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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治理论文范文1
关键词：和谐相处；辩证统一；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037-02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1.人与自然是统一体
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就生态伦理问题的本质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首先，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是自然长期进化过程中的产物。在人与其他自然物分离后，人类社会也伴随着自然长期进化发展。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自然处于主导地位的阶段和人类开始处于主导地位的阶段。在随后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关系已经转变为有机一体的关系，也就是成了统一体，这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方向。
2.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相互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在社会实践中互相生成的变革存在关系，具有相互性，彼此相互依存，同时又相互制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不能离开自然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作为与人类具有相互性的自然，不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作为人类的朋友、改造的对象、人活动的产物而存在着。随着社会活动的不断增加，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变得广泛和深刻。
二、生态伦理问题的本质是和谐社会中的人与自然
生态伦理问题的本质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保护生态环境、建立长久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核心。人与自然关系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人的生活质量，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消耗、浪费，只能是破坏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因此，良好的人与自然关系，保证人与自然的相处和谐，是当前生态伦理问题的本质。从人类主观的角度出发，应该完整地认识自然、正确地使用自然、效率地开发利用自然、真诚地保护自然。只有完整地全面地认识自然，把握自然的本质、规律，才能用于指导实践，才能合理使用和充分利用自然，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难免会造成一些破坏，所以还需要保护，使破坏不超过自然可以承受和恢复的程度。完整认识自然是基础，正确使用自然是过程，效率开发利用自然是结果，真诚保护自然是保障，这四部分内容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三、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基本原则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确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全新生态伦理观，这一新的生态伦理观需要有原则性的要求来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行为，并且指导和评价人的行为的合理性，因此，树立正确的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原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和基础性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包括：和谐发展原则、正义公平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
1.和谐发展原则
和谐发展原则，是人与自然关系定位的原则，不单纯强调以人为中心或者以自然为中心，强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和谐共处的关系。人类在生态环境中出现之时，就与自然环境不可分割，人类从生态自然环境中获得生产、生活所需要的资源、能源，不断适应天气、季节、自然现象的变化，而自然也同样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悄然地改变着自己一些固有的规律，在一段时间内，人类盲目地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主人，是生态环境的享有者，自然只是单向地为人类服务，在这种人类为中心的思想中，人类忽略了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索取的越来越多，在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时候，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日益严重，而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率也因为自然环境的破坏而遭受重大影响。在这时，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发展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主观单向的思想，只能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深受其害的只能是人类自身，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原则是最为重要的原则。
2.平等公平原则
平等公平原则在人类的角度看，应该从两个维度进行思考，其一是当前横向的平等公平原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共同与自然相处，共同参与和分享自然固有的资源和能源，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之间是平等、公平地享有资源与环境，不因为人的职位、个体差异而在享受自然的馈赠时有所区别。其二是纵向的平等公平原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与自然的相处要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去看，这就要求当前的人与后来的人平等地享受自然资源，要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而不是当代资源当代利用，不考虑后代的生存生活问题。目前，人类过度享用自然资源、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行为，只能由人类的后代来承担责任，从这个角度上看，这是不平等和公平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态度。此外，在自然界本身，也有其自己内在的平等与公平，自然环境中除了人类外还有其他生物物种，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态规律，这种规律包括当前物种之间的规律和物种自身的遗传规律，人与自然的相处，不但是人与自然界的平等公平相处，也包括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和谐共处，这种和谐共处的基础是对其他物种和自然规律的尊重。因此，平等公平原则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人走出自身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思想，真正与自然、自然界的物种平等公平地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平等公平的相处并不是以牺牲人类自身生活、生产、发展为代价，而是更为合理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平等公平。
3.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原则注重的人类自身的行为方式，通过人类自身对自己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去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一个适于人类自身发展的健康、绿色的自然环境和生态体系。可持续发展原则应该同时具备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同时也强调人际之间的和谐相处。从微观的角度上看，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人类能够充分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不去刻意破坏自然环境，过度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保证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共处一体的整体性，实现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实现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看到自然环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中不单有自然界，同时也包括诸多的自然物种，在变化过程中，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同时也在变化中不断呈现出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保证了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要处理好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发动智慧，充分思考如何解决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开发性与后代人科学、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只有解决好这一难题，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人与自然相处中人类必须尊重的规律性原则，破坏了这一原则，人与自然之间是无法和谐相处的，其结果是人类自己一步步走向危机，直到灭亡。
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内容
在确定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原则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的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具体内容加以分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容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态度上看，就是人类如何去维护自然，在充分享受自然给予的资源和能源的同时，如何有效保护自然；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上看，就是如何把人类自身的生活、生产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与自然发展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从人自身的角度上看，就是如何规划好和管理好人类自身的行为，使人类自身的行为既尊重自然自身的规律，又能通过自然的发展促进人类的发展。
1.维护自然发展和平衡
自然界的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应该是维护自然发展和平衡。自然界发展的规律是在生物物种的自然竞争法则中形成的，同时也是在自然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因此自然界的这种规律应被称之为自然权力。人类应该从尊重自然权力的角度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角度上看，人与自然之间相处关系的内容第一点就是尊重自然界中的人和其他物种，使生态系统平衡发展。这其中，在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上应该充分认识到人与其他物种一样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而非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人类的生活、生产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界这一整体环境。因此，人类尊重自然权力、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维护自然发展和平衡所应有的态度。
2.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选择
在历史的发展长河和自然界发展过程中，人类的存在、发展只是一个阶段，但是就是这一个阶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必要的，人类自身的发展始终是在自然界中完成的，依托于自然界产生人类，同时人类的发展又依赖于自然界，自然环境是人类生活、生产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是历史进化的产物，如何利用好自然资源和能源，如何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核心问题。目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存在诸多的现实问题，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迫切需求，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是人类所追求的，但是在追求高质高效的发展方式时也应该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处理好眼前发展利益和生态平衡的长远利益，实现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和相互促进。
3.人类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抉择
人类自身的行为直接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首先，人的行为反映出人自身的思想观念和对事物的判断；其次，人自身的思想观念和对事物的判断又直接影响到人的行为活动。人之所以高于其他生物物种，在于人的独立思维，但是人类的这种思维又不是完全合理的，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行为目的的短期性和盲目性，缺乏统筹考虑，只考虑行为的可行性，而不考虑行为的合理性，因此，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先后顺序选择上，应该注重人类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把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处理好，处理好这一关系的实质是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人类行为的合理性与否，直接影响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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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治理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以往较为丰富的生态资本变得日益稀缺，阻碍着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各国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希望由此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进行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其目的就是使人们正确地看待经济增长成本，注意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注意到了对社会经济的正面效应，没有反映负面效应所造成的影响，从而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到一个环境恶化、资源缺乏、生态失衡和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之中。因此，改革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资源环境进行核算，走“绿色发展”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经济活动离不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三者共同作用。“绿色发展”就是以“绿色GDP”为发展目标，从现行的GDP中扣除资源环境成本和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服务费用，在保障生态资本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更多地以人力资本代替资源资本和环境资本，提高物质和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
1生态资本内涵
1．1生态资本定义
生态资本是相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实物资本与金融资本)而言的，表现为生态系统所有的资源生态潜力、环境自净能力、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整体有用性等生态质量因素的总和，是具有生态价值的资本。生态资本按空间构成关系可分为三类：(1)地质资本，包括矿物资源和化石资源；(2)地理资本，包括土壤资源、水力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3)星际资本，包括光能和风能。而应纳入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体系的只包括地质资本和地理资本这两种数量有限的资源。
1．2生态资本的特征
生态资本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要素之一，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生态资本的特征也具有二重性：一是具有生态资本的本质属性，具有自然生态功能，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使用价值；二是具有资本的共同属性，即以保值增值为目的，遵循市场供求与竞争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价值。
但是，生态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生态资本具备其它资本所不具有的特征：(1)整体增值性。资本的目标是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由于生态资本受到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制约，保持生态系统内各因子的平衡协调，是实现生态系统整体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的前提；(2)长期受益性。通过合理利用生态资本，其使用价值与价值将不会永久丧失。并且，可再生资源还能依靠其自生的累积性，使生态资本自动增值，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3)双重竞争性。生态系统各因子是在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中得到发展的，遵循共生、相生相克等自然生态竞争规律；同时，生态资本又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存在着市场竞争，遵循市场竞争规律；(4)开放性与融合性。生态资本既具有生态环境系统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又具有一般资本的融合性与扩张性，生态资本经营可以采用产权主体多元化、利益共同体等方式；(5)极值性。生态资本能够承载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经济功能的需求，但是，生态资本对人类的需求并不是无限满足的，其承载力具有一定的极值，超过极值进行开发和利用，将会导致资源环境的退化；(6)不动性与逃逸性。生态资本既具有资源环境的空间固定性，又具有一般资本规避风险的逃逸性。低回报率的生态资本会转移地域或变换形态，流动到回报率较高的领域，引起生态资本的资本功能性逃逸；(7)替代性与转化性。在一定条件下，生态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间能够相互替代或相互转化；(8)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和严格的区域性。不同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组合和匹配都不一样，而“因地制宜”是合理使用生态资本的一项基本原则。
2生态资本价值理论
生态系统依照其是否凝结人的劳动可分为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我国目前的经济价值核算体系不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价值核算，导致生态资本价值被低估和人类对资源环境需求的过度膨胀，从而造成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劳动价值理论、效用价值理论、要素价值理论和供求价值理论等主要价值理论都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
2．1劳动价值理论
劳动价值理论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广泛地应用于价值的确认和计量中。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是衡量物品是否具有价值的唯一标准。如果生态资本具有价值，该价值就是物化在资源和环境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人们的抽象劳动与生态系统相结合，生态系统就具有价值；相反，当某一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和环境没有投入抽象劳动时，该生态系统也就不具有价值。而生态资本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生态资本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所决定的。
在实际中，不管人们是否承认没有投入人类劳动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该生态系统都是客观存在的，发挥着具体的生态服务功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没有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或部分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同样具有价值的观点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劳动价值理论在生态资本价值计量方面存在着困难。
2．2效用价值理论
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就是人们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自然生态系统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具有价值。但是，效用价值理论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它仅能为生态系统的存在价值、选择价值的确定和计量提供可行的方案。
2．3要素价值理论
要素价值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等非劳动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共同创造价值并参与到价值分配中，所以自然生态系统同样也具有价值。但是要素价值理论模糊了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科学定义。
2．4供求价值理论
供求价值理论认为有需求的东西就具有价格，供求决定价值，供求关系是价值规律的内涵。该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稀缺的资源，通过市场可使得其价值能够充分得以体现，在价值确认和计量上具有可行性。
总的来说，自然生态系统也具有价值，并且与人工生态系统一起组成生态资本，参与到价值创造的经济活动中去。
3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将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了一套资源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该体系能准确地表现资源和环境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并以最简明的经济指标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本质。SEEA核算法通过把资源和环境账户作为SNA(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的卫星账户，然后与核心账户(货币型账户)对接形成一体化核算。由于资源和环境是物质型账户，需要先将环境账户和资源账户转换为货币型账户。目前生态资本价值的核算方法有以下六种。
3．1补偿价值法
补偿价值法根据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凝结抽象劳动后的资源环境具有价值，从补偿角度看生态资本价值(w)包括三部分：
W=C+V+m
式中，C、V、m分别为补偿、保护与建设某项资源环境所投入的物化劳动价值、活劳动价值和活动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该法以实际投入的补偿支出计量资源环境的两大价值，应用了历史成本属性，可靠性较高但相关性不足。同时，没有收入劳动的资源环境与少量投入劳动的资源环境同样也具有价值的观点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对这部分资源与环境不进行计量的话，资源环境总价值易被低估，造成资源环境的滥用。因此，补偿价值法主要适用于资源环境补偿增值的计量。
3．2总经济价值法
总经济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理论，将资源环境价值(TEV)按效用不同分为两大类：使用价值(uv)和非使用价值(NUV，又称存在价值)；又将UV细分为直接使用价值(DUV)、间接使用价值(IUV)与选择价值(OV)。其计量关系为：
TEV=UV+NUV=(DUV+IUV+OV)+NUV
式中，DUV是指资源环境直接满足人们生产和消费需要的价值，表现为物质功能，可直接根据市场价值法计量；IUV不直接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但可为生产和消费创造必要条件，表现为环境容量和舒适，可采用生产函数法、损失规避法、预防支出法等计量；OV是人们愿意保护现有资源环境以备未来使用的支付意愿，相当于消费者为一项未使用的资源环境所愿意支付的保险金，表现为资源环境的自行维持功能；NUV为人类对资源环境的永久享用价值与资源环境潜在功能价值的合理评估。目前DUV与IUV可应用于历史成本、现行市价等属性进行直接或间接计量，比较可靠；OV与NUV均仅能采用价值评估法进行计量，计量的主观性强，可靠性低。因此，企业在进行资源环境价值核算时，只要同时符合可定义性、可靠性与相关性要求，企业就应将其拥有的或控制的资源环境确认为自然资产，并同时确认相应的生态资本。
3．3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
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根据地租理论和财务管理理论，将预期的资源环境在未来一定年限内产生的两大价值(即预期的租金或收益)按社会贴现率折现后的现值作为资源环境价值。其计量公式为：
V=V1+V2
V1=qRo／r
V2=A(1+K)／(nQ)
式中，V为资源环境价值；V1、V2分别为资源环境的商品价值与服务价值；Ro为基本地租或基本租金；r为地租率或平均利息率；q为资源等级系数；A为投入总额；Q为受益资源总量；n为受益年限；K为资金利润率。该法应用了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属性，可较为准确地反映资源环境的未来经济利益。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法主要适用于融资租人、借人资源环境的价值计量。
3．4边际机会成本法(MOC)
边际机会成本法基于效用价值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经济活动的成本代价不仅包括对生产各个要素的消耗，而且也包括由于外部不经济行为对生态系统所造成的代价。因此，理论上任何资源环境产品的价格P等于其边际机会成本(MOC)，MOC又等于资源环境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MPC)、边际资源耗竭成本(MUC)与边际环境成本(MEC)之和。即：
P=MOC＝MPC+MUC+MEC
生态资本价值(V)=MUC+MEC＝P-MPC．
式中，MPC常用生态价格定价法或影子价格法计算，较为准确、简便；P为资源环境产品的现行市价。该法主要适用于生产性资源环境价值的核算。
3．5总和价值法
该理论认为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应该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全部论述中去寻找结果。这部分学者认为，生态资本价值不单单是指直接投入其中的人的劳动价值，还包括生物有机体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价格，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地租。也就是说，生态资本的价值等于人类直接投入的劳动、生物有机体的使用价值与所有权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级差地租之和。投人生态系统的人的劳动包括投入人工生态系统的劳动和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社会必要劳动；生态有机体的使用价格实际上是生态系统服务所有权与使用权转移的货币表现，它是经济所有权存在，生态系统被所有者控制，生态系统因所有权规律而产生一种现象，即当社会需要交换资源环境时，生态系统由于有用性而获得价格；生态系统服务级差地租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别为基础的地租。
3．6替代价值法
替代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论，将不能直接进行价值计量的资源环境，按其各项主要功能分别选用合理的计量方法进行功能替代，计算各项功能的价值，将总价值视为资源环境价值。替代价值法主要有较为可靠的市场价值法、旅行费用法，以及主观性较强、可靠性较低的调查评价法、支付意愿法等。它主要适用于计量资源环境的服务价值，应用时应优先选用较为可靠的替代方法。
4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理论认为，能够带来收益的东西称为资本。生态系统，无论是天然的生态系统还是已投入了人类抽象劳动的人工生态系统都可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按照资本能带来收益和财富的概念以及生态系统为人类带来巨大收益和财富的事实，生态系统无疑是资本。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都没有对这种资本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经济发展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并不明显。所以，加强生态资本管理，制止生态系统耗减和质量下降的趋势。通过技术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改善，限制不合理的经济增长计划，适度地开发和利用资源环境，加强生态系统的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进行生态资本的价值核算，准确评估经济活动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退化数量，事前分析不同经济政策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以便决策，从而构建一套能够提供可持续经济增长趋势和经济预警信号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4．1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属性，长期以来，资源环境的产权很难界定清楚或产权得不到保障。众多微观个体构成的群体共同拥有、享用资源环境，对于占用或利用资源环境的利益相关者来说，这些生态系统产品具有稀缺性，对于构成这些群体的个体来说，由于权益分别、交换的代价远远大于它们获得收益，人们更乐于作为免费搭车者，而不愿为享受生态系统付出代价。因此使用者感受不到生态系统的稀缺性，价格机制不能刺激使用者保护生态系统。市场机制的引入，由于使用者已经逐渐意识到生态系统潜在或实际的短缺，价格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强烈刺激使用者投入资金保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可为经济绿色发展奠定基础。
4．2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长期以来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20世纪末兴起的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经济的发展的主要源泉不再是劳动力、资本或原材料，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从增加投入型变为知识和技术进步型。我国已经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将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一套绿色资源环保型社会经济发展体系，走持续发展道路。:
4．3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共同决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以往较为丰富的生态资本变得日益稀缺，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国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希望由此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各国在进行政府决策时，更多的是将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进行资源环境核算，使人们正确地看待经济增长成本，注重经济增长质量。
4．4健全相关法制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生态治理论文范文3
关键词：礼乐文化；中国文论；知识形态；和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form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as originated from culture of ceremony and propriety and music， which was rooted in classical Chinese view that Man be in harmony with Heaven and that Heaven noncorrespond with Land. Thus classicization of poetry with ceremony and propriety and music influenced the intellectual form and productive means of literary theory. As a resul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hich was generated from culture of ceremony and propriety and music， naturally calls for a harmonious situation， that is， harmony between beauty and goodness， Man and Heaven， and reasoning and percep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basis of the view of values and the view of appreciating beauty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 culture of ceremony and propriety and music;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tellectual form; harmony
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作为独立知识门类的文学理论，今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不论其命名“诗学”还是文论，多是以现代学科体制下西方文学理论的框架、理路来认知和思考，但中西文论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根基，如此横向移植未免削足适履。先秦礼乐文化是中国文论知识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也是贯穿中国文论的根本的、内在的文化精神。不仅中国文论的主要命题、范畴籍由此生，中国文论的价值观、目的论、知识生产方式也受其规约。在礼乐文化的认识阈（(episteme)中呈现中国文论的知识形态，是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个值得展望的方向。
礼乐文化素来是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也是治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文论界也偶有人关注中国文论中的礼乐因素，但将礼乐文化作为中国文论产生的认识阈，甚至将中国文论的诞生还原到知识尚未分化的先秦时期的混一状态，将文论视作礼乐文化的重要表现和承载方式，重新认识中国文论的原始气象和内在规律，目前尚不多见。即便在较少的将礼乐文化作为中国文论产生的知识背景的研究中，也存在轻视文论自身的知识自律性的倾向，这难免变成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近期出版的博士论文《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1］，在考察礼乐的思想与知识谱系及其发展演进，梳理礼乐的思维构型、文化基因、精神品格等方面颇有新的探索，也显示出对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关系的关注。但是，该论著研究的切入点和重心，则更着力于对礼乐文化本身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同样的话题以相反的进路再做探讨。质言之，以中国文论为知识本体，初步勾勒生成于礼乐文化中的中国文论发生的知识生产机制和生成形态。中国文论第一个明确的诗学观是《尚书·尧典》中提出的“诗言志”，今人可见的中国文论的第一部专门著作是《孔子诗论》，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集是《诗经》。这三个“第一”都与礼乐文化密不可分，又蕴涵中国文论的初步建构，并对后来文论的推衍模式、理论特征等产生了本源性影响。
1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元文化，它奠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历史走向。礼乐文化是对中国远古从五帝到夏商周时代文化的概括，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框架。作为文化系统，礼乐一直贯穿于古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道德观念，礼乐既是上尊下卑的纲常伦理，又逐渐作为君子之“德”的体现，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作为社会制度，礼乐在周公“制礼作乐”后，形成“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鼎盛之世，成为西周社会的一项根本制度，承担着维护等级制度和社会统一秩序的政治重任。“封建之要义，在文教之一统。故推及西周封建制度之极致，必当达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太平大同之理想，皆由此启端。故周公制礼作乐之最大深义，其实即是个人道德之确立，而同时又是天下观念之确立也。”［2］礼乐文化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演化框架，也为春秋以来文化变化提供了一个逻辑前提和文化背景。
在古代文献中，礼乐文化以礼、乐、文三个概念为核心。“礼”本义指礼器、文物典章，也指仪式中人的一套程式化动作或表演；“乐”本义是舞乐及其带来的快乐；“文”本义是仪式中文身之人即巫，也指整个仪式的审美性外观。礼、乐、文既分别代表仪式中各自本来的意义，又都用来表达仪式的象征性内容，因此也可以以部分代全体的修辞方式作为礼乐文化的代表。《礼记》中写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3］这里，礼、乐、文成为原始宗教仪式活动中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不论“文”指“经纬天地”（《春秋传》），还是“错画”（《说文》），在礼乐文化中，后世的各种“文”如政治、宗教、哲学、经济、美学等知识门类是整合在一体之中的，因此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机制与知识秩序的建立也产生于礼乐文化中。“诗言志”、《孔子诗论》和《诗经》、《论语》都无可争议地受制于礼乐文化，也丰富、体现、传承着礼乐文化。《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礼”、“诗”、“志”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发生时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几个重要范畴。
“诗言志”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开山纲领其重要性在孔子诗学开篇便得到了体现。《孔子诗论》第一简便是继续推演这一观念：“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第二十简：“其离志必有以逾也，其言有载而后纳，或前之而后变，人不可以‘角干’也。”在孔子看来，诗如果偏离了“志”就会有逾礼的可能，因此读诗可以纳志，遵守礼仪规范在前，符合道义在后。
这里首先要廓清“诗言志”的“志”为何意？“诗言志”一般认为产生于尧、舜时代。“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4］今人对“诗言志”的理解多依《毛诗序》和郑玄的解释，认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和“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按照现象学理论，这种解释没有还原语境，是比较含糊的。如果将“志”理解为“天意”、“天之意志”，就能够解释虞舜登基的隆重典礼为什么是“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因为只有传达这是天意，并且将天意反复咏唱，才能达到“神人以和”的目的。《国语·周语下》：“德音不衍，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墨子·天志篇》：“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将“志”解释为“天意”和这两段文字是相容的。［5］有学者从人类学跨文化比较视野广泛考察了诗的缘起，并逐一分析梳理了学术史上对“诗言志”研究后，指出：“诗”言寺，即“寺之言”，“寺”假借为“志”，因此诗、志通用，诗即是志。因为“寺”是祭司，也就是古代社会沟通天人的巫师长。［6］134-196人类学知识告诉我们，古代社会的巫师长往往就是这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即王、帝。看来“志”更可能是天意，“诗言志”时代的“诗”则是沟通天人的巫语，当然也许会具有一点“文学性”。
事实上，三代用诗是制度化的，诗、用诗是礼乐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服务于政治，采集来的民间诗歌并不是直接进入各种典礼，而是要经过雅化的制作过程。同时，还有大量“献诗”的乐歌应制。这些诗歌的内涵和价值旨趣自然受到礼乐政治的渗透和规约，从这个意义上看，采集民间诗歌除观风俗、知兴衰等为天子治国提供信息外，同时必须合礼合乐，不能“言志”的诗歌是不能进入庙堂的。三代凡举行典礼，必然要合乐、行礼、用诗，缺一不可，不同场合、不同等级的典礼其合乐、行礼、用诗也不同。据《祭统》、《明堂位》记载，天子用《颂》；据《礼记》记载，两君相见用《大雅》，大夫、士宴享用《小雅》。用礼、用诗的顺序则为，在堂上升歌完毕，奏《南陔》、《白华》、《华黍》等笙歌，间歌《鱼丽》，笙《由庚》等，最后合乐，《周南》三章，《召南》三章。
作为中国第一个诗学观，“诗言志”产生了重大影响。以现在的“文学性”观照文学的发生，也许中国文学的最初形态不只是“言志”之诗，凡情感激荡之语、“杭育杭育”都可算做文学的雏形。而中国文学理论一开始就确立了诗与“志”的同位关系，将天意（神）凝结在语言中，与降神之乐舞一起，承担起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功能从最初的沟通天人以保社稷到后来的符合礼乐规定的个人志向、理想，贯穿了鲜明的关怀天下意识。到孔子《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儒家的“志”已经可以与中国文化中最复杂的“道”相提并论了，“志”的天道意味逐渐被教化的人之道所代替。正如许倬云指出的，“孔子这一次突破在于将人道普遍化了，将行之于贵族的礼乐观念普化于大众之间”［7］。当礼乐从原始宗教领域进入社会政治、典礼仪式、人生礼仪时，乐、礼与诗歌实现了广泛结合，也确立了中国“社会政治与艺术相依”［8］的文化范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取可施于礼义”，删订当时的许多诗歌，呈现给后世一部“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的“诗三百”。［3］1936当我们从文学本体论去阐释《诗经》时，不妨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认为，文学就应该与音乐、政治、道德教化密不可分，诗首先是承载礼乐教化的有效工具，也是礼乐政治的有机部分，和“审乐知政”一样，“采诗”也是为了知政。
2礼、乐二要素中，乐影响产生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韵律。向神表达心意的乐是最先使人们组织成一种社会性群体的有力纽带，成为古代社会的灵魂，人们的社会整体感在集体乐舞中被强烈唤起。乐首先也主要以其特殊的音调成为沟通人神和人人的纽带。人类学研究表明，动作语极少能表现抽象概念，音调是人类表达抽象概念和思想情感的最早的工具之一。人类可以采用音调极为确切地表现极为复杂的内心情绪，这种表现方式实际上是音乐性的，做到这一点“跟所使用的语言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内心的激动可以借助没有任何意义的音节的发音表现，甚至可以细致地表现”。［9］因此，乐是三皇五帝时代的重要政治形态。《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大合鬼神，作为《清角》。”黄帝之孙颛顼有《承云》之作，《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虞舜喜欢音乐歌舞，还直接从事音乐创作：“舜立，命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尚书·益稷》云：“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其传曰：“韶，舜乐名，言箫，见细器之备。”这便是后来使孔子迷醉“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商代君主、国号、地名则往往以乐器来命名，说明乐也是商代的政治形态。
礼乐在上古是不可分的。但最早“事神人之事”的礼乐外在表现形态是“乐”而不是“礼”，或者说，最早以祭祀礼仪为中心的各种“礼”是以“乐”的形式出现的，“礼”的目的诉求隐于“乐”的表现形式中。“乐”得到某种格外地突出。江文也先生言“礼”之于“乐”，犹如阴之于阳，两者密不可分。［10］为了“神人以和”的共同目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乐和诗必须相得益彰，“八音克谐”，因此乐的特性必然制约诗（歌词）的某些形式，如句子长短、词语发音等。能够和乐相配的诗歌便可以“永言”，反复咏唱，更易于传播，不论从和神的目的还是从教化人的功能都获得了更充沛的生命力。
鲁迅曾说，最早的诗歌是“杭育杭育”派。这即指诗歌的有调无词形态，可见最早的诗歌实际上是歌，有声无义，有调无词，当然也可以说，诗就是歌，歌的因素远远大于后世研究中重视的诗歌的语言内容意义。这也是乐能够和诗歌关联的重要原因。当然，语言文字进入诗歌，带来了“乐”内容的丰富化和确切化，形成后世习见的诗歌。如果说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那么，语言文字的进入显然为诗歌的接受带来了某种障碍，也同时逐渐使诗歌分化为有词有调直至有词无调。
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生阶段，合乐是优秀诗歌的重要标准。除了符合乐的句式，语词本身的音韵也显得十分重要。这些合乐的限制最终影响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语言。《诗经》中重言、双声、叠韵语词非常普遍，仅重言就有如：关关（雎鸠）、（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交交（黄鸟）、（风雨）潇潇、（鸡鸣）胶胶、呦呦（鹿鸣）、泄泄（其语）、习习（谷风）、（南山）烈烈、（南山）律律、（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大车）槛槛、（和铃）央央、（我心）惨惨、（忧心）奕奕、（劳心）博博、（忧心）忡忡，等等，这样普遍的重言和《诗经》中大量出现的双声、叠韵，也许不是上古诗歌的全部面貌，其因孔子而被选入《诗经》中，对后世诗歌、汉语言文学和中国文学理论对文学音乐美的追求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重言、双声、叠韵并非古代诗人的修辞匠心，而是汉语言本身的诗歌功能的再现。 “摹声作为人类最早的言语能力之表现，不仅在汉语直接催生了‘重言’模式，而且又间接地孕育了足以显示汉语诗歌潜能的另外两种模式——双声与叠韵。这三种模式的交互作用和错综组合，为汉语创作中的韵语——韵文形式奠定了音乐美的基础。”［6］376韵文以韵语为基础，而韵语的产生远在文字的产生之前。韵语在上古时代非常发达，古人的理论著书，有全部使用韵语的，如《老子》。有部分使用韵语的，如《荀子》、《庄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法言》等。文告和卜易铭刻等，也掺杂着韵语。［11］
汉语的韵语特点使其很容易和乐，从而形成中国古代诗乐合一的艺术发生形态。《诗经》中有不少明确标为“歌”的诗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韵语特征：“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夫也不良，歌以训之”（《陈风·墓门》）；“是用作歌，将母来念”（《小雅·四牡》）；“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虽曰非予，既作尔歌”（《大雅·桑柔》）；“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卷阿》）；等等。这些诗句的“歌”特征都表明了上古诗与乐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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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字是鸟兽和一般自然现象在大地上留下的痕迹的投射，是古人“立象尽意”的象喻思维的体现。“象”作为中国文学的文字书写特征，不同于印欧民族的文字仅是语言的机械表达，而是以“精神直接面对概念”，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dt）因此称汉字是“思想的文字”。“象”、象喻思维与汉语言发音的音乐特征一起，共同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发生特征。“进一步的证据则是中国人把书法视为传统艺术这一重要而人所共知的事实，以及古代文字作为权威性经典所具有的统治性影响。……由于其创造是建立在对种种‘踪迹’的观察上，中国字倾向于比任何拼音文字都更好地投射出自然的迹印，并因而揭示出语言是一个由不同符号组成的系统。”“几乎每一部中国古代文本都是一部互文（intertext），……中国的互文作为踪迹却总是引导人们回到起源，回到传统的源头，回到道与儒的伟大思想家那里。”也就是回到宇宙自然的原初和谐秩序中。这样，汉语言文字“以一种饶有趣味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这种文字可以更容易也更有效地颠覆形上等级制”。［12］对“形上等级制”的“颠覆”就是消解等级制，是“和”。
上古礼乐文化反复强调的正是“和”，乐作用于社会就是和同。《礼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万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庄子》外篇《天道》：“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13］21-22《荀子》：“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13］28看来，汉语言发音对自然之声的“和”与书写对自然之象的“和”都具有“与天和”的伟大思想，对乐的“和”诞生了汉语言复杂的平仄韵律，对象的“和”诞生了汉语言奇特的立象尽意特点，二者共同构成了汉语的诗性特征。
和乐的诗歌可实现孔子“克己复礼”的教化目标。《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要求以诗感志是礼乐教育之起点，以礼制约情志是礼乐教育之主体，以乐完成情和礼的统一是礼乐教育的终点，即诗、礼、乐统一。《诗经》中选入了大量歌功颂德、赞美君主文治武功、弘扬道德美、展现道德理想的作品。在《论语》、《诗论》中，孔子都非常注重对诗做道德意义的诠释。孔子虽然也注意到了诗歌客观上具有承载科学知识的作用，但这个认识被淹没在其道德教化的根本目的中。《论语·阳货》篇中，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除此之外，孔子还是反复强调礼乐教化。上博楚简中有《民之父母》14支简，藉孔子答子贡提问，提出为民父母之道在于“达礼乐之源”，以“至五至”，“行三亡”，“以皇于天下”。篇中尤其用力论述所谓“五至”“三亡”之道，乃是透过无形式、超越形式的心、志，使礼、乐之教于全天下。
孔子诗教要达到的目的并不停留在政治道德层面，而是更进一步追求人格独立、“天人合一”、“美善相乐”的自由精神境界。孔子认为，《诗经》礼乐文化熏陶培养出的文人会具有“乐而不，哀而不伤”的人格气质，而作为“道德之器械”的周礼对个人而言，也是要培养能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君子，这种君子就是社会的栋梁。所以，孔子教化个人的最高标准是成就“君子”人格。因此孔子对那些只知礼乐的仪文形式而不求礼乐的形上精神的人，一再进行批评：“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玉帛钟鼓只是礼乐的表现形式，仁才是礼乐的本质和生命所在。到后来中国另外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刘勰《文心雕龙》中，更将天文、地文、物文和人文一言以蔽之曰“道之文”，“文”并不是专指作为“心之言”的人文，“心”也不是人文之最根本的来源。换言之，不是“文言志”而是“文言道”，如此，才有“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由此可见，礼乐不仅是中国文论最为根本的论述工具（道），也是中国文论最为基本的学理逻辑：一切文都是礼乐之诗，礼乐即文之道，人文价值的高低以其距礼乐、道的远近而定。摒弃这其中过于僵化的对周礼的推崇，其所蕴涵的对理想人格的培育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意义诉求，正是中国文论最有生命力的承当、干预精神的体现。可以说，中国文学理论在发生时就已经规定了优秀的文学应该同时具备修身和济世救民的双重功能。
3孔子删定《诗经》并大力提倡“不学诗，无以言”，其实质是有选择地将部分诗经典化，表现出中国古代文论家文化权威的身份自觉，进一步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强烈的干预社会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干预社会与文学自律并不矛盾。中国学问的根本精神，“从来就强调为己之学”［14］。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什么是“为己之学”？就是读书做学问不是为了父母、为了邻里、为了国家、为了任何其他人其他事，只是为了让自己明善知理，成就为人，或为我之求知而求知。这与国家主义下的学术观，要求读书报国、科教兴国等等是迥然异趣的。因此孔子的济世之志实则是治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卷17《正始条》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孔子这看似矛盾的思想：“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其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则焉。”天下是文化概念，国家是政权概念，读书为学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而非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国家兴亡，老百姓无法负责，那是施政者的责任。故庄子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嘲笑那“智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是不能逍遥的小麻雀。孟子也云“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己之学，正是天下之学。也正因此，礼与乐能够阴阳相倚和谐归一，即善与美能够兼顾，艺术与教化能够并行，艺术自律与干预社会能够兼容。这正是中国文论价值观的根本特质。
中国文论推崇像君子一样尽善尽美的文学艺术，换言之，好的文学要像君子一样“天人合一”、“美善相乐”。钱钟书在《人生边上的边上·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指出：“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就是中国文评的特点，如《文心雕龙·附会》云：作文须‘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或什么气、骨、力、魄、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等等用来评论文章的术语，都显示着这样的特点。”［15］孔子孜孜以求地追求这种君子化的文学观。他用“比德式思维”将诗变成修身、济世、治学的基本策略和话语方式，并据此删选、裁定诗歌经典，将经典的接受日常化，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孔子的“比德式思维”是用拟人化眼光看待自然事物，并寻找其和人的道德品性之间的对应关系，概言之，是将自然物变成道德境界的象征。《论语·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将山水拟人化，以山水的自然特征象征仁人君子的高尚人格境界，开儒家比德式思维之先河。在这种思维下，孔子又将“兴”奉为人格修身的起点，文学的艺术自律与社会功能据此联结。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包咸注云：“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由于兴不仅是诗歌创作修辞方法，更是引譬连类的神话思维的体现。［6］422这样的修辞方法本就来源于象征的神话思维，人和物能够自然地发生类比关系，因此中国诗歌创作中象征手法的兴盛、孔子解诗时的“比德式思维”就是自然的了，中国出现同时作为创作方法和修身之道的“兴于诗”就是必然的了。这种不同于抽象理性的思维方式“是稽古式思维定势的派生物”［6］422，又具有象征思维无限开放的特点，因此有丰富的内涵。
这种比德式思维也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之一。按德里达的观点，西方是语言中心主义者，也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而文字优位的文化，则强调人之用文，人就是意义的本源，文字所显示的意义，就是宇宙天地万物之意义。由此看来，中国文字、人之用文形成的文学、书法等与人生命的贯通是自然而然的；而这一切都是贯通于宇宙天地万物的“道之文”，因而应该追求合乎“道”本性的不朽：“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者，万物之奥”；“道法自然而为化”。《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儒家著名的“三不朽”中，将立人与立言（著书立说）作为到达不朽的方式。文的人化、文的不朽、文的育人、文的乐感、文的存道，这一切都造成了中国人对“不朽”之文的强调，这也是中国文化对古代经典特别的引注发挥爱好、中国文学理论重视原典阐发、轻视个人创造的重要原因。
“诗”的经典化、日常化、修身济世意义和解诗的比德式思维，使“诗”作为文体在中国文化中举足轻重，最终成就了诗国美誉；作为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总体面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文献中都表现出引诗用诗的特别嗜好：“考古人赋诗，据从《左传》、《国语》所获资料，自僖公二十三年至定公四年（公元前637—前505）约百年间，共赋诗六十七篇次，用诗五十八篇。计颂一，大雅六，小雅二十六，风二十五篇。计往来交际之国，共有鲁、晋、郑、宋、齐、秦、楚、卫、曹、株十国”。［16］唐诗宋词的繁荣自不必提，这种引用古诗并将其当作古代圣贤理性范本的倾向一直延续到今天，即使在后来中国叙事文学出现后，小说中也往往会突然出现“有诗为证”，章回体小说的回目也俱为诗。
对诗歌的嗜好已然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审美风格，影响到中国文学理论臧否作品的审美观。即使被有些学者看作中国现代性文学起源的《红楼梦》，小说的诗化风格也迥然有异于西方小说的叙事。在《红楼梦》中，诗词歌赋随处可见，汉语言文字本身的特质和诗性思维、中国哲学的全面浸润，使得《红楼梦》“天然一段风流”，中国“味道”极其醇厚。“《红楼梦》……创造了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诗体小说。抒情与叙事的结合，像盐溶于水一样，无间无痕地遍及全书。它表现在情节结构的安排里，也渗透在人物性格和环境细节的描写之中。冷雨敲窗、清灯照壁、良宵花解语、静日玉生香、戏彩蝶、泣残红、诗、螃蟹咏，处处是生活的真实描绘，处处是情味的挹之不尽。如果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的范围来考察，即使在以戏剧、小说擅长的西方文学里，这样抒发内在感情与反映外在生活的统一，也只是作家们不可企及的理想，还没有一部别的小说达到这样完备的高度。”［17］这段批评依据的审美标准正是对中国文学诗化风格的极力推崇。
以服务于典礼而采制的诗，以对乐的感悟来评价诗的中国开端之文论，加之对不朽之文的重视，中国文论往往极其珍惜笔墨，因此只言片语的品诗语言形成了中国文论的含糊感悟形态。在著名的孔子韶乐“尽善尽美”论之外，《孔子诗论》第二简论《颂》：“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易，其思深而远，至矣。”是论乐；第三简论《国风》：“其言文，其声善”则兼论文乐。可是后世之人却无法想像这“乐”究竟如何“安而迟”，如何“善”。再如，孔子说《诗经》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在先秦各门类知识整合于礼乐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含糊感悟形态和对不朽之文的追求与象喻思维、比德式思维一起，为文学理论的知识扩容提供了可能。新理论的诞生无需颠覆旧理论，新旧理论、各门类知识都是礼乐文化这同一棵树上不断生出的枝叶，其扩容、增殖特征和西方文论截然不同。中国后世注诗越注越多，对一些重要文学理论范畴反复研究，形成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以范畴为纲、抉精发微的独特面貌，真正成了“不说诗，无以言”，论证、推衍诸子与经典（今天还可以加上西方理论）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任务，也成为其知识生产与扩展自身理论空间的基本方式。
礼乐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石，本源上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地差序格局的宇宙秩序的体现，生成于礼乐文化中的中国文学理论天然便具有对和谐秩序的诉求，这种和谐既是天人和谐，人伦和谐，审美与功用的和谐，也是理性与感性的和谐。当我们从文化互补意义上思考这些规定性，可以清醒地看到西方学术界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思维方式所造成的理性异化，因此，我们也许不必为某种“扩界论”、“终结论”盲目忧心，而应该认真研究中国文论生成、扩容、发展的自身规律，梳理中国文论的知识形态，重估中国文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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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治理论文范文4
1．1“双惟”实验班简介江西中医药大学“双惟”实践班始创于2006年，得名于校训“惟学惟人，求强求精”，旨在激发学生的内动力，着重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意志力）、思想素质、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是江西中医药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的重大举措和重要成果。其中，“惟学”是指乐学、善学、勤学，乐思、善思、勤思，乐行、善行、勤行；“惟人”是指诚信、包容、奉献、敬业、自律、乐观。“双惟”教育理念是对以江西中医药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医药大学管理和教育理念的最直观描述。“双惟”实践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和高等教育改革的新趋势，把握人才培养的内在规律，努力培养思想素质高、心理素质好、学习能力强、思维能力突出、具备终生奋斗良好习惯的实践型、创新型、创业型人才。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双惟”实践班的培养和运行模式逐渐成熟，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体现出十分明显的“生态课堂”属性。
1．2“双惟”实验班的“生态性”教育生态学把教育与生态环境联系起来，研究教育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规律，研究重点就是对教育生态系统的各个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探析。“生态课堂”是教育生态学的重要领域，关注影响教学过程的诸多方面所形成的网络，并对此进行剖析与理解，关注课堂内部的行为特征以及课堂外部社会因素对课堂教学的作用。这种课堂“以人为本”，关注师生共同成长、激发师生潜力、分享教学过程中的幸福快乐，营造富有生命力的“绿色”活力。“生态课堂”与传统课堂的区别在于以学生为主体，师生间、生生间合作交流、共同探究、和谐发展。学生在“生态课堂”中学习不仅仅获得的是知识，还能体会到生命的动态平衡性、生成性和可持续性。课堂环境中不只是物质环境，还有人际关系环境、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心理环境的共同和谐发展。生态课堂追求课堂整体的“平衡”发展，构建生态课堂，就是要形成开放多样的生态课程类型，确立民主平等的生态师生关系，建立动态发展的生态评价机制，创设和谐共生的生态课堂环境。故而，“生态课堂”就是以生态的眼光、态度与方法来观察、思考、分析课堂，用生态学的原理去审视课堂，以生态的眼光、态度和方法去思考、分析和解释复杂的课堂教学问题，并以生态的方式进行课堂教学，其根本目标是生态课堂主体学生学习生态的建立。“生态课堂”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对课堂伦理的崭新认识以及对课堂生态系统中各种相关因素的认识。其核心是对个性化的教学目的、教学过程、课堂特征和课堂维度所组成的特定环境的重视，强调课堂环境对学生的影响。从“生态的”视角而言，课堂应该具备多维性（multidimensionality）、同时性（simultaneity）、即时性（immediacy）、不可预知性（unpredictability）、公开性（publicness）和历史性（history）等六方面的特征。所有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所建构的环境给参与课堂活动的每一个成员（学生和老师）带来了压力和动力。同时，“生态课堂”强调多种关系的辩证统一，认为课堂是整体相关与动态平衡的统一、多元共存与和谐共生的统一、开放性与交互性的统一、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差异性与标准性的统一。“双惟”实验班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大学生的特点，重视课堂内外环境对大学生成长的作用。教学活动积极推广“主动式”教学方法，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将老师教与学生学有机地结合，突出主动特色。强调师生交流和同伴互助，共同进步；重视团队协作，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学习过程中着重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从开学到放假，“双惟”实践班学生每天坚持晨练、晨读，从不间断，磨练出“双惟”学子坚韧的毅力。同时着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开展“书香之家”读书活动，围绕“充实文化素养、强化中医信念、夯实经典理论、提高中医技能”的思路，进一步强化、发展、延伸学生的专业技能。诸多“生态性”的努力唤醒了学生的力量，培养了其自我性主动性和创新性。
2“双惟”实验班的素质教育目标
2．1素质教育指引素质教育概念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重要理论价值的命题。“素质”从一开始提出就不仅指狭义的先天生理禀赋，而是具有丰富内涵，包括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广义概念。朱小蔓等认为，素质的特点可以归纳为遗传性与习得性的统一，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稳定性与发展性的统一，潜在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对素质教育的追求贯穿于幼儿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素质教育的根本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学生为中心，以发展为主题，以及遵循多样化、民主化、科学化、终身化、国际化等现代教育理念。由于高等教育的任务和性质、教育对象的身心特点以及大学教育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等因素，决定了大学素质教育具有不同于基础教育中素质教育要求的特点。表现为大学素质教育强调人文教育，强调通过课程教学提高大学生对真善美的认识；注重通过实践活动和个体反思促进教育影响的内化，从而使得教育效果评价具有较强的模糊性。大学素质教育的特点可归纳为：内化性、全面性、和谐性、创新性、文化自觉性。教育的根本是“育人”。“育人”的主要内容是既要教“做人”又要教“做事”，并使人全面发展。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复杂而多维，既要突显全面发展的重要，要求人的身心（包括知、情、意），在德、智、体各方面得到发展，也要在素质教育的同时处理好专业教育的关系，不能用素质教育削弱或取代专业教育。“双惟”实验班把“四自一养成”作为主要的培养方法。具体而言就是自愿参加“双惟”实践训练的学生将经过一年的晨练、晨读淘汰考验，坚持不下来的则自我淘汰，能坚持晨练、晨读的一年后进入专项训练阶段，不能坚持下来的学生同样会被自我淘汰。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激励、自我提高的能力逐步增强，养成良好的习惯，并进入对低年级学生的指导阶段，达到教学相长的成效。与此同时，“主动式”课堂教学模式强调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强化学生主体地位，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主动研究、主动发展的理念。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延伸问题为线索，以教师的主导，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研究、自主解决问题、自主延伸发展为教学流程设计的现代课堂教学模式。“四自一养成”和“主动式”课堂相结合便是江西中医药大学学生素质教育的具体路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生态治理论文范文5
用甲氨基阿维菌素毒杀同型巴蜗牛，共分五个浓度梯度:将药物分别稀释至16000倍、13000倍、10000倍、7000倍、4000倍．分别用各浓度药剂喷雾处理蜗牛，每组100只，并设置用同等量蒸馏水处理的空白对照组，分别于24h和48h后记录成活的、死亡的和中毒的蜗牛头数，并记录中毒现象．用核型多角体病毒毒杀同型巴蜗牛，共分五个浓度梯度:分别稀释至1200倍、1000倍、800倍、600倍、400倍．分别用各浓度药剂喷雾处理蜗牛，每组100只，并设置用同等量蒸馏水处理的空白对照组，分别于24h和48h后记录成活的、死亡的和中毒的头数，并记录中毒现象．
实验结果
1甲维盐•高氯的毒杀效果
按照上述要求，用甲维盐•高氯对同型巴蜗牛进行药剂喷雾处理，24h后观察，蜗牛死亡数量较多，部分出现了行动较正常蜗牛迟缓，身体回缩缓慢的中毒现象．3000倍和3500倍的毒杀效果达99%．效果非常理想．48h后再观察，蜗牛基本死亡，整体毒杀效果达82%，效果较为理想，有大面积推广施用的价值．甲维盐•高氯毒杀同型巴蜗牛效果见表1和图1。
2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的毒杀效果
按照上述要求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对同型巴蜗牛进行药剂喷雾处理，24h后观察，蜗牛出现了部分死亡和中毒的现象．死亡蜗牛身体表面粘液减少，肌肉萎缩;中毒蜗牛行动较正常蜗牛迟缓，身体部分无法回缩．4000倍和7000倍的毒杀效果达45%，其余药剂效果均不理想．毒杀效果是出现了足无法回缩的中毒现象，最高浓度的毒杀效果低于40%，效果极其不理想．48h后观察蜗牛死亡数量增多，整体毒杀效果达59%．
从实验结果知，并不是药剂浓度越高，毒杀效果就越好，选择最佳的施药浓度才能取得较好的毒杀效果。此药剂整体毒杀效果达59%，有一定的推广使用的价值．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毒杀同型巴蜗牛的效果见表2和图2．
核型多角体病毒的毒杀效果
按照上述要求用核型多角体病毒对同型巴蜗牛进行药剂喷雾处理，24h后观察，蜗牛出现部分死亡的现象，死亡蜗牛身体分泌大量粘液，并发出异味，身体滑出壳外．中毒蜗牛反应迟钝，身体无法完全回缩，毒杀效果不理想．48h后观察蜗牛，蜗牛出现死亡率不高，600倍浓度的药剂没有出现死亡个体;蜗牛大多中毒，除了最佳施药浓度800倍的药剂毒杀效果达60%其余均低于50%．
从实验结果知，稀释至800倍的药剂毒杀效果达60%，毒杀效果相对较好，其余均不理想，所以，选择最佳的施药浓度对毒杀效果的影响很大．核型多角体病毒是一种新的生物农药制剂，价格相对昂贵，毒杀效果不太理想，不宜大规模推广使用．核型多角体病毒毒杀同型巴蜗牛效果见表3和图3．
讨论
生态治理论文范文6
摘 要：本文以中国CNKI学术总库上2009年―2011年研究公共治理的文章为样本，从研究的时间、研究的主体、研究的领域、研究地域、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等六个方面描述了近三年我国有关于公共治理研究的基本状况与特点，并从以上几个角度对近三年的有关于此方面研究的发展、进步与不足进行了评价与分析。
关键词：公共治理；内容分析；分类法
公共治理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一个热点问题，当时西方的政治、社会危机的产生推动了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与范式变革[1]。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回应公民的需求并提供某些公共服务；二是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治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激励决策者回应公民要求[2]。基于对公共治理研究的内容分析，不仅可以总结先现今公共治理研究的现状，同时能够发现研究整体存在的不足，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资料。
笔者主要从中国CNKI学术总库上，搜索到了近三年有关于公共治理研究的文章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对其进行内容分析，并对搜集得到的资料进行一定的数据处理。由于中国CNKI学术总库是国内十分权威的论文检索数据库，选择从该学术总库上搜集到的论文作为研究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意义。
一、绘制编码表
笔者在研读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在分析了不同文章间研究的内容之后，发现就论文研究的内容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就公共治理理论本身进行研究，这样的论文共有39篇，我们将其记为A类。还有一类是研究在特定情况或环境中的公共治理，共59篇，我们将其记为B类。就A、B两类，笔者做了不同的编码表。
表1.1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A类文章的编码表
研究的时间PA：2009年PA1、2010年PA2、2011年PA3 治理的地域PB：国外PB1、中央PB2、省级PB3、地市级PB4、区县级PB5、乡镇级PB6、村社级PB7、区域PB8、城市PB9、农村 PB10
研究的角度PC： 理论缘起PC1、治理政策PC2、治理评估PC3、治理模式 PC4、表现形态PC5、治理结构PC6、功能与意义PC7、理论研究PC8、资源配置PC9、主体的作用与转变PC10、价值体系PC11 研究的方法PD：调查研究PD1、文献综述PD2、实验法PD3、实地研究PD4、纯学理研究PD5、方法不明PD6
表1.2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编码表
研究的时间PA：2009年PA1、2010年PA2、2011年PA3 公共治理的主体PB：公民PB1、政府PB2、非政府组织PB3、企业PB4、民间组织PB5、宗教组织PB6、主体不明确PB7
公共治理的领域PC：（1）政府建设PCA：职能转变与完善PCA1、绩效评估PCA2、监督体制构建PCA3 （2）产业发展PCB：传统产业PCB1、新兴产业PCB2 （3）生态问题PCC：环境保护PCC1、资源利用PCC2 （4）社会发展PCD：教育发展PCD1、民主建设PCD2、社会保障PCD3、法制健全PCD4、大众传媒PCD5（5）其他PCE 治理的地域PD：国外PD1、中央PD2、省级PD3、地市级PD4、区县级PD5、乡镇级PD6、村社级PD7、区域PD8、城市PD9、农村 PD10
研究的角度PE： 理论缘起PC1、治理政策PC2、治理评估PC3、治理模式 PC4、表现形态PC5、治理结构PC6、功能与意义PC7、理论研究PC8、资源配置PC9、主体的作用与转变PC10、价值体系PC11 研究的方法PF：调查研究PF1、文献综述PF2、实验法PF3、实地研究PF4、纯学理研究PF5、方法不明PF6
二、分析与研究
关于A类文章的研究
（一）关于研究时间：
表2.1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A类文章的研究时间
时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合计
篇数 21 10 8 39
百分比 53.8% 25.6% 20.6% 100%
笔者从CNKI上选取了近三年的论文，并且以一年为单位进行时间上的研究。从表格中看出，2009年到2011年三年间，单纯针对公共治理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上出现了递减的趋势，这可能与选取的时间段太短、选取的标准等众多客观因素有关，但同时也反映出了A类文章研究的数量在减少。
（二）治理的区域
在有关于治理区域的划分上，有些文章是在宏观上就国内或者国外进行研究，而在国内一些学者发表的论文中，受中国行政区域划分的这一标准，又可以分成中央、省级、地市级、乡镇级、村社级等，区域、城市、农村也成为关注的一点。
表2.2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A类文章的治理区域
区域 国外 国内 中央 省级 地市级 区县级 乡镇级
篇数 0 13 0 1 0 0 0
百分比 0% 33.3% 0% 2.6% 0% 0% 0%
区域 村社级 区域 城市 农村 文章并
未说明 合计
篇数 0 1 1 2 21 39
百分比 0% 2.6% 2.6% 5.1% 53.8% 100%
就表格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一半以上的论文并未在文章中点名其关注的区域，只是进行总体上的论述与分析。而占三分之一以上的文章是关注于我国公共治理现状的，近年来热点的区域、城市以及农村等并未在此类文章中广泛体现。
（三）研究角度
表2.3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A类文章的研究角度
角度 理论缘起 治理政策 治理评估 主体作用与转变 治理模式
篇数 3 1 6 14 5
百分比 7.8% 2.6% 15.4% 35.9% 12.8%
角度 表现形态 作用意义 理论模型研究 资源配置 合计
篇数 2 3 4 1 39
百分比 5.1% 7.8% 10.2 2.6 100%
在A类论文中，总结开来就是以上七个角度，那么在这些切入点中，关于主体作用等的研究占到的比例最大，这类文章就主体界定、主体的作用、主体的转变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与分析，而关于治理评估与的研究次之，有较少的学者选择从其他的角度进行文章的研究。
（四）关于研究的方法
笔者按照风笑天著的《社会研究方法》中对于研究方法的分类，将研究的方法归纳为下表的几种。
表2.4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A类文章的研究方法
研究
方法 调查研究 文献综述 实验研究 实地研究 纯学
理研究 研究方
法不明 合计
篇数 0 0 0 1 38 0 39
百分比 0% 0% 0% 2.6 0% 97.4% 100%
从表格中的数据可以十分清楚的看到，几乎全部的学者采用了纯学理研究的方法，而并没有学者采用调查研究等其他在研究问题时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
三、关于B类文章的研究
（一）研究的时间
表3.1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时间
时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合计
篇数 16 19 24 59
百分比 27.1 32.2 40.7 100%
B类文章针对的是具体情况与公共治理相结合文献的研究，从上表中可以很容易就看出，在2009年至2011年这三年间，研究这一类文章的总数量在上升，表示出了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在逐年增加。
（二）研究的主体
表3.2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研究主体
主体 公民 政府 非政府组织 企业
篇数 10 32 8 2
百分比 16.9% 54.2% 13.6% 3.4%
主体 民间组织 宗教组织 主体不明确 合计
篇数 2 2 3 59
百分比 3.4% 3.4% 5.1% 100%
在有关于研究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了在公共治理的研究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虽然政府在公共治理中占有绝大部分的比重，但是多元化的趋势也是十分明显的，随着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完善，其治理主体必定更加多元化，针对此问题的研究主体也必定随着多元化。
（三）研究的区域
表3.3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区域
区域 国外 国内 中央 省级 地市级 区县级 乡镇级
篇数 0 28 1 1 0 0 0
百分比 0% 33.3% 0% 2.6% 0% 0% 0%
区域 村社级 区域 城市 农村 文章并
未说明 合计
篇数 0 2 5 3 19 59
百分比 0% 2.6% 2.6% 5.1% 53.8% 100%
有关于研究角度方面，现在的学者还是偏好于从我国公共治理的总体出发进行研究，表现在数据上就是占百分之47.4%的人将这一点作为研究的区域点。
（四）研究的角度
表3.4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研究角度
角度 理论缘起 治理政策 治理评估 主体作用与转变 治理模式
篇数 2 18 3 8 4
百分比 3.4% 30.4% 5.1% 13.4% 6.8%
角度 表现形态 功能与意义 理论模型研究 价值体系 资源配置
篇数 3 11 5 4 2
百分比 5.1% 17.6% 8.5% 6.8& 3.4%
在有关于研究角度上，公共治理相关政策的研究仍然成为众多学者就这类论文研究的一个重点，其功能与意义等是许多学者选择的第二方面，针对于理论缘起等研究较少。
（五）研究的领域
笔者在研读了所有B类论文后，就其主体进行了如下的分类，政府建设、产业发展、生态问题、社会建设以及其他等问题。另外，根据具体问题的归纳总结，笔者又将每一领域进行了更具体的分类，在表1.2中已进行展示。具体表格如下：
表3.5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研究领域
领域 政府建设 产业发展 生态问题 社会建设 其他 合计
篇数 15 12 3 26 3 59
百分比 25.4% 20.3% 5.1% 44.1% 5.1% 100%
由表格统计数据不难看出，社会建设问题是专家学者更为关注的研究方向，而其中占到最大比重的是教育问题。有关于政府建设问题，其研究的比重也较大，而进行细分后发现，就政府职能转变与完善的研究最多，占到百分之五十。有关于产业发展等社会热门的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增加。
（六）研究的方法
表3.6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研究方法
研究
方法 调查研究 文献综述 实验研究 实地研究 纯学
理研究 研究方
法不明 合计
篇数 0 0 0 0 59 0 59
百分比 0% 0% 0% 0% 100% 0% 100%
纵观B类文章的研究方法，笔者发现尚未有学者采用出纯学理研究外的其他方式进行研究与分析的，有关于这个问题在调查研究、文献综述、实验研究以及实地研究等方法上的应用将会是十分新颖的。
三、评价与思考
总体上来看，近三年有关于公共治理方面的研究有一下几个特点：
1、研究公共治理与具体实际问题相结合的论文多于单纯研究公共治理的文章。而这些与公共治理相结合的论文中，又以社会建设为其联系点，如教育发展、社会保障等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
2、在研究区域上，从国内整体的角度以及单纯从理论层面上进行研究是现在绝大多数论文的区域选择，而有关于农村、城市以及社区等等研究的学者还较少的存在，因而笔者认为，在大量研究整体的论文背后，学者也可以将研究的区域选择在较小的点上，从而能够得到更加具体、更加有价值的思考与理论。
3、在研究主体上，我们不难看出现在的众多文章比较偏爱于就政府的研究，此类文章占到了一半以上，虽然就其他主体研究较少。而将来，笔者认为针对于非政府组织等主体的研究是一个较为不错的选择。
4、有关于研究的切入点，大多数文章还是从治理本身的政策实施以及主体作用、主体特征以及主体多元化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存在着一些论文就已经成型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层次研究与分析，而学者根据具体实践以及实际情况进行理论总结升华的占到的比例较少。
5、在研究的方法上，由于公共治理在理论上还并未完全成熟，现在国内有关于公共治理的文章均是通过纯学理研究的方式而进行的，但其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许多学者选择案例研究，就某个较为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从中抽象总结出相关的理论与思想。（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