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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论文范文1
进入城市后，乡村女性的现实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从憧憬城市到走进城市，再到逐渐熟悉城市，乡村女性忽然发现，其实城市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甚至城市对她们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城市里有她们不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事，还有不熟悉的生活规则。在城市中，因为性别因素，在谋生和报酬等方面，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相比，依然处于劣势。为了改变这种境地，女性农民工力图重新寻找和发现自己的优势，掌握进入城市的捷径。然而，最终她们只发现自己的性别和身体的优势。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是最早写女性农民工悲剧的作品之一。女主人公连名字都没有，被称呼为“伊”。她“没有享过‘呼婢唤女’‘傅粉施朱’的福气”。她完全是被当做动物的，可以自由买卖。15岁被父亲卖到了夫家，成为劳动力，倍受公婆和丈夫的折磨，痛失爱子后逃进城里做佣人，但最终在丈夫死后，又被卖掉。她在城里的命运和乡下一样，都是被奴役的。鲁迅《祝福》的得祥林嫂也是一个不幸的进城者形象。她逃婚隐瞒身份来到城市做女佣，她的第二任丈夫病逝，她的儿子被狼吃掉，接二连三的厄运是她很无助。本以为在城市能找到一点做人起码的安慰，但是城里只给祥林嫂提供了谋生的手段，城里的文化禁忌使祥林嫂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城里其实也容不下祥林嫂。在城市的生活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甚至可以说是糟糕的。城市永远是城里人的城市，乡村妇女做再大的努力，也无法真正的融入城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离乡进城的乡下广大妇女于孤独、无助的漂泊感之外，还要经历着种种在城的不能承受之重。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乡村女性历经千辛万苦，想要在城市里谋得一个生存空间，我们却很难发现一个成功的案例，看到的都是只能各种的不幸。
二、回乡
进城的女性农民工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来到了城市，经历了艰难的挣扎和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在城里，他们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工资，却还得不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基本待遇。在精神上还要承受异样的冷漠和拒绝，甚至歧视。他们的城市梦不仅没有实现，却陷入了另外一种贫穷。当乡村女性在城市里找不到她们的理想生活，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时，她们只能做最后的打算——回乡。她们真的还能回去吗？即使回去了，她们还能适应乡下的生活吗？实际上回乡只是一种设想，因为回乡的路和进城的路一样困难重重。且不说他们的土地已荒废已久，种地无望，她们已习惯在城市的生活节奏，不愿再回到贫穷落后的乡村。回乡是再一次的寻找。
三、困惑
近代文学论文范文2
长期社会历史原因使女性的生活方式比较狭隘，体育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表现出一定的特点。首先在参与体育的机会上就存在较大的差异，古代社会参与体育的女性局限于宫廷和贵族阶层身上，广大的平民女性则很少有机会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即使是闲暇时间时，也多是一些接受型的静态形式的活动内容，场所主要是在室内，活动空间大多是家庭院落，难于同男子相比。纵观整个封建社会，女性体育具有明显的家庭局限性，当然女性也会在一些传统节日参加体育活动，比如寒食体育，也有一些时代，比如唐朝对于女子参与体育的约束较少一些，但这些属于时代特色，与健康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在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女子的生活处于封闭状态。如恩格斯讲的:“母权制的被，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一样，这种“失败”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几千年，女性在这长期的社会环境中，作为男性的依附者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丧失了平等的社会权利，也没有特殊的利益要求。正是对这种几千年伦理观念的觉醒，在西方思想传入中国的早期，女子体育则迫不及待的走在了时代最前列。
2近代女子体育的演变
中国近代社会的女子何以与体育有不解之缘?这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动力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并且建立在互需的基础上。首先由于受到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西方新式体育思想一经传入，就吸引了女子好奇与探寻的目光。女性最早与体育接近是从观看体育活动开始的，新奇的西式娱乐让其兴奋不已，在最初的思想上进行碰撞;其次随着西方思想的逐渐深入，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沉重变革的局面，破除原有的封建传统就需要摒弃女子身上的封建陋习，进而建立正确、符合社会发展的生活方式，近代女子体育则在男性的关注下产生，以促进女子身体解放为目的，这些也就与体育的本质特征产生了最基本的结合点;再次是由于体育实用性的扩大，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强国强种是时代的呼喊，女子需要改变，它的兴盛亦代表一个国家的兴盛，而体育又是强兵、强民、强种的主要手段，所以女子和体育这两个酵素在近代社会的大背景下，都具备了促进社会变革、保卫国家的现实作用。因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工具性的视角、以西方为标准，认为解救中国社会女子应该以体育为窗口。“女子”与“体育”这两个拥有诸多共同目标的现象结合在一起，而它自产生时就与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对整个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2.1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
维新派对女子解放的呼吁显然是有巨大影响力的，在各界人士的一系列努力下，女子体育产生了一些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1女子学校体育教育
由于受近代社会浪潮的影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近代女学中，学校体育活动无疑是走在最前面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西女塾”和“经正女塾”，“中西女塾”亦中亦西，女子常常在外籍教师的带领下，在绿树成荫的操场上欢快的练习跑步和打排球，她们自由的成长、快乐的生活，她们是时代的娇宠，是近代社会新式女性的代表。在中国人建立的经正女塾中，维新派在一开始的筹办中就确立了“以发展女子身心健康为宗旨”，在课程中设置体操科目，以锻炼女子身体，增强其体质。可见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希望，而近代女子体育教育，则不仅仅是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更是具有了改变传统风俗、塑造国家形象的意义。
2.1.2女子体育救国
体育的发展总是与时代的主流思潮相适应，近代女子体育的产生因伴随着“强国强种”的思想而上升到更高的国家层面。在20世纪后中国妇女开始自我觉悟，一个追求自我解放的女子群体，高呼“女子是强国元素”，她们认为体育是中国女子的当务之急，体育不仅可以活动筋骨、陶冶性情，还可以强种族。秋瑾推崇尚武精神，并成立了“共爱会”爱国组织，主张“女子从军”，1907年创办了《中国女报》，以“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这一群女性，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拥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在早期创办的女性杂志中宣传女子体育，对近代女子体育在中国的萌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此时女子体育也已经上升到维护国家尊严，保卫国家的高度。
2.1.3女子体育运动会
在近代社会早期创办的女子学校中，一些学校已经有举办运动会的传统了，例如务本女塾及幼稚舍就有在秋季举行运动会的先例，运动会内容包括缘绳、射的和跳绳等等。虽然此时学校运动会的影响力并不算大，形式也是不完整的，但是却为今后女子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女子运动人才的培养以及女子竞技运动的发展有抛砖引玉的作用。
2.2近代女子体育的形成
1907到1923年期间，女子体育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体现出其先进性，女子体育逐渐变得正式和规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2.1女子体育教育制度
在1906年之前，近代女子体育虽然是学校教育中的一个内容，但是并没有被当时清政府纳入正规的教育中，因此早期的女子体育是不规范、松散的，这种现象至1907年有了较大的改变，女子体育产生的影响力日渐变大，在晚清政府颁布的两个法规文件《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中呼吁:女子要身心健康，体育课要促进女子身体各部位的发展，摒弃缠足的行为，鼓励练习体操，每周两个课时，教授普通体操和游戏等。这就真正确立了女学的正当地位，同时也为女子体育的真正实现提供了法律基础。
2.2.2女子体育专业教育
女子体育在学校中由零星的开展到成为一门正式教学科目，范围逐渐扩大，这就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比如女子体育教师的问题，在1906年7月，上海务本女塾率先举办“暑期女子体操传习所”，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女子体育师资培训。之后1908年，以汤剑娥等人为代表的女子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子体育学校”，在这所学校中女子每日学习各式体操，还进行伦理、教育、体育学等课程培训，培养了一批文理兼通、身强体健的女子体育人才。
2.2.3女子体育表演
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运动员的出现对社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女子开始走进表演场，像男子一样进行身体对抗，将自己顽强拼搏的一面展现给全国人民。1916年，上海爱国女校的运动员在江苏省运动会上进行篮球表演赛，轰动了全城。1921年，在广东省第八届省运会上有五个队伍参加女子排球比赛，特别是在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正式设置了表演性质的女子体育比赛项目，中国也第一次派出了自己的女选手。女子体育虽然以表演的性质走进人们的视野，但女子首次突破小范围的学校体育、参加大型运动会比赛的行为，加快了其步入国际、进入竞技体育领域的步伐，通过体育运动向世人展现了女子的信仰和女子的能力。
2.3近代女子体育的发展
在民主科学思潮的影响下，女子体育表现出更科学、更先进的内容，女子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与时俱进，使女子体育开展的越来越繁荣。
2.3.1女子体育观念变化
社会思潮总能如实反应当时人们对社会的期望和需求，1919年爆发，民主与科学思想被人们广泛的接受和认识，强国强种的军事性质体育在新兴思想下似乎显得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在、等人的带领下，体育就是要“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女子的体育观念也随着时生改变，由体操变为体育，学习的内容也由兵操转变为西方的运动项目。这种体育认知上的变化，使女子由早期体育强国强种的认识，转移为对自身、对生活和对整个社会的热爱。
2.3.2女子竞技体育运动
1924年以后，妇女解放的大潮已势不可挡，无论是在学校还是社会，女子参加各项比赛的频率越来越高。在参与项目上也不仅仅局限于团体操表演等，比赛项目逐渐增加，选择也更加大胆，尤其是在第3届全运会上，女子选手正式参加篮球、排球、棒球的比赛。女子在竞技体育领域不断奋斗，在各个地区乃至全国的运动会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第三届华中运动会中湖南省女子队球、女子篮球和女子网球都取得了冠军，在这个过程中，女子竞技体育活动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不断扩大。
3近代女子体育的社会学意义
纵观近代我国女子体育的演变轨迹，由一个裹着脚的唯唯诺诺的小女人到一个挣脱束缚的自强不息的理想女性，中国女性终于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成功的奠定了自己在社会的地位。近代女子体育成长的每一步都给社会带来了或多或少的效益，使近代女子体育必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3.1近代女子体育改善女子的生活质量
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使女子和体育快速的融合在一起，女子体育的兴起显然对女子群体解放产生了一系列积极作用。首先体现在女子身体建设上面，近代女子体育使广大女子接受体育教育并参与体育活动，这不仅提高了女子的身体素质，而且体现了女子对身体自由平等的追求，可以说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与发展，促进了女性对自我身体支配的实现。然而倡导女子体育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身体健康和自由，这还体现在女子精神生活质量上。封建社会的女子没有任何独立性和存在意识，她们没有对自身的追求，更不知何谓生活质量，辗转近代女子通过解放身体，打破几千年来女子所承受身体摧残的痛苦传统，这使女子不再是足不出户，促使她们迈出家门开始参与体育活动、开始社会交往。近代女子体育不仅实现了女子群体对身体健康的追求，而且迈向了改善女子生活质量的第一步。
3.2近代女子体育有利于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形成
体育的不断更新和变化与社会的价值观念相符合，那么体育显然对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建立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诚然不同的社会思潮、社会背景下对体育所寄予的希望不同，于是体育所反映的价值观念就大不相同。近代社会女子体育的兴起是建立在对封建传统观念抨击的前提下，这就显示了它对破除封建旧习、改变封建观念的作用，女子在体育运动的过程中接受到了平等、独立等价值观念的教育，通过加深对这种观念的学习和认识，冲破封建牢笼，去操场跑步、去练习体操动作、去参加运动会等，这种体育行为冲击了传统价值观念，并有利于新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成，随着这种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对整个社会的其他领域产生影响，进而改变社会对女子的传统观念，建立起社会对女子的新态度;后，科学、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女子体育观念也从军事救国转变为以健康快乐为主，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体育运动的最终目的，而且改变了人们在其它社会生活中的目的，使人们对体育、对社会生活的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由此可见在接受和学习体育的这个过程中，女子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变，而这种观念也将随着体育的不断深化而更加深刻。无论是体育教育还是竞技体育，对社会都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而且这种示范作用可以引起社会共鸣，引导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近代社会女子竞技体育就恰好具有了这种示范作用，将这种示范作用发挥的淋漓尽致。“女子”和“竞技体育”这两个酵素在近代社会被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功能，女子竞技体育从无到有、从表演赛到正式比赛，女子在竞技场上的表演，在近代社会无疑是一个非常时髦、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这不仅成为广大妇女新生活的标杆和典范，而且加强她们对自身和社会的关注，进一步影响社会性别秩序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女子竞技体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使女子对自身价值以及社会对女子的认识都不断变化。
3.3近代女子体育可以促进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是在体育运动的推动下，国家意志、民族精神、社会情感、集团意识、人际关系所发生的积极变化，以及他们对政治安定、社会发展、群体内聚、个人心情舒畅所起的作用，人们的幸福感、对社会的满意度的影响等。近代女子体育显然具有这种促进社会稳定的效果，首先近代初期以秋瑾为代表的女子群体提倡尚武体育，认为体育锻炼要强种族、强国家，还创建了女子爱国组织“共爱会”，她们认识的体育已不仅仅局限于如何解放身体，而是已经上升到民族和国家的层面。在女子体育的推动下，近代女子将爱国热情融入体育，通过体育活动增强女子的凝聚力，树立女子的爱国精神。尽管当时女子体育的政治作用较大，但不能否认在动荡的时代，它曾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其次，体育可以促进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参与体育活动可以促进人的社会化，近代女子参与体育运动的行为，就是不断实现和加速她们社会化的过程。因为封建思想在女子头脑中根深蒂固，女子一直对自己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角色没有正确的认识，使其幸福感和对社会的满意度都极低。随着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女子在体育运动中不断的进步和挑战，从身体到精神，女子可以在体育活动中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快乐和认可，与传统社会相比，其在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比如近代女子体育出现了女教师和女运动员，这使她们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角色，自身价值也得到自我和社会的肯定。女子通过自由的参与体育活动而更清楚的认识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社会作用和社会行为，这些都可以说明一点，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和发展大大提高了女性的个人幸福感和对社会的满意度，这种积极变化不仅可以抑制社会不良现象，还使女子更加乐于投身到社会建设中，促进社会稳定的发展。
3.4近代女子体育有助于社会文化建设
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卫生体育属于社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内容，体育对促进文化建设的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体育竞技运动、社会体育审美、体育方法手段、新闻出版、教育等各项文化事业活动，这些活动在不同领域对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和道德水平有积极作用。比如:近代女子体育竞技活动的历程，从范围上看由校运动会发展到省运动会再到全国运动会的扩大，从项目上看由女子跳绳到排球再到足球和篮球的大胆突破，从参与性质来看由自发松散的到表演性质的再到正式比赛的转变，近代女子在竞技体育活动领域不断前进，表现出更多的能力和创新力，尽管竞技体育发起前，女子体育已经在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是女子在竞技体育领域的活动则使体育在更大范围上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女子体育所积聚的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奋斗、团结、友谊等优秀的民族精神财富，近代女子体育事业促进国家文化繁荣，女子体育精神文化得到空前发展。教育是一个国家文化具有生命力的关键，具有传播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也是塑造整个国家形象的关键。近代女子的教育权首先受到社会的关注，女子学校体育教育由早期建立个别学校发展到成为一项教育制度，再到培养专门体育人才的这个过程，女子学校体育逐渐完善，其产生的社会效应也逐渐变大。那么近代女子学校体育教育的凸显，不仅具有促进女子身心健康的根本作用，更是具备了冲破传统文化、传递社会主流文化的作用;体育教育使女子成为社会的良好榜样，改变中国女子的封建形象。体育的这种身体教育，对文化传递、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直至现当代对女性的发展都显得尤为关键。
3.5近代女子体育推动社会制度建设
体育与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发展，随着时间的积累，最终以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体育运动的制度、法令、条例、章程等的健全和完善，以及人们遵守法律、道德的自觉程度是衡量和反应体育社会效益的标准，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体育对社会的贡献。1906年左右，随着女子学校体育的不断发展，女子体育运动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在1907年《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这两个法规文件中，女子体育纳入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中，作为一项教学内容受到政府制度的保障，这使更多的人以合法的权利参与体育，更多人自愿接受体育教育。或许正是由于“社会中的性别”差异，这种差异使近代女子体育具有不同于男子体育的特殊性，促使女子体育上升到制度层面，推动社会制度的建立。
4研究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社会学意义的价值
无论是在近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女子体育这个看似简单的体育现象却蕴含着巨大能量，然而对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历史回顾，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深刻的了解近代社会女子体育的本质和社会意义，而且对现当代女性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价值。第一，体育与女性的身体自由。由于女性与男性的生理差异，直至现代社会女性仍然摆脱不掉身体文化的束缚，从近代女子体育的实践来看，女子主动参与体育活动、挣脱小脚束缚、自愿选择喜欢的体育项目，体育对实现女性身体自由和赋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体育对自我身体的消费或支配，不仅可以提高现代女性的身体质量，是保障生活健康重要方式，而且是现代女性追求身体平等、改变柔弱消极的身体形象以及实现自我身体权益的主要方式。第二，体育与女性的自我关注。在历史的长流中，伴随社会时代变迁的体育，它的作用更能被人们认识和挖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女性长期缺乏“自我关注”，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表现出“照顾家庭”的特征，研究中发现，女性在参与运动锻炼中最容易摆脱日常生活和社会角色的束缚。在体育运动中可以增加女性对自身健康、形象和社会交往的关注。因此，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行为就是对自己身体、形象等各方面关注的过程。第三，体育与社会性别空间。男女性别自古以来的差异，使男女在社会上的分工逐渐分化，这种分工导致了男女社会性别空间关系的出现，在这个空间中，女性则被束缚在家庭等比较狭小的地带，处于孤立的地位;那么近代女子通过参与体育活动，不仅帮助自己成功摆脱封建束缚迈入社会公共领域中，而且通过参与体育比赛运动，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承担更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务。可见参与体育活动则可以缓和这种孤立的境地，帮助女性争取更多的“社会空间”。因此女性参与体育活动是从“私域”向“公域”的迈进，也是拓展女性社会空间，构建和谐性别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方式。第四，女性体育与社会发展。通过对近代女子体育社会意义的研究，认识到女性体育对妇女自由、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稳定、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影响，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引导女性参与体育，在政治决策或体育决策的过程中，女性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因素，进而充分发挥女性体育的潜能，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5结语
近代文学论文范文3
由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和长春师范学院主办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7月22日至25日在历史文化名城长春市召开。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共80余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福州、武汉、南京、苏州、济南、长沙、兰州、沈阳、湛江、河南、河北、安徽、吉林等20省市。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主要有三个。一是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这是近代文学研究界长期研讨的一个课题。此次会议有关这方面论文的特点是论述更加具体化。如《高旭与西方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与岭南近代散文风格之嬗变》，从一个作家的创作实践或一种文体风格的嬗变来看西方文化的影响，论述更加深入。二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瞻望与回顾。这是近代文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关于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此前已有郭延礼教授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以及关爱和、王飚、袁进教授的专题论文，对此已谈得比较全面、深入，故在这次研讨会上未把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作为研讨的重点，但与会专家一致认为，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成绩是很大的，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今天终于在海峡两岸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研究力量和学科格局的研究阵容，尤其可喜的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又出现了一支以近代文学研究生为主体、更加年轻、更加专业化的研究队伍，这批后起之秀，虽然人数不多，但很有潜力，他们会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会议研讨的第三个问题，是有关近代文学的转型问题。这方面的论文很多，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中国文学叙事视角理论的近现代转型》《近世世界知识与晚清小说的转变》《政治小说的出现与公理至上话语的确立――晚清社会心态的变异与文学政治的兴起》等，论文的作者分别从文学观念、文体形式、视角理论、社会心态等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会议还收到了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邵宝庆教授的论文《周桂笙和〈毒蛇圈〉》（邵氏本拟赴会，因故未能出席），对《毒蛇圈》的作者朱保高比（周桂笙译为“鲍福”）进行了深入的考辨，有助于解决周桂笙所译《毒蛇圈》的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
近代文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中日；现代文学；比较；分析；思考
1、引言
中日现代文学之间一直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二者互相推进、互相影响，因此，无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还是对于日本文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中日现代文学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产物，二者均经过了社会的变革、时代的进步，在本国文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文化并加以创新，而正是在新旧文学的传承过程中，中日现代文学进行了交融和碰撞。
2、现代文学的本质
现代文学主要是指在国家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的某些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对现代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新的文学体裁，创造新的文学内容，从而与世界文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文学主要以对社会的反映为基础体现出一定的精神世界，而随着目前社会的发展，其内容和形式等也在发生着改变，以中日现代文学为例，其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文学体系。
3、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及其发展
我国的现代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五四”与文学革命，当时中国正在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启发，开始对我国的文学进行革新以达到唤醒中华民族的觉醒。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民群众的结合比以往更深，是以现实主义革命为主体，同时包含有多种创作方法与文学流派的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大家鲁迅的很多作品为我国现代文学开辟了广泛的道路，随后冰心、郁达夫、郭沫若、朱自清以及叶圣陶等众多文学大家更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因此，可以说我国的现代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是我国文艺运动实践与文学思想的深度融合，民族特色鲜明、艺术个性明显，再加上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大家做出的突出贡献，更是奠定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基础。
4、日本现代文学的特征及其发展
日本的文学深受其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而具有独特的特点，在近代之前，其主要以短小、结构单纯的短歌为主，而之后向着连歌发展。纤细和含蓄是该时期日本文学的突出特点，同时其文艺观也是以真、艳、寂、哀为主，直到后来的大变革时期，日本向中国大陆全面开放。在汉字，汉语乃至汉诗，汉文，远洋一至日本，便形成日本文学的重要分支———韩文学，继而创造了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继而出现了江湖元禄和奈良平安文学，同时日本的发展为日本资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5、中日现代文学的比较分析
5.1中日文学的差异
中日文学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和时代环境下，表现出一系列明显的差异性，首先，中国的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日本文学主要是玩物有情的文学，属于超现实主义的范畴。其次，中国的现代文学更加注重风骨，对言志比较看重，主旨比较鲜明，而反观日本文学，更加崇尚言情，轻快优雅，比较喜欢朦胧微妙；第三，我国现代文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日本的现代文学则受佛道遁世思想的影响。最后，我国的很多文学都和政治息息相关，很多都是俯瞰社会，关注芸芸众生，很少表露自己。相比之下，日本的现代文学却是和政治的关联性并不强，其关注的大多数角度都是宫廷妇女与隐逸者，余情与暗示经常在作品中展现。
5.2中日文学比较的意义
虽然中日文学分属于两个独立的体系，双方的差异性比较明显，但是仍然可以找寻到一些共通之处，究其原因，和双方的发展背景相似有着直接的关系，两国都是以接受欧洲近代文学为契机而建立的日中两国近代文学，只是从明治时期开始逐渐拉大了距离。而随着近现代文学差异大于类同，中国与日本现代文学也出现过趋同的倾向现象，对其两国的文学比较也具有一定的意义，能够为我国的文学积聚一定的文化底蕴，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不过，总体来说，中日两国的现代文学虽是差异性明显但是又各具特色，能够互相融合，互相进步。
6、结束语
当前，中日现代文学也开始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如何才能有效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和共通性，对其背后的文化本质进行了解，体会先贤们的历史，这样才能在未来创造出新时期的文学新纪元，其同时也是本文所要表达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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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林田慎之助 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 研究特点
林田慎之助（1932― ）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他的研究内容颇为广泛，其研究重点是中国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和文论。他的部分论文被翻译到中国，刊登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截止到目前，林田慎之助已经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出版了二十部专著。[1]1-8在这些成果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之作《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通过对此书的研究，可以发现林田慎之助作为日本汉学家的研究特点，有助于我们反观中国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这些研究特点，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强烈的问题意识
林田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具有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吉川幸次郎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的最后一次讲课中说：“我觉得有两件事感到惭愧：一是通过讲课，我提出了一些问题，有些总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有很多问题只是提出之后搁置起来，没有解决。”[2]54张哲俊教授在评论吉川幸次郎时认为：“这当然是吉川自己一种谦虚的说法，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吉川正是以问题意识研究学术的。吉川问题入手的研究方法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提出问题，二是解决问题。解决了问题是学术水平的标志，其实问题的提出本身也是学术水平的标志。”[2]55
林田慎之助和吉川幸次郎一样，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是林田慎之助进行论文写作的前提和核心之所在。写作《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即是如此。前面提到，林田写此书的目的就在于克服以往中国古代文论史写作中的缺陷。当时中日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论史的写作上所存在的缺陷就是问题，林田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以此作为突破口，试图通过自己的重新写作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出版之后，在日本引起的强烈反响即证明了林田解决此问题的能力。
林田慎之助不仅在整部《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的写作目的上，表现出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在具体的写作中，同样是问题意识鲜明。比如，在《裴子野考证――关于的写作年代及其复古文学论》一文中，林田慎之助针对《雕虫论》写作年代所产生的争议，进行了仔细辨析和严格考证，最后得出了其写作年代应该在齐代末年这一颇有说服力的结论。在《文学原理论的若干问题――关于刘勰的美学思想》一文中，林田慎之助的问题点在于如何给刘勰的思想进行评价，以及如何对《正纬》、《辨骚》进行定位。在《汉魏六朝文学理论中的“情”与“志”问题》一文中，林田慎之助把目光集中在对汉魏六朝时期“情”、“志”这两个核心概念的辨析上，以及这一时期“情”与“志”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林田慎之助所写的每一个章节，都会提出并解决不少问题。事实上，他是怀着论文写作的思路去进行文论史写作的。《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的不少章节就是林田此前已经发表过的有分量的文章。他有意识地分节写作，最后汇聚成书，如此方法下写出来的著作便具有了如同论文一般的严谨性和精炼性。问题先行，不发空洞言论，不拖泥带水，可读性极强。
二、原典实证法
“原典实证法”是“实证主义学派”（又称“京都学派”、“关西学派”）汉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所以用“原典实证法”来形容林田慎之助的研究方法，正是因为林田慎之助和“京都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所师承的两位导师青木正儿和目加田诚均是京都学派的重要代表，青木正儿尤甚。严绍先生在论及“实证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时称：“实证主义学派，从其名称上便可以窥见这一学派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强调确实的事实。注重文献的考定，推行原典的研究。”[3]252又说：“实证主义学派一方面推崇注重确实事实的治学方法……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十分重视‘独断’之学，从哲学范畴出发，摆脱繁琐之弊，从文明的批评与社会改造的见地出发，表明独立的见解。”[3]253青木正儿的学术研究方法正是实证主义学派中的真实反映。青木一方面进行实证主义研究，在中国文学、南画、戏曲、音乐等领域中纵横驰骋；一方面又把目光投向当代中国的文化运动，为此发表了一系列的见解。
作为青木正儿的学生，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上，林田慎之助可谓是得老师之真传。最为典型的证据就是林田慎之助所作的《裴子野考证――关于的写作年代及其复古文学论》一文，其中对裴子野《雕虫论》的写作年代的考证可谓是精细至极。
三、综合研究法
这里所使用的“综合研究法”主要是指林田慎之助所采取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指的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关注文学文本、文论文本，还重视对影响文学观念变迁的社会思潮等外部环境的研究。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学史、文论史的发展变化规律。林田慎之助正是如此，他的研究以文学、文论文本为中心，但从来不忽视对影响文学、文论发展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关照。林田慎之助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汉魏六朝，这一时期正是风云变幻的时期。铃木虎雄的“魏代文学自觉”说早已深入人心，文学上的自觉，反映在文论上，自然也有“诗缘情”等重情理论的提出。而这一切的变化都离不开魏晋时期政治上的变化，更离不开由此而产生的思想界的动荡与争鸣。林田慎之助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并没有沉浸在文学自给自足的窠臼里，恰恰相反，魏晋玄学的发展，汉代经学的衰微，儒、释、道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都是他考察的重点。而这些外部研究对内部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等问题也是林田慎之助试图解决的。比如，在研究两汉魏晋时期的辞赋论时，林田慎之助以赋的功能作为依据，把这一时期的辞赋家划分为两大系谱。在论及提倡赋之讽谏意义这一系谱时，林田分析了此种辞赋论形成的原因。他认为：“从西汉末到东汉，儒教作为维持现实政治和秩序的理论，获得了统一支配的地位。而经学的规范又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宣帝、扬雄、班固等人辞赋论形成的原因。此外，汉代毛诗学派的《诗经》观，也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影响。”[4]64林田的这段话正是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方法的例证。
此外，林田在研究中不仅立足于文学、文论，还旁涉了美学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他的研究视角是非常广泛的。比如，在研究萧纲的“放荡论”理论体系时，他试图把握这种文学理论背后所蕴含的美意识。从前面介绍林田慎之助论证《雕虫论》写作年代的思路时也可以看到，他在论证的过程中使用了《宋略》等大量的历史文献。这固然和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的现实状况有关，但是对历史文献的重视，对实证精神的发扬，也正体现了林田慎之助以史证文、文史互证的研究立场。这种思路下所进行的研究，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也大大提高了。
四、平行比较法
林田慎之助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并不是死板僵硬的，其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一面。也许，他并不是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去研究，但就是这种不自觉地对比较文学方法的运用，其结果往往是令人欣喜的。在林田慎之助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其所运用的比较文学的方法主要是局部地平行比较。需要指出的是，他不仅关注中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对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动态有所了解，表现出了开阔的学术视野。比如，在《南朝放荡文学论的美意识》一文中，林田慎之助在论述如何正确地研究和解释萧纲“放荡论”的“放荡”之义时，举出了英国的心理学者蔼理斯、周作人、王瑶等人的研究方法以示对照。蔼理斯的《凯莎诺伐论》中有“艺术正是情绪的操练”的观点。林田慎之助对三者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后认为：“无论是周作人一方所采用的文章心理分析学理论，还是王瑶一方对文学直接反映现实这一文学理论的机械运用，都是非常粗糙的方法。”[4]368其中，周作人的方法即采用了蔼理斯的心理分析方法。林田慎之助在对中国文学评论的历史进行总体论述时，同样把中国文学评论置于整个世界的范围内进行关照。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林田慎之助在总论中叙述中国六朝文论时，选取了19世纪的法国文论以资对照。他认为，在六朝之前，中国的文论受到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之后的六朝，则逐步走向自觉。关于这一点，林田认为和法国17世纪的情况很相似。的确，法国17世纪的前半叶，正是君主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论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新古典主义”文论，主要代表是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他所倡导的理论原则主要有理性的原则、道德的原则、古典的原则、自然的原则等。在布瓦洛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中，尊重理性、模仿自然、服从古代、重视道德是必不可少的。可见，对道德观的重视和对古代经典的尊崇等方面和儒家思想的束缚是有相似之处的。此外，林田还提出了另外的问题：中国文论呈蓬勃发展之势的时间，与西方相比早了很多年，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缓慢？对于这一问题，林田虽然没有给出答案，但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值得思考。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建立在中国和西方比较的基础之上的。
五、鲜明的反儒倾向
以《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为例，林田慎之助自觉地以是否受到儒家思想的束缚作为判断文论家思想倾向进步与否的重要原因。比如，在研究《文心雕龙》之“道”时，对刘勰之“道”是否与儒家思想有关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此外，林田慎之助还以此为标准对六朝的文论进行归类。可以说，他对六朝文论中“情”、“志”关系的变迁、对汉魏辞赋论两大系谱的归纳都是以儒家思想的束缚与否作为分水岭的。也因此，林田常常把汉代的大部分文论以及六朝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文论称为“古典”或者“传统”的文论观，而把注重文学本身审美性、表现出文学自觉意识的文论称为“进步”、“自觉”或者“自律”的文论观。对于“古典”、“传统”的文学观，林田有时不带任何感彩，有时会讥讽为“陈腐”，而对于另外一种，林田慎之助往往是褒扬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的。
林田慎之助的这种鲜明的反儒倾向自然和他本人的学术立场和审美倾向有关，但是受其导师青木正儿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青木正儿曾在《吴虞的儒教破坏论》一文中说：“儒教是前世时代的遗物，它曾使中国衰敝，到现在，它已经没有前途。”又在1922年1月27日给吴虞的信中说：“我们不信尧舜，况崇拜孔丘乎？……我们同志并不曾抱怀孔教的迷信，我们都爱学术的真理。”[5]467
事实上，青木正儿的反儒倾向并不是个案，而是一个群体的特点。其原因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文学改良运动有着很深的关联，也就是说，文学改良运动促进了西方文学观念的传入，也冲击了日本的传统文学。在明治维新之前，江户末期，文学已经呈现出颓废之势，文学作品大多是迎合读者的庸俗趣味而创作的，是只供读者消遣的。而明治维新之后，江户残余的游戏文学逐渐被抛弃，新的文学因素也开始出现。有学者认为：“同启蒙时期相适应的这种文学改良，以模仿西欧的诗，创作新体诗开始，扩展到改良小说，改良文体，改良戏曲，甚至改良短歌、俳句。”[6]234在自觉努力学习西方文学的前提下，文学改良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小说而言，以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为起点，日本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文学。而作为小说理论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在文学史上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在这部书里作者排斥游戏小说的劝善惩恶主义，提倡把小说从封建文学观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6]236《小说神髓》确定了明治之后小说发展的方向：“他从艺术中排除了道德观念、功利主义，而提出这样的论点，即世态、人情的写实乃是小说创作的目的。”[7]17可以看到，对于小说的改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摒弃了劝善惩恶的因素，而劝善惩恶恰恰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此外，文体的改良本身，也意味着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吸收和借鉴。新体诗，也即是用当代日语写作的欧化诗型，对于日本近代文学而言，是一个崭新的文体。
综上所述，通过对林田慎之助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之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到，林田慎之助在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所采取的综合研究法、平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而其在研究中所呈现出的反儒倾向等，则展现了同时代日本汉学家的群体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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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论文范文6
1.理清史的线索，掌握总体框架。既然是文学史课程，就少不了一个史的线索。学生在学习中，首先必须抓住这条线索，将这门课程的总体框架了然于心。我很赞同一种读书方法：读书，要首先将书读薄，然后再将它读厚。这里所说的将书读薄的过程，就是掌握其总体框架的过程。像《中国文学史》这样的体系庞大的课，更是必须在学习之前就首先明确的一点。
可能有的学生会说，刚开始学习，哪里会有史的线索？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史的线索一定是贯穿于《中国文学史》课程的。并非只有到了学习完了这门课程后，才能着手去理清史的线索。也就是说，学生从学习这门课程之初到课程结束，都应该分时期、分阶段理清其中的史的线索。到最后课程学习结束之后，将每一时期、每一阶段的史的线索再进行排序，课程的总体框架自然就会了然于心了。
除了通常以时间为序梳理课程的总体框架外，还可以按文体排序，这样，各种文体的发展史亦可清晰呈现。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本《中国文学史》就变成了各文体的小史，例如诗歌史、散文史等，这对于完整把握各文体在不同时期的发展非常有好处。
2.熟悉作家作品，填充框架内容。如果将一门课程比作一个人，那么框架是它的骨架，而具体内容则是它的血肉。只有骨架是构不成一个人的，必须有血有肉，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人。《中国文学史》课程也是如此。只有史的线索、只有框架构不成《中国文学史》课，必须以不同时期具体的作家作品填充起来，这门课程才是完整的、丰富多彩的，才会具有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素质的作用。
分时期、分阶段的理清课程的框架后，再将各个时期的作家作品填充进去，那么整个课程的内容掌握起来就比较容易了。所谓纲举目张，当你提起某一个时期的史的线索时，那个时期的作家作品就能呈现在眼前。《中国文学史》课程就成了一个鲜活的、灵动的世界：各个时期的作家凭借他们的作品在我们面前粉墨登场，演绎各自或欢乐或悲伤的精彩人生。而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就能汲取到我们需要的营养。这些被我们所汲取的营养，通常与我们自身的某些特征是相通的。
这个过程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将书读薄后又将它读厚的过程。这个厚，代表的是具体内容的填充和掌握。对于学生来讲，必须将具体内容理解消化，才算完成了将书读厚的过程。如果仅仅是将它填充起来的话，并非实质意义上的将书读厚。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在课堂上通常强调的东西。
3.涉猎学术书籍，掌握学科前沿信息。前两个步骤仅仅是就掌握这门课程的教材知识而言的。但是正像很多其他的课程一样，仅仅掌握教材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虽然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讲，《中国文学史》课程的知识点相对来说比较固定。但是，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粹，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内容是可以与时俱进的，所以有常研究常新的意义。这就要求学生在初步掌握教材内容的基础之上，涉猎一些学术书籍，掌握这门学科的前沿信息，然后，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深入挖掘，以此作为自己初涉学术领域的尝试。
一般来说，在初涉学术领域时，起步要尽量高一些。所以，在选择学术书籍时，要注意其学术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说，尽量选择一些名家的著名研究著作来读；如果是单篇的学术论文，则应当选择诸如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等公认水平较高的刊物来读。除了掌握学科前沿信息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就是在阅读过程中，对一些名家论证观点的研究方法的学习和吸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