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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政管理论文范文1
深与浅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中学生的生活阅历尚不丰富，认知水平尚处在“初级阶段”，因而课堂提问必须符合中学生的接受状况。若问题的难度过大，学生一时无从回答，势必导致思维“卡壳”和课堂“冷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智能的发挥。所以对一些过于艰深的问题，我们不妨作比较浅易的处理。例如，教《故乡》最后一段：“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话具有深刻的哲理，”学生较难理解，我们可以从浅处进行提问：鲁迅先生所指的“路”，只是简单的地上路吗？（当然不是。这路还包含人生之路，社会之路。）那么“路”和“希望”之间有何联系呢？（路是靠人走出来的，希望也是靠人奋斗得来的。）那么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是什么呢？（希望本是没有的，只要我们为之奋斗，便有了希望。）这样，一个深奥的问题解决了，像这样的提问，我们称之为“深题浅问”，所谓“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是也。
与上述情形相反，有些问题尽管重经，但看似浅显，往往为学生所忽视。我们提问时就要引导学生作深入探究，才能得其三昧。例如《祝福》中写祥林嫂改嫁后，夫死子殇，再回鲁镇时，“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这里似乎没有问题，浅得很，稍不留意就滑过去了。但我们如果深入探究，就可见作者的匠心。一为什么改嫁后的祥林嫂，人们并不改称她为“贺嫂”或“贺六嫂”，却仍叫她祥林嫂呢？鲁迅先生特别另作一段而突出之，难道仅仅是陈述鲁镇的礼仪习俗吗？通过讨论，学生便知晓、这正表现了旧社会对改嫁妇女的鄙视与奚落。“仍然”二字，意味深长，蕴含着浓厚的封建道德色彩，也为后文所谓“二夫阴间争妻”埋下优笔。像这样的提问，挖掘文字深层内涵，我们称之为“浅题深问”，亦即叶圣陶先生所说的“一字未宜忽，语活悟其神。”深题浅问，要化难为易、举重若轻，忌肤浅粗糙、浅尝辄止。浅题深问，要选准切口、探幽索微，忌无中生有、牵强附会。
直与曲为人贵直为文贵曲。语文教学也要避免直来直往地讲析与灌输，要让学生“跳一跳”而后摘到树上的果子。就课堂提问而言，要善于转弯抹角、改头换面，留有思考的余地。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先生十分讲究这种“曲问”艺术，他在执教《愚公移山》时，有两个典型的范例：一是“愚公年且九十”的“且”字，钱先生没有直向其意，而是问：“愚公九十几岁？”学生稍感疑惑之余，顿悟“且”为“将近”意，愚公还没到九十岁，只是将近九十。二是“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的“孀”字与“遗”字，钱先生也没有直解其意，而是问：“邻居小孩去帮助愚公挖山，他爸爸同意吗？”这样就使“孀”“遗”二字之义迎刃而解。如果说学生掌握知识的最佳动力是兴趣，那么曲问便是巧妙撩拨学生兴趣的艺术魔捧，通过它，产生了“错综见意，曲折生姿”的功效。
直题须曲问，曲题也可直问。例如《孔乙己》一文的最后有句话：“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看似矛盾的话，就是一个很“曲”的问题，我们不妨这样直问：为什么说孔乙己“大约”死了？（无人关注过孔乙己的生死，“我”也没有得到孔乙己死了的确切消息。）为什么说孔乙己“的确”死了？（孔乙己的性格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注定他必死无疑。）结论：鲁迅用看似矛盾实则精当的语言，揭示出封建社会和科举制度的罪恶。可见，通过直问，理清是非，晓畅易懂、达到“减头绪、立主脑、脱窠臼”的目的。
直题曲问，要独辟蹊径，以曲求伸，忌故弄玄虚、艰涩隐晦。曲题直问，要平中见奇、简洁明了，忌袋底抖尽、一览无余。
零与整课堂提问要让学生尝到成功的喜悦，才能进一步提高学生思考的欲望，刺激和诱发学生探索的触须不断地深入与拓伸。因此，我们对一些庞大复杂的问题，为了避免学生失去兴趣，就要拆成几个小问题。例如教《祝福》，关于作品的题旨这个大问题，我们可以分几步来提问，逐层剖析：a．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家，祝福时她有怎样的表现和精神状况？b．祥林嫂第二次进鲁家，祝福时她的表现和精神状况又如何呢？c.祥林嫂在捐门槛后，祝福时她的表现和精神状况怎样？d．祥林嫂最后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中惨死在祝福声中的？这样提问，让学生抓住“祝福”这个特殊时节，把握课文的线索，认识到祥林嫂“舒畅愉快——疑惑苦闷——痴呆麻木——凄惨绝望”的心理变化过程，由此进一步认识到“祝福”所寓含的主题及社会意义。宋人周辉云：“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多为少。”整题零问，也就是这个道理。
反过来讲，一些简单零碎的问题，如果多次机械提问，则会使学生感到乏味，甚至可能挫伤其思考的积极性。我们提问时，要善于抓住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教《马说》，有许多问题可问，不如总提一个问题：唯物主义观点是先有物质后有认识，而韩愈却说先有伯乐“识马”而后有“千里马”，这是不是错误的唯心主义观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对全文内容和结构的理解。再如教《祝福》，在剖析祥林嫂心态变化后，可以提出“祥林嫂是怎么死的？冻死？饿死？自杀？还是……”这个似拙实巧的问题，从而又一次带出对课文的细致研究。清人李渔说：“意则期多，字推求少”，零题整问，也正是如此。
整题零问，要由远及近、循序渐进，忌支离破碎、杂乱无章。零题整问，要厚积薄发、以约求丰，忌笼统架空、纲目脱离。
需要指出的是，课堂提问的深与浅、曲与直、零与整，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要善于从教学的实际出发，因情而异，随机而变，才能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注［l］见《陶行知文集·创造的儿童教育》。
［2］见《礼记·学记》。
［3］见《语文教学二十韵》。
医政管理论文范文2
1、争议观点之一：发展加工贸易我们收入太少、外商收入太多，政策上不应予以鼓励
众所周知，所谓加工贸易简单讲就是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以保税状态入境，并租用我国厂房、土地，使用我国劳动力、企业营业执照进行生产加工、然后出口。其中外商仅需支付租金和工缴费。这是一种典型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式的贸易。经验估计，我国每加工出口100美元，其中我国企业租金和工缴费所得在10-15%，其余大部分都是外商在进口和出口中的收入。
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我国资金少、外汇奇缺，发展加工贸易可解决燃眉之急，将赚取的外汇用于急需进口的技术设备等，当然有利于我国经贸全局的发展。当时作为权宜之计大家并未提出疑问。但随着我国外汇紧张的问题逐渐缓解，80年代后期人们开始质疑加工贸易政策，提出上述问题。一时间对加工贸易提出不同观点左右了舆论，也左右政策，加工贸易发展势头受到削弱。但不久赞成派的声音渐高，提出的主要论点是加工贸易可以增加就业，不需我国企业投资很多，见效却很快。此后随着赞成派观点逐渐占上风，加工贸易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
2、质疑之二：加工贸易发展的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技术上国内完全可以自己生产，与其让外商赚钱，不如我们自己做
据了解，直至90年代中期我国加工贸易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多数。例如，鞋帽、箱包、玩具、纺织品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等等，也有少量的电器出口。显然那些提出质疑的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特别是当时还有一些质疑吸引外资政策的观点，认为外资企业在优惠的政策环境下，与民族工业竞争，使民族工业地位下降，今后中国经济发展还要不要民族工业。
众所周知，外资企业投资经营加工贸易的现象很普遍。所以当时加工贸易受到的质疑是双重的。由此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再次出现摇摆，政府出台了保证金台帐制度和加工贸易区政策，对加工贸易发展有所约束。但外商对加工贸易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营销是关系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一个企业如果拿不到客户订单，它有再好的技术、再多的投资，买不出去产品也等于零。毫无疑问当时的中国广大内资企业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与国际同行比有一定差距。内资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能拿到多少订单确实是个疑问。而外资企业不在中国发展还可到其他国家发展，特别是将加工贸易转产并不十分困难。经过一场辩论发展加工贸易、吸引外资政策再次得到认可，加工贸易也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期。
3、争议之三：加工贸易给走私提供了可能
1998年是中国打击走私力度最大的一年，而出问题多的也是发生在加工贸易环节。当时我国加工贸易不仅在沿海地区全面铺开，而且在中部地区深加工结转也逐步增加。这为海关监管带来了新问题，在海关人员监管顾及不到之处往往被走私商趁机而入。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发展加工贸易的利弊争论。结果政府执行了更加严格的加工贸易政策。加工贸易发展再次受到制约。
此后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九十年代后期，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中国经济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经受了考验，克服了种种困难，迅速走出谷底，良好的经济环境被国际上广泛认同。特别是一大批台商到东莞投资具有典型意义。他们多数以代工形式加工组装大量的IT产品或者是零部件然后出口。由于IT产业越聚越多，相互配套效果逐渐显现，将各个加工厂产品组装起来生产出像电脑那样的成品、然后出口的现象也越来越多。事实上不仅在东莞，在许多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外商投资企业聚集的地方，加工贸易企业相互配套可能性越来越高，也日益成为现实。如果说过去加工贸易各个工厂相互协作、配套的可能性极低的话，今天经过20余年发展，中国累计吸引外资已经高达四千多亿美元规模，其产业聚集效果、相互配套的可能性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
另外我国许多生产企业、外贸企业承揽加工出口的能力也有了极大提高，以及将加工产品在国内深加工结转也有了相当发展。加工贸易向国内产业延伸加工链条也取得重大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加工贸易已经今非昔比，正在由“一块飞地、浮萍”变为植根于中国大地上的产业。过去外商在中国搞加工贸易还是转移到其他国家搞选策性较大，而今天要将一个个产业群体搬家谈何容易。
围绕解决加工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衍生出的新疑问：
当前随着加工贸易规模日益扩大，（据了解，2002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大致有3000亿美元）遇到的政策性课题也日益明显地限制了它进一步发展。
其一是加工贸易的进口改为国内采购时，其国内采购不能视为出口，不能享受出口退税政策。所以国内供应商没有积极性。现在任凭1000多亿美元的出口机会因政策不协调而失去，确实令人可惜。
其二是加工贸易在国内深加工结转时，由于给海关监管带来许多困难，海关监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防范了走私，而顾及不到深加工结转。反之如顾及了深加工接转，有可能被走私商利用。本来利用加工贸易增加国内采购和延长在国内产业链接可以增加产品附加价值、稳住加工贸易企业及扩大我国出口，理论上应该得到国家政策鼓励，但现实中却因政策性操作及其困难一直得不到解决。近来众多学者就解决这一问题纷纷献计献策。其中国务院发展中心的研究员隆国强先生提出一套方案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他在全面、深入分析了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发展之后，提出应以战略高度认识：发展加工贸易可以成为我国经济实现工业化的一条有效途径，并提出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建议。
据了解，世界上新加坡发展经济利用加工贸易实现工业化已经有成功经验。大约从60年代开始新加坡引进了加工贸易。当时新加坡曾对要不要发展制造业提出许多疑问。后来新加坡摸索出利用发展加工贸易实现工业化的一条捷径。当时新加坡拥有港口优势和靠近印尼、马来西亚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利用这些优势可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扩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新加坡商人则在中间加工领域大做文章，使加工贸易由两头大中间小状态逐步演变为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让外来产业逐步改变为植根于本地的产业，新加坡的经济由此获得巨大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的梦想。
当前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实践和新加坡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隆国强先生的观点。但世界上的事务是复杂的，还有另外一些因素我们也必须考虑。
1、新疑问之一：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与妥善处理内外需经济关系
近来国际上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对中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其中有观点认为：中国出口大量廉价商品制造了世界性通货紧缩，中国出口挤占了他国市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观点夸大了事实，其中可能还带有几分嫉妒、几分敌意。但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增长如果长期靠扩大外需，显然需要以国际市场存在扩展空间为前提。
历史上，日本、亚洲四小经济发展靠外需带动取得成功，是因为其国家小、人口少及当时国际市场存在拓展空间。如今时代不同，且中国与这些国家、地区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其成功经验对我国仅有部分借鉴价值但不能全部照搬。
并且日本经济九十年代以来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靠外需带动经济发展被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封堵后，其扩大内需的路走不通了，而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政策又不对症所致。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美国等对日本盟友尚且如此，对中国如何虽不得而知。但我们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
在日本的一位华人学者关志雄先生曾比较中日两国经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与日本60年代中期有许多相似之处，总体水平大致一样。只不过在个别地区、个别方面中国经济与现在的日本差距不大。我认为这个研究结论基本合理。借此比较一下当时日本与美国之间贸易摩擦程度，则今天的中国要远远比当年日本面对的贸易摩擦激烈得多。所以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将其作为实现工业化的一条有效途径，请问我国还能走多远，国际市场空间是否足够大。我认为，隆国强先生提出的设想还需进一步考虑加工贸易的适度规模。
从中国拥有近13亿人口和广阔的国土这一客观事实来看，我认为我国今后经济总体发展长期趋势，适合采取内需主导型模式。中国也完全可能实施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我党十六大制定的发展经济主导思想，如主席在十六大报告中阐述，今后我国实施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积极发展农村经济政策、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等等，体现的就是积极发展内需经济的政策。事实上，制定的这些政策的正是基于我国具有充分的发展内需经济的空间考虑的。而大量外商积极地到中国发展事业也是基于我国国内市场发展潜力大做出的决策。
2、新疑问之二：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与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问题
中国经济结构长期以来存在制造业比重过高问题，吸引外商投资也一直将制造业放在主要地位。造成我国今天这种超重型产业结构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原因之一这是我国存在一种对经济的误解，认为制造业、农业才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而第三产业是附属于第一、第二产业的部分，其是否创造价值心存疑虑。然而从各国发展经济成功的经验来看，第三产业有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之分，这些产业不仅都在创造价值，而且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创造的附加价值绝不逊色于制造业。特别是在这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产业已经日益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第三产业中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政策支持。相比之下如果我国今后还长期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产业，及其相关制造业发，将导致我国制造业更加畸形发展，第三产业继续被人们忽视，产业结构也更加头重脚轻、严重失衡。
3、新疑问之三：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是否适合我国中西部地区
医政管理论文范文3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与他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日益加强,作为对外交流途径之一的政治文献的英译就显得格外重要,直接影响着世界他国对我国国情、形势与政策的准确了解。但是由于英汉语言体系、语言环境的不同以及政治文献的特殊性,无形中增大了政治文献的英译难度。我们翻译时,既要准确把握词汇的内涵意义,也要考虑到中国特色词汇的特殊处理。近来,翻译活动已日益呈现出以翻译伦理为指导原则的态势,尤其以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最为着名,本文拟从这五种模式出发,以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为语料,浅析政治文献的英译问题。
二、翻译伦理的提出与发展
自从人类开始从事翻译实践活动时,“应该如何翻译”即遵循什么样的翻译伦理观念是译者和翻译理论家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从伦理学考虑翻译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法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最早提出了“翻译伦理”这一概念。贝尔曼主张尊重原作,尊重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西班牙学者安东尼·皮姆认为贝尔曼的翻译伦理主张只适用于那些有翻译价值的哲学和文学经典着作,他认为译者的伦理会随着客户的需要、译者的行业规范以及源语文化或目的语文化中的翻译规范而随时发生变化。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在《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一文中阐述了翻译伦理的五种模式,这是目前翻译伦理研究中比较全面和权威的分类:
(1)再现伦理:再现原文文本、原文作者。
(2)服务伦理:完成与委托人协商后达成的要求。
(3)交际伦理:实现与“他者”的交流,最终丰富双方文化。
(4)规范伦理:满足特定文化的期待。
(5)承诺伦理:履行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誓言。
三、翻译伦理观在政治文献中的体现
政府工作报告是政治文献的一个重要形式,翻译伦理观的五种模式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种种原因,译者不可能兼顾每一种模式,只能根据具体实际情况遵从某一种或几种模式。下文将以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主要从再现和交际伦理模式出发予以分析:
1.去年这个时候,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扩散蔓延,世界经济深度衰退,我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This time last yea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as still spreading, and the world economy was in a deep recession. Our economy was severely affected.
这里,“深度衰退”译为was in a deep recession, 而未译成was severely declining。原因在于recession这一词的含义,按照美国的标准,它是指当经济中总产出、收入和就业连续6个月到一年的明显下降,经济中很多部门出现普遍收缩,则这种经济下降称为衰退。更严重的、持续的经济低迷成为萧条。该词准确地反映出世界经济的走势,再现了原文的意图,这正是再现伦理的体现。
2. 自主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占16%。16% i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restructuring, energy conservation, emissions reductions, and ecological improvement.
这里“生态建设” 译为ecological improvement, 而不是ecological construction是由于生态环境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我们建造出来的,而是需要我们不断地加以改善,improvement这一词很好地再现了原文的意图,正是再现伦理的体现。
3. 我们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带动社会投资。We guided and stimulated non-government investment by means of well-leveraged government investment.
这里“四两拨千斤”是一武术技法术语,初见于太极拳《打手歌》: “任他巨力来打我,牵动四两拨千斤。”意思是顺势借力,以小力胜大力。这一短语意译为well-leveraged, 首先leverage这个动词是美式英语,意思为to make money available, using a particular method,well-leveraged,这正好准确地表达出“四两拨千斤”这一短语的意思,虽然没有再现这一短语的表面含义,但是足以让目的语读者了解到政府投资的优越性,这正是交际伦理的体现。
4. 企业“走出去”逆势上扬,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工程承包营业额分别达433亿美元和777亿美元。More enterprises “went global” in spite of the adverse situation;non-financial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amounted to $43.3 billion, and recEipts from overseas project contracting operations reached $77.7 billion.
这里的“走出去”译为went global而不是直译为went out, 是因为根据语境,我们知道企业“走出去”也就是意味着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当然不仅包括国内企业间的合作,也包括国际企业间的合作,这也正是全球化经济的体现所在。因此这句是再现伦理的体现,准确地传达了源语文本的意思。
5. 农村五保户供养水平、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城乡低保对象保障水平都有新的提高。We provided better care for childless and infirm rural residents recEiving guarantees of food, clothing, medical care, housing and burial expenses. We increased subsidies for entitled groups and subsistence allowances for both urban and rural recipents.
这里“农村五保户”具体译为rural residents receiving guarantees of food, clothing, medical care, housing and burial expenses, 是为了让目的语读者了解政策受益者的具体情况,了解我国注重民生建设的发展,这也正是交际伦理的体现。
6. 这里要着重说明,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主要是强调好字当头,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上来。Here I would like to stress that in targeting a GDP increase of around 8%, we are emphasizing sound development, and we need to guide all sectors to focus on transforming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structuring the economy in their work.
这里“强调好字当头”中的这个“好”字是对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提出的,为的是既平衡这三者间的关系,又能让这三个方面做得更好 。现在出台的扩内需、调结构、促稳定都是体现的这层意思,而且“好”字能体现科学发展观中和谐、共赢的观念。报告中译为we are emphasizing sound development 正是体现了原文的意思,并未直译出来,这也正是交际伦理的体现。
医政管理论文范文4
关键词:以人为本,公共政策,价值取向
改革之初,为了抓住机遇促进发展,我国公共政策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一政策取向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僵死局面,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也使得自然生态矛盾突出,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极不谐调。这些冲突和矛盾是公共政策在社会全面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偏颇的集中体现。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公共政策的人本价值取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第一次把以人为本提升到了公共政策核心价值的地位,明确了我国公共政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我国公共政策人本取向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第一,“以人为本”是哲学的基本思想,是对哲学的总概括,是的实质和精髓。哲学蕴含着丰富的人本思想。在哲学视野中,人是世界之“本”,认为人是世界的本质和终极本质;人是价值之“本”,认为人是世界上最有价值意义的生命存在;人是历史之“本”,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史,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类创造并主导着历史。
第二,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协心、共同奋斗,我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第二步,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其实,这种小康只解决了人民的物质层面的需求,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小康。而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仅仅满足了人民的物质方面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在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又要以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目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第三,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置于首位,强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这就要求我国的公共政策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愿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第四,公共政策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的内涵就是要让社会各成员、群体、阶层、集团之间的关系融洽、协调,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帮助,气氛良好。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过渡和变革时期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取向多极化、利益差别显性化、利益矛盾尖锐化。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特定状态下,如何有效整合社会各成员、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和谐,关键在于我国公共政策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以物为中心”的公共政策的弊端
第一,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无论从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城乡劳动生产率、工农技术装备水平等经济差距看,还是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差距看,我国城乡差距都很大,并且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衡量城乡差距是否适度的标尺,通常是基尼系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年,我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1,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23;到2002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365,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32,从中可以看出扩大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但由于自然禀赋、历史基础、区位条件、政策取向等种种差异,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差距也在拉大。
第三,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失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社会公众的利益正在分化,有些人成为市场化的正收益者,有些人则成为市场化的负收益者。因此市场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优,但无法矫正由自身引起的不同利益群体利益失衡,具体表现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利益失衡。在现实中,强势利益群体已经结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团体,有能力利用各种资源,以各种形式诉求自身利益,影响公共政策制定。有些强势利益集团在某些地方政府决策中甚至会影响政府,使得政府决策向强势利益集团偏向。但另一方面,弱势群体自身既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利用资源,缺少有效途径和渠道来诉求利益,他们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往往被边缘化。弱势群体本来在市场机制过程中利益已经受损,而其利益诉求在某些公共政策过程中又不能得到反映,因此社会利益格局愈发失衡。
人本思想在公共政策中的具体应用
(一)建立“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
公共决策要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首先,决策目标人性化。决策目标人性化就是决策目标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而且也要满足人民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各种需求,切实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把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作为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使人民不断获得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为人民群众造福。
其次,决策程序民主化。决策程序民主化,是公共决策以人为本的关键之所在。所谓决策程序民主化,就是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全体决策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正确决策。无数的事实证明,凡是坚持以人为本,按民主集中制进行的决策,决策方案一般来讲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即使有了缺点或错误也比较容易发现和纠正;而凡是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专断所作出的决策,由于没有决策的民主化,决策的原材料不足,信息不够,决策过程简单,缺乏科学可靠的依据,主观随意性大,根本谈不上科学,决策失误就在所难免。
再次,决策主体群众化。长期以来,我国公共决策一直实行“精英”决策模式,公共决策由少数人操纵,而普通人民群众被拒之门外。这种不民主的决策作风,必然导致决策失误。所以,公共决策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决策中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独断专行的作风;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笔者强调人民群众是决策的主体,并不是否定领导者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其在决策中的“拍板定案”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我们只是想通过强调人民群众在决策中的主体地位,使领导者在深入了解民情、广泛集中民智的基础上作出的公共决策能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构建“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
这就意味着制定任何公共政策时,都必须把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根本前提。
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彰显公共利益取向。公共政策作为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集中反映了社会利益,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合法性。因而,许多学者都将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定位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逻辑起点,是公共政策的本质与归属、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对于公共政策应该与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保持一致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将选择公共利益。”坚持公共利益取向,就是制定公共政策必须反映、综合、表达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满足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需要,必须从维护和谋取人民的利益出发。只有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接受,才能调动人民群众执行政策的热情,才能维护社会稳定,才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其次,探索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和渠道。“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将更加重视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充分尊重人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民主基础上通过充分讨论来完成政策制定过程。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以及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不断增强。一方面,探索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如政府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听证制度和网上公开征求民意等;另一方面,探索公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如利用政府门户网站、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
(三)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应弘扬公平原则
公平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公共政策是实现公平的媒介、手段。公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代内公平,即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它要求消除不同阶层之层、不同地域之间在机会选择和成果占有上差别悬殊和两极分化现象,尤其把消除贫困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二是代际公平,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代际公平强调,人类赖于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当代人不要为自己的发展和需要而掠夺式地使用资源,从而损害后代人发展和需要的条件,要给世世代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权利。因此,这就要求政府在利用公共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要在其目标取向上做到:以横向的代内公平,促进经济社会现实的发展;以纵向的代际公平保障经济社会未来不间断的发展。公共政策要以立体公平为目标,促进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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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GATS，服务贸易，公平竞争，竞争法
GATS是服务贸易领域第一个多边协议，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主要成果之一。根据GATS的规定，国际服务业必将进入逐步自由化阶段。GATS协议有三方面构成：第一是GATS文本，这是一个总则方面的内容，包括适用服务、定义、一般义务和纪律、具体承诺、逐步自由化、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第二是有关服务贸易附件；第三是各成员提交的承诺表，即成员方对具体义务的承诺。本文从竞争政策与竞争规则的角度，分析GATS协议中涉及的有关服务贸易的公平竞争原则，并对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法的完善提出若干建议。
一、GATS协议中与竞争有关的规则
从GATS文本及其附件来看，涉及竞争政策与竞争规则的条款主要有：
1、GATS第1条“范围和定义”。GATS的适用范围是指，各成员方的中央或地方机构或这些政府机构授权的非政府机构采取的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并且协定所述的服务是指，除为行使政府职能而提供的服务之外的任何部门的任何服务。这里，GATS所约束的不仅是成员国全国性的，或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还包括“地区或地方政府和当局授予行使权力的非政府团体”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将非政府机构包括在GATS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同与GATT只约束政府行为的规定。这种扩大使影响服务贸易领域的国内法律和政策更为复杂，这意味着成员方应通过相关竞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确保获得政府或当局授权的非政府机构不从事违反GATS的反竞争活动。如违反GATS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等规则而歧视或排除其他成员方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竞争。
2、GATS第2条和GATS第3条的规定。即约束所有成员方服务贸易的最惠国待遇规则和透明度规则。这二条的基本精神是，任何成员方引入、修改或实施影响服务贸易的竞争政策，无论其形式为法律、法规、一般适用的司法或行政措施，都必须履行这两条中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和透明度义务。在GATS框架中，第一部分条款的标题是“普遍义务与纪律”（GeneralObligationsandDisciplines），最惠国待遇和透明度都被列入普遍应遵守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GATS中的最惠国待遇还规定了一些豁免性或例外性的规定，凡是成员国列出的“免除最惠国义务清单”的措施，都属于“合法的例外”，不属于违法公平竞争的歧视性规定。此外，有关透明度的规定，除了第3条一般原则性规定以外，还在其他一些条款中作了具体规定。如，第4条第2款对发达国家建立“联系站”的要求；第5条第7款对经济一体化成员方提供协议的要求；第7条第4款对成员方提供有关承认学历、资格和证书方面信息的要求；第8条第3、4款对成员方在具体承诺服务领域实施垄断权时，要求其在3个月前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以及第9条第2款要求成员方提供与限制性贸易惯例有关的、公开的、非机密性的资料，等等。
3、GATS第6条“国内法规”。与GATT相比，第6条的规定是一项新的内容，即它要求成员方“应保证：对已作出承诺的服务门类，以合理、客观与公正不偏的方式实施普遍适用的影响服务贸易的所有措施”（第1款）。为此，各成员方应建立司法、仲裁或行政的法庭及有关程序，使受影响的服务提供人及时获得司法或行政救济。强调“国内法规”是因为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不同，其阻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障碍是各国的“法规”，而不是“关税”。这些法规不仅包括了有关的贸易法规和贸易政策，而且还包括了与贸易密切相关的竞争法规和竞争政策。有理由认为，政府行为对服务贸易造成的扭曲比货物贸易要大得多。因此，GATS中的这条新规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4、GATS第7条、第8条和第9条是约束所有成员方服务贸易的一般义务和纪律规则。第7条（承认）、第8条（垄断和排它服务提供者）和第9条（商业惯例）中的相关规则也是成员方制定和实施竞争政策时所必须遵循的。根据第7条，成员方在专业服务领域就教育、经验、合格要求、许可或证明方面的承认规则应不构成外国提供者服务准入市场竞争的壁垒。为做到这一点，成员方显然应在专业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政策，清除其承认规则中各种禁止、限制或扭曲本国与外国专业服务提供者之间竞争的规定。GATS第8条则要求成员方应确保任何垄断或专营的服务提供者在相关市场上提供垄断或专营服务时遵守第2条最惠国待遇义务，并不得采用与该成员方特别承诺不一致的行动，也不得以与该特别承诺不一致的方式在其他非垄断或专营市场上滥用垄断或专营地位。如果其他成员方有理由相信任何垄断或专营的服务提供者采用了与该成员方上述承诺义务不相符的行动时，可以通过WTO的服务贸易理事会要求该成员方提供这些垄断或专营服务提供者有关运营的具体资料。据此，承诺表中作出开放承诺的部门，成员方应制定和实施反滥用垄断或专营活动的竞争政策。GATS第9条规定了成员方之间在取消限制服务贸易竞争的商业惯例方面进行合作的义务。
5、GATS第16条和第17条的规定，它要求成员方对特别承诺的服务部门或服务领域，引入并有效实施竞争政策，扫除各种反竞争的市场准入壁垒并给与其他成员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不低于本国相同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GATS第16条是关于市场准入条款，它列举了一成员不得在其境内或某一地区维持或采取的6项措施，即①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数量；②限制服务交易或资产的总价值；③限制经营活动的总量或服务总产出量；④限制特定服务部门提供者雇佣自然人的总数量；⑤限制服务提供者通过特定形式的法人实体或合资企业提供服务；⑥限制外资的最高股权或投资总额。市场准入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具体表现，它意味着本国市场对外国服务业的开放是基于公平、公开和非歧视性原则。第17条的标题是“承认”，即专门对贸易双方相互承认对方服务提供人的资格问题作了规定。根据规定，成员方得承认“服务提供人的业务执照、证书或许可证”，其承认的方式是“通过协商或其他办法，也可按有关国家签订的协议或安排，或自动地给予”。
此外，在GATS其他文件中也包含了与竞争政策有关的规则。如：1、金融服务承诺谅解。该谅解是基于成员方承诺表中的特别承诺而制定的关于金融服务措施的一个框架，其目的在于补充GATS主文本中的相关规定。这一谅解包含了数项与成员方金融服务领域竞争政策有关的规则。2、电信附录。附录第5部分规定：为了提供其承诺表中包含的任何服务，每一成员方应确保任何其他成员方的任何服务提供者“以合理和非歧视的条件和条款”进入和使用包括私人出租线路在内的公共电讯传送网络或服务。为履行以上义务，成员方显然必须制定和实施竞争政策，以制止公共电讯网络服务者歧视性或不合理的其他反竞争行为。3、基础电信框架书。该框架书包含了成员方维持适当措施阻止主要供应者反竞争惯例的承诺。它列出了几项反竞争的特别惯例：（1）反竞争交叉贴补；（2）使用从竞争者处获得的信息；（3）拒绝提供技术和商业信息。
从以上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到GATS中所确立的竞争规则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GATS第17条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原则要求，而是各成员方具体承诺的义务。这一义务性要求迫使成员方在服务贸易领域引入公平竞争规则，否则就有可能被诉违反WTO规则，并引讼。这里，“国民待遇”被定位为仅限于“具体承诺”部分，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短时期内也抵挡不住发达国家的投资、挤占和控制市场。所以，将国民待遇作为普遍适用义务是无法接受的。从GATS第17条的表述来看，其基本精神在于体现不歧视原则的“市场竞争，机会均等”宗旨。
第二，GATS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强调的是相同竞争条件。GATS第17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强调的是“竞争条件”的平等。即一缔约方给予其他缔约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如果与国内同种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相比，应该具有相同的竞争条件；如果一缔约方在形式上给予国内国外同种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相同的待遇，而实际上竞争条件或竞争环境有利于国内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则属于违背国民待遇原则。与GATT第3条的国民待遇相比，GATS中提出相同“竞争条件”是因为服务贸易不同于货物贸易的特殊性决定的。在服务贸易中，“有时形式上相同，反而不平等；而形式上待遇不同，实质上反而符合‘市场竞争，机会均等’”原则。
第三，GATS中对国民待遇的例外规定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GATS第13条关于政府采购的例外，第15条关于补贴例外的规定，说明国民待遇原则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也给各缔约方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即各缔约方可以通过谈判就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具体部门或领域就实施国民待遇原则列出条件和限制。由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GATS中的一些规定虽然名称上与GATT一样，但具体规则已有很大的不同。就“国民待遇”来说，GATS没有将GATT中列入“普遍适用原则”的做法延伸到GATS中，而是规定在“具体承诺”部分，并受制于市场准入具体承诺表中所列的“限制或条件”。因此，各国可以利用“例外规定”而不违法公平竞争原则。可见，在形式上GATS中的国民待遇原则（不歧视原则）已比GATT中的规定大打折扣了。
二、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与GATS的一致与冲突
入世后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与GATS中与竞争政策有关的规则相符是作为WTO成员方应承担的义务。就我国服务贸易现有的竞争政策而言，它们既有与GATS中有关规则相符的一面，也有与之冲突的一面。对照我国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其相符的一面主要表现在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相关法律体现了GATS中所要求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例如：1994年实施的《对外贸易法》第6条规定，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根据互惠、对等原则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这是我国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一项基本原则，也符合GATS的要求。第23条规定，我国的服务贸易实行有条件的开放原则，即对我国已承诺的开放领域，我们有义务与之发展服务贸易关系。上述规定表明，我国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方面将给予WTO其他成员以最惠国待遇，在进入市场后，我国将根据所承诺的部门和条件给予外国服务部门和服务提供者以国民待遇。
又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外国合营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3条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合营企业，应当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鼓励、允许、限制或者禁止设立合营企业的行业，按照国家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该条例第5条规定“在中国法律、法规、和合营企业协议、合同、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合营企业有权自主地进行经营管理。各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此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1条对设立中外合作企业的目的作出如下规定，“为了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4条规定“合作企业包括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本实施细则第九章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该条例第5条规定“合作企业的主管部门为中国合作者的主管部门。合作企业有二个以上中国合作者的，由审查批准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协商确定一个主管部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合作企业的主管部门对合作企业的有关事宜依法进行协调、提供协助。”
上述条款对外资允许、限制、禁止进入我国市场作了原则性规定，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于设立服务业的合资、合作企业。如，1998年实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列出外资准入的服务业。其中，国际经济、科技、环保、信息咨询等领域是鼓励外资进入的；在运输服务、商业、外贸、旅游、教育、会计、法律服务业、金融业等属于限制外资进入领域；而邮政通讯、新闻出版、广播视业等均属于禁止外资进入的服务业。
相比之下，现行法律与GATS规定相冲突的一面仍然不少，尤其是现行竞争法在服务贸易领域尚有很多空白，仍存在一些内外区别、中外歧视等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的做法。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与GATS协议相冲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对烟草、化工等分销服务领域仍然实行垄断或专营政策，至今尚无强制垄断者或专营者从事服务贸易行为时只从商业角度考虑的竞争政策；（2）在服务贸易领域，有关竞争政策的实施、依法行政和当事人听证权等还没有达到GATS中所要求的透明度规则；（3）在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领域的竞争政策与GATS第7条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4）我国在金融和基础电信领域尚未实施符合GATS规定的竞争政策；（5）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尚未与任何国家建立竞争政策方面的合作机制。我们不妨以具体法律规定来说明。
在金融服务领域，2001年12月12日颁布了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规定，本条例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规定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在我国境内通过独资、合资等形式设立独资或合资银行、或合资财务公司、或外国银行分行。具体而言，设立独资银行或者独资财务公司，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申请人为金融机构；（二）申请人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三）申请人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四）申请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并且申请人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的有效监管；（五）申请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同意其申请；（六）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设立外国银行分行，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申请人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二）申请人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200亿美元，并且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三）申请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并且申请人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的有效监管；（四）申请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同意其申请；（五）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设立合资银行或者合资财务公司，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外国合资者为金融机构；（二）外国合资者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三）外国合资者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四）外国合资者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并且外国合资者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的有效监管；（五）外国合资者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同意其申请；（六）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在商业服务领域，现行的法律主要是1992年的《关于商业零售领域利用外资问题的批复》、以及1999年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试点办法》，根据这些“批复”和“办法”，外商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才能申请设立合营企业、分别从事零售或批发义务。事实上，外商在这一领域受到很多限制，其准入仍然存在障碍。例如，1995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在上海和北京开办了两家中外合资连锁商业企业，但规定中方必须控股51%以上，经营期限不得超过30年。根据1999年6月25日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试点办法》第6条第4款规定：“采取3家以上分店连锁方式经营的合营商业企业（便民店、专业店和专卖店除外），中国合营者出资比例应达到51%以上；其中对合营商业企业本身经营情况较好，外国合营者已从国内大量采购产品，并能借助外国合营者的国际营销网络，进一步扩大国内产品出口的合营连锁商业企业，经国务院批准后，可允许外国合营者控股；开设3家以下分店（包括3家）的合营商业企业和连锁方式经营的便民店、专业店、专卖店，中国合营者出资比例应不低于35%；从事批发业务（包括零售企业兼营批发业务）的合营商业企业，中国合营者出资比例应达到51%以上。”
在保险领域，我国还没有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外资保险公司专门法律，只有数量很少的地方性法规。如，《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1992年颁布，1995年修订）。
目前，我国对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仍然设定了一些限制措施，主要表现在：1、市场准入的限制。根据1998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把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人及人公司和保险咨询公司都列入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在《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中还对外国保险机构在中国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公司设定了一些条件。如必须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未的资产总额在50亿美元以上，且已经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2、业务范围的限制。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或合资公司只能经营除法定保险以外的经中国政府允许的业务。如境外企业的各项保险；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财产保险和与其相关的责任保险；外国人和境内个人缴费的人身保险业务；以及上述两项业务的再保险和经批准的其他业务。可见，尽管外国保险公司可以在中国从事保险业务，但其种类受到限制，份额也已很少了。3、经营地域的限制。外国保险公司只能在中国政府特许的地域经营许可的保险业务。目前，我国只开放了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作为试点。
在旅游业，根据我国《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1996.10）第13条、《中外合资旅行社试点暂行办法》（1998.10）、以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的规定，没有国家旅游局的批准，外国旅行社不能在中国设立代表机构，经过批准的机构可申请在中国境内同中国企业、公司设立合资旅行社，经营入境旅游业务和国内旅游业务，但不允许经营中国公民赴国外及港、澳、台等地区的旅游业务。此外，我国旅游业的“入世”谈判属《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第9类，即《旅游及相关服务》。其中分A饭店、餐馆及送餐；B旅行社；C导游服务；D其他。我国政府与各国谈判提交的承诺表中仅限定在A、B两类。
三、入世后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法的完善
与GATS协议所要求的相比，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存在以下影响公平竞争的法律规定，例如：
第一，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存在内资与外资的差别待遇。这种差别主要表现为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或低国民待遇。举例说明：外国服务提供者以中外合资或合作方式进入我国市场，可享受某些税收优惠，这对我国发展水平低下的服务贸易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则重得多。在所得税方面，国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55%的比例税率，还有其他税种，其税负合计达70%，大大高于外资企业。
P>第二，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存在内资享有的行业垄断地位。尽管我国在服务领域逐步对外资开放，修改、颁布了符合GATS要求的法律和法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律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例如，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在金融、海运、旅游等方面均不允许采取独资形式，而只能通过中外合营形式，且要求中方控股。在许多服务领域，我国仍然对外资进入给予严格的限制，即市场准入的限制。如：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限制在某些指定的城市；在保险业仅允许外资经营人寿险；在证券业还未允许外资进入；基础电信的开放还未进行试点；国内民航业仍没有对外开放。这些规定这显然不符合GATS的市场准入和逐步自由化原则。
第三，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缺乏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公平竞争环境需要立法与司法的完善，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至今还没有一部统一的服务贸易基本法，现行的一些法律大多是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的一些专项法规、条例、以及各地方性的规定和办法，其效力缺乏统一性和权威性；其次，许多重要的服务部门尚没有制定法律加以规范，如旅游业、航空业、建筑业、以及劳务输出等领域几乎是空白。这使我国的服务贸易与GATS所要求的公平竞争环境差距甚大。再次，有关贸易政策和法规仍缺乏透明度。现有的贸易政策和法规还没有能够公正、合理和统一地实施，许多规定仍以内部文件的形式出现，使业外人尤其是外国人很难了解具体内容。此外，有些法规之间缺乏协调，前后矛盾。例如，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旅游业允许设立合营企业。（第3条）1995年颁布、1997年修改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却将旅游业列入“限制”投资一类，这种矛盾使原本并不透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更难以琢磨，缺乏可操作性。
根据我国现状，在服务贸易领域应调整现行法律，改变上述与GATS规定不符的竞争政策和相关法律。在今后几年内根据GATS的要求逐步完善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竞争政策和竞争规则。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在服务贸易领域制定和实施GATS对成员方所要求的竞争规则。首先，应制定和完善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一系列法律和规章。如：在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加有关规制服务业中不正当竞争行为，保证服务业在公平、有序的环境中发展。我们应加快服务业的市场保障法和相关的行业立法，在近期内应制定和实施《电信法》、《旅游法》、《移民法》等，以填补我国在电信服务、旅游服务以及自然人流动方面的立法；其次，对我国在服务贸易承诺清单中所承诺的义务，应采取相应的措施，禁止在这些服务部门行使垄断或专营权。对非特别承诺部门的服务垄断或专营者，我国有义务要求他们不得在外国的服务提供者或购买者之间实施反竞争的歧视行为。此外，对做出承诺的反滥用垄断或专营的服务部门，我国还应按该特别承诺制定和实施反滥用垄断或专营的竞争政策。否则，在有关成员方的要求下，我国不仅要向WTO的服务贸易理事会要求提供这些垄断或专营服务提供者有关运营的具体资料，而且很容易被这些成员方利用这些资料频繁地发起磋商要求、投诉并在最终受到不利裁决。
第二，尽快提高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政策的透明度。提高透明度应从以下二方面做起：一是立法透明度。即我国不仅要及时与全面地公布法律、法规，而且要及时与全面地公布一般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二是司法透明度。执法部门在具体实施法律中应做到公正、公平，切实维护当事方的合法权益，设立国内司法承认权、听证权等制度。此外，有关职能部门在履行我国在GATS项下透明度义务时，应基于我国的利益和GATS下透明度义务所允许的例外，注意妥善保守有关的秘密资料。如，根据GATS第3条副则，成员方并没有义务公布那些一经披露即会阻碍法律实施，或损害公、私营企业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资料。因此，凡是会影响我国竞争法律实施、损害我国公共利益或有关企业合法利益的机密资料，我国的有关机构都可以正当保守，不予公布。
第三，在一些专业服务领域，如会计、法律领域，就服务提供者授权、许可或证明的标准，按GATS第7条规定，制定和实施承认在其他国家获得的教育、经验、合格要求、许可或证明的规则。对于承认的标准，应采纳国际公认的标准，与发达国家在资格承认方面所承担的准入竞争义务一致。目前，我们可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来具体实施GATS第7条的规定。根据1994年9月13日中国提出了服务贸易领域初步具体承诺表，我国政府对专业服务领域市场开放和国民待遇的条件与资格作了初步承诺。如法律服务，经司法部批准，外国律师事务所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并向国家工商管理局申请登记。但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办事处不能雇佣中国律师，外国律师也不可以在中国以个人身份从事法律服务。对会计审计服务，外国会计事务所需年收入在2000万美元以上，人员在200名以上才可在中国发达地区设立办事处，其经营范围依照国家财政部的有关规定确定。外国在华的会计事务所最多不得超过15家。虽然我国已作出了初步承诺，但在具体“进入”的条件和标准上仍然还偏高于本国同类服务提供者；此外，我们还应该具体落实GATS第7条的要求，即“为做到这一点，成员方显然应在专业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政策，清除其承认规则中各种禁止、限制或扭曲本国与外国专业服务提供者之间竞争的规定。”
第四，在金融和电信领域引入与GATS相符的竞争政策。在WTO一些成员方的要求下，我国已在与这些成员方双边谈判承诺中同意按一定的条件开放我国的金融和电信服务市场。目前，电信业务的经营管理在我国仍禁止外商投资，而全球范围内的电信自由化已渐成趋势。1997年2月15日，68个WTO成员方达成了《基础电信协议》，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各成员方向其他成员开放其电信市场并结束在国内电信市场的垄断地位；协议还涉及语音电话、电报、电传、传真等诸多方面的短途、长途和国际电信服务，涵盖了全球电信业务的90%以上，全球电信市场自由化程度将进一步扩大。
在我国加人WTO的议定书中，不可避免地也要列入这些开放承诺。作为履行有关承诺的准备，我国自1999年开始实际上已在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和电信市场。例如，在1999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的协议中，我国政府承诺：电信业向美国开放，允许外商在电信服务领域持有49%股份，并于2年后增至50%；在中欧谈判中，欧盟要求与中国企业的合作能拥有50%以上的股份，并希望在固定线路服务、移动电话服务、寻呼服务和卫星电话服务方面得到控股水平。在2000年5月19日中欧达成的协议中，欧盟的上述要求大多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从以上关于《金融服务承诺谅解》等文件有关内容的说明中可以看出，WT0成员方只按承诺要求开放市场是不够的，成员方还必须采用相应的竞争政策，规范金融和电信服务市场，防止WTO其他成员方在有关承诺下的利益被金融和电信领域的某些服务提供者的反竞争行为所损害。
注释：
[1]GATS的附件共有8项：即关于第2条豁免的附件，关于自然人流动提供服务的附件，关于空运服务的附件，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2，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附件，关于电讯服务的附件，关于基础电讯谈判的附件。
[2]参见WT/WGTCP/M/8
[3]该清单所列出的项目有效期为10年，由服务贸易理事会5年审查一次。10年后是否允许延长需经谈判才能决定。
[4]具体条款请参阅陶凯元：《国际服务贸易法律的多边化与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法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88－90页。
[5]有关“国内法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可以分为4种情况。其一，直接的或明的歧视。如规定某些行业不允许外国人经营，或限制外国人控股比例；其二，间接的或暗的歧视。如某些服务领域限制外国因素。例如，限制服务生产要素（人员、资金、信息）的国际流动；其三，直接的或明的中。如对某些领域（比如铁路或电信网络）实行国家垄断经营，阻止外国同业者的市场进入。这种国家垄断行为排除了国内外竞争者，因此谈不上歧视，也不违背国民待遇原则；其四，间接的或暗的中。这是指国内行业中的种种规章和制度。例如，专业服务中人员的资格认定，包括学历或证书的承认问题。这些规定国与国之间差别很大。
[6]例如，该谅解B部分的第一段和第二段规则。第一段要求每一成员方在其承诺表中列出金融服务现有的垄断权，并“应尽力废止这些垄断权或减少其范围。”第二段则规定成员方应确保其境内任何其他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购买或获得该成员方境内公共实体金融服务方面享有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据此，成员方显然应制定和实施金融服务领域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特别是应制定和实施要求境内公共实体非歧视提供金融服务的竞争政策。
[7]该框架书对反竞争交叉贴补未加定义，但一般认为，具有市场力量的一个或一组供应者利用从分割地方获得的超常利润、租金维持存在竞争市场区块经营损失的，即构成了反竞争的交叉贴补。
[8]参见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373页。
[9]有关金融方面的改革，在最近的第35届亚行年会上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负责人在研讨会上指出，虽然中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根据亚行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资产质量评级显示，中国得分为1.6分，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得分是3.8分。为此，他建议中国金融方面应进行7个方面改革：1、通过快速解决不良贷款来强化亚行体系；2、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实行所有权的多元化；3、建立一个独立的央行和监管机构；4、实行合理的、分步骤的利率开发政策；5、放宽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6、资本项目开放要有度，要合理，减少货币的不匹配；7、要采取更有灵活度的汇率机制。见《上海金融报》，2002年5月11日。
[10]1992年的《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第17条，对外资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作了以下限制：1，境外企业的各项保险、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财产保险和其有关的责任保险；2，外国人和境内个人缴费的人身保险业务；3，上述两项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可见，外资保险公司在财产险方面，只能向外商投资企业和境外企业提供服务；在寿险方面，只能向个人提供，不能经营团体保险业务。这种限制使外资保险公司无法与国内保险公司公平竞争。
[11]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在深圳和海南设立了分公司，这有十分特殊的原因，并不表明这两个地方的保险市场已对外开放。参见余永定、郑秉文主编：《中国“入世”研究报告：进入WTO的中国产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2]我国在A类承诺中允许外商通过合营企业形式在中国建设、改造和经营饭店和餐馆，外方可控股。最迟在2003年底前取消相关限制。在B类谈判中最后谈定：外方可在中国政府指定的旅游度假区和北京、上海、广西、西安开办中外合营旅行社，最迟在2003年1月1日前，允许外资控股；最迟在2005年底前，允许外商办独资旅行社。但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主要从事度假旅游业务的旅行社；二是该旅行社每年每收入超过5000万元。此外，我国承诺在2005年底前，取消对合资旅行社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但合资旅行社仍不能经营中国公民的出境旅游。
[13]根据国家现行法律规定，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外资企业税率是33%；在地方税收上，如房产税、车船牌照税等都很低，有的还可根据企业经营状况由地方政府决定减免。
[14]关于GATS成员方在这方面的义务，可参见WT/DS69/AB/R.
[15]1999年4月8日美国的《白宫文件》指出，中国有关服务的承诺可与大多数WTO成员国相似。在1999年11月中美达成协议举行的新闻会上，美国贸易代表CharleneBarshefsky说，有关服务问题，我们达成的协议覆盖了所有的服务领域。如银行、证券、电信、销售、职业服务、导游业、旅游、运输等领域。可见，这是一个内容十分广泛的领域。
医政管理论文范文6
国家的发展，推动着医院人事管理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而随着体制发生转变，观念不断刷新，思政教育工作在医院人事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优秀的思政教育，可以起到稳压器与推动器的作用，让内部员工的心态更加平和，工作态度更加积极。旧时医疗机构的人事制度是并不科学的，员工的薪酬福利及编制数等都是依照相关部门的硬性规定来制定的，这种刻板不灵活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式，对于医院内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稳定程度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而在新的形势下，企业开始逐渐意识到，医院内部的员工，虽看似各有其职，但同在一个机构内工作，便是属于一个整体，这一整的当中每个成员的心理状态，都会对自身及周遭的工作状态及思想观念产生影响，甚至会在员工队伍中产生大范围的思想波动，所以如果未对员工进行思想观念上的强化，在小范围员工出现负面思想及消极观念时，其影响便会越来越大，现在医院内许多工作人员都是背井离乡到外地谋求发展的，加之社会发展不断提升，工作节奏不断加快，所以在繁忙的工作当中，员工便更容易产生消极的观念及负面的思想。这时便需要借助思想上的疏导，来帮助员工消除思想上的负担，以及情绪上的不满，使其充分感受到医院大家庭的温暖，并带着更加积极的心态投入到后续的工作当中，为社会大众提供更为优质的医疗服务。而这样的积极心态，也能够影响到其周遭的员工，影响逐渐扩大，便会在整个员工队伍当中形成一种积极工作的风气，在这种积极的风气的引导下，员工不但会更加自觉的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与服务质量，而且会对自身从事的工作感到更加自豪，也会对其岗位更加忠诚，这样不但能够有效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更能够提高员工的稳定性，确保医院能够更稳定、更长久的发展。
二、强化思政工作在人事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1.将思政工作落到实处
想要让员工切实感受到家庭般的关心，提升其工作的积极性，就不能让思政工作只是空话，要确保把思政工作落到实处，而且要落实到医院每个员工，渗透到内部工作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想要带动员工的情绪，首先要带着最真诚的关切之情与员工进行思想上的沟通，要坚持以真情实感打动员工，用赏识与激励留住员工，而且要建立起以员工需求及自身利益为主导的岗位聘任、职位晋升及薪酬福利体制，保证医疗机构内部不会存在的现象，并对内部员工所关注的焦点与难点问题进行关注、分析与解决，倾听员工的心声、切实解决员工关注的问题，为员工办实事、解决难事，才能够让员工更加忠诚、更加积极，总体来说，就是要将思政工作由空讲向实做转变。
2.将思政工作与制度结合
医院内部的思政工作，不仅是为保证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产生的，也是为让员工能够更加自主自觉的对自身工作进行约束而开展的，所以在医院内开展思政工作时，应当在尊重员工自身思想与需求的同时，加强对相关医疗法规政策的渗透，与医院的规章制度相结合，提升员工的规范性，强化员工对自身的管理。在这一点上，要动之以理，让员工充分了解到，只有一个有章法、有秩序的医疗机构，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现代医疗行业中得以存活与发展。而医院的发展，对于员工自身的利益与工作前景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只有每个员工都对自身进行更加严格的约束，严守职业道德，避免违法违章现象，才能够确保整个医疗机构有条不紊的运行，获得更好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持续为员工提供更好的福利。所以，在关心员工的前提下，思政工作的每个环节当中也都要充分体现出党和国家所提倡的思想道德标准，让思政教育工作更加有章可循。
3.加强思政宣传工作
加强对内部思政工作的宣传，是能够进一步扩大医院思政工作影响范围的有效措施，通过思政讲座、看板、内刊及优秀员工评选等形式，能够让员工充分了解到正面的、积极的思想观念对于工作有着怎样的帮助，对于自身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益处。进而对自身进行内省，并找出自身的问题进行提升与强化，特别是看板与宣传视频这样耳濡目染的传播方式，员工每一次看到，就等于给了自己一次警示，这样员工才能够更加自觉的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让自己的工作更加规范。
4.强化员工减压工作
在任何企业当中，员工只有自身的工作充满积极性、热情及自豪感，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工作成效，而在医院这样工作压力较大的机构，员工的积极性与敬业精神自然是更为重要的。医疗工作是关乎大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要工作，所以在每天面临生死，掌握病患生命的工作背景下，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而这种压力，不但会对其工作的效率产生影响，甚至会对医护人员自身的观念、性格及心态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内部的思政工作是尤为重要的，医院只有营造出更好的工作氛围，才能够让员工以更加积极正面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高强度工作，才能够确保内部的医护人员能够长期、稳定的为病患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医院可以通过聘请心理专家开办心理讲座以及定期为员工进行心理疏导的方式，减轻员工的心理负担，并以更丰富的激励体制，来带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样才能够确保员工以更加积极、正面的心态投入到后续的工作当中。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