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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1
关键词：《闵予小子》组诗 历史背景 文化意蕴 情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9-0089-02
作者简介：马昕露（1990―），女，甘肃平凉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诗经》作为原典，本身就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以往学者们多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这恰恰打开了读者与《诗经》时代社会生活沟通的大门。本文将从情感角度对《周颂・闵予小子》组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期能了解其中更为深层的文化意蕴及《诗经》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
郭晋稀先生在《诗经蠡测》一书中认为《闵予小子》组诗均作于大乱未平之时，结合历史典籍纵观这组诗，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资历浅薄的成王难以应对三监作乱的动荡局面以及体现在诗歌当中的那种“未堪家多难”①的苦楚。
一、《闵予小子》组诗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与祭祀活动息息相关
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周代的史官文化逐渐代替了巫觋文化，在这背后礼乐精神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从此之后，礼乐精神就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之中。礼乐精神具体体现在大量的礼制制度方面，它包含了很多的礼仪行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②，祭祀和战争是周代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通过祭祀，我们可以了解很多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
据《毛序》所说，这几首诗都曾在周成王即位时被传唱于宗庙中，也就是说，这四首小诗其实就是当时祭祀时的祭辞，而这些祭辞和当时社会的重大事件息息相关，这些在情感结构上互相关联的祭辞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二）与音乐的关系十分密切
顾颉刚先生根据春秋时代“徒歌”不区别章段、语句复沓不整齐、歌词铺张等特点和《诗经》进行比较，进而得出《诗经》是乐歌的结论。可见，《诗经》中出现的这种复沓的章法不但反映了那个时代诗歌、音乐、舞蹈相互杂糅的特点，同时也为组诗的体式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闵予小子》组诗其实就是在祭祀祖先的严肃场合中配合音乐咏唱的歌词，所讲述的是周初的历史史实，通过这种可以被感知的语言，委婉地传达了周成王向先王先帝祈求赐予福祉、得到保佑庇护的愿望。
这四首小诗产生于那个时代，还与配乐演唱的乐器有关。当时青铜乐钟的铸造以及调音技术不甚发达，导致无法发出像《大雅》《小雅》《国风》中那么整齐的声音，其不分章节、篇幅短小、大多不押韵的诗体风格与当时的编钟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③。
二、《闵予小子》组诗的文化意蕴
（一）亲祖情感的流露
在天命观的支配下，周人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愈演愈烈。这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产生的感情的表露。穿过历史的长河来看《闵予小子》《访落》《小毖》三首诗，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后代人对至亲至爱的先祖发自内心深处的倾诉。《闵予小子》的开头就讲述了周成王孤苦无助的境遇，有“遭家不造”“王王在帧敝句。世事难料，周邦未平又遇三监之乱，更是雪上加霜。成王经历浅薄，担忧自己不能接承祖先遗业，不能发扬先祖的光辉道德，所以忧心忡忡，与群臣在庙中谋始即政之事，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访落》《小毖》中“未堪家多难”的深深感慨。这些看似是把自己屡屡受挫的境遇娓娓道来，亦真亦切，但从心理层面分析，人在极度困窘的状态下往往会选择向自己亲近的人倾诉，这正体现了周人与先祖的亲近。与之不同且形成明显比照的是，《周颂》中的其他一些祭祖诗，主祭者更多的是宣泄情感，而不是彻底压制自己的情感，形成了与一般宗庙祭祖诗不同的风格。
可以说，这一组祭祀诗从不同的程度表达了参加祭祀的主要贵族阶层，尤其是周成王的情感，其情真诚动人，可见这种祭祀祖先的诗歌也有人性化的一面。当然，这种情感虽然真实纯朴，但并非毫无节制。《诗经》祭祖诗里真实的感情和礼制的冲突，正是在合理的规范约束下适度放纵的体现，二者在祭祖诗中辩证的存在，正是《诗经》祭祖诗情感价值的外在体现，也是亲祖情感的艺术化流露。
（二）崇尚先祖美德，勉励后代
与周人不可抗拒的天命观相比，颂扬祖先的丰功伟绩显得更为具象化，因而周人很重视宣扬祖先那显赫的德业功勋。“德”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周代，所以在祭祀中被反复提倡。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周之典礼，实则为道德而设”“周之典礼乃道德之器械”④。因而他们敬畏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品德高尚、不怕困难的人。诗歌中的“皇考”“昭考”被反复歌颂，他们正是被后代所敬仰的圣人。这不仅说明了周民族取代殷商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能让后人体会先祖创业之艰辛，勉励晚辈兢兢业业，继承家业。
在“天命靡常”的思想主导下，敬德思艰是祭祀时达到政治训诫的重要手段。这在《敬之》一诗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①
黄天赫赫在上且不可抗拒，做为天地间卑微的臣子，不能沾沾自喜，因为我们无法掌控各自的命运。上天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隐形力量，它无处不在，并且随时随地监督着我们。作为刚刚继承父业的成王，不能不敬畏上天的警戒，更不能轻视上天的存在，唯有不断学习，并且不断积累、殚精竭虑，才能确保家国人民的平安。《闵予小子》中也讲到，继嗣的成王面对“遭家不造”的境遇，念忧在心，只有“夙夜敬止”，夜以继日，不懈努力，谨慎践行先王先祖之道，才能获得更大进步。《访落》中有“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等句子，既是向群臣求助，又在向武王的灵德祈祷，诚惶诚恐，宛转曲折。
《毛序》谓《小毖》：“嗣王求助也”。这首诗似是在向先王诉苦，但更多的是以自身的困境为出发点得出教训并告诫、勉励后辈：
“予其惩，而毖后患。莫予L蜂，自求螫鳌。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①
周成王吸取“三监之乱”的教训，追悔莫及，家国的多重灾难实在令年幼的成王不堪承受。但幸亏有圣贤的美德光照天下，终能挽回局面，得以安定。成王借此告诫后代要小心微患，不及时清除小患则会酿成大祸，就像鹃鹑终究有变成大雕的一天。
综上所述，《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体制风格独特，饱含政治训诫意味，不仅表达了期望得到先祖庇护的愿望，更勉励后代要敬畏仁德，谨慎处事，发扬祖业，与《周颂》其他诗篇相比，有更为动人且理性化的文化意蕴。
注释：
①毛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③韩高年.诗经分类辨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④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1]姚际恒.仪礼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3]郭晋稀.诗经蠡测[M].成都：巴蜀书社，2006.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2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古籍保护；保护与利用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4）03-04504
1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古籍文献保护的意义
地方古籍文献是地方图书馆收藏的具有较大参考价值、保存价值和版本价值 的文献，它大都是线装本。有的是古籍善本书，有的是反映地方历史与发展的文献，有的是拓印本或有的是手抄本，它的版本形式多样，内容复杂。因此，认真保护好这些地方古籍文献，一方面可以充分保护地方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可以为研究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历史发展的读者提供第一手详实的资料。特别是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很多资料是在国家图书馆均无法查阅的。如：《诺叶》、《洪水连天》手抄本，带有较为浓重的地方色彩，是其它地区无法查到的，它对研究彝族民风民俗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使用价值。又如光绪年间成书的《普洱府志》，《思茅厅志》等历史典籍，详细记载了普洱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沿革等等资料线索，它是研究我市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其历史沿革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在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作为文献信息的收藏、管理、开发和利用的图书馆来说，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强那些被称为“老古董”的古籍文献，并高度重视和加强其开发和利用的力度，对我们进行文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普洱市少数民族地区古籍文献资源现状
2.1 数量、质量和价值
普洱市位于云南西南部，辖九县一市，14个勤劳智慧的世居少数民族很早就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传承下来了许多珍贵的古籍文献，记载了几个世纪，几朝几代以来普洱府、思茅厅、他郎厅、车里宣慰司、银生城等普洱市古代各族人民的历史沿革、地理概貌、经济状况，古迹名胜、民族文化、茶文化。体现了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和意义，为今天各少数民族建设妙曼普洱、养生天堂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宝贵的借鉴。
少数民族文献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知识资源。普洱市14个少数民族中近半数有自己的文字，在各县图书馆都收藏有各个民族的文献。文种上有拉祜、彝、傣、布朗、苗等。从版本上看，既有贝叶经写本、草纸毛笔写本、线装本。
彝族有传统文字，俗称老彝文，普洱市尚存的彝文古籍手抄本有《诺叶》、《洪水连天》、《作泊布》、《无常》、《买常》、《彝族情歌》、《择日历书》、《彝族医药书》等70多卷。这些文献，内容涉及天文、历史、哲学、伦理道德、地理、医药、民族等，是研究彝族历史、文化艺术的宝贵材料。
为了发掘彝族文化遗产，从1982年开始，市、县民委和有关部门聘请彝族毕摩，对彝族古籍进行编目，翻译和整理。目前已翻译整理出《诺叶》、《洪水连天》、《彝族医药书》、《指路经》、《作泊布》、《作斋篇》、《六祖史》等近10部史书，约30万字。《彝族医药书》成书时间为清康熙三年（1664年），全年共9000余字，完全用彝文写成，经普洱市中草药研究所验证，确认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医药书。《诺叶》一书汉语可译为“教育”主要宣扬彝族的伦理道德。《指路经》是为之者举行蔡祀活动时念诵的经文，内容是为之灵指路，使之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和祖先团聚，它从一个侧面概述了彝族先民的迁徒路线。
拉祜族，有语言和文字，影响较深的文学作品有200多篇，代表作品有：《牡帕密帕》、《扎努扎别》、《古搓戛搓》和《古根》等，拉祜文献有《拉祜族史诗》。
佤族，有语言和文字，口头文学作品中，尤以“司岗里”、“三木落”等最为流行。“司岗里”所代表的事实已远远超过文学范畴，成为研究佤族社会历史的验证史料。在脍灸人口的“三木落”长诗中，成功地塑造了佤族青年英雄“三木落”的形象。
2.2普洱市县图书馆工作者对古籍文献的保护与管理
2.2.1普洱市图书馆。2008年开始，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组织云南省各市州图书馆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义》（图办发〔2007〕6号）文件要求，依据这些精神，普洱市图书馆领导重视并认真落实。古籍普查是古籍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古籍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料，一旦破坏就不能再现。为抓好这项工作，普洱市图书馆于2008年8月成立了普洱市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划拨了必需的经费，加强制度建设与管理，几年来先后举办多次古籍讲座和培训班，保障古籍保护工作的正常进行，领导小组成员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为总的指导原则，先后对全市进行多次古籍的普查、收藏、管理工作。
2.2.1.1对私家藏书进行普查。2008年11月，先后到景谷，在景谷县图书馆同仁的带领配合下，到景谷永平镇芒东村谢荣卫家考察征集古籍。由于主人保管不善，古籍出现了虫蛀、鼠啮、火烟烤过的味道，古籍受损十分严重，工作人员耐心宣传古籍保护的知识，给他们送去经济上的补偿，使普洱市图书馆购卖到这批古籍文献，填补了普洱市图书馆无古籍的空白，这批古书内容为四书五经和教科书。有55种、205册（其中古籍有100册、民国的书有34册、手抄本75册、破损书22册.）
2.2.1.2对宗教寺庙藏书进行普查。2009年至2012年先后几次到孟连宣抚司置学习、普查、了解傣族贝叶典籍，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是中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叶典籍是傣族创制，使用时间较早的文字，它是用特殊的叶子贝叶上刻字制作成一捆捆的。内容为佛经、民间故事、歌遥、诗歌等描写本乡土的山山水水，使民族文化遗产自古传承至今，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共普查登记贝叶经28件（册），近代古籍文献385件（册）。
2.2.1.3对全县藏有古籍的单位机关进行普查。
①2012年在思茅区档案局普查到2种3册，分别是清时期《思茅厅志》上下册原稿，清时期《思普志稿》一册。并做图片拍摄。
②2012年在江城县档案馆普查到彝文稿1件，并做图片拍摄。
③2012年在孟连县档案馆普查到傣族贝叶经《侈啥》集卷之五1件。
④2012年在普洱市档案馆普查到3种21册，分别为：光绪十三年丁西重修《普洱府志》原稿13册。乾隆元年《云南通志》二十八卷、7册。清朝乾隆四十五年《钦定历代职官表（文渊阔）四库全书》1册。
⑤2012年在景谷县档案馆普查到景谷傣族贝叶经棉纸稿1册，景谷县傣文档案1份，并做图片拍摄。
⑥2012年在景东县档案馆普查到彝文档案10册，并做图片拍摄。
2.2.2墨江县图书馆：汉文古籍59种、175册，少数民族古籍16册。
2.2.3江城县图书馆：汉文古籍2种、2册，谣族经书8种、14册。
2.2.4景东县图书馆：汉文古籍3种、4册。
截止2012年11月，普洱市图书馆对本辖区内古籍登记联合目录总是数为494种，722册。
3 少数民族古籍要抢救保护与传承
3.1加强领导对保护古籍文献的认识
无论什么工作，领导的重视与否，是这项工作能否顺利而有效地开展的重要条件。因此，我们要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东风，向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们大力宣传加强古籍保护和弘扬本地地方古代文化的重要意义，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要让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真正重视此项工作，才能使这项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
3.2 加强对工作人员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和培训
工作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古籍文献和整个图书馆的管理。因此，首先要加强工作人员文化素质的培训。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工作的开展。其次，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思想素质的高低在一定程度可以说是做好工作的动力。思想素质高的人，无论工作难度有多大，总是想方设法的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他们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使命感，无论什么工作都能认真的做好。再次，努力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业务素质的高低和管理能力的强弱 ，直接影响到业务工作的开展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 、标准化。
3.3 积极改善环境条件，加强古籍文献的保护与管理
环境条件对古籍文献的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大力弘扬我国古代传统的优秀文化。在改善管理条件方面，首先要改善馆舍 ，让那些破旧的馆舍和书架告别古籍图书的收藏室；其次古籍图书长期以来由于管理不善，有的已经发霉、变黄；有的被虫蛀；有的因纸张变脆，在过去的搬动中出现了严重的破损现象；有的缺张少页；有的文字模糊不清。发霉、变黄的古籍文献 ，是由于库房空气潮湿，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与纸张中的化学成分发生反应，在温度过高时所致。因此，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有关古籍管理和保护的标准，在库房内安装温度计和湿度计和空词，随时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避免古籍文献的再次发霉、变黄。被虫蛀的古籍文献，一定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杀虫、防虫措施。纸张变脆的古籍文献，是由于纸张严重脱水而产生的。因此，我们在具体管理时，一定要经常观察室内的空气湿度，凡是温度高或低都要尽快调整。缺张少页、被虫蛀坏的古籍文献，应采取积极有效的补救措施，如：对缺页的古籍，要请教有关专家学者，让他们根据上下内容将该古籍补充完整，也可以向其他图书馆求助，请求他们帮助补齐、补全，使资料具有较全面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对被虫蛀的古籍，我们也要进行修复，将被虫蛀掉的字仿照书中字体补齐补全，将其修复完整齐全。文献能具有较强的完整性和内容上的连贯性。总之，我们只有在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下。在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和精心工作下，积极改变原来的管理方法，才能使我们普洱优秀的古代文献、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4 加强西部地区古籍文献的开发，提高古籍文献利用率
4.1古籍文献之所以利用率低，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原因：①宣传力度不够，读者根本不知道图书馆里有哪些古籍图书，于是使得这些古籍图书长期积压无人问津；②由于古籍图书大都用古字体，大部分读者群对古字体阅读困难，即使是研究历史的读者，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困难和问题；③开发的力度不够。在这些地方古籍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撰写地方史志、制定地方发展规划和研究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方面最有价值的资料，但由于资料分散，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收集齐全，大部分读者由于缺乏耐心，使得这些资料也无法用上。
4.2加大对古籍文献的开发，提高其利用率
一是利用图书馆的墙报和在显要位置对本馆的地方古籍进行宣传、介绍，让读者进图书馆就看到本馆有那些古籍文献。还可 以通过广播、电视进行宣传 ，扩大影响和宣传面 ，让更多人知道、了解 、认识并利用图书馆的古籍文献；二是加大古籍文献开发的力度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①编制古籍文献专题索引，将馆藏古籍 中的各种资料按专题进行集 中，并利用宣传橱窗向广大读者进行推荐和介绍。②对古籍文献 中的生僻字和不常用字用拼音字母进行注音，方便读者阅读。让更多的读者能够读懂它、理解它，并进一步利用它；③对古籍文献进行全面介绍，主要是对馆藏古籍文献的结构、内容、编排体例进行全面介绍，让读者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有选择地利用现有馆藏古籍文献。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馆藏古籍文献的功能，为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服务，为更广大的读者服务。
参考文献
1施廷镛著。中国古籍版本概要 [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2 廖廷唐等编著.图书馆古籍整理 [M ].武汉：湖北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湖北高校图书馆》杂志社，1986.。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3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生态伦理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2]乌丙安，李文刚，俞智生，金天一.满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0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4
历史学科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社会、家庭对于这一点都有共识，然而学生历史水平低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反差?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应试教育方面的原因：虽然学习是一个人不断完善、提高自己的主动性的过程，但是人毕竟是社会的人，人的学习不可能不受外界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学习带有强烈的功利性，这是影响历史教学的大环境：二是当前使用的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方面的原因：手段单一，教学方式死板，教师一根教鞭、一支粉笔、一张嘴的填鸭式教学模式越来越压抑学生的个性，影响学生的思维，使本身对历史抱有浓厚兴趣的学生也离历史越来越远了，这是影响历史教学的小环境。
当前的历史教育，特别是初中历史教育的现状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从教学思维、教学方式、教学模式乃至教学评价进行全方位的转变。在短期内，影响历史教学的大环境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这就意味着中学生学习历史的需要和动机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我们要寻求学生学习历史的动力，只能从影响历史教学的小环境，即从教学方法人手，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历史学科自身的特点也为此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从上学期开始我和另外两位教师承担了一项如何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的科研课题。课题的重点在于寻求提高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方法手段和教育模式，以达到提高学习效果、培养学生能力的目的。在教育实践中，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历史知识的文学化
1、故事化
许多学生对先人的丰功伟绩、各种事件的动人故事怀有浓厚的兴趣，因而普遍希望教师能以讲故事的方法来讲述历史。据我们课题组对初一学生的问卷调查表明50％的学生喜欢的教学方式是讲故事形式。诚然。教师讲故事并不是一味地迎合学生，而是将课一下改编，使课文的主要内容贯穿于故事中去。这样，既能使学生产生兴趣，又能使学生掌握知识。这种方法对教师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字驾驭能力有较高的要求。
2、诗歌化
在古文学中，诗歌是高度凝缩的文学。优秀的诗歌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能很快把人带人历史情境中去，并迅速产生共鸣。如讲《三国鼎立》这一课时，由苏轼的《赤壁怀古》引入，使学生的思绪随着滚滚的长江飞向“樯橹灰飞烟灭”的古战场，从而迅速切入主题。在讲《乐府诗》时着重讲《十五从军征》一诗，通过教师饱含激情的朗诵和讲解，使学生体会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从而总结出乐府诗的特点。
3、戏剧化
讲台不仅可以是教师的舞台，也可以是学生的舞台。初中历史的故事性为学生扮演历史中的人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如《战国七雄》一课讲“商鞅变法”时，可以编一个历史短剧《商鞅舌战公孙龙》，找两个学生分别扮演商鞅和公孙龙，辩论是变法还是守祖宗之法：讲远古人类时。可以让学生扮演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或自述历史，或二者、三者对话。通过戏剧化的过程。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热情，使学生亲临历史的情境中感受逝去久远的历史。从而增进学习效果；另一方面还可以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表演能力。
二、历史知识的形象化文物(模型)图片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文物是史实的实证。历史图片是史实某一瞬间的再现。前者如山之铁证，后者以具体形象，给学生形成形象的历史观念、历史概念提供了丰富可靠的想象和判断依据，并能激发学习兴趣，增强记忆。历史文物反映着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教学中运用历史文物，能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并能陶冶他们的情操，提高他们的艺术修养。通过历史图片，有助于培养学生观察、分析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
1、幻灯教学
幻灯教学是当前普遍运用于各门课程的电教方法。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选择有关的文物图片、历史地图或历史图表等在课堂上放映，便于教师配合图像进行讲解。它的作用虽类似挂图，但是，比挂图更迅速、更准确、更逼真地反映历史真实。因此，教学效果远远超过演示挂图。
2、录音教学
在历史教学中还应充分发挥录音机的作用。教师的讲解过程中用磁带配上解说或音乐，不仅能加强历史的生动性，还可活跃课堂气氛，丰富教学内容。这要求教师平时注意搜集与教学有关的音响资料，以配合使用。
3、电视和录相教学
电视和录相教学是声音和图像的最佳结合，它能使历史教学更生动、更形象、更直观。它能以多种方式刺激学生的大脑，能把已逝去的历史现象有血有肉地复现出来，从而达到加深学生的印象、增强记忆的效果。
当然，以上的这些教学手段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探索领域，也是我们在教学手段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三、历史知识的个性化
历史知识个性化的特点在于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通过讨论会、演讲会、写历史论文等方式让学生自己去感受历史，独立地作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它主要强调学生的活动。
1、专题讨论会
为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学生探索、研究问题的能力，由教师给学生介绍一些报刊上有争论但又有教育意义的材料或直接就书上的人物、事件，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专题讨论会可开阔学生的眼界、形成历史思维，从而培养学生分析归纳能力和从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2、历史演讲会
在学生讲故事的基础上，选择内容较好、思想性强的材料，由表达能力较强的学生举办历史故事演讲会，并进行评比。这对普及历史知识、培养学生能力和进行思想教育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3、写历史论文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的学生对某些历史问题的看法是相当深刻的。教师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在布置家庭作业时，让学生通过查找资料写自己感兴趣的历史问题的论文。
四、历史评价的多样化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5
这类题型简单归纳为：“主题+材料情境+论证性问题”形式，我们按问题设计的能力层次要求，从低到高，可以分为如下具体四类：
主题探究型
它是指在试题的题首中往往引用某人、某刊物、某一著作中提及的某一历史概念、历史结论、历史观点为主题，后运用图表、漫画、谚语、文字史料等各种图文并茂的资源材料相结合，创设新颖的历史观点情境，设计与主题相关的探究性问题，根据材料信息，探究、证明该观点、结论、概念的准确性或正确性，侧重考查考生问题探究过程和方法，同时又考查对历史概念、历史结论、历史观点的理解、判断、分析、归纳能力。例如：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与政治理论，偏重在政府的职分与责任，要求政府能尽职胜任，选贤与能。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到战国之世，世变益亟……古代的贵族，其地位，是与君主相逼的，起于孤寒之士则不然，君主要整顿政治，扩充自己的权力，都不得不用游士。……于是君主与游士结合，以打击贵族，贵族中较为有用的，亦不可不引用游士。选举之局益盛，世袭之制愈微。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
材料二 汉高祖初得天下，即下令招贤。直到汉武帝，这一趋势达到正式的法制化……这样由教育与行政服务之实地观察，与选举与考试四项手续，而始获正式进入政府。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
材料三 魏、晋时代……乃因当时地方骚乱，交通阻梗，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能力有限，全国选举难于推行，乃由中央指定各地域服务中央政府官吏中之性行中正者，采访同乡舆论，开列各地区人才，造成表册，送政府作为录用之根据。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
材料四 （隋朝）明确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一律由尚书省所属吏部任免，每年由吏部进行考核。……与此同时，选举权也集中到中央。……代之以科举制。科举制的特点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首先设立秀才、明经等科……一律按才学标准录取……隋炀帝时增设进士科，放宽录取标准。
――樊树志《国史概要》
请回答：
（1）结合材料一与所学知识，分析“选举之局益盛，世袭之制愈微”的时代背景。（2）结合材料二、三，比较西汉与魏晋时代选官制度的相同点。（3）据材料四概括隋朝官吏制度的特点。（4）综合上述材料，战国至隋朝选官制度的演变体现了哪一历史趋势？
此题考查学生根据材料探究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变化，此类题型首先要求考生一方面要理解、把握历史概念、历史结论、历史观点的内涵，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获取材料中与历史概念、历史结论、历史观点相关的信息，然后根据设计的论证问题层次要求，对材料中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归纳、比较、探究，做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中提取出有效信息、对问题进行论证，答案往往与考点关联性不大，具体做题方法如下：第一、明确探究主题的内容和方向。第二、根据具体史料提取问题有关相息。第三、根据有效信息进行分析、归纳、比较、探究，提出历史认识。第四、语言简洁，表述准确具体书写问题答案。按此方法此题答案为（1）经济:铁犁牛耕的推广使用，封建土地私有制日益形成。政治:地主阶级日益崛起（士阶层日益活跃，受到各诸侯国统治者的重用）;各诸侯国打击奴隶主贵族，加强中央集权。思想文化:百家争鸣局面形成;“学在官府”发展为“学在民间”。（2）相同点:其目的都是为了选拔人才;都呈现制度化;都是从地方向中央举荐人才。（3）特点:官吏任免权和考核权收归中央;以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科举制日益完善。（4）趋势:中央集权不断强化。
对比论证型
它是指试题中围绕特定时期某一领域的历史主题，创设反映此主题的多种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社会历史现象的历史情境，以此为依托，设计新颖的比较论证性问题，来考查考生对此主题问题的比较、分析、归纳、探究的能力 ，尤其是比较能力。例如：
公元1772年，从文化意义上说，是中西方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分水岭。这一年，在西方世界，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呕心沥血长达21年编纂的《大百科全书》11卷全部出齐；而在东方世界，乾隆皇帝则正式下诏各省征集图书，开始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前后几千人参与此项工作，历时10年，终于编成煌煌8亿字的巨著。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在编辑工作开始之前，狄德罗就坚决主张不让政府部门参与此项工作。他发出这样的宣言：“汇集世界上分散的各种知识，向现时同我们一起活着的人们阐述它们的普遍体系，并将此书传之于我们的后人……让我们的子弟因为更有知识，从而更有道德，也更幸福，使我们与世长辞时无愧于人的称号……”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两点，狄德罗关在上了三道锁的房内，对任何人都不开门，他像个苦役犯那样编写《百科全书》。
――安德烈・比利《狄德罗传》
材料二 乾隆的《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材料三 以《百科全书》的编写和出版为中心，形成法国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被誉为法国法革命的“兵工厂”。
请回答：
（1）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狄德罗为什么坚决不让政府部门参与编辑《百科全书》的工作，而要独自承担这份重任？（2）结合材料一、二，分别说明《百科全书》和《四库全书》编撰的目的是什么？（3）为什么《百科全书》被誉为法国大革命的“兵工厂”？（4）启蒙运动“是中西方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分水岭“，它在人类历史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此题考查学生对中外文化领域的变化比较，此类题型首先要求考生明白此题讨论的是什么主题，确定反映主题的角度、范围，然后回顾与此有关的高考考点的主干知识以及结合材料中获取的有效信息，再根据问题设计层次要求，进行理解、判断、分析、归纳、比较、探究、对问题进行对比论证，具体答题步骤为：第一、确定比较主题比较对象以及比较的目的和方向。第二、阅读相关史料，提取比较问题的有效信息。第三、根据提炼的信息对比较对象进行综合比较，在比较中找出各比较的异同，分析、归纳、比较差异的原因。第四、根据问题准确表述答案。显然答案为（1）因为启蒙思想认为“理性”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如果让政府参与，狄必然会失去独立人格，沦为专制统治的工具。（2）《百科全书》:汇集和宣传科学知识，弘扬人文精神，追求幸福人生；《四库全书》:实行文化专制，毁灭历史文化，愚弄人民，削弱民族战斗力，巩固封建专制统治。（3）因为它为法国人民反抗封建专制统治提供了思想武器。（4）启蒙运动传播了进步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为近现代世界各国的政治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做了舆论动员;也为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系统的政治构思。
观点解释、说明型
它是指试题中往往引用某刊物文章、 某史料文献、某新闻评述报道 、热点问题争论等对某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现实热点、焦点问题的多种评价争论观点，来创设具有新颖的论证历史观点的问题情境，设计具有论证性、开放性的问题，让考生根据具体观点角度展开解释，运用已掌握高考考点主干知识来说明该观点、结论、概念的准确性或正确性，是考查考生对历史认识、历史观点的说明、理解、分析、归纳能力。例如：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西方史学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编纂学在总体上进入了全球文明史。“全球史观”的基本特征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材料二：20世纪80年以来，我国有些学者提出“现代化史观”。主张“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
请回答：（1）按照材料一的研究角度，评价新航路开辟。（2）按照材料二的研究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结合1840~1919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说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是如何实现转型的。（3）从文明史观角度看，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请分别结合古代雅典、近代英国的政治文明实例，分析其主要特征并从文明发展进程的角度谈谈你对两者利与弊的基本看法。
此题考查学生不同史观认识历史问题的角度，此类题型首先要求考生明白此试题讨论的是什么具体问题，材料中与此有关有几种观点，然后依据自已知识储备情况，根据具体要求展开对论证的视角观点运用史实解释、说明，但语言要简洁、精炼，论据要正确、充分、切忌论据错误。通常做题步骤：第一、明确主题，理解历史概念、历史认识的内涵。第二、根据问题视角，收集主干考点有关史实。第三、运用有效史实论证支撑具体历史概念历史观点。显然答案为（1）人类由此从各民族分散孤立开始走向整体世界;世界市场的雏形开始出现。（2）经济:伴随着西方的入侵，中国经济逐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小农经济逐渐瓦解，近代中国产生与发展。政治: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发动，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颁布了《》。（3）①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公民可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权力机构相互制衡（或人民、轮番而治、直接民主）。有利于维护公民的集体意志和利益、文化的创造和城邦经济的繁荣，过于泛滥的直接民主和城邦体制（小国寡民），最终不利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在国与国竞争中保持强盛。②近代英国代议制度:君主立宪制，君主制、贵族制、议会民主与党派政治相结合，以内阁制为核心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利益、维护政治角逐的有序和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发展，但终究不能完全体现全民各种权利和社会公正。
学术小论文型
它是指试题中往往引用现实社会上某刊物，媒体上某一史学观点、某一新闻评述 、 某一热点问题争论等文章，介绍对特定时期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评价，创设具有时代性的问题情境，设计具有开放性，现实性，学术性的论证性历史论文问题，考查考生历史知识储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问题探究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等多方面综合能力。
此类题型首先要求考生明白此题的主题，论据的范围，文章的结构、字数，然后收集有关正确的论据，构思文章结构，书写文章提纲，最后一气呵成，做到文章论据充分，论述层次分明，问题探究合理，逻辑推理严密。具体做题步骤为：第一步要从史家和史著的历史理论材料中阅读、提炼要评析的观点，确立小论文要阐述的主题。第二步根据主题内涵具体分解成为若干具体小论点，选择以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等其中某一史学范式作为评论视角，论证主题内容的合理性，初步形成全文的思维框架。第三步联系自己所储备的史实，支撑的每一具体论点，做到论从史出，史实与论点之间符合严谨的归纳逻辑，构成严密的因果关系，最终全文阐释形成思路清晰，思维具有层次性、逻辑性、整体性。
【结语】总之，只要我们掌握材料论证主观题的方法技巧，再通过实战训练，一定可以提高自己在这方面的应试能力。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6
[关键词]文化自觉 海外汉学 中西文化 东方主义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5-0005-05
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领域，一系列海外汉学的著作被翻译出版，一批研究海外汉学的学术著作问世。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深入“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或许可以说，这是20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1] （P6） 不过应该看到，西方汉学若从16世纪的“传教士汉学时期”算起已有400年的历史，若从“游记汉学时期”算起就要更长，而日本汉学（中国学）如果从中国文化的传入算起则有更长的历史。因而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研究来看，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仍然不过是刚刚起步，许多问题、许多课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李学勤先生多次呼吁：“国际汉学的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外国汉学家几百年研究中国文化，自有不少成果我们应当吸收借鉴，但由于语言隔阂，这方面的成果大部分未能介绍到国内来。”[2] （序）
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学术路向来把握这门学科呢？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无疑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我们必须了解汉学在域外发生的文化和学术的背景，了解在不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下它的价值和影响。反过来说，这种发生在异地，由东洋人和西洋人所做的学问对我们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和方法来评价这种学问？如何和这些近在东京远在巴黎和纽约的外国同行们对话和交流？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搞清这些问题比研究汉学的一个具体问题要重要得多，特别是在汉学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学科对象与学科研究方法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研究海外汉学（中国学）
如果将域外汉学（中国学）史作为一个学术的对象来把握，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到国外的？汉学家们所阅读的中文典籍是如何流传到他们手中的？他们所阅读的中文典籍的译本是如何形成的？因为任何一个汉学家，他从事汉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就是要阅读中国文化的典籍，无论是原本的中文文献还是翻译的文本。
首先，中文典籍的外传，构成了域外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的基础。正如严绍T先生所说：“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基础性研究，就必须以原典性实证方法论，解明中国典籍向世界的传播，探讨这种传递的轨迹和方式，并从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关的文献。失却了这一基本，所谓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研究，都是无根之本，无源之水。”[1] （P6）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搞清中文文献在西方的流传史，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西方汉学史的研究。其次，西方大多数汉学家研究中国的文本使用的是各种西方语言的译本。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结的通道是不同的，域外汉学家们所得到的翻译的文本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文本决定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例如，在西方汉学的历史上对《四书》的翻译就有罗明坚的译本，有柏应理的译本，有卫方济的译本，有理雅格的译本，有卫礼贤的译本，有陈荣捷的译本。这些译本由于时代不同，译者的文化背景不同，所表达的《四书》的含义有着很大的不同。因而，认真摸清中国典籍的外译是进行西方汉学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对传教士的早期拉丁语译本的梳理和研究，虽然困难很大，但从学术的整体和长远发展来说，是应该去做的。
如果这样从学术上掌握汉学的知识来源，我们就必须进入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由此，就可以理解在研究西方早期汉学时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熟悉和了解入华传教士的活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费正清认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入华的传教士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因为入华的传教士实际上是站在一个双行道上,“他们在向西方传递中国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观点”，[3] （P121） 不了解传教士我们就弄不清他们向西方所介绍的中国形象。
二、从学术史的角度把握海外汉学（中国学）的历史变迁
海外汉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作为一个学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学术师承和学术脉络。我们今天在展开海外汉学的研究时应对各国汉学（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讲到这个问题，首先就涉及到“汉学”和“中国学”的关系。一般来讲“汉学”表示对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典籍、制度的研究，“中国学”表示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前者注重文献、训诂，后者注重现实；前者基本上是传统的人文学科的方法，后者采取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如刘东所说：“汉学一词在现代亦必衍生出宽窄两义。广义上，它可以指称‘一切在研究中国的学问’。狭义上‘汉学’（Sinology）一词则与以现代方法研究现代中国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相对，仅仅指以传统方法来考释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经典文献的学问”。[4] （P128） 这种划分和理解也都是相对的，有分歧是正常的，语言的特质之一就是“约定俗成”，我们不必在学科的名称上长期争论。
但这两种名称告诉我们，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应该对其学术史的流变和发展有一个了解。对待域外汉学（中国学）仅仅采取一种实用的态度是不行的。“我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2] （序） 前辈学者已经这样做了。1949年前对西方汉学通史的研究有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和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欧人汉学之研究》，近年来有了一两本国别的汉学史著作，影响较大，受到国内外学者好评的是严绍T的《日本中国学史》和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何寅与许光华的《国外汉学史》是国内目前较为详细的汉学的通史性著作，此书有开创学科通史之功。汉学（中国学）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域外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在各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有自己的学术传统，有师承的传递和各个学派的特点，如果不了解这个历史，就无法判定一个汉学家在本国学术史的地位，也不能了解其学术思想的来源和背景，很容易闹出笑话。汉学家也分三六九等，要把最好的汉学（中国学）成果介绍到国内，就必须做深入、细致的国别汉学史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再来进行整体的或个别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定各国的中国学家们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学术谱系上的地位，才可以避免我们的无知”。[1]（P14） 从西方汉学史来看，如果没有一个系统而又深入的学术史的梳理，我们就无法解释“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之间的巨大变化，无法解释从费正清到柯文这种学术路向的重大转变，也就不可能深入地了解到这种学术转变背后的深刻的文化原因。所以，无论是判断一个汉学家个人的学术成就还是从整体上理解汉学（中国学）的演变，没有学术史的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比较文化的视角是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海外汉学（中国学）虽然其内容是关于中国的，但它是发生在域外，由外国人所做的学问。西方汉学（中国学）其实是西方学术体系中的一个分支――“东方学”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它必然要遵循西方学术的传统和规范。这样汉学和国学之间既有同，也有异。同，表现在内容上，无论是传统的汉学还是当代的中国学，材料、文献都是中国的；异，表现在学术规范和方法上，最终还在问题意识上，汉学是从自身的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这样，在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中就必须从一种跨文化的角度，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分析汉学。许多国内做“国学”研究的学者认识不到这一点，往往将“汉学（中国学）”和他们自己所从事的“国学”相等同，对其“同”的部分大加赞赏，认为有水平，对其“异”的部分则大加批评，对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误读”不能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究其原因，就是缺乏一种比较文化的视角，不能运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来对待汉学（中国学）。
母体文化对汉学（中国学）家的学术视野和方法论有很大的影响。从实证的知识论角度来看，域外汉学并非像赛义德所说的完全是一种“集体的想象”，也并非是在本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完全影响下，成为一种毫无可信的语言的技巧，一种没有任何客观性的知识。就西方汉学（中国学）而言，从16世纪以后，西方人对中国的知识获得了大踏步的进展。“游记汉学”与“传教士汉学”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后者中传教士已经开始长期生活在中国，并开始了一种依据基本文献的真实的研究，而不再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记载，一种走马观花的研究。传教士汉学绝不是传教士们随意拼凑给西方人的一副浪漫的图画，他们对中国实际认识的进展，对中国典籍的娴熟和在翻译上的用功之勤，就是今天的汉学家也很难和其相比。特别是到“专业汉学”时期，汉学家在知识论上的进展是突飞猛进的，我们只要提一下法国的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就够了。这点我们在下面论述汉学（中国学）和国学的关系史时会讲到。
赛义德在其《东方学》中认为，“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会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5] （P260） 由此，西方的整个东方学在知识论上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其真实性应受到怀疑。他认为西方的东方学所提供的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帝国主义的定性概念”，东方学的失败既是学术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赛义德的观点显然不符合西方汉学的实际情况。作为西方知识体系一部分的东方学，在知识的内容上肯定是推动了人类对东方的认识的。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西方汉学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平心而论，赛义德说西方的东方学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而形成的，这是对的；说东方学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也是对的。但由此认为西方的东方学“并没有我们经常设想的那么具有客观性”的结论则是缺乏具体分析的。赛义德所提供给我们的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评价西方的东方学的方法是对的，但我不完全同意他的分析：因为不能因西方东方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就完全否认它其中所包含的“客观性”。以传教士汉学为例，传教士入华肯定不是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而是为了“中华归主”，这种心态对他们的汉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他们仍然提供给了欧洲一些准确无误的有关中国的知识。采取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就在于对西方汉学（中国学）中的这两部分内容进行客观的分析，哪些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哪些是“客观知识”，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分析汉学（中国学），就是要考察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的汉学（中国学）家是如何在跨文化的语界中展开这种学术研究的，分析他们在具体的文献和材料背后的一般性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本土学者来说，影响我们的恰恰是方法论这一部分。所以，不能把海外汉学（中国学）中的研究完全归为“意识形态”而加以批判和抛弃。
如果有了这个观点，我们就会看到汉学家区别于中国本土的“国学”研究者的主要地方是他们的学术视野和方法论。例如，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对中国上古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受到涂尔干社会学的影响，从而开创了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之先河，对他这种宗教社会学方法论的吸取推动了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研究。当年杨蚁壬受教于马伯乐，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最早采用宗教社会学方法的学者。而中国的宗教学界几乎没有人知道早在近100年前马伯乐已经创立了这种方法，是这两年才开始注意这种方法的。宗教学界的学者们只不过是将西方的宗教社会学搬来而已，他们今天也仍不知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是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社会学和宗教学在对待马伯乐汉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的两种态度，对这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夏志清运用新批评主义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重评中国现代文学史，使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又回到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之中，这种方法极大启示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在西方汉学（中国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中，“20世纪涌现出来的意象研究，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主题学，文类学，风格学，叙事学，甚至女权主义，混沌理论，文化理论等等，举凡用之于西方文学研究者，几乎都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派上用场”。[6] （P11）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步西方汉学方法论的后尘。
注意其方法论，注意其新的学术视角，运用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揭示出隐藏在其“客观知识”背后的方法论，这正是汉学（中国学）研究者的基本使命。
四、在世界文化范围内探讨中国文化的影响史
如果说，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是各国东方学的一部分或地区研究的一部分，那么，它主要是一种学术形态。但汉学作为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研究，同时也在世界各国的思想与文化中产生了影响，各国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也从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悠久的历史中得到启示，写下了各种形式的文字，从而使中国文化走入了各国的思想文化领域。这些人虽然不是汉学家，但他们和中国在思想上和实际上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对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的影响的研究也构成了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是两个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领域。一般而论，传播史侧重于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域外的中国形象首先是通过汉学者的研究和介绍才初步建立的。影响史或者说接受史则已经突破学术的层面。因为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在西方仍是一个很偏僻的学科，它基本处在主流学术之外，或者处于学术的边缘。中国文化在域外的影响和接受则主要表现在主流的思想和文化界。但二者也很难截然分开，因为一旦中国文化的典籍被翻译成不同语言的文本，所在国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就可以阅读，就可以研究。他们不一定是汉学家，但同样可以做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可能不低于汉学家，特别是在为自己的理论创造时。英国17世纪的学者约翰・韦伯从来没来过中国，但他所写的《论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始语言之历史论文》是西方第一本关于研究中国语言的专著。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你很难说它是不是汉学著作，但其影响绝不低于任何一本汉学的专著。美国的思想家爱默生、诗人庞德，德国的荣格等都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例子很多。因而，接受史和影响史也应成为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前辈学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范式”。钱钟书在英国时所写下的《十六世纪―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陈受颐的《中国文化对十八世纪英国文化的影响》，朱谦之的名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法国学者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都是我们在做汉学（中国学）研究时所必读的书。在这个方面，赛义德的理论给了我们解释的支点,“东方学现象是整个西方的隐喻或缩影，实际上应该用来代表整个西方”。 这是说西方为了确定自我，拿东方作为非我来做对照。“东方代表着非我，相对这非我，西方才得以确定自己之为自己，所以东方乃是西方理解自己的过程中在概念上必有的给定因素”。从18世纪的中国热，伏尔泰认为中国是“天下最合理的帝国”，到19世纪中国完全失去了魅力，黑格尔认为中国是一个只有空间没有时间的国家，一个停滞的帝国，在西方文化史上中国一直是作为西方确立自我的“他者”而不断的变换者。
汉学（中国学）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同”――汉学家们为我们的国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史料，特别是在“四裔”研究方面。其实，它的魅力更在于“异”，在于跨文化间的“误读”。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是汉学研究的天然盟友。如孟华所说：“作为一个比较学者，我对汉学有着一分天然的亲近感和学科认同感。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我踏上比较文学学术之路起，汉学研究就始终伴随我左右，成为我学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7] （P7）
以上几点都是从域外的角度来看待汉学（中国学）的，即它发生的历史，它本身的学术史及它在本国文化思想史中的作用与价值。但在研究海外汉学（中国学）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维度：汉学（中国学）和国学的关系。这种发生在域外的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我们本土的中国学术有什么关系呢？它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发展有什么价值和影响呢？
五、在与国学的互动中把握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
海外汉学（中国学）从其诞生起就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西方汉学。在一定意义上，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是和西方近现代的汉学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学术之建立是中国本土学者与汉学家们互动的结果。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格与王韬，儒莲与王韬，伯希和与罗振玉，夏德、钢和泰与，高本汉与赵元任等等……，汉学家与中国学人的交往我们还可举出许多例子，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钢和泰在厦门大学任教，卫礼贤执教于北大讲坛，陈寅恪受聘于牛津、剑桥，在20世纪20-30年代双方的交往比今天还要频繁。就中国来说，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学术逐步地向现代化形态发展。
傅斯年在谈到伯希和的学问时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借，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8] （P4） 这说明了当时汉学对中国学人的启示。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对西域的研究日益加强，引起许多学者感兴趣，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汉学家的影响。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这里已认识到汉学的特点，以后在与汉学家钢和泰交往中改变了原来认为汉学家治学“成效殊微”的看法，而是直接向钢氏求教于梵文。而他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评价更说明西方近代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高本汉以治音韵学而著称。说：“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工夫研究《切韵》，把260部的古音弄的（原文如此）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300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8] （P166） 鉴于西方汉学的这一成就，他号召青年人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那时再来重新整理国故，便可“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江”。当时西方汉学对中国学界的冲击非常之大，以致陈垣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8] （P139） 其实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从传统的注经转变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启于海外汉学。陈寅恪任教清华之初，遵循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方法，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赵元任和李方桂的语言学研究走出了传统的小学，而采取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高本汉语言学研究的影响。这说明汉学和我们自己本土的学术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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