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东南亚有那些国家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范文1
关键词：肯珀斯观点；东南亚文明；印度化
以英国肯珀斯为代表的一些欧洲东南亚史学工作者在论及古代东南亚文明时，往往冠以“印度化”的名称，用于指明“这一地区古代文明属于印度古文明的范围”[1]。这种被称为“东南亚古代文明印度化”的观点从表面上看有其一定的理由，在古代东南亚文明范围的某些区域，例如爪哇、占婆、吉蔑和马来半岛，也确实发现了受古代印度文明影响的若干例证。但是，当我们透过历史的表象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时就会发现：就总体和本质而言，东南亚的古代文明是东南亚的，表现出强烈的本地特征和鲜明的个性，而不是移植于印度的，更不是“印度化”的。本文试图以有关史料和实况为基础，结合西方学者的“印度化”观点进行分析，粗略地探讨一下东南亚古代文明的几个问题。
1 史前时代东南亚文明并非来自印度
在东南亚史前时代文明起源问题上，持“印度化”观点的学者认为[2]：该地区的古代文明是印度移植、输入而产生的。以肯珀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作如是观，影响所及，甚至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学家在论述早期文明起源时也往往从“古代印度文明”开始作为卷首语，将本国历史认定为“开放于古印度文明土壤上的一支绚丽花朵”。
“印度化”观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1]：古代隶属于印度文明范畴的锡兰山地部族“维达”型文化形态，在东南亚古代文明的几个地区——琅勃拉邦、暹罗北部、马来半岛大部和苏门答腊东部沿海地区都有普遍发现。于是，这种“印度文明”范围内的所谓“维达文明”是东南亚古代文明植根于古印度文明的一个证据。
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过于武断而且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首先，十九世纪末发现的人类学上的人种维达人，并不等同于古代东南亚文明的创造者；其次，锡兰某一山地部落的“维达文明”没有证据表明整个东南亚古代文明与其构成了“子文明”与“母文明”的隶属关系，“印度化”观点至今无法为我们排列出两种文明之间发展顺序的时间表；第三，考古学对锡兰“维达文明”的发掘并不能证明其足以代表整个东南亚古代文明。相反，我们有理由认为：远离东南亚的锡兰维达文明与东南亚文明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东南亚古代文明不是古印度范畴的。在印尼爪哇发现的属于地质年代中的更新世早期和中期的莫佐克托猿人和爪哇猿人化石、在梭罗河流域发现的昂栋人化石都足以证明：创造古代灿烂文明的东南亚原始居民可以追溯到由爪哇人进化而来的某一支智人。中石器时代东南亚古代文明的遗迹分布之广泛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大量的以单面加工为显著特征的石器和在日常劳动中普遍使用的骨器、生活中广泛使用的陶器并非来自印度的当地文明。从不可知的遥远年代起，东南区的土著居民们已经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独特的、绝非来自印度的本地文明。值得注意的倒是另一个问题，即东南亚古代文明起源的东亚背景，由于这一问题不在本文的范围内，兹不赘述。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迹似乎又给“印度化”、“印度文明输入论”提供了新的证据：发现于印度支那和印尼海岛的矩形石斧文化的分布范围和南岛语系的传播范围大致相符。持“印度化”观点的学者对此的解释是[2]：“原始马来人”从西方的印度越过布拉马普特拉河流东来，在传播南岛语系各语支的同时也就将矩形石斧文化传入了东南亚。但是，正如现代人种学的研究不能完全取代、等同于古代实际情况一样，语言学对今天存在的语言做出的某些分类（姑且不考虑这些含糊不清的分类法是否科学）也同样不能代替考古学的权威解释。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考古发掘业已证明：以矩形石斧文化为代表的东南亚新石器文化遗迹主要集中于占婆、“交趾支那”、柬埔寨等广大地区，考古发现的石器工具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东南亚的先民们已经能用美丽的雕刻装饰木屋，制造精美的陶器，生产某些纺织品。另有证据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东南亚土著居民已能根据季节的变化种植水稻，而水稻的种植是东南亚古代文明有别于印度古代文明的特有的一个显著标志。有证据表明：印度的水稻种植历史最早不超过公元前十世纪。拥有这种新石器文明的东南亚先民，在航海和造船技术方面已都有较高的技术，他们已能在季风和信风的季节里，利用世代积累起来的航海技术和天文导航知识进行海上航行，这非常便利于东南亚各文明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传播。另外，作为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巨石文化”——通常是雕刻成祖先的肖像的巨石像；具有当地原始宗教意义的庞大的“魔石”；保藏死者头骨的石槽；墓葬标志的石冢；由长形石板建成的墓地石室或具有纪念性、象征性，或精细雕刻具有写实性、装饰性。以老挝查尔平原的“石缸”文化为典型的巨石文明在东南亚的各区域广泛分布，至今散发着古老文明的巨大艺术魅力，而在同一时期或前一时期的古代印度却找不到相类似的实例。显然，仅仅以语言学上的一个巧合性因素来试图证明古代东南亚文明来源于印度是没有说服力的。
在东南亚地区青铜器、铁器文明的起源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一种以印度为中心的见解。欧洲的一些学者认为[2]：雅利安人来到印度征服原地居民，促成了原来的土著居民离开本土，或通过海路，或经由陆路陆续来到东南亚，将原有的印度此种文明移植到新居住地。然而，迄今为止，这只是一种找不到证据的假说和推测。印度不能等同于殖民时期的古代希腊，东南亚陆地和海岛也不是古代印度什么“殖民时期”的“海外殖民地”。有些国外学者将古代印度商人在东南亚的经商活动比之于一场“移民浪潮”，更是将古代正常的海商贸易混淆于文明的大规模传播和输入，缺乏起码的事实根据。
总之，在经历了自身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东南亚古代历史即将迈入国家产生的门槛之际，土著居民已创造出了绝非输自于印度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史前时代的东南亚文明是一个按顺序发展演变而来的有机整体，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种文明并非来自印度，它具有其本身的显著特征。
2 印度文明影响时代的东南亚古代文明并非是“印度文明”
诚然，在东南亚古代历史上产生国家之后的公元后的几个世纪中，东南亚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和国家确实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在建筑艺术、式样、风格，宗教传播，王朝的称号、排列方式乃至社会生活的某些具体方面体现出来。肯珀斯等国外学者据此认为[1]：在印度文化影响时期，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已经“印度化”，持这种观点的一些学者甚至使用了“外印度”、“大印度”这样的概念。
这样的观点我们同样认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至少是片面的。我们认为：即使是深受印度影响的东南亚古代文明，并不是前者的全盘翻版和印度文明“在海外的延伸”，而是经过当地居民对印度文明加以改造之后，以本地固有的文明为主体，依然具有鲜明的本地特征。
我们以肯珀斯等学者认为最能体现“印度化”的几个古代区域来分析一下。扶南是古代东南亚最早出现的国家之一，关于憍陈如到扶南后与当地“女王”柳叶通婚的传说，被“印度化”观点的学者认定为扶南是由印度王族或王家支系的憍陈如在东南亚建邦立国，从而导致了在印度文明“灌输”下东南亚始有国家和文明的起点，有的学者[1]为了给这种观点寻找根据，力图在对音上证明扶南古代王朝世系与印度古代某王朝之间的对应和继承关系。但是考古学已充分证明扶南最早的国家遗址纯粹是东南亚型的，丝毫找不到印度同一时期文明影响的痕迹。在稍后的公元九世纪阇耶跋摩和其继承人因陀罗跋摩一世时代，正是印度教在东南亚广泛流行时期，“受印度文明的影响”，建造了著名的巴孔庙和洛利寺。在肯珀斯等人称为“印度文化的典型代表”的罗卢奥斯建筑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地固有文明的特征：在印度教建筑的外在形式下，却并非供奉着湿婆等神像，而是将两位君主的父母、祖父母等祖先石像高踞于祭殿正中[3]，它们正作为东南亚史前时代即已流传下来的祖先崇拜的一个典型例子。公元十世纪的古代柬埔寨正是这个国家古代文明的辉煌时期，以国王为首的王族成员和高层僧侣阶层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出于祭祀的需要而修建了许多神殿，殿中的许多神像也曾被冠以印度神话中神祗的名称，如湿婆、毗湿奴、吉祥天女、雪山女等，但具有嘲讽意义的是这些具有印度神灵称号的神像在体形和面貌上却是彻头彻尾的古代吉蔑人，而且这些显然脱型于现实生活中的王室成员和吉蔑僧侣的神像上都镌刻有其原型人物的姓名[3]，在印度文明的外壳下展示着古代吉蔑帝国统治集团的权力体系。这种习俗和特征，不仅在古代柬埔寨，而且在许多东南亚国家都广为流行，与其说它显示了东南亚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祖先崇拜与印度文化的结合，不如说是当地居民对外来文明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本地需要。在古代缅甸，历史的真实面貌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即使在印度文明强烈冲击的时代，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文明仍然是以其本地固有的传统为内部核心和最终归宿的：蒲甘王朝是缅甸历史上以“印度文明覆盖”而“著称”的，阿奴律陀国王统一国家期间曾征服直通，而发动这场征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取得据信珍藏于直通的“巴利文三藏经”，这件事被“印度化”观点的学者们称之为古代东南亚君主们“主动吸收、依附印度文明”[1]的一个典型例证。但是，事实上统一后的蒲甘帝国所流行的佛教，却并非纯粹的外来文化，而是以根深蒂固的那迦崇拜和纳特崇拜为基础的。作为东南亚和缅甸固有文化传统中主要成份的“纳特”，是当地原始宗教中的神灵，从史前时代即已广泛流行下来。传说中认为全缅甸有37个重要纳特，他们以居住于布波山上的摩诃祗利兄妹为首领。纳特崇拜是古代东南亚固有的万物有灵论和亡灵崇拜的具体表现，所以阿奴律陀征服直通要求取得佛经只不过是为了使战争师出有名的借口，统一后的蒲甘佛教始终是以当地原始宗教为核心的。这可以从缅甸这一时期佛教的教义、仪式上清楚地看到，甚至许多佛像的外貌、面容都是“纳特式”的。在印度教、佛教等印度文明盛行的年代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充分证明了东南亚本地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强大的融解和改造能力。阿奴律陀们绝不是为引进外来文明而引进佛教，而是为了将此种适合自己统治的宗教外壳作为统治国家的工具。因此，正如在缅甸所发生的情况，印度文明包括宗教，在东南亚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被改造、利用的差异。在阿奴律陀的继承人江喜陀时代，被誉为与埃及罗塞达石碑同样重要的“江喜陀石碑”，其铭文的文字、内容更是与供奉这一碑铭的佛寺毫无关系。本应记载佛经的石碑却用骠语、缅语和小乘佛教的巴利文记载了江喜陀王征战四方的文治武功，这种用佛寺的碑文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让天国为人间唱赞歌的行为，无疑是印度文化充其量成为东南亚文明的一种承载工具，为东南亚当地实际生活服务的例证，这种情况在印度文明所及的古代印度尼西亚也十分明显。爪哇岛的婆罗浮屠是夏连特拉王朝时期古代人民艺术才能的精华和集中表现，从外表上看确实深受印度古代文明的影响：直通塔顶的走廊两边墙上所刻浮雕，是大乘佛教经典的图解，雕塑的风格仿效笈多时期印度的古典形式。从宗教观点而言，婆罗浮屠的整体形成了那烂陀寺教教派所传佛教的“一部动人的、有说服力的经书”[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乘佛教经典图解的大量的、数以千计的浮雕内容却并不是真正描绘了经卷内容和佛本生故事，爪哇的古代艺术家们在采用印度宗教、建筑形式时已经对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他们的发型、面部、服饰、背景图案已不是印度式了，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当地、当时特征的爪哇式的[4]，实际上提供了古代爪哇社会生活和习俗的一幅生动图景。浮雕中那些传统的人物形象也经过改造，刻画得很有生气，冲破了古印度同一题材构图的旧形式而颇具人情味。离婆罗浮屠不远的曼杜陵庙、沙里陵庙、普劳桑陵庙和由于某种不可知原因而未完工的西巫陵庙，至今仍屹立在日惹附近的克杜平原上，“印度化”的观点认为这些都是“印度移民浪潮的产品”[4]，但是至今并没有找到发生过这样一次移民浪潮的证据。事实上至少可以使我们对这一点确信不疑的是：这些宏伟的建筑外表上诚然是湿婆教庙和佛教寺庙，但绝不等同于印度的寺庙。这些宗教纪念物不但是由爪哇石工和雕匠所建造的，而且同爪哇本地的宗教思想和仪式有高度紧密的联系。在古代爪哇（在古代被称为“印度化”的东南亚其它地区也是如此），当一个统治者将自己的统治扩展到一个新近征服的地区时，就着手建筑一座“陵庙”（巨大的纪念物）以显示自己的武力之强大。在陵庙内供奉的并非印度宗教诸神，而是他生前愿被认为与之同一、而他死后与之合为一体的那个神灵。很显然，有着湿婆教和佛教外形的陵庙，实际上是显示统治者大君主地位的外部标志。统治者一旦由于某种原因被迫放弃王位而“献身”于宗教生活，修建宗教建筑以“积功德”时，也并非真正醉心于印度的文化，他们往往将古代印度宗教的神灵改名换姓，代之以自己的王号或姓氏，实际上成为其在位时期的“文治武功”的记载。说到底，婆罗浮屠、曼杜陵庙等古代印度尼西亚文明的典范给我们留下的是夏连特拉山帝王朝在历史上走过的踪迹，又何论“印度化”的“例证”？这种情况在另一些所谓“印度化”的国家中也很普遍，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评述。总之，即使是印度文明影响表现最为强烈的宗教、建筑方面，“印度化”、“大印度”、“外印度”的观点也是片面而缺乏根据的。转贴于
3 劳动人民创造的文明是“印度化”时代东南亚文明的主流
如前所述，东南亚古代上历史上确有一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印度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究其原因，首先是古代东南亚宫廷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第二，也是古代东南亚与印度文化之间文化、文明相互交流、影响的结果在东南亚地区的反映，相信随着历史学、考古学的进展，有关东南亚文明对印度文明的影响也会日渐清晰。我们要说明的是：不存在着肯珀斯等学者所说的单方面的、移民浪潮覆盖下所造成的东南亚地区的纯粹的“印度化”时代。我们还要说明，即使在所谓“印度化时代”（我们在很谨慎的程度上借用这个词），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的主流仍然是当地人民创造的东南亚自身的文明。
封建时代东南亚各国史料往往侧重于宫廷王朝的活动，而对普通人民创造文明的主要方面——生活、生产则很少记载，即使偶尔涉及也往往语焉不详，这对我们在此方面作出比较全面的描述是一个很大困难。但是，通过对普通人民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零星记载，我们仍然能够得出结论：即使古代印度文明对东南亚地区有所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也主要限于上层统治集团的狭小范围和涉及于建筑、文学、宗教等方面，而构成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体部分仍然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具有鲜明的东南亚本地特征。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东南亚劳动人民创造了与其它人类文明相比毫不逊色的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进入国家建立的阶段之后，当各国统治阶级醉心于用印度文明的外在形式为自己服务时，缅甸人民在中部干燥地区建立了被称为“人类奇迹”的皎克西水利灌溉系统，它对于以后相继崛起的蒲甘文明和阿瓦文明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菲律宾碧瑶附近，劳动人民开辟了被后人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巴纳韦梯田，但令人费解的是，肯珀斯等人却将菲律宾排除在古代东南亚的范围之外又未见说明其理由。在爪哇，拉巴扎和锦石两地之间辽阔平原上灌溉系统密如蛛网地广泛分布，其设计之精巧、规模之宏大令现代人们惊叹不已，这一水利工程对于谏义里、新柯里沙、满者伯夷等强大王国的连续兴起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吴哥时代，柬埔寨人民修建的高度发达的供水系统，其水利灌溉农田功能的意义大大超过“印度化”观点认定的“为人们在吴哥寺祭祀神灵”[1]的供水饮用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古代的这一水利工程，也就很难产生伟大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吴哥文明。在肥沃的稻田中，人们使用驯养的水牛耕作田地，还种植茂密的竹林、棕榈和各种果树，以捕鱼作为副业。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种以水稻、水牛、竹子和小艇为特征的文明，其意义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统治集团所热衷的神庙、祭祀、石碑、陵墓的意义。东南亚人民在悠久的历史中，栽培了许多作物，后来传流于世界各地，对全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棕榈科树木的载培始于古代东南亚，它们的浆液被用于制糖和酿酒，叶子被用于覆盖竹层的屋顶，还可用于书写，这在古代中国古籍史料中被多次提到。而作为古代东南亚历史记载的重要来源的中国史籍却从未提及过古代印度文明对东南亚人民普通文明的影响，中国史籍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幅东南亚本地特征的文明图景，这对于我们指出“东南亚文明印度化”、“印度文明输入论”的片面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佐证。
古代东南亚人民在种植区域种植了大量的椰子、香蕉、木瓜和芒果。马鲁古群岛和班达群岛上大量人工种植的丁香、肉豆蔻，爪哇西部和苏门答腊南部种植的胡椒、龙脑、松脂和安息香等，都是中古时期国际贸易，特别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而且也是东南亚古代各国对外贸易的独特产品。在印度尼西亚古代特有的蜡染法“巴提克”印出的花布，不仅以色彩古朴、具有强烈的装饰性和象征性而闻名于世，而且图案的式样也与充满宗教气息的印度图案毫无关联，是东南亚人民抒发自己情感的一种独有形式。古代印尼的皮影戏，反映的内容主要是当地普通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这是东南亚古代文明不同于印度文明的又一个显著标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古代印度是一个种姓制度典型发展的国家，也是一个妇女地位非常低下的国家，如果历史上东南亚文明确如肯珀斯等人所认定的有“印度化”、“大印度”时代，那么这两项印度社会独有现象就应在东南亚古代有明显的反映。但古代东南亚却找不到迹象可以印证它采用了印度那种具有特殊章规和礼仪的真正的种姓制度。古代东南亚妇女相对印度妇女而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例如在古代柬埔寨、爪哇的宫廷中都有关于妇女充任高级官员的记载。这一切可以表明：印度文明的影响，主要集中于统治者和宫廷有关的狭窄范围内，而古代历史记载将注意力集中于宫廷、宗教、陵墓、神庙、王朝世系、王号等诸因素又易强化“印度化”观点的影响，实际上，印度文明对广大的东南亚普通人民的影响，对社会深层的影响是远远低于这一估价的。欧洲学者的“印度化”观点是应该打上一个问号的.
参考文献
[1] Kenpath C，From the mother，Ancient South-East Asian
Civilization and India[M]．London：1992．2，9，11，
12，15，6．
[2] Heekeren，The Bronze-Iron Age of South-East Asia[M]．
New York：1992．6，13．
[3] Lemay R，Concise A．History of Buddhist Art in
South-East Asia[M]．Cambridge：1988．4，5．
[4] Jack Hinton．Papers on Early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范文2
既穷又严格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附近的许多外资工厂里，一般都分别有着数百至数千名的柬埔寨工人在里面工作，目前他们的月工资大多介于70～90美元之间，不过柬埔寨国家规定的法定假期一年有20多天。
“目前柬埔寨工人的工资很低，大约只是中国工人的1／3左右，而土地使用方面的优惠政策也很多，所以我们很愿意把工厂建到这里来。”金边一家制衣厂的台湾商人郑先生说，“我以前在广东开厂，现在东南亚几个国家都有厂，也许未来会考虑把工厂更多搬到越南和柬埔寨。”
他表示，目前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和中国的投资条件相比，各有利弊，比如中国的基础设施比较好，各种政府服务也相对规范，而东南亚国家的土地、人工费比较低，而且东南亚国家对于外来投资更加渴望，国内也没有具备竞争力的企业，所以目前许多商人都还同时多处办厂，还没有把工厂全部搬出中国的想法。
“但是从工人素质和勤劳上对比，东南亚工人远远不如中国工人，中国工人不但普遍吃苦耐劳，而且对生产技术的掌握很到位。”郑先生说，“目前，许多原先在中国投资建厂的公司倘若要在越南、柬埔寨建同类新工厂，总是要从中国带一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一起过来，而这些人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原先的工厂里。”
在柬埔寨的华商杨小燕则认为，由于柬埔寨工人工资太低，许多人都出国到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打工，致使柬埔寨劳动力大量外流，事实上柬埔寨国内目前劳动力已经很有限了，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那样丰富。要改变这样的情况，让柬埔寨人回来工作，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工人工资要提高，否则即使把工厂从中国搬到柬埔寨也没有用。
一名在柬埔寨制衣厂做技术指导的中国籍女工说：“柬埔寨工人的文化素质很低，致使他们在学习技术时很吃力，总是不如中国人聪明，也没有中国工人能吃苦，而且他们普遍都有，对生活的要求没有中国工人那么高，所以工作上也不愿意太卖力。”
“但是柬埔寨的法律在劳工保护方面很严格，致使许多工厂所追求的生产效率远远达不到。”新加坡K.C.P律师集团驻柬埔寨的中国籍律师储建富说，“这种既穷又严格的情况让许多外来投资商人很头疼，建议想到这里投资的商人多多权衡，也许这里的情况并不是完全符合他们的需要。”
储建富表示，东南亚许多国家虽然经济不发达，但是在法律设计方面比中国健全，由于许多中国商人不习惯、不愿意使用律师提供正式的法律服务，致使经营环节中麻烦迭出，“比如柬埔寨虽然腐败很普遍，但是人家要用法律来对付中国商人时，的确是能够找到依据的”。
另外，柬埔寨频繁的政治冲突和混乱的投资环境也令人担忧。一名在柬埔寨的中国福建商人说：“目前柬埔寨的投资环境并不理想，特别是官员们的腐败很严重，政府发给他们的工资少得可怜。如果要获得更多投资，柬埔寨政府需要在惩治腐败方面多花点力气。”
对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台湾商人郑先生说：“事实上中国的政府和商人都很愿意，但是东南亚许多地方不一样，许多国家都是政府官员愿意，而商人们不愿意；因为政府官员们总是能够在各种商业活动中得到好处，而商人们就不一样了，目前他们都无法和中国的商人和产品进行竞争。”
“其实类似柬埔寨、越南、老挝和缅甸等国家自身的工厂和产品都很少，所以要谈与中国产品的竞争似乎有点悬乎。”他说，“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对于柬埔寨这样的国家而言，对于产品零关税的问题，它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而很难有话说。”
中国商人的坏习惯
在柬埔寨被讨论和非议的不仅仅是中国产品，还包括中国的商人。
“中国商人的习惯很不好，他们来到柬埔寨做生意，每一个人首先都是千方百计地和政府那些大官来往，给大官们好处来换得自己的方便。”柬埔寨金边的华商杨小燕说，“开始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中国商人们不愿意与柬埔寨商人合作，后来我终于知道他们在中国就是这样做生意的。”
她表示，中国商人到柬埔寨，通过收买大官们的确做成了许多事情，但是花费也肯定不小，“比如每次入境他们都会被索要一两美元小费，于是他们决定认识一位大官来保证自己的利益殊不知他们要结识大官的花费更多，而且很多时候不_定有用”。
正在金边进行法律服务工作的美国律师Jay Cohen说：“有一点很奇怪，东南亚国家的官员和警察一般只向中国人索要小费和贿赂，却很少向欧美国家的人开口，比如我自己就几乎没有遇到过。我听说的情况是中国人自己也愿意通过贿赂来得到方便，同时中国人要获得当地大使馆的帮助也比美国人困难得多。”
“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很强大，中国商人做生意很厉害，但是他们的做法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尤其是柬埔寨商人的不满。”杨小燕说，“和柬埔寨当地人合作当然能够给中国人带来许多方便，但是合作的对象应该是柬埔寨的商人，而不是柬埔寨的官员，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她认为，柬埔寨的一些官员的情况很严重，影响了柬埔寨的国家形象和经济发展，柬埔寨政府也不断对此进行打击，所以经常出现官员被更换的情况，而每一个新的官员上台，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中国商人必须重新花钱建立关系。
杨小燕说：“很多事情如果由我们柬埔寨商人出面就简单多了，即使要私下送钱也不需要那么多，毕竟我们都是本地人，互相都是认识的人，大官们也不可能太过分。而中国商人总是想把我们柬埔寨商人甩开自己赚钱，时间久了彼此肯定会产生矛盾，甚至冲突。”
华裔学者陈子豪则认为：“中国政府一向对通过商贸活动促进外汇流入国内的制造商予以奖励，与此同时对那些以不道德方式经营的商人很少惩罚，这样的情况已经使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的名声受损。”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范文3
关键词：云南；桥头堡；国际物流人才；培养
1引言
2009年7月，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指出，“要充分发挥云南作为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的优势，深化同东南亚、南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使云南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同年12月，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会提出了“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战略目标，进一步丰富了桥头堡战略的内涵。2011年5月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更是明确了桥头堡战略的目标和具体的建议，标志着国家对桥头堡建设的部署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云南省省长秦光荣表示：“桥头堡战略的实施，对云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云南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围绕桥头堡建设，云南需要培养大批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开展交往合作的国际物流的专门人才，在政治、经济、语言、民俗 、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要做好准备，这样才能在面对西南开放的过程中抢得发展先机，也是云南加快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2云南国际物流人才供需状况
2.1国际物流人才培养状况
2.1.1现有人才状况分析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南亚国际贸易货物进出口总额持续上升，2011年云南对东盟贸易又创新高，进出口贸易额接近6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0.2%，对南亚的贸易达10亿美元，云南与东盟、南亚贸易合计占全省进出口的44%以上。随着桥头堡建设的不断深入，云南与东盟、南亚的贸易额的不断增加，需要大量国际物流人才。2010年云南省物流人才缺口达20万人，特别是云南国际物流业，通晓国际业务的国际物流师奇缺。
2.1.2高校培养状况
全国高校开设物流专业相对较晚，云南高校开设物流专业则更晚，2003年才办学，云南高校包括本科及高职类院校共59所。据统计，开设物流专业的院校仅占30%左右，加上专业开设时间短，教学经验缺乏，对物流企业及市场的需求了解不足，对物流岗位人才需求更是缺乏把握，是导致国际物流人才稀缺的主要原因。
2.1.3企业、社会和政府培训状况
目前，企业物流人才主要依靠企业自己培养或对非物流岗位员工进行继续教育使其转变为适应操作性岗位人才；物流人才的培训和资格认证主要依托社会培训机构来完成；近年来政府部门为满足云南物流人才需求，加大了对物流人才的培养，如在全省范围内举行物流职业技能竞赛，技能竞赛为云南桥头堡建设培养和选拔了一批高水平的专业物流人才。
2.2国际物流人才需求状况
随着云南桥头堡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对外贸易额的不断增加，云南对东南亚、南亚的进出口贸易额不断增长，伴随着云南物流企业不断壮大，国际物流人才的需求将会不断增加。云南省今后10年的物流人才缺口将达到30万人，可以预期国际物流人才将成为云南桥头建设的重要支撑。
3云南国际物流人才供需缺口分析
3.1缺口总量
云南物流人才在未来10年缺口将达30万人，特别是云南的国际物流业，通晓国际业务知识的国际物流人才奇缺。随着云南桥头堡战略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东盟、南亚的贸易额将不断增长，国际物流人才将越发的短缺。
3.2素质结构
物流企业岗位表面上是搬运货物，实际上是有组织、调度、指挥的，这就需要除有实际操作能力外，还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云南物流从业人员普遍存在文化素质不高，专业知识匮乏。据统计，本科学历员工仅占员工的10%，高中学历及以下占到40%以上。
3.3岗位分布
据云南省劳动就业培训中心分析，目前仓储和货物流通是国内物流行业人才需求分布最基础的职位，但这部分员工大多不是物流专业人才；中级职位上，如业务经理和管理经理也不是物流专业人才，这部分人才是具备一定经验的从业人员；最缺乏的职位是高级经理和总监，这部分通晓国际物流专业知识的人才是培养重点。
3.4需求结构
从市场对物流人才的需求角度看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机构的宏观管理人才。这部分人才主要从事政府的政策制定等相关工作；二是企业物流管理人才。企业物流管理人才是物流人才需求最大的一部分，他们的工作涉及到企业的管理和协调等工作；三是物流企业管理人才。在目前情况下，通晓外贸型国际物流人才及从事企业物流规划人才最为缺乏。
4云南国际物流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4.1专业开设晚，人才短缺
物流专业在高等院校开设较晚，云南则更晚，2003年才开设物流专业。近年来云南物流业发展迅速，但由于专业开设时间不长，物流专业人才短缺，专业国际物流人才几乎为零。不仅如此，在专业和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等方面与市场需求不能有效对接，不能向物流企业提供各种层次和岗位的人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云南物流业的发展。
4.2人才培养质量不高
目前物流人才的培养主要是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职业院校的培养主要精力集中在操作能力上，以学生多参与实践教学为主，以理论教学为辅的培养方式。普通本科类院校，主要是在课堂学习物流专业理论知识为主，学校设置完整的课程体系，但物流课程的设置往往不能和企业的要求相符合，导致大多毕业生无法满足现代物流企业的需求，操作能力欠缺，特别是不能满足国际物流的人才的需求。
4.3师资力量薄弱
由于物流教育在我国起步晚，云南则更晚，师资队伍紧缺的状况普遍存在，且现有教师队伍大多是从其他行业和专业转化而来，对物流理论和技能的掌握不系统，尤其是对物流管理的技能操作欠缺，“双师型”物流教师严重缺乏，从而使物流专业人才培养不能满足企业的实践操作能力和管理能力要求。
5云南国际物流人才培养的目标与策略
5.1培养目标
为云南省桥头堡战略建设提供专业的国际物流人才支撑，提高云南省国际物流业的发展潜力，配合好云南“两强一堡”建设，云南需要培养大批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国际物流的专门人才，需要引进先进的国际物流人才培养和管理经验，培养出有着强大竞争力的物流产业人才群，把云南省建设成我国西南地区的国际物流中心。
5.2国际物流人才培养的策略5.2.1继续发挥高校培养的主要作用
高校应根据市场的需求培养符合物流企业要求的物流人才，推行“订单式”教育及“校企联合”办学模式，加强学生的实践教育。高校应积极发挥培养物流人才的主阵地作用，根据物流企业的实际岗位需求对学生进行培养，提高物流效率。物流企业应积极配合学校的教学活动，接受师生到企业进行实践性学习，为师生提供实际操作机会，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应用型国际物流人才的成长空间和培训场所。
5.2.2加强职业培训
职业培训是高等教育外物流人才培养的有效补充形式，同时也是最快捷的物流人才培养形式。应大力加强职业培训的力度，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于职业培训学校一定的扶持，发挥职业培训的快捷、针对性强的优势，特别是在目前物流人才短缺的情况下，加强职业培训越发显得重要。
5.2.3跨国交叉培养国际物流人才
目前云南省主要国际贸易对象为东南亚、南亚等国家，这就要求物流从业人员掌握这些国家的相关政策法律、人文风俗习惯、语言等。因此，为了提高云南省高校国际物流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需要云南省高校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高校建立物流人才跨国交叉培养合作。在学生学习期间互相为对方学生培养某些业务岗位技能，使国际物流专业的学生熟悉东南亚、南亚各个国家的物流政策、报关报检政策等，掌握在东南亚、南亚各国开展国际物流业务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学生毕业之后才能够顺利地和这些国家开展国际物流业务工作。
5.2.4加强复合型国际物流人才培养
国际物流人才不仅要通晓国际物流业务，而且还要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和国际贸易等知识。因而云南省高校在进行国际物流人才培养时，应将专业外语和相关国际贸易知识纳入高等教育层次。从事国际物流人才应系统地掌握国际物流、商务英语、东盟国家小语种、国际贸易等相关知识。成为既能从事国际物流管理的需要，又要能从事国际物流业务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5.2.5加快师资队伍建设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范文4
董国强
对于油画来说，无论是香港还是国内，几千万一件作品的成交难度已经非常大了，而且流标率也比较高。国内甚至基本放弃了几千万拍品的征集，就是不知道征集来卖给谁。当代艺术不像中国书画和瓷杂，需要重新建立市场标准。比如齐白石的价格比2010年下来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市场资金少了，好东西出来不多了，然后普通作品的价格自然就有所回落，但是谁也没有怀疑他的价值。而油画的情况是，谁的价钱一跌，或者谁的作品流标，大家就要怀疑它过去的价钱值不值。这和书画不一样，比如齐白石的价钱不如过去了，但是前两年买齐白石的人一点都不慌，现在便宜照样还买。
可当代艺术就存在这个问题，一些艺术家价钱下来了，大家都在分析到底值不值那么多钱，很多人甚至说这是被打回原形了。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就是当代艺术还缺乏一套完整的、被别人信服的价值体系的支持。其实我一直在讲，中国当代艺术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获得文化界、思想界群体真正的认可。
黄杰瑜
市场永远存在着悲观者或者煽动者，他们希望市场“崩盘”之心非常热切，以至市场有一点放缓时，就大做文章。我们作为拍卖行，是市场的一面忠实的镜子，除了希望卖得好，更希望可以培育到好的藏家，为当代艺术做一个传承的工作。
亚青
其实当代艺术虽然现在看来是“流行歌曲”，但在将来经过大浪淘沙，必然有一部分作品会变成“古典音乐”。我个人认为收藏作品还是要关注一些大情怀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时效性非常明显、题材并不“永恒”的作品，那只能算是“新闻体”。当然，如果是用“新闻体”来写“大情怀”就另当别论了。
我觉得不能够说当代艺术几近“崩盘”，这只是因为一些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时效性的作品在其时效过去之后，不在当下语境里面，无法承载“永恒意义”的时候，仅仅作为装饰性的艺术消费回归到它本身的艺术价值。所以我并不认为它是几近“崩盘”的状况。
陈瑜
其实我觉得这不叫“崩盘”，我印象中以前台湾市场有次“崩盘”，但是对大陆来讲，其实东边不热、西边热。热的程度也跟国家的整个形势有关系，受调控政策的影响。你说“崩盘”，但是也有很多版画，包括水彩，很小的一张拍到7万块钱。所以还是看你怎么推荐作品，以及你作品本身是不是禁得起市场的考验。藏家越来越多关注的肯定是作品本身。
郑好
整体趋势慢慢稳定，价格趋向比较合理和实在，“崩盘”的表示不准确，“下滑”是准确的表述。下滑和经济环境有关系，经济不好持久力就不行，会造成负面影响。当代艺术本身也有一些不合理的水分，随着市场的调整这些水分也在慢慢挤出。
蒋再鸣
一部分当代艺术恶意的炒作是不争的事实，艺术家和画廊、经纪人等同流合污使本来不很健康的当代艺术市场雪上加霜。进入当代艺术市场的门槛低，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都造成市场的混乱和不健康。
2 “四大天王”已是过去时？
董国强
其实当代艺术还有很多可以买，包括“四大天王”、“85’新潮”时期的艺术家，甚至是现在市场上被批评的艺术家的作品，我认为它们依然具备历史价值和市场价值，不能因为一个艺术家的价格起伏来据此分析他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我们应该讨论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所在，而不能仅仅从表面的价格进行评判。
阎安
我并没有感觉到明星艺术家价格“跳水”，一般市场不好表现出来的是承接力有限，高价作品少了或者流拍率增高，但成交作品的价格不会低很多。既然已经是明星艺术家，他们作品的价格或者价值区间基本是稳定的，因此“四大天王”就不会成为过去时：第一，从艺术史或艺术批评的角度，他们从1980年代以来，乃至2000年前后的创作，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的地位是板上钉钉的；第二，从市场表现来看，以张晓刚为例，去年他并没有重要的作品上拍，这恰恰意味着藏家对持有他的作品非常有信心，在行情不好时没有成为抛售的对象。以目前的情形来看，在他们的早期作品经历了几轮市场高峰之后，只是他们的近作可能不会成为市场的主要增长点。
王从卉
他们是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波被市场认可的艺术家，这种状况不光是2012年的问题，其实在2008年就已经有了适度的调整，虽然后来尤伦斯推出藏品使得他们的行情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又经历了一个相对下滑的时期。对于这些人来说，市场出现的东西已经很少，而且缺乏大件的重要作品，所以现在这样的价格不太具备可参考性。
亚青
我自己觉得“四大天王”都是很好的艺术家，但是如果你偏要把他们的作品当做黄金、钻石、石油、期货这样炒作，肯定不恰当。完全将艺术品“价格指数化”，并没有完全体现出艺术品中包含的价值，这是我的看法。“四大天王”不会成为过去时，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他们的重要作品，他们的佳作，一定是永恒令人尊敬的。否则不会有现在的群、赵无极、吴冠中、苏天赐，这也是“四大天王”。
3 厚积薄发 周春芽
董国强
2012年，周春芽市场突出有几方面原因：第一，他价格起点比较低，而且是稳步上涨的，即使是2008、2009年市场火爆的时候，他卖得也很便宜；第二，周春芽拍卖的成交比率高；第三，周春芽没有机构和国外大的基金做和推广，让人觉得成交价格比较真实；第四，周春芽是一个不断否定自己的艺术家，不断地在创作新的题材；第五；周春芽人脉关系广泛，很少油画家能有他这样的群众基础，我身边一些买古董和书画的买家也会买他的作品；最后，他作品中的中国传统绘画元素也吸引一些从事传统艺术收藏的人。
阎安
第一，艺术成就和地位，这不用多说；第二，这源于周春芽的个人魅力和社会交际能力，在过去几年，他做了很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包括五彩艺术基金，这使得他的胸襟已经超越了一般的艺术家，从艺品和人品的关系来看，这使得他的艺术生命力更长远；第三，周春芽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艺术家，包括他在蓝顶艺术区和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影响力，不是过去一二年内形成的。
蒋再鸣
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匡时拍卖的周春芽一幅《藏族新一代》就创下了大陆当代艺术市场的最高纪录。这几年周春芽作品的稳步上扬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作品本身，无论是“太湖石”、“桃花”、“绿狗”都是具有传统性、民族性的，对于内陆藏家以及东南亚、港澳台藏家，在欣赏作品方面没有障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台湾和东南亚藏家大量收藏了周春芽作品，使他的作品在中国大陆以外有广泛的收藏市场。随着国内私人美术馆及有实力的藏家介入，周春芽的重要作品在拍卖市场竞争激烈。2011-2012年是周春芽作品市场反应最为强烈的年份，这也说明了藏家、美术馆和专业人士对周春芽作品的认可。当然当代艺术市场不是某个人的市场，光是周春芽、曾梵志说明不了市场的真实情况，我希望在纷纷扰扰的艺术市场中，从业人员学习专业知识，讲究规范和操守，那么当代艺术市场则会是属于一大批人的。
4 资源稀缺的经典油画
董国强
能够称得上经典的中国油画家只有那么几位，像徐悲鸿、颜文樑、吴大羽、潘玉良等等，只要是他们确定无疑的作品，拿出来肯定是高价。其实这些人就像近现代书画中的齐白石、张大千一样，只要作品是真的，肯定还会有很稳定的价格，甚至他们作品的存世量可以跟古代书画相提并论。此外，经典油画还存在真伪鉴定的问题，目前还缺乏权威的鉴定机构。
谢扬
20世纪油画面临资源紧缩的问题，像去年春拍中方君璧《吹笛女》那种级别的东西出来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一旦市场上没有坚挺的货品，那整个市场会不温不火。早期油画的市场体量比较小，喜欢的人还是比较少，资深藏家对精品的竞拍更激烈一些，普通作品就比较难卖，精品还是有很好的价格，但精品的东西太难找了。
陈瑜
很多经典油画作品，尤其是艺术家早期的一些作品，我觉得对市场还是会有一个较好的冲击。
5 内外有别 赵无极、常玉、群
阎安
无论是赵无极、常玉还是群，他们都是受西方油画影响很大的艺术家，同时又在作品中融入了中国元素。他们仍将会成为经典油画市场的主力之一，但不是全部。比如说靳尚谊，相对而言他属于本土的艺术家，只要有作品出来，也会成为市场主力。赵无极、常玉、群成为市场主力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作品数量比较大，整理情况比较完善。因为油画是一个绘画成本比较高的画种，使得中国早期本土的艺术家无法进行大批量的创作，而能够形成市场潮流的艺术家都具有海外背景，这是中国本土经典油画的不利之处，但是他们也将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陈瑜
我觉得要分市场看，比如常玉，其实在国内并不是主力，包括香港上拍的群油画有一二十张，但是国内没有哪个拍卖公司有这么大的承载量，同样也没有这么多买家去把它拍下来。
谢扬
他们的内地市场还需要培养，这些艺术家在港台和东南亚地区比较受欢迎，算是国际盘的作品，比较有口碑，但以他们现在的高价位，在国内接受度比较小，购买人群不是太大，所以需要进一步引进工作。
6 收藏群体优势 写实油画
谢扬
写实油画应该是比较稳定的，因为藏家类型比较丰富，有实力的大买家也在收集这批东西。同时今年我们也会加大比例，和其他拍卖行相比，这一部分不是我们优势项目，但是今年开始我们会进行加强。
陈瑜
其实还要看性价比，去年我们拍卖过杨飞云的一件作品，应该是南方地区最高的价位，从300多万拍到1，000多万。作品好、价格又便宜、又出版过多次，这样的作品肯定能卖出高价。对于杨飞云来讲，他的作品首先比较大，而且创作时间比较长，又出版过多次，这样的作品不管是去年、今年还是在明年，如果有的话，都会有很好的市场。
王从卉
我认为写实油画也有相当程度的缩水，我们可以看到大件作品在市场出现得并不是很多。写实油画在中国的收藏基础一直很不错，也是进入油画收藏最容易的版块，这种收藏群体的优势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会一直持续。不过，也有很多藏家随着审美的转变，开始进入学术性比较强的20世纪油画或者更前卫的当代艺术的收藏，这也是一种趋势性的转变。
7 年轻艺术家 等待未来
郑好
以后市场的构成会比较均匀，“70后”、“80后”和“90后”的艺术家都会有好的作品出来。作为一个藏家，我不能对市场做预测，因为仅仅是我自己的眼光，希望艺术家有一个学术的底蕴，也不能用单一的标杆去衡量。
蒋再鸣
“70后”、“80后”的学术性艺术家将来会成为市场的主力。
谢扬
我觉得整个行业在做藏家的培养工作，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一个版块。“70后”的艺术家未来可能会逐渐成为主力，可能现在体量看起来还不大，他们在一级市场的交易已经非常好了，在二级市场中还未成熟，我们的征集也有难度，大多数人买了以后是希望收藏时间比较长一些，我们也一直在做，但是难度是非常大的。
陈瑜
2007-2009年，“70后”是市场特别关注的一个宠儿。艺术家是需要沉淀的，如果说要马上成为市场主力，我觉得市场没有那么快。像罗中立、何多苓、周春芽，他们的东西都是一直在变，有一个从沉淀到爆发的过程。尤其是何多苓，他画《乌鸦》就画了一年的时间。现在的“70后”艺术家，面临的压力比以前要大很多，包括生活的压力、社会的压力，所以他们会走得更“快”一点，但市场其实没有那么快。
亚青
“70后”为主的青年艺术家会不会渐渐成为市场主力？答案是肯定会！整体成交量下滑反而是一件好事，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能看清1960和1970年代这批艺术家里面谁还有成交，那就说明在艺术品市场回暖的时候，他们必然会被更多人关注和认同，成为未来市场的主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8 等待挖掘的东南亚艺术
莫锦川
东南亚艺术市场行情近年稳定向好，并于国际艺坛得到广泛认同，虽然这个版块对中国藏家来说，仍然比较陌生。宏观来说，近年亚洲经济相对强劲，促进全球藏家对亚洲文化及艺术之兴趣。就市场层面而言，东南亚艺术反映了该地区在文化、历史与宗教上多元、多彩的特性，风格清新独特，因而得到越来越多藏家的青睐，使需求（以致价格）日增。再者，近年来不少东南亚当代艺术家均获邀到外国举办展览，大大增加东南亚艺术在国际艺坛之曝光率，慢慢把市场培育起来。
同时，国际拍卖行在推动东南亚艺术方面的贡献亦不能忽视。苏富比于2008年决定把东南亚艺术拍卖由新加坡移师香港，与我们的春秋两拍同期举行，结果成功借助这一个国际性艺术拍卖平台，进一步开拓亚洲、甚至全球客户群。东南亚艺术拍卖在2008年迁至香港后录得1.67亿港元成交额，及至2012年已达到2.17亿港元，反映市场正稳定攀升，亦印证苏富比在这版块的领导地位。
东南亚艺术作品的价位相对便宜，只要是品质好的作品，未来还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可以挖掘。
东南亚艺术代表性艺术家
东南亚艺术主要分为现代艺术及当代艺术两部份。
现代艺术方面，由于东南亚各国历史、文化及宗教多元复杂，各地之艺术风格因而迥异独特。其中印尼、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等地作品最受市场追捧，代表画家包括：印尼的李曼峰（印藉华人）、阿凡迪（Affandi）、亨德拉·古拿温（Hendra Gunawan）；菲律宾的安妮塔·马赛赛·何（Anita Magsaysay-Ho）、弗兰度·阿莫索罗（Fernando Amorsolo）；越南的黎谱（Le Pho）；新加坡的“南洋画派”等。值得一提的是，多个东南亚国家都有过被西方国家殖民的历史，曾吸引了不少欧洲艺术家旅居当地，如比利时画家勒迈耶（Le Adrien-Jean Mayeur de Merprès）及德国的史毕斯（Walter Spies）等。
至于当代艺术，其创作主题已超越文化界限。印尼及菲律宾是东南亚当代艺术发展潜力较瞩目的国家。朗奴·温杜拿（Ronald Ventura）、米斯尼亚迪（I Nyoman Masriadi）、苏普塔拉（Handiwirman Saputra）、艾珠·克里丝汀（Ay Tjoe Christine）、杰拉丁·哈维尔（Geraldine Javier）等，均广受藏家认同，市场表现优异。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范文5
近年来，基因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造成考古学和族谱学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国家地理协会从2005年就开始了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用基因测序技术勾画出人类在地球的迁徙路线图。目前参加测试的已经有来自130个国家的75万人。参加的人越多，迁徙路线就越准确。我前不久也参加了测试。测试的结果包括我的父母两支祖先的迁徙路线，和我的基因类型在地球各地区的分布。
现代人的迁徙路线：灭了古人类远亲
大量的人类基因测试数据证明，现代人类全部起源于非洲东部大裂谷和今天埃塞俄比亚地区。人类第一次从东非出走是大约30万年前（直立人）。他们从东非北上到达中东，然后兵分两支：向西到达了今天欧洲的大部，成为考古学上称为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向东到达了西伯利亚，成为考古学称为古人类丹尼索瓦人。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生物研究所去年在湖南道县发现的古人类牙齿测定年代为距今8-12万年前，这些古人类很可能是于3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后代。我们身上是否有道县古人类的遗传还需要进一步的测试才知道。但不论是尼安德特人还是丹尼索瓦人，都在3万年前灭绝了，他们并不是今天现代人的祖先。今天现代人的祖先是大约7万年前又一次从东非出发走出非洲的现代人。 他们又一次北上通过今天埃及或红海南部最狭窄处到达中东。然后兵分两路，向西去欧洲，向东来亚洲。
虽然古人类灭绝了，但我们每个人身上还流着他们的血。当我们的现代人祖先走出非洲到达欧亚大陆时，遇见了他们相隔了20万年的“远亲们”，由于长时间各自演化，他们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人种了。现代人的身体没有古人类高大，但脑子比他们灵光，在约三万年的相处过程中，古人类通过被征服和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黑暗隧道中。由于古人类和我们祖先的，今天除了呆在非洲老家的人之外的全世界所有的人身上都有1%-4%的古人类的基因。我也不例外，我身上有1.3%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和1.6%的丹尼索瓦人基因，参加测试的75万人的平均数值分别是2.1%和2.1%，我低于平均的原因在于尼安德特人主要在欧洲和中东一带活动，我的祖先在约6万年前就离开那里了，而尼安德特人到3万年前才灭绝，所以留在那里没走的人们后来还有三万年的机会和尼人，那里的土著身上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就会更高。丹尼索瓦人目前只在西伯利亚发现，我的祖先是从南方进入中国，因而我身上丹尼索瓦人基因也小于平均值。
现代人从哪里进入中国？
现代人进入中国有三条路线：
第一支 南线：缅甸-云南入境
从中东向东的一路经过西南亚（伊朗、伊拉克）进入南亚。有一支走到喀喇昆仑-喜马拉雅山时被挡住了，他们沿着山脉的西南麓绕过喜马拉雅山从缅甸和越南进入云南广西一带，一拨沿海向东然后向北（当时海平面比现在低100米，海岸线大大外延），另一拨再继续北上进入四川甘肃，然后又兵分两路，西路上了青藏高原，东路从黄土高原进入中原。中原的一支一直北上到朝鲜和西伯利亚。这一支目前被认为是最“主流”的中国人。
第二支 北线：蒙古-内蒙古入境
这一支从伊朗向北走入中亚，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入哈萨克斯坦大草原，然后一路向西到蒙古，一支折向南从内蒙古进入中国。另一支继续向东在大约1万五千年前从白令海峡路桥（当时海水浅）跨到美洲，沿着美洲的西海岸一路从阿拉斯加走到智利的最南端。（鄂伦春族是不是有点像美洲印第安人？）
第三支 东线：日本-东北入境
这一支是第一支从云南入境时，分出一拨继续南下印支半岛，渡海到了印度尼西亚，然后从海路北上经菲律宾到台湾，日本，然后从海路（也可能有从俄国萨哈林半岛）进入东北或渤海沿岸。像第二支一样，也有一拨继续北上从白令海峡进入美洲。
我的祖先走的哪一条？
测试结果分为父系的迁徙路线和母系路线。只有男人有Y染色体，是父系单传下来的，男女都有线粒体DNA是母系单传下来的。测男子Y染色体中的基因变异就可以知道父系迁徙路线;测男女的线粒体DNA就可以知道母系。测试的简单粗暴原理是这样的：基因在遗传时会发生变异，这个变异会一代代稳定地传下去。
人类在数万年的迁徙过程中不断产生变异， 这些变异会被迁徙者带到下一个地区。到了新环境的人又会有新的变异，而呆在原来地方的人的后代身上新的变异就和迁走的不同。呆在原地的由于历史悠久，基因的多样性就高（即人群中基因差别大），分出去的一小支大家带着相同的基因到新地点后时间相对短，他们基因的多样性就低。所以今天非洲人基因的多样性最高，美洲印第安人多样性最低。根据这些区域基因多样性特征，再加上考古的佐证，就可以拼出一张大致的迁徙路线来。估计是参加测试的男子多，所以父系的结果更为详细。我父亲出生在甘肃天水，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都出生在那里。那我们就来看看我的父系是如何一步步从埃塞俄比亚走来的吧。
第一程 10万年前：出发地―非洲
今天世界上所有男子的共同祖先是生活在15-30万年前一位东非的帅哥。科学上把他老人家称作“Y染色体亚当”。
“亚当”之后，大约10万年前一个东非男子的身上发生了被标记为P305的基因变异。这个变异是今天已知的最早的一个不被全地球男子共享的基因变异。地球上大约有99.9%的人是他的后代。随着他的后代们遍布全球，不同的后代分支又有了许多新的变异。
他们从东非出发，分为三支，向北的一支抵达红海南端，今天埃塞俄比亚和也门隔海相望的地方（当时也许两边陆地相连），另一个能从非洲到亚洲的地方就是走到红海的最北头，从埃及过来。
第二程 70000年前：出发地―东非
当人类走出非洲，在迁徙的过程中不断分支，每个分支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变异标记。第一个走出非洲分支的基因标记就是M168。发生M168变异的男子可能生活在7万年前东北非大裂谷一带，也即今天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或坦桑尼亚。今天除非洲之外的世界上所有男人身上都带有M168 标记。
虽然今天我们还不能确定他们迁徙的精确路线，但我们居无定所的祖先会跟着好天气和他们能狩猎到的动物而迁徙。科学家们相信，在当时除了给力的气候，人类的智力有了飞跃的进步，特别是语言的出现给了我们祖先很大的优势，让他们能够更容易合作来狩猎和打败其他古人类如尼安德特人。
他们有两支跨过红海，到达了欧亚大陆。他们最可能渡过红海的地方是红海的最南端最狭窄处（当时可能是陆地）即在今天埃塞俄比亚和也门相望的曼德海峡。
为什么祖先们要离开熟悉的家乡去陌生的地方？答案是跟着吃的走。很可能是非洲的冰河期造成的干旱逼着他们背井离乡。从非洲出走并非是一个连续流，而是一波一波的。当气候湿润时撒哈拉沙漠就变成了稀树草原，可以通行;而当冰河期来临，撒哈拉变得不可通过，迁徙的大门就暂时关闭。有时一关闭就可能上万年。
第三程 60000年前：出发地―西南亚
P143变异标识是人类走出非洲后最古老的一支，人类在跨过红海到达亚洲后，兵分两路，一路进入西南亚，即今天伊拉克，伊朗地区。今天的亚洲人和澳洲人及南太平洋人（土著）全部是他们的后代。他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向东到达了印度和东南亚，在大约5万年前到达了澳大利亚。这些到达澳洲的人很可能是今天澳洲原著民的直系祖先。
第四程：50000年前，出发地―西南亚
祖先们在西南亚生活了几千年后，开始向各个方向迁徙：向东南去印度洋，向北去安纳托利（土耳其），黑海和里海。 M578变异发生在从西南亚迁徙之前。在约4万年前，气候再次变冷和干旱。非洲和中东一片大旱，草原变为沙漠。这个干旱一直持续到两万年前。这两万年中祖先们无法退回非洲老家，他们只有两条路：要么呆在中东，要么离开。
第五程：35000年前，出发地―中亚
M214支兵分三路：北上进入中亚大草原（经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入哈萨克斯坦。这一支在北上后又分两支：一支向东经西伯利亚进入东亚（中国），另一支掉头向西到了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另一支继续向东南去南亚，这一支中间又分出一支从云南进入中国。
第六程 41000年前到28000年前：出发地―东南亚
P186这一支太重要了，因为他们在约四万年前进入了中国。上图中那个大弧线就是从南亚往西遇到不可逾越的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这两支山脉是印度大陆板块从印度洋北漂上来挤进欧亚大陆板块形成的皱褶。喜马拉雅山每年还在增长一厘米，4万年前，这些大山只比现在低不到400米。这两支山脉包括了世界上最高的几十座7000米和8000米的高峰，在这个海拔高度，氧气只有海平面的1/3。祖先们只能绕道而行，北边要绕到天山-祁连山以北，南面要顺着喜马拉雅山南麓一直走到缅甸和越南。今天大部分中国人身上都有P186号变异。
这一支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吗？我不知道，如果有更多的中国人参加测试，一定能发现从蒙古高原北线和日本东线进入中国的祖先。看他们的迁徙路线和时间才能知道哪一支最早。
今天P186这一支的血统也出现在南亚。印度男性有23%的人属于这支血统。在东北亚，这个血统出现的频率就高得多。在日本不同地区有这个血统的比例为47%到65%; 韩国人70%-82%， 中国汉族69%-86%。 所以P186是典型的东北亚血统。
第七程 38000年前到21000年前，出发地―东亚
祖先们进入中国云南广西后，一支（M119）沿着海岸线向东然后向北（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低100米，海岸线远得多），这支可能就是后来南方的古百越族和东方的古夷人。另一支变异M122（及后来的M197）又分为两支：一支继续北上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河北东北最后到达朝鲜、日本和西伯利亚（很可能一部分也去了美洲，北上半道在四川甘肃又分一支向西成为藏羌人）;另一支掉头南下进入印支半岛， 继续到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
两万年前是上一次冰河期的高峰，大量的海水被冻结在南北极和陆地冰川里，海平面比今天低130米，中国大陆的东海海岸线在今天冲绳海沟一带，东南亚许多岛屿都是连成一片的大陆。所以当时“下南洋”很多就是走过去。
可以推测，在冰河期时，北方寒冷干旱，热带和亚热带非常适宜生存，所以冰河期应当有大量人口向南的迁徙，而天气变暖后才会向北迁徙。大约在1万年前，当冰河期高峰过去后，地球变暖，在中国南方的祖先和在西南亚新月沃地区的人几乎同时开始了农业。新月沃地区（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 黎巴嫩，约旦等地区）从野麦中第一个培育出了小麦和其他大部分今天的粮食种类，而中国南方的先民则第一个培育出了稻米，考古学家从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约9000年前）中发现了稻壳。
稻米的种植使得食物变得富裕且可控，人口因而爆炸式增加，密集的人口加剧了迁徙。今天印支半岛和东南亚的土著大多是过去一万年中从中国南方迁徙过去的。今天在中国汉族人身上有57%的人有M122血统，在波里尼西亚（南太平洋岛国）人有32%。
我的种有多纯？
根据测试可以看出，我的“表亲”分布最密集的地方前三位是京津、内蒙古东部、东北、云南和四川。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和哈萨克斯坦也有我不少的“表亲”。我最远的“表亲”东到日本，西到里海，南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北到西伯利亚。
通过测试Y染色体得到的我的父系的迁徙图。另外一个测试是把我基因中除了Y染色体之外的所有的变异标记和各地区典型的变异相比较，看我的近代祖先（几百年到一千年）的迁徙婚配史。美国国家地理这个基因地理测试计划把世界分为9个典型区域。他们找出这9个典型区域的最有代表性的变异标记（即该组变异在该地区出现频率最高）。该计划还建立了60个国家的标准样本，也即从各国采样，用采样的平均值作为标准样本。当你的结果出来时，他们给出两个和你最接近的国家。 由于迁徙和婚配，每个人的基因都有多个区域属性。
我的基因区域属性中东北亚占69%，东南亚占29%，西南亚占2%。也即在我所有的被测试的变异标记中，属于东北亚的那些变异占69%，以此类推。这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我的“表亲“大部分分布在东北亚，东南亚是稍远点的表亲。西南亚是第三远的表亲，世界其他6个区域的人就和我更远了或者没关系了。
中国人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南亚特征（28%）？原因在于目前东南亚的大部分土著都是稻米农业革命后从中国南方迁徙过去的。我身上有29%的东南亚属性并非一定是我父母或祖父母中有一人是东南亚人，而是我父母，祖父母，太祖父母，依次上推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些东南亚属性。
和我最接近的国家样本不出意料地是中国，我的东北亚属性略少于中国标准样本。最有意思的是比中国标准样本多出了两个百分点的西南亚。我猜测可能是中国标准采样在北京，而我的血统在西北，离西南亚更近。我的祖母也出生在甘肃天水，她是卷发。我小时候去过她出生的村庄，她的亲戚们眼眶颧骨似乎比当地的汉人要高。这也许是我的2%的西南亚血统的来源。
这个分析还提供第二个最接近的参照国家，是日本人。
可以看出，日本人的东北亚基因比中国人更多，因而东南亚更少。因为在这次研究中没有把韩国作为一个样本国，否则我的基因和韩国一定比和日本更接近。
在东北亚的样本国里，除了中国和日本，还有蒙古。
蒙古人的基因区域分布比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复杂的多。除了东北亚属性和我们类似外，他们的东南亚区域基因不到我们的一半，为12%。这说明他们是从中亚草原向西进入东亚的。他们和我们北上的祖先（他们中一部分去了东南亚）婚配就只有一半的东南亚基因。他们有9%的西南亚这也解释了他们从中亚过来的路径。看到这里，我推测我身上的2%的西南亚基因很可能是蒙古人的基因，毕竟元朝大批蒙古人进入中原。最有意思的是，他们有4%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基因，这说明他们是印第安人的祖先。最后他们还有6%的北欧人基因，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在前苏联时期来自欧洲的俄国人和当地人婚配留下的现代印记。
你也会找到“从哪里来”的答案
这个研究是个现在进行时。每过一段时间，随着测试样本的增大，就会发现新的变异和信息，每个人的结果就会有一点更新。目前有一些结果还不是特别一致，有些分析的表述也不那么严格。一个重要遗憾是由于这个研究是人类在全球的迁徙路线，中国部分就难免粗疏。复旦大学生命学院及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也加入了这次全球测试合作计划。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范文6
关键词：海外浙商；海外闽商；发展路径；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10-0032-08
引言
近代以来，部分浙江人前往欧洲谋生，多以从事小型商贩活动起家，在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后，以餐饮业、皮革业及纺织业为主营行业，至20世纪70年代，已在这些行业形成一定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再次掀起移民欧洲的热潮，他们或继承祖辈的产业，或是自己创业，在短短30多年中，资本实力获得空前增长，在原有产业领域中进一步巩固了其所据有的优势地位。虽然海外浙商近年来发展速度非常快，资产总量增长迅速，并有赶超海外闽商之势，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在资本实力方面，还是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及长足发展方面，其与海外闽商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具有悠久历史的海外闽商，早在明清时期，就随着海上贸易的开展，出现了移居东南亚的景象，发展至今已成为“海外第一大商帮”。在2012年福布斯华人富豪榜中，排名前20位的富豪中，郭鹤年、施至成及其家族、黄惠忠、黄惠祥等皆为东南亚海外闽商。其资本实力之雄厚、在海外华商中举足轻重之地位由此可见。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有关海外闽商的研究成果颇丰，涉及到海外浙商，多在浙江海外移民研究中顺带提及，专门有关海外浙商研究的成果则基本空白。因此，本文选取两大海外华商力量最为集中也最能代表各自发展特色的欧洲海外浙商与东南亚海外闽商为研究对象，以发展历史悠久且取得辉煌成绩的东南亚海外闽商的发展路径为参照，对后起的新兴的欧洲海外浙商发展路径做一比较分析，探寻其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从中找出海外浙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其今后的发展提供参照和导向。
二、20世纪70年代之前海外浙商和海外闽商的发展概况
（一）20世纪70年代之前欧洲海外浙商之初起
后，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清政府也逐渐放宽对国人出国的种种限制条件，出洋谋生的人数明显增加。在众多出洋谋生的人员中，为数众多的浙江人加入到这个行伍中来。据学者李明欢的考证，在清代赴欧使臣郭嵩焘、曾纪泽等人日记中提及的巴黎“华商”王承荣，确定其为宁波人。他在19世纪50年代下半期“侨寓”巴黎，期间开设了名为“天顺号”的商铺，“贩卖中华、日本货物”，到70年代末，王承荣在巴黎开店经商至少20余年，当为最早经营于欧洲并且获得成功的华商。除了王承荣外，在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中，提及1878年前往巴黎火车站迎接他并“赴展览会华商六人”，其中孙稼与王承荣“并宁波人”。1880年，赴欧考察工业技术的徐建寅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时，述及当地的一家商铺时提到：“中国宁波人张、李三人，及广东伙计一人，在内出售中国木器、瓷器等物”。可见，商铺由宁波籍浙商经营，广东人则为雇佣的伙计。进入20世纪，浙商前往欧洲经商的步伐明显加快。出身于湖州南浔丝商巨贾之家的张静江，家族实力雄厚，1902年以使馆随员身份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先设古玩行于巴黎市最宏大之礼拜寺马玳林前，继辟茶座于城市繁华中心点之意大利箭道”。同为湖州人的罗君芹在赴法后，“因与张有乡谊，又略知当地情形，不数年间，由茶馆司账，一进而为古玩行之经理，再进而为来往欧美鉴识古器之巨商”。两位浙商在法国的成功经营，成为众多华商群起效仿的榜样，此后，赴法者人数渐增。这部分以宁波、湖州等地籍贯为主的海外浙商，资本实力相对雄厚，其中部分人本就在国内拥有较为殷实的家底，可以直接投资进入商业领域。但这部分商人数量十分有限，多以个体形式在欧洲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并未形成群体力量，因此，并不构成欧洲海外浙商的主体部分。
相对于这批人数极少资本量却庞大的欧洲海外浙商来说，近代占据主体地位的是在欧洲从事小型商业活动的浙南青田和温州地区的小商贩。早在17、18世纪就有少数青田人携带青田石进入欧洲境内贩卖，到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青田人加入到贩卖青田石的行列，法国则成为当时青田人较多聚居的国家。1891年和1893年，青田人陈元丰等三人先后两次携带青田石雕工艺品，从上海到越南西贡，在西贡乘船到法国马赛，之后由马赛前往巴黎贩卖。由于获利颇丰，“渐引其同乡以俱去，足迹遂遍欧洲”，邹韬奋在1934年的《游比杂谈之二》中提及，仅在比利时小城安特卫普一地，“青田小贩来来往往的也有四五十人”。至30年代，“最多的时候，青田在欧洲的人达二万几千人”。与青田相邻的温州地区也受到影响，开始有人前往欧洲从事商业活动。19世纪70年代，永嘉人田氏前往德国经商，其子田合通于1896年在德国经商时，“生意每年多者有十万左右，利息约五六千金左右”。
这些浙南小贩走街串巷贩卖青田石雕等小商品，在国内所携物资出售完毕后，通常面临货源短缺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专供小商贩批发采购小商品的百货批发商铺就应运而生。巴黎十二区里昂车站附近的白玉洛巷和拉奇诺巷成为众多浙江籍商贩集中经营的区域，在马赛和巴黎三区也都有浙商开设的百货批发商店，商品种类多达百余种，主要销售给当地的浙江华侨商贩。各家商号在经营百货批发生意之外，又多具有自己的经营特色。如20年代初青田人林茂勋在拉齐诺开设的茂勋号，兼营中国药材、南货，并聘用中医师问诊；20年代后半期永嘉人徐康衡在白玉诺巷开设的康衡号，兼营中国旧戏装行头。
浙南人通过在欧洲贩卖小商品赚得微薄利润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多以合资的形式进行创业。1933年，瑞安县旅法华侨张岩林、张朝光、林岩甫、张新年等人合伙，在马赛开设了一家约20多平方米的小百货批发商店，经销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产的数百种小商品。1934年赴法谋生的瑞安人林廷横，经过14年的艰苦奋斗，于1948年才与同乡华侨岩生、叶青等三人合办皮革工厂，经营数年后，略积资金，便于50年代初自开皮革工厂。这些皮革工厂都用手工生产皮带、背包、皮夹等物品，自行销售。餐饮业也是欧洲海外浙商经营的重要行业之一。20年代初，青田人林洪冠等人在巴黎就以经营中餐馆为业。因资金有限，经营的餐馆规模都较小，数量也较为有限，并未能有进一步的发展。1939年随着二战的爆发，浙商经营的部分商店、皮革工场相继遭到战争的破坏。
二战结束后，原先以从事小商小贩为主的浙商抓住中餐业在欧洲迅速发展的大好势头，在前期积累少量资本的基础上，开始合资或独资经营中小成本的中餐馆。这时期海外浙商开办的大小中餐馆在西欧、南欧等国均占据一定比例。到70年代，仅文成籍浙商“在法国、荷兰、意大利三国开设餐馆酒楼达179家”。可见浙商在欧洲从事餐饮业比例之高。二战前由犹太人主导的欧洲皮革业也因二战期间犹太人惨遭德国法西斯的迫害和屠杀陷入技术人员缺失的困境中，原本有皮革加工基础的浙南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大步伐进入皮革业领域，从事皮具的生产加工。凭借着创业时期的执着和努力，终于在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欧洲皮革业制造中心的激烈竞争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仅瑞安籍华侨，1965年以前在法国就开设皮革工厂27家、皮革商店1家。但这时期浙商经营的餐馆和皮革工厂的资本额投入都相对有限。据统计，二战后，“以三百五十法郎折合一美元计算，浙籍侨商所开设商店（皮革工厂）平均资金为一万二千美元，餐馆则自一万美元至二万五千美元。
（二）20世纪70年代以前东南亚海外闽商的崛起和腾飞
福建人自明末以来就因开展与东南亚各地的海上贸易而居留于当地，至前，已在东南亚各要埠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海外华商网络。然而，东南亚各国自16世纪开始就相继成为西方国家殖民主义的对象。在殖民统治下的海外闽商，基本以“零售商”、“中介商”的角色，进行流通领域的贩卖活动，以经销土产、售卖洋货为其主要内容；抑或是开设经营矿业、农产品和经济作物加工种植的小型作坊和工厂。后，大批迫于生计的福建人前往东南亚谋生，在经过若干年极为艰辛的奋斗之后，积累资本，开创独立的经营事业。他们与原先在当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闽商共同构成了东南亚海外闽商的主体部分。在商业贸易的带动下，闽商经营的航运业及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业、矿业等发展起来。20世纪初，伴随着海外闽商资本的累积，金融业也开始起步，出现了专门由闽商集资开办的银行。一战期间，东南亚各殖民地宗主国纷纷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东南亚各地的管制和掠夺，海外闽商趁机崛起，除了将资本投向金融、航运及农产品加工等行业，还在交战各国大量需要的橡胶制品、五金机械、小型船舶等领域进行投资。他们是“进出口商、制造企业与工厂主……另在零售杂货店也占优势”。直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可以说是海外闽商在东南亚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后的经济危机和二战，则对海外闽商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相继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面对已具备一定实力的华商经济，受殖民者长期实行的“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东南亚国家除新加坡外，都先后制定和实行了旨在限制和排斥华商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使得长期以来以从事零售商业活动为主的闽商，遭受重大打击。在海外闽商高度集中的菲律宾，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颁布了许多限制华商经济发展的“菲化”政策，使得闽商经营的零售商业、碾米业等传统行业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中小资本的闽商被迫从中抽离。他们或凭借与当地政府的良好关系，获得某些产品的生产或进口专利；或与外国资本合作，投资制造业；或与当地土著资本开展合作来规避政府对零售商业的种种限制，并将资本更多地投向较少受政府限制的工业资本领域，从而使得传统闽商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据统计，在80年代中期，菲律宾250家最大企业中的80家华人企业里，有80%的企业是在“菲化”运动期间转向制造业的。可以说，整个60年代之前，东南亚海外闽商都处在相对不利的环境中艰难曲折地发展。进入70年代，东南亚国家各执政当局逐渐改变过去排斥华商经济的做法，华侨入籍的限制也大为放宽，海外闽商也多主动选择加入住在国国籍，成为住在国的公民。在东南亚各国将发展重点转向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并出台众多鼓励出口措施等有利因素的影响下，海外闽商在住在国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所经营企业得以迅速崛起，出现了一批在当地甚至是亚洲地区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闽商企业集团，在金融业、房地产业、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业、酒店休闲业等行业占据相当的优势地位。
三、基于历史发展渊源延续下来的海外浙商与海外闽商不同的发展路径
欧洲海外浙商虽有前辈奠定的基业，但20世纪70年代之前老一辈海外浙商的资本实力与其有限的人数构成相应的比例，因住在国环境政策及历史等因素的制约，并未如海外闽商般获得空前的发展，依然停留于传统的产业发展领域。在改革开放之后成批前往欧洲的浙江人，继续从事和经营老一辈海外浙商从事的传统行业。
（一）当代海外浙商与海外闽商不同的创业模式
当代海外浙商多为新移民，在到达住在国之后，大多白手起家，凭借自己的努力，朝着“老板”的目标前行。与其他海外华商相比，相对幸运的是，海外浙江人因彼此互助精神特别浓厚，在创业过程中大多采取抱团合作的形式互助创业，浙商基于越文化的影响，求真务实，抱团合作，以“利”为核心，依靠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他们通常借助于一种被称为“会”的操作模式，即借助朋友、亲戚关系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互助形式。这种“会”的方式，为海外浙江人在短时期里获得启动资金进行创业提供了便利，也大大加速了众多海外浙江人从之前各种不同身份向着海外浙商的身份转变。即使他们不懂住在国的语言、制度，依然可以凭借内部的社会网络及商业互助体系获得发展。为节约成本，在创业初始，企业所有的经营管理工作都由家族内部成员完成，雇佣人员几乎不会涉及当地人员，多限定在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内。如温州乐清的一对夫妇，由华侨亲戚介绍到意大利，先在亲戚的工厂务工，有了积蓄，自己开了一家餐馆，需要帮手，又叫来国内的亲戚，这位亲戚有了资本自己又当老板，又带其自己的亲戚过来。十几年来，一共有七八十人而来。这些被带出来的人，多经历和重复着老板此前走过的道路，进行着高相似度的复制性创业，源源不断地加入到海外浙商大军中来。
海外浙商所从事的行业结构基本相同，行业集中程度高，势必造成彼此之间存在着同质性的竞争关系。虽然如此，海外浙商之间并不排斥其他浙商加入自己所经营从事的行业，并且热衷于彼此互通信息，共享商机。一旦发现合适的商机，他们便会毫无保留、毫不吝啬地将信息传递给祖籍国和在其它国家的亲戚和老乡，善于捕捉商机的浙商便会从世界各地涌向商机所在地，相互帮忙凑集资金后，共同进军前景看好的某个产业，从而形成在某个行业的一定的优势地位，也因此使得他们的创业经营实际上成为一种群体。在欧洲各国，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浙商为主建立的以经销“中国制造”商品为主的大型商品批发市场就不下数十家。在法国巴黎，巴黎三区、十一区、十二区、十三区、美丽城等地，则形成了诸多海外浙商聚堆经营的商业街，每条街道主营一种或数种商品，以群体的合力来增强商品的市场竞争力。海外浙商除了在商业领域具有抱团发展的特点之外，在实业领域亦是如此。近20多年来海外浙商在意大利普拉托经营的纺织业的迅速崛起便是明证。作为欧洲著名纺织品集散地的普拉托，95%的纺织批发企业已被华人并购，其中大部分为温商。可以说，海外浙商基本上控制了当地低端服装生产。
与海外浙商热衷于抱团、构建商业互助体系，通过单纯依靠其内部自身的力量来发展事业不同的是，海外闽商非常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资源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壮大。海外闽商利用的社会关系资源中，最重要的便是海外华商网络。通过华商网络资本的联合，企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彼此间各类发展资源的优势共享。当然，这种同种族间构建的商业网络并非独存于海外闽商乃至海外华商群体中。虽然如此，但在国际经贸领域活跃着的众多族裔网络中，华商网络最为引人注目，也取得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成就，而且华商网络“会尽力使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最小化。”海外闽商除了利用华商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还与住在国土著民资本、国家资本结合，来拓展自己的商业网络。闽商通过构建的各种商业网络，不仅有效地扩展了企业发展可以利用的资源边界和发展规模，也进一步增强了海外华人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能力。
在东南亚各国的特殊环境下，法制大多不完善，排华风潮至今都未曾真正停止过，闽商企业往往面临着意想不到的风险和意外。因此，他们除了“把大量时间投入到构建关系网络和建立信任上”，还通过建立与住在国政府的实力派人物或组织的密切关系来寻求政治上的保护，以利于获得经营方面的便利或优先权利。此外，海外闽商还注重捐助教育和医疗等公益事业来拓展社会关系网络。
（二）当代海外浙商与海外闽商不同的经营模式
欧洲海外浙商自近代以来，即以从事小型商贩活动起家。发展至今，海外浙商资本实力已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开始出现部分颇具实力的跨国企业集团。在经营行业领域，虽也呈现多元化特征，但除了以皮革及纺织为主的制造业外，以商贸服务业为主的行业经营格局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商贸服务业，多为纯商业资本。海外浙商长期以来资本的运作流通基本都囿于商业资本的范畴之内，由商业资本投向工业资本的比例甚小，因而，工业资本一直以来都未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作为高风险、高回报领域的金融资本的进入更是微乎其微。海外浙商这种相对单一的资本比例构成，尤其是缺乏金融资本的有力支持，直接影响到其事业竞争力和实力的有效提升。
当前海外浙商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直接现实难题之一就是缺乏雄厚资金的支持。2010年2月2日，温州籍浙商黄学胜的欧华集团在纽约欧交所巴黎创业板挂牌上市，成为海外华商在欧洲上市的首家企业，这也是目前海外浙商在欧洲上市的唯一一家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欧洲海外浙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性事件。集团的成功上市，为企业通过市场募集资本来推动经营发展开辟了通道。目前欧华集团以经营房地产租赁业务为主，并未能够走出海外浙商传统的经营商贸服务业范畴。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集团，欧华集团只是迈出了起始的步伐，以原有的房地产服务业为主业，积极拓展经营领域和范围，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型企业集团。
海外浙商在行业结构领域的经营局限性体现在其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上，也多为商贸服务业和以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制造业。近些年来，随着海外浙商资本实力的日渐雄厚，他们也有强烈的意愿将投资领域拓展至金融领域，但受制于这一行业准入条件等因素的制约，迄今为止都未能够成功涉足，因而他们在大陆的投资多未能够超出其在海外长期以来的投资经营行业和范围，且投入资金及企业规模多相对有限，与同样在中国大陆投资领域甚广、实力雄厚且以大型企业集团形式运作的海外闽商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又在另一方面掣肘着海外浙商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壮大。
海外闽商在20世纪初期前后，虽也多以经营商贸服务业为主，但并不仅限于此，还将经营范围扩展至经济作物种植及加工业，尤其是在原经营侨汇、钱庄基础上发展起闽资的金融业。大量闽资银行的出现就为海外闽商在各行业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后备资金。在闽资金融业的带动下，海外闽商无论是在商贸服务业还是种植业、工业制造业及其它服务业领域的发展都获得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在此过程中，又成功地实现了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有机结合，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海外闽商适时将企业推向市场上市，为企业的规模化、跨国化经营募集资金，选取一个或若干个行业作为主营行业，实行多元化经营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海外闽商将中国大陆作为其在亚洲投资的重点区域之一，其投资行业领域涉及各个领域，除了大量投资工业制造业之外，还将其擅长的房地产业、酒店服务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引入大陆，可谓是其海外事业在大陆的延伸。他们凭借着丰富的操作和管理经验，获得了巨额的收益，进一步增强了资本实力。综观东南亚海外闽商在60年代至90年代的发展，可谓“令世界产业界惊叹不已”。
然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海外闽商遭受重创，但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趁机吸取经验教训，展开企业重组，及时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正是由于海外闽商一直以来与全球经济同步发展、与时俱进的战略思维，因而在国际上出现了一批颇具影响、在某些行业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海外闽商企业集团。在2012年福布斯华人富豪榜中，上榜的198位华人富豪中，东南亚华商有28位，其中东南亚闽商即占据了其中的18位，高达64%的比例。在2012年福布斯菲律宾40位富豪榜中，上榜的8位华商全部为闽商，其中排在前10位的闽商就有4位。这些上榜的海外闽商企业集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便是，在某个或某几个行业领域中占据绝对主导优势地位，具有一定的辐射范围，影响跨越其住在国，辐射至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亚洲和世界范围。除了主导行业之外，基本上都涉及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等多个领域，在资本的相互融通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它们各自的作用。如海外闽商创立并经营的华侨银行集团和大华银行集团，是新加坡国内仅次于国有的新展银行的两大金融企业集团，它们除了在东南亚国家有众多的分行和影响力之外，在全球企业中也是实力甚强的金融企业集团。在2012年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中，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以资产2142亿美元和1827亿美元分别排在第399位和403位。这两大闽商金融企业集团自诞生之日起，便服务于当地的福建社群，为众多海外闽商经济事业提供了发展所需的后备资金，自身也在经营过程中获得了颇丰的利润。在以金融业为主业的同时，它们又多涉足工业制造业、房地产业、酒店服务业、商业贸易业等诸多领域。更多的海外闽商在以制造业或商业等起家后，也都较为注重发展金融业。如印尼闽商黄奕聪的金光集团，随着造纸业和食用油业务的发展，资金实力获得增长后，便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投资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行业。一方面，海外闽商大力涉足金融业的发展，为其事业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根基；另一方面，在海外闽商已有相当实力的前提下，投资金融业意味着高回报，资本积累的速度由此也大为提升。虽然这种高回报与高风险是紧密相随的，但这种风险大多都在可承担和控制范围之内。因而，与海外浙商投资领域相对单一的特性不同的是，海外闽商投资普遍涉及各类资本领域，这对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资本实力及分散经营风险方面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四、当代海外浙商发展存在的问题：以海外闽商的发展为视角
（一）海外浙商的经济事业依然停留于传统的行业领域及经营模式之中，主观方面缺乏开拓创新意识，客观方面则受制于当地的政策制约
欧洲海外浙商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若干个优势产业，但占据主体地位的依然是偏向于纯商业的商贸服务业，工业制造业资本极为有限，长期以来沿用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中小规模经营模式，雇佣廉价劳动力、整年整月超长时间地工作，产品最主要的竞争力体现在其低廉的价格优势上。意大利普拉托虽然有数千家海外浙商经营的制衣企业，但其中绝大多数企业一直以来多为意大利品牌进行代加工服务，以低价承接订单，仅赚取极其低廉的加工费，贴上意大利知名品牌后，商品价格便会增加数倍甚至数十倍；或是“生产那些在地摊和郊区市场销售的女装和童装”，以低价售卖。随着劳动力价格上涨和来自其他族群价格上的竞争优势等因素的影响，这种以价格取胜的行业优势地位便很难长久地保持下去。
近些年来，已有部分海外浙商走出传统的行业经营领域和范围，开始逐步走上多元化经营及转型升级发展之路，这说明海外浙商的“经营意识在转变”。但因欧洲国家政策的制约，海外浙商要实现资本的多元化经营，在现实中依然存在着诸多困难。以金融业为例，海外浙商想在欧洲涉足金融领域则并不容易。2009年，希腊华人华侨总商会会长徐伟春与在欧其他八位浙商在普拉托共同筹建“意大利欧联华人银行”。在经过近半年的筹备之后，因意大利银监政策的调整、门槛提高而无法完成其“纯华人外资银行”的设想，只能放弃这个几乎已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的项目。正如也意欲进军金融业的黄学胜所言，“温州人不是买不起银行，往往是买得起却批不下来”。
对于当前多数海外浙商而言，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及经营领域的拓宽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但苦于绝大多数海外浙商无法获得长期稳定的信贷支持，再加上住在国政策的制约，富余资本缺少更多更好的增值融资渠道，这也使得他们要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及拓展经营领域要比海外闽商花费更多的时间，经历更多艰难的历程。
（二）海外浙商与住在国各社会阶层存在文化、意识方面的差异，难以融入住在国的社会生活
海外浙商从事的餐饮业、制衣业等传统行业，已成为住在国民众衣食住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然而，欧洲民众源自其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深厚的民族优越感，使得他们难以一种平和的心境去客观地看待和审视海外浙商，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海外浙商在欧洲迅速崛起并取得巨大成就，更是大大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另一方面，海外浙商虽然在欧洲经营多年，善于抓住机遇，遇事能够灵活变通，但骨子里传统的地域商业文化和一些经营陋习却也完整地保留下来，在法制相当健全和完善的欧洲社会中，他们在商业上的一些行为如灰色通关、偷税漏税、洗钱走私等，无疑与欧洲成熟的市场经济相冲突，因而不时地发生住在国政府对华商工厂、市场的查禁事件，造成巨大的财产经济损失。这些事件经当地媒体的宣传夸大，对海外浙商的信誉造成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此外，海外浙商往往以群体的形式抱团生存和发展，与住在国民众的交往仅局限于供需的市场往来，与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本土化经营相距甚远，而且在文化等其它领域的沟通交流更是少之又少。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网络依靠内部的华人网络，“新老移民都很少在圈子经济环境以外寻找机会，当圈子内的经济环境出现饱和，他们便迁移到存有商机的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链式网络移民，可以把社会网络复制到任何一个角落”。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欧洲海外浙商群体，相对于以老移民为主体的具有“落地生根”意识的东南亚海外闽商而言，更具开放意识及开阔视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已不自觉地将事业的流动性及跨国性经营作为一种常态。在欧洲各住在国民众眼中，海外浙商只是因挣钱而居留于当地，并不是真正要推动与融入当地经济发展的一支力量。因而基于各类因素的综合影响，海外浙商要融入当地社会将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海外浙商重商轻政，参政意识和觉悟淡薄，并不热衷于参与住在国的社会政治活动
与东南亚海外闽商热衷于参与政治，并注重建立与政府、政治人物的亲密关系，以产生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因素和决策不同的是，海外浙商似乎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经营的经济事业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多数海外浙商依然处于创业阶段、经济实力不强有关，但更为关键性的因素是，于海外浙商而言，在住在国的生存只需依靠华人内部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结成的社会关系即可。他们的社会网络关系通常由宗亲、同乡、朋友三者为主构建而成，在这里，他们创业和发展所需的资金、劳动力等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无须倚赖住在国。相应地，他们认为其在住在国所取得的成就完全取决于自我的努力和奋斗，与住在国并无多大的关系，对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也熟视无睹，很少参与其中。
近年来，虽有海外浙商已意识到要多参与住在国的政治，也出现了参政的海外浙商，如1997年意大利举行市议员选举，80年代中期前往意大利经商的青田人季志海成功当选为弗利市的外籍议员。但总体而言，有参政意识的海外浙商人数可谓凤毛麟角，虽然在欧洲参政难度很大，但关键在于他们并没有参政的意识和觉悟。只有当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时，才会意识到通过寻求商会组织或地方政府的帮助来解决事端。事实上，充分利用当地国民主政治的环境，积极参政议政是海外华人自我维权的重要途径。只有在政治上有发言权，海外浙商才有一个真正可以与住在国进行沟通和解决矛盾的有效平台，既能提升海外浙商的社会形象，更好地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自身的权益也才可以得到有力的保障。
五、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