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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技术论文范文1
关键词：传统节日；前现代；万物有灵；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3-0176-02
一、传统节日的前现代属性
传统节日本质上是一种前现代的文化实践样式和人生存在方式。对于前现代属性，可理解为基于现代工业文明产生之前的农耕社会技术形态，以及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观念形态的物化形式。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在农耕文明中诞生的社会，关于天地日月星辰的自然崇拜、关于农业生产诸方面的原始信仰以及古人特有的祖先崇拜观念，和慎终追远意识等，都是节日产生的思想文化基础，而这些思想观念都是“万物有灵论”的具体表现，显然万物有灵的观念是和现代社会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而巫术思维和宗教思维与现性思维之间更是■格难入[1]。
前现代属性的表现为“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及由此派生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传统节俗活动大都是自然崇拜、原始信仰和宗教观念的反映或者遗留。古人认为万物都有神灵主宰，神灵又有善恶之分，善神造福于人，所以敬祀之，而恶神降灾于人，故驱禳之，因此驱邪避恶节俗活动广泛地存在于上巳、端午、重阳、冬至、腊八和春节等主要传统节日之中。敬善神和驱恶神的观念各自仪式化为祭祀类和巫术类节日，组成中古以前的传统节日的主体。
二、敬善神驱恶神观念探源及其在儒教主导的农耕社会中的实际效用
（一）敬天源于畏天。古人眼中的“天”统驭着诸多神灵，可以说古人对于“天”不得不敬，源于农耕社会原始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对自然规律的无知决定了人在无限大的意义上受制于天，当生产实践的物质技术手段不足以作用于自然获取生存资料，并消除灾难时，只能在“意念”中实现让图腾庇护自己的目的[2]。
畏天的心理仪式化为巫术。作为传统节日主体的祭祀禳除类的节日，究其滥觞所在，大多摆脱不了同巫术的纠葛。春节中许多避邪求吉的习俗，如早期的挂桃符、贴门神、燃爆竹、除尘、送穷以及春节前夕进行的傩舞等，都具有巫术的性质，它们最初都是为了驱鬼和避邪。古人以为通过自己的种种行为和仪式表演，就可以禳邪除恶、得祥纳吉，尤其是在这个新旧交替的特殊时间段里，更应该采取实际的行动来帮助“正”战胜“邪”。巫术是对不可知力量进行积极的预知与控制。巫术活动中的人是作为主体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一定的仪式和器物，迫使未知力量或事物按照人的主观愿望运动，以达到人的目的。在这里，人的貌似主动的祭祀求祈、禳灾驱邪活动，却是基于对自然的技术无力这样一个前提。随着人类自身能力的增强，人们的信仰也开始由图腾崇拜向祖先崇拜转化。这种转化使偶像与凡人之间因亲缘纽带的连接而平添了些人情俗世味道，但祖先没有取天而代之，而是成为其下层分支，是天的意志的中介者，因此神灵高高在上、人屈尊膜拜的主宰—被主宰格局是得到强化而不是消解。这种文化信仰格局在“家国同构”的封建社会中的镶嵌，则是以伦理文化认同强化封建等级制度的政治认同，成就了其自我固化系统。当然，由于传统节日在传承过程中的变异性，中古以后传统节日的“娱神”作用有所淡化，同时“娱人”的世俗色彩渐趋浓郁。
（二）对于神灵的膜拜成就了其至上地位，甚至对于恶神的忌惮足以封杀人的怜惜生命的善之本性。下文以传统节日中一度影响重大的寒食、社日和端午的某些习俗作为例证。
其一，“神”大过“官”。以起源于远古的火崇拜以及由此而来的“改火”习俗的寒食节为例。寒食习俗流行地区的民众相信，神灵介子推是被火烧死（“焚骸”）的，他当然“不乐举火”，那么如果热食（意味着举火），就是违禁，就会受到神性惩罚，而这个神性惩罚就是造成普遍灾害、危害群体安全的“雹雪之灾”。对于雹灾的恐惧，对于违犯寒食禁制必将带来雹灾的信仰，就成为迫使人们自觉遵循和维护禁制的强大力量，即使“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也在所不惜。史料记载自东汉到北朝这一时期，寒食节曾被官方不时禁断，魏武帝曹操《明罚令》云:“令书到，民不得寒食。若有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傣一月。”[3]但由于对寒食习俗自觉维护的民间力量在官民双方的博弈中居主导地位，以至于官方也不得不作出让步，对这一节俗活动进行有限的承认。某种民俗事象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在不断的重复中，俗民会形成自觉维护习俗惯制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我们所说的民间力量[4]。政治上弱势的民间力量在寒食节俗存废的官民博弈中胜出，实质是由于畏神胜过畏官，神灵左右民之生杀兴亡的信仰所致。
其二，“神”大过“礼”。在农耕社会，春社是起源于上古社会土地神祭祀的大节。社日宴饮狂欢以后，青年男女大多转向社屋附近的树林等地进行幽会野合，先秦古籍所谓的“桑间濮上”就是社日野合之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这一习俗具有远古巫术的背景：根据模拟巫术原理，某一自然过程可以通过人的模拟行为加速其进程，春季种子入土、云行雨施、植物生长的过程也可为通过男女媾和的方式来加速它的进程，所以此种背景下的男女交合没有丝毫宣的成分，而是出于祈求农业丰产、子孙昌盛的目的[1]。野合私奔这些常日看来离经叛道的行为，由于披上“模拟自然”的合法外衣，竟也能成为传统节日的一道另类景观，足见神灵信仰的超乎常规。
其三，“神”大过“生命”。南宋以前有“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风俗。旧时民间认为阴历五月是恶月，五月五日又称“五毒日”，是不吉祥的。这一天生下的孩子，或有“五毒”转生、投胎之嫌，故而民间这一天中常有弃婴、溺婴之举。据《史记·孟尝君列传》所云，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原因是，“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这一习俗的影响一度达于上层社会，如《世说新语》、《孝子列传》、《宋书》、《唐书》等典籍中都有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记载”。
（三）对天地万物神灵的崇拜带来行为上效法。人法天地自然，形成人的节律化生存方式。农耕社会的生产实践模式与自然运行是耦合的。天地时气的交会和季节物候的转变直接影响农事活动耕收忙闲，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农事活动与自然界的节律化运行的天然耦合，实际上赋予人法自然、天人感应、顺天而动的哲学理念客观基础：正是自然运行的周期性和节律化决定了人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社会的政教活动乃至个体人的生命体验的节律性。
根据大略的统计，中国较重要的传统节日大约有20个，其中来自日月时令交会的，或与之有关系的有16个。如端午节的起源是与夏至前后的时令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七夕节则起源于立秋时节季节转换的自然事实，春节的自然基础是立春之时冬去春来的自然现实。《礼记·月令》就是一套依照自然宇宙的时间规律来经纬人事活动，安排农业经济、文化生活的典章制度。它所展现的是一个天、人、社会的模拟结构，又是相感应的万有秩序系统，而以天人合一为其运作的基础[5]。自然存在的节律决定了生活存在的节律，生活存在的节律显现为节日，进而成为节日感的重要来源。
三、前现代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型
近代，随着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耕社会“天人合一”的存在节律被快节奏的单向度的存在代替，理性祛魅了神性，鬼神信仰解体。今天的人们早已失去了对天地的敬畏，科技的进步更证明了鬼神和灵魂的子虚乌有，当祭祀的指向性消失时，中国传统节日的对象也消失了，承载着传统节日内容的形式与风俗，也就失去了魅力。
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西学东渐，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紧迫的政治救亡使命，使先进分子急于割断与传统的脐带，出现了文化传承的断层。冯骥才指出，目前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这才是最可怕的。改革开放以来新一轮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尤其在城市生活中消费主义盛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不再强烈，曾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文化积淀逐步流失，仪式感日渐淡化，节日正演变为简单的假日，或是商家吸金的噱头。
尽管在中韩端午申遗之争和节假制度变革内在经济社会需求的刺激下，2007年末我国节假制度改革显示出鲜明的人文价值取向，将传统节日四季各摘取春清明、夏端午、秋仲秋、冬除夕作为国家法定假日，解决了传统节日“有节无假”的窘境，但“洋盛土衰”难以快速改变。天津市社科院教授郝麦收指出，洋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土衰。全球化催化了人类价值趋同，而节日是保持人们的文化认同感的最后一块阵地。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洋节的流行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与交流的体现，必须尊重其代表的文化，但同时也要让我国的传统文化在继承中创新，只有不断挖掘传统文化的新内涵，寻找新载体，让更多的人了解节日的文化渊源，才能把传统节日的文化精髓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杨江涛:中国传统节日的美学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8.
[2]苑莉，顾军.传统节日遗产保护的价值和原则[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
[3]杜台卿.烛宝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5.
农耕技术论文范文2
关键词：人居环境；农耕；游牧；生态环境
Abstract: in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Yinchuan plain evolution,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the Yinchuan plain living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farming and nomadic way of evolution in the Yinchuan plain living environment in the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the special development of the Yinchuan plain to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living environment; nomadic farm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引言
人居环境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涵盖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技术工程环境三大系统。人类住区与人居环境的含义不同, 人类住区是指从乡村聚落至城市连绵带等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人类生活和工作、聚集和分散的众多场所, 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工程环境的复合, 是直接的具体的人居环境, 是人居环境的核心。对人居环境的研究, 应从其所涵盖的自然环境系统、社会环境系统、技术工程环境系统及众多的子系统进行多维的、全方位的研究,研究的焦点是人类住区。[[1] 段汉明. 人居环境发展的动态特征——以新疆为例[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10）：428-432][1]
图1：人居环境学的研究模型
2. 银川平原人居环境演化的历史过程
银川平原地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北部，自古以来已黄河水系为根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绿洲城镇群带。本论文中所论述的银川城镇群包括着5 市(银川、石嘴山、灵武、吴忠、青铜峡) ，4 县(惠农、平罗、贺兰、永宁) ,其中灵武市座落在银川平原边缘。面积19765.7km2，人口3006648人，城镇化率为53.06%。[[2] 2007年宁夏统计年鉴
[3] 宁夏国土资源[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2]
从地貌上来讲，银川平原东西两边较高，分别为灵盐台地和贺兰山山脉，内夹平原，及为银川平原地区。从银川平原人口分布上来看，银川平原地区的大部分人口也相对集中于广大的平原地区，从一定程度说明，银川平原地区的人居环境以中部地区最为优越。
2.1 先秦时期-----原始的平原特色
先秦时期，银川平原尚处于荒蛮状态，这一时期，银川平原活跃着一些草原游牧民族。这一时期，银川平原仍然保持着较为原始的风貌特色。
2.2秦汉时期-----农垦文明的进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北击匈奴，攻取河套地区，对银川平原进行了大量的移民。这一时期，银川平原得到初步开发，这一时期居民散状分布于黄河及惠农河地区。[[4] 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M],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4]
两汉时期，由于国力的强盛，加之北击匈奴的节节胜利，政府加大对银川平原的开发力度，使得昔日的人少地绕的银川平原呈现出“边城晏闭”、“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繁荣景象。 [[5]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第六十四][5] 这一时期的居民较集中的分布于银川平原南部，黄河水系较发达的适合农垦的地区。[[6] 谭其骥.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 ][6][[7] 鲁人勇、吴忠礼、徐庄等，宁夏历史地理考[M].宁夏人民出版社][7]
2.3 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与农耕的交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近四百年，银川平原再次成为北方游牧民族频繁交替和相互融合的基地，这一时期，鲜卑、匈奴、羌等民族纷纷进入银川平原地区。当时一部分游牧部落，也从单纯游牧演变而为兼营田牧。如前秦时期的匈奴铁弗部曾向前秦帝苻坚“求田内地，春来秋去。”[[8] 魏书·铁弗刘虎传][8]
公元5世纪初，匈奴后裔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在宁夏境内设置饮汉城（后改建为怀远郡，今银川东郊）、薄骨律城。 “薄骨律镇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桑果余林，仍列州上。”[[9] 水经注][9]
魏晋南北朝前期，可以说是一个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一个冲击的过程，这一时期，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恢复，人居环境相对得到改善。
而北魏以后，长期生存于银川平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开始进一步农耕化，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进一步加剧，北部的灵州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一时期，居民仍然集中分布于银川平原南部，北部分布有所减少。[6][7]
2. 4 隋唐时期-----北耕南牧
银川平原发展到隋唐时代，已经成为重要的农业区。政府在银川平原兴修水利，发展农田灌溉。灵州地区，在唐代的屯田已经初具规模。[[10] 旧唐书.卷39.娄师德传][10]
这一时期，除银川平原南部因唐代政府对内迁少数民族实行安抚政策所设立的羁縻州仍保留着游牧形态以外，广大中部与北部地区几乎被农耕文明所覆盖，形成了“北农南牧”的人居环境的格局。[[11] 薛正昌：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11]
2.5 西夏时期------北牧南耕
西夏时期，银川平原成为西夏统治的核心地区，随着唐代羁縻州的逐渐消失，广大的南部与中部地区成为西夏农垦的腹地。这个主要原因是，原先这个片区主要为宋王朝统治，其本身就是农耕地区，西夏攻取这块片区之后，适应当地生产习惯，同时也令士兵进驻开垦。[[12] 脱脱：宋史[M].卷357，（北京）中华书局校本，1977年版][12]
而广大的北部地区，则变成西夏的内部游牧腹地做为畜牧业的主要产业区。[[13] (俄)克恰诺夫：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3]
由此银川平原地区的人居环境格局形成了有趣变化，形成了“北牧南耕”的人居环境格局。
2.6 元时期------农耕逐渐取代游牧
公元1205年到1227年的23年间，蒙夏之间接连爆发了6次战争。23年的战争使得银川平原的城镇群遭到极大破坏。中兴府等城一下成了空城。史载“蒙古尽克夏诚意，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14] 嘉靖宁夏新志][14]
元代的统治者忽必烈受中原汉文化思想的影响，保护农业产业，禁止占农田为牧地。实习招募无业农民开垦的政策。银川平原的北部地区至此完全成为农耕区。农耕逐渐取代了游牧的生产方式。[11]
2.7 明清时期------人居环境恶化与稳定。
明清时期，银川平原的人居环境状况到了绝境。
明代人看来，银川平原属于边地。明朝政府在银川平原地区设立宁夏镇驻重兵防守，凭借贺兰山的自然屏障作为防守。同时当地官吏由于后期的自我腐化，大量修建改建府邸，贺兰山的森林资源受到掠夺性的开发。根据《嘉靖宁夏新志·铁柱泉碑》记载，黄河以东灵武，明代中期生态尚好，是一片广袤的草原，“日饮数万骑弗之涸”，水量较大而到明代后期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已经成为一片荒漠之地。人居环境进一步恶化。
清代，西北多有战事，银川平原的河东地区的人居环境得到恢复，相对良好。形成了现在的银川平原人居环境的格局。
3. 银川平原人居环境的特点
银川平原人居环境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 1 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脆弱性
银川平原周边自然条件严酷、生态系统结构简单、资源和环境容量有限,
自我调节能力差、对外界干扰的承受力差,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加上人类不合理活动的影响,银川平原生态环境是比较脆弱的,一经破坏,修复难度非常大。
人居环境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银川平原处于干旱区包围之中，属于干旱区地域分异的产物,其形成所必须的水源、土状物质都与相邻山地的供给有密切依存关系,河流则是山地物质向绿洲输送的主要渠道[[15] 申元村,汪久文,伍光和. 中国绿洲及其可持续发展建设[J ] .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2 , (1) :1 - 7.][15]。可见,银川人居环境是绿洲—山地—荒漠系统共同作用的产物,它对山地系统和平原荒漠系统有着较强的依赖性。
3.3人居环境承载力非常有限
银川平原承载力包括资源与环境的供容能力(生态承载力) 、经济活动能力(生产承载力) 和社会发展能力(生活承载力)[[16] 张传国. 干旱区绿洲系统生态—生产—生活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J ] . 干旱区研究,2001 ,18 (3) :7 - 12.][16],其中生态承载力直接约束限制着生产和生活承载力。由于资源与环境的特殊性,银川平原生态承载力十分有限,若要扩展其生产和生活承载力(特别是容纳更多的人口) ,首先要扩大生态承载力的弹性范围。从这里可以看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对于银川平原人居环境的重要性。
人居环境是动态发展的有机体
银川平原有向绿洲化和荒漠化两个方向演变的可能性。银川平原是在荒漠包围下的绿洲，而绿洲先天具有易变性特点,有向荒漠发展的天然趋势[[17] 贾宝全,慈龙骏,高志海,等. 绿洲荒漠化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探讨[J ] . 干旱区研究,2001 ,18 (2) :19 - 24.][17],人类的不合理行为加速了这种趋势。但是,绿洲在形成与扩张过程中,随着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增强,生态系统生产量增大,有向良性化方向发展的趋势[[18] 何彤慧,米文宝,李陇堂. 论绿洲区域开发与生态建设[J ] . 水土保持研究,2002 ,9 (3) :161 - 163.][18],科学合理的人工化过程是这种变化趋势的主要动因。
3.5 绿洲生态环境问题具有特殊性
银川平原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不可根除性、不断发展性和整体性、全面性、复杂性的特征。它与干旱区的开发同时产生、同时发展,呈现孪生关系;存在的范围较广,涉及各个领域;对人类行为具有反馈作用,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19] 刘普幸,赵雪雁. 绿洲生态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M] .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7 - 47.][19]因此,绿洲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式比较特殊。
3.6 人居环境的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向内积聚、向外开放的双向态势特征
这一方面是受了银川平原在空间地域上完整性、封闭性、相对独立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经济体制开放协作,特别是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3.7 人居环境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银川平原是多民族聚居区域,民族构成多,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这里多民族文化特色突出、文化的宗教特色突出、文化交汇特色突出,[15]人居环境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浓郁的民族地域文化特色。
4. 银川平原人居环境的反思与教训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千百年来农业与游牧两种经营方式频繁更迭，人为的过度开发，银川平原的人居环境不断恶化，但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人居环境。1944年，李长博在他的《淮域形式与中国历史》中曾经谈到：“离地坎，离人无史，人类活动于地面之上，演出了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固然不是机械唯物主义者，说一切历史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但是要彻底明了人类历史的因果，不能不对人类与其活动的空间在历史的关系上有深切的认识。”[[20] 李长博：淮域形势与中国历史[J].求是月刊（创刊号），1944.][20]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追溯银川平原人居环境的变迁，旨在人们了解、认识和研究银川平原。目前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要改善和恢复历史以来的生态面貌，这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参考文献
[1] 段汉明. 人居环境发展的动态特征——以新疆为例[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10）：428-432
[2] 2007年宁夏统计年鉴
[3] 宁夏国土资源[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4] 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M],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
[5]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第六十四
[6] 谭其骥.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
[7] 鲁人勇、吴忠礼、徐庄等，宁夏历史地理考[M].宁夏人民出版社
[8] 魏书·铁弗刘虎传
[9] 水经注
[10] 旧唐书.卷39.娄师德传
[11] 薛正昌：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12] 脱脱：宋史[M].卷357，（北京）中华书局校本，1977年版
[13] (俄)克恰诺夫：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 嘉靖宁夏新志
[15] 申元村,汪久文,伍光和. 中国绿洲及其可持续发展建设[J ] .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2 , (1) :1 - 7.
[16] 张传国. 干旱区绿洲系统生态—生产—生活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J ] . 干旱区研究,2001 ,18 (3) :7 - 12.
[17] 贾宝全,慈龙骏,高志海,等. 绿洲荒漠化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探讨[J ] . 干旱区研究,2001 ,18 (2) :19 - 24.
[18] 何彤慧,米文宝,李陇堂. 论绿洲区域开发与生态建设[J ] . 水土保持研究,2002 ,9 (3) :161 - 163.
农耕技术论文范文3
【关键词】客番互动 族群性格 族群心理
在清代移垦时期，台湾的族群关系大部分时间内极不和谐。对客家族群而言，不仅存在因械斗导致的闽客关系紧张，而且也存在客番冲突。客家人每每受到势力强大的福佬人排挤以后，被迫进一步靠近番人的地域，在客番杂居的混合聚落本来就有冲突，带着冒险精神进入后山地区开垦的客家人更是与番人冲突不断。因此，客番之间的互动必然经过一个较长的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
“番害”与侵垦――客家人与高山番的关系
汉人与番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汉人不断地侵蚀番人的土地。詹素娟在其硕士论文《清代台湾平埔族与汉人关系之研究》中指出①：“番业汉佃”原为清廷理想中的番、汉土地关系，但来台汉移民抓住番民憨厚朴质的性格，百般用技，巧取豪夺。如以少数廉价品，骗取偌大的土地；或利用番人不识字，擅改契约，巧夺土地，致使土地纠纷不断发生。另外官府与通事、社商的勾结对番人的压迫与愚弄也是重要的原因。在汉人逐渐在经济、文化、人力、技术上取得绝对优势下，台湾的原住民立即成为欲振乏力的“弱势族群”。为了抗拒汉人侵垦与官府压迫，番人奋起自卫。
客家人大规模入台是比漳、泉人要迟的，所以他们开垦的地方多为近山之地，而这些地方又多为尚未开发的生番所盘踞。生番为了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狩猎之地，加上有猎取人头以祭祀的习俗，所以时常出草杀人。而对于近山的客家来说，就经常成为被袭击的对象。乾隆曾在上谕中指出：“内山系生番巢穴，向闻遇有内地民人到彼，即行杀害”。②闽浙总督英桂在奏折里说：“由枋寮经桐脚南行，可至风港，沿途山深菁密，仅阙一线，以通行人，兼有凶番潜伏。”③客家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筹资募丁，编组乡勇，修建木栅，设立隘寮，严加防范。
由于客家人与生番之间长期处于对立的关系，总体而言，生番的汉化程度不高。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清政府实行“开山抚番”以后，生番才真正开始汉化，汉人与生番的关系才逐步走向和谐。因此客家与生番的关系大体经过了：冲突――涵化――同化的过程。
融合与汉化――客家人与平埔番的关系
早期的客家人与平埔族人的关系，从土地的契约来说，一般是佃户与业主的关系，双方合作较多。但随着移垦的扩展，这种租佃关系有所改变。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客家人在累积一些资金后开始投入垦拓活动，并向原平埔族业主购买耕地。这些原本是平埔族业主的佃户的客家人，也不乏有因参与垦拓而致富者。如嘉庆六年（1801）十月承买竹堑社白“番”鲁于改耕田，而后捐给义民庙为香灯祭业的林先坤，因聚集族人从事垦辟活动，家境、族势渐盛。④在移垦后期，竹堑地区的客家移民越来越多，人口的优势和文化的优势以及逐渐取得的经济优势，使得处于相对弱势的平埔族人不得不渐渐为客家人所涵化。平埔族人不仅在农耕方面放弃了旧有的耕作方式，而且在文化、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也日趋“客家化”。竹堑社七姓祭祀祖先，除仿照汉人祭祀公业之方法办理外，亦祭拜神明土地公、清明祭祖、中元普渡，以及拨谷奖助族内子弟入义塾，参加科举考试，为族亲育才。⑤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平埔族人愈来愈普遍使用客家语，而原来的母语则“多成为死语了”。⑥施添福也指出：“客籍移民之所以能够立足于保留区和隘垦区，并进而将这两个地区塑造成纯客的移垦社会，实得力于跟熟番保持良好的族群关系，而能获得他们的接纳和协助。”⑦因此，可以说客家人与平埔番的关系大体经过了合作――涵化――同化的过程。
客番互动对台湾客番族群心理层面的影响
整个移垦时期，在客家人与熟番杂处的地方，客家与熟番之间存在着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而与生番之间则基本上是“侵垦”与“报复”的敌对关系，在这场生存竞争中，两者的矛盾一直处于尖锐对峙的状态。
客家人生存环境的险恶，使得其族群不得不加强团结和自卫的能力，甚至连他们的聚落也进一步加强防御功能。刘兴盛曾指出：“由于客籍垦民是恃着乡团武力的保护下，凭借优势的生产技术入垦原住民的地域，族群的矛盾冲突是相当尖锐的。弥浓庄民依着弥浓河环种植多重刺竹林围绕整个村落，再东西南北四向开设栅门，辟巡更到‘大更路’联络周围，出入均由栅门，夜晚闭栅巡更监视。乾隆二十年，为抵挡来自东边的原住民下山夺回原生活领域，在东栅门兴建城门楼，累石迭砖楼高三丈五，占地十五方丈，城楼上有垛墙屋阁。”⑧这些客庄以高大坚实的城门楼抵挡激烈的攻击，俨然成了一个个封建堡垒，确保客家人在强势的福佬人和剽悍的原住民的夹缝里能够顽强的生存下来。所以我们说台湾客家人“团结、强悍、械斗”的民风不仅与其族群习俗的承继有关、与福佬人长期械斗有关，也自然与其靠近内山，频频遭受“番害”有一定的关系。
不过客家人与熟番杂处却有助于增强客家族群的包容性。由于客家大多居住在丘陵、山地，所以也容易出现客番杂处的现象，《恒春县志》就有记载：“民居曰庄，番居曰社。有所谓客庄；客人者，皆粤人也。庄如西门外之保力、统埔、四重溪、内埔等及城内之客人街是。又有客番杂居者，如东门外之射麻里、文率、响林、八瑶、太古公、万里得、八姑角、牡丹湾、罗佛山等，南门外之大板埒、潭仔、垦丁等庄是。其闽籍者，则不系以客，亦不与番同处云。”⑨这说明南部地区的客家人与番人（熟番）杂处的现象比较普遍。
移垦初期，官方记载往往对于客家人持较负面的看法。“各庄佣丁，山客十居七八，靡有室家；漳、泉人称之曰‘客仔’，客称庄主，曰头家。头家始藉其力以垦草地，招而来之；渐乃引类呼朋，连千累百，饥来饱去，行凶窃盗，头家不得过而问矣。”⑩由于这些客家游民无家世，往往无牵无挂，缺乏社会责任感，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乃是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
尽管清政府不许汉番结婚，但这执行起来还是很难。单身汉人自然不顾禁令将婚配对象转移到番女身上来，如嘉庆末年，粤人黄祈安孤身来台，到竹堑的近山番界斗换坪，“与番贸易，颇获利，遂从番俗，改名斗乃，娶番女为妇，生二子。”因番界土广且腴，不久，“邀其乡人张大满、张细满等人入山，约为兄弟；亦各娶番女，与番往来，遂垦南庄之地。”{11}像这样娶番妻的客家人并不在少数。另外还有霸占番人妻女的，《台海使槎录》记载：“或纳番女为妻妾，以至番民老而无妻，各社户口日就衰微。”{12}汉番之间的通婚加速了土著居民特别是平埔族汉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介入熟番与生番之间的“化番”也在与汉人和熟番的不断交流往来中，一步一步地向熟番转化，他们开始改变原先以“捕鱼猎兽而食”及“不知耕作”的游牧生活逐渐转向农耕生活。从光绪元年（1875年）起，清政府推行“开山抚番”政策，汉人与生番之间的种族藩篱被进一步打破，原有的部落结构解体，社会习俗、价值取向、文化内涵等等都在急剧变迁中，开始进入向汉化转变的阶段。而与番人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客家人也多多少少会受到“番化”。如上面史料所说的，他们“娶番女”、“从番俗”，有的甚至还改番名等等，这也是“番化”的具体体现。而且客番通婚也多多少少有助于家庭稳定、社会稳定，减少社会流动性和不安定因素，从而也能减少一些对客家“剽悍、好斗”的负面观感。（作者为贵州财经学院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08年度贵州财经学院引进人才科研项目研究成果）
注释
①詹素娟：《清代台湾平埔族与汉人关系之研究》，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年。
②《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73，乾隆五十二年正月。
③见《月折档》，同治八年七月初二日，闽浙总督英桂奏折。转引庄吉发：《筚路蓝缕：从档案资料看清代台湾粤籍客民的拓垦过程与小区发展》，第8页，该文是2002年10月台湾中央大学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发言稿。
④庄英章，周灵芝：“唐山到台湾：一个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与科学研究所，1984年。
⑤王世庆，李季桦：《竹堑七社公祭祀公业与采田福地》，平埔族群研究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1994年4月，第15页。
⑥詹素娟：《清代台湾平埔族与汉人关系研究》，台湾师大历史所硕士论文，1986年，第6页。
⑦施添福：“清代台湾竹堑地区的土牛沟和区域发展：一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清代台湾的地域社会：竹堑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第105页。
⑧刘兴盛：《客家建筑欣赏》，屏东县立文化中心，1996年，第331页。
⑨《恒春县志》（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6月，第9页。
⑩周钟：《诸罗县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41种，第148页。
农耕技术论文范文4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联合举办，广西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2月9～13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年会是继1981年在桂林举办的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后16年，在广西的考古学、民族学调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收获的背景下，再次回到西瓯、骆越故地广西。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海南、湖北等十多个省(市、区)和香港、台湾等地，以及美国、越南等国家的92名专家、学者与会，除了会前收到论文中精选50篇编辑成67万余字的论文集《百越研究》(第一辑)，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10月正式出版外，会议期间还有十多位境内外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精彩的民族考古调查研究新发现。老、中、青三代学者共聚一堂，缅怀百越先民，重温东南历史，大兴学术争鸣。这些成果既有百越民族文化的总体研究，更多的是百越各支系文化的深入探讨，还有百越民族与其他系统民族文化关系、百越与当代华南民族文化关系的探讨等专题，将百越民族史的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
一、百越民族的总体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东高寨四号墓所出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组合。梁旭达《广西瓯骆文化浅析》系统描述了骆越的大石铲、稻作、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图腾崇拜等文化内涵。此外，谢日万、何安益《桂南大石铲应是骆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韦江、杨清平《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强《广西都安北大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属的初步探讨》也就考古资料中骆越的大石铲、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别展开论述。
在西瓯、骆越的社会习俗与经济上，覃芳《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则根据广西新石器时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资料，结合文献与民族复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习俗。彭书琳《广西古代拨牙风俗》则收集研究了广西岩洞葬的人骨标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时期、盛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古代拔牙习俗的源流、分布与性质。陈桂芬《秦汉时期瓯骆社会经济发展述论》一文，阐述了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瓯骆道路建设、郡县设置、军人与移民实边、城市与商贸发展等。杨清平《略论东周时期岭南越人的农业经济》则更多从考古出土实物来说明类似的课题。
此外，也有一批论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长林《滇文化族属再探》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是迄今研究云贵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郑超雄《夜郎国的文化渊源及社会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发，分析夜郎国的文化渊源，主张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权政治与社会文明。邱立诚《香港早期历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缘与文化关系》，分析了上起万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时代，下迄秦汉南越与南海郡时期，香港考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体关系。蒋炳钊在《闽越的都城与“冶”》中，论证了史、汉所记闽越“二王二都”分别在崇安汉城和福州北郊汉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汉城就是无诸王城“冶”。是闽越都城研究中的一个新看法。王炜在《试析虎林山遗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据虎林山墓地出现的高等级墓葬、牙璋礼器、戈、矛武器、刻划符号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闽南早期文明进程。陆建芳在《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发现的玉器》中，介绍了吴国地域范围发现的越国大墓玉器内涵。
陈元甫《汉代东瓯国的发现与研究》则介绍了浙南温岭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发现，主张大溪古城就是东瓯国都。徐长青在《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张崇根《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则提出了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连照美在《从考古学论古代百越时空分布上的台湾》，在总结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关系之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台湾新石器文化谱系中东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内涵及其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异同关系。
三、百越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
楚越关系历来是百越民族周邻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对江南百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一文，运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楚文化对湘资流域杨越、长江下游吴越、赣鄱流域干越、闽江流域闽越、岭南的南越与瓯骆等百越文化的影响。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初探》则谈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为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证据。此外，石奕龙《两周时期句吴与邻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则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吴与邻族的产品交换、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关系。熊传善《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间的和战关系。漆招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农业文化的南传》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稻作农业文化通过越城岭山区及湘桂谷地传播到广西地区的考古证据。
也有学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国)关系，如蒋远金在《史前日本列岛与百越先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岛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农耕源于华南百越地区的看法，从而证明两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从民族史的观点来理解越南北部的铜鼓》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与使用民族，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间战争、馈赠、交易等民族关系史问题。邓聪在《岭南与北越弓形格铜剑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铜剑的时空分布所反映的岭南地区与越南北部的先秦汉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现代南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现代南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方汉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与百越源流关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冯孟钦在《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中，以洛湛铁路沿线、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资料为据，讨论东汉至唐代广东、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铁器、铜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内涵。王献军在《黎族早期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态与饮食器具，服饰、耳饰与文身文化，船形脚屋等居室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李勃《黎族来源新探》、王逍《畲族传统文化禀赋述论――兼论畲族经济转型》，董建辉、林宏杰《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确认――以金竹畲族乡的成立为例》，也属于类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与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黄向春在《福建闽江口“蛋民”研究――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阐述了闽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态与生计、习俗与社会组织、神灵庙宇、口传记忆等，并提出闽越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与蛋民认同“闽越”的符号意义之认知考古学研究同等重要。兰达居在《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论述百越海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了两广、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沿海作为百越海洋人文传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当代传承的三种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东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百越与南方汉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着力钩沉当代东南汉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积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与惯习、越式聚落与丧葬、原始制陶与无纺树皮布、汉语方言的越语底层等，并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越人汉化、汉人越化中寻找民族考古学的解释。彭维斌《闽南民间信仰的文化分层与汉越文化融合》一文，将历史层位分析法引入闽南民间社会文化研究中，探讨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龟、蛇、狗、虎等自然崇拜为代表的百越先民“万物有灵”崇拜的底层特征，以吴本、妈祖、临水夫人、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王爷等救生神灵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汉式佛道为代表的表层特征，并从民间信仰层位的形成过程研究汉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则在《也谈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中，提出闽方言源于江浙的吴方言、吴方言与古楚语是闽方言的底层、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又重叠着上古中古汉语，这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观点。
五、多学科协作、多层面探讨与国际性视野的学术盛会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百越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从多学科、多层面和国际性的角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考古学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源泉，考古学者的大量参与、考古资料和方法的全面运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多数与会考古学者不再是简单列举考古文物资料，对历史问题作出粗浅的说明和解释，而能通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百越族群文化的谱系、关系、性质，甚至还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瓯与骆越青铜文化的区分、滇族的三种文化因素构成等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传统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汉的若干篇章，这次会议上纯粹历史学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对先秦岭南古越族九个“土邦小国”的历史钩沉，就是代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是本次会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壮侗语族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将南方汉人的社会文化纳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和亮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从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变迁中，找寻吴越城市的“外濠内堑”的底层特征，很有新意。语言学方面，关于南方汉语的越语底层、闽方言的吴语特征等，都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2 多方面、多层面的探讨。本次会议除了民族与文化性质、族群源流、文化谱系、文化因素分析与区域文化关系等基础性时空关系研究外，还有百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层面的探讨。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吴越城址、建筑聚落、崖洞墓葬、航海舟筏、铜鼓、大石铲、竹器与玉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专题论述。在精神文化层面，百越的海洋精神、万物有灵与巫鬼神灵等、图腾崇拜、南方汉语方言与语言、婚姻习俗、拔牙习俗、食人埋骨习俗等内容，都有学者涉及。在社会与经济层面，骆越的建国、南越的土邦小国、商代闽中的文明因素等国家文明问题，百越同秦汉王朝、荆楚文化的战争与融合问题，以及农业生产与经济生活等问题，也都有争论或讨论。
农耕技术论文范文5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农耕技术论文范文6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广东得开放风气之先，借改革政策之力，其经济与社会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近年来，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广东省又大力建设“文化大省”，在众多“文化工程”中，推出《岭南博士文库》，郎国华《从蛮裔到神州――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研究》即是其中的一种。若从硕士生算起，我治宋代经济史也已近30年，其间写过几本书和一些文章，因而这本专门研究宋代广东区域经济的专著勾起我的阅读欲望。
全书20余万字，除“绪论”、“结语”外，共分6章：即政区与人口、自然和农作、手工业、交通和商业、宋代中央政府对粤政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入粤流人对经济的影响。该书的研究重点，一是宋朝中央政府治理岭南的政策；二是今广东境内分区域经济重心的移动；三是海外贸易对广东经济特点的影响；四是中原移民，特别是宋代流放、谪居岭南的众多官员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等问题。（该书第18-19页）应该说，这几个问题确是影响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状况的关键问题，作者研究重点的选择是有学术眼光的。
就两宋区域经济的研究状况而言，两浙、福建、江南东西等路或因其位列先进、或因其上升迅速而备受关注，而岭南地区则“门庭冷落车马稀”，研究成果不多。原因显而易见，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所致。然而先进与落后是相对的，广东经济发展的位次虽靠后，但仍有亮点，如广东的海外贸易显然处在全国领先地位；在外贸拉动下，陶瓷、制糖等手工业亦有不小成绩。特别是近30年来广东经济发展取得骄人的成就，人们愈是希望了解广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鉴于上述种种考虑，该书的确值得一读。
正因为相对而言，学界对于宋代广东经济的研究成果不算太多，因此必须花相当的苦功去搜集基础性史料，方能勾勒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大致框架来。该书作者引用古籍250多种，涵盖时段从秦汉到明清，力求扩大史料范围。作者除参考大部头的《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上百种宋人文集外，还将搜罗范围扩大到元、明、清时期，特别是从明清方志中搜出不少能够反映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此外，近年来广东各地新出土的文物和考古发现，作者亦尽可能一一亲历探访。这种艰苦、细致、扎实的史料搜集功夫，使得该书的种种立论有了实证基础。作者对学界成果的梳理，除史学著作和论文外，亦扩展到历史地理学、人类学、历史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甚至连未刊论文如曾雄生、杨文新、金强等人的论文亦囊括在内。（见该书参考文献“论文部分”）可见作者搜集史料和学术成果时的确下了一番苦功，殊为不易，值得肯定。
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宋代广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即从宋以前的“化外之地”转而“融入全国经济体系”。这个观点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即有表述，即宋代以前的岭南是“蛮荒”，宋代以后的岭南才是“神州”，此即该书书名《从蛮裔到神州》的由来。该书作者的贡献在于，通过对宋代广东政区、人口、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和外贸等方面的详尽考察，将宋代广东从“蛮裔到神州”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用史料（含前人研究成果）给落实了：即宋代广东“迎来了发展史上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阶段。告别南汉政权造成的与中原相对分割的状况后，广东重新融入了中国的整体发展格局。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加上自身特点的发挥，广东的经济在此期间获得了极大的进步，从整体上摆脱了‘蛮荒’、‘瘴疠’之地的落后面貌，开始成为神州大地。”（第322页）然而，与其他各路比较，广东经济虽呈“全面开发的趋势”，（第325页）但仍处在一个初步发展的阶段，对其发展程度不能估计过高。
这样一个历史转折不是一朝达成的。作者依据所掌握的材料，将宋代广东经济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259－264页）第一阶段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平南汉始，历太祖、太宗至真宗朝，共计27年（971-997年），这是广东经济的恢复阶段，亦是其融入全国经济体系之始。第二阶段为真、仁、英三朝（998-1067年），约70年时间，这是广东经济的平稳发展期。第三阶段从北宋神宗朝一直到南宋中期（1068-1224年），约157年，这是宋代广东的鼎盛时期，广东“化外”色彩逐步消除。第四阶段是南宋后期（1225-1279年），约55年，随着福建泉州“刺桐港”的崛起和宋末的战乱，广东经济受到打击和破坏，可以名之为“衰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