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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各国相继步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给西方各国带来了政府机构臃肿膨胀、官僚主义现象严重、管理成本无限增长、行政效率越发低下等诸多问题,导致了严重的政府财政危机和政府信任赤字。"80年代以来,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掀起了政府再造的浪潮。新形势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作为行政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十七大进—步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这要求我们构造出适应、能驱动社会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
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回顾
行政管理体制是行政组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结合,参考一些学者的定义,本文这样定义:行政管理体制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推行其政务所建立的组织结构体系、权责体系、运行机制、法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绩:1.机构改革取得良好成效,机构庞大、人员臃肿的现象得到有效缓解;2.公务员制度基本建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积极推进;3.政务公开的推行,使行政管理活动逐步走向公开化、法制化;4.行政法制建设取得很大成绩。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审批过多、不规范的问题比较突出;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这些问题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持续和深化势在必行。
二、行政体制改革存在问题
(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1.政府与市场关系不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是最基本的手段,市场起着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但又必须通过政府宏观调控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当前存在主要问题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直接从事或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使得企业和个人依附于政府,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创新动力,现代企业制度难以真正建立。
2.政事不分。政府与事业单位之间职能划分模糊,政府机关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来控制事业单位,包揽本应由事业单位行使的权力、承担的职能;事业单位承担了本属于政府机关行使的行政执法、监督管理等职能。政事组织不分,政府机构与事业单位之间没有清楚的组织界限,事业单按照干部管理模式管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事业单位领导由政府主管部门委任,事业单位组织依照行政机关的方式运行。政事产权不分,政府是事业单位的出资人,事业单位经费来源高度依赖政府财政。
3.政社关系不畅。一是乡镇基层政府与村民组织的关系不融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不能做到"还权于民”让村民自主解决自身的问题,由引导、指导变成了直接管理,抑制农民的积极性。二是城镇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关系不是很顺。基层政府对于发展非政府公共组织的作用不是很重视,政策扶持也不到位,习惯于政府直接从事社会服务或公益性事务。最后是财政预算普遍缺乏公共社会服务预算以及激励慈善事业的税收政策。对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服务团体,许多地方政府未能给予必要的资助或"购买服务"。
(二)行政权力配置不科学
首先,党政不分的现象依然突出。在行政权力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党委的领导意图很可能包办或代替政府行为。其次,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分权不明,职责不清。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在管理区域上是重叠的,随着事情本身重要性的不同,许多属于下级政府管理范围内的事情被上级篡夺。再次,内部层次结构叠床架屋。"多头管理、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状况依然存在[2],"造成协调成本加大。最后,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自主权’"这一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引发中央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与地方利益的冲突,要么是中央的宏观调控失效,要么就会挫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管出现哪种情况,都会影响我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
(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国家财政压力大
据统计,我国财政供养比例50年代为600:1,70年代为155:1,而现在却为40:1。2000年,全国财政供养人口4290万,按该年度党政机关10043元的平均工资计算,一年的人头费就达4300多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13380亿元的32%。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被用来供养人员,形成了"吃饭财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用极小一部分财政来发展公共事业,造成公用基础设备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求,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效果。
三、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对策思路
(一)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的转变意味着首先要对政府职能重新进行定位,它应该以强化和扩大政府公共服务为核心,并把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这是因为:一,民众对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向公共服务方向转变。二,政府担任公共服务的角色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财政支出应逐步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方向倾斜;扩大就业应该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实现公共治理的公众参与,稳妥地培育非政府公共组织,等等。这些都要求必须实现由传统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职能转变的基本途径是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建设有限政府。"将它们原来承担的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等职能剥离出来,使这些职能回归社会和社区。〃职能转变后的政府主要从事宏观调控,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
(二)政府机构改革
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影响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机构改革的目标是朝着有限政府和法治政府的方向发展。因此政府机构改革必须要,建立刚性约束法律制度,实现机构编制法制化。1982年12月10日颁布的《国务院组织法》虽然有效,但内容过于简单。现行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所遵循的三定方案(1998年)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虽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已经于2007年5月1日起施行,但措施显得过于具有原则性,不易操作,编制立法必须尽快进行。没有刚性的法规作为机构改革坚强有力的后盾,机构改革的成果就难以巩固。二,严格执行财政制度。在政府财政的给付制度方面,对各级政府、部门预算进行严格的审核,严格按照编制规定进行财政拨付。三,加强人大的监督作用。防止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对政府预算进行审议就已经执行,最后不得不予以追认的现象出现。
(三)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
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之-就是行政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合理界定党委与政府之间的分工,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而不是行政领导,要把政府的权力还给政府。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划分上,要在坚持中央宏观调控权力、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着重下放权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地方政府之间、部门之间要建立良好的协调沟通机制和合作之间,明确职能,界定责任。
(四)人事制度的改革
社区行政管理论文范文2
关键词:转型期;公民参与;公民文化;总体利益;公共政策
所谓转型期,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导致中国社会形态的改变,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改变。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政府的管理论文"target="_blank">行政管理理念正在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理念向现代的民主行政理念转变。而民主行政理念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民主政治基础上,不仅需要制度上的配合,更需要从文化与治理观念上着手。事实上,公民参与是实现直接民主而且有效的一种方式,而目前,我国公民在参与公共政策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对其中主要的障碍作粗略的分析,以期对推进我国公共政策民主化进程有所裨益。
一、公民参与的概念及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意义。
1.公民参与的概念。
所谓“公民参与”,就是为了落实民主政治、追求公共利益及实现公民资格,由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从事包括所有公共事务与决定的行动,这些公共事务是以公民本人切身的地方性事务为基础,再逐步扩大到全国性的公共政策,因此,可以由每一个公民时时刻刻的关心与适时的投入来实现;而公民参与的行动必须是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并且依参与者根据本身所拥有的知识与能力、花费的成本、预期的影响力等,理性地选择最有效的途径与策略[1]。
2.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意义。
(1)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有助于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信息的完备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必要条件,也是公共政策制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由于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信息的有限性,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公民的积极参与,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丰富的信息,很好的弥补政府的这一缺陷。因此构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机制,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提供多种方式,通过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充分利益博弈整合公民的利益诉求,是公共政策建立在利益得到充分表达和相对平衡的基础上,降低政策成本,提高公共政策科学性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2)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有助于公共政策的贯彻执行。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这是因为政党和政府制定的政策所要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都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在大多数现代国家里,特别是人口众多和地域辽阔的国家中,公众不容易直接对中央政府的决策发表意见,但可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中发挥更重要和更直接的影响作用。
有许多政策只有依靠公众的合作与参与才能得以贯彻执行,如环境保护、社区发展、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政策,若没有公众的支持,即使政策制定出来了,贯彻执行仍相当困难。要保证政策有较高的支持度,就不能忽视政策制定中公民的有效介入[2]。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困境。
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这样那样的困境。就现阶段而言,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主要障碍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公民文化因素的制约。尽管民主社会最大的希望是,公民个人最大限度的参与政治事务和公共事务的管理,这种参与将培养人类能力并因此获得人性的全面发展。但是,我们知道,公民从年轻时代首先学习的就是“如何更好地服从”这门课,只是后来才了解到权威不过是约定俗成的东西。直到成年期,才真正发现可以参与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这时,传统的文化意识已经把公民变成为一个顺从者,政治文化因素影响了青少年不断形成的对民主社会中公民身份有意义的理解[3]。
2.公民自身的局限性。现代公共政策往往带有较强的专业性,在知识方面,普通公民常常不能理解政策质量标准中包含的知识,所以他们可能会对专业领域或科学界认定的政策质量标准无法提出质疑。在能力方面,他们是否具有参与政策应该具备沟通技巧,是否充分地理解政策过程和决策方式,是否充分地理解参与者的期望受政策限制,是否充分的理解公共问题解决的利益取向等,都是公民参与的巨大障碍。此外,由于部分参与者经常代表的是现存组织的群体需要,表达着他们的特殊利益,而不是公民的普遍利益。因此,这些现象的存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的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3.公民参与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欠缺。公民参与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欠缺,主要是指部分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了达到体现自己意志的公共政策能够顺利出台这一目的,通过操纵公民参与,导致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代表缺乏代表性和全面性。综观近几年的公民参与实践,部分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公共政策过程中也非常重视公民参与,在公共政策出台之前,广泛征集公民的意见,有的还召开大型的听证会。但是,由于参与公共政策的公民产生方式不尽合理,参与的公民是由上级组织指定,而非通过制度化的严格程序产生。在上级组织指定参与公民的过程中,把一些与政府部门观点相左的公民排斥在外,更有甚者,参与者本人就是公共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或是与政府有利益关系等状况,都导致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欠缺。
4.相关利益者话语权的缺失。相关利益者话语权的缺失,主要是指公共政策过程中,由于政府以及公民自身等原因所导致的相关利益主体缺位,致使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在公共政策中得不到体现。一方面,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制定方式主要是封闭内向型的,政策制定在相当程度上是与公民分离的,常常成为及少数专家和领导封闭式自我意志的表现。
另一方面,由于公民参与意识淡薄等原因,导致相关利益主体缺位,相关利益者的意志和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不到体现。本来作为公共政策相关人的公民,他们能够亲身感受到公共政策给自己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最有发言权。然而由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利益者话语权的缺失,就会导致公共政策所整合的利益不够全面[4]。
三、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几点对策。
1.构建参与型公民文化,提高公民参与的认知水平和能力。阿尔蒙德认为“民主国家为普通人提供一个有影响力的公民参与决策过程的机会”[5]。而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清官情结、臣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公民参与,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公民认为政策制定是政府的分内之事,与自己关联不大,形成了公民参与的文化困境。构建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可以从地方性的事务做起,尤其是与公民最切身的事务相关联,才会引发公民参与的动力;当公民在这些地方性事务的学习中学会参与并适应后,将会逐渐培养起参与更广泛的公共事务的能力与兴趣,并能进一步明确参与公共政策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和义务,在参与过程中逐步提高认知水平和能力。
2.把握好公共政策的利益取向。所谓公共利益就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能够满足共同体成员的生存、享受、发展等公共需要的各种资源和条件的总和。”[6]所谓总体利益就是“目标群体的全部利益,是整体利益与所有部分的相对独立的利益之总和。”[7]在现阶段,公共政策的利益取向应该是以总体系统观为指导的总体利益,因为这样既能发挥对部分进行整合的整体优势,又能调动系统所有组成部分的积极性,从而使系统具有较大的总体利益。
3.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实行政务公开。公共政策实际上是一种信息活动,若参与公共政策的公民不能够掌握有关公共政策的相关信息,那么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很难体现其价值。把公共政策各方面的情况作出全面、科学的描述并公布于众,使公民能够科学地了解公共政策的目的,并对相应的应对策略作出科学与准确的判断,以便更好的行使公民的政策参与。
4.构建公民参与的保障机制,切实保障公民参与权。从理论来看,公共政策供给取决于社会各阶层达成的保护自己利益话语权的均衡。
从制度上保障公民可以依照法定的程序和制度参与公共政策,确保参与公共政策的公民能够充分完备的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在实践中,公民参与的保障机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构建:一是组织结构方面,实现地方基层自治;二是法制环境方面,建立“公民参与法”,充分保障公民参与的实施。
参考文献:
[1]李图强。《现代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
[2]陈振民主编。《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3]李图强。《现代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
[4]高富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路径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第46期。
[5]阿尔蒙德等著。《公民文化》[M].张明澍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