量“有些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在农村，不满意的人数高达73%。
――缩小城乡间教育鸿沟的希望只能寄望中国的下一代。根据盖洛普的调查，全国范围内36%的成年被采访者表示他们的教育止于小学；在农村，几乎一半的成年人（48%）的教育水平止于小学，相比之下，前十大城市只有9%的人教育止于小学。全国范围内有34%的成年受访者说他们的教育止于初中毕业，另有20%的人读完了高中；11%的人报告说他们上了大学或者职业学院，但城乡差距悬殊：农村仅有1%的人接受了高等或职业教育，而在前十大城市中，这个数据是31%。
盖洛普的调查还显示，全国范围只有8%的被采访者说“非常满意”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另有35%表示“比较满意”，32%的人表示“不太满意”，23%“非常不满意”。农村居民由于接受教育的机会较少，只有39%的人对自身所受的教育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城市居民略高一些，为49%。
另一方面，今天的孩子比之他们的父辈，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大约65%的家长对他们的孩子所受的教育表示满意，不满意的只有31%；即便在农村，也有61%的家长对子女教育表示满意，城市家长的满意度则为72%。
家庭收入调查报告范文4
【关键词】农村；环境卫生；现状调查
doi：103969/jissn1004-7484（x）201309637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9-5386-02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吃、住条件明显改善，但农村环境卫生问题却不被重视。为了解高碑店市农村环境卫生健康危害因素水平，客观评价农村环境卫生状况，为制定农村环境卫生规划提供依据，现将我市调查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调查对象按上一年人均纯收入分层，随机抽取我市5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4个村，每个村抽取5户，共100户农村居民，开展环境卫生学调查。
12调查内容包括调查户一般情况、家庭饮用水、家庭厕所粪便处理、家庭垃圾污水处理、庭院室内卫生、厨房卫生等。
13调查方法对调查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规范本次调查方法和标准。
14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且以P
2结果
21调查户一般情况
211调查户基本情况本次调查户分布在20个村，20个村总户数5739户，调查100户，占总户数的174%；农村居民调查户人数在2-11人之间，户主年龄在28-76岁之间，全部为男户主。20个村总人口34413人，其调查户家庭人口451人，占总人口131%；常住人口数422人，外出务工人数29人，外出务工占调查人口的643%。所有调查户99户为汉族，1户少数民族。户主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占6700%；小学和高中以上的分别占18%和13%。
212家庭年纯收入及来源100户农村居民中，家庭年纯收入在05-80万元之间，家庭收入05-09万元的有25家，家庭纯收入以10-20万元之间的户为主，占4600%。其中有4户家庭收入在50-80万元之间。家庭收入来源有6种情况，以农业收入为主，占56%；农业和外出务混合收入的户占25%。调查户上一年不同经济来源收入统计，收入在10万-30万元以上的，各收入来源之间没有差异的分别为x2=191，P>005；x2=268，P>005，见表1。
213调查户不同家庭人口上一年医药费支出情况调查，每户2-3口人，支出医药费02万元以上的占4595%；4-6口人的占5882%；7口人以上的占6000%，见表2。
22调查户饮用水调查户饮用水源均为井水，分为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方式2种。集中式供水38户，占调查的3800%；分散式供水62户，占调查的6200%。集中式供水户用水量在3-10t之间，分散式供水因未安装水表，其用水量在3t左右。
从饮水习惯看87%的家庭均喝开水，仅有600%的家庭喝生水，另有700%家庭饮用桶装水。
23个人卫生习惯及家庭卫生状况经调查有9300%的家庭能做到饭前洗手，至于便后洗手限于农村条件很难做到，尤其是下地干活很难实现饭后洗手。家庭庭院及室内卫生干净的分别占3800%和4300%；家庭卫生状况一般的在半数以上，差的占极少数，见表3。
24调查户垃圾及污水垃圾来源有生活、养殖、餐厨等；家庭产生垃圾量5公斤/日及以上的占4600%；处理方式有随意丢弃占2700%；定点收集占7300%。家庭污水来源有生活、养殖2种情况；排放方式有8000%随意排放，排入坑塘的占4000%，而排入管道的仅有800%。
25调查户厕所及粪便处理情况调查户厕所有5700%是卫生厕所（包括水冲式、双瓮漏斗式、粪尿分集式、双坑交替式等），有3100%为非卫生厕所。有关厕所位置、厕内清洁程度、是否有臭味和苍蝇及有无粪便暴露等情况，见表4。
3讨论
加强农村环境卫生工作，提高农民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是建设现代化新农村的重要内容[1]。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吃、住条件明显改善，但农村环境卫生问题却不被重视[2]。
本次我市农村居民100户环境卫生现状调查表明，农村居民户主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家庭纯收入来源以农业为主占5600%，但外出务工也是家庭经济收入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饮用水源均为井水。自家浅井水供水不排除农村居民饮用水不同程度受到污染，饮用水安全尚得不到保障。
农村居民厕所有5700%是卫生厕所（包括水冲式、双瓮漏斗式、粪尿分集式、双坑交替式等）；非卫生厕所31户，占调查的3100%；无害化厕所粪便处理方式11户，占1100%，低于全国31%的普及率。垃圾来源中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中随意丢弃27户，占2700%。家庭污水来源中生活污水排放方式中，随意排放80户，占8000%。庭院室内厨房卫生状况中庭院、室内、厨房卫生一般情况占绝大多数。由此可见，农村居民家庭厕所超过七成以上设置在户外，厕所造价相当低廉，部分厕所已使用了几代人，厕所环境卫生差，调查时发现粪暴露，苍蝇飞窜。随意丢弃垃圾和随意排放污水现象普遍[4]；庭院室内厨房卫生状况一般情况占相当高的比例，农村居民不良生活方式尚需得到改善[5]。
经调查可以看出高碑店市农村居民环境卫生一般，环境卫生质量不高，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其存在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高碑店市地处平原，人口54万人，2012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较低。二是高碑店市在“十一五”期间由国家资金投入用于无害化厕所改建总资金投入的不足，根本无法保障农村居民厕所改建所需的经费。三是乡村经济落后及资金匮乏严重制约农村居民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四是调查的农村居民中，大部分家庭收入仅靠农业、外出务工来维持生计，调查发现25户家庭全年经济收入不足万元，而有5300%的家庭全年支出医药费在2000元以上，因病致贫的现象依然存在。8500%的户主仅有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环境卫生意识淡漠或环境卫生知识缺乏，长期养成使用不卫生厕所和乱倒垃圾、污水，导致居住环境脏、乱、差。
农村居民环境卫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也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条件[6]。解决农村集中供水、污水排放是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的当务之急。加大健康教育宣传力度，使广大农村居民充分意识到环境卫生是决定生活质量妤坏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田晓亮，潘彦利关于农村环境卫生状况的调查与思考环卫科技网，2011-09
[2]陈国良淮河流域部分地区农村环境卫生状况调查《河北医科大学》，2012年
[3]胡运清，彭柳明，滕波，等溧阳市部分农村居民居住环境现状调查环境卫生学杂志，2012年02期
[4]李馥程，孙继东，赵艳华，等2011年北京市怀柔区农村环境卫生现状调查[J]《职业与健康》，2012年19期
家庭收入调查报告范文5
关键词：两分两换；城乡统筹；群众满意度
项目来源：本文受浙江省教育厅项目：基于“两分两换”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创新问题研究（Y200909649）资助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嘉兴“两分两换”政策的群众满意度调查与政策建议
收录日期：2011年11月10日
一、嘉兴“两分两换”试点背景
2008年4月，浙江省政府在嘉兴、义乌等地开展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结合实际，嘉兴市推出了以“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两分两换”政策。其中，“两分”是指：将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两换”是指以承包地经营权换股、换租、换保障，推进集约经营，转换生产方式；以宅基地使用权换钱、换房、换地方，推进集中居住，转换生活方式。
嘉兴区域经济发达，农村主要劳动力已经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就业。根据2009年6月公布的《嘉兴市农村劳动力资源普查报告》，嘉兴市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达82.8%；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农村劳动力收入总量的89.4%，农业收入仅占6.5%。嘉兴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土地资源要素的紧缺。根据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需求预测，嘉兴2000～2020年共需建设用地82.32万亩，城乡建设用地总体规模985平方公里，而浙江省分配给嘉兴市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只有33.36万亩，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必须控制在782平方公里，需求与供给缺口为60%，总规模缺口为203平方公里。“两分两换”政策的实施正是以城乡统筹发展，挖掘农村宅基地的复耕潜力为目标的，是解决经济发展、城乡统筹和资源紧缺之间矛盾的一种制度创新。
二、嘉兴“两分两换”试点进展情况
自2008年5月嘉兴开展“两分两换”工作以来，七星、余新、新塍、王江泾、姚庄、当湖、百步、许村和龙翔等9个镇（街道）首先展开，后增加了斜桥等5个试点镇，共14个镇（街道）。到2009年底，在577.43平方公里的试点范围内，已签约换房（或搬迁）农户达到11，649户，完成农房拆迁8，174户，共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4.82万亩。以平均每户节约0.6亩宅基地计算，在试点区域内将复耕近7，000亩土地。
三、群众满意度调查
（一）调查的组织
1、调查对象的选择。在首批试点的七星、余新、新塍、王江泾、姚庄、当湖、百步、许村和龙翔等9点试点镇中，根据各镇的进展情况，选择了开展较早，推进比较快的南源区的七星镇（高丰村、东进村、大树村、庄浜村）、南湖区余新镇（明星村、金星村、余西村、曹王村）、秀洲区王江泾镇（长虹村、太平村、双桥村）和嘉善姚庄（桃源村）、海宁市百步（百联村、德胜村）作为本次调查的对象。
2、调查形式。根据农民总体文化层次不高的情况，调查过程中以调查问卷为依据采用个别访谈的方法进行。每一道问题，我们都对被调查农民进行了详细介绍，力求能得到较为准确的信息。访谈对象的选择上，以40～60岁的“户主”为主要访谈对象，同时充分考虑受谈者的年龄结构的合理性。调查共计收回访谈问卷278份，有效问卷256份。
（二）调查基本情况分析
1、农民对“两分两换”的了解程度。从调查的结果看，农民对于“两分两换”了解程度还是较高的，77%以上的受访农民选择了十分清楚和基本知道，只有2%的人回答了不知道。这说明，农民对“两分两换”政策的认识比较深入，在自愿的基础上，农民能够较好地做出参与和不参与的决定。（图1）
2、从农民对“两分两换”总体评价分析满意程度。从调查的数据来看，农民对于“两分两换”政策基本认同，总体评价趋向正面。在受调查的农民中，完全支持“两分两换”的人数19人占到总人数的7.6%，基本认同的人数达到了94人，占37.6%。在调查中许多村民认为“‘两分两换’政策是好的，关键执行不好”，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农民对“两分两换”政策方向的支持。在调查中，对于“两分两换”的抵触情绪较大的人也比较多，近30%的人认为该政策“不太好”以及“很不好”。一些农民表示“现在生活很好”、“‘两分两换’没有一点好处”；其次，“随大流”成为当前农民对待“两分两换”的主要态度之一，这部分农民认为：“‘两分两换’是政府强制执行的”，别人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图2）
调查还发现群众对“两分两换”的支持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而且差距比较大。以南湖区七星镇和余新镇为例进行对比。七星镇是嘉兴唯一全部行政村都参与“两分两换”的镇，但是在调查中我们却发现七星镇农民的整体满意度要明显低于余新镇。从数据的分析来看，七星镇的调查中，没有一个农民认为“两分两换”是“很好”的，认为还行的农户也只有17.9%，认为“很不好”的人数也达到了17.9%。而余新镇认为“很好”的农民占了7.5%，更有45.8%的农民认为“还行”。（图3、图4）
3、未来生活的信心影响农民满意程度。“两分两换”预期的生活状态及与当前状态的比较会直接影响农民的满意程度。然而，调查的结果充分显示了农民对未来生活状态缺乏信心。在对未来收入预测的调查中，只有5.1%的农民认为“两分两换”后他们的收入会增加，也只有3.9%的农民认为“两分两换”会使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好”，相反却有27%的农民认为“会不太好”。（图5）
这些数据之间的差异充分说明了农民对未来信心的缺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1）生活成本压力的增加。调查中农民对未来生活成本的增加都有一定担心。尽管“两分两换”使农民的现金收入增强了，但是“什么都要花钱”的生活，大大增加了农民的生活成本，降低了农民对未来净收入的预期；（2）担心政策的不稳定。“政策是镇里定的，经常会变”这是调查中许多农民所反映的问题。农民担心现在的这些政策在未来能不能兑现；（3）政策缺乏宣传。嘉兴“两分两换”是嘉兴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一部分。政府已经围绕着“两分两换”政策出台了大量的配套政策，许多农民担心的就业、公共服务、文化建设等问题都已经提出切实可行的规划或方案，但是大部分农民对此都没有了解。政府对已有政策缺乏有效的宣传，增加了农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4、受访者特征对满意度的影响。调查中发现受访者的年龄、家庭收入及收入来源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对“两分两换”政策的态度。结果显示：40岁以下的受访者对“两分两换”的支持度要明显高于40岁以上的受访者。4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支持或部分支持“两分两换”的比例高达81.9%，而40岁以上的比例只有66.7%，50岁以上的比例只有64%。
其次，家庭收入来源成为影响农民对“两分两换”态度的重要因素。受访者中家庭收入不依赖于“务农”的农民对“两分两换”政府的支持度高达76.5%，而依赖于“务农”的村民只有56.3%的人支持“两分两换”。不仅家庭收入来源，家庭收入的大小也有一定影响。高收入高庭（年收入4万元以上）的农民对“两分两换”的支持度高达83.3%，其次是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也对“两分两换”有较高的支持率达到72.7%，家庭收入在1～2万元之间农户的支持率比较低，只有57.7%。
（三）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1、标杆水平影响农民个人期望。满意来源于个人期望与感知价值之间的差，当个人期望很高时很难达到满意的程度。调查分析发现，在“两分两换”的推行过程中，农民个人期望的产生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以某一个标杆值来确定其基础期望。标杆值的来源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当地已执行过的拆迁标准；第二种是其他地区实行“两分两换”的最高标准。并且房产成为农民个人期望的主要载体，农民主要通过房产置换标准来衡量政策的合理性。
2、公平感成为主要影响因素。调查中，“公平”是被许多受访者所提及，农民对政策不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的不公平感。这些不公平感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1）对政策的不公平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差异，各个试点乡镇采取了不一致的转换标准，造成一些较低标准的乡镇农民产生了明显的不公平感，导致政策满意度的降低；（2）对政策执行过程的不公平感。在“两分两换”的执行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使得执行标准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例如，在房屋评估过程中，部分人由于特殊关系而执行了高标准，使其他农民形成了很强的不公平感，导致对政策不满。
3、配套政策考量群众信心。由于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宣传与沟通，并在部分地区表现出“赶工冒进”的形势，配套政策没能很好地跟进，导致农民中出现了怀疑政策、怀疑未来等情绪。“两分两换”作为嘉兴“十改联动”推动城镇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政策体系设计是相对成熟的，配套政策也比较完善。使农民建立对未来的信心应该成为推进“两分两换”政策的基础性工作。
四、几点建议
（一）防止基层政府实施惯性，保护农民利益。农民是农村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占有者和使用者，对于任何涉及农民土地权属关系的调整和制度安排都必须考虑和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自愿”和“公平”应该成为“两分两换”政策的首要原则，必须切实防止基层政府实施惯性，不能搞行政命令，强迫农民流转土地，不能下指标、限时间、限面积流转土地。同时，应加强监管，确保“两分两换”实施过程中的“公平”性，对农民财产进行科学的估价并给予合理的补偿，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保护农民利益。
（二）防止冒进，求进更求“稳”。“两分两换”的实施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谨慎做好试点工作。以负责的态度，充分认识土地对于农民的特殊意义，它不仅是农民经济的来源，也是农民最后的生活保障线。科学预测“两分两换”后，农村和城市间要素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从而合理规划“两分两换”的推进速度和规模。防止由于政绩评价惯性，过度冒进，给农民群众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并阻碍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顺利推进。
（三）进行模式创新，增强政策的适应性。“两分两换”仅是原则性的规范文本，由于各镇乡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条件及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明显，因此在具体实施中应该因地制宜，进行模式创新，提高政策的适应性。首先，应充分理解“两分两换”的核心理念，明确“分”作为“两分两换”的关键和重点，通过区分宅基地和承包地，并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采取“换”的形式，可以“两分两换”也可以“两分一换”。其次，必须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创新实施模式，把“两分两换”与新市镇建设结合起来，与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结合起来。
（四）加快配套改革措施跟进。“两分两换”改变了传统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生产关系调整过程，必须处理好多方面的关系。应重点解决两大关键问题：第一，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就业是农民失地以后保证获得可持续收入的主要途径。实现从农民向农业工人或产业工人的转变；第二，流转土地的集约经营问题。土地的集约经营是实现农民就业及租金收入的保证。此外，要确保社会保障、户籍制度、新居民管理、涉农体制、村镇建设、金融体系、公共服务等配套措施的跟进速度，尽快实现农村向城镇、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朱兴祥.法律突破与利益均衡―农村土地使用权“两分两换”制度路径探索[J].法治研究，2009.8.
家庭收入调查报告范文6
关键词：大学生 家庭收入 经济来源 消费水平 消费结构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2-112-02
随着时代的进步，当代大学生早已成为社会的特殊消费群体，他们的经济收入来源与主要生活消费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部分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却与自身实际收入情况相比，表现出了非理性的倾向。很多大学生没有一个正确合理的消费观念和理财方法，甚至存在不少大学生盲目攀比，挥霍无度，不切实际地追求物质享受。虽然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但大多数还不能让自己的经济独立或完全独立，仍然需要依靠父母的经济支持。面对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这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将直接关系着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品德行为。因此，了解当代大学生的经济收入与生活消费的具体情况，分析大学生消费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导向，成为我们组共同关注的课题。
一、资料收集
2010年11月―2011年3月，本小组成员在王娟老师的指导下采用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收集好相关资料，充分做好前期准备。
2011年4月―2011年6月，本小组成员根据前期小组分工安排与时间情况相结合，对之前收集的问题材料进行筛选、分析、汇总，最终形成了针对四川文理学院在校大学生的调查问卷。紧接着在学院内开展了一次充分考虑年级、宿舍类型（空调房、普通房）、专业（艺术类、非艺术类）等变量的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050份，回收1000份，有效率95.24%。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家庭月平均收入状况
调查表明被调查的大学生家庭月平均收入状况如下:家庭月收入在1999元以下的同学人数占有效问卷总人数的23%,家庭月收入在2000~2999元的同学人数占有效问卷总人数的25%,家庭月收入在3000~3999元的同学人数占有效问卷总人数的38%,家庭月收入在4000~4999元以上的同学人数占有效问卷总人数的9%,有5%的同学家庭收入在5000元以上。由此可见,月收入在3000~3999元的家庭所占比例最多,这一数值基本代表了我院大多数学生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
（二）经济来源
调查表明在有效的调查问卷中有43%的同学主要经济来源选择的是“家庭供给”,有12%的同学选择的是“奖助学金”,有27%的同学选择的是“银行贷款”,有10%的同学选择的是“自己赚钱”,而其他剩余8%的同学,主要经济来源依靠的是“家庭负债”。
（三）调查所得大学生月消费水平情况汇总如表1所示。
从大学生的消费水平情况表（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的月消费水平由700~899元向两边递减。而500~899元这一区间的人数占总人数的76%。我们把这一项与家庭收入相对照，几乎完全吻合，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学生消费水平和家庭收入几乎成正比例的同方向增减。而且通过调查可以看出，主要收入来源仍是家庭供给，虽然有很多大学生通过兼职之类的经济活动得到生活补助，但较之高昂的学费和生活开支，并没有能够真正获得经济独立。
（四）当代大学生的消费结构
当代大学生的消费形式多种多样，消费结构也各有不同。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大致分为日常生活消费、学习消费、休闲娱乐消费、人情世故消费等几个方面。
日常生活消费：主要指生活所必须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开支。由于学校所处的城市地区发展水平不同，家庭经济条件和自身消费观念与消费习惯不同，使大学生在日常生活消费的开支数额上存在很大的差距。有学生大手大脚一个月能花掉几千元，也有学生能省则省，每月生活费不超过400元。
学习消费：主要指学费、书报费、文具费、考试费用等。其中，大学生的学费因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会存在一定差异。另外，日益增多的考试项目让考试费用在学习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为了毕业后能更好地融入社会，为事业打好基础，报考各类从业资格证、各类职称等级考试、各类语言水平等级测试、计算机等级考试，公务员、研究生等等考试的大学生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考试报名费、书本资料费甚至培训费也跟着增加。
休闲娱乐消费：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大学生的休闲娱乐生活也日益丰富多样化。这使得休闲娱乐消费在大学生的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笔记本电脑、品牌手机、数码相机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渐渐普及，泡网吧、唱KTV、溜旱冰、打桌球甚至打麻将等项目成为大学生休闲娱乐的方式。休闲娱乐消费无论是从比例还是从总量上看，都呈现出了逐年上涨的趋势。
人情世故消费：主要指人情消费和恋爱消费。在校大学生在大学中为适应社会努力学习着各种社交技能，离开父母渴望被理解的心态，让他们喜欢结交朋友，所以用于增进友谊请客吃饭的费用也日益增多。现在很多大学生为庆祝生日、庆祝得奖、获得奖学金等都会请朋友娱乐吃饭。另外，如果是在谈恋爱的大学生，用于约会、送礼等的恋爱消费也在人情世故消费中占了很大一部分。
三、大学生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危害
（一）当代大学生有着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和追求，然而由于思想的不成熟，往往会在消费中表现出许多问题
1.缺乏对自己经济状况和经济来源的正确认识。不少来自普通家庭的大学生无视父母挣钱的辛苦,自己也没有理财观念和意识,养成了盲目、赶潮流的非理性消费习惯。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考虑实际就买,为和同学攀比名牌手机、服饰,不惜节衣缩食。此外为了和朋友搞好关系，有个好人缘，有的大学生出手阔绰，常常向父母编造一些子虚乌有的借口要求增加生活费，这无疑是给并不富裕的家庭增加更多压力。
2.娱乐性消费多,发展性消费少。从大多数大学生的消费结构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多是从个人兴趣爱好出发,很少考虑到社会的发展或者是未来的职业所要求具备的综合素质，片面追求暂时的休闲享乐。你可以发现去网吧的同学比去图书馆的多,上网娱乐比上网学习的多。他们沉溺在低层次、带有攀比性、炫耀性的消费中, 而对于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特别是对于发展性的精神文化消费重视不足、投入较少,有的同学甚至连上课用的教材也一省了之。
（二）如果上述问题的出现得不到足够重视，并任其发展，那么带给大学生乃至整个社会的危害是可以预见的
1.影响大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增加大学生犯罪现象的出现。有的大学生在形成错误的消费观念后，养成了错误的消费习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往往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便会向同学借钱甚至打起自己学费的主意。更有甚者还染上了赌瘾，输掉了自己的学费，为了维持生活和还债,一些大学生受社会犯罪分子影响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犯罪道路。因为挥霍学费而自动退学的也大有人在,与其说他们挥霍掉的是钞票,不如说是自己的大好前程。
2.不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健康的心理。一方面，部分学生存在的攀比性、炫耀性消费会在一定程度上给贫困学生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面对自身的经济贫困,许多贫困生会承受相当的经济压力，从而出现明显的抑郁自卑的心理；另一方面，消费中部分学生攀比、炫耀心理的满足也不利于他们人格的完善和心理的成熟。
四、对大学生消费的建议
（一）培养合理的消费观念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和家庭的监督作用。其实现在大学生的消费很多是受社会的影响，因此必须下大力气整治和净化学校周围的社会环境，努力消除那些不健康、低趣味的文化娱乐场所给大学生带来的不良影响，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提供一个健康的消费环境。家长还要加强与子女的沟通交流，关心子女的思想心理变化，了解其在校的消费情况，及时进行教育和正确的引导，不能只重视满足子女的物质消费和生长需要，必须要更多地关注子女的精神消费和成长需要。其次，应培养大学生自觉养成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坚决抵制不良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影响，提高自身合理适度的消费能力。
（二）合理引导大学生的消费行为
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绝大部分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他们每天都需要独自消费，而多种类、多层次的消费行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们的身心成长。首先，学校应加强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国情教育、传统教育、感恩教育和理财教育。通过进行国情教育，大力宣传我们的基本国情,旨在提倡生活消费要与国力相适应；通过进行传统教育，旨在宣扬我们必须继承“勤俭节约”传统美德；通过进行感恩教育，旨在引导大学生正确认知自己,体谅父母赚钱的艰辛,感受祖国对他们培养的重视和寄予的殷切希望,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时代使命和责任,从而能在消费方面不辜负期望，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通过进行理财教育，增强大学生的理财意识，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财价值观，了解理财相关的基本知识，从而掌握理财的基本技能，重视发展性消费。其次，提高大学生校园生活的质量。由于大学的学习较之中学相比，具有很大的自主性，上课的时间比中学少，供学生自己支配的时间比较多这一特点，学校可以加大对学生精神文化生活建设的投入，利用学生空余时间开展一些能够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活动。如学术报告讲座、青年志愿者活动、各类社团文化活动等等。努力提高大学生的校园生活质量，从而保持精神生活的健康和充实。
（三）大学生要自觉培养自身的综合素质
一是要注意利用好课余的时间，在闲暇时间多看书读报、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参与各类体育文艺活动，这有助于学有所长、闲有所乐，避免自己浪费大量的时间去追求物质享乐。二是要努力加强自律能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克服盲从、攀比等错误心理。避免为了赶潮流、炫耀、攀比，把时间和金钱消耗在无休止的消遣娱乐中。大学生必须学会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必须自觉培养思想观点能自辨的能力、行为情绪能自控的能力、工作学习能自主的能力和生活服务能自理的能力,努力提高自身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避免受到错误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影响。
[本文为四川文理学院院级科研项目（编号：X2010R03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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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展洪.关注大学生的健康消费――南华工商学院学生消费状况调查报告［P］.
4.邹刚.当代城市大学生社会人格状况调查报告［P］.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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