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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出席“《财经》年会2012:预测与战略”时,批评我国证券公司的研究能力水平低。无论对宏观经济还是上市公司分析能力比较弱,市场影响较小,难以形成价值投资的引导作用。目前国内有一半以上的券商都拥有自己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会针对一些个股和行业相关的研究报告。文章通过对券商研究机构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以及具体的一些研究报告来分析证券机构的股票预测能力,来说明证券研究机构的股票预测能力,并认为券商研究机构在提高自身研究能力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对投资者价值投资的引导。
论文关键词:证券;研究机构;价值投资;运作方式;研究能力
一、概述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业务机会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形下,谁先抓住证券市场这种周期性业务扩张的机会,进行各项创新业务的研究工作,谁就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目前研究工作已成为证券公司提升业务质量、业务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从而成为保证了其在市场研究方面的准确性和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措施。
二、影响股票价格变动的因素
就目前市场来看,影响股票价格变动的因素很多,但基本上可分为以下三类:市场内部因素、基本面因素和政策因素。
市场内部因素主要是指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即流动资金量和流通股票量的相对比例;基本面因素包括宏观经济因素和公司内部因素,宏观经济因素主要是能影响市场中股票价格的因素,而公司内部因素主要指上市公司的估值和业绩等方面;政策因素是指足以影响股票价格变动的国内外重大活动以及政府的政策、措施、法令等重大事件。
由于股票价格受以上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证券研究机构在做研究报告时需要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的影响程度,从而对股票价格波动进行预测。
三、证券研究机构的组织构架与运作方式
证券研究机构是证券机构以及整个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全国接近一半以上的证券机构都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所,也占了整个国内合规的证券咨询机构的一半以上的数量,这足以看出国内证券机构对于研究工作的重视程度。
由于研究的侧重点是价值投资的方向,所以对一些做短线投资的投资者的指导意义并不是很大,因此在证券公司的研究工作中,还有一些人员是工作在第一线的和客户直接面对面的投资顾问,这些人在股票研究方面主要是从技术分析和市场情绪以及再综合基本面的角度去研究股票未来的走势,相比研究所的投资报告更适用于价值投资不同,投资顾问对于股票的研究更依赖于技术形态,这些研究更加适合一些做短线投资的投资者。
四、研究机构研究案例分析
案例一:2010年7月2日,上涨指数盘中跌至2319.74点,从前期的高点3478.01开始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上证指数下跌了超过1100点,跌幅达33.3%。而这之前的2009年沪深股市持续上涨,尽管8月份出现一次暴跌,但随后股市又开始回升,到年底的时候,上证指数又回到3200点。在这种背景下,市场普遍认为2010年股市将承接这种升势继续上涨,各大证券研究机构普遍认为2010年股市的高点应在4000点以上,同样的,多数机构也把2010年上证指数的震荡区间估计在3000点至4300点之间。国联证券认为2010年A股市场的运行区间在3100点至4400点,兴业证券研发中心认为,2010年A股将步入正常化进程中的震荡牛市,上证综指的波动区间预期在3200点至4300点,申万研究所认为,2010年A股将呈现震荡向上的格局,上证综指的核心波动区间为2900点至4200点。
然而每家券商在2009年基于一些宏观数据对2010年的市场判断都出现了一定的错误,各家券商的研究机构在2009年对于市场的判断主要是基于一些宏观统计数据和2009年的市场表现得出的。
从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式来说,主要是基于经济基本面、政策面和市场估值等角度出发来预测市场未来的表现。基于上面的案例来说,2009年末到2010年整个经济基本面和政策面都是利好,所以各家券商一致看好后市,但是在作出研究报告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房价上涨过快会使得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抑制房价上涨,这对房地产板块是直接利空;通货膨胀率过高会使得国家出台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会使得市场资金面趋紧;股指期货的做空机制会让很多专业投资者有了双向受益的机会;新股上市增多和国际版的推出也会使市场资金面趋紧;同时外围市场呈现二次探底也会对我国的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进而会影响经济基本面。但是众多的研究机构在2009年做出研究报告时,并没有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更多的却是关注了2009年末的经济基本面、政策面和市场走势来对2010年的市场做出判断,结果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却造成了2010年市场大跌。所以要想准确的预测未来市场走势,就需要考虑所有的相关因素,在作研究报告的时候我们除了要考虑利好的因素外,更要考虑利空的因素,只有把这些综合因素都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更加贴合市场走势的预测。
案例二:2011年年底很多券商预计2012年中国股票市场将好于2011年股票市场。就上证综指波动区间而言,基本预期在2200点至3000点。其中,国金证券、渤海证券等最高看到3200点,广发证券看到3100点,申银万国、国泰君安、平安证券等最高看到3000点。中金认为,2012年上半年冲至2900点,此后再行回落。
从2012年年初到2012年10月份,上证综指的最高点为2478.38点,最低点为1999.48点,这与券商研究机构在2011年作出的预测是南辕北辙。
到目前为止,股市市场从2011年到现在波动下跌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基本面的变化导致了市场的持续下跌;市场扩容太快造成市场信心不足和资金面紧张;投资者由于市场持续下跌对目前的股市缺乏信心。券商研究机构在作出研究预测时并没有充分考虑以上这些因素,而这些因素却是造成券商对2012年股市市场走势预测出错的主要原因。
以上两个案例都是从券商对大盘的走势预测来分析目前国内券商研究机构的研究预测能力,下面将从个股的角度来分析券商研究机构的研究预测能力。
案例三:对于个股预测方面,2012年8月份某金融网站的榜单显示,上半年进入榜单的38家券商的周策略平均准确率仅有28%,相当于上半年26周中仅有7周的预测是准确的。
根据相关资料可以看出,位居第一名的天风证券在上半年26周中准确预测13次,准确率为50%;随后为日信证券、浙商证券和广州证券,准确率都为46%;山西证券、太平洋、东海证券预测的准确率也在40%以上,而准确率最差的是民生证券,准确预测的次数仅为2次,准确率为8%。
与之前的历史数据比较发现,2012年上半年是券商研究机构预测表现最差的一次:2011年,券商研究机构平均准确率达到34%,在2011年上半年券商研究机构平均准确率为36%,2010年券商研究机构平均准确率为33%。
综合各券商研究机构对股市的预测不难发现,其多数观点往往不准确。同时,历史数据也表明,股票市场最后的结果往往和券商研究机构之前作出的预测大不相同。
五、结语
从以上三个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券商研究机构在做出研究预测时,将一些因素的隐含影响并没有考虑到,同时没有将所有可能的因素综合起来考虑,而是把更多的关注度集中到一些利好的因素上,从而缺乏对一些利空或者中性因素的探究,因此券商研究机构在研究能力上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起码就目前的研究能力来说,并不能被广大的投资者所接受。正如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开会时讲到的:“我国证券公司的研究能力水平低。无论对宏观经济还是上市公司分析能力比较弱,市场影响较小,难以形成价值投资的引导作用。”
民生证券论文范文2
关键词:证券市场;生态失衡;治理
中国证券市场已走过十五年的历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证券市场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达1381家,证券市场境内外累计筹资总额达18156。8亿元①。但是,我国股市在大发展的同时,股票市场的功能发挥严重不足,市场长期处于低效率的状态,十五年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违法违规行为,和落后的股市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中国股市陷人了低效率的状态中。
现实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的许多层次和环节都出现了问题和偏离。本文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把中国证券市场比作一个生态系统——股市生态。现在出现的问题,说明中国股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生态失衡,证券市场生态的治理fgovernanceofecol0gYforsecuritymarket)已到了非进行不可的关键时刻。下面对中国证券市场生态及其治理进行分析。
一、股市生态现状
周小川(2004)等采用“金融生态”的概念,论文来比喻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金融生态囊括了企业诚信、会计准则、法律制度、征信体系、地方政府按市场规律办事等内容。尽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金融生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一些制约金融健康发展的外部因素尚未得到根本改善,当前的金融生态还存在四方面的主要缺陷: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法律环境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滞后、直接或间接的执法不力。
证券市场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股市生态也是“金融生态”的一个重要分系统。股市生态本身又包括许多分生态系统和“食物链”。这好比是一个大海,有浮游生物,有水草,有小鱼、大鱼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环境。在股市生态系统里,有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生态”,散户
和机构投资者之间关系的“投资者生态”等。比如,股市中机构投资者与散户之间的关系就是自然界中大鱼和小鱼之间的关系,“食物链”非常简单。要使“大鱼”能够维持正常生存,就应该使“小鱼”保持足够多的数量,否则,“小鱼”被吃光,“大鱼”也无法生存。
美国股市生态和我国股市生态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有丰富的“水草”——E市公司红利,“大鱼”不一定要靠吃“小鱼”来维持生命,而且可以直接吃丰富的“水草”。而我国上市公司的分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分红多数也是圈钱的陷阱,股票分红对投资者没有吸引力。也就是说,美国的股市生态的食物链比中国长而复杂,而我国股市生态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系统。
我国股市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带来问题的严重性凸显在各个方面。
多年来,与证券市场深度下调如影随形的是,层出不穷的“股市黑幕”和花样翻新的“金融诡计”时时冲击着投资者孱弱的信心,证券市场生态环境已被逼向“严重失衡”的境地。
上市公司高管频繁出事是近年来资本市场上一道令人尴尬的风景。硕士论文而作为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又严重地影响着整个金融环境。不完善的金融生态孕育了高管们违规的土壤,于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金融生态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银广夏等案件又表明,在上市公司“造假流水线”的各个环节上,提供信息的金融中介——证券分析师、会计师、律师们都发生了道德风险行为。不光是公司治理出了问题,“公司治理的生态”(ecologyofcorporategovernance)也出了问题(李曙光.2002)。
股市低迷、道德滑坡、信用危机等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快速发展也极其不协调,并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强大因素。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数千亿元。
如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会导致自然灾害一样,股市生态破坏以后,股灾的频率必然增加。现在,由于生物多样性的被破坏,我国股市已经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我国股市在2000年以前的10年间,发生过一次“危机”时刻和两次“紧张”时刻。但我国股市在2000年以后的几年间,已发生过两次“危机”时刻和两次“紧张”时刻。比较而言,我国股市危机的发生频率有了明显提高,股市危机的发生激烈程度也有了明显提高。
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严重威胁:一是粗放式、掠夺式股市发展模式造成股市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正严重威胁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二是我国股市的流动力提供机制正遭致不断破坏与削弱,同样已严重威胁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
二、股市生态失衡成因
中国股市生态出现严重失衡,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原因,有文化原因,也有社会背景等方面原因。
首先,中国股市的生存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是由多种因素组合并且具有多重影响的深层制度危机。正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股市的基本制度缺陷在长时期中被忽视、被容忍、被放纵,使得市场中的消极因素日益累积、相互交织,积极因素不断削弱、相互掣肘,以至于最终演化为危及股市根基的全面生存危机。中国股市已经成了没有自身供求关系、没有价格决定基础、没有内在选择空间的混乱与无序的市场。
其次,我国信用制度十分薄弱。当前,中国人均受教育的程度、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信誉和风气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缺陷。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影响社会的稳定。
信用制度为股市制度之本,一个没有任何信用的股市就正如吴敬链先生所说的连赌场都不如。但是,虚假报表、黑幕交易、价格陷阱、伪装上市、合同欺诈、假冒伪劣、地方保护等恶劣行为不时动摇着信用的基石。中国证券管理层在一系列基本制度创新上,错失机遇,在套牢了整个市场的同时也套牢了自己;上市公司的造假、银行的连环担保、政府官员的寻租、证券公司挥霍挪用保证金等等的全行业危机交织在一起,使市场的信用基础已经丧失殆尽。这些负面因素对中国股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导致中国股市所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舆论环境与心态环境——都出现了自股市产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严峻局面。信用的缺失,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动摇了市场存在与发展的信心,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
再次,我国证券市场连年走低,固然与股权分置等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迟迟未能妥善解决息息相关,但市场违法违规盛行而投资者保护公信力孱弱显然也是重要原因。大量事实表明,在公司治理失灵、法律失灵、监管失灵等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优质上市资源和资金资源的外流,更加重了这层隐陇。在此情况下,如果相关惩戒措施未能对弱势群体予以特别保护,以使其能够“与强共舞”,强势主体也因未受到足够的约束而拒绝与弱势群体和平共处,则中小投资者这些“小物种”将因受不到保护而黯然离场,其“生态灭绝”也会使基金、券商等机构这些“大物种”因缺乏“游戏玩伴”而孤独致死。
此外,我国股市的生态危机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方面的某些固有矛盾,在民主法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在社会转型、利益调整中被放大、激化;二是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根据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普遍都会遇到因为转型而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2004年人均GDP达到1269美元,2005年达1703美元①。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1000—3000美元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化时期、社会问题多发期、社会最不稳定期;从收入差距来看,基尼系数上升到O.4,就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标准,虽然这只是一种可能,但确有不少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
①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不稳定期,甚至发生大的社会动荡。
许小年有关中国股市制度建设“金字塔”的观点,与股市生态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中国股市缺乏资本文化、法律、监管、公司治理机制——四层制度体系的支持,这个体系应当是一个“正金字塔”;中国的现状恰是一个“倒金字塔”型制度结构,这样的资本市场无法发挥应有功能,而且其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位于“金字塔”最底层的是资本文化,包括股权文化和债权文化,具体表现为社会意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等对资本市场的支持,这是资本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在全社会都接受的和谐的资本文化基础上,需要一套完善、有效、独立的法律体系;“金字塔”自下而上的第三个层次,是完善、有效、独立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之上,位于制度体系最上端的,是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机制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最直接的制度安排,它的有效性依赖于其他三项制度基础的坚实程度。在现实经济中,如果资本文化的意识薄弱,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也不完善,因此,也就很难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在许小年看来,这是一个倒置“金字塔”型的制度结构,而中国资本市场正是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中运行。结果是上面的市场规模越大、公司越多,倒塌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样的资本市场不仅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而且其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
三、股市生态治理
由于中国股市的生态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股市生态的治理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远见、需要决心、需要措施、需要执行。
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一个和谐的证券市场,改变过去政府及上市公司对投资者只讲索取,不讲回报的常态,建立起一种彼此共生共荣的环境,追求共同的利益,即以法制为依归,构建各个利益主体都能得到均衡、和谐保护和发展的证券市场生态环境。
对证券市场的功能也要有正确认识。职称论文《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九条,2004年2月2日颁布)提出,证券市场要“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所有这些功能都在实体经济中。一句话,股市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股市不能自我循环、自成体系。股市发展得怎么样,光看指数、交易量、开户数是不行的,最终要看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长期资本的形成,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的资源优化配置,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的结构调整,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完善了公司治理机制。只有大家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资本市场才可能健康地成长。
同时,要使股市的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观,必须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第一,必须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巩固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果。虽然解决股权分置不是万能的,但不解决股权分置是万万不能的;
第二,切实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改善公司盈利状况。这是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
第三,积极推进证券公司的综合治理;
第四,科学发展机构投资者;
第五,完善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加强政府监管力度。
其中,调整股市结构、改善公司盈利状况、强化政府监管,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健全中
国股市的必由之路,只有三管齐下,才能够使中国股市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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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本文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融资不但没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而出现这种理论和实践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渐进式改革下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对股票市场的定位和制度设计。
一引言
从1993年开始,上市资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条块切块下达上市指标和额度,并对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规定,如中国证监会《关于1993年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产业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鼓励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企业,暂不受理金融企业,控制房地产企业,商业企业则各省不能超过一家;1994年l0月了《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暂行规定》,文件除对配股时限、数量等加以限定外,还强调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计委2002年1月《“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进人资本市场融资;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税务局2002年7月联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商务部、环保总局和银监会2003年12月关于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意见》特别指出证监会不能核准含有此类项目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的申请;2004年1月国务院签发《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认为资本市场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中国股市中这种特有的上市机制以及各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股市的资本配置朝着既定的地区和产业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往往就是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进过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间,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股票市场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金融资产证券率仅为12%,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仅为8%,与此相适应,其产业结构则表现为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的特征——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50%以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仅占25%以上,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述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高度发达,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证券率已经高达5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比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高达l13%,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也达到了后工业化的水平——无论从就业比重还是从产值比重来看,第一产业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后来居上跃居首位。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国特有的上市机制,还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股市融资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但是通过对我国股市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我国股市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这促进作用是否实际存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文根据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对理论上应该而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关于股票市场发展与产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为代表的新金融发展理论,但是它只是将资本市场纳入研究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始终停留在宏观数据层面,尚没有导人产业和企业层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入到金融与行业增长率的层面,并通过41个国家、36个行业数据,从一个国家内不同行业对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考察了金融与行业成长率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的发挥降低了外源融资的成本,从而把企业从内源融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础上,首先运用跨行业、跨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结构与产业增长的相关性,针对银行主导和资本市场主导两种金融体系,检验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在哪种体系中增长更快,主要评价金融机构是否促进资本流向了外部融资依赖性强的产业。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业增长机会概念,并认为导致金融发展效应差异的因素与其说是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不如说是行业增长机会。他们的实证过程表明,在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增长机会的乘积项或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乘积项时,其系数都是显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个新方法:以资本形成对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弹性)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并运用包括28个制造业部门、跨时33年的面板数据,对65个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与国外利用多个国家宏观数据研究不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以国内中观数据为主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充满争议。归纳起来,关于股票市场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股市融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朱建民和冯登艳(2000)、王军和王忠(2002)、王兰军(2003)、杨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弱相关或不相关。殷醒民(1997)通过对199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业结构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来募集资金的实际效果是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并且认为股票市场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没有联系,蔡红艳和阎庆民(2004)度量了行业成长性,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各行业成长性的此消彼长并未在资本市场中得到体现。
上述研究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徐炳胜(2006)为代表的多元统计方法,他主要通过我国资本市场于产业结构有关的经济数据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另一种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以市场作为配置主体,而且该模型因为缺乏理论依据、关键变量的内涵无法做严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们的质疑。基于此,本文将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股市融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与数据说明
股市融资指标:为了克服异方差和误差项序列相关,本文采用股票市场各年度筹资额分别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即:股票融资率SR=股票融资额/GDP。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衡量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可以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年代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等指标来衡量。本文选取当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和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衡量。即:产业结构优化率IR=(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产业绩效指标:产业结构理论中的“黑箱理论”即“投入——产业结构——产出”,产业结构在这里实质是承担一种产业转换器作用,而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研究的核心,同样是如何促进高效率(绩效好)行业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绩效差)行业比重的下降,从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整体绩效的提高。而产业绩效定义是基于企业集合体的角度,因此,本文选择产业利润率来评价,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数为各地区的骨干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企业,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往往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优惠优势,所以以税前净资产利润率IP来评价,即:产业绩效指标IP=(税前利润总额/净资产X100)。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样本期间选取1991—2005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和CCER数据分析系统。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多数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这些序列的矩随时间而变化,然而某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不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平稳性。20世纪80年代初Engle与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就是解决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协整理论并不是对所有非平稳数据都能处理,它所解决的是某些单整序列的关系问题。根据E—G两步发,为防止伪回归产生,在进行协整分析前,必须检验序列平稳性,即序列单整性检验。单整性是指,如果一个序列经过n阶差分后才能平稳,则称此序列为n阶单整,记为I(n)。同阶单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如果是平稳的,称之为协整。常用的检验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计量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作变量SR、GR、IP时序图(见图1),初步判断序列平稳性,识别变量截距、趋势特征。从图1可以看出,各变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项。
然后,采用ADF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检验统计值大于临界值,说明它们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AIP以90%的置信度通过检验,说明AGR、ASR、AIP为平稳序列。显然,可以判定GR、SR、IP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I(1)序列。
(三)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整检验结果,SR、GR和IP这些时间序列虽然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形组合却可能平稳。如果存在平稳的线形组合,这个线形组合则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系。以产业结构优化率GR、产业绩效指标IP为被解释变量,资本市场融资率sR为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其中1、为随机扰动项,表示GR、IP中sR无法解释的其他因素,对GR和sR、IP和sR分别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和模型(2):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的截距项和系数显著,R=0.560618,调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项显著,而系数不显著,其R=0.246154,调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为了检验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协整,必须进一步对模型的残差平稳性进行检验。提取模型1残差,记为e,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残差e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是平稳的。说明GR和SR是协整的,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优化率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股票市场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率降低5.523358个百分点,可见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为了进一步确定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影响的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该模型能解释因变量的短期波动是如何被决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误差修正项(ecm),即回归模型1的残差序列e。将ecm滞后一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述修正误差模型中ecm(一1)系数为负,说明在短期内或因为政策因素影响,或其他随机干扰影响,导致股票市场融资率与产业结构优化可能偏离均衡值,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偏离将因误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状态。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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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产证券化 信用 金融市场 监管策略
资产证券化概述
证券化分为融资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融资证券化是指融资由银行贷款转向具有流动性的债务工具,筹资者除向银行贷款外,更多的是发行各种有价证券、股票以及其他商业票据等方式在证券市场上直接向国际社会筹集资金的方式,资金供应者在购进债券、票据后也可以随时把拥有的债权出售,转换为资金或其他资产。此种方式大多为信用融资,只有政府和信誉极高的大公司才能以较低的成本取得资金,属于增量的证券化,又称“初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则是以特定资产组合或特定现金流为支持,发行可交易证券的一种融资形式。传统的证券发行以企业为基础,而资产证券化则是以特定的资产池为基础发行证券。资产证券化后其流动性大为增强,它从已有的信用关系上发展起来,属于存量的证券化,又称“二级证券化”。
广义的资产证券化包括实体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证券资产证券化和现金资产证券化,是某一资产或资产组合采取证券资产这一价值形式的资产运营方式;而狭义的资产证券化则指信贷资产证券化。按照资产种类的不同,分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化(Mortgage-Backed Securitization,简称MBS)和资产支持的证券化(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简称ABS),某些分类中还包括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sset-Backed Commercial Securitization,简称ABCS)。其中ABS是国际资本市场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证券化形式。
在操作流程及机构设置上,资产证券化具有四个主要特征:首先是通过一个特设载体(Special-Purpose Vehicle,简称SPV)作为交易中介,由SPV向投资者发行证券,并以发行收入作为购买证券化资产的价款,从而使原始筹资者获取所需的资金,从这个角度说,资产证券化本质上是一个资本市场满足社会长期信用需求的直接融资过程。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信用增级,在发行前通过设立超额抵押或备付金账户进行内部增级,或者通过大型金融机构进行金融担保进行外部信用增级来提高证券信用等级,从而吸引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然后是其规避风险的功能,通过资产组合、转让将集中与卖方的信用和流动性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可以降低系统性风险;最后是其广泛性,凡是可以参数收入现金流的资产都可以证券化。
(一)运作主体
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有一系列的运转主体构成,主要包括:发动主体、特设主体,即前文提到的SPV,待发行主体、投资者、信用增级主体、资信评级主体、监管机构、证券化产品投资者等。
(二)发展及演化
最早的资产证券化出现于1968年的抵押担保债券MBS,在美国金融机构在受到投资银行业务冲击而业绩下滑,Q条例限制利率上限的情况下,为获取更多流动性,恢复利润而产生的金融创新。1970年,通过买卖住房抵押贷款创造了可转让的证券,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21世纪已经成为重要的证券产品,并扩散到亚洲、欧洲等其他市场。直到2007年,次级贷款数量累积,证券化链条越来越长,在此过程中,处于链条前端的市场主体的风险得以有效转移,并获得流动性好处,使得这些市场主体进行了深度的市场挖掘,扩大信贷规模,降低门槛,以增加收益;而在链条中,证券化的次数增加,并且和其他不同的证券,或者是风险不相同的同种证券进行重组再转向下一投资者,最终导致链条内的风险逐渐累积,开始出现还贷者违约行为屡屡发生,风险开始顺着复杂的证券化链条扩散,证券产品编制,投资者信心下降,并逐渐波及到整个金融市场,向海外市场蔓延,并进入到实体经济,形成2008年的次贷危机。
另外,资金链的延长不仅扩大了系统风险,也使得投资者对于源头资产信息缺失,投资对象由明朗逐渐变得不透明,这实际上并没有降低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还增加了风险。
(三)功能及意义的探析
首先,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改善我国的投融资状况。证券化在我国最原始的应用应当是政府对于国债的发行和使用。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融资手段,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向民众筹集资金用于基础建设或者对企业进行扶持,到规定年限后再予以归还,是一种直接融资的方式(此处没有考虑商业银行等代销机构)。而资产的证券化则是在已有资产上以资产为依托,发行证券,筹集再生产或者扩张所需的资金,在中介机构进行适当的期限、种类配比后,相当于直接对投资者融资。而引入资产证券化之后,这种方式将从政府专属扩张到经济领域,不仅对于我国现在的“二八”现象的改善有利,而且对于金融创新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资产证券化有利于企业发展、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增长。对于民众来说,降低筹资门槛可以提前享受到所需的生活设施,最重要的比如房产。而对于实体经济的企业来说,则可以扩大市场、增加利润。对于中介的银行以及投资银行来说,则可以对本身所有的劣质资产进行恰当的处置,减少风险资产额,保证收益,盘活不良贷款,如果代销机构得到良好发展,则可以达到充分分散风险的目的。
最后,资产证券化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政府以及大型企业在对资源进行整合的时候,往往因为资金原因而使计划难以实施,而转型中的中国需要的是经济结构的全面性调整和产业优化整合及升级,才能为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资产证券化则可以为新的经济项目筹集更多资金,使得经济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目标得以实现。
资产证券化与金融市场发展及稳定
(一)资产证券化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稳定
本文在对资产证券化进行概述的过程中,陈述了资产证券化所带来的利弊,以及2008年次贷危机对于金融经济稳定造成的冲击。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产品,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对经济稳定和动荡产生作用。而金融体系作为一种融资效率提高的工具,对分配资金,实现帕累托最优起主要作用。资产证券化在金融市场中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资源配置方式,重组了风险收益比,对整个金融体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资产证券化在对交易机制进行重新设计和创新之后,对传统的银行中介金融体系有很大程度的改进,纠正了间接融资方式的缺陷,使金融模式更加合理高效,推动资源有效配置和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
一方面,在证券法、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督下,证券对于信息的披露更加规范,所披露的信息也更加广泛,事实上更加系统和真实,资产的重新组合根据不同的风险状态和收益进行,证券的评估也更加容易。
另一方面,中介机构的进入将对整个资产进行多次评估,投资者可以利用这些中介机构的信用评估报告掌握企业和资产的源头信息,使得交易效率得以提高;另外,交易模式改变了商业银行批量贷款加工和搜集信息的核准弊端,分散的、各自独立的投资者分别进行信用评估,使得信息的流动更加充分,促进了信息的真实化和独立化,提高了投融资的运作效率。
由此,资产证券化可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提高投融资效率,优化资本和风险结构,并且有利于金融分工专业化,是有利于金融和经济稳定的。
(二)资产证券化对金融稳定形成阻碍
资产证券化容易造成过度创造信用。由于投资性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能够利用证券化进行风险的有效转移,冲减自身不良资产,由此容易促使此类机构不负责任地进行资产多次证券化,扩大源头资产,包含很多不良资产或者重复证券化,并且延长了证券化的链条。为了追求最高利润,更多的创新型的衍生金融资产被创造出来,证券化产品的复杂化导致潜在的危机因素浮现,并可能由此造成重大的危机。
对于市场来说,则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包括其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如果一种金融工具没有正确定价,并且不能提供足够的利润来弥补和抵御各类市场交易的损失,将给金融机构带来长期或者短期的损失,而对于市场来说,则会造成投资者破产、市场动荡,风险通过金融领域传到实体经济。
对于政府来说,各类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将为其管理带来更大的困难。资产证券化也不例外。比如在对货币存量和流量进行管理和干预时,由于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创造现金流入,中央银行对其的控制将由此削弱,宏观调控的能力受限。要克服这些困难,中央银行必须重新制定各类政策组合来增强对于金融机构的控制,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的功能。
资产证券化与次贷危机
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根本原因在于其虚拟经济的发展脱离了实体经济。这样,虚拟经济中的资本不受实际资本约束,其自身的膨胀最终造成经济泡沫并形成经济危机。
资产证券化产品造成信用膨胀。商业银行借助资产证券化增加流动性,扩张资金来源渠道,放大信贷投放规模。最终也脱离了解决抵押贷款的流动性风险的初衷,成为接纳其不良资产,提高银行流动性与盈利性,进而提高了其安全性。银行体系外的资金通过这一纽带源源不断地流入银行。
信贷扩张形成资产价格泡沫。银行将获取的资金重新用于支持房地产业的开发,大量的资金涌入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长期繁荣,最终形成房地产市场价格泡沫。房地产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呈现出整个行业发展的良好势头,而这种势头并非是市场需求所引发的,从而造成房产泡沫。
抵押贷款资金链断裂造成次贷危机。大量低质量抵押贷款不能到期得以偿还,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形成资金断裂,而这一影响直接顺着资产证券化的链条向后扩张,并深入以房地产行业为触发点的实体经济,造成次贷危机。
我国对于资产证券化的运用与监管
(一)完善证券化相关法律和制度
我国现阶段仅有会计制度、税收制度和基本的监管制度作为基础,在此之上,对于各类中介机构、操作规范及流程,二级市场的相关规定等都处于真空状态,这是阻碍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应当对基本制度进行完备,并制定成体系的政策和规定,特别是税收作为证券化主要成本的税收制度。
(二)促进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完善
证券化产品最终是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流通的,所以其发展需要完善的证券市场支持,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而对于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与管理也应当进行相应的完善,使其真正为实体经济直接、方便的融资服务,而不是脱离实体成为危机的触发点。此外,中介机构在交易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作用,对于符合条例的中介机构的扶持和引导,建立建设评级机构以及SPV等,学习和积累相关经验,培养专业方向人才,才能为资产证券化的良好发展构建强有力的框架。
(三)政府监管应当顺应市场发展
政府的作用不仅在于初试阶段的有力扶持和引导,避免依靠企业自己的信用进行证券化操作处理问题的不恰当手段,也在于其参与,引入外资投资性银行以及担保公司等,减小操作性风险,提高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设计能力,进行市场规范性管理和约束,才能有效促进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综上,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为企业直接融资,在市场运行中有其特定的功能和弊端,在其运用和监管不当时可能造成经济危机。因此,我国在对其进行运用时应当注意对其进行适当的管理和约束,以使其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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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行业 贝塔系数 CAPM
模型 SIM模型 Chow稳定性检验
引言
贝塔系数是用来衡量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重要概念,通过对贝塔系数的估计,投资者可以预测证券未来的市场风险。贝塔系数源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简称CAPM模型),是统计学上的概念,常用希腊字母β表示。β系数是反映证券收益率与市场收益率之间变动关系的一个量化指标,即某个证券所含的系统风险对市场风险的影响程度。根据其定义,可通过证券与股票指数收益率的相关系数、股票指数的标准差和股票收益率的标准差直接计算出β系数。
βi=cov(Ki,Km)/δ2m=Rim·δi·δm /δ2m= Rim(δi /δm)
式中,cov(Ki,Km)是第i种证券的收益与市场组合收益之间的协方差。它等于该证券的标记准差、市场组合的标准差及两者相关系数的乘积;δi为风险资产i的收益率标准差,δm为市场组合收益率的标准差,Rim为风险资产i的收益率与市场组合收益率之间的相关系数,Ki为风险资产i的收益率,Km为市场组合的收益率,对应的市场收益率可以由上证综指计算求得,即:
Km=(Pt-Pt-1)/(Pt-1)
式中,Pt表示第t年末的上证综指,Pt-1表示第t年初的上证综指。
当β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表示该股收益变化幅度相对于市场收益的变化幅度越大;绝对值越小,表示该股变化幅度相对于市场收益变化幅度越小。如果是负值,则表示其变化的方向与市场收益的变化方向相反。因此,常用贝塔系数来衡量上市公司的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指整个金融体系或者整个市场的崩溃风险,系统风险是一种宏观风险,风险的承担主体是整个金融体系,由于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内部各个子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单个或者多个机构或集团的崩溃可能导致整个金融体系或金融市场产生连锁反应,可能造成整个系统或市场的破产或崩溃。因此,系统性风险也被称为市场风险,常包括政策风险、经济周期波动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汇率风险等,系统性风险不能通过分散投资的方式去消除,是不可避免的。
β系数及其稳定性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Blume在1971年发表的论文《Beta and Their Regression Tendencies》中,对1926年1月-1968年6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在一个时期里估计出来的贝塔系数是其未来估计值的有偏估计;组合规模越大,其未来的贝塔系数越能被准确地预测。Levy在1971年对1960-1970年期间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的500只股票加以研究,通过采用周收益率的数据,以52周为基期,后续期分别为52周、26周和13周得出以下结论:在较短时期内,单一股票的β系数不具稳定性,但组合的β系数稳定性有显著的提高,且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估计时间的拉长,β系数的稳定性也相应高。1974年,Baesel通过应用转移矩阵法,将时间段分为12、24、48、72与108个月,分别对1950-1967年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160只股票,以月收益率数据做横截面回归,进而估计时间段的的长短与单个股票β系数的稳定性呈正相关的结论。且风险较高或者较低的β系数的估计值稳定性好于β系数适中的股票。
国内学者沈艺峰与洪锡熙在1999年发表的论文《我国股票市场贝塔系数的稳定性检验》中,通过应用Chow检验法对深圳证券交易所1996年的所有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结论:无论是单个股票还是股票组合,贝塔系数都不具有稳定性,以过去期间的数据估计出来的贝塔系数值无法代表未来的贝塔系数值,说明我国的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是变动不定和难以预测的。2000年,靳云汇与李学在《中国股市β系数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对沪深两市的51种1992年以前上市的股票进行了研究,发现股票的贝塔系数随着上市时间增加基本上趋于不稳定,通过贝塔系数的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贝塔系数的可靠性是较差的。刘桂荣于2007年《上市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实证研究》中,用单指数模型对2003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期间沪市浦发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四家上市银行的β系数进行实证分析,并给出防范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对策。2003年,马喜德、郑振龙与王保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9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CAPM模型中的贝塔系数波动性做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所有股票的贝塔系数波动率都不为零,即贝塔系数在不同时期会发生变化,具有不稳定性。
本文将研究视角定在我国金融行业A股的43家上市公司上,并将其细化分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其他金融业,以单一指数模型(简称SIM模型)为基础,应用Eviews6.0软件,分别对其贝塔系数及其Chow稳定性检验做以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发现我国金融业的贝塔系数稳定性普遍不高,但保险业却普遍存在贝塔系数稳定的现象。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选取
按照证监会所划分的我国A股43家金融业上市公司(其中银行业16家,证券业19家,保险业5家,其他金融业3家),以2008年1月1日-2013年1月1日五年作为时间跨度,本文将源于新浪财经的股票历史交易数据首先做了以下处理:用前一天交易数据代替补齐诸如股东大会等原因而暂停交易造成的缺失数据;去除没有分析价值的交易数据。共计得到剔除节假日后的1219个交易日,43家上市公司的日收盘价。最后,将无风险收益率选定为我国2008年一期凭证式5年期国债收益率,即R5=6.34%。
(二)收益率的计算
考虑到派发现金股息、股票股息以及股份分割、送配等特殊情况,首先对上市公司股票的日收盘价进行复权处理,然后再采用对数收益率的方法来计算股票日收益率,即日收益率表示为:
Rit=LN[Pit /Pi (t-1)]
式中,Rit是第i支股票在第t日的收益率;Pit、Pi (t-1)是第i支股票在第t日和第(t-1)日经复权处理后的收盘价。市场收益率为同期的上证综合指数日收盘价计算得来,即:
Rmt=[Pmt-Pm (t-1)]/Pm (t-1)
式中Rmt表示市场指数m第t日的收益率;Pmt、Pm (t-1)分别表示第t日和第(t-1)日市场指数的收盘数。
(三)模型的选择—CAPM模型与SIM模型
CAPM模型是在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市场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用于研究证券市场中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与风险资产之间关系,以及均衡价格是如何形成的模型理论。CAPM模型的表达形式如下:
E(Rp)=Rf+i [E(Rm)-Rf ]
βi =Cov(Ri , Rm)/Var(Rm)
式中E(Rp)表示市场期望收益率,i为某股票的系统风险系数。CAPM模型主要表示单个股票或投资组合同系统风险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也即是单个投资组合的收益率等于无风险收益率与风险溢价的和。但由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一个十分理想化的模型,假设条件一方面要求是完全市场,与实际情况具有交易成本、资讯成本、税的不完全市场不符;另一方面估计的β系数是由历史数据计算得到的,描述的风险与收益为事前预测关系,无法进行实证检验。因此,在实证研究中,通常将CAPM模型转化为可检验的SIM模型来计算。单一指数模型假设只有一种宏观因素会引起证券收益风险,可用一个市场指数的收益率来表示。根据SIM模型的假设,任何证券的收益都可分解为个别股份剩余收益的期望、影响市场的宏观事件的收益和不可预测的只影响公司的微观事件组成。SIM模型如下:
Rit=αi+βi·Rmt+eit
式中Rit表示股票i在时间t的收益率,Rmt表示市场组合在时间t的收益率;αi,
βi是待估计的参数,βi正好是CAPM模型的βi,eit为回归残差。利用最小二乘法对该模型进行估计,得出的βi即为股票i的β系数估计值。观测回归结果中调整后的R2,来说明样本回归线与样本观测值拟合优度的表现,R2越接近1,则表明样本回归线对样本值的拟合优度越好。
(四)Chow稳定性检验
Chow检验法是由美籍华人邹至庄在1960年提出的用于判断结构在预先给定时间点上是否发生变化的一种统计检验方法。根据单一指数模型,Ri=α+β·Rm+e,Ri1=α1+β1·Rm1+e1,Ri2=α2+β2·Rm2+e2,回归得到的贝塔系数估计。首先,设定需要检验的原假设是H0:β1=β2;备择假设是H1:β1≠β2。第二,对完整的时间序列运行模型,得到残差平方和,记做SSR。第三,在两个子期间分别运行回归模型,得到不同的残差平方和。假设有两个子期间,第一个子期间有M个观测值,第二个子期间有N个观测值,得到SSR1与SSR2。第四,统计量F服从自由度为(M-K)和(N-K)的F分布。计算统计量为:F=[(SSR-SSR1-SSR2 /P)]/[(SSR1+SSR2)/(M+N-2K)]
设α为显著水平,当F>Fα(P,M+N-2P)时,拒绝原假设并接受备择假设,说明β系数值不稳定,表明两个模型不属于同一个回归模型。
实证分析
首先,对我国金融行业β系数进行计算。本文运用Eviews 6.0软件,先将处理好的各股收益率与市场收益率数据导入其中,再分别对所建立的股票日收益率与市场日收益率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Ri=αi+βi·Rm+ei进行回归。然后,应用Chow稳定性检验。因为Chow突变点检验用于检验突变时点前后的模型系数是否发生了显著性变化,因此本文将年度分界点设置为时间序列的Chow突变点,应用最小二乘法(简称OLS回归)估计的贝塔系数进行稳定性检验分析。我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其他金融业的β系数及其稳定性的检验结果,见表1。
通过表1表示,我国不同金融行业β系数调整后R2的chow检验F值伴随概率情况可总结如下:
(一) β系数—系统性风险表现程度
从表1表示可知,在银行业的16家上市公司中,其中有15家的β系数接近于1,占比率高达93.75%,只有农业银行的β系数为0.52,说明银行业的股票收益率变化与市场组合收益率变化的程度十分接近。在证券业的19家上市公司中,其中有18家的β系数大于1,占比率高达94.7%,只有广发证券的β系数为0.29,说明证券业的股票收益率变化大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变化,为进取型股票,当市场上升时获利较大,下跌时损失也较大。在保险业5家上市公司中,其β系数均接近于1,说明保险业的股票收益率变化与市场收益率变化十分接近;其他金融业3家上市公司的β系数略高于1,说明其他金融业股票收益率的变化略大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变化。
(二)修正的R2—拟合优度
从表1表示可知,拟合优度在区间(0.3,
0.5)的有12家上市公司,占比率为27.9%;其余31家上市公司的拟合优度均在区间(0.5,0.8),占比率为72.1%,说明我国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各股具有相当高的拟合优度。另一方面,R2值反映的是在个股价格的波动中由市场自身所引起的比例,即代表系统性风险;故用(1-R2)来衡量个股价格波动中由公司自身情况所引起的比例,即非系统性风险。根据以上实证分析可得,金融业中27.9%的上市公司其股票价格波动多半是由公司自身经营管理情况引起的;另有72.1%的金融业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波动主要是由市场因素引起的,说明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受系统性风险影响因素较大,自身的独立性不强。
(三)Chow检验F值—β系数稳定性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使原假设H0:β1=β2=β成立,Chow检验的F值必须小于临界值19.50。从表1表示可知,对于被检验的43家上市公司中,其中有41家的F值都小于19.50,占比率为95.3%,仅有中国银行与建设银行两家大于临界值,这说明原假设H0:β1=β2=β成立,即说明两个分期间的观察值属于同一个回归模型。说明我国金融业的上市公司的贝塔系数较为稳定。
(四)Chow检验F值的伴随概率
在做Chow稳定性检验时,除了F值本身,其伴随概率p对于判断贝塔系数稳定性也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了使原假设H0:β1=β2=β成立,即两个分期间存在稳定性成立,Chow检验的F值的伴随概率p必须大于0.05。通过表1表示的分析数据可知,在16家银行业上市公司中,只有6家上市公司的伴随概率p大于检验显性水平0.05,占比率
37.5%;证券业19家中仅9家伴随概率p大于0.05,占比率47.4%;保险业5家中4家通过显著性检验,占比80%;其他金融业3家中有2家通过检验,占比66.7%。就金融业总体而言,43家中只有21家,占的比率为48.8%。因此不能接受Chow稳定性检验的原假设H0,这说明了样本数据分析结果证明贝塔系数不是稳定的。这个结论与沈艺峰等一些我国早期贝塔系数稳定性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即我国股票市场的金融行业单只股票的贝塔系数不具有稳定性。
结论与启示
(一)银行业与证券业β系数稳定性较低
证券业的主营业务为经纪业务,证券经纪业务是指促成证券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而进行的一种中介服务。由于证券公司的投资多以证券为基础,具有流动性高、风险高的特点。贝塔系数稳定性的Chow检验,19只股票中只有9家,占比47.36%通过了H0原假设,说明证券业的贝塔系数稳定性不高。类似地,由于银行的主营业务为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借款人、贷款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因此银行业具有内在的脆弱性,挤兑风险与经营风险则相伴而生。根据表1中对贝塔系数稳定性的Chow检验结果可发现,银行业的贝塔系数稳定性不高,此结论与范洪波运用Logistic模型对国有商业银行体系脆弱性进行分析而得出的“宏观经济因素对国有商业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影响比微观金融因素显著, 宏、微观因素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结论相一致。
(二)保险业β系数稳定性较高
与银行业相比,国外学者Traninar认为,保险业不被认为是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来源的核心金融机构。保险业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是典型的规模经济型产业,由替代产品带来的竞争压力较小,属于长期稳定的产业。风险分散是保险的核心经济功能和实质,保险业由于风险分散的内在性、风险传染的有限性以及资金来源的稳定性,故其在金融业的稳定发展中具有十分独特的作用。然而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可知,虽然保险业的上市公司在贝塔系数稳定性上具有良好的显著性,但保险业上市公司的数量比重却仅是金融行业的11.6%,据统计,截止至2008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约为6239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约为3.34万亿元,不及银行业的6%。然而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相对比重较为合理,形成了银行、保险、证券三大支柱的支撑场面使得整个金融体系稳健发展。
(三)总体上我国金融行业的β系数稳定性较低
总体而言我国金融行业的β系数稳定性不高,同时从我国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结构布局与样本回归实证结果可发现,我国金融行业的股票市场还不够成熟,无论是政府、监管部门、市场导向方面,还是法律、法规方面,够不够完善,还有很大的改进与提升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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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论文范文6
关键词:污水处理厂;PPP模式;实施方案
1.引言
公共项目一般是指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和公用事业,其中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电力设施、市政工程、通信工程等,公用事业包括国防工程、监狱、图书馆、急救中心等为实现政府社会职能的各项服务设施项目。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相应的用水量和排水量都在不断增加,城市新建污水处理厂势在必行。作为社会公共项目的污水处理厂项目具有投资额巨大、投资不可逆、短期回报率低以及风险不确定性大等特点。为解决融资问题,以PPP模式为代表的特许经营融资模式被广泛引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中,从而对PPP项目评估的规范化和科学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对于评价标准和程序的阐述仍过于简单,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因此进行社会公共项目PPP模式实施方案设计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本论文以某市第四污水处理厂项目为例进行方案设计研究。
2.项目实施方案设计
2.1 项目运作模式设计
该市人民政府指定某产业集团为代表政府的实施机构,依法选择两家社会资本,与产业集团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其中一家社会资本应有能力、有意愿作为资产证券化特定目的受托人,接受项目公司的资产,并以该资产为基础发行证券化产品;另一家社会资本应有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运营经验。
政府授予项目公司特许经营权,由项目公司负责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运营及维护,政府向项目公司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
如果项目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并能够产生稳定利润,则对项目公司资产进行证券化。社会资本可选择现金转让或认购股份的方式,转让所拥有的项目公司资产。
如果资产证券化条件不成熟,则由项目公司负责运营,直到特许经营期满后将污水处理厂无偿移交给政府或其指定机构。
2.2 项目交易结构设计
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国发[2009]27号)要求,本污水处理厂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为30%。资本金比例提升,则债务资金减少,债务资金的融资成本也相应减少。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本项目资本金比例设定为40%。本项目初步设计投资额为47980.10万元,经济测算对建设期利息进行了调整,总投资调整为48015.26万元,项目公司股权投资为19215万元。
根据财政部《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合同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金[2014]156号),项目公司可以由社会资本(可以是一家企业,也可以是多家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出资设立,也可以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但政府在项目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应当低于50%、且不具有实际控制力及管理权。政府出资按6820万元考虑,占35.49%;社会资本共出资12395万元,占64.51%,其中:有污水处理厂投资、建设、运营经验的社会资本占比49%,出资9415万元;可作为资产证券化特定目的受托人的社会资本占比15.51%,出资2980万元。
2.3 项目风险分配框架设计
本项目风险分配机制按照风险分配优化、风险收益对等和风险可控等原则,综合考虑政府风险管理能力、项目回报机制和市场风险管理能力等要素进行设计,在政府部门和项目公司间合理分配项目风险。具体过程中应坚持下列基本原则:(1)承担风险的一方应该对该风险具有控制力;(2)承担风险的一方能够将该风险合理转移;(3)承担风险的一方对于控制该风险有更大的经济利益或动机;(4)由该方承担该风险最有效率;(5)如果风险最终发生,承担风险的一方不应将由此产生的费用和损失转移给合同相对方。
在此风险分配框架中,把本项目的风险分配划分为三个阶段:
(1)风险初步分配阶段: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由政府主导风险初步分配,进行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初步评估风险是否在双方控制能力范围之内。
(2)风险全面分配阶段:在招投标与合同谈判阶段评估项目风险,如果政府对风险具有控制力,则政府承担风险;如果政府对风险不具控制,则项目公司承担风险;如果风险不在双方控制能力范围之内,则进行合同谈判确定风险分配机制。
(3)风险跟踪和再分配阶段:在项目建设和运营阶段,加强对项目公司的风险管理跟踪以及政府的风险管理跟踪,判断已分配的风险是否发生预料外的变化、是否出现未识别的风险,然后根据判断结果进行风险再分配。
2.4 项目合同体系构成
在PPP项目中,项目参与方通过签订一系列合同来确立和调整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PPP项目的基本合同体系。根据项目的不同特点,相应的合同体系也会不同。PPP项目的基本合同通常包括PPP项目合同、股东协议、履约合同(包括工程承包合同、运营服务合同、原料供应合同以及产品或服务购买合同等)、融资合同和保险合同等。其中,PPP项目合同是整个PPP项目合同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在PPP项目合同体系中,各个合同之间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紧密衔接、相互贯通的,合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传导关系"。
对于本PPP项目,随着项目的进展,各参与主体在不同阶段签订的合同构成PPP项目合同体系,如表1所示。
2.5 项目政府监管架构设计
(1)授权关系与监管机制
本项目授权关系为市政府授权产业集团公司作为项目实施机构并作为招标人组织项目采购工作,选定社会资本后,由产业集团公司与社会资本合资组建项目公司,政府和项目公司签订PPP项目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针对PPP项目专门设计的政府监管机制,在遵循依法监管、监管机构独立性等原则的基础上,本项目政府监管还特别强调以下重要原则:1)社会效益驱动原则,2)与项目建设过程相协调原则,3)提高监管效率原则,4)强制性监管与灵活性监管并存原则。
(2)政府监管基本框架
在保障项目社会效益和公众利益的总体目标指导下,传统的监管部门、审计部门、监察部门等政府监管部门根据自身职责特色,依照法律、行政法规、PPP项目合同协议及项目合同、产权约束等对本项目所有参与方实施全过程动态监管,形成统一的有机体。
(3)政府监管主要内容
PPP项目的生命周期分为项目前期(投资决策)、项目建设期(投资实施期)、项目运营期和项目移交四个阶段,在不同阶段所涉及的主要监管内容和所参与的监管主体有所不同。对项目各个阶段中不同的监管主体所参与的主要监管内容进行统一对应,如此设置政府监管主体及其各自在项目不同阶段的权力职责范围,可最终实现对项目动态的、全过程的、全方位的监管,从而提高管理效率。
3.结束语
论文根据PPP项目运作一般模式及某市第四污水处理厂特点,进行了项目PPP运作模式设计、项目交易结构设计、风险分配框架设计、合同体系设计以及政府监管架构设计。研究结果表明某市第四污水处理厂试行PPP模式是可行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可实现公共资源配置利用效率优化,能使资源合理配置,更能为社会创造最大净效益,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其方案设计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可以为今后类似项目的PPP投资咨询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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