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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堡文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屯堡；尖头绣花鞋；式样；成因；功能
时至今日，现代化的潮流铺天盖地，无论通都大邑，还是乡野山村，都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流行元素。不仅传统的汉人，已经抛却了祖传的服饰，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就是一些在现代化面前犹豫迟疑的兄弟民族，因潮流的汹涌，穿着打扮、风俗习惯也风气渐开，多多少少沾染了现代化的气息。然而，今天的黔中地区（以安顺为主），却依然聚居着一支风俗习惯、穿衣打扮与众不同的汉族群体。因这群人的来历，与大明王朝的武力征服有关，且举家迁徙背井离乡之后，有秩序地在黔中安营扎寨，聚族而居，“形成军屯军堡、民屯民堡、商屯商堡”，（1）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故称屯堡人。
现在屯堡人的先祖本来生长于莺歌燕舞、莲叶田田的江南地区，只因践行明太祖“调北征南”的作战方针，而远离家乡。战争结束后，又为确保西南地区的繁荣稳定，而就地生根。没想到，这一住，就再也没有离开。
因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于当时较为落后的云贵高原，“以特定的身份来到特定的区域”，（2）又从江南地区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且时时刻刻有作战任务在身，他们自成体系，较为封闭，即便今天，也还保留着独特而鲜明的文化气息。据有学者研究得知，这种独特的“屯堡文化”，随着岁月的变迁，时空的流转，非但没有丧失其原有文化的独特性，反而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甚至增强，“这不能不说是汉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3）
今年国庆，长假闲暇，笔者得空远赴安顺，深入屯堡文化村寨，与屯堡人的生活习俗零距离，全身心地感受这一群明代遗民几百年如一日的文化坚守。在屯堡文化保存较为完整鲜活的云峰屯堡，随着工作人员细致入微地讲解，一幅遗民文化的全貌逐渐清晰。
屯堡文化丰富多彩，在当地漫步，屯堡人的一举手一投足，皆可作妙不可言的文化解读。因地制宜的石头建筑，鬼斧神工。闻名中外的地戏，内涵丰富。青、蓝色调的服饰，诉说着梦里水乡，一个遥不可及的江南。屯堡文化的可圈可点，一言难尽。细细品味，用心解读，任何一个方面均可写成皇皇巨著。而深入其中，即使皓首穷经，也难窥其全貌。只是S着工作人员的介绍，与屯堡人的深入接触，我突然对屯堡姑娘那双穿在脚上的“尖头绣花鞋”兴味盎然。（4）
一、式样
顾名思义，尖头绣花鞋因其顶端尖细，而特色鲜明，且尖细的顶端与宽大的鞋身和鞋根相映成趣。也正因中部与根部的宽大，而愈见顶端的尖细，对比突出的效果，于此立竿见影。同时，为了美观，也为了舒适，鞋子顶端微微翘起，形成翘翘的尖角，整体呈倒钩状。在大脚备受冷落，“三寸金莲”为人追捧的古代社会，这一对漂亮的尖角，即使大脚的女子穿上，也颇能迎合时人小巧玲珑的审美观感。因为是纯手工制作，尖头绣花鞋的鞋帮和鞋底，均为布料，且为平底。与中国的传统布鞋千层底，有相似之处。但又与传统布鞋大多色调单一的审美，又有所不同。尖头绣花鞋，又因鞋面上繁复秀丽的花纹和精巧的刺绣，（5）而美妙绝伦。
因江南是刺绣故里，而作为江南遗民的屯堡人，这一点可谓风韵犹存。即使在戎马生涯，石头筑屋的黔中腹地，他们也不忘为祖传的刺绣绝活，腾出一席之地而精雕细琢。屯堡建筑所不可或缺的“走马转角楼”，（6）就是心灵手巧的屯堡女子挑花刺绣的地方。据说屯堡女子一生要绣出百余件花品，可见平时用功之勤。非但如此，临出嫁“报日子”的那天，还要收拢起来挑到新郎家去，在众乡亲面前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众乡亲的交口称赞，无疑是对她们的最高奖赏。也正如一首发自她们心灵的歌声所言：“熬更守夜绣枕头，绣出鸳鸯戏水图。有朝一日同共枕，好比躺在云里头。”（7）屯堡女子的勤奋擅绣，于此可见一斑。
尖头绣花鞋的鞋帮，大多以屯堡人最爱的蓝色、青色为底色，另外也有色感较为接近的绿底。鞋帮上的刺绣，多以色彩斑斓的花鸟虫鱼为主，加之高超的绣工，看上去栩栩如生，熠熠生辉。同时，也由于多山的环境，与战地的需要，尖头绣花鞋也与实际用途紧密相连。毕竟此地山高路险，战乱频仍，不比柔风细雨的江南。因此鞋帮上总有两层白布沿口而上，一直延伸到结实有力的小腿肚。穿戴的时候，可以打紧从脚踝就开始打起的绑腿，具有突出的实用性。也正因如此，不论劳作于田间地头，还是赋闲于饭馆茶楼，屯堡女子都会对这样的鞋子情有独钟。
很多史籍的记载，不屑于着眼屯堡女子脚上的那双尖头绣花鞋，更别说对鞋子的用途详尽记述。尖头绣花鞋，因实际需要，除上述构造以外，还有一个较为隐秘的所在。那就是为随时随地的防御性提供一个凭借。据云峰屯堡讲解员的叙述，每一只尖头绣花鞋的鞋根处，都有一个掩藏极为隐秘的孔洞，口径不大，仅可容一把尖细的匕首，且直通顶端，保证了匕首的长度。平时利器藏于鞋底，习以为常。一旦非常之时，则乘人不备，奋起一击。
二、成因
关于屯堡女子尖头绣花鞋的来源，有一个动人而取巧的传说，且与大脚马皇后息息相关。说是太祖定鼎之后，某年元宵佳节，皇城里花灯绽放，热闹非凡。马皇后久居深宫无聊，想去宫外的世界一游，与民同乐。遂乔装打扮，带上几个太监、宫女，悄悄出宫。一路上灯火辉煌，犹如白昼，且花样繁多，吸人眼球。马皇后目不暇接，游兴渐浓。皇城里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市面上品类繁盛，争奇斗艳，虽不比皇宫摆放整齐、花里胡哨，但新巧可爱，近年新货，多所未见。马皇后徜徉其间，心花怒放，已忘了自己乃国母之尊。不经意间，一个乔装的破绽，露出了她那双与秀气无缘的大脚，引得看惯“三寸金莲”的众人一阵阵哄堂大笑。马皇后气不过，扫兴而归，回宫向太祖诉苦。太祖只笑不语，事后命人做了一双具有小脚特色的粽子样大脚鞋赠予马皇后，以示慰藉。马皇后穿上后，长裙及地，恰到好处地罩住了大脚，却独独露出一双翘翘的尖角。自此，尖头绣花鞋流传开来，而为远在他乡的屯堡女人一代代仿效。
且不说传说本身真实与否，单就内在心理而言，屯堡女子是想为自己的那双大脚寻找一个有力的说辞。毕竟在那个小脚横行的时代，她们的大脚总会显得无比另类，甚至还可能为人嘲讽。尽管她们也嘲笑裹脚D女的小脚为“羊角锤”，但我相信，这种嘲笑，更多的是对他人嘲讽的一种反击。因与小脚的传统有违，她们就想方设法寻找大脚的理由，哪怕是一个强有力的榜样。而母仪天下的大脚马皇后，正好满足了她们的需求。即便现在，笔者询问屯堡女子不缠足的缘由，她们也还会自豪地说：“我们皇帝娘娘不裹脚，我们也不裹脚”。事实上，她们不懂，当年马皇后之所以不裹脚，是因为出身不好，条件所限。
当然，细细体察，就不缠足一事，屯堡女子扯出皇后娘娘，“这种说法里面包含了屯堡人对故乡的热爱之情，以此来延续她们作为汉族人的自豪和骄傲，从心里提升自己作为汉民族的优越感的心理因素”，（8）应是较为合理的推测。但另一个方面，其不缠足，也是情非得已，甚至与大脚马皇后当年一样，缘于条件所限。
“研究各民族服饰的异同，似应联系地理环境的异同来考察。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往往形成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形成民族服饰的独特性。”（9）云贵高原独特的卡斯特地貌，决定着她们的生存环境，并非一马平川，而是山高林密沟壑纵横。而征服者的姿态，又决定着她们的居留环境多处险要地带，依山傍水，既为居住，也为防御，且以防御为主。这一相对险恶的生存环境，使得“三寸金莲”没了生存的余地，只有自然生长的大脚，才能于高低不平的山路健步如飞。
而征服者的姿态，又决定着每家每户的男主人，都肩负着沉重的作战任务，只要有号召，随时都有出征的可能。即使平时，防备意识也不能有所松懈。因为据史料记载，仅从明至清，大大小小的“焚屯”事件，就不下数十起。（10）所以，对于男人而言，重要的可能不是生产，而是防守与作战。那么，生产的任务，就自然而然由女人承担。而耕地种田，就更不是弱不禁风的小脚所能胜任了，舍大脚而其谁。
男子作战，女子在家独当一面，稍有危险，还要能够保护自己，甚至保护家人。这一点需求，在尖头绣花鞋的设计上，也体现无遗。那个隐藏至深的小孔，一把尖利的匕首，可算是她们最后一道强而有力的防线。
当年明太祖“调北征南”时，一纸令下，从中原、湖广、江南等省强行征调大批农民、工匠、役夫、商贾、犯人各色人等迁来黔中。巫医百工，耕种刺绣，内地发达省份的各种技术，随之而来。时至今日，刺绣仍是屯堡女子的拿手绝活，并成为安顺地区一张响当当的名片。而这种刺绣技术，操之于爱美之心浓烈的姑娘手上，自然也会毫不吝啬地运用在那双心仪的鞋子上。
综上所述，尖头绣花鞋的构成，既有随迁工艺的烙印，传承刺绣的绝活，也有特殊的生存环境里不得已而为之的客观实在，即生产与防守，不可偏废其一的现实需要。
三、功能
“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堡各乡，家人随之至黔。”（《安顺府志・风俗志》）当年明太祖一纸调令，这些南下的军士，就要拖家带口，离开世代生活的鱼米之乡，来到当时荒蛮落后的黔中腹地。在多山的云贵高原上，平原稀少，石头遍地，可耕之地不多，这一群视死如归的军人及其家属，初来乍到的首要任务，便是开垦种地，生存下去。据当地的《叶氏家谱》记载：“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初年被派遣南征，……平服世乱之后……令屯军为民，垦田为生。”与历朝历代，百姓出资养兵不同，明太祖自认为想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那就是实行军屯，意图实现军用粮草的自给自足。明太祖的这个办法好坏与否，众说纷纭，但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形成了镶嵌于云贵高原的屯堡文化。
屯堡人既以军人为主，且多为军士家属，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与军事战斗息息相关。就连屯堡人的食品也因为军事需要，而具有长久储存和收藏的特性。被誉为戏曲的“活化石”，流传至今的屯堡地戏，虽反映着屯堡人的农事生活，但都是以战争为主题，以英雄崇拜为特色。史载屯堡人“跳神戏之举，借以演习武事，不使生疏，含有寓兵于农”的初衷。还有屯堡人的住宅，虽是就地取材，以石料为主，但更多的是军事考虑才如此这般。据现存屯堡建筑而言，村寨内部的巷子纵横相连，错落有致，而各个巷子又直通街道，形成点、线、面结合的防御体系，具有鲜明的军事色彩。
既然屯堡人的生活离不开军事斗争，且很多生活习俗的形成，都有服务军旅的特征，那么屯堡女子尖头绣花鞋的出现，也应该具有服务军旅生活的功能。
如前所述，屯堡女子的放足，绝非刻意为之，而是特殊的生存环境所致。因为是军人家属，作战自然是主要任务，男子在外拼命厮杀，无暇顾及农业生产，那么生产的重担就毫无疑问地落在留守的女眷身上。而艰苦的劳作，只能使裹小脚的企求化为泡影。这也就决定了尖头绣花鞋的尺寸，大过时人称道的“三寸金莲”，而为屯堡女子所特有。
男子作战在外，在家留守的无非就是老弱妇孺。虽然是结寨而居，聚族而住，并且住处易守难攻，石头建筑牢不可破，军事色彩鲜明，但青壮年劳动力的缺失，毕竟会降低她们心中的安全感。而从明至清为数众多的焚寨事件，就足以说明这种担心不是杞人忧天。更何况，凡事也要有个以防万一。所以，屯堡女子尖头绣花鞋，有个隐藏匕首的孔径，就再好理解不过。无非就是为了非常之时的非常之需，关键时刻给来犯之敌以致命一击，从而保卫家园。
所以，我认为屯堡女子尖头绣花鞋，除了鞋面上繁复郁丽的花纹为了美观，极具观赏价值外，它的出现主要功能还是为了服务于军事斗争。不管是穿上它更便于田间劳作，以提供军需，还是隐藏的匕首可以攻击来犯之敌，为了使前方作战的男人能够义无反顾地痛击强敌，并尽快地凯旋而归，其实都是军事斗争使然。
参考文献：
[1]王子鹏、马晶琼：《浅析安顺屯堡建筑》，《华中建筑》2008年6月第26卷，第172页。
[2]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69页。
[3]王芙蓉、王玲、张志春：《屯堡女子“凤头鞋”与“天足”研究》，《湖北民族W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41-42页。
[4]方遥骸栋菜呈腥辶致繁；び敫新设计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5页。
[5]帅学剑：《屯堡人之前世今生》，《中国西部》2005年第4期，第18-20、29页。
[6]戴平：《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注释：
（1）王子鹏、马晶琼：《浅析安顺屯堡建筑》，《华中建筑》2008年6月第26卷，第172页。
（2）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69页。
（3）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69页。
（4）按，“尖头绣花鞋”一说出自当地导游之口，后笔者查阅相关研究资料，发现此说有异，但经导游再三确认此说无误，且较为形象通俗，故采用此说。一般，学者在研究中，将此鞋称之为“凤头鞋”的居多。见王芙蓉、王玲、张志春：《屯堡女子“凤头鞋”与“天足”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41-43页。极少有称为“尖头绣花鞋”的，见帅学剑：《屯堡人之前世今生》，《中国西部》2005年第4期，第29页。
（5）王芙蓉、王玲、张志春：《屯堡女子“凤头鞋”与“天足”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41-42页。
（6）方遥骸栋菜呈腥辶致繁；び敫新设计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5页。
（7）帅学剑：《屯堡人之前世今生》，《中国西部》2005年第4期，第29页。
（8）王芙蓉、王玲、张志春：《屯堡女子“凤头鞋”与“天足”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42页。
（9）戴平：《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屯堡文化论文范文2
19世纪初在巴黎出版了克拉普罗特（Klaproth）的德文名著《回鹘语言文字考》[5]，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俄国东正教神父比丘林（Bichurin[Iakinf]）的《古代和现在准噶尔盆地和新疆概况》和《古代新疆民族史料》[6]。之后为布莱施耐德（Bretschneider）关于维吾尔历史的著作《中世纪维吾尔史》。多桑（ D’Onsson）的《蒙古史——从成吉思汗到帖木儿》一书也涉及了维吾尔历史[7]。
19世纪下半期由于新疆动荡的局势，从而引起西方学者对维吾尔历史的关注。格里高里也夫（Grigor’ev）用俄文撰写的两卷本的《自然地理学——新疆》收集了从古代到19世纪70年代有关维吾尔族历史、民族学、地理学等方面的材料[8]。此书现在仍未失去其价值。
当时尽管已出版许多关于维吾尔历史的著作，但有关其族属问题仍未解决。蒙古学家施米特（Ya. Shmidt）和班扎罗夫（D.Banzarov）甚至不认为维吾尔人是突厥人。从19世纪末俄国出版了两种专著后，对此问题再也无人产生怀疑了，那就是拉德洛夫（W. Radloff）的《维吾尔人历史考》[9]和波兹涅也夫（D.Pozdneev）的《维吾尔历史概要》[10]。波氏书的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关于维吾尔历史已出版的论著。
巴拖尔德（W.W. Bartol’d）的下面著作对研究维吾尔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是：《七河史》、《中亚出差报告》、《中亚》、《蒙古统治前中亚的基督教》、《吉尔吉斯人》、《突厥-蒙古人民历史》[11]等（现都已收入巴氏10卷本的全集中）。
此外，19世纪许多俄国旅行家也对居住在东部天山地区的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的历史给与了注意，如格鲁木-格尔日麦罗（Grum-Grzhimaylo）的《中国西部旅行记》[12]。在此书的第二卷中有关于北山过去历史的专章记述。他也像上述格里高里也夫氏书一样，综合了不同作者关于维吾尔族历史的材料，并加上了自己的看法。
法国汉学家和中亚史学家沙琬（Ed. Chavannes）和伯希和（P. Pelliot）对新疆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13]。法国另一位汉学家叩节（H. Cordier）的四大卷《中国通史》中的第二卷全是关于突厥、蒙古史的论述[14]。
维吾尔史在法国著名学者格鲁塞（R. Grousset）的《远东史》和《草原帝国史》也占有重要位置[15]。
1934年俄国著名的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措夫（B. Ya.Vladimirtsov）的《蒙古社会制度——蒙古游牧封建制》一书[16]对研究维吾尔历史也具有指导意义。书中强调了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法律地位和统治阶级的剥削方式。
1947年雅库包夫斯基（A. Yu.Yakubovskiy）发表了《阿拉伯波斯史料中的高昌王国（9-10世纪）》一文。文中依据阿拉伯、波斯史料研究了9-10世纪吐鲁番回鹘王国的历史[17]。
德国的冯·加班（汉文名字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 1901-1993）一生献给维吾尔语文、文化、历史、宗教和艺术的研究，生前共发表这些方面的论著三百多种，是公认的世界维吾尔学奠基人。她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末与其老师邦格（W. Bang）一起刊布了6大卷的《吐鲁番突厥（回鹘）文献Tuerkische Turfan-Texte》、《回鹘文玄奘传研究Die uigurische Ue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uen-tsangs》。1941年出版了划时代的《古代（回鹘）语语法》(Alttuerkische Grammatik)。60年代以后，她主要转向对维吾尔历史、文化、宗教和艺术的研究。在这些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早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她就发表了诸如《古代突厥人生活中城市的作用》（1949，Der Islam）、《维吾尔人的早期历史》（1952，载《东亚自然与民族学协会通讯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uer Natur-und Voelkerkunde Ostasiens》、《突厥回鹘人中的佛教Buddhistische Tuerkenmission》（1954，载Asiatica—F.Weller教授纪念论文集）、《古代（回鹘）人的纪年》、《中亚的佛教》（1961，载《东方学手册》）、《高昌回鹘王国》（1961年美因茨科学院出版，由我翻译的汉译文，载《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2期）、《土鲁番收集品中的印刷术》（1967，载《德国科学院会议报告SDAW， 人文科学类》、《高昌王国的生活》（二卷）（1973年，此书有邹如山的汉文译本，书前载有我写的对葛玛丽教授的简单介绍）、《中亚学导论》（1979）等许多重要著作。在对古代维吾尔艺术研究方面，除了《维吾尔的佛教艺术》(为她1982年秋访问我国时所做的学术报告，收入《（中国）突厥语研究通讯，9，1983》外，尚有《回鹘文十王经中的木刻插图研究》等[18]。
法国回鹘史专家哈米勒屯（J. Hamilton）（原为美国人，1974年加入法国籍）于1954年完成《五代回鹘（按即古代维吾尔，下同）史》（Les Ouigours a l’e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es les documents chinois）的博士论文，于1955年出版（我国有耿昇的汉文译本。 1988年出版了此书法文的补正版）。另外，1971年他又以《敦煌本回鹘文善恶两王子的故事》（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igoure）获突厥语文学博士学位（此书曾两次被译成土耳其文出版）。1983年以《敦煌9-10世纪回鹘文写本研究》（两大卷）（Manuscrits ouigours du IXe-Xe siecle de Touen-houang）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他一生除专著外，尚数十篇，其中重要的有《九姓乌古斯与十姓回鹘考》。在这篇论文中，他从突厥语言学的角度，论证所谓古代突厥碑文中多次出现的Toquz Oghuz（九姓乌古斯）实际上就是汉文史籍中的“九姓”。“九姓”源自toquz oghush（意为“九姓，九个氏族”），也就是说oghush “姓氏、氏族”一词因受到前面词toquz “九”中尾音 z 的类比同化影响，从而也变成oghuz。这一点正与汉文史籍相符（在汉文史籍中只载有“九姓”或“九姓铁勒”，而不见“九[姓]乌古斯”）；所谓“九姓”（突厥文称“九（姓）乌古斯”）实指“九姓铁勒”或“铁勒九姓”。回纥（回鹘）只是九姓铁勒之一。回鹘一般自称十姓回鹘（On Uighur）。
1964年出版了美国学者萨莫林（W. Samolin）的《12世纪前的新疆East Turkestan to the 12th century》（此书是在其1961年的博士论文《塔里木盆地的突厥化》基础上写成）。
1966年前苏联吉洪诺夫出版了《10-14世纪回鹘经济社会结构》（D. I. Tikhonov: Khozyaystvo i obshchestvennyy story uygurskogo gosudarstva X-XIV vv. ， 1966）一书。此书由下列章节组成：1）导论，2）6-9世纪的回鹘，3）东部天山的回鹘王国，4）农业，5）城市和手工业，6）贸易和高利贷，7）租税和劳役，8）土地占有制，9）封建主和依附农户，10）村社，11）文化和风习[19]，12）结束语。
1983年出版了马里亚夫金（A. G. Malyavkin）的《9-12世纪回鹘王国Uyg. Gosudarstvav IX-XII vv.》。
1988年开始出版由俄国学者集体撰写（主编为：S. L. Tikhvinskiy 和B. A. Litvinskiy）的多卷本（已出四卷）《古代和中古早期新疆史》[20]专著代表西方学者研究新疆和维吾尔历史的最新成果。在第一卷的第六章，大量引用古代希腊、罗马关于古代新疆的史料，使我们习惯于汉文史料的中国学者耳目一新。其第一卷内容是：1）导论，2）研究史，3）石器时期，4）青铜器时期，5）早期铁器时期，6）古代（希腊、罗马）史料中的新疆，7）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后六世纪的新疆，8）7-10世纪的新疆，9）伟大的丝绸之路。第二卷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新疆古代的民族、文献和宗教。第三卷内容是关于古代新疆的社会经济。第四卷是关于新疆民族的服饰。
1991年由多位前苏联学者集体编写的《维吾尔族简史》(Kratkaya Istoriya Uygurov)写得不错，由下面7章组成：1）导论，2）原始公社制度时期的新疆，3）公元前一千年下半期到公元后第一千年初期新疆民族历史的态势，4）公元5-10世纪的早期封建王国，5）诸封建王国的形成，6）蒙古统治下的维吾尔族，7）9-13世纪时期的维吾尔文化。
最近获悉2001年在阿拉木图出版了喀马罗夫K. Kamalov的《8-9世纪的古代维吾尔人》（Drevnie Uygury VIII-IX vv.）。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80-90年代组织出版了多卷本的《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迄今为止已出版五卷六册）。其中的第四卷分别载有西诺（D. Sinor）教授撰写的《回鹘汗国》和我撰写的《高昌王国》。
1990年由西诺教授主编出版的《剑桥早期内亚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有澳大利亚维吾尔学家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撰写关于回鹘的专章(此人1972年根据两唐书曾撰写出版了《回鹘汗国》一书)。
1992年美国学者郭尔登（Peter Golden）出版了《突厥人民历史导论》的专著（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其中第六章为回鹘史。
1992年德国学者沙尔立普（W. Scharlipp）发表了书名为《中亚的早期突厥人》（Die Fruehen Tuerken in Zentralasien）的著作，其中关于回鹘史的部分内容为：1）回鹘人的早期历史，2）（蒙古高原）回鹘汗国，3）新疆和甘肃的回鹘王国，4）现存回鹘文献：世俗文书和宗教文献。
2000年由国际东方学会组织出版的《前伊斯兰时期诸突厥民族历史》一书[21]中载有我的长篇论文《古代突厥草原汗国》(德文)和西诺的《蒙古高原回鹘汗国》、德国茨木(P. Zieme)教授的《高昌回鹘王国》（德文）、以及哈米了屯的《甘州回鹘王国》（法文）等[22]。
以上简单介绍了西方学者近二百多年对回鹘（维吾尔）历史研究的概况。我认为我们在研究维吾尔历史中对西方和日本学者的有关论著注意的不够。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和我国学者的外语功力差、不注意国外新的研究成果及使用回鹘等新疆古代语文材料有关。汉文史料对研究新疆史、维吾尔史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何况一百多年来大量新疆出土的文物都流失国外，他们有近水楼台之便，在这方面不断有新的专著出版。希望我国年青一代维吾尔学学人能更上一层楼，青出于兰胜于兰，为我国维吾尔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 此处西方主要指俄国和欧美。此外日本学者也对回鹘史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拟另外撰文介绍。
[1]Histoire de Gentchiscan et de toute la dinastie des Mongols ， Paris ， 1739.
[2]Memoire sur l’origine des Huns et des Turcs ， Paris ， 1748; Histoire general des Huns ， des Turcs ， des Mon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 4 tomes ，Paris ， 1756-1759.
[3] Histoire de la Tartarie ， Paris ， 1779.
[4] Descriptions geographique ， historique ， chronologique ，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La Haye ， 1736.
[5] Ue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 ，Paris ，1820.
[6] Opisanie Chzhungarii I Vostochnogo Turkestana… 1829; Sobraniy svedenii o narodakh obitavshikh v Sredney Azii v drevnie vremena ， 1851.
[7] Histoire des Mongols…， 1834-1835.
[8] Zemlevedenie K. Rittera… vyp. I-II ， 1869-1873.
[9] K voprou ob uygurakh ， in Radloff: Das Kudatku-bilik ， 1893.
[10] Istoricheskiy ocherk uygurov，1899.
[11] 1) Ocherk istorii Semirech’ya， 2) Otchet o poezdke v Srednyuyu Aziyu， 3) Turkestan ， 4) O khrestianstve v Turkestane v domongol’skiy period， 5) Kirgizy， 6) Istorriya turetsko-mongol’skikh narodov.
[12] Opisanie puteshectviya v Zapadnyy Kitay，t. I-II ， 1896， 1899.
[13] Un traite manicheen retrouve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 1911-1913等等.
[14] Histoire generale dela Chine， Paris ， 1920-1921.
[15] Histoire de l’Extreme-Oient， 2 tomes ， 1919; L’empire des Steppes，Paris ， 1939(后一书的英文本题作The Empire of Steppes—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1970).
[16] Obchshestvennyy stroy mongolov-- Mongol’skiy kochevoy feodalism ， L. ， 1934.
[17] Arabskie I persidskie istochniki ob uygursko-turfanskom kniazhestvev IX—Xvv.， Trudy otdela vostoka gosudarstvennogo Ermitazha， vyp. IV ， L. ， 1947.
[18]详见拙文《维吾尔学大师葛玛丽教授逝世十周年》，《西域研究》，2003，4。
[19] 此章我在很多年前曾译成中文，发表在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史译丛》，6，1978。
[20] Vostochnyy Turkestan v drevnenosti I rannem srednevekov’e， Moskva， 1988.
屯堡文化论文范文3
［关键词］任务驱动式教学法民族文化旅游专业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3）08-0115-02
与全国重点大学不同，地方高校往往具有较强的地域性。这种地域性是地方高校自身具有的一种优势。在课程教学中，应该充分发挥和利用这些地域优势。本文以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旅游管理专业为个案，从自身的教学经历出发进行阐述。
一、地方民族文化在旅游专业教学中运用的意义
广西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创立于2000年，依托桂林这一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在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和国际旅游胜地等背景下建设发展。如何利用文化与旅游发展的大好空间，进行地方高等院校课程的改进，培育社会急需人才，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本身文化底蕴丰厚，有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自然与人文叠合的景观，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壮、瑶、苗、侗等11个少数民族，其文化资源是较为丰富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灌输这些地方文化并引导学生共同挖掘。
高等院校为地方经济服务，“富民强桂新跨越”既要富民强桂，更要人文强桂。专业设计要符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而区域文化及企业文化背景也是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重要方面。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尚未经过专业学习，对地方民族文化一知半解，无法做到融会贯通；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地方民族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对于专业域有极强的求知欲。地方特色文化在旅游专业教学中的渗透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旅游管理专业就业方向更趋向于所在地域，要求学生必须了解当地文化资源与特色。
二、地方文化资源在教学课程中的设计
（一） 课程设计体现地方文化特色
旅游专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新兴专业,新开设的课程在培养人才的目标上尚不明确,致使在课程结构设计中偏重理论知识, 轻视人文知识。教师在授课内容上也过分强调理论知识,大大忽视了地方特色文化的教育。
因此,在旅游专业课程中要强调地方民族文化资源，包括广西区域民族文化的源起、特点、分类和发展规律等，与旅游密切相关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如民族建筑物、地方特色小吃、服饰、民歌等丰厚的人文内涵。如此一来，建议本科专业学生开设旅游文化学、广西旅游文化概论、广西民族民俗旅游、广西文化旅游英语等课程。遵循认知规律，选取广西各民族文化中具有典型性和积极意义的文化现象作为教育内容，从而使学生真正领略广西民族文化的内涵和魅力，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滋养。
（二）选编广西地方民族文化素材作校本教材，以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为主体
为了有效地实现校本课程目标，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要对教学内容进行研究，并共同开发和制定一些基本的教与学素材，作为校本课程实施的媒介，这些素材构成了校本教材。高等院校旅游专业教学中实践性训练必须结合地方旅游文化资源在内的旅游方面的内容。
参考近年来广西出版的优秀文化作品，如《桂北文化研究》、《红水河文化研究》、《环北部湾文化研究》、《壮族文明起源研究》、《中国―东盟博览会・民族丛书》、《壮族丛书》、《广西通志・民族志》等书籍编写本院民族文化旅游的校本教材，共同推进民族文化的传承，提高广西民族文化的知名度。
以《广西民族民俗旅游》中的广西民歌与节庆进行教学时，可以把广西不同民族的民歌资源和节庆加以利用，形成教学素材，介绍壮族的“三月三”、“歌圩”、瑶族的“做娘”、侗族的“会期”、“吃冬节”、苗族的“赶坡”和“坐妹”、仫佬族的“走坡”、京族的“哈节”等。正是这些多姿多彩的音乐汇成，使得广西“歌海”之誉广传天下。拓宽学生的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和实践领域，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逐步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民族精神，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三）采用多元化的教学资源来促进课程设计，达到教学效果
让地方特色文化走进专业实践训练，是一种切合实际的良好方法。本人还会利用自己平时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如贵州的侗戏和屯堡戏、湘南江华的瑶族蝴蝶歌、照片、实物来进行展示，让学生进行对比学习。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在实际中已聘请当地的政史教研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桂林西山博物馆、广西10+1生态博物馆等部门的负责人员专门以专题形式为学生讲解挖掘地方文化的深厚内涵，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的运用
根据旅游专业课程的具体特点，旅游专业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要利用学生对地方文化的了解, 引导学生能在课堂发挥主动性, 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尽量采用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法。它要求“任务”的目标性和教学情境的创建。使学生带着真实的、可操作的任务在探索中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还会不断地获得成就感，可以更大地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和求知精神，逐步形成一个感知――理解――灵活运用的良性循环，从而培养出独立探索、勇于开拓进取的自学能力。
各地的、各民族的学生会积极利用自己的优势共同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比如本人在教学中有三江侗族、龙胜瑶族、靖西壮族、那坡黑衣壮等各民族、族群的同学参与教学，对他们进行任务驱动式教学法可以丰富各门课程的教学资源。如此一来，教学也摆脱了以往教学中传授知识的弊端,以实践为特色，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进行鉴赏和对比，培养学生对地方文化的领会和挖掘。
以《旅游专业英语》为例，教师给学生分配了以下资料搜集任务，“对自己所熟悉的旅游资源或者景点进行介绍”。学生在课下通过网络、书籍、报纸等途径寻找关于广西的景点，包括桂林象鼻山、七星公园、芦笛岩、柳州鱼峰山、靖西绣球街、上林大明山和大龙湖、北海银滩等英文资料。学生通过准备，把主题做成PPT格式，图文并茂地展示景点及旅游线路，比如人文地理、历史、发展现状等。在课堂中进行Presentation，时间为3-5分钟，而其他同学必须准备关于主题的1-3个问题，由负责Presentation的同学进行现场回答；遇到生词、专业词汇时，教师可以把它写在PPT上进行解释与解读。教师把这些PPT搜集起来做成课程教学资源库，由大家共同参与完善与改进。
四、教学实践环节引入地方民族文化
（一）民族文化展示平台
旅游专业依托每年的校园旅游文化艺术节，教学成果展示等机会要求学生要进行模拟训练与展示，每个同学都要参与展示，辅导教师及时做出纠正与指导。在学习民族戏曲、曲艺之前，让学生事先观看一些民间戏，对传统戏曲的角色、唱白、情节模式、场景等有着清晰的感性认识，然后教学过程中以师生交流为主，引导学生总结归纳。这样不仅节省课堂时间，而且能调动学生积极性，起到事半功倍之效，甚至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功效。一些“演员”学生之后便任职于一些本地话剧团、戏曲团，进一步丰富了地方文化发展。
（二）任务驱动式实地考察
任务驱动式的实地考察不仅可让学生了解地方文化，还可以服务于课程教学。桂林印象、刘三姐景区、漓江民俗风情园、世外桃源景区、刘三姐景观园离我校都很近。在学习民族文化之前，可以先让学生到风景区进行有目的的考察，并对风景区中各类有关壮、瑶、苗、侗民族文化详细记录、拍照。课堂讲授时便以学生汇报为主，让学生将教材内容与实地考察收集到的材料进行对照，从而提高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化认知和体悟。
（三）论文、调研设计环节
我院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是在大学四年期间要求必须参加一次创新杯论文竞赛，在此任务驱动下学生有机会到广西各县、各民族地区接触各民族的文化，这对他们是一次很好的锻炼。通过创新杯论文的设计可以让学生的综合知识进一步得到巩固，而且是建立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近年来我们提出要学生注重旅游景点的文化内容探析，注重地方文化特色，同时要求学生要结合地方旅游发展的情况以及自己具体的实践地点，对实习实训的认识，对地方文化的领会等方面来完成设计。
在旅游专业教学过程中，地方旅游文化的渗透和引入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地方文化特色以及丰富的地方文化底蕴，要真正做到以就业质量作为检验教育教学的标准，突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不断地加强教学改革创新，培养出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综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张海燕.旅游文化与旅游英语教学［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2）.
屯堡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 民族教育 民族文化 现状 反思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Ethnic Culture Education Status quo and Reflection in School Education
――Take Enshi Wuyang Community Offices as an example
KE Bo， CHEN Ling， GUI Longxiang， YANG Yanqiong， LIU Liq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Hubei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Enshi， Hubei 445000）
Abstract Cultural heritage of minority school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national folk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mainstream education， but also for the survival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national spirit of wisdom and then cognitive processes. Although the nation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in Enshi got some success， but there are also national education faculty shortage， shortage of funding for education and other issues. This must be taken to identify the main heritage， cultural atmosphere，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novative measures such as school education model.
Key words national education； national culture； status； reflection
0 前言
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对外来文化引进、消化和吸收的过程；狭义的民族教育则专指对少数民族文化知识的教育。本文所指的民族教育主要是指狭义方面的。民族教育的目的不仅让少数民族进入主流社会，更需要他们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传承民族文化。
1 学校民族文化教育现状的个案调查
恩施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的集聚地，恩施市现包括白果乡、盛家坝乡、芭蕉侗族乡、沐抚办事处、板桥镇、屯堡乡、沙地乡、崔坝镇、太阳河乡、白杨坪乡、龙凤镇、红土乡、新塘乡、三岔乡、六角亭办事处、小渡船办事处、舞阳办事处。所有的乡镇、办事处均有中小学。我们对舞阳办事处部分学校的民族文化教育进行了调查。
1.1 恩施市舞阳街道办事处社区中学校教育的基本情况
舞阳坝街道办事处，地处恩施州府所在地，国土面积116.2平方公里。办事处辖9个社区居委会、10个行政村，总人口125200人。辖区内有全日制初中三所，小学十三所（含两所市直小学），教学点一个，在职教师561人（不含两所市直小学），在校中小学生共8492人（不含两所市直小学）。经过初步调研，本调查组选择了三所中学、城镇与乡村小学分别2所重点调查。
1.2 恩施市舞阳街道办事处社区中的学校教育现状
1.2.1 师资
桂花园小学占地面积8960平方米，现在有教学班6个，在校生1115人（民族成分以土家族为主，在校学生农村务工子女占80%左右），在职教师47人，其中有4人在鸭子塘小学支教，6人在金子小学支教。金子小学现有教学班7个，在校学生200余人，在职教师23人，其中高级教师10人，本科学历4人，专科学历14人，中师学历5人，教师学历达标率、学生入学率、巩固率均达100%。实验小学现有48个教学班，在校学生3422人，在岗职工168人，其中，大专以上在岗职工121人，湖北名师2人，特级教师2人，具有高级职称教师6人，中级职称90人。2002年至2005年，学校教师在各级刊物上300多篇，论文、案例、课件在市级以上获奖700多人次，优质课在市级以上获奖60多节。2005年11月17日至20日，在福建泉州举行的“全国第二届新世纪（版）小学语文实验教材课堂教学研讨会”上，该校青年教师黄爱华执教的《林中乐队》代表湖北省参赛，荣获全国语文优质课一等奖，参加全国现场比赛获此佳绩在全州尚属首次。
金子初级中学现有十个班级、学生460人。现任教职工54人，其中有：中学高级教师2人，一级教师38人。有3人分别被评为恩施市骨干教师。七里坪中学现有19个教学班，教师17人，全部为大专以上学历，学生1730名。
舞阳坝中学现有43个教学班，学生2458人，平均班额达74.5人；教职工162人，其中高级教师25人。省级骨干教师2人，州级骨干教师7人，市级骨干教师12人。在教育科研上，教师近5年来在各级报刊上公开发表教研文章200余篇，获省级以上论文奖500余项。部分教师参加全国英语实验教材的编写工作，承担了8个立项课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该校除了结对支援兄弟学校外，年均送课下乡20节次，年均承担省、州、市级公开课、展示课、观摩课等30节次，真正成为了恩施自治州的窗口学校。
由于学校大多教师具备的民族文化知识较少，民间艺人不懂教学，由此给民族文化教育的传承造成困扰。即使在本地能够找到有一定民族文化理论的学者，可以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但学校也没有这笔经费聘用。所以，教师缺乏的问题，不仅影响到民族文化教育的质量，也影响到民族文化教育可持续发展。
1.2.2 校本教材
金子小学使用的校本教材有《理想点亮人生》和《忠孝雅诚》，且开设了恩施民族常识、恩施民族文化等地方课程，这些地方课程是基于恩施州情和各地富有特色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等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而编写的。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学习这些民族课程，学校将民族知识也纳入到考试机制中，并占5%的比例。其他学校均没有编写校本教材。
1.2.3 教学内容
调查分析，恩施市舞阳街道办事处社区中各中小学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民族教育，传承民族文化。其一，学生课间学做恩施民舞摆手舞，还时常开展民族舞蹈比赛。其二，在体育、美术、音乐等课程设置上加入了一些民族特色、民族文化等内容，如踩竹马、打陀螺、踢毽子、滚铁环、龙船调、摆手舞、六口茶、清江舞等体育艺术活动。其三，校园内民族文化宣传。在学校宣传橱窗、文化长廊、黑板报、校园网络广播等地宣传民族文化。在调查的学校中学生们大多都是通过此方式了解土家族和苗族文化的。其四，传统节日。在女儿会、赶年、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中，学校组织相关的活动，师生一起庆祝。通过这些活动，深深地将民族文化氛围融入到师生之间。
为了大力推进学校民族文化教育，湖北省、恩施州、恩施市三级政府安排了一定的专项补助经费，但由于经费数量少，覆盖面较窄，得到补助的学校不多，严重制约学校民族文化教育的开展。学校在开展民族文化教育中需要的教材编写或购买问题、教学设备不足的问题、聘请老师经费缺乏的问题等，难以支撑民族文化教育活动的开展。可见，民族文化教育经费投放保障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尤其是要注重解决城镇学校与农村学校经费投入的不均衡问题。
2 民族文化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反思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提出“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这当中的“繁荣发展”包含着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因此，学校作为人类学习文化知识和实践的重要媒介和摇篮，抢救、保护、传承、繁荣民族传统文化显得非常必要。
在新的形势下，针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要把学校民族民间文化教育这项既利国又利民的系统工程进一步引向深入，应采取以下对策：
2.1 找准传承主体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通过教育得以实现的。可以说，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力。在打造民族文化，建设生态文化旅游的形势下，民族文化进校园正是在遵循这一规律基础上找到的根本途径。
在调查桂花园小学过程中，学生们对少数民族服饰、节日、语言等内容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渴望了解更多的民族文化知识。哈贝马斯曾在其沟通行动理论中提出“兴趣是认识活动的起点”，因此抓住学生们的兴趣来开展民族文化教育是非常有意义的。
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首先是培养学生的文化主人意识。青少年是接受教育的广泛主体，更是未来世界的主人。只有通过开发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培养教师和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才能使民族文化传承具备造血功能。
2.2 营造文化氛围
富有民族特色氛围的校园，不仅给学生创造了美好的学习环境，而且能够激发起学生对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对祖国、对民族的挚爱之情，产生民族自尊心、自豪感。
调查中，舞阳中学、七里坪中学、金子中学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文化氛围不是很浓厚，学校更加注重考试课程的学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族文化的教育。
2.3 创新校园教育模式
民族文化的传承，要根据本地民族文化资源，采用教学内容与民族文化结合，利用历史文物、历史图片、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历史资料来丰富学科教学内容。从而使得民族文化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因此需要创新学校的管理模式，为民族文化教育提供制度支持。
综上所述，要使得民族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创新校园教育模式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举措。
总之，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不仅有利于学生从小培养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意识，逐渐把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由自然向自觉、由家庭引向学校、由分散引向集中，而且有利于把广大学生培养成为既能够熟悉、掌握、传承民族民间文化，又具有扎实科学文化知识、强烈民族自信心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
基金项目：大学生创新项目（重点项目），【编号】K20124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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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堡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海岱地区 桑蚕丝绸起源 海陆丝绸之路 交汇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海岱地区是陆上丝绸之路东渐的重要地区
海岱地区是以泰沂山系为中心，主要包括黄河和淮河下游部分地区及山东半岛。它东临黄渤海，西接中原，南北分别与太湖、燕辽两大文化区相邻，地处中国的东方。30万年前的沂源猿人生活在这一地区，一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泰沂山脉北侧山前地带出现了若干群落。一部分南下成为马家浜文化的渊源之一；另一部分北上，繁衍生息于泰沂山北侧东段山前地带，留下后李、彭家庄、前埠下等3处遗址；北上的一部分进入山东半岛地区，形成典型海洋特征的白石文化，在6000年前就与辽东半岛进行过文化交流，对今天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也有影响①。到北辛文化、贝丘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珍珠门文化的时候，海岱地区的文化区系问题已相当清晰、环环相扣了。由此发现的大量考古遗址基本沿泰沂山脉边缘的南北两侧向四周呈放射状扩展，覆盖山东全境（除黄泛区）。
海岱地区发现的史前城址约15座，其中13座分布在山东境内泰、沂山北麓的山前冲积平原到黄泛区之间的狭长地段、沿古济水走向呈东西一线分布、一直到达今天山东半岛的黄渤海边，如果把这些史前遗址用一根红线串起来，会看到一条蜿蜒曲折的长廊―“海岱廊道”把海岱地区和中原地区连接起来，使海岱文化与河洛文化及其他文化区在史前的交流成为可能并保持文化上的大致同步性②。这说明，一方面当时中华文明各系之间的交通相对通畅、区域叠加比较明显；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各系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也较为密切。这就为后期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畅通奠定基础。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女执懿筐”、“爰求柔桑”。关于丝绸的始祖―嫘祖还是嫫母？学术界虽有争议，但她们都是黄帝的妻子，或来自海岱地区的东夷族或来自中原的华夏族，这里都是野蚕最初发育的黄河中下游地区。③荀况的《蚕赋》和晋代的《搜神记》都将桑蚕故事定位在东方的海岱地区，考古中发现的山东青州苏埠屯商代墓葬和济阳刘台西周墓葬中大量精美玉蚕也是最好力证。齐涛先生在《丝绸之路探源》一书中多次提到“黄河流域是中国蚕桑的最早发祥地”，“古代山东（古青州）是蚕桑业的重要起源地这一点已成定论，法国学者布尔努瓦、日本学者吉成武美、布目顺朗以及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学者都持这一观点”。台湾学者邹景衡先生也认为中国蚕业的发源地是山东省。还有多元论的代表蒋猷龙先生把山东这一源头放在重要的地位，都说明海岱地区是古代丝绸的起源地。
大量文献表明：春秋战国时的齐国，已是我国桑蚕丝绸生产和服装时尚的中心。“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带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史记・货殖列传》）到秦汉时期，齐地的丝织业继续辉煌。其中汉朝在山东临淄设立的“三服官”，每年花费数亿钱（《汉书・惠帝纪》），远超其他两地三服官花费之和。山东生产的绮绣、罗纨、素绨、冰锦等丝绸品种，沿“海岱廊道”一路西行运往京城长安，除汉皇室自己消费一部分外，其余作为高贵礼品分赐功臣和各地来华使者、或西出长安走上丝绸之路远销西亚和欧洲。如汉武帝在山东河北等地出巡一次，“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史记・平准书》）。按就地取材原则，这些丝绸应出自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北一带，出巡一次赏赐帛百余万匹，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均要生产丝织品约0.4平方米④。“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赏锦绣绮b杂帛8000匹，絮6000斤”；“前50年，呼韩邪再次入朝，赏衣110袭，锦帛9000匹，絮8000斤”；“前25年，匈奴伊莫邪单于来朝，赏锦、绣、缯、帛20000匹，絮20000斤”；公元前1年，单于来朝“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帛三万匹，絮三万斤”。（《汉书・匈奴传》）这些对匈奴的赏赐并非特例，对其他来朝的国家亦是如此。如“公元前65年，龟兹使团来朝，赏绮、绣、杂缯数千万匹”。到西汉末年，海岱地区的济阴、川、东平、高密、鲁国、北海、齐郡等地人口密度居全国前十位⑤，丝绸的生产规模和产量更是大得惊人且质量上乘。齐地的丝绸、盐粮、铁器等沿“海岱廊道”运到长安，在这里集散并西出阳关走上丝绸之路。上世纪初在敦煌出土的西汉时期“任国亢父V”，就是山东地区汉代丝织品的重要代表，说明海岱地区已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物质供应地。
“陆、海丝绸之路”在海岱地区交汇和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北线的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北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开辟的、主要面向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的循海岸水行的海上贸易通道。
齐国强盛时疆土包括整个山东半岛（海）和泰山（岱）以东的泰沂丘陵地区，是海岱地区的主要代表。齐国充分利用丘陵和海洋优势，“劝女工”“通鱼盐”，不仅丝绸生产质高量大，而且航海能力和造船技术在当时也遥遥领先。公元前485年的齐吴大海战时，吴水军已有了三翼，“大翼广（宽）一丈五尺，长十丈（可载士卒90多人）”、“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越绝书・逸文》）。这些狭而长的多帆战船，如遇顺风顺水，可以船行如风的⑥。《史记》载：吴“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如果没有巨型而坚韧的战船、娴熟的航海技术，自然是做不到在海上航行并进行大海战的。虽然种种原因现在还找不到齐的造船厂遗址，但能败吴的齐国造船水平至少不会低于吴。所以，齐被冠以“海王之国”一定是有其航海技术支撑的。
齐曾一度是我国海上航行的霸主，控制了环山东半岛及渤海航线，开辟了“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向南控制了远达东海和钱塘江的航线⑦，与海丝南航线接通，使南方的货物、甚至南亚、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奇石异物也能转运北上来到中国腹地。如山东青州战国西辛齐王墓和临淄西汉齐王墓内都发现了近东风格的列瓣纹银豆，与伊朗考古发现的前9～前6世纪的埃兰银器，艺术造型如出一辙，这说明海岱地区与前6～前3世纪的西亚已经有了一定的联系。参考广州汉代南越王墓中发现的13件香薰炉、波斯银盒以及非洲象牙等物品，说明先秦时期吴越贵族和齐国贵族是通过南北航海贸易获得南亚、西亚甚至非洲和地中海地区货物的可能性较大⑧。而分布全国各地战国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前6～前3世纪地中海东岸产品），也应该是以同样海运方式来到齐国，再沿“海岱廊道”往西流往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因为连接南海与西南地区的“灵渠”一直到秦始皇时期才开凿，之前南洋来的货物不太可能从陆地经西南来到中原。
“海上丝绸之路”北线到秦汉时期，因秦始皇两次派徐福东渡寻仙药、汉武帝七次从山东半岛出海巡游、并于前109年“从齐浮渤海，兵五万”北击朝鲜说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已被官方作为与朝日交流的干线了。
海岱廊道连接陆海“丝绸之路”在唐宋时期达到。与南北朝大致相同时间的是公元四世纪西方拜占庭帝国的兴起，“公元301年，运到亚历山大的丝绸，几乎与黄金等价。国王下诏把每磅生丝的价格定位274个金法郎。到查士丁尼（527年～565年）时代，……每盎司普通丝绸的价格提高到340.56克黄金，丝绸的价格要比黄金高出十几倍。所以有许多人争相逐利，包括平民与国王”⑨。这时期的波斯使节与商人一直源源不断地与统治黄河中下游的朝廷进行沟通，来做丝绸贸易。因此，虽然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朝代更替频繁，但每个朝廷都十分重视丝绸业的发展。
山东青州出土的9块北齐线刻画像石，形象地再现了古青州与高鼻卷发的西方人进行丝绸贸易的场景；青州博物馆一件南北朝时期的佛像，其脚上穿的一双鎏金方口履鞋，与新疆民丰出土的织锦履鞋，形制上也极为相似，被专家认定是山东与新疆和西亚密切商贸的力证。
东晋高僧法显于公元399年从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印度取经，413年从海上丝绸之路东归青岛崂山，第一次将陆海丝绸之路交汇于海岱地区。当然，法显大师沿海岱廊道“来青州一冬一夏”，又西行到徐州，却因战乱而没能最终到达长安而遗憾终身。这说明连接陆海丝绸之路的海岱廊道顺畅与否，与国家的和平安定休戚相关。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对峙分裂的局面，并派人远征西域，东征高丽和流球，将丝绸之路向西跨越咸海，伸延到里海沿岸；向东将丝绸之路经海岱廊道与通往朝日的海上丝绸之路紧密连接。
到盛唐时期，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出现了北线、南线等多条线路，中外交流达到历史高峰，中朝、中日之间的交往是最大亮点。据史料记载，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日本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北线向唐朝正式派出十九次每次约400人的遣唐使团来华学习、交流；新罗国作为唐朝的近邻，关系更为密切，新罗国以“各种名义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向新罗国派使节34次，双方共160次”⑩。他们大多借助成熟的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经胶东半岛的莱州、板桥镇到达中国，然后再转陆路“经青州―兖州―曹州―汴州（开封）―洛阳，最后到达长安”。当然，这一时期南方的扬州、宁波等港口也开辟了穿越东海直达日本的航线，但由于造船技术和对季风规律认识的局限，从南方各港口穿越东海直达日本还是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件。如《鉴真东渡日本》载“然东海风骤浪高，或船覆，或粮匮，或失向，历十二载，五渡未成”。所以，南方大批去高丽和日本的商船更多还是北上取道成熟的“海上丝绸之路”北线，循海岸水行经辽宁半岛到朝鲜和日本。
为更好管理货物和对外贸易，宋元v三年（公元1088年）在胶州板桥镇设置市舶司（海关）。这是北方唯一设置过的市舶司，其进出口货物量“必倍于杭、明二州”（《宋史・食货志下・互市舶法》）。2014年版的《胶州古板桥镇遗址出土文物图集》再现了古板桥坊的繁荣，来板桥镇港的不仅有韩日商人、也有东南亚、西亚的商人，他们从海外带来货物在这里销售或中转，然后再装上他们需要的中国丝绸、陶瓷等产品回国。直至南宋末年，板桥镇还保持着海上物资集散中心和海外转口贸易两大传统优势。而海、陆丝绸之路在海岱地区的交汇发展也达到鼎盛。
元明清时期海岱地区的丝路交汇发展开始衰退
蒙元时代疆域辽阔，与各国外交往来频繁，各地派遣的使节、传教士、商人等往来于陆、海“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被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三次西征“摧毁了横亘于东西方传统贸易之路上的种种障碍，为蒙元时期丝路贸易提供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在东方，元顺帝通过“立胶东行中书省及行枢密院，总制东方事”（《元史・卷四十六・本纪第四十六》），加强对东北亚朝日的贸易、军事管理。
元之后中国已形成南方是经济中心、北方是政治中心的格局。南方的丝绸生产也超过黄河中下游地区，山东地区的丝绸业开始走向衰退成为丝绸生产的二类地区。但是，随着元朝海运漕粮逐渐取代传统运河漕运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要方式，山东半岛因海运而地位上升。
连接山东半岛和中原的海岱廊道被元明清继承，并随时局的变化而略做调整：一是随着京城从开封转移到燕京（今北京），徐州―济南―德州―燕京的南北干道取代了宋代以前东西主干道的位置；二是随着海运漕粮重要性的提升，三条海路航线都必须经过山东半岛转到燕京，或者从胶州板桥镇（或莱州）转陆路―青州（或诸城）―济南―德州―燕京，或者直接从山东半岛到天津港再转陆路直达燕京。所以，无论是南北交通大动脉还是东西交通大通道，它们都要经过海岱地区，并在此进行交汇、融合，展现出与其他时期不同的文化特色。而海岱地区沿途也因此形成一系列著名的商贸核心城市，对全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如淄博的“周村”，晋代还只是个铸钱的小镇，到元明清时成为北方丝绸产品的重要转运城市，居山东四大商业重镇之首。唐宋时期的板桥镇市舶司，到元明时期因胶莱运河从这里通过，使海河陆贸易交汇于此，胶州因此而繁荣富足，被称为“金胶州”。这些海岱廊道上的重点城市，都是“陆海丝绸之路”上闪亮的珍珠，一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一带一路”双向桥头堡的重要作用。
结语
当然，由于清王朝整体奉行的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处于历史低潮。的炮火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弥漫着腥风血雨，千年古航道辉煌不再。海岱地区丝绸之路的交汇发展也遭到空前破坏。
总之，从史前开始萌芽的海岱廊道到秦汉时期完全成熟，它与丝绸之路西部的天山廊道东西呼应，成为山东丝绸生产重地向西安汇聚的重要东方廊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向东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广泛传播至日韩、最终形成亚洲儒家文化圈的重要通道。梳理海岱廊道的形成与发展可以为我们今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历史上的借鉴，因为认识历史也就是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未来。
（作者分别为青岛理工大学副教授，青岛理工大学教授；本文系2015年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丝绸之路在山东的交汇衍生与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ZZ-SH-01）
【注释】
①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烟台白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7期。
②戚松安：“试论河洛与海岱地区史前文明交流的格局、途径与历史背景”，《中州学刊》，2010年第3期。
③王云鹏，庄明军：“青州西辛战国墓出土金银器对草原丝绸之路的佐证”，《潍坊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④姜颖：《山东丝绸史》，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第81页，第243～244页。
⑤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33～340页。
⑥⑦王崇焕：《中国古代交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8～89页，第133页。
⑧程爱勤：《古代中印交往与东南亚文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234页。
⑨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1册），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⑩杨昭全：“唐与新罗之关系”，《中朝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日]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2页。
屯堡文化论文范文6
一、高句丽五部疆域的形成
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朱蒙建国前曾有过“句丽国”，这个“句丽国”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时就曾“居住过五个血缘集团（五族）”，而“随着他们进入阶级社会便被强大的涓那部统一，编成为五个地方行政单位（五部）”，“高句丽是继承句丽的国家”，因此所谓“句丽国”的领域也就在初期高句丽的领域范围之内，“其地区相当于以现在浑江流域为中心，包括鸭绿江中游、太子河上游、浑河上游、伊通河流域的今日中国辽宁省桓仁县、新宾县、清源县和吉林省柳河县、通化县、集安县、临江县以及我国（指朝鲜）的慈江道一带”。1笔者认为，所谓“句丽”应是“高句丽”的简称，将其说成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不同的政权乃是毫无根据的。至于将“五族”与“五部”看成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乃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更不值一驳。需要认真讨论的是关于“五部（族）”领域形成的时间问题。笔者认为，前述高句丽五部的范围既不是朱蒙建国前的高句丽民族的分布区，也不是朱蒙建国初期的疆域范围。实际上，高句丽五部领域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关于这一点，学界尚未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关于“五部（族）”的记载，最早见于《后汉书》和《三国志》的《东夷传》，彼时五部业已形成，范晔和陈寿所云“五部（族）”是既成事实的情况，对其变迁情况只是提到了原本涓（消）奴部为“王”、为“国主”、后来由桂娄部取而代之一事。显然，上述二史的相关记载是颇为模糊的。正因如此，所以使学界在理解问题时歧义频出。对此，金富轼的《三国史记》所提供的某些史料，可以帮助我们从微观的角度去探求五部形成的奥秘。金富轼《高句丽本纪》（下简称《丽纪》）云：“（朱蒙与三贤）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四方闻之，来附者众。其地连部落，恐侵盗为害，遂攘斥之，畏服，不敢犯焉。王见沸流水中菜叶逐流下，知有人在上流，因以猎往寻，至沸流国，其国王松让……曰：‘我累世为王，地小不足容两主，君立都日浅，为我附庸可乎？’……二年（公元前36年）夏六月，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部，封松让为主。”《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下简称《济纪》）又云：“（朱蒙）自北扶馀逃难，到卒本扶馀。扶馀王无子，只有三女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第二女妻之。未几，扶馀王薨，朱蒙嗣位。”
关于“沸流水”是现在的哪条河，学界有不同说法，但以今浑江支流富尔江之说为最可信。所谓“卒本川”，无疑是沸流水的另一个名字。据上引史料推测，朱蒙到卒本川之前，在这一带可能有一个夫余移民所形成的部落（《济纪》有朱蒙的后妻之前夫优台是北夫余王解夫娄庶孙之说），朱蒙始建国号可能是“卒本夫余”，在吞并了一些原高句丽部落之后改名为“高句丽”。笔者将朱蒙建国前的高句丽称“古高句丽”，这“古高句丽”就是以沸流国为首的某些部落小国，诸如《丽纪》中所载“黄龙国”、“荇人国”皆是。实际上，朱蒙在沸流水下游落脚以后，是利用了夫余移民的力量威服或征服了古高句丽各部的。这里必须强调，古高句丽应是在原高夷某些部落中脱胎出来的新的民族共同体，自西周就已存在的高夷在高句丽族诞生前应是处于一种部落分散、各有君长、总不相一的状态，及古高句丽在富尔江流域形成后，该族各部形成了一个范围并不太大的部落联盟，其盟主就是沸流国国王（酋长），松让所说的“我累世为王”即指沸流国累世为古高句丽部落联盟的酋长。有人把“累世为王”理解为沸流国已是奴隶制国家并实行国王的世袭制是错误的。
笔者还要进一步指出，古高句丽虽然已形成部落联盟，但这一联盟的领域还没有包括原高夷的全部地区。西汉第二玄菟郡的辖区共有三个县，即高句丽县、上殷台县和西盖马县，古高句丽族的分布区应仅在高句丽县的辖境之内，其它两县所辖应是尚未融入高句丽族的高夷部落或貊人部落。即使在高句丽县的辖境之内，也还分布着梁貊（今太子河上游一带）部落，而梁貊融入高句丽已是晋代的事了。关于古高句丽同西汉地方政府的关系，《三国志·东夷传》有一段记载：“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娄。沟娄者，句丽名城也。”关于“汉时”发生上述之事，成书晚于《三国志》的《后汉书·东夷传》中记为“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显然是错误的。《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此“辽东”非指城而是指郡，因为彼时辽东郡的首府是襄平，称“辽东城”是后来高句丽占领辽东郡以后的事；“玄菟城”无疑就是高句丽县县城，其遗址即今辽宁新宾县永陵镇南的汉代古城。笔者曾考证，西汉第二玄菟郡是于昭帝六年前后在原辽东郡塞外地区侨置的，其辖区基本是古高夷（今浑江流域）和貊国（今朝鲜慈江道）故地。2因此，高句丽县的设置与汉武帝灭朝鲜并无联系，高句丽县令管理古高句丽是昭帝时的事。朱蒙建国以后，高句丽国取代了沸流部对古高句丽地区的统治。《丽纪》载有朱蒙派人攘斥靺鞨、“伐太白山东南荇人国，取其地为城邑”以及“伐北沃沮，以其地为城邑”的事，学界有人以此为据认为朱蒙在位时高句丽的地盘已扩展得颇大了。这实在是一种误解。金富轼在这里说的“”应指北沃沮而言，但从彼时高句丽的国力来看，它不可能威服远在今延边地区的北沃沮，更谈不上征服乃至吞并。至于荇人国的位置，也不可能距沸流水太远，其中的“太白山”也不可能是今长白山。理由很简单：朱蒙在位时，西汉的玄菟郡还在有效地管辖着高句丽地区，高句丽之北不远的地方就是上殷台县（今通化县赤柏松古城）。考察历史，首先应对史料进行鉴别，做到去伪存真。
在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王在位时，高句丽依然不甚强大，除了汉玄菟郡对其尚有相当的制约力外，北邻夫余国给它的压力也很大。据《丽纪》载，公元前6年，夫余王带素曾遣使请高句丽送交质子，为此琉璃王颇为害怕。为了远离高句丽县的控制和夫余国的威胁，琉璃王于公元3年迁都国内城（今集安市），但对距原首都纥升骨城（今桓仁东北五女山城）不远的黄龙国尚不敢得罪。据《丽纪》载，琉璃王为安民固邦，竟将结怨于黄龙国的太子解明赐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汉末年，由于中原多事而大大影响了对东北边郡的控制力，在高句丽迁都之前，西盖马县（今集安）业已内徙于辽东郡境，但上殷台县依然存在，王莽于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曾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将上殷台改为“下殷台”。当然，由于王莽篡权后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民族政策，伤害了高句丽人的民族感情，激化了民族矛盾，使高句丽向着叛逆的道路愈走愈远。据《丽纪》载，在公元12年以后，高句丽“寇汉边地愈甚”，并于公元14年“西伐梁貊，灭其国（实为征服）；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自此，汉玄菟郡的大部分辖区已为高句丽控制，玄菟郡全部内徙于长城以内的辽东郡境。及高句丽第三代王大武神王时，首先于公元4年击败了夫余国。夫余国的王弟逃到鸭绿谷（今鸭绿江上游地区）杀海头王而自立国于曷思水（鸭绿江一支流），是为曷思王。夫余王从弟亦率万余人投奔高句丽，高句丽封之为王并将其安置于掾那部。又于公元26年冬十月“王亲征盖马国……以其地为郡县”，于同年12月句茶国王又“举国来降”，高句丽“由是拓地浸广”。自琉璃王迁都国内城开始，高句丽利用国内地区土地肥美、物产丰富、山水深险、易守难攻的绝好条件，不断向周边发展割据势力，它的南界已达萨水（今清川江）北岸。及至第六代王太祖王时，公元68年，“曷思王孙都头以国来降”；公元72年“遣贯那部沛者达贾伐藻那，虏其王”；公元74年“王遣桓那部沛者薛儒伐朱那，虏其王子乙音为古邹加”。大致在太祖王执政之时，高句丽的五部疆域业已形成。其中部（亦称内部或黄部）为桂娄部，它是五部的中心，亦即国内地区，即王畿地区，为今集安市辖境，它是高句丽王直属的地缘部落，当是由夫余人（王族）、高夷人（盖马国、句茶国）以及貊人（大水貊）融合而成的；西部为涓奴部（亦称右部），该部形成较早，其主要居民为“古高句丽”人及“卒本夫余”的后裔；南部为灌奴部（亦称前部），其位置应是今桓仁县南部和宽甸县北部的浑江下游地区，与辽东郡以长城线相隔，它是由小水貊同夫余王从弟所率夫余人融合而成的地缘部落；北部为绝奴部（亦称后部），其地域即今临江、长白、抚松、靖宇等县辖境，它是由迁入这一带的夫余人（如曷思国）同当地土著高夷人融合而成的地缘部落；东部为顺女部（亦称左部），其领域是古貊国故地，在今朝鲜慈江道一带，它是由一部分迁入的高句丽人同貊人残部（朱那、藻那）融合而成的地缘部落，形成的时间是最晚的。陈寿未察上述历史变迁，只是模糊地说桂娄部替代了涓奴部对高句丽的统治，致使人们的认识造成混乱。所谓高句丽开始便以涓奴部为王是不确切的。
二、高句丽疆域向辽东方面的扩展
如前所述，高句丽五部的范围基本是汉第二玄菟郡的辖区，它与辽东郡、第三玄菟郡的界限即辽东长城，这条长城在辽东地区的走向应是：自今铁岭以北而东南，经抚顺大伙房水库以东的南杂木一带穿越浑江、苏子河而南走，越太子河中游一带，经宽甸县以东地区越鸭绿江而与朝鲜半岛的“大宁江长城”相接。3高句丽五部形成后进出玄菟、辽东二郡皆可谓“入塞”、“出塞”，汉魏时的夫余、高句丽皆是塞外民族。
从古文献记载来看，高句丽入塞犯二郡始于太祖王宫执政之时，但其疆界尚未扩展到塞内。及新大王伯固、故国川王男武、山上王延优（伊夷谟）在位时，由于公孙度雄张海东，形势比较平静，在公孙康执政时，甚至发生了涓奴部脱离高句丽而直接归附公孙政权的现象，而公孙康又曾征讨高句丽，“破其国，焚烧邑落”，4高句丽险些亡国。及曹魏时期，发生了毋丘俭征讨高句丽的事件，高句丽失败得更惨。有人根据《后汉书》和《三国史记》关于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高句丽遣将侵袭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的记载而断定高句丽在东汉之时果真远征过黄河以北之地，并根据《丽纪》关于公元55年高句丽“于辽西地方筑城十座”的记载，妄说高句丽将其领土扩张至大凌河东南医巫闾山一带。5实际上，上述所据两条史料是不可靠的，应是一种误解误记。前条误记置于高句丽第五代王慕本王执政时期，而慕本王是个“为人暴戾不仁，不恤国事”、民怨极大的国王，在位仅六年即为近臣所杀。6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国君的“领导”下，高句丽会作如此之远征。关于对这条史料的认识，曹德全同志已有中肯的分析，7此不赘述。至于第二条史料所云，亦应是以讹传讹。如果说历史上果真有过高句丽在“辽西”筑城的事，那也不是发生在太祖王时期，而“辽西”也不是指医巫闾山之西的辽西郡，而应指小辽水（今浑河）之西的辽东郡地区。如前所述，考察历史必需首先鉴别史料的真伪与可靠程度，不能见风就是雨。辽东地区的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当在两晋时期，而这种变化最初的迹象则是“新城”的修筑和梁貊的消失。“新城”之名最早见于《丽纪》西川王七年（276年）条：“四月，王如新城猎获白鹿。”金富轼在“新城”下加注云：“新城，国之东北大镇也。”学界公认，此“新城”即今高尔山山城（在抚顺城高尔山上），它不是在高句丽的“东北”，而是在西北。新城之设，标志着高句丽的领域已突破了长城线。关于梁貊的问题《丽纪》有所记载，它是位于今太子河上游第二玄菟郡高句丽县南部塞外的貊人部落，是古高句丽的近邻，及高句丽五部基本形成之后，梁貊时叛时附于高句丽，最晚见于史载是高句丽烽上王元年（292年），而此后不见于史，说明这一貊族部落已完全融入高句丽，其故地已正式纳入高句丽的版图。笔者同意这种说法：今新宾县西南下夹河乡北太子河南岸的太子城的修筑年代的下限不应晚于“国北新城”，从建筑技法来看，它几乎集中了“貊人”和高句丽山城修筑的所有特点，应属高句丽山城修筑的早、中期类型。当然，联系文献的相关记载，将其下限定为三世纪晚期还是比较妥当的。像今本溪地区的边牛山城、下堡山城亦应是修建于西晋之时，这两座城亦皆进入塞内地区。从史书记载以及考古发掘来看，在西晋大半个时期内，由于慕容氏的强有力抵御，高句丽向辽东的扩张基本上限制在新城、边牛山城、下堡山城一线，但到了西晋晚期，情况就不同了。
首先，在美川王执政时，高句丽加强了对辽东的侵蚀。据《丽纪》载，美川王三年（公元302年、西晋太安元年）秋，丽王“率兵三万侵玄菟郡，虏获八千人，移之平壤”；十二年（公元311年、西晋永嘉五年）秋八月，高句丽遣将“袭取辽东西安平”。西安平县为西汉所置，即今辽宁丹东叆河尖古城，它既是进出鸭绿江水路的咽喉之地，也是辽东地区往来于朝鲜半岛的要冲所在，该县的陷落应是高句丽在向辽东及朝鲜半岛扩张过程中的一次最重要的胜利。至美川王十六年（公元315年、西晋建兴元年）春二月，高句丽终于攻破了玄菟郡（今抚顺市浑河北岸劳动公园古城），并大肆杀获。彼时晋平州刺史、护东夷校尉崔毖阴结宇文部、段部和高句丽共谋攻慕容，企图灭之而三家共分其地，但廆采取反间之计而巧破三家联盟，并率军东攻辽东郡治襄平（今辽阳），崔毖于美川王二十年（公元319年、东晋太兴二年）冬十二月弃家率数十骑投奔高句丽，廆遣其子慕容仁镇守辽东，“官府市里，案堵如故”，8辽东郡遂为慕容氏所统。另外，《丽纪》有云，美川王二十年高句丽将领如孥曾据于河城，“廆遣将军张统掩击擒之，俘其众千馀家归于棘城（今辽宁义县稍西）”。对“河城”的位置，学界无确解，《满洲历史地理·晋代之满洲》认为河城即侨置后的朝鲜县治，在辽西，其理由是：张统是侨置后的乐浪太守，由他去攻打河城，意味着张统在收复本郡之地。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果说彼时因三家联盟而高句丽派兵临时驻札在辽西地区，也不可能拖带着千余人家进住河城，而从高句丽的国力来看也不可能将其势力延伸到棘城附近。因此，此河城应在辽东郡北部或玄菟郡境内。廆派张统率部征讨，是因为张统原是辽东人，对辽东的情况比较熟悉。
其次，故国壤王攻陷辽东、玄菟。美川王于公元331年死去，同年，其子故国原王（名斯由，又名钊）继位。在位初期的十二年中，先后“增筑平壤城”，“（加）筑国北新城”，“修葺丸都城，又筑国内城”，加强了防卫力量，并“遣世子，朝于燕王皝光”。此时，慕容皝光为前燕国王，并于公元342年（故国原王十二年）冬迁都龙城（柳城改，今辽宁朝阳）。为消除进军中原的后顾之忧，皝于这年十一月出兵五万五千亲征高句丽而大获全胜，“发美川王墓，载其尸，收其府库累世之宝，虏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9自此之后，高句丽纳质修贡，称臣于燕，不敢窥视辽东。及至小兽林王于公元371年继父位之后，因前秦统治东北，秦丽关系颇好，辽东无事。然而到了故国壤王在位二年（公元385年）春正月，高句丽出兵四万而“陷辽东、玄菟，虏男女一万口而还”。即在这一年的冬十一月，燕将慕容农率军收复了辽东、玄菟二郡。10
最后，好太王向辽东开拓疆域。好太王名谈德，是高句丽第19代王，故国壤王之子，“生而雄伟，有倜傥之志”。大约在好太王继位之初，就曾出兵攻取了玄菟、辽东二郡，这可由《好太王碑文》（下简称《碑文》）所载永乐五年（公元395年）好太王征讨碑丽之后取“襄平道”回军可证。但是，到好太王九年（依《碑文》应是永乐十年）春正月时，后燕慕容盛借口高句丽朝贡“礼慢”，便“自将兵三万袭之……拔新城、南苏二城，拓地七百余里，徙五千户而还，11无疑又收复了辽东失地。然而，好太王十一年（应是永乐十二年）局势又变，高句丽“遣兵攻宿军，燕平州刺史慕容归弃城走”；十三年冬十一月，高句丽又“出师侵燕”。12显然，宿军地处龙城东北，即今北镇一带，13宿军陷落，则辽东难保。学界认为辽东、玄菟最后被高句丽占领的时间是公元404年还是可信的。后来燕王慕容熙虽欲收复辽东，但并未成功。有的外国学者在探讨高句丽西部疆域时妄将龙城置于今凌源附近，将宿军置于凌源东部、大凌河西部，认为“到五世纪初，高句丽的西界到达凌源以东、大凌河以西，即热河东北地区”。14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高句丽军在宿军并未停留多长时间，亦即未将其纳入版图。还有人根据在朝鲜大安市德兴里发现的“幽州刺史”壁画墓的文字资料而认为高句丽于四世纪七十年曾在中国北部设置过幽州刺史以管辖“包括今辽河以西的辽宁省、河北省的北半部和山西省的东北部这样广阔地区。”15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不值一驳。至于对“幽州刺史墓”主人如何认识，后文略有涉及，此处不述。
三、高句丽北部疆域之变迁
高句丽之北部疆域，是指高句丽五部以外所占夫余的领土。夫余地处塞外，其疆域主要在今吉林省中部，前期王城在今吉林市。各种迹象表明，自大武神王大败夫余以后，夫余南部领土便已纳入高句丽版图。太祖王之母是夫余人，死后葬于夫余，太祖王曾于公元119年“幸夫余祀太后庙，存问百姓穷困者，赐物有差”。16所幸之夫余应是早先夫余国的南疆，是王太后的故乡。《丽纪》载，西川王十一年（公元280年）冬十月，“肃慎来侵……达贾出奇掩击，拔擅卢城，杀酋长，迁六百余家于夫余南乌川”。关于“乌川”为何水，因资料缺乏而不得其详，但它肯定是高句丽版图内的某条河流，笔者暂认为它是今伊通河上游段。
在考察高句丽北部疆域时，不能不涉及契丹同高句丽的矛盾问题。据《丽纪》载，小兽林王八年（公元378年）秋九月，契丹发兵侵犯高句丽的北边，“陷八部落”。契丹是位于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汇流处的新兴民族，彼时的领土已达今下辽河北段西岸地区，所侵“八部落”应是今辽北开原、西丰地区，该地区亦是夫余故地。及好太王继位的第一年（公元392年）九月，就“北伐契丹，虏男女五百口，又招谕本国陷没民口一万而归”，17收复了失地。大概是为了更有效地阻止契丹人的入侵，以保北疆的平安，好太王于永乐五年（公元395年）又亲率大军征讨碑丽，过富山，“至盐水上，破其三部落六七百营，牛马群羊，不可胜数”。18关于“碑丽”即契丹之一部（亦写作“匹黎”），学界无大异议，但其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则众说纷纭，其中就有太子河上游说、浑江流域说、浑河流域说、西拉木伦河说、赤峰西北说、甘肃西北说等。有的人认为，将高句丽作战地区说得愈远就证明高句丽愈强大，这种不负责任的治学陋习反映了一种扭曲的不健康的治学心态，不是科学的东西，不足取。笔者认为，好太王如果真的率军远征西拉木伦河更西的甘肃西北而置慕容氏、百济国的威协而不顾，实在是太愚蠢了。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征讨不会走得太远。笔者认为碑丽应是位于今辽河西部的康平、法库、彰武一带的契丹部落，以辽河为界与高句丽的北疆相隔，所谓的“盐水”应是辽河西岸的某个支流（如秀水河、拉马河等），战斗是在辽河西岸进行的。考古界认为今沈阳东北蒲河上游棋盘山水库北岸的石台子山城、铁岭市东南汛河北岸的催陈堡山城、西丰县凉水碾盘河（清河支流）右岸的城子山山城等应是高句丽中晚期的山城，其修筑年代当在四世纪末好太王占有辽东前后。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而这些山城主要是防备契丹等草原民族的入侵而修筑的。在高句丽的历史上，其疆域基本上没有超过辽河一线。在隋代辽河西岸的“武厉逻”，仅是一个孤立的据点或观察哨所，被隋军拔掉之后已不复存在。
关于好太王向北拓疆的伟业还有征讨夫余一事。《碑文》云：“廿年庚戌（公元410年）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王躬率往讨，军到余城，而余城骈首归服。王赦宥，均追念王恩普处，于是旋还。又其慕化，随官来者，味仇娄鸭卢……。”好太王所到余城即夫余城，应是其前期王城（今吉林市），作别的理解皆非是。理由很简单，这里有高句丽山城，如龙潭山山城、东团山山城、三道岭子山城等。自吉林市往南，高句丽山城还有：辽源市的龙首山古城、工农山古城、城子山古城，盘石县的城子沟坝山城、纸房沟坝山城，东丰县的城子山山城，辉南县的辉发城山城等。在夫余故地南部所筑山城主要是防备契丹的入侵，而北部的山城主要是防备挹娄（后来的勿吉）的入侵。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高句丽千里长城北端的“夫余城”与《碑文》中的“余城”是否同一城的问题。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是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夫余的前期王城为今吉林市，后期王城为今农安是学界流行的说法，实应如是。但是，高句丽千里长城向北到达的却不是这两座城，因为从各种迹象表明，唐朝军队作战的范围远未达夫余的王城，所到者仅是夫余南部故地而已；再说，农安和吉林市在唐代也不再属于高句丽所管之地（详见后文）。薛仁贵拔一夫余城而使“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请服”，19这扶余城无疑应在扶余川最南部。近来王绵厚同志提出今柳河罗通山城即“余城”的主张，颇有道理。但是，此城何以叫做夫余城，笔者却有自己的看法：这座城很可能是公元494年（高句丽文咨明王三年）安排降附的夫余王而命名的。所谓“夫余川”，自然指的是诸如柳河、三统河、辉发河及各支流而言的。夫余乃是被勿吉所逐而亡国的（详见后文）。勿吉占领了夫余的两个王城后，高句丽的北部疆界应为今铁岭、开源、西丰、辽原、盘石、辉南一线。
四、高句丽东北至东南疆域之沿革
此处所说的疆域指的是今延边地区而至朝鲜半岛东部地区，亦即古代沃沮、东秽之故地。高句丽五部形成以后，其疆域向东已达不咸山（长白山）北麓，向南已达萨水（清川江）上游，其东南则是盖马大山（狼林山脉）。如此，才具备了向外发展的条件，但高句丽向盖马大山以外地区的发展要比五部最后形成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其契机则是王子好童的出游。《丽记》载，公元32年（高句丽大武神王十五年，东汉建武八年）夏四月，高句丽王子好童“游于沃沮”，恰巧与“乐浪王崔理”相遇，崔理便将女儿相许而结成婚烟，于是就发生了好童设计袭取乐浪国的故事，高句丽终于在公元37年灭掉了崔理的乐浪国。关于这件事，学界罕有正确的理解，有的外国学者借口“崔理的乐浪国”来否定中国在朝鲜半岛设置乐浪郡的事实。20笔者认为所谓“崔理的乐浪国”乃是公元25年乐浪东部都尉汉朝地方官趁乐浪郡混乱之机而在“岭东七县”建立的割据政权，因笔者另有专文谈及，故此从略。21但需要强调的是，高句丽通过与崔理之国打交道，了解了东沃沮（武帝所建玄菟郡之故地，今朝鲜咸境南道）的情况，虽灭掉乐浪国后又将该地移交给了东汉，但为后来高句丽向该地发展开辟了道路。许多迹象表明，高句丽人最早是通过五部中的东部（今慈江道地区）而逐渐了解朝鲜半岛的，好童的沃沮之行，走的应是后来丘俭派王颀尾追高句丽王位宫逃亡的道路。22据《丽纪》载，早在公元30年（大武神王十三年）秋七月买沟谷（北沃沮）人尚须及堂弟于刀等就曾来投高句丽；公元47年（闵中王四年）九月，“东海人高朱利献鲸鱼目，夜有光”。由此可见，无论北沃沮还是南（东）沃沮，自大武神王在位时就与高句丽有了来往，有了经济交流。及太祖王执政第四年秋七月，高句丽便派兵“伐东沃沮，取其土地为城邑，拓境东至沧海，南至萨水”。“沧海”无疑是今之日本海。大概在此后不久，高句丽又征服了北沃沮。《丽纪》载：“（太祖王）四十六年（公元98年）春三月，王东巡栅城，至栅城西山，获白鹿。及至栅城，与群臣宴饮，赐栅城守吏物段有差，遂记功于岩，乃还。”太祖王五十年（公元102年）秋八月，高句丽“遣使安抚栅城”。
关于“栅城”之名应作何种理解，学界大致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栅城”即“置城”的音转，其理由是：《三国志·东夷传》中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和“沟娄者句丽名城也”的记载，故而“置沟娄”即“置城”，“置”与“栅”为一音之转。23其二，认为“栅城”就是用木栅建筑的城，指出“此城最初并非以石头或泥土筑成，而是以设大量木栅为防御和规划的主要手段”。24笔者认为前一种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后一种说法只是望文生义的附会之谈。至于栅城的故址为今何地，学界亦众说纷纭，其中就有朝鲜钟城说、25庆兴及镜城说、26俄国双城子说、27我国珲春城墙砬子城说、28珲春八连城说、29珲春温特赫部城说、30珲春萨其城说、31延吉一带的三城（城子山山城、兴安古城和河龙古城）说32等。笔者认为栅城为萨其城（又写作“沙齐城”、“萨奇城”）的说法是可取的，其理由主要有二：其一，从城名来看，“萨”、“沙”与“栅”音近，“萨其（奇）”与“栅”的内在联系如同“朱理真”与“肃慎”或“女真”一样，皆为音近而异写，在本音的快、慢之读时，音节的译字有所多寡；其二，从《丽纪》所云“王东巡栅城……遂记功于岩”来看，萨其城是山城。栅城在今珲春境内是无疑的，不可能在离海较远的地方。
关于沃沮被高句丽占领的情况，在考古学方面已得到证实。从考古界提供的可靠资料看，高句丽在延边的古城址主要分布在延吉（城子山山城、兴安古城、河龙古城）、龙井（土城屯古城、仲坪古城）、珲春（石头河子古城、萨其城、温特赫部城）一带，而其它县市的高句丽遗存并不明朗，说明高句丽在北沃沮地区的控制面还是相当有限的。所谓北沃沮，即考古界所云“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分布区，它包括我国的延边地区、牡丹江地区东部直到俄国滨海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古城主要集中在咸镜南道北青一带，如青海古城、居山山城、龙田里山城、安谷山城等。
从史书的记载看，东秽纳入高句丽的统治区是比较晚的。《三国志·东夷传》载：“（氵歲）汉末更属句丽。”《后汉书·东夷传》则载：“（元初五年，高句丽）复与貊寇玄菟，攻华丽城。”《丽纪》太祖王六十六年（公元118年、东汉安帝元初五年）亦载：“夏六月，王与（氵歲）貊袭汉玄菟，攻华丽城。”这里的“（氵歲）貊”应指沃沮而言，而“华丽城”则是今朝鲜咸镜南道永兴一带，原为岭东七县之一，是东汉乐浪郡地区“县候”所在地。由此而知，元初五年时华丽城尚未纳入高句丽的势力范围之中。但大约过了数年之后，东秽终于落入高句丽之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下简称《罗纪》）载：“（祗摩尼斯今）十四年（公元125年、汉安帝延光四年）春正月，靺鞨大入北境，杀掠吏民。秋七月，又袭大岭栅，过于泥河。”这里的“靺鞨”应指沃沮和东秽。由于东秽已归附于高句丽，同沃沮成为一体，靺鞨才可直接同新罗接触。“泥河”为今之哪条水，学界看法不一，有人误解即今咸镜南道的龙兴江。作如此理解，则丢掉了高句丽的一大片土地，是不可取的。关于泥河究在何处，再看《罗纪》所提供的下面的资料：（1）讷祗王三十四年（公元450年、高句丽长寿王三十八年）秋七月，“高句丽边将猎于悉直之原，何瑟罗城主三直出兵掩杀之。”（2）慈悲王十一年（公元468年、长寿王五十六年）春，“高句丽与靺鞨袭北边悉直城。秋九月，征何瑟罗人年十五已上，筑城于泥河。”（3）照知王三年（公元481年，长寿王六十九年）“高句丽与靺鞨入北边，取狐鸣等七城。又进军于弥秩夫。我军与百济、加耶援兵分道御之。贼败退，追击破之泥河西。”《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下简称《胜览》）将弥秩夫置于庆尚（北）道兴海（今兴海），将悉直城置于江原（南）道三陟（今三陟），而何瑟罗必不能在三陟北。有人将何瑟罗比定为今庆尚北道之蔚珍，33还是颇有道理的。既如此，泥河为三陟地区的五十川就是无可置疑的了。34由此可见，自二世纪初直到五世纪末，高句丽、靺鞨同新罗接境之处基本保持了东秽时期的状态。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曹魏毋丘俭征讨高句丽时，曾派遣玄菟太守王颀与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在“岭东七县”地区堵截过高句丽王位宫，原南沃沮及东秽地区曾一度摆脱高句丽的控制，北沃沮也因王颀的征讨而元气大伤，高句丽的势力大大削弱，由此而导致了挹娄人的南下。从俄国考古界提供的资料看，作为挹娄遗存的波尔采文化叠压在滨海地区北沃沮遗存克罗乌诺夫卡文化之上，足见挹娄人南下并非虚言，本文前述肃慎（挹娄）人曾与高句丽发生冲突而高句丽将肃慎六百余家迁往夫余南乌川一事，又从文献学方面证实了挹娄人南下的事实。《晋书·肃慎传》说：“肃慎一名挹娄，在不咸山（今长白山）北。”说明彼时挹娄人已到达今延边地区。又据我国考古界提供的资料看，高句丽于东晋时期在今延边地区的东南部修筑了为防备挹娄人南侵的“边墙”、“长城”，其中一段位于珲春平原北部山丘上，东自哈达门乡太平村西山始，向西延伸横跨珲春北部山区，直到英安乡关门咀子西山，总长约25公里；另一段蜿蜒于和龙和延吉市北部山区，西自和龙八家子镇丰产始，东至龙井长安镇鸡林北，总长100余公里。由此可见，彼时挹娄人南下的前锋已到今延吉、珲春以北地区。及挹娄发展到南北朝的勿吉时期，情况又发生变化。据《魏书·勿吉传》载，在公元475年（北魏延兴五年、高句丽长寿王六十三年）勿吉就已夺取了“高句丽十落”，并密谋与百济“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学界对这一记载的理解并不一致，而笔者同意杨保隆先生的说法，即“高句丽十落”不是指今吉林市一带，而是指今珲春和延吉市地区。35也就是说，勿吉人已对高句丽在图们江流域的统治区发起了进攻。关于勿吉欲联合百济共谋高句丽的问题，有的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二者相距遥远，不可能结成联盟而共同对付高句丽。笔者认为，勿吉与百济密谋之事是实际存在的。所谓从水道并力攻击，不一定就是指双方在一条战线上联合作战，而应指在两条战线上从水道夹击共同的敌人高句丽；亦即：勿吉从图们江或日本海攻打朝鲜半岛的沃沮故地，而百济从半岛的西海岸攻击高句丽地区。事实上，后来勿吉人已经取得了今延边东部及朝鲜半岛东北部地区，而这一地区则成为勿吉及后来靺鞨粟末部、白山部的控制区。有些学者将白山部置于今延边地区是不妥当的，若如此，又丢掉了靺鞨的一部分土地。笔者同意董万仑同志的意见，36白山靺鞨的分布区应是今朝鲜东北部，粟末部最初的中心地区应是今敦化一带，后来方移至吉林市一带。
关于好太王时期高句丽是否征讨肃慎的问题，学界亦有不同看法，然而从《碑文》永乐八年条的记事来看，即使其中的“帛慎”是指肃慎，充其量证明高句丽曾抄掠过彼地，但并未占有该地。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将好太王所到之处皆视为领土所辖之地的思维方式，无疑使自己走入了历史研究的误区。至于好太王时期高句丽巩固单单大岭以东地区还是明白无误的。《丽纪》好太王十八年（公元409年）条云：“秋七月，筑国东秃山等六城，移平壤民户；八月，王南巡。”有的学者认为今江原道安边郡境鹤城山山城即好太王所筑六城之一，颇有道理。由此可见好太王的南巡之地应是东秽故地，即今江原道地区。又据朝鲜考古界云，在今江原北道铁岭地区发现高句丽遗址和高句丽铁马模型以及铁铸的四神模型，其中有一小型的骑马模型与黄海南道新院郡长寿山城发掘出的铠马模型在大小或形态上非常相似。37不难看出，铁岭遗址的下限不应早于长寿山城的修筑年代，而铁岭同安边地区皆为彼时高句丽东疆重地。但是从大量的资料可知，自五世纪，新罗北进的势头大增。据《罗纪》载，公元505年（智证王六年）置悉直州（今三陟），512年（智证王十三年）置何瑟罗州（今江陵），556年（真兴王十七年）置比列忽州（今江原北道北部安边），至此，高句丽的东疆已大大退缩。据《胜览》载，新罗东部沿海地区的疆域最北可达今江原道北部文川稍南地区，高句丽曾在此地设泉井郡，新罗则在此改设井泉郡。到唐代渤海时，新罗与渤海则以今龙兴江为界。《新唐书·渤海传》云：“（渤海）南与新罗以泥河为境。”从三陟之五十川到永兴之龙兴江，同一名称的河流恰在南北两头，实与不同历史时期疆域的变迁有着直接关系。前述两个“何瑟罗”（蔚珍、江陵）亦同一道理。此种现象在朝鲜半岛是屡见不鲜的。
五、朝鲜半岛西部高句丽疆域的伸缩
高句丽的五部之一的东部应在今慈江道地区，因此，高句丽的领土伸向朝鲜半岛已是很早的事了。后来向朝鲜半岛的发展，首先是得到了半岛的东部比较落后的沃沮、东秽地区，而高句丽向西部汉族聚居的发达地区发展，当是从西晋末期开始的。高句丽抓住中原发生“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的有利时机，便展开了对西晋东北四郡的频繁进攻。公元313年（美川王十四年）冬十月，高句丽“侵乐浪郡，虏男女二千余口”。亦即这一年，乐浪太守王遵建议正在半岛连年与高句丽酣战的辽东张统率其民千余家投奔雄据辽西的鲜卑首领慕容，于是便将乐浪郡侨置于辽西，以张统为太守，王遵参军事38。314年秋九月，高句丽又“南侵带方”，39带方亦侨置于辽西地区。从此，曾统治朝鲜半岛420余年的中原边郡宣告结束，代之而来的则是中国少数民族割据政权高句丽对该地的管辖。从文献记载看，高句丽同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在乐浪、带方二郡内徙后第一仗是于公元369年（百济近肖古王二十四年、高句丽故国原王三十九年）在雉壤一带（在今黄海南道东南地区）进行的。40就时间来讲，这年距乐浪、带方内徙的时间已有50余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二郡故地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笔者认为，史书虽未记载，但通过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完全可知：在这一阶段原居留该地的汉人同新迁来的汉人（如冬寿等）于二郡故地形成了一个“自治社会”，即该地依然由汉人自己进行管理。彼时高句丽只是忙于辽东之事，而百济则忙于内部治理以及与新罗友好往来。对此笔者另有专文探讨，此不多述。从丽、济第一次开仗的地点便知，彼时高句丽基本占据了乐浪、带方故地的大部领土。丽、济在争夺二郡故地的战争中，高句丽则多吃败仗。公元371年高句丽又在氵贝河（今礼成江）战败，百济王与太子“帅精兵三万侵高句丽，攻平壤城（今平壤），丽王斯由中流矢而死，济王引军而退，并将首都移至汉山城（今京畿道广州）。41其后，双方依然进行“拉锯战”，互有胜负，但到好太王执政时形势急转。好太王首次伐百济是在公元392年。他率兵四万攻打百济的北鄙，陷石砚（今黄海道开丰境内）等十余城，汉水以北土地多被高句丽占领；这年冬十月，高句丽又攻陷了位于乔桐岛（在江华岛西海中）的关弥城。42公元396年好太王率水军亲征，在百济的南境登陆，攻城略地，逼近百济首都，迫使济王屈服，43使其疆域扩至汉江北岸。之后百济又大征兵马，并结好日本，一方面对抗高句丽，一方面进攻新罗。好太王应新罗之请于公元400年（永乐十年）大败倭兵；404年（永乐十四年）好太王又亲率大军在带方地界大败倭、济联军；407年好太王又发步骑五万攻打百济，百济全军覆没，并在回军时连破百济六城。44好太王在位时虽频频对百济用兵，但其疆土并未越过汉江。
公元427年（长寿王十五年）高句丽移都平壤，是高句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高句丽战略目标的重大转移。自此，高句丽锐意南进，专心与百济、新罗争夺朝鲜半岛。终于在公元475年（盖卤王二十一年）由长寿王亲率三万大军攻陷百济首都汉城，济王被杀，其子文周王继王位，并移都于熊津（今忠清南道公州）；然而，后来百济又收复了汉城，东城王于483年春二月出猎于汉山城并抚问军民。45关于高句丽南疆的全盛期应在长寿王执政晚期以及文咨明王在位初期的年月里。《魏书·高句丽传》载述员外散骑侍郎李敖访问高句丽回朝的汇报云，高句丽“南至小海”；同书《百济传》云，百济国“去高句丽千余里，处小海之南”。学界多认为此“小海”即今牙山湾，这是不错的。我们翻阅《胜览》可知，高句丽建置最南可达今之江华、仁川、南阳、稷山、镇川、槐山、延丰、荣州、清河一线，包括了京畿道全域、忠清南北道北部以及庆尚北道东北大部。1979年在韩国忠靖北道中原郡可全面龙日里石木发现的高句丽文咨明王时所立高句丽碑便是高句丽拓疆的有力物证。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高句丽的南疆随着时间的流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于百济奋发图强以及新罗的迅速发展，高句丽南疆到后来又有了收缩。
正当高句丽全盛时期而咄咄逼人的时候，百济和新罗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一度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高句丽。史载，公元484年（照知王六年、东城王六年、长寿王七十二年）罗、济联军在母山城（全罗北道东南天岭郡云峰地方）击败了高句丽46；494年（照知王十六年、东城王十六年、文咨明王三年）秋七月，高句丽“与新罗人战于萨水之原”，新罗人“保犬牙城”，丽兵围之，而百济“遣兵三千援新罗”，丽兵退去。47此处之“萨水”，有的学者将其与朝鲜半岛西北的萨水（今清川江）混为一谈，并将“犬牙城”比定为清川江左岸安州郡安州邑的高句丽安州城。48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妥的。很难设想彼时的新罗、百济人能北上到高句丽首都平壤以北的清川江南岸与高句丽作战。因此“萨水”的位置应结合彼时的时代背景到汉江流域去考察。有人根据《三国史记·地理志》和《胜览》关于“清州”、“清川县”、“清川里”、“清川”、“萨买县”等地名的某些关联而考证三方作战的“萨水之原”应是流经今报恩（在忠清北道南部）的“清川”地方。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显然，所谓的“萨水”就是今流经忠清北道境内的汉江支流达川，而“犬牙城”则应到达川附近去找。就此而言，说明在五世纪之末三国已在今忠清北道地区展开了争夺领土的战斗。又据史载，公元495年高句丽曾围攻雉壤城（今黄海南道海州首阳山城）而被罗、济联军击退49，502年百济发五千兵袭击了高句丽的水谷城（今黄海北道平山郡南山城里礼成江西岸太白山城，又名城隍山城）50，507年高句丽将领高老与靺鞨共谋袭取汉城（百济故都，今广州）“进屯于横岳下”而被百济击退51，523年高句丽至氵贝水（今礼成江）而被百济一万步骑击退，548年“高句丽王平成（阳原王）与（氵歲）靺鞨谋攻百济汉北独山城”而被罗、济联军击败。53由上述情况可知，自五世纪末而至六世纪前期，在罗、济两国的共同打击下，高句丽节节败退，百济不仅收复了汉江以南之地，而且也占领了汉江以北某些地方，并努力同高句丽作战。但是，罗、济所获得的胜利果实的相当部分不久便被新罗给独占了。
据《罗纪》载，公元550年（真兴王）十一月新罗趁丽、济争斗之机，从中渔利而巧取道萨、金岘二城；551年罗王“命居深夫等侵高句丽，乘胜取十城”（十城皆在今忠清北道东北竹岭西北）；553年秋七月又取百济东北鄙而置“新州”（今广州地方）。由此可见，自六世纪中叶开始，新罗便占领了汉江南北的广大地区。从《胜览》所载的情况看，统一新罗出现之前其疆域最盛期的西北界已达今临津江南岸，而高句丽的南部疆域大大向北收缩。考古界发现的黄海南道延安邑的凤势山城（又名飞凤山城）、丰川里的丰川城、瓮津郡西部的瓮津山城、海州市的首阳山城、新院郡的长寿山城、月堂里山城、殷栗郡东部的九月山城以及黄海北道平山郡南的太白山城、瑞兴郡北部的大岘山城、凤山郡东南的鸺鹠山城、黄州东侧的黄州城（一名得月山城）等，都是高句丽最稳固的南疆中的重镇。隋、唐时期高句丽同罗、济皆有领土之争的“拉锯战”，这种争夺战直至百济、高句丽灭亡之后才宣告结束。高句丽绝大部分领土都被唐朝统一过来而被纳入安东都护府的辖区，中国同新罗的边界基本保持在西至大同江、东至龙兴江一线。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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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朴容绪著、李云铎译：《德兴里壁画古墓考—德兴里壁画古墓说明什么》，《朝鲜史通讯》第3期，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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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资治通鉴·唐纪》。
20.尹乃铉著、顾铭学译：《汉四郡的乐浪郡和平壤的乐浪》，《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0年2期。
21.刘子敏：《“崔氏乐浪”考辨》，《北方文物》2001年2期。
22.刘子敏：《关于毋丘俭征伐高句丽的探讨》，《史学论丛》，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延吉。
23.郭毅生：《两汉魏晋时期东北地方史资料》，见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
24.李宗勋：《也谈高句丽栅城遗址》，《史学论丛》，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延吉。
25.持此说者为朝鲜学者丁茶山，见《大韩疆域考》，载《丁茶山全书》，汉城，弘益人间出版社。
26.持庆兴说者为日人吉田，见《日韩古史断·中古纪》第3章；持镜城说者为日人松井等，见《渤海五京考》。
27.持此说者为日人鸟居龙藏，见《东北亚搜访记》第13章《尼古里司克之探访》。
28.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175页，黑龙江文物出版编辑室，1982年；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
29.持此说者颇多，其代表性的学者有斋藤甚兵卫（见《半拉城渤海遗迹调查》）、金毓黻（见《渤海志长编》）、鸟山喜一（见《渤海东京考》）、《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的编者以及朝鲜学者朴时亨、我国学者王承礼等。
30.持此说者有《延边文物简编》的编者及严长禄（见《对主要高句丽古城的考察》，载于1989年《延边大学朝鲜学国际学术讨论文集》、方学凤（见《渤海遗址及其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等。
31.持此观点的学者是李健才先生，见《珲春渤海古城考》，载于《东北史地考略》，吉林省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又见《关于高句丽历史地理的几个问题》未刊稿，转引自《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
32.持此观点者是朴真奭先生，见《高句丽栅城遗址考》（载于《朝鲜中世纪史研究》）、《高句丽栅城遗址再考》（载于1997年高敬洙主编的《朝鲜学韩国学论丛》）。
34.《延边文物简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8年，延吉。
35.杨保隆：《勿吉地域西南部边至考》，《北方文物》1985年5期。
36.董万仑：《东北史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哈尔滨。
37.38.《资治通鉴·晋纪·孝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