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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社会保障调查报告范文1
一、网点建设和调查内容
（一）网点建设
本调查将在*区、*区、*区和*县所辖三十四个乡镇开展，抽取其中十八个村民小组进行调查。
（二）调查内容
调查主要内容包括：住户人口与劳动力就业基本情况；外出从业人员及本地非农务工人员工作条件、收支情况、生活情况和社会保障情况；农村劳动力本地非农自营和创业情况；农村外出从业人员返乡情况等。
根据调查频率和方式不同分为4个问卷，分别是：（1）摸底调查问卷；（2）季度监测调查问卷；（3）月度监测调查问卷；（4）举家外出调查问卷。
摸底调查为一次性调查，重点反映农民工外出从业情况；季度监测调点反映本地农民工自营和非农务工情况；月度监测调点反映农民工返乡及流动情况；举家外出调点反映举家外出农民工数量变化。
（三）调查方法
本调查主要采用抽样调查方法。严格按照国家统计局统一制定的《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方案》和《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手册》，采用调查员入户面访方式完成。有关部门要加强调查数据质量检查，强化基础工作，确保调查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和科学性。
二、调查时间和调查报告期
本调查从2009年1月开始实施。
摸底调查的报告期为2008年；季度监测调查、举家外出调查的报告期为当季；月度监测调查的报告期为当月。
三、数据处理与数据报告
数据处理使用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开发的数据处理软件，由国家统计局铜川调查队负责组织全市的数据处理工作。数据录入审核完成后，各级调查队要将调查数据及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准确上报本级政府及有关部门。
城乡社会保障调查报告范文2
剖析原因，提出调研思路
“三环卫星镇”多镶嵌在成都三环路发展带上，地处城乡结合部，因土地征占搬迁安置等因素，导致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占据较大比重、人口素质参差不齐、矛盾问题尖锐突出、历史遗留问题较多，与近邻的主城区相比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管理难度增加。
很长时间，“三环卫星镇”在做群众工作方面都存在着“三难”问题：干部找人难，想听真话难，解决问题难。群众工作做不通，发展就容易卡壳，不但该圈层群众利益得不到充分保证，而且许多重大规划建设不容易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长此以往，极有可能形成“三环内外两重天”的不均衡局面，出现阻碍成都又好又快发展的“三环阻力带”。因此，在推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深度开展大规模的基层群众调研，找准查实群众需求，准确研判“三环卫星镇”圈层的社会发展难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发挥优势，确定调研课题
本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目标相结合的宗旨，学校党委积极响应、认真践行“三视三问”群众工作法，立足地缘，与校区所在的十陵街办党工委一道，共同开展了以“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事业发展”为主题的调研课题。
学校师生、各村（社区）工作人员共同运用专家座谈法和恳谈沟通法，就调研思路、调研提纲与调研问卷等反复交换意见，多次调整与修正，找准突破点位，确定了6个部分60个问题。针对文化教育、社会管理、医疗卫生、城乡环境、就业创业、社会保障等当地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剖析“十陵街道”这个典型例子，深度挖掘“三环卫星镇”社会发展的共性问题。
校地携手合作，提升调研质量
为顺利完成此次调研工作，达到预期效果，成都大学与十陵街办成立联合调研项目组，下设综合协调小组、抽样调查小组、基础数据普查小组、调查报告撰写小组。
2013年7月中下旬，成都大学15名专业教师、83名在校大学生和10余名街道办工作人员，深入十陵街道的12个村（社区），针对辖区常住人口进行入户调查。问卷以户为单位，每户一份调查问卷。高校师生走村入户，与居民拉家常说民生，与群众耐心沟通、感情到位。当调研中被问到“你认为政府应从哪些方面入手解决民生问题”“你对小区管理有何建议”“你认为十陵征地拆迁工作开展如何”等方面问题时，受访群众纷纷打开话匣子，对师生们敞开心扉，诉说心曲。此次调研共深入家庭1.2645万户，走访群众近5万人，覆盖了十陵辖区总人数的60%。
科学分析，务求调研实效
城乡社会保障调查报告范文3
关键词: 城镇化; 瓶颈; 相关分析
中图分类号: F323.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4-0171-01
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底,中国城镇化达46.6%,城镇化的潜能还没有完全释放,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其基础设施建设潜力巨大,此外,城镇化也将对扩大消费和内需产生积极影响。[1]不过,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也带来的不少问题。
一、推进城镇化的瓶颈
(一)房价障碍中国城镇化
在房价和城镇化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将促使未来的房价上涨;其二认为中国房价的上涨与城镇化没有关联,理由是购房者不是农村人口。此外,更多的人担心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很可能由于城镇化的推进而追随大中城市上涨,而反过来将影响到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有专家就认为农民必须在城镇居住下来才能提高需求,而农民不能成为城镇居民的问题是没有房子,仅仅解决户口是远远不够的,农民要向享受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2]考虑到农村人口的经济承受能力,农村家庭对于城镇高高在上的房价是难以接受的。另一方面,住房贷款需要的收入保证,也制约了他们的这一方面的消费。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其他消费往往大打折扣。
(二)就业是中国城镇化的关键
如果说没有成为城镇居民的农村家庭,没有自有住房还可以接受租房的话,那么他们生活在城镇是否可以有一份收入适当的工作就尤为重要了。统计显示,2009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1417元,主要从事的行业有制造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和采矿业等。[3]相比农村务农,这一收入水平还算可以。有几点质疑之处,首先,农民工从职工作的技术含量低,工作稳定性较差;其次,取得该收入的工作时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最后,扣除日常的生活支出以及回家探亲的费用,可以用以消费的收入能剩下几许。
(三)社会保障是城镇化推进的难点
城镇化的推进,需要让转变成城镇居民的人们,在享受城镇生活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使其今后的生活更加有保障。当前,我国农村人口主要的养老以及医疗模式,经费依靠自筹,农民工在单位也很少加入到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前国家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决策层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并逐渐把农民以及农民工社保纳入我国社保体系。不过,考虑到相关政策不明确,加上当前社保基金存在的压力,需要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城镇化以后,意味着农民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往靠土地养老的模式将不复存在。因此,要想取信于他们,使中国的城镇化顺利进行,需要循序渐进地把他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使其对未来的生活有合理的预期。
在今年的总理政府报告中,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推进城镇化的两个重点,其一是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其二是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移成为市民。而上述两项工作的落实,都需要在住房价格调控、增加就业机会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三方面发挥管理者的作用。
二、破除城镇化瓶颈的对策
针对前面提及的三个方面,要使农民成为城市居民,需要在住房、就业以及今后的社会保障上给予他们以安全感,接下来作具体的对策分析。
(一)杜绝中小城市以及小城镇房价过快上涨
当前,对于大中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国家已经意识到其可能对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出台了一些严格的措施,比如第二套房贷的首付比例提高至50%;对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地区,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并首推房价问责制。[4]目前还不清楚政策可能带来的结果,但是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就是为何这些严厉的措施到房价已不堪重负的时候才出台。因此,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应把控制房价作为工作的重点。具体的做法,可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这一地区的房价收入比,房价收入比高于标准,政府将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以引导,使其恢复理性。
(二)实行产业转移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每年春节期间,农民工的返乡来临,人们不禁产生这样的想法,就是沿海工业发达地区,为何不能让这些人留下来。此外,民工荒问题也让人注意到是否中国的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从而会出现以上的情景。解决上述问题,要求沿海发达地区,必须加速推进城镇化,让更多优秀的农民工可以举家落户这些地区,增加这些产业服务人员的稳定性。同时,各级用工企业也加强这一群体的职业培训力度,使优秀的人才为自己所用。如此,将使城镇化服务于工业化。此外,东部地区应该整合资源,强化经济区域功能,包括采取淡化行政区划,促进工业对外转移以及鼓励高科技产业,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具体措施。中西部地区通过培育极具影响力的大中城市,提升区域的竞争力。[5]通过东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东部地区先行城镇化,保证企业用工的需要,同时把一些落后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也可以通过工业化的进程带动城镇化。
以上表明,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将促进城镇化,通过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三)逐步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
长远来说,建立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终极目标。为此,可以再以下这些方面加以改革。第一,尝试把拥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工作作为城镇的入户条件,从而完善这一群体的养老及医疗保障;第二,坚定不移地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鼓励他们在城市置业,成为城镇居民;第三,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他们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第四,逐步完善农村保障制度。包括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努力做到应保尽保;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等。[6]
同时,国家可以鼓励和引导各商业保险公司,开发适合的保险产品,加大宣传力度,使转移到城镇的居民,可以一定程度上依靠这些专业机构提供的理财产品,为自己的医疗和养老提前规划。
结语: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无疑将落在内需上,而城镇化推进是扩大内需的重点。城镇化既可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投资增长,还可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带来消费扩大,已被人们所接受。然而,城镇化的继续深化的过程,还需要人们看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正视它,采取一定的措施解除它们带来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 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我国城镇化的现状、障碍与推进策略(上)[J].中国政党干部论坛,2010(1):32-34.
[2] 许小年.房价是中国城镇化改革最大障碍[R].cq.省略/a/20091211/000695.htm.
[3]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R].cn.省略/reports/2010-03/22/content_19655996.htm.
[4] 杨娟娟,马力.房价过高可停发三套房贷专家称加速楼市降温[N].新京报,2010-4-18.
城乡社会保障调查报告范文4
关键词：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城乡统筹
劳动力、土地以及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不受约束的流动构成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但是，由于国内存在着户籍与土地等城乡二元体制，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非约束流动受到了限制，于是就构成国内城市化进程所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成都市是我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破解城乡二元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有积极意义的探索，本文将在总结成都试验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展开分析，为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城市化道路提供一些参考。
一、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虽然对户籍等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然而目前城乡二元体制还是存在着，依旧是国内城市化进程中的障碍。一方面，城市和乡村不一样的土地制度，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阻碍。第三方面，城市和乡村不一样的户籍与公共服务制度，对城市和农村间劳动力的非约束性流动造成了制约。第三方面，金融机构在农村贷出相对较少，极大限制了农村产业经济的发展。农村银行营业网点数量和功能的限制，使得在农村很难通过金融机构资金发展项目。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极大影响到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以成都试验区为例探索改革
（一）对农村产权制度进行改革
为了促进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成都试验区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了改革。成都市近年出台了《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希望通过对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努力形成以“流转顺畅、保护严格、权责明确、归属清晰”为特色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构建和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使得城乡资源在市场分配上机会均等，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提供制度上的基础，并且耕地保护基金制度的建立，发起了形成很好地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耕地保障补偿制度的试验。
（二）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
为了推进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成都试验区推行了城市和农村一致的户籍制度，于近几年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上，实行城乡统一的新型户籍制度，按照降低门槛、放宽政策、简化手续的原则，逐步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初步形成了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就业工作责任等体系与就业服务网络。
（三）对农村金融制度进行改革
为了推进资金要素自由流动，财政更应向农村倾斜，财政部门要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对乡村信贷担保机制予以了健全，对社会资金流向乡村予以引导，形成一批有实力的农村金融机构，有针对性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流转活动给予资金支持。例如，乡镇金融机构试点、政策性的农业保险试点以及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等，构建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投融资服务，总之，不进行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破除，只有通过调整改革，才能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
三、成都试验区的改革成果
（一）城市化率的不断增加
截止2013年，成都试验区城市化率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年均提高近1.3个百分点，在《2014年成都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争取城镇化率比2013年提高0.9个百分点，达到70.24%，新增新区建成区面积23.4平方公里，以实现城市化率的快速增长，在2013年，成都市人均GDP已经达到64247.56元，从对应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和实际城市化率来看，已经超过了标准城市化水平。而在以后的几年里，相应GDP所对应的城市化水平也是不断递增。
（二）城市结构的协调发展
和其他城市相似，成都试验区的城市结构特征也表现为典型的环状结构，主城区有着很强的聚集能力，这对城市率的快速提升以及城市化质量的改善的有着积极作用。自2003年实施新的城乡统筹发展总体战略以来，内环聚集的城市现状已经逐渐向比较协调发展模式转变。新的空间拓展模式是在主城区以外，大力发展郊区的小城镇，进而形成一些拥有较强承载力的城镇区域，从而使得主城区与周围小城市的协调发展。在《2014年成都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意见》已经提出必须集中力量加大外环小城市的建设，以形成示范效应，包括按照《成都市小城市建设标准》重点建设11个小城市的样板，确保2个小城市在2014年底初步达到小城市标准;而且也非常注重特色镇的建设，这些措施为城市结构的协调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三）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
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扩大，成都试验区的社会保障也不断地完善，很好地处理了农民与产业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农民原来普遍以单一的收入结构，形成了多种收入来源所构成的收入结构，农民的收入将得到稳步增长，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不仅如此，而且城乡教育、医疗、文化、公共服务实现基本均衡，比如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积极促进教师区域流动，深入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不断完善农村药品供应，并积极探索统筹城乡的药品流通新模式，完善的城乡社会保障确保了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的顺利进行。
四、结论
成都试验区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进程中，通过城乡间的土地、户籍和资金等生产要素进行优化改革，实现了人口、城市结构及城市化率的协调发展，使城市化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总结该试验区的探索经验，要想大力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就必须破除城市和农村二元体制结构，只有深入地破除不同领域的城乡二元制障碍，如土地、户籍制度及社会保障服务等，才可以更好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参考文献：
[1]阎星，田昆，等.破除二元体制，开拓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以成都城乡统筹的改革创新为例[J].经济体制改革，2011（01）.
[2]曹宗平.西部地区既有城镇化模式的弊端与现实选择偏好[J].当代经济研究，2011（02）.
[3]梁小琴.城乡统筹的改革样本――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调查报告[J].决策导刊，2010（04）.
[4]梁正科，徐明，万远英.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四川统筹城乡发展――“成都模式”实践启示与价值[J].时代报告（学术版），2012（10）.
[5]周天勇，张弥.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J].财经问题研究，2011（03）.
城乡社会保障调查报告范文5
六成受访者感觉现在“幸福”
在当今中国，幸福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幸福，才是一切行为的终极价值和目标。从去年各地召开的地方两会开始，多个地区纷纷提出将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
总体而言，中国人会感觉生活幸福吗？“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过半受访者（50.9％）感觉“比较幸福”，9.7％的受访者感觉“非常幸福”；23.5％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自己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仅有15.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自己“不太幸福”或者“很不幸福”。
六成（60.6％）受访者感觉自己“幸福”，相较于去年高出了0.4个百分点。与此相关联的是，只有13.3％的受访者认为今年“不如去年幸福”。
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衡量，中国人的幸福指数算得上高吗？今年上半年，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公布的全球幸福感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有17个国家超过半数的民众觉得幸福，其中丹麦人民的幸福感最高，74％的民众觉得幸福；还有26个国家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民众觉得幸福；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中国人占比18％，仅在亚洲，幸福感就低于阿联酋、阿曼、韩国、泰国、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国。
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
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低
调查显示，幸福感高低与年龄大小密切相关，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年龄在18-35岁的年轻人幸福感指数在60以下，56-65岁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数为68.6，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数则高达70.7。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健全，对城乡老年人在医疗、养老方面的保障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老年人主要追求颐养天年，对其他方面要求较低，因此容易产生较高的幸福感。而随着物价，特别是房价的上涨，“80后”们在工作、生活方面的压力非常大，加之当今社会物欲横流，年轻人相互攀比心理强，这样更容易产生心理落差和不平衡，自然就影响了幸福感。
幸福感指数与文化程度也密切相关，文化程度越低幸福感指数则越高。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幸福指数最高，为67.1；而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幸福感指数最低，为60.6。
婚姻对于“幸福”的影响上升至第三
“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除了对千余名公众进行问卷调查外，还对近百名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的劳动者、学生进行了深度访问，谈到对自己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时，大多数受访者提到了4个关键词，“收入”、“健康”、“婚姻”和“家庭关系”，而这4项，恰好也在今年“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十大因素”排行榜中位居前四位。
“收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的幸福感。”天津市东丽中学教师魏宪萍的感觉是，收入虽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但却对于健康和婚姻都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很重要”。
因为去年母亲的一场重病，易城阳光健身会所操课部经理郑雷雷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健康的重要性，她本身也是一名健身教练，对于生活在充满竞争与压力的现代化社会中而又不注重身体锻炼的一大部分人群，她感到很担忧，“尤其是年轻人，亚健康者所占比例已经非常高了。”在她看来，健康才是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住房、社会保障、职业、环境、个人能力和社交，也会对公众幸福感产生较大影响。
与去年的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相比，今年婚姻对于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力由第10位上升至第3位；而社交与社会保障对于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力则退后了一些，前者由第7位降至第10位，后者由第4位降至第6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公众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收入”与“健康”中，去年排在首位的是健康，今年则是收入，并且“收入”（59.3％）比“健康”（53.0％）高出了6.3个百分点。
虽然只有53.0％的受访者把健康视为影响自身幸福感的因素之一，但却有63.4％的受访者表示“会为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忧”。
虽然收入和健康都非常重要，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张西超告诉记者，“收入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核心因素。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人类处在温饱水平，钱的多少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并不大，国外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一个百万富翁的幸福指数可能会比一个穷光蛋稍微高出一点点，但是不会太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收入并非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妨看看年长者的观点，调查显示，在影响“80后”、“70后”、“60后”三个年龄层次受访者的幸福感因素中，收入均排在健康之上，并且在“80后”受访者中，选择“收入”比选择“健康”的高出了14.4个百分点之多；而在“50后”受访者中，则是选择“健康”的最多。
民众幸福首盼“提高工资”
调查显示，居民对社会治安状况、交通条件等方面满意度总体评价值越高的地区，幸福感指数往往越高，反之亦然，这说明幸福指数与民生工程紧密相关。
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四季度将会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酝酿八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终于有眉目了，而这一改革，也被很多人看作是当前“最大的民生工程”。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除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外，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收入差距不是在逐步缩小而是明显放大，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而全国总工会在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
因此，公众对于提高工资水平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幸福感的提升。
调查显示，近年来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和谐社会的架构及机制逐步建立，民众对此比较满意。但是，城乡居民对当前收入分配制度的满意度却仅为55.5，次于食品药品安全和城市噪音控制的满意度。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居民的幸福指数。
如何才能有效提升公众的幸福感？排在首位的是“提高工资水平”，其次是“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再次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接下来依次是“提高医保水平”、“降低房价”、“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改善城市环境”、“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教育服务”、“改善社会治安”和“治理交通拥堵”。
城乡社会保障调查报告范文6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转移问题 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4-062-02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是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之一。”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新生代农民工”专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的,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群体。相关资料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目前的总数接近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近6成。而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刑事犯罪高发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总结2010年中国刑事犯罪九大特征指出：“根据相关政法机关统计，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整体案件的三分之一。”因此认真分析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特点、犯罪原因、以及预防和治理措施，才能积极引导他们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城市作出更大的贡献，否则会成为城市发展的隐患。
一、新生代农民工特点
1.整体素质不高，就业范围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文盲占1.1%，小学文化程度占10.6%，初中文化程度占64.8%，高中文化程度占13.1%，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4%。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重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占23.5%。分年龄组看，低年龄组中高学历比例要明显高于高年龄组，30岁以下各年龄组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均在26%以上，其中，21-25岁年龄组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达到31.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比第一代有了较大的提高，但这只是相对于教育极其贫乏的上一代农民工而言的，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所受的教育还十分欠缺，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导致他们整体素质不高。在当今大学生就业尚且困难的背景下，素质偏低的新生代农民工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56.7%；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占40.5%。
2.法制意识淡薄，做事不考虑后果。调查显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被告人都表示是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自控能力差而走向犯罪的，这是由他们的成长环境造成的。首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前生长在环境相对封闭、法制观念落后的农村地区，接触法律的机会很少。其次，虽然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过教育，但一般只涉及文化知识，法律知识几乎是空白，法制意识的形成更是无从谈起。再次，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外谋生，使得他们成长中缺乏必要的引导，长期的放任自流导致部分人自控能力较差。由于法制意识淡薄和缺乏自控能力这两方面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难免会一时冲动而走上歧途。
3.过于注重享乐，好逸恶劳。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年轻所以喜欢追求时尚，消费观念比父辈更加开放，也更加注重享乐。根据2007年的一个调查，农民工尤其是青年农民工对高档商品和时尚商品的消费有较高的渴求，其中有5.79%的人购买国外高价手机，18.68%的人购买国产高价品牌手机，6.31%的人购买流行服装，2.72%的人购买高档品牌。不过，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城市消费观念，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他们的工资收入却没有随之增长，加上攀比心理作祟和理财能力上的不足，他们常常入不敷出，经济上陷入困境，这就是为什么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主要是侵财型案件的原因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同龄人一样，虽然“根”在农村，但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教育观念的改变，他们很少务农。长期在城市生活使他们习惯于城市的繁华与生活节奏，有着自己的梦想。
4.易受不良风气影响。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初中阶段即已完成学业，还未成年就踏着父辈的足迹进入城市谋求发展。因为他们年龄尚小，无论生理还是心理都没有发育成熟，接触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后，他们往往会因无知而加以效仿，许多不良恶习又会逐渐在他们之间交叉感染，最终导致一部分意志薄弱的人走向犯罪。
二、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特点
1.以侵财型犯罪居多。新生代农民工高发型犯罪案件主要包括盗窃、抢劫、聚众斗殴、、敲诈勒索和非法拘禁，其中侵财型犯罪案件所占比重最大。据统计，2008年8月至2009年3月，山西省壶关县检察院共审查各类案件78件85人，其中返乡农民犯罪的有10件17人，分别占受理总件数和人数的13%、20%，犯罪行为涉及盗窃、抢劫、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其中，侵犯财产罪最为集中。5个罪名分别为盗窃、抢劫、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其中又以盗窃罪居多，占返乡农民犯罪总数的35.5%。
2.共同犯罪特征明显。从犯罪形式看，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具有从众性和团伙性，表现出显著的共同犯罪特征。
3.犯罪年龄低龄化。据调查，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壶关县的返乡农民工犯罪中，年龄最大的43岁，最小的21岁。其中30岁以下的占到47%。
4暴力倾向凸显。暴力化倾向严重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又一重要特点。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多是年轻人，做事易冲动而走向暴力化。如出于对消费的欲求和对财产的占有欲，他们往往通过抢劫、抢夺等暴力手段达到目的。
三、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原因分析
自身方面的特点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因素，他们文化素质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心理倾向有一定偏差；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不完善等社会层面的原因，也是引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方面。
在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绝大部分文化素质不高。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往往是低地位、低收入、高强度的劳动，极易积累不良情绪，进而导致犯罪的发生。
1.就业不平等和继续教育机会缺乏。我国工资报酬最低的几个行业是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贸易、服务业、采掘业、建筑业和制造业，这些行业的工资都低于平均工资水平。而新生代农民工却在这几个行业的就业比例中占82.5%。如果说这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导致的话，那么他们在相同工作中却不能与本地市民享受同样的待遇则说明就业的不平等。据调查，有28.7%的农民工与本地职工同工不同酬，有55.1%的没有社会保障等职工福利，分别有18.6%和34.1%的没有被给予与本地职工同等的培训机会和晋升机会。不过，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入城以后很难有机会接受继续教育。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的显著之处，是他们更想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而谋求在城市的长期发展。所以，他们希望在平时能不断充实新知识、学习新技能，但以户籍为基础的基础教育限制了第一代农民工子女在初期接受教育的机会，在起跑时就晚了一大步；而继续教育的不给力则成为他们提升知识水平的又一障碍。
2.社会保障和救济不足。在我国，户籍附加了很多的功能，捆绑了像教育、就业、医疗、社保、住房等许多保障利，这些福利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但是在现阶段，进城的农民工却很难享受到这些福利。如我国教育体制是“分级办学，属地管理”，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就难以享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条件。又如经济适用房的购买对象一般不包括农民工，但其实他们的居住条件才是最恶劣的，是生活在城市中最需要改善居住环境的一类人。除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足以外，农民工权利受到侵犯时所能得到的救济也十分有限。调查显示，有75.9%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工资拖发、克扣和拒发的现象，有70.6%的人发生过因公受伤而用人单位不给钱医治的情况等。对于这些不公正待遇，只有43.6%的被调查农民工表示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这虽然有农民工维权意识不强的因素在里面，但我们不可否认政府在保护农民工权益上的缺失。更有甚者，一些地方还将农民工视为扰乱治安的罪魁祸首，对他们实施歧视性管理，给他们制造更多的麻烦。由于这种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的缺乏，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很少求助于当地的政府及其他正规组织，而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或拉帮结派等形式来维护权益，常常不依照法律行事，给治安带来隐患。
3.户籍限制和社会歧视。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户口本上是农民身份，但其中很多人都是从校门直接走进城市，属于一批没有务农常识和经验的农民――不务农的农民（我国户籍制度意义上的农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王春光也曾撰文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阅历、进城动机等方面很不相同。”经历了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他们，对家乡的认同越来越淡漠，但在城市中又找不到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因此，他们“进入了社会认同的丧失和重构的艰难阶段。”在这种心理状态的驱使下，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走上犯罪歧途。
四、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对策
1.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增强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和认同感。现行的户籍制度不仅是农民工面前最坚硬的一道制度壁垒，也是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巨大阻碍。改革户籍制度已是必然的趋势，正如温总理与网友交流时所说,“如果说最症结的问题,就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那些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融入城市。”
当然，户籍制度改革也要遵循发展规律，应充分考虑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能力和政府财政的支付能力。若在各方面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操之过急，盲目进行城市人口扩容，将会导致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瘫痪等很多问题。所以，可考虑将拥有较高生存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优先开放城市户口的对象，因为他们更渴求在城市的长期发展，也更符合城市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不但增强了自身的城市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必然成为其他农民工积极学习、效仿的对象，激发越来越多农民工建设城市的热情，从而实现农民工和城市的双赢。
2.完善社会保障措施，促进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逐步改革户籍制度的同时，政府部门要不断完善针对农民工的各项社会保障措施，使暂时不能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得到更多的帮助，促进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
保障措施要涵盖农民工工作、生活的各方面，要努力解决农民工继续教育、子女就学、医疗、住房等主要问题。特别是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提升他们的就业技能，为企业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要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到当地义务教育体系，使其与城市孩子平等地享受优质教育。要加大对农民工的医疗卫生投入，帮助他们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要继续加大廉租房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希望实现温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描绘的那样，“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也期望能尽快消除城乡歧视，让农民工在城市里有尊严地生活下去。
3.加强法律道德教育，提高农民工法律意识和道德修养。新生代农民工罪犯是因法律意识淡薄、道德水平低下，对自己的行为放任而走上犯罪道路的。针对这一问题，需要加大对农民工的法律宣传和道德教育力度，不断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修养。首先，司法机关要肩负起对农民工法律宣传的任务。要主动定期或不定期地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开展普法教育活动，如举办法律讲座、巡回审判、法律咨询等，形成长效普法机制。要重点对农民工进行诉讼辅导，改变他们非正规的纠纷解决方式，培养他们依法维权意识。还要对经济困难的涉诉农民工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其次，新闻媒体、影视文化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宣传引导。可以国家“阳光工程”培训为依托，在教授农民工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开办思想道德课程，帮助他们树立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提升他们的道德修养和价值追求，增强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纠正他们的享乐思想和不理性的物质追求，引导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人生价值。
4.推行农业产业化，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务农。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解决自己的问题，还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是今后农村新的增长点。各地政府要在财政、税收、信贷、土地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参与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发展规模种养业，创办工商企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借鉴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培养职业农民的做法，与科研院校开展定向委托培养，免费开办农业职业学校，组织多种形式的农业技术培训，培养一批农村管理人才、种养业能手、农机作业能手、科技带头人、农村经纪人和专业合作社领办人，依靠职业化的农民来发展现代农业。
[本文系山西省社会、经济、统计科学研究立项课题《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编号KY[201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生存发展,预防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法院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调研报告.人民法院报,2010.7.22
2.2010年中国犯罪形势分析及2011年预测.中国法制网,2011.02.23
3.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2010.03.19
4.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 2008.02.27
5.山西壶关：八个月17名返乡农民犯罪.检察日报,2009.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