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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与环境论文范文1
1．1分配原则
(1)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原则。在制定流域水量分配方案时首先应以流域水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为约束条件，在保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确保流域生态环境良性发展，从而实现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水资源持续利用的和谐共赢。
(2)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水量分配中责、权、利的主体均应为上游各县(市)政府。保护当地水资源和保证下泄水的数量和质量是当地政府的责任，使用自产水量是当地政府的权力，分配各地区的水量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当地政府的利益。
(3)公平兼顾效率的原则。分配方案既要体现用水公平，尊重历史，维护各县(市)已有的利益，同时也要充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对未来新增加的水资源需求量，分配时应侧重考虑各主体的用水效率，做到公平与效率并重。
2晋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以保护流域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水资源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与水资源经济价值，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节水资源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5］。近几年来，为保障晋江流域的生态安全、保证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经济相对贫困、生态相对脆弱的流域上游县(市)大力开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但存在着与大力发展经济之间的突出矛盾。因此，基于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建立晋江流域上下游水资源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晋江市政府及下游受益区对流域上游地区的补偿机制，对于理顺流域上下游之间的生态关系和利益关系，加快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并有效保护流域上游的生态环境，从而促进全流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上游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主要是针对生态保护或者环境友好型的生产经营方式所产生的水土保持、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景观美化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综合评估与核算。国际上评价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的通用做法是通过统计分析，评价主要的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系统效益的价值。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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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样品的采集调查区域选定为松花江流域。根据2012年地表水监测数据，松花江流域总体呈轻度污染，干流水质良好;支流为轻度污染。流域具有有机毒物污染的典型性特征［15］。2012年6—7月，对研究区30个采样点进行了底栖动物和着生藻类的采样调查。在松花江干流上游设置了5个采样点，分别为S30肇源、S28朱顺屯、S14阿什河口下、S4呼兰河口下和S15大顶子山;在松花江干流下游设置了4个采样点，分别为S11佳木斯上、S12佳木斯下、S3江南屯和S13同江;在松花江支流的雅鲁河、诺敏河、嫩江、伊通河、饮马河、第二松花江、牡丹江和梧桐河上共设置了19个采样点，分别为S17巴林、S18成吉思汗、S6小二沟、S7宝山、S8博霍头、S19拉哈、S20浏园、S21富上、S10江桥、S23宝龙桥、S25靠山南楼、S9瀑布下、S22溪浪口、S26松花江村、S27松林、S24刘珍屯、S29大山、S16柴河和S5梧桐河口内;在黑龙江上设置了2个采样点，分别为S1松花江口上和S2东港。S1～S10为参照点;S11～S30为监测点。采样、保存和实验室分析参照EPARBP生物快速评价方案［16］及《水和废水监测技术方法(第四版增补版)》中相关要求进行［17］。
1.2生境和水质理化指标借鉴EPARBP生物快速评价方案［16］，参考郑丙辉等［2］的栖息地评价指标，采用由10项指标组成的生境评价方法:调查底质组成、生境复杂性、速度与深度结合性、河岸稳定性、河道变化、河水水量情况、植被多样性、水质状况、人类活动强度、河岸边土地利用类型。利用参照点生境评分分布的25%分位数法对生境质量进行评价，即生境评分大于参照点生境评分的25%分位数，生境质量为良好;将小于25%分位数的分布范围，进行3等分，评价结果由高到低分别为一般、较差、很差。pH、溶解氧(DO)、电导率、高锰酸盐指数(CODMn)、生化需氧量(BOD5)、氨氮(NH3-N)、化学需氧量(COD)、总磷(TP)、总氮(TN)等水质监测数据来自2012年1—9月的全国地表水监测数据。分析方法及水质标准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18］进行。
1.3评价方法按照IBI的建立方法对松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19］。IBI的评价标准，采用所有采样点指数值分布的95%分位数法建立，评价等级按照IBI分值由高到低分别定义为优、良好、一般、较差、很差共5个等级。参照点以生境状况中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一项得分大于13分和有襀翅目昆虫存在这2个原则确定。各参数间的Pearson相关分析在SPSS15.0中完成。
2结果与讨论
2.1IBI的建立和评价结果根据IBI建立的方法，研究确定S1～S10作为参照点，其余20个点作为监测点。利用底栖动物和着生藻类的调查数据，计算得到总分类单元数、密度、优势种比例、敏感物种分类单元数等共25个候选生物参数，通过敏感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去除辨别力低的参数和冗余信息，最终筛选出总数量、EPT分类单元数、EPT密度、敏感种分类单元数、敏感种分类单元比例、Hilsenhoff生物指数(HBI)6个核心参数，构成松花江IBI评价的指标。根据所有采样点指数值分布的95%分位数法划分IBI评价等级标准:IBI＞35.84为优;IBI=26.88～35.84为良好;IBI=17.92～26.88为一般;IBI＜8.96为很差。研究区调查的30个采样点的IBI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参照点中，50%评价为优，40%评价为良好和一般，仅10%评价为较差;20个监测点中，65%评价为较差和很差，25%评价为一般，评价为优和良好的占10%。
2.2IBI评价结果与生境质量和水质评价结果间的关系利用Pearson相关性和散点图，分析了采样点的IBI评价结果与其生境质量间的关系。从图1可见，IBI和生境质量评分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生境得分较高的采样点，IBI也普遍较高。参照点的IBI普遍比较高，大部分在21以上，生境质量评分也较高(69～89);IBI在8.2以下的低分采样点，生境质量评分也较低(41～51)。由于栖息地生境与生物群落的关系密切，而且在河流生态环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分析生境状况的破坏是影响生物完整性和造成松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受损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各采样点水质参数1—9月的平均值监测数据分析(见表2)，松花江流域水质污染主要的超标项目为CODMn、BOD5、NH3-N、COD、TN、TP。调查区域水质以III类水质为主，水质达标采样点比例占67%。S1、S11等6个采样点为IV类水质，S14、S252个采样点为劣V类水质。IBI评价结果对于劣V类的2个采样点均评价为较差;III类水质各采样点中除生境评分比较低的，IBI评价结果基本在一般到优的等级，虽然IBI结果同时还受到生境质量的影响，但总体上IBI评价结果与水质是基本符合的。
2.3生物参数与生境和水质参数的关系对10项生境参数与26项生物参数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表3结果表明，除河岸土地利用类型外，其他9项生境参数分别与不同的生物参数间呈现出显著或极显著的相关性，这进一步说明了流域的生境状况会对河流水生生物状态产生影响作用。其中，生境总得分与EPT分类单元数、敏感物种分类单元数、底栖动物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等多项生物参数间存在显著/极显著的正相关;同时，生境总得分与耐污种分类单元比例、生物学污染指数间存在显著/极显著的负相关。其次，速度与深度结合性、河岸稳定性、河水水量情况等指示河流水文和河岸状况的生境参数也与多项生物参数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总体上呈现出与表征生物质量良好、水质清洁的生物参数存在正相关，与指示水体污染的参数存在负相关，这说明河流水文和河岸参数对河流水生生物状态也会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和变化。同时，河流水流情况、植被多样性、水质状况和人类活动强度这4项参数与IBI之间呈现出显著/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这些生境条件更明显地引起生物完整性的变化。对以上这些数据的分析表明，河流的生境质量与河流中水生生物的状况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生境质量受损和退化会显著地反映在生活其中的生物的变化情况，如敏感物种数量和种类的减少、耐污物种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耐受污染能力增加等变化。对辽河的研究也表明，辽河栖息地质量与多项底栖动物生物指标显著相关［2］。相关学者在生境对生物影响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卵石和大石基岩等好的底质能保持河床稳定性［23］，好的生境条件可以为底栖动物提供稳定且多样的栖息空间，支持多样的底栖类群。综上分析，栖息地生境质量的受损和破坏，确实是影响松花江流域水生态质量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为恢复和改善流域的水生态质量，其生境质量应该受到重视和保护。
研究还发现，生境总得分、速度与深度结合性、河岸稳定性等几个生境参数都与着生藻类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间存在显著/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通常情况下，多样性和均匀度越高，指示生物状态越好，水体污染越轻［26］，但是本研究数据表明，生境质量的破坏会引起着生藻类多样性和均匀度的增加。底栖动物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多样性和丰富度指数都与生境存在正相关关系。分析认为，着生藻类多样性的变化可能是由于耐污种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所引起，所以这种情况下，着生藻类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不适合单独用于松花江流域的评价，相比底栖动物更适合应用在松花江流域的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对超标的水质参数与各生物参数、IBI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电导率和溶解氧与多项着生藻类的生物参数存在相关性，溶解氧与藻类多样性指数、HBI、耐污种数量等呈显著负相关，说明耗氧污染物的减少会使得底栖动物耐污种数量下降，反映有机物污染的指数值也随之下降。电导率与藻类多样性指数呈显著正相关，与底栖动物密度、耐污种数量等呈极显著/显著正相关，与敏感种分类单元比例呈显著负相关，说明有机质污染导致底栖动物耐污种的数量增加，敏感种种类减少，底栖动物总密度的增加分析可能是由于耐污种数量的增加引起的。有研究发现，营养物质浓度的增加，可能引起底栖动物的总密度减小［27］，也可能引起底栖动物总密度增加［28］。CODMn与底栖动物敏感种数量比例呈显著负相关，BOD5、NH3-N、COD、TN、TP与总密度间呈极显著正相关，6个污染因子与污染指数间呈极显著/显著正相关，这进一步佐证了上述结论。其次，有机质污染引起藻类多样性增加，分析可能是耐污种藻类的产生和繁殖的结果。耐污种数量、耐污种数量比例、HBI及污染指数这4个指示污染程度的生物指数分别与CODMn、BOD5、NH3-N、COD、TN、TP几个超标污染因子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正相关，这样的结果进一步说明了有机质和N、P等富营养化元素的污染对于松花江流域水中生物的多样性分布，耐污种敏感种的出现和繁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IBI并未与这些化学参数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但这并不影响化学污染的压力在单个生物参数上产生的显著影响，虽然利用单个生物参数评价生物质量不够全面，但是可以依赖其寻找潜在化学压力，为水质治理和防护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河流水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除了了解河流的生物状态，更重要的还是要解决污染因子和生物质量间的关系［29］，这样评价工作才能有效的为河流污染的治理和修复提供有利支持。已开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BOD5、COD、TN、TP、浊度等综合性的污染因子与生物参数间存在的相关关系上［1，5］，尚没有深入分析直接引起生物状态变化的化学影响因子及其之间的影响方式。目前，在松花江还无法确定其有机污染物的种类，对于针对松花江流域生物状态和特征有机污染因子间的关系的研究，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研究来进一步了解。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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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含理论经济学、技巧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含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区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抵触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辨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
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供给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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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司法理念的确立，是我们期待生态文明型社会“存在着或者能够实现一种有秩序、有效率和公平、正义的理想境界，并相信藉助于法的调整和规范，可以达到或接近于这种目标”。这种对法律理想的追求和对法律信念的坚守即是对法律的信仰。这种信仰会在法律制定、执行和司法过程中帮助人们做出与法律精神相符合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并在人们的价值判断或行为选择发生偏差时起到规制、矫正作用。确立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司法理念，可以使公众更加深刻地理解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价值和意义，增强其遵守和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内驱力。对立法者而言，生态文明意识与法律精神的沟通融合，或者说生态文明意识的法律性内化，会使其更加迫切地追求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立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对执法者和司法者而言，确立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司法理念会促使其在着眼于合法性的同时，自觉关注生态上的合理性，保证生态保护红线相关法律的严格执行。这样在各方的合力下，发挥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积极作用，推动环境正义的实现。
二、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红线的法律保障制度体系
1生态保护红线法律保障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第一，保护优先，兼顾发展原则。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我国生态安全的“底线”，必须明确强调保护优先。当开发活动会损害红线区域的生态功能时，应以生态保护为重，宁可放弃一定的经济利益，也要保障红线区域生态功能的完整与稳定。但不能越生态保护红线的雷池半步，并不意味着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不允许有人类活动，对红线区域的生态功能和性质没有不利影响的开发活动是可以进行的，能够改善生态环境的活动更是应该鼓励和支持。第二，预防与治理并重原则。“预防”是生态保护红线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质，也是生态保护红线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治理”则是指如果红线区域划定时已经存在一定的生态破坏或者环境污染，那么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对其进行治理和恢复。环境具有整体性特征，如若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仅仅着眼于预防，忽视红线区域内已经存在的环境问题，就可能造成红线区域环境质量的整体下降，甚至生态功能的丧失，使红线的划定失去意义。第三，科学规划，差异管理原则。我国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差异显著，因此必须科学规划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对不同类型的红线区域采取差异化管理。围绕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思路是科学规划原则的重要体现，既避免了列举式标准面对地区差异时的不适应性，也避免了定义式标准难以操作的问题。同时，科学规划还应注重与已有保护区、地区规划的衔接，重视跨地区协调制度的设计。差异化管理应当以科学规划为基础展开，体现“分类管理和分级控制的差异化管理思路”。第四，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原则。社会整体理性来源于个体理性的交流、融合与相互矫正，由此产生的理性共识是法律权威的根本源泉。公众参与是法律得以良好制定的基础，也是法律得以有效执行和维护的基础。如果排斥公众参与，即使最为巧妙的法律制度设计也必将沦为一纸空文。信息公开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公众参与的基础。只有当公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管理具有充分的了解时，才能真正理性和有效地参与到相关工作之中。第五，权责明确，损害担责原则。权利和义务应当是相对的，有责无权，责任履行将趋于懈怠；有权无责，则容易造成权利滥用。尤其对于行政机关，当政府落实生态保护红线不力，甚至故意违反相关制度时，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权责明确，特别是打破部分政府官员“无为而治”、“刑不上大夫”的侥幸心理，才能从源头上阻断违法行为的积累，避免积重难返进入恶性循环，保障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得到切实推行。
2生态保护红线法律保障的主要制度
第一，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修改与退出制度。划定是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实施的基础，主要包括红线布局和范围确定两个方面。对于布局问题，应当首先厘清不同区域的生态功能，在统筹已有规划的基础上加以确定。而范围问题，则应着重考虑生态缓冲区的划定。稳定性是生态保护红线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应当对生态保护红线的修改与退出作严格限制。只有在确需修改或红线区域已彻底丧失生态服务功能时才能进行，且应由统一管理机关审批，并以寻找替代区域、不减损整体生态服务功能为原则。第二，生态保护红线的差异化管理制度。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依照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三种分类进行，明确了不同红线区域生态敏感度和生态服务功能的差异，为分类管理和分级控制提供了依据。在分类划定的基础上，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性质，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生态保护标准和管理措施。尤其是要制定严格的活动准入规则，对于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功能定位的活动，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治理方案，建立健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的限制审批制度。第三，生态保护红线的监测与监管制度。对红线区域生态状况的监管极其复杂，想要准确了解区域生态状况，必须动态掌握水、空气、土壤、生物等诸多环境要素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监管必须依赖于环境监测。环境监测需要独立性，以保证监测结论的客观准确；环境监管也需要独立性，以保证监管的切实有效；而监测是监管的基础，因此，应当建立监测与监管紧密结合的独立监管平台，形成以技术为支撑、独立性为保障的监测与监管制度。第四，生态保护红线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针对当前地方政府怠于履行信息公开职责、申请信息公开困难重重的状况，生态保护红线的信息公开制度应当建立对政府信息公开不力的追责机制。对依法应当公开、依法申请公开而不公开的，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并依法代为公开。在此基础上，加强环保法律知识的宣传，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保障公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管理、监管等过程参与的有效性，使公众的意见建议真正对行政机关的决策产生影响。第五，生态保护红线的越线追责制度。生态保护红线一旦划定，就不能任意触碰和僭越。越线者，无论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还是行政机关，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要求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立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相互衔接的法律责任体系。尤其对于另外，为避免“拍脑袋”决策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应当建立终生追责制，使相关责任人承担无限责任，真正起到“不可越雷池一步”的警示作用。发挥环境标准在生态保护红线中的支撑作用生态保护红线需要环境标准的支撑生态保护红线的复杂性。第一，不同于针对单一要素的红线制度，对生态环境状况的评估需要动态考虑空气、水、土壤、生物等环境要素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第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决定了“一刀切”式的环境标准很难适用于所有红线区域；更困难的是调整地区间的利益分配，保障不同红线区生态保护的整体性。总之，生态保护红线兼有要素的复杂性和区域的复杂性，构成了一张横向与纵向、静态与动态相互交织的联系网络，形成了其复杂性的特点。生态保护红线的约束性。法律的强制力是生态保护红线约束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到生态保护红线约束性的转化需借助环境标准完成。因为立法资源有限，法律、行政法规往往只对违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作出原则性规定，同时授权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制定标准，作为具体明确判别合法与否的技术依据和技术方法。在环境保护领域，这一技术依据和技术方法即为环境标准。生态保护红线的相关法律需要在环境标准的支撑下实现对行为性质的判断与量度；同时，法律的强制性通过环境标准传递到生态保护红线中，使生态保护红线的约束性得以实现。
3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现状
41年来，我国环境标准“发展丰富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依据、行为规范和技术方法，在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引领环境乃至经济社会管理，‘倒逼’产业技术进步、结构优化，提供环境监测、评价、监督、管理等工作基础性、技术性工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也存在着滞后性、缺乏系统观念、地区针对性不足等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标准的缺失，使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难以形成有效支撑。滞后性主要体现在滞后于环境保护理论的发展。40多年来，从浓度控制到总量控制，从点源控制到综合管理，从污染者付费到肇因者负担，从谁开发谁保护到受益者补偿，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再到全过程控制，理论的更新推动着环境保护法学的不断完善。环境标准作为法律与司法实践的关键连接点，却严重滞后于环保理论的发展。这一情况突出体现在污染物控制上，虽然我国在污染的全过程控制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环境标准对全过程控制的支撑却明显不足，大量环境标准仍停留在末端治理阶段。缺乏系统观念主要体现在管理体制和制定思路两个方面。管理体制上，我国现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复杂，缺乏有效的管理战略和政策系统，导致环境标准之间缺乏协调性，不同类型环境标准常常无法衔接，甚至相互抵触。制定思路上，现行环境标准的制定过于重视技术标准，而忽视对制定目的的考量，“从技术标准为出发点制定而形成的环境标准体系难免顾此失彼，虽然体系庞大但难以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和灵魂”，造成了环境标准体系的零散，难以发挥体系的合力。地区针对性不足主要体现为地方环境标准制定的不合理性。有限的立法资源决定了国家环境标准必然有其局限性，需要地方环境标准对其进行补充。地方应以国家环境标准为基础，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针对性标准，实现对地区生态的有效保护。但在现实的环境标准制定中，“以GDP论英雄”滋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常常使地方环境标准表现出一种难以克服的“惰性”——不顾地方实际情况和需要，一味照搬国家标准。生态环境标准的缺失。我国现行环境质量标准主要针对单一环境要素，这种模式固然有其优点，但也存在着忽视生态环境整体性的问题。某一区域水体、空气、噪声、土壤等环境要素质量的达标，并不必然表示该区域生态环境的状况良好。再者，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现行环境标准不可能对影响生态环境的所有环境要素都作出规定，仅通过相互分离的环境要素监测对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评估，割裂了要素间的关联性，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
4强化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
第一，体现环境保护理论的发展，支撑综合管理和全过程控制。环境问题的显现、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环保实践的检验推动着环保理论的发展，而这一发展同样需要通过环境标准转化为环保工作的真实效能。最新的环保理论认为，环境保护的实质是综合性的环境管理，既包括对污染物排放、开发活动和环境质量的监管，也包括对生态功能的监测与保护，其中对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应当实行全过程控制。因此，应当制定相应的环境标准，对环境综合管理和污染全过程控制进行支撑，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第二，增强系统观念。管理体制上，对现有生态环境管理部门进行整合，针对环境标准的制定进行统一规划和协调。建立专门化的环境标准制定体系，细化部门职能，确立部门间沟通合作机制，最大程度地保证制定体系的高效运转及不同环境标准间的协调一致。制定思路上，在重视技术性的同时，加强对制定目的的考量。以人为本，关注对生命健康权和环境生态功能的保护，以是否会危害人体健康或损害生态功能的完整性作为确立环境标准指标的依据。第三，加强对地方环境标准的规制。要求地方环境标准的制定与当地GDP相挂钩，GDP越高则地方环境标准应当越严格，克服地方环境标准的“惰性”，使地方官员无法以粗放型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或对环境生态的破坏来换取GDP的上涨。同时，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及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相配合，更好地发挥地方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作用。第四，建立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参照我国现行环境标准体系，生态环境标准应包括生态环境质量标准、资源开发生态保护标准、生态环境基础标准和生态监测方法标准，涉及生物量、土壤侵蚀模数、河流泥沙含量、河川径流年内变差等指标，且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具有差异性，因此需要积极推进相关基础研究的发展。生态环境标准注重对区域环境生态功能的考察，可以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生态状况进行动态化评估，同时避免了限定人类活动类型、数量、范围等静态规制方式与环境承载力具有弹性之间的矛盾，因而可以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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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制度缺陷;金融生态;县域
一、金融制度缺陷导致资金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
目前,由于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缺陷,造成县域经济资金供给的结构性矛盾,金融服务被弱化,使县域经济得不到有效支持。
(一)因制度因素
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减少,弱化了金融服务功能。2000年以来,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进行集约化经营,HB市县辖金融机构网点逐年减少,使县辖金融机构服务功能减弱。调查统计,HB市县辖金融机构网点由2000年的183个减少到2009年的96个,减少了87个,减少了47.5%。到2009年末,县辖国有商业银行网点只有21个,仅占县辖金融机构网点的21.8%,大多分布在县城和矿区。县域金融机构存款从2004年的38.4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97.66亿元,增加59.26亿元,增长了154%,县辖金融机构贷款从2004年的19.46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30.17亿元,增加10.71亿元,增长了55.05%,增长较为缓慢,存差不断扩大,存差从2004年的18.94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67.49亿元,存贷比逐年下降,存贷款比例已从2004年的50.67%下降到2009年的30.89%(见图1)。由于农村金融网点迅速减少,使农村金融网点的覆盖率较低。调查统计,HB市县辖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平均为1/24.3平方公里,1/1.53万人。
图1淮北市县辖金融机构2002—2006年存款、贷款和存贷比变化图
(二)因制度缺陷,导致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短缺与资金流失并存
目前,农村资金供需矛盾较为突出。一方面资金需求旺盛,随着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深入,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态势;另一方面资金外流严重,信贷流向、流量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农村经济对信贷资金需求量的刚性增加趋势与农村资金外流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
1.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战略的转移,县辖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不断收缩,县级机构基本上成为上级机构的“储蓄所”,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县辖国有商业银行吸收存款通过上划流向优势行业和优势企业。调查统计,HB市县辖国有商业银行上存资金逐年增加,尽管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上存资金较以前有所减少,但到2009年底县辖国有商业银行上存资金占存款比例仍达50%以上。图2是县辖国有商业银行2004—2009年存款余额、上存资金和上存资金比例情况图。
图22002—2006年淮北市县辖国有商业银行存款、上存资金和上存资金占比情况图
2.邮政储蓄凭借基层网点优势吸收存款上存。邮政储蓄在农村各乡镇都设有储蓄网点,从基层农村吸收存款存入上级邮政部门。调查统计,2004—2009年,HB市邮政储蓄县及县以下机构吸储余额从4.31亿元增加到了14.16亿元,占县辖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比例从11.22%上升至14.5%。
通过对HB市县辖金融机构调查统计,2009年县辖金融机构存款余额97.66万元,其中,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28.6万元,（）占金融机构存款的29.9%。2009年县辖金融机构新增存款11.38亿元,农村信用社新增存款3.58亿元,占县辖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的31.45%,虽然,人民银行以再贷款的方式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资金返还,但仍很有限,可见农村资金流失严重。
3.农业保障体系不健全,影响了对农村资金的信贷投入。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基础还较薄弱,抗风险能力不足,一旦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将受到很大影响,投入资金将无法收回。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对农业投入的风险较大。目前各类农业保险机构还没有在HB市县域得到发展,农业生产的高风险、低收入,也使农村金融部门在信贷投放中产生较多顾虑。
4.民间借贷活跃,但缺乏制度规范。长期以来,由于体制内金融服务严重不足,造成体制外民间借贷的活跃。由于民间借贷市场广阔,民间中介组织不断出现,随着民间中介组织的出现,民间借贷也已从暗处走到明处。调查统计,HB市民间中介组织已从2005年的3家发展到2009年的19家。由于民间借贷没有法律保护和监管制度约束,导致非法金融的不断出现,纠纷频发,矛盾四起,不仅增加了金融风险,对社会稳定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据调查,2005年以来,淮北市县辖发生两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造成群众多次上访和围攻农村信用社事件,其危害至今难以消除。
二、因金融制度约束,造成资金供给机构过度审慎行为
(一)农村资金供给缺乏,资源不能被合理利用
1.农村信用社信贷投放单一。目前作为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受资金和风险等因素制约,其贷款投向主要局限于传统的农业领域,农户小额贷款占绝对比重,对日益增长的规模农业产业和产业化经营信贷支持不足。调查显示,2009年HB市县辖农村信用社新增小额农户贷款占新增贷款的53%,由于农村新型经济组织和微小企业不符合信用社农户小额贷款条件,不能得到有效信贷支持。经济组织和农村微小企业成为金融支持的“盲点”,严重制约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致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乏力,农产品得不到加工升值,农村经济增长后劲不足。
2.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支农职责发挥不充分。从目前实际情况看,政策性金融功能缺位,制约了金融支农作用的有效发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中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目前仅限于承担国有粮棉油收购资金的发放和管理,其他政策性业务,如,对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础设施等服务功能并没有有效运作起来,对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乏力。调查统计,2009年淮北市农发行县级机构贷款余额为4.49亿元,其中粮食收购贷款为3.55亿元,占比79%,可见,县级农发行政策支农功能较为单一。
(二)国有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权利集中,不适应县域经济的需要
国有商业银行强化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营战略,其业务和机构网点快速从农村地区收缩,基本取消了县以下分支机构的贷款权。这种信贷管理体制不适应县域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据了解,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审批、发放权过于集中,制约了基层行贷款发放的灵活性和时效性,不适应县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信贷需要急、期限短、频率高的特点;加之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失衡,严重制约了信贷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调查显示,2009年HB市县域金融机构新增中小企业贷款仅为0.49亿元(不含农发行粮食收购贷款),可见,县域金融机构几乎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因资金缺乏,使县域中小企业发展极为缓慢。通过对县域23家中小企业调查显示,仅有3家在银行有贷款,17家仅靠自筹资金和自身积累发展,4家因设备老化缺乏资金更新处于半停产状态。
三、几点看法及建议
(一)构建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增加农村金融市场有效供给
1.构筑多元化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是实现农村资金回流的有效选择。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一是有利于打破目前农村信用社垄断经营局面,以便在农村市场上形成一种金融竞争局面,克服因缺乏竞争可能出现的金融服务低效率;二是可弥补因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从农村大量收缩带来的金融供给不足;三是金融机构多样化,可转移、分散和降低金融服务风险。如,可把县域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为综合性地方金融机构、可制定“农村社区再投资法”规定县域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的一定比例用于当地经济建设等,以防止农村资金流失,涵养农村金融资源。
2.拓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服务范围。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银行在承担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基础上拓展开发性金融服务,在国家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县级农业发展银行在控制风险的同时,拓展信贷支农领域,加大信贷投入力度。县级农发行应当健全和完善政策,履行为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和管理等政策性业务同时,整合政策性金融业务,开办农村综合开发、农村基础建设和扶贫资金等贷款业务,把农村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化等纳入支持范围,拓展对农村服务范围。
生态与环境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 生态文明 环境法治 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生态文明是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文明形态和文化形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措施中，法治建设居于核心的基础地位。因此加强环境法治建设，对于实现生态文明的新跨越意义重大而深远。
淄博市作为老工业城市，重化工业所占比重较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还需要较长时间。全市总量减排、环境质量改善和环境安全防范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加强环境法治建设，对于实现淄博市生态文明的新跨越，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淄博市环境法治建设的主要成效
近年来，淄博市高度重视环境法治的重要作用，环境法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基本条件和法律保障。初步走出了一条老工业城市依托环境法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子。
（一）环境立法成效显著
淄博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环保法律规范，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一是制定了一系列环保法律规范。目前已经制定了《淄博市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实施方案》、《淄博市节能降耗奖励办法》、《淄博市主要污染物减排实施意见》、《淄博市节能降耗目标考核办法》和《淄博市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工作实施细则》、《淄博市工业炉窑大气污染防治办法》、《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淄博市节能降耗奖励办法通知》、《淄博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淄博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环境生态补偿管理暂行办法》，等二十几部法规规章。二是注重地方环境立法的区域性、实践性。紧扣淄博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中心任务，明确地方环境立法的重点。立足全市产业结构和污染防治重点，先后出台了建陶企业、化工企业、石灰和碳酸钙企业、焦化行业、钢铁行业、露天矿山、煤炭经营等7个领域的《环境保护管理规范》。三是注重地方环境立法的创新性和前瞻性，在全省率先出台了节能降耗目标考核办法，明确了对区县、重点用能企业的考核内容和要求。
（二）环境执法能力显著增强
淄博市环境行政执法能力进一步加强，已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执法监管体系。一是以环境问责为龙头，强化官员的环境政治责任。《淄博市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工作实施细则》明确各区（县）委书记、区（县）长是辖区内环保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把污染治理作为各级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对各区（县）政府、市直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在评先树优、年度考核等方面实施环境保护“一票否决”。二是形成了环保执法的长效监管机制。切实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对各类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土政策”进行了全面清理。立足于环境违法案件的超前预防、及时发现、果断处置，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依法实施“顶格处罚”。三是构建了政府与社会联动的监管新格局。全面启动了绿色环保志愿者行动，建立了环境污染有奖举报制度。四是专设机构全省领先。在全省第一个成立了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市政府节能办（挂市节能执法大队牌子）；全省第一家在市统计局设立了能源统计科；全省率先成立节能标准委员会。
（三）公众环保意识明显提高
通过宣传引导，公众保护环境的自觉性有了很大提高。一是加强环境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环境法治意识。在报纸、电台、电视台、市政府网站等媒体设立专栏，深入宣传节能环保政策法规。二是培育典型，以点带面。集中报道全市节能、节水、循环经济、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等方面的先进典型。三是开展环保宣传活动，营造珍爱环境的良好社会氛围。通过实施“节能宣传周”、“降耗增效月”、“节能减排农村行·淄博在行动”等系列活动，推进了节能减排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增强了全社会的节能环保意识。
二、从构建生态文明的角度看环境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环境立法不完善
一是地方综合性环境保护法缺位。环境立法的发展战略研究不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比较突出，环境方面的具有支架性作用的法律至今仍没有制定出来。地方综合性环境保护法缺位，导致地方环境单行法规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二是立法内容过于倾斜。注重污染防治和节能减排，而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的法律太少。三是环境立法缺乏可操作性。例如，《淄博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共有十六条，大部分内容规定的是企业和管理部门应当怎么做，如果不这么做，相应的法律责任却只有第16条做了个原则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导致环境污染的，由相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法律规范只有行为模式，缺乏相应的法律后果，使得看似很好的法律在执行中表现出显著的不足。另外国家的环境立法往往比较粗糙、框架性的内容多，需要地方立法做出细化的规定。
（二）环境执法能力较弱
一是环保部门统一监管职能薄弱。横向职能分散，上下级环保部门纵向分离，难以发挥整体监管效果，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尚不完善。二是环保部门自身的不足。环境执法部门人员数量少，素质不高。行政执法队伍存在着执法不公、执法不严、执法不力等现象。个别单位仍然存在乱执法、乱罚款，甚至以罚代教、以罚代刑等问题。三是环境执法能力较弱。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事件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该公司属于未经环保审批的违法建设项目。淄博市环保局于2005年曾对铁鹰公司进行了处罚，并限期整改。但直到2008年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依法督察前，该公司的环保状况并无明显改观。四是环境法律监督机制不够完善。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社会监督机制也不完善，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环境司法面临的困境
一是强制执行难保障。环保部门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处罚，企业若不执行，环保部门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由于这类执行案件收益少，且不纳入法院的考评机制，所以强制执行难以到位。二是司法救济不到位。由于污染企业能向地方贡献GDP，许多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在立案之初就遭遇重重困难，再加之取证难、鉴定难、胜诉难、执行难等实际困难，一般污染受害者宁愿选择上访通过行政处理，而不愿耗时耗力去打环境诉讼。三是环境公益诉讼存在立法空白。我国对于公益诉讼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以至于在社会环境公共利益遭受污染侵害时，没有适格的主体为其主张权利，击鼓伸冤。司法作为解决污染问题的最后一道屏障，理应具有很强的威慑效果。然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司法保护环境的力度远远不够。
（四）环境法治中的公众参与不足
在政府环境管理活动中，公众参与在平衡各利益群体的诉求、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弥补行政资源的不足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环保中的公众参与没有和环保执法形成良好的互动态势。一是公众参与意愿缺乏。公众对于其自我理解的与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可能有较高的参与度，而在那些与自己并不直接存在利益关系环境问题上参与的意愿似乎并不是很高。二是公众参与深度不够。公众参与的深度比较低，主要局限于利用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各种节日开展宣传教育或者组织环保人物评选等，而较少触及政府环境决策领域。而且，公众参与的阶段比较滞后，往往是末端参与，在源头参与方面表现薄弱，处于被告知的地位。这其中固然有公众自身环境法治意识不高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政府在环保执法的过程中，没有足够的勇气“发动群众”，以致法律规定中的公众参与有名无实。
三、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着力强化环境法治建设
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对于实现生态文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环境法治建设不仅可以通过自身体现生态文明的内在需求，而且还可以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激励手段来建设生态文明。以生态文明为导向，我们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环境法治建设。
（一）完善环境法律法规，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健全的生态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标志，而且是生态保护的最后屏障。一是制定地方综合性环境保护法，保障地方环境单行法规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二是注重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如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在整个环境法中是被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来对待的，但是这个原则在中国的环境立法中有原则条款而无制度规定。再如，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国家鼓励公众以适当的方式参与环评。什么叫适当方式？如何参与？参与的效力如何？这些都可以在地方立法中予以细化，使法律规定落到实处。三是注重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改变立法内容过于倾斜；注重污染防治和节能减排，而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的法律太少的状况。四是根据实际情况，出台切实可行的法规。
（二）加强环境执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行动支持
一是强化环保部门统一监管职能。一方面强化环保部门的职能和地位；另一方面，地方可以尝试将林业、水利等与环保有关的职能纳入“大环保”体系中，以期提高环保机构对淄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策和重大问题的参与权、话语权和统筹协调能力，强化环保执法的权力。二是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要通过法律培训不断加强对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能力建设，增强执法人员的法治观念，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三是完善环境执法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环境问责机制以及行政执法错案追究制度。扩大公民行使参政权的途径，监督环境行政主体公平实施行政权，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环境司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司法保障
一是加大司法机关对环保执法的支持力度，保障环保部门作出的合法决定得以不折不扣的执行。二是强化司法机关处理环境争议纠纷的途径和方法。三是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8月刚刚修订的《民事诉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建议在司法领域进行一些必要的尝试，明确公益环境诉讼的受案范围并建立以有关机关和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公益诉讼制度，从而解决环境污染损害的对象众多且不特定和不利于提起诉讼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