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副书记安全履职报告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副书记安全履职报告范文1
“我宣布，大武口区星海街道兴民村山洪灾害应急演练开始！”近日,星海街道办事处组织机关干部职工、村干部、卫生院救护人员、派出所民警和村民等100余人在兴民村开展了山洪灾害应急演练，以增强辖区群众防汛防洪意识，熟练掌握山洪灾害应急技能，提高山洪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为确保演练成功，星海街道制定了演练方案，成立应急演练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秩序保障组、医疗组、保障组、调度组、转移组、应急抢险队，并专门召开演练方案协调会，对各应急小组进行详细分工，明确各岗位人员职责和任务，要求各组成员各司其职，全力协助现场完成应急救援工作。
下午15：00演练正式开始，“报告指挥长，兴民村一小时降雨量35毫米，水位持续上涨，情况十分危险，请指示！”星海街道防汛指挥部接到检测员紧急报告后，随着指挥长一声令下“各工作组注意，立即启动兴民村山洪灾害应急预案一级响应，开始人员转移工作”。此时，已集结待命的秩序保障组、医疗组、调度组、转移组、应急抢险队等精干力量火速赶赴灾害现场，立即开展搜索受灾群众，救援被困人员，带领受灾人员逃离等工作。预警员用铜锣“立即转移信号”，兴民村无线广播开启并进行重复广播；转移组按预定路线和地点转移村民撤离至安全地带，老弱病残者使用车辆转移；秩序保障组对危险区设置警戒实行严格管控，并维持好现场秩序；面对出现重伤员的情况，医疗组人员迅速行动，对伤员进行现场紧急救治、包扎伤口，并用救护车将伤员送到医疗救护站进行进一步救护治疗，同时，安排防疫员背负消毒设备在临时帐篷进行消毒；应急抢险队装卸、搬运抢险物资，对抢险点进行抢险；保障组成员在安置点食品发放处给转移群众发饮用水、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下午16：30，山洪灾害应急演练圆满完成。
副书记安全履职报告范文2
本文涉及到的杨集实验的主要人物有由县委选举工作指导组的实际负责人，县委组织部科长郭勇；既是杨集在任镇委书记，又是新一届镇委书记候选人，还是杨集实验具体实施者的晏涛；在任镇长万小平；在任镇委副书记童其忠、和陈维忠；在任人大专职副主席雷维斌等。其中，截至选举时的2002年9月，镇委书记晏涛和镇长万小平调到杨集任职时间为19个月，镇委副书记童其忠在杨集工作时间超过20年，镇委副书记陈维忠在杨集任现职已经6年。选举当年，晏涛39岁，万小平41岁，陈维忠40岁，童其忠45岁，雷维斌47岁。
在杨集实验前，杨集发生过一次“辞职风波”。那是在任镇委书记晏涛调到杨集来之前的2001年1月，县里调整乡镇领导班子成员，杨集镇领导班子成员已经多年没有得到提拔，杨集当时的书记镇长均被提拔调走。书记镇长同时调出杨集，以陈维忠为首的杨集镇领导班子成员都认为这次总该得到升迁机会了。陈维忠也有期待县里提拔自己担任更重要职务的理由。陈1993年就当上厂河镇委副书记，1996年到杨集任副书记，是全县任副书记时间最长的人之一。陈毕业于湖北农学院，在职获得华中农业大学硕士学位，是乡镇一级并不多见的知识型人才。在1999年，时任县委书记找陈谈话，拟提拔陈到县局当副局长，后来安排他人任副局长，但暗示一年后提拔陈为镇长。
不幸的是，到2001年1月调整乡镇领导班子县委讨论人选时，有人认为陈维忠工作比较浮躁，反对由陈担任镇长职务。陈不能升任镇长，杨集镇其他干部也就没有升迁机会。县委决定不从杨集提拔书记镇长而从其他乡镇调来书记镇长。陈维忠满腔期待落空了。他当时正在县里参加政协会议，立即以杨集镇时任党政班子成员的名义向县委起草一份“辞职申请”，说“我们现任班子成员整体素质不高，工作动力不足，良策良计不多，实施措施不力，实属无能之辈，慎重向县委提出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和发泄心中不满。写好辞职申请后，陈维忠立即回到杨集请班子成员签名。陈首先让副书记童其忠签字，童觉得事关重大，不肯签名，推辞说先让其他班子成员签名，陈拿给其他班子成员，其他班子成员一一签名（班子成员中只有童其忠未签名）。这时，有人向县委报告此事，县委很紧张，令已调任县民政局长的原镇委书记回来处理此事，并且明确说不处理好此事，不能再回民政局任局长。原书记回杨集软硬兼施，将陈维忠等人还未来得及交上去（陈后来对我们说本来就不打算交上去）的辞职申请要到手，然后交给县委，县委派一个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来杨集调查此事，一时间全县大哗。
辞职事件发生后，陈维忠的压力很大。杨集镇现任镇长万小平当时在宋河镇当镇委副书记，万小平知道陈维忠压力很大，打电话安慰陈，这是陈维忠收到的第二个安慰电话。万小平没有想到的是，他打电话给陈维忠三天以后，组织找他谈话，调他到杨集当镇长。在调万小平到杨集镇当镇长的同时，县委调时任新市镇镇长的晏涛到杨集当镇委书记。
以下以杨集实验为例，分五个方面讨论乡镇体制的常规与内部结构。
一、改革者利益优先原则
对于一场改革性的运动，最大难题恐怕就是改革者在面对自己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时采取的态度和行动。杨集选举实验无疑是一场改革，在这场改革中，最大困难就是如何让作为改革者的晏涛真正成为推动改革的内动力。来自县委的指导组牵头人郭勇估计了因为改革过程中晏涛利益受到不同影响而出现的四种可能：一是晏涛在第一轮推选即意外排到第三名以外，不能进入第二轮推选书记正式候选人的三人名单。晏涛不能进入前三名，他就在选举一开始的时候即成为杨集选举的牺牲者，但他仍然是镇委书记，仍然应该由他来主持接下来的选举。这个时候晏涛会认真负责地主持接下来的选举吗？既使晏涛会认真负责地主持选举，其他人会接受他这个失败者的权威吗？
郭勇担心出现的第二种可能是在第一轮推选中，晏涛虽然进入前三名，但得票率不高。以不高的得票率进入第二轮选举，晏涛就会以自己是选举主持人的便利强有力地为自己在第二轮的胜出进行灰色活动，而一旦晏这个主持选举的人开始灰色活动，选举就很难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各种因为程序和内容不公正而引起的麻烦就会到来，郭勇的压力就会激剧增加。
郭勇担心的第三种可能性是晏涛在第二轮推选中意外落选前二名，不能成为书记正式候选人，或得票率不高，虽然在第二轮胜出却无当选的绝对把握，而出现或第一种可能或第二种可能的问题。
第四种可能性是晏涛在镇党代会的书记选举中落选，这个时候，因为新的镇委书记已经选出，其传统的戴在书记头上的权威即刻产生，这个新书记应可以主持好接下来的镇长和人大选举。
晏涛自己心里当然也没有底细。他之所以极力推辞县委安排的试点，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担心自己的落选。他说“所有人都希望民主，但很少有人愿意民主到自己的身上”，最典型地表达了晏涛推辞的自身理由。晏涛在选举结束后对我们说，在选举前，他认为自己只有60%的当选把握。是第一轮推选中的高得票率，才让他感到自己有了90%的当选把握，才可以有比较正常的心态来主持选举，才可以比较好地处理裁判、运动员和代表团团长三者之间的关系。晏涛在选举前认为自己只有60%的当把握的估计是有道理的，因为毕竟书记直选在全国也不多见，而乡镇是一个很大的范围，选民并不熟悉镇委书记这个相对于村民来说高高在上的权威。选民会如何行动，与选民不多的接触会导致选民的何种选择，特别是自己刚到杨集18个月，而杨集土生土长、工作数十年的干部比如童其忠等人与杨集几乎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都至为熟悉的优劣对比，使晏涛心中无底。
转贴于
在第一轮推选前一天，本来已经作好安排，晏涛突然急匆匆找到郭勇说要研究第二天的推选工作，认为不能这么快就提名，他说担心推选的人太多，就不好把握。他实质上是担心自己在推选中意外得票不高。晏涛是这样，其他班子成员也是这样。最后达成妥协是将民主测评票与群众推荐票印在一张票上，这是对所有在任班子成员都有利，所有在任班子成员都赞同并默认的变通。二票合一在班子成员内部形成了高度共识，也是与选举试点精神相违背的一个共识。我们调查期间，没有一个原班子成员愿意谈及这个变通，这是他们共守的秘密。这是改革者在面对共同利益时通常会采取的第一个沉默。这个有益于所有班子成员的变通，对于班子成员是公平的，但扩大了班子内外的不公平。
在第一轮推选结果出来，晏涛得到80%以上推荐票，且得票排在第二、三、四位的三位被推荐人陆续写申请退出书记竞选后，晏涛作为被改革者的患得患失终于消除了：当选书记的路上，他确信没有人再可以挡住他最后的胜利，他因此可以作为一个改革者而不是被改革者，作为裁判而不是运动员的高姿态来说话办事。从郭勇方面说，晏涛的屁股终于与自己坐到了一起，晏涛开始不是从个人，而是从整个选举试点意义的高度，从选举后镇领导班子运作效果的高度，从班子每个成员当前及未来命运的高度，从乡镇体制常规的角度，来计算选举的收益，权衡选举的利弊，安排选举的细节和主持选举的进行。晏涛一旦感到安全，他就考虑杨集试点也许对杨集以及对自己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开始说大话，开始唱“成也英雄，败也英雄”的高调。他对我们说，他认为中国民主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步伐是必然的，任何人都不可阻挡，只是步伐快慢的问题。他因此认为杨集选举试点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他甚至说“不在于我是否当选书记，而在于我参与了这个（民主化的）进程”。他又形容自己在发表竞选演说时的心情说，“我有一种使命感，认为我站在全省和全国最前列，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又有一种如履薄冰，诚惶诚恐的感觉。”晏涛还动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对民主充满激情和向往。”不理解晏涛在书记竞选中的绝对优势，当不能真正理解他在选举中所表达出来的这些激情。
杨集选举试点的好处在于，作为改革者的晏涛虽然一度陷于“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角色混乱，但他很快就从被改革者可能承担的代价中跳出，而回到改革者的角色上面。没有第一轮推选的高得票率以及具有竞争力者的退出，相信杨集选举会又是一个模样。
改革者利益优先原则应是或已是改革的常识。以此常识观之，虽然正如晏涛说他们一代人充满对民主的激情和向往，但我们不能只是从他事后所说的充满激情的话语来理解改革的动力，而要理解他所处的位置。晏涛与万小平，与童其忠，与陈维忠，以及与其他所有参加选举的杨集干部，他们表现出来的对民主偏向的不同，大多不是因为他们的民主素质或政治素质，而是他们的角色、位置，及这个角色和位置的安全程度。郭勇的情况乃至于我们这些旁观者的情况亦复如此。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在诸如乡镇选举的制度设计上，将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角色分开。不然，改革者就会利用手中的资源来弥补自己作为被改革者所可能受到的损失。
二、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或深层共识原则）
若不能理解传统体制运作的深层共识原则，我们就很难理解2001年1月杨集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辞职或晏涛要求调出部分班子成员再进行选举试点的原因。传统体制运作的深层共识原则又可以称为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其核心是在县乡体制的长期运作中，在县乡复杂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县乡默认的共识，这种默认的共识并不见诸文字，但具有约束力，县乡任何一方破坏了这个默认共识，都可能引起另一方情绪性反应从而导致危机的产生。深层共识原则或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因时而变，但其变化相对缓慢。当诸如选举试点这样的表面制度在快速变动的时候，深层共识因为变动缓慢，而可能产生碰撞。
展开深层共识，即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首要的就是县要满足乡镇干部的升迁期待。以前述杨集干部2001年的辞职事件为例，因为杨集镇班子成员已有多年未被提拔（有两种提拔方式，一是通过交流提拔到另一个乡镇或县局机关工作，一是在本镇提拔担任更重要的职务），所有班子成员都期待通过书记镇长的调动，依次将班子成员担任多年的现职务向更重要一级调整（比如在班子内的排序，担任更高级的职务或更重要的职务），这种期待构成了杨集班子成员的一个共识，一个共通的基本利益预期。多年担任镇委副书记的陈维忠对得到提拔的期待尤其强烈。长达八年的副书记经历的确已大大超过了若干年得到一次提拔的乡镇干部的预期。重要的是，县乡为了满足乡镇干部不断得到提拔的预期，而在乡镇干部职位上设计了很多森严的等级。正如前述晏涛等人经历可以看到的，即便是一个人由一个普通的非班子成员（非领导干部）得到提拔成为班子成员，他也大多要经历副镇长（或党委委员）、副书记、镇长、镇委书记这样四级，才能到达乡镇权力的顶端，才有了进入更高层的资本，而这其中每一步的跨越难度都是非常大的。陈维忠仅仅在副书记职位上即工作八年，他就很难再有升上去的希望了。他在被提拔为副书记时只有31岁，是年轻干部，是县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八年后，他已经39岁，即将越过县里内定的不再提拔担任正职的40 岁的年龄界限。他还能不着急？
由乡镇一般干部提升到乡镇班子成员，要走的路也十分地长。万小平的经历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个要慢长地走下去的路。万小平是顺利的，因为他在进入班子成员后连续得到了提拔，并最终爬到了陈维忠的前面。晏涛就更加顺利。晏涛回顾自己在乡镇每年得到一次提拔的经历，自己都认为是奇迹，他的同事和同龄人们也都羡慕得不得了。相比之下，杨集镇的童其忠和陈维忠也都是胸怀大志的人，他们在这个由一般工作人员沿着森严的等级向上升迁的时候，长期停留在某一等级上面，一再失望，眼看着没有了再进一步的希望。
2001年1月杨集镇书记镇长同时调走，不仅让陈维忠，而且让所有杨集镇班子成员看到了向上升的希望。每一个人向上升一级或一位，这是现行县乡体制专门设立的森严的等级，这个等级本来就是为了满足乡镇干部的升迁预期而设立并因此不断强化着乡镇干部的升迁预期，这个等级应该不断地服务于乡镇干部的预期。每个人都生活在希望之中，也生活在失望之中：因为这个体制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升迁到最上面一级，其措施就是将一些人在某一级多留若干年，造成超过这个职位上可以提拔的年龄的客观界限，使这个人终止在多级而森严等级的某一级上面，被淘汰出进一步的序列竞争。运气好的人可能步步赶上升迁机会，而绝大多数人都因为一步未赶上，而步步赶不上。
残酷的淘汰机制使杨集干部对书记镇长调出后空缺下来的位置极其敏感，只要其中一个位置由杨集干部来补缺，其他杨集干部的职位应都可以向上移动至少一位。陈维忠对此就更为敏感了，因为他若由副书记升为镇长，就不只是职位向前移动普通的一位，而是决定性的性质不同了的一位。再不移动，陈维忠就会落入因为一步赶不上而步步赶不上的困局，他就会被淘汰出局。他因此焦虑万分。
陈想出写集体辞职信的下策。当他听说县委研究的杨集书记镇长人选均为从外镇调入的消息时，他感到是灭顶之灾，他奋笔疾书写下集体辞职申请。他在申请书上说“由于我们（班子成员）个人素质不高，能力水平有限，杨集镇的各项工作相处于全县中下游水平。……总结我们多年的工作却是成绩少、失误多。我们有愧于县委、县政府，有愧于1.5万杨集人民。我们已无能力胜任现任职务，特申请辞职”。他甚至在最后一句写道“以上申请望尽快批准。”陈维忠有苦不能说啊！这次再不提拔，就要被淘汰出局，而他还有满腔的热情和抱负未去实现啊！
除副书记童其忠未签名以外，其他杨集班子成员都在辞职书上签了名，所有杨集干部都对县委从外面调入书记镇长的做法有意见，因为县委的决定破坏了县乡共有的不触动基本利益的预期，这里是沿着多级的森严的等级台阶向上升迁的预期。
县委也知道这个预期，这是县乡之间的深层共识。县委或许感到理亏，一旦听说杨集干部写信集体辞职申请，便作出过度反应，不等辞职申请交上来，就迫不急待地让原镇委书记到杨集摆平此事，不然就“不要再到民政局上班了。”原镇委书记软硬兼施将辞职申请搞到手中，交给县委，县委立即派主管干部的县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到杨集来处理此事，安抚杨集干部。县委首先对此事作严厉定性，说是非组织活动，但很快便借新调来党委书记晏涛的口，从轻处理此事，县委借晏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下台阶，对一般班子成员未作任何处理，仅给领头人陈维忠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这个处分之轻和县委听说此事后反应之过度，形成鲜明对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县委首先破坏了县乡之间的深层共识。如前已述，这个共识是县为调动乡镇干部积极性而有意设置的多级的森严的等级升迁机制。他们必须消除此事可能造成的对县委的消极影响，对县委在干部升迁上面做得不公正的民众印象。
县委在对待杨集集体辞职事件上的软弱只是表现了县乡深层共识的一例。县乡深层共识的另外几例如，在前述晏涛由马店镇调任新市镇镇长时，县委本拟由晏涛升任马店镇书记，但马店镇委书记向县委提出条件，非新市镇委书记不走。以通常理解的县乡关系，县委决定调动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工作，乡镇党委书记应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但马店镇委书记在县委决定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苛刻条件（新市镇是全县最好的镇），事实上是对县委拟调位置不满意，而采取的反制县委的办法。这一招，县委若硬性地调走马店镇委书记，不是调不动，但这样的调动会留下马店镇委书记对县委的积怨，这样的积怨仅是一个马店书镇委书记有，县委可能也不放在眼里，问题是，作为一种机制，县委每一次都以硬碰硬，就不只是一个马店书记，而是所有下级都会对县委留下积怨，最终，这个县委会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县委在决定调动一个人的时候，需要征求这个人的意见，一般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调动，而不是不考虑被调动人的个人意愿及其要求的硬性调动，这是我们想象县乡关系中往往容易忽视的一面。
再如，晏涛在推辞杨集选举试点时，要求县委将自己或其他班子成员交流一些出去，以空出位置进行竞选，这样可以使原班子成员在竞选中实现向上的升迁，县委虽然最终并未同意晏涛的要求，但完全理解晏涛的要求，也主动地表达了县乡关于干部升迁期待必须满足的深层共识。
以上关于县乡深层共识原则主要讲了升迁预期原则发挥的作用。此外，还有诸多的县乡深层共识可以讨论。透过县乡深层共识，我们会发现，县乡关系远比我们通常理解的上下级关系来得复杂。《叫魂》透过上级决策权和下级信息权的博弈展现了另一重县乡关系，但这种博弈关系不属于本节所讲的深层共识原则。
三、最少不满意原则（最大共识原则）
杨集选举试点中最起着作用的一个因素是年龄。年龄在两个层次同时起着作用，一是要求有一位30岁以下年轻人进入领导班子，二是要求参加班子成员竞选，候选人不超过50岁（妇女不超过48岁），超过50岁就不再参加班子成员的竞选。在过去县乡体制互动中达成的共识是，县委一般不再提拔超过40岁的乡镇副职干部担任正职干部（主要指书记镇长），超过 45岁的班子成员一般或调到县局工作，或不再担任领导职务，而仅仅担任一般行政工作。40岁或45岁这两个默认的年龄界限在实际的选举操作中，不方便写在书面文件上，县委关于试点的文件规定，凡是不超过50 周岁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都有资格参加竞选。尽管试点文件的年龄规定为杨集原班子成员中年龄较大的几位成员（特别是童其忠、陈维忠和雷维斌等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县乡关于年龄的传统共识仍然发挥着作用，由此导致了杨集选举试点中不考虑关于年龄的传统共识就难以理解的一些现象。
回过头来看杨集选举，最难以理解的一个矛盾现象是，一方面，晏涛想尽一切办法让原班子成员继续当选班子成员，从而消除不安定因素（比如上访或不满）；一方面，晏涛独独将雷维斌排斥在原班子成员的保护之外，或明或暗地造成对雷维斌当选不利的气氛，以至雷维斌次次失败。比如，在第一轮海推时，晏涛要求主持选举的镇干部将县委文件规定的候选人条件中年龄不超过50 周岁改为不超过45周岁，而原班子成员中除有一位副镇长因为年龄已有47周岁且无大专学历而不符合县委规定的候选人条件外，只有雷维斌一人超过45周岁。晏涛要求主持第一轮推选的镇干部反复宣传候选人条件包括年龄条件，这样的反复宣传对雷维斌当然是很不利的。雷维斌以及其他原班子成员都感到了这种宣传对雷的不公平。在选举镇委委员的时候，同样因为年龄因素，雷成为镇委委员选举中得票最少的原班子成员。而本来群众基础最差的熊炜和夏兰，因为年龄比较小，或是妇女，而被晏涛等人强调应进入领导班子，而得票很高。
按杨集选举试点的意图，选举前符合县委要求的原班子成员共有12人，县委规定新选出的镇领导班子成员名额为11人。换句话说，杨集选举若安排得好，晏涛书记可以将符合条件的12个原班子成员中的11个选为新的班子成员，而仅仅落选一个人。晏涛经过努力，几乎全部做到了这一点：一直到人大副主席选举前，没有一个非原班子成员当选新一届镇领导班子。晏涛在一开始就必须考虑谁会是12个符合条件的原班子成员中的被淘汰者，谁会是班子成员公认应该被淘汰者，谁被淘汰出班子成员会阻力最小。一句话，谁被淘汰出新的班子会产生最少不满意而有原班子成员的最大共识，从而可以最为平稳地将杨集选举进行到底。
先来看一看在常规体制下乡镇班子如何淘汰多出的一个人。要将多出的一个人淘汰出去，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大家都承认的标准，不然这种淘汰就会引起巨大不满和反弹，主持改革的人被改革者所仇恨。构成客观标准的最方便指标一是年龄二是学历。其他诸如政绩、能力等等，都因为难以客观测量而引起争议。杨集的情况是所有12个班子成员都有大专以上学历，剩下的就只有年龄这个客观指标了。无论你能力和自身素质如何，你年龄最大，已超过县乡共识的45岁的退居二线的年龄线，你就应该退下去。来自县委组织部的郭勇也对我们说，在压缩乡镇班子成员时，一般将年龄最大的成员淘汰退居二线。他强调年龄指标使用起来比较容易，也少有争议。年龄最大者从班子中退居二线，不仅争议少，而且很安全、顺利、不破坏传统规则。这是一个客观的指标。
换句话说，若没有杨集选举的试点，而按常规体制运作，雷维斌就是这个应被淘汰的原班子成员。雷自己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更愿意将参加竞选看作一次意外的机会，他若当选了当然好，不能当选也没有失去什么东西。从原班子成员的情况来看，雷维斌也就成为最可以被淘汰者，这与雷的能力无关，也与他和晏涛的关系无关，而仅与其年龄有关。
晏涛当然知道原班子成员中每个人的心态。他在镇党代会召开前和郭勇找每个原班子成员谈话时，要求每一个班子成员预测谁会落选，几乎所有原班子成员都提到雷维斌。这种预测并不是客观判断原班子成员的群众基础，而是认为谁应该落选。应该：这个奇怪的词汇。雷维斌当然也知道这一点。而作为年轻人的熊炜的群众基础比雷要差得多，夏兰的群众基础也很差。但熊炜和夏兰年轻着，他们有着强烈当选的冲动和欲望。当在第一轮推选前的谈话中熊炜几乎要崩溃地说晏涛最多也只有40%的当选把握时，熊炜明白地向晏涛表达了自己的强烈感情和期待。晏涛知道这一点，晏涛因此在镇党代会选举镇委委员时，借县委的要求，着重推荐两个实力最弱的原班子成员熊炜和夏兰，终于让他们当选了。
为了保证原班子成员当选，晏涛与县委商量，不惜将人代会一般先选人大主席、副主席的程序改为先选镇长副镇长，再选人大主席、副主席。先选镇长副镇长，就可以让四个副镇长候选人中落选的一位再参加与雷维斌对人大专职副主席的竞争。一般来说，在乡镇一级，副镇长一职比人大专职副主席的职位重要，让在副镇长竞选中落选的原班子成员竞选人大副主席，是一个符合乡镇体制常规的选择。晏涛对这些参加副镇长选举的原班子成员的关心有多么体贴啊！
不巧的是，在副镇长选举中，不是在镇委委员选举中落选的李章雄或詹家茂落选，而是高票当选镇委委员的周树斌落选。周树斌当选镇委委员，就已经成为班子成员，这样，不再经过人大副主席的选举，新的镇领导班子即有11人，达到了县委规定的班子成员数。这种情况下，应安排落选副镇长的周树斌竞选人大专职副主席。不过，乡镇体制的另一个常规是一般不由镇委委员兼任人大专职副主席。或者说，本来预计未当选镇委委员的李章雄或詹家茂落选副镇长后再与雷维斌竞选人大专职副主席的预计落了空，雷维斌意外有了再当人大副主席的机会。因为没有原班子成员来与雷竞争人大专职副主席一职了。
晏涛向县委汇报副镇长选举的情况及新班子成员将达12人时，县委同意了晏涛的汇报。原班子成员中刚好有12个符合条件的人选，选出12个新班子成员，晏涛不正可以实现他一开始就期待的最少阵痛的结果吗？
不，晏涛没有如对其他班子成员那样满腔爱护的热情对待雷维斌，他在安排人大专职副主席的竞选时，不再如过去习惯的那样操控选举过程，由人大代表推选出一个仅仅是陪选的人出来与雷维斌竞争人大专职副主席这个领导班子职务，而是真正实现由人大代表民主推选出一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对手出来与雷竞争。雷最后一次失败了。雷终于没能把握杨集选举试点这个意外的机会，因为传统体制的常规让县乡两级不愿意给他这个机会。
晏涛对原班子成员中多数人的保护和对雷维斌的抛弃之所以并存不悖，是因为这种做合乎传统乡镇体制的常规，是传统乡镇体制在县乡两级形成的最大共识原则在发挥着作用。这种最大共识导致最少不满意。雷维斌即使落选了，他也不气愤难平。其他人当选了，也并不以为自己得到了多大特别的好处。正因为雷维斌本人的落选预期和落选后不会气愤难平，晏涛将最后的人大专职副主席的选举用于实现由他的另一个目标：提拔非班子成员中最优秀者进入班子，从而摆平原班子成员与非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另文分析了。
以上试图以年龄来说明乡镇体制内部结构中的最少不满意原则。除年龄之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因素来说明之。
四、受环境制度决定原则（制度整体性原则）
所谓受环境制度决定原则，是说一个单兵突进的外来制度必须与仍在起着作用的其他制度协调，由制度整体而不是仅仅由外来的一个制度决定制度中人的行为。
在杨集的选举试点中，“两推一选”书记镇长及其他领导班子成员的方案中有诸多与传统制度不一样的规定，这些不一样的规定为那些在传统制度中缺少机会的人们提供了行动的理由，但是，这些在传统制度中缺少机会的人们仍然受到制度整体的决定，仍然谨小慎微地协调着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童其忠的行动可以说是体现了制度整体性原则发挥作用的典型。
镇委副书记和镇长之间虽然职位排序很接近（镇长在镇领导班子中排序列第二，镇委副书记分列三、四位），但只有镇委书记和镇长是乡镇的领导正职，是由县委重点考虑安排退路的领导干部，而副书记仅是乡镇副职领导干部，是县委非重点考虑安排退路的一般干部，而具有极大的差异。能否由镇委副书记提拔为镇长，是一个沿着行政升迁之路向上走的人的人生关键一步，是一个极大的跨越。
童其忠今年45岁，45岁已经超出了由镇委副书记提拔为镇长的常规年龄界限，童其忠心平气和等着再过几年县委安排到县局作一个一般工作来安度晚年了。他对于自己一生能够上升到镇委副书记已经很知足了。他因此拒绝了2001年陈维忠领头集体辞职的政治冒险。童其忠因为在传统体制常规中有着清晰的命运，而心情宁静，宁静致远，他因此不会如陈维忠那样冲动。
问题是新来的“两推一选”试点方案中，参加书记镇长竞选候选人的条件与传统的常规条件大有不同，决定性的一条是方案明文规定，凡是年龄不超过50周岁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都可以作为候选人参选。45周岁离50周岁还有五年，这五年使童其忠有着足够运筹帷幄的时间。童其忠又刚好有竞选镇长甚至书记的绝好条件，这就是他在杨集工作2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杨集人，在杨集的人缘很好，杨集干部群众的评价较高。童其忠有着丰富的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具有担任镇长乃至书记所需要的几乎一切能力和条件。童其忠发现自己一生以为不再会有的机会突然间来到。童其忠宁静的心情被打破，他期待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是万事俱备啊！
万事俱备的童其忠首先构成了对晏涛威胁，晏涛焦虑的相当部分就来自童其忠的优势。晏必须将童排除出去。童因此感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或明或暗的压力，童对他的朋友说这简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决策，他不得不选择退出。他第一步退出书记竞选，不然他就构成了与晏涛的激烈竞争，这个激烈竞争会深深伤害晏涛这个改革者与被改革者角色兼具者的感情。晏涛还通过县委给童打了招乎。童选上书记了当然好，选不上书记，童的日子还会好过吗？童难道不是希望通过担任乡镇正职来谋得一个更好的将来的退路吗？得罪了县委，既使当上书记，县委会安排一个好的退路吗？
童无奈地退出与晏涛的书记竞选。但他希望把握第二次机会。他在退出书记竞选的申请书中专门加上一句“退出书记竞选，但参加镇长竞选。”晏涛因为童其忠退出书记竞选而长舒一口气，万小平因为童其忠要竞选镇长而备受压力。
童其忠竞选镇长的优势是太明显了，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童的优势。按照“二推一选”的游戏规则，童占尽好处。但是，有人不愿意让童得到这些好处，因为童得到这些好处过于意外，而在任镇长万小平在新规则中的处境令人同情。童在新规则中失败了，他仅仅是没有得到好处，而万在新规则中失败了，他就失去了已经得到的好处。让已经得到的好处再失去掉，对人的心理打击该有多大！晏涛虽然因为童其忠退出书记竞选而感激童，晏涛又希望平衡万小平的压力，晏因此期待童在与万的竞争中是否再高风亮节一次。不仅晏涛这样希望，县委也这样希望。这是传统体制常规下最为完满的结局。虽然“两推一选”是新规则，作为规则可能受益人的童其忠尤其喜欢且拥护这个新规则，但他周边都是些满脑子旧思维的人，这些人仍然在传统规则中寻求平衡：有人通过各种渠道告诉童，是否可以再退一次。
再退一次等于拱手放弃千载难逢的机会，童痛苦啊。我们在与童的接触中感受到了他的这种痛苦。童一再说我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童的朋友说童一生中最艰难的决策是这次选举中进退的决策。童无疑是整个杨集选举试点中最痛苦的一个人。他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万小平当选后对童说，童书记，你是我的好大哥。晏涛也感激他。县委也认为童的组织原则性强。但是，童失去了向上升的机会，他在从镇委副书记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他是否会如传统体制常规运作中仅在县局安排一个一般性职务？他能否因为这些选举中的高度自律表现而被县委安排到一个本来只是书记镇长才应该安排的重要位置上去？
按一般规则，县委不可能将童在退下来时按书记镇长退下来的规格进行安排。但是，童若坚持自己竞选书记镇长的行动，他即使选上书记镇长，县委就一定会在将来按书记镇长的规格安排童退下来的待遇吗？若竞选下上，事情不是更加麻烦吗？童担心本来已经得到的，也可能在选举中失去。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例子难道还少吗？
童退出书记镇长的竞选是理性的，因为传统乡镇体制常规认为童竞选书记镇长具有不正义性，这种不正义地竞选当上书记镇长会被县委在后来的安排中不予考虑。而且选举本身仍然是有风险的。
换句话说，童的行为仅从“两推一选”的制度安排是难以理解的，但从“两推一选”制度是在传统体制中运行这一背景来看，又是完全合理的。
在“两推一选”尤其是在最后镇长竞选中，县委明显偏袒万小平时，陈维忠不仅不上访，而且很快就理解了县委的行动，就阻止了自己的震惊，就重建了与万小平的关系，其原因就是陈清楚“两推一选”只是一次乡镇体制常规的意外，意外之后，乡镇常规体制会仍然有力地运行下去。陈从辞职风波中吸取了从政的经验，变得成熟起来。成熟是指按照乡镇体制的常规出牌。成熟的人应该得到好处。我们在杨集选举试点结束一个月后再到杨集调查，就已经有了提拔陈维忠到另一个镇当镇长的消息。这是一个县乡体制常规有力运作的及时的消息。
转贴于 五、选择权越小自主性越低原则（选择权与自主性相匹配原则）
一个人所面临的选择机会越多，就越是具有选择的自主性，也就越是可以保持自己的选择个性。具体到杨集选举试点，缺少在体制外就业机会的竞争者更为关注竞选的可能结果。竞选的可能结果有二，一是落选，但仍然是乡镇公务员，在乡镇体制内就业。二是当选甚至在更高位置上当选。原班子成员的落选是他们福利的净损失，但他们仍然可以从体制内获得就业的好处；在更高位置当选则是他们福利的净收益。因为缺少其它获得福利的机会，原镇领导班子成员具有强烈的抓住机会行动的动机，但因为行动受到环境制度的制约，这些行动者的实际行动会十分谨慎，而不超出一定界限，以免行动失败使本来在体制内可以获得的就业也不能再有。
换句话说，在杨集选举试点中，一方面参加竞选的原镇委领导班子成员因为缺乏在体制外选择就业的机会，而更加渴望从竞选中获得升迁这个净福利或避免落选这个福利的净损失。另一方面，也因为原领导班子成员缺乏在体制外选择就业的机会，而更加不敢于在竞选中不顾乡镇体制常规，仅凭借选举方案中有利于自己的制度作破斧沉舟的一击，而会为自己留下继续呆在体制内的空间。简单地说，镇班子成员因为缺少在体制外选择就业的机会，而具有强烈抓住于已有利规则的动机，却少有真正去抓住于己有利规则的胆量，更不用说行动。
尽管有各种传闻，几乎所有观察者都承认，杨集选举试点进行得相当有序。郭勇和晏涛一再在各种场合宣讲不能有任何贿选行为，一旦发现贿选，不仅取消参选资格，而且会作更为严厉的处理比如开除公职或党籍。晏涛为了防止镇长举中出现贿选以及其它拉票行为，在选举前十天，每天将几个主要竞选当事人召集在一起开会，有事没事也要坐到晚上十一点以后，从而使竞争当事人没有拉票活动的机会。在杨集选举中，没有人公开站出来为难县委工作组，为难作为主持人的镇委书记晏涛，有的只是各位参加竞选的原班子成员个人性地反复向郭勇和晏涛诉说自己的特殊境况。杨集选举不是向下动员选民而是向上活动领导，这是杨集选举有序进行的一个重要特点。不仅如此，在杨集镇党委委员选举和镇长副镇长选举中，县委有意识不公平的引导，比如在镇委委员选举中，强调年龄因素和性别因素，在镇长选举中明显袒护原镇长万小平等，虽然引起了利益受损者的不快，利益受到损害者并没有因此产生激烈情绪，而是默认了这些行为。杨集选举中，也很少有参加竞选的原班子成员利用贿选与一般竞选界限不清的边界来公开拉票活动（这些拉票活动与贿选有本质区别，无论是郭勇还是晏涛，事实上无法将一般性的公开拉票称作贿选，这也是他们自己承认的）。在整个杨集选举中，参加竞选的原班子成员尽管每个人都希望从这次选举中获得福利，起码不让己有的福利受到损害，而有各种各样或多或少的活动，但没有一个原班子成员采用了激烈的方式去活动，也没有一个原班子成员将试点方案中于己有利的方面充分展开，即使雷维斌这个选举中受损害最大的原班子成员也没有公开指责晏涛在年龄上对自己的不公平（如前已述，试点方案允许50岁以内的人参加竞选，而雷才47岁），而仅仅是在我们面前抱怨晏涛偏袒年轻人。
从理论上分析，在体制外缺乏就业机会的人，在乡镇选举中的第一要务是仍然保留在体制内的就业，不至于因为贿选等激烈参选导致开除党籍甚至公职的处分，这个机会成本实在太大。在保证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情况下，缺乏在体制外就业机会的竞争者会更急于把握竞选的机会，来获得选举产生的净福利。因此，这些体制内的缺乏体制外就业机会的人，是一群动机很强却胆子很少的人，是一群想法很多却行动很少的人。杨集选举正是如此。
杨集选举如此，并不代表其它乡镇选举也会如此。构成以上杨集选举有序进行的两个前提，一是体制内的原班子成员普遍缺乏在体制外就业的机会，他们不敢于越出乡镇体制的常规，来充分利用新规则中于己有利的方面展开竞争；二是体制外的竞争者没有参与进来。若杨集选举没有以上两个前提，杨集选举还会有序进行吗？郭勇和晏涛还有能力控制住杨集选举吗？
如果体制内的原班子成员中的一些人可以在体制外容易地获得就业，他们当然会充分利用选举试点的新规则来为自己获得选举的净福利而努力。他们会如村委会选举中通常出现的利用规则指责乡镇违法，指出选举某个环节违法，指责领导意图干扰选举等等。他们还会放手发动竞争，会利用一般竞选与贿选之间模糊不清的界限来广泛拉票从而服务于自己当选的目的。他们更倾向于去实践新规则，利用新规则去动员选民，让新规则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向领导申述自己独特的遭遇。他们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在体制内获得升迁的机会，他们认为，与其在一个不重要的体制内职位上长期呆着，不如放手一搏，即便失败，也能够在体制外找到就业机会。因此，这些在体制外容易获得就业机会的竞争者是一群敢于行动的人，是一群愿意大胆利用机会置传统体制常规于尴尬处境的人。在这种容易获得体制外就业机会的地区进行乡镇选举，旧规则就更加容易被抛弃，新规则就更加容易引入并生长起来。
另一个如果是杨集选举中一开始即有非体制的成员进入到竞争中来，情况也会大不相同，非体制成员参加乡镇选举，他们当选就获得了极大的净福利，失败了福利也没有损失。他们当然会利用所有新规则中于己有利的方面来谋取当选，他们甚至会利用旧规则中于己有利的方面。体制外的竞争者利用一切机会来寻求当选，必然造成体制内规则的失效。晏涛可以在选举前将参加选举的体制内成员召集在一起每天开会到晚上11时，他却不能控制体制外的竞选者。他因此也应不再可能控制体制内的竞争者。如杨集目前一样有序的乡镇选举也就不再可能。体制内外不同竞争者的竞争，很快便将传统乡镇体制常规冲击得七零八落，再想恢复常规的努力就会相当艰难，新规则因此也就生长起来，新的乡镇体制常规迟早也会到来。
杨集选举试点是在一个中部地区进行的，具有特定民众基础的选举。中部地区乡镇体制内的官员普遍缺乏在体制外获得就业的机会，没有人或极少有人敢于冒着被清除体制的风险。杨集选举中之所以缺乏激烈的把握选举机会的竞争，原因即在于此。杨集选举又是在湖北荆门这类所谓“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乡村进行的选举，体制外的具有竞争乡镇领导职位的高大威猛的精英人物太少，从而不能在新规则到来时把握住机会。杨集选举因此成为一些缺乏在体制外就业机会者的体制内成员之间的竞争，正是这种背景塑成了杨集选举的前述面貌。
主要参考文献：
孔飞力：《叫魂》，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版。
徐勇主编：《杨集实验：两推一选书记镇长》，西北大学出版社即出。
副书记安全履职报告范文3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指导意见的通知》、《教育部关于做好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工作的指导意见》、《邻水县教育局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奖励性绩效工资考核试行办法》（邻教政[**]66号）的精神，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按劳分配、优绩优酬，公正、公平、公开，科学合理、总量控制的原则，结合我校实际，经学校行政和绩效考核领导小组研究定出讨论稿，交全体教师充分讨论后，于**年12月10日由教代会审议，全票通过，特形成本实施方案。
一、考核对象及内容
（一）校长。
主要考核校长的德、能、勤、绩、廉等五个方面，重点考核工作实绩，具体考核细则由教育局制定并由上级主管部门组织考核。
1、德：主要考核校长的思想政治素质、人格素养、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情况（10%）。
2、能：主要考核校长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以及科学决策、依法治校、民主管理、沟通协调、教育教学和引领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的能力（10%）。
3、勤：主要考核校长的工作作风、履行职责及上课等方面的情况（30%）。
4、绩：主要考核校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改善办学条件、建设平安校园、引领学校师生发展以及自身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的实绩（40%）。
5、廉：主要考核校长校务公开、经费使用、人事管理等方面廉洁自律的情况（10%）。
（二）副校长（专职副书记、工会主席）、中层干部和兼课服务人员。
主要考核学校管理和个人学科教学两个方面，绩效考核总分按比例进行分配，副校长学校管理工作和个人学科教学之比为6：4，中层干部及兼课的服务人员为5：5。中层干部学校管理工作考核办法参照对校长的考核办法进行，兼课服务人员根据所从事的服务工作学校另制定考核细则；个人学科教学工作考核内容及计分办法与科任教师考核办法相同。
（三）科任教师。
主要考核履行《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法规的法定职责，履行学校规定的岗位职责和完成工作任务的实绩，主要包括德、能、勤、绩等方面，重点考核工作量和工作成绩。
二、奖励性绩效考核方法
（一）德：包括思想政治素养、师德师风等方面。重点考核教师履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遵守《四川省教师职业行为“八不准”》和学校规章制度的情况（10分）。
（1）加分：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授予荣誉称号或受到综合性表彰的予以加分。乡镇党委政府（县级部门）加0.5分，县级党委政府（市级部门）加1分，省级党委政府（国家部门）加2分，国家级加3分（本人提供原始材料）。同类表彰按最高等次加分，每人在考核期内加分累计不超过5分。以上奖项加分只在本学期考核时使用一次，下轮考核期限不再加分。
（2）扣分：体罚学生造成严重影响者扣1分，工作不服从安排者每次扣1分，因工作不当，引发家长告状至上级党政或主管部门，经核实应负主要责任的1次扣2分，学生出现重大违纪在场未予以制止，经学生证明属实的1次扣2分，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在场不参与处理的，经学生证实1次扣2分。违犯学校《职业行为十不准》一项次扣1分。考核期限受到通报批评、党内外警告、行政记过处分的，视其情节轻重和影响大小，扣除相关责任人一次绩效考核得分的2-5分。
（二）能：包括教育教学能力、教育科研能力、继续教育、教师专业发展（10分）。
教育教学能力主要考核教师组织管理学生、学生思想工作和结合所教学科内容在课堂教学中实施德育的能力，考核教师钻研课程标准和教材、设计和组织课堂教学、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等方面的能力。以当期学生评教为依据，满意率达80％及以上记5分，大于或等于60%--80%（不含80%）记4分，低于60%记3分。
教育科研能力主要考核教师开展或参与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课题研究、总结提炼教育教学经验等方面的能力以及取得的教研业绩；继续教育主要考核教师参加各类学习培训、学历学位提高和个人专业发展的情况。按时参加和完成常规教研任务记5分。
（1）加分（教育行政部门）：参加教育科研、教研、技装等电教部门组织实施的课堂教学竞赛荣获二等奖以上的，县级加1分，市级加1.5分，省级加2分，国家级加3分（本人提供原始材料），同类表彰按最高等次加分，每人在考核期内加分累计不超过5分；课题立项成功，县、市、省、国家级分别加1、2、3、5分，结题对应级别分别加2、4、6、10分（只限主研人员）。
（2）扣分：不按时上交计划、总结、试卷分析等规定上交的材料，每缺一项次扣1分，不按时参加本教研组常规教研活动，每缺1次扣0.5分；未完成学校规定所写的论文或经验文章者扣2分。凡继续教育考核不合格者扣5分。
加分、扣分只在本学期考核时使用一次，下轮考核期限不再加分、扣分。
（三）勤：包括教育教学工作量、教学常规、出勤、学校兼职等方面的工作。教育教学工作量主要考核教师任课及担任班主任工作的情况，教学常规主要考核“教学六认真”情况，出勤主要考核教师遵守学校工作制度的情况（35分）。
1、计分办法：周课时达到学校平均节次为基本工作量（不含课时系数），可得基本分35分。
周基本工作量=全校周课时总量/拨入绩效工资人数
（1）教育教学工作量：主要考核教师任课的情况（超出平均课时的以课时津贴体现，不记分值），根据学科系数计算周课时。
超工作量=实际上课节次x课时系数+其他工作量-基本工作量
各项专职管理员计1个基本工作量（即全校平均课时）。
跨级或跨学科的每周加1课时计算，55岁以上男教师和50岁以上女教师（虚岁）每周增加2课时计算，但增加课时不计系数。
（2）管理岗位工作量：
1副校级按学校教师基本工作量的1.5倍计算，减去应承担的工作量2节，加上本人教学课时计工作量；根据教育局规定，分管安全的副校长可以不上课，若没有上课，不减应承担工作量；中层干部按学校教师基本工作量的1.2倍计算，减去应承担的工作量4节，加上本人教学课时计工作量。
2年级组长2节/周，教研组长1节/周，备课组长1节/周。
3兼职理化实验员记1/2基本工作量，兼职生物实验员2节/周，电教、网络计算机管理员5节/周，教务员6节/周，办公室工作人员6节/周，校内、外安全巡逻0.5节/天，艺体器材保管员5节/周。后勤人员根据上级规定记1/2基本工作量；所有行政兼职1节/周。
2、扣分：
（1）出勤：按学校出勤制度和会议制度执行（学校提供印证材料）。
（2）临时性任务的安排和布置，推诿、拖拉、讲条件或完成不理想，根据情况一次扣2分（教务处或相关部门提供印证材料）。
（3）教案、作业或其他资料检查：缺少一节（次）扣1分（教务处或相关部门提供印证材料）。
（4）未经教务处同意的随意调课，一次扣1分（教务处、值周领导提供印证材料）。
（5）达不到基本工作量一课时扣0.5分。
（四）绩（综合目标考核）：包括教育效果、教学业绩等方面的内容。（45分）。
1、统考科目教学成绩（含毕业班毕业学期体育科）。为了培养教师团结协作，整体推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实行捆绑式考核，凡是学区组织统一考试，学科成绩居片区第一名者得45分，每下降一名扣2分。第一名与第二名比较多1分加1分。毕业班毕业会考学期实行双向比较，就高不就低。在县上比较居第10名得基本分45分，每上升一名加2分，下降一名扣2分。如果学区不进行统考，学校将举行考试，根据同层次人平分、并结合学生巩固率按6：4计算综合得分，按3：5：2的比例分班分科按45、43、41计分。
2、非检测科目（音乐、体育、美术、微机）以及考查科目的考核：由学生评教和巩固率按6：4计综合分，全校非检测科目教师以综合分按3：4：3比例确定人员后，依次计45、43、41分。若上级举行了大型的活动，根据所获名次按统考科目的名次计分。
3、任多个班的按各班得分取平均分为教师教学成绩综合得分，主要工作任务与其他工作任务以8：2计分。
4、非教学人员如图书管理员、实验员等，由学校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根据服务工作情况打分，80分以上为一等，70-79为二等，70以下为三等，分别计45、43、41分。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若未上课，按教育局对学校安全工作考核的等级计分，按一、二、三等奖分别计45、43、41分。若上了课，其教学成绩按安全得分和任教得分的平均分计入。
5、指导教师加分：音乐、体育、美术、科技制作、学科竞赛等上级要求学生参加的各项竞赛活动，学生获得县级以上的集体或个人等级奖的指导教师，集体项目一等奖加5分，二等奖加3分，三等奖加2分，市级以上等级奖均记5分。个人项目一等奖（第一名）加3分，二等奖（第二名）加2分，三等奖（第三名）加1分，市级以上等级奖均记3分。（同一类别只算最高的一次，一学期累计不超过5分）。凡是指导教师两人以上的均不计分（除音、体学科外）。
教师教学成绩得分=45+加分-扣分。
（五）班主任工作。
班主任既作为科任教师参与考核，同时又单独考核班主任工作履职情况。主要考核班主任对学生的教育引导、班级管理、培养学生组织能力、安全教育、家校联系等方面的情况（说明：学校根据班主任所任班班额大小、寄宿学生多少等因素确定考核打分方法。具体方法见政教处《坛同镇中班主任工作考核细则》，本部分考核由政教处具体实施。
三、考核程序
1、校长的绩效考核程序
（1）个人述职。校长撰写述职报告，并在全校教职工会上对本人年度工作进行述职。
（2）民主评测。县教育局绩效考核工作组在全校教职工会上对校长进行民主评测。
副书记安全履职报告范文4
（一）大造宣传声势，全力营造浓厚氛围。对森林防火宣传，我们既秉承了往年注重实效的优良传统，又着重从形式上不断创新，使防火宣传的教导面大大增加。一是巡回宣传。3月2日，我县开展了“森林防火游行车队巡回宣传”活动，组织车辆20多台，排成长龙，气势浩大，游行车队途经全县18个乡镇（林场）所在地，89个行政村，宣传时间历时整整一天，为森林防火宣传造足了声势。二是会议宣传。据防火办统计，我县召开各类森林防火会106次，其中乡镇召开森林防火会20次，村组召开群众大会86场，群众直接受教导达3万人次以上。三是电视宣传。在防火紧要期，县电视台各频道通过插播、滚动和飞字幕等形式播放《防火通告》、《紧急通知》和森林防火公益广告。为确保宣传实效，加大了播放频率。县新闻台天天晚上重复播放2次，白天3次；图文频道每1小时滚动播出一次。四是新闻宣传。在防火紧要期，嘉禾电视新闻台、《今日嘉禾》、嘉禾政务网等多家媒体加大森林防火新闻报道，仅2至3月一个月多时间内，嘉禾新闻台采播放森林防火新闻稿26条，《每周聚集》栏目制作2期森林防火专题节目，《今日嘉禾》刊发森林防火新闻报道19条，嘉禾政务网多次对森林防火会议和县级领导讲话材料进行全文刊发。
县内各大媒体不遗余力地宣传，有力地提高了我县森林防火的社会影响力。五是短信宣传。移动、联通部门一遇高火险天气，及时向全县20万用户群发森林火险等级预报和有关火源治理警示短信，全县群众直接受教导率达70%。清明节3月25日至4月5日间，不论天晴下雨，移动、联通都天天保持发送“失火烧山，一律坐牢”等警示短信，时刻提醒人们注重森林防火，为清明森林防火创造良好的环境。六是标语宣传。各乡镇、林场、县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所有公务用车都在车上统一张贴了“违规用火，一律拘留”的宣传标语；各乡镇所在地和集市区都悬挂了宣传横幅，村组醒目处都刷新和书写了宣传标语；县林业局在重点林区入口处竖立了森林防火宣传牌；县*林场标语宣传更是做到了铺天盖地，场内场外，路边墙上都有防火标语，全县防火标语宣传氛围极其浓厚。七是广播宣传。为宣传新《森林防火条例》和《郴州市野外火源治理规定》，县防火办重新录制森林防火宣传磁带100块和vcd碟30块发放到各乡镇、村组。八是《通告》宣传。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印制《通告》4000张，乡镇翻录和自行印发《通告》1万多份，每个自然村1份，重点防火自然村或人口1000人以上的大村则达到3份以上，确保《通告》深入人心。
（二）强化组织领导，层层落实防火责任。一是会议部署，落实责任。2月14日，“2.12”森林火灾完全扑救后第二天，县委就立刻组织召开乡镇党委书记、镇长以及县直部门负责人100多人参加的森林防火工作紧急会议，县委书记曹建平、县长陈荣伟、县委办主任邓泽佳、副县长*作了重要讲话。2月22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陈荣伟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会议听取了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和县林业局森林防火工作情况报告，会议认真剖析了我县森林防火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工作对策。3月11日，全县农村工作会召开，表彰2009年度森林防火工作先进单位，兑现2009年度森林防火责任状，17乡镇、林场与县人民政府签订了《森林防火责任状》。3月16日，县委、县政府为确保清明森林防火平安，又紧急召开了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会议，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邓泽佳、副县长*等县领导就清明明期间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和认真安排。二是文件安排，落实责任。“2.12”森林火灾后，2月13日，县委、县政府就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动员全民，全民动员，把森林防火工作作为一项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2月16日，县委办又接着下发了《关于对当前森林防火工作进行督查的通知》，紧急部署全县森林防火督查工作。2月底，县委督查室根据前段督查情况，下发了《全县森林防火工作情况督查通（一）》。3月10日，县森林防火指挥部下发了《关于确定*林场等4个单位为全县森林防火黄牌警告和警示单位的通知》，一系列文件的下发，确保了全县森林防火工作有序、高效运转。三是“四包四定”制，落实责任。即“县级领导包乡、乡镇领导包片、乡镇干部包村、村组干部包户包山头”，“定责任领导、定责任区域、定责任人、定奖惩制度”，确保了防火责任落实到山头，落实到人。四是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对重点林区防火工作，我县以县政府名义明确了责任单位。县*林场防火责任由县*林场、石羔乡和盘江乡三个单位共同负责；“两园一寺”（烈士公园、东塔公园、普照济寺）防火责任由县林业局、建造局共同负责；市县交界山头、县内主要交通干线由县林业局和所在乡镇共同负责；乡镇交界村、山头防火责任由相邻乡镇共同负责，其它重点地段按辖区自行负责。五是实施黄牌警告制，落实责任。从今年起，我县森林防火工作实行黄牌警告和“一票否决”制，一年内两次被黄牌警告的单位，农村工作“一票否决”。3月11日全县农村工作会上，通报了今年第一次被黄牌警告和警示的四个单位。六是加大问责力度，落实责任。*林场火灾发发生后，县纪委、县检察院立刻介入，对林场场长、分管防火及相关人员共11人进行了追究。其中7人被行政问责，4人被刑事拘留。七是严厉纪律，落实责任。在4月12日前，我县森林防火工作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各乡镇主要领导、分管森林防火领导原则上不得离开辖区，确需离开的，需经上一级有关领导同意，确保森林防火组织领导到位。
（三）严管野外火源，保持高压治理态势。一是禁火《通告》。2月24日，县人民政府以嘉政通〔2009〕3号文件印发了《嘉禾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森林防火期有关工作的通告》，确定2月24日至4月30日为森林防火期，全县所有林区及林缘500米范围内禁止一切野外用火。二是加大非凡群体管护责任。对痴呆傻和精神病人进行逐一登记造册，建立专门台账，与其法定监护人签订《森林防火监护责任书》，并分别明确一名村组干部或党员作为跟踪监护人，凡系该非凡群体引发的森林火灾，一律由监护人承担，跟踪监护人负连带责任。对在校未成年学生则由班主任负责监管。三是突出加强林场、风景区、墓群集中区等重点区域的火源治理。*林场通过与周边乡镇村组签订《联防协议书》、召开森林防火座谈会等形式抓好火源治理工作，共同防范和扑救森林火灾。县林业局在清明前对我县“两园一寺”（烈士公园、东塔公园、普照济寺）开展了“三清”工作，即清杂草，清枯死枝丫，清坟墓。此次“三清”工作，共出动劳力410个，开设15米宽隔离带7公里，清除枯死枝丫30吨，清扫坟墓86座,有效确保了我县城区重点风景区清明期间的安全。四是强化火源巡查责任。
各乡镇都成立了20-30名的森林防火巡逻队，防火巡查实行定人、定村、定山、定责任“四定”制，确保火源巡查不走过场。哪块山头或或哪片责任区因违规用火行为未及时得到发现或制止而发生森林火灾的，要追究相应责任人和责任领导的责任。五是加大造林炼山审批力度。为防止造林炼山和林缘可燃物烧除出现“跑火现象”，我们实行了造林炼山风险金制度，假如出现“跑火”，风险金则作为罚金进行处理。对于炼山超过150亩的山场，县林业局专业扑火队会到现场督火。六是加大违规用火查处力度。县林业局天天安排一组由4人组成的巡查队，由领导带队，深入山头地块和重点防火单位进行巡查，巡查中做到有烟就查，有火就灭。一个多月来，县林业局处置违规用火12起，罚款4600元，责令张贴《检讨书》2009份。对违规用火的每起处理情况都及时进行了电视曝光，确保达到处理一人，教导一片的作用。七是严厉打击火灾肇事者。我县各有关部门按照事故不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处理不到位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教训不汲取不放过的原则，从重从快打击火灾肇事者。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群众反应强烈的森林火灾，森林公安非凡加大了破案力度。*林场2·12森林火灾，犯罪嫌疑人畏罪潜逃，为把犯罪嫌疑人早日抓捕归案,森林公安采取了多项侦查手段,网上追逃令,印发《悬赏通告》，《悬赏通告》并在电视上连续播出两个月,终于在案发后63天把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盘江乡宅候村2.14森林火灾,为找到突破口,森林公安在宅候村四周的几个小组设立了3个“举报箱”，以方便群众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在盘江乡政府和宅候村的积极支持下，森林公安在10个工作日终将此案告获。
（四）严格工作督查，确保各项措施到位。在今年森林防火工作中，森林防火督查始终贯穿于所有工作中。按照市级要求，我县成立了森林防火督查组。督查组由县委、县政府督查室牵头，县纪委、县林业局和县电视台3个单位参加，督查时间从2月16日起,持续到4月底，督查的重点是“九查”,即：查组织机构是否健全，查防火巡逻队是否履职，查防火宣传是否深入人心，查野外用火监管是否得力，查森林火灾隐患是否杜绝，查应急分队能否正常发挥作用，查扑火工具是否备足，查防火值班是否正常，查责任制是否落实。督查工作以来，督查组共明查暗访26次，双休查岗3次，电话查岗4次，发现违规用火现象26处，要求乡镇写出书面说明6次，下发“县委交办函”9份，提出整改意见32条，问责乡镇4个。通过督查,有力地促进了乡镇林场森林防火各项措施的落实。与之同时，县林业局内部成立了四个防火督导小组，每组由1名局领导、1名公安人员和1名防火办工作人员组成。督导工作实行轮班制，天天都有一组人员深入乡镇督查和指导基层防火工作，主要是“四查”，查防火值班领导是否在岗，查防火宣传车是否在宣传，查火源巡逻队是否在履职，查“四包”责任制是否得到落实。对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督导小组都及时记录在案，并通报乡镇，其结果列入年终考核成绩。
（五）狠抓应急预备，提升科学处置水平。一抓值班备勤。今年县林局充实了值班力量，增加了一名值班人员。并规定，对发生较大或危险性大的森林火灾，必须两名值班人员同时值班。对于出现缺岗或漏接电话的现象，一经查实，从严查处。对于乡镇值班，县防火办天天都会不定时电话查岗，确保全县防火政令、信息畅通。二抓队伍建造。为使扑救森林火灾专业化，落实省市要求的“三禁止”，我县加强了专业和半专业队伍建造，全县成立了17支半专业扑火队和两支专业扑火队。每个乡镇依据辖区森林面积情况，都成立了一支10-20人不等的森林扑火半专业队，森林扑火半专业队人员和车辆都保持相对稳定。这项内容是乡镇森林防火工作考核的一项硬指标，对未按要求建立半专业扑火队的，森林防火工作年底考核为不合格。县林业局、县*林场在原来专业扑火队的基础上，都增加了专业扑火人员。天晴间，队员食宿相对集中，确保一有火情，能快速反应，速战速决，实现打早、打小、打了。三抓物资储备。针对扑救*林场大火，扑火工具消耗大的实际情况，我县及时添置了扑火工具。当前县级储存二号扑火工具有300把，砍刀100把，风力灭火机16台。同时各乡镇林场按照市县要求，都配备了可供50人扑火的工具，重点林区乡镇购买了风力灭火机。
二春季森林防火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下段工作打算
副书记安全履职报告范文5
一、夯实基础，努力提高安监队伍整体素质
莆田市安监局十分重视安监队伍的素质建设，采取集中学习、强化培训、岗位练兵、组织竞赛等各种办法，狠抓队伍业务建设，有效地提高了安全生产监管队伍综合素质和监管水平。
一是组织集中学习。该局建立了有效的学习制度，并持之以恒加以贯彻执行。在学习时间上，坚持每周一下午集中学习雷打不动，其余时间为自学时间，每一个阶段围绕一个主题，如执法、监管等进行学习；在学习形式上，采取集中辅导、小组讨论、专题讲座、交流体会等方式，提高了学习效果。如每年都邀请一些专家或相关部门领导来讲座，就相关问题进行研讨。今年6月还安排三位科长分别到东莞、温州、昆山考察，进一步了解外地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在学习内容上，涉及政治、经济、廉政、法律和安全业务等，尽可能拓宽知识面，并认真做好学习笔记，撰写学习体会文章等。通过建立学习机制，讲求方式方法，做到了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致用，有力地促进了安监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是强化业务培训。该局采取举办安全专题培训班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研究班等形式，邀请安全、法律专家“传经”、“解惑”，以案讲法，以例施教。目前市、县(区)两级安监系统的安监工作人员全部参加了省、市举办的安全生产业务技能和执法监察培训，各县(区)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县(区)长和50多名乡镇长参加了省级培训，市、县(区)分批组织各乡镇分管安全工作的副乡镇长、安办主任、安监站长、安全监管人员150多人进行安全法规和执法监察业务培训。各乡镇(街道)也十分重视对村(社区)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有效地提高了村级安全管理员的业务水平。如仙游县鲤南镇政府不定期组织村级安全管理员进行以会代训，使这些村级管理员掌握了安全常识，增强了安全意识。一位村级管理员受训回去后，对一处平时不以为然的临时搭盖的小作坊(里面有6位工人在作业)产生警觉，就向当地政府和县有关部门报告，经县有关部门认定为危房，及时予以拆除，消除了一处可能导致伤亡事故的安全隐患。
三是组织岗位练兵。该局采取专业辅导、模拟演练、以老带新等办法，组织全系统干部职工和乡镇安办主任开展了学习法律法规、练习业务技能、查处安全事故、制作电子件等岗位业务大练兵活动，促进了安监人员业务素质的全面提高。如该局对新进的人员，都要求到基层安监部门和企业各挂职一个月时间，了解基层安监工作情况，以便尽快进入工作角色。同时，还安排一些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的干部与业务不太熟悉的人员实行挂钩，进行传、帮、带，促进了共同提高。
四是开展竞赛活动。2003年以来，该局组织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内强素质、外塑形象”活动，先后组织了由全体安监人员参加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计算机操作、安全生产专业知识等考核竞赛活动，对优胜者进行通报表彰，对位列倒数一、二名的同志，由领导进行谈话，要求限期赶上。通过各类培训、考核、竞赛等活动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各级安监队伍思想、业务建设，达到了政治素质、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和综合协调能力及执法监察水平同步提高的目的。
二、选好切入点，积极创新工作方法
安全生产工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各行各业，安全生产工作不是安监部门一家的事，也不能仅仅依靠安监部门一家来抓。为此，莆田市安监局要求全体干部职工不等不靠，主动出击，借势借力，积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学会总结、探索安全生产工作的规律，指导面上工作，有效提高了工作水平和能力。
一是准确定位，有效落实各个监管部门的职责。积极利用“综合监管”这张牌，充分发挥指导监督、检查通报、事故调查、考核考评等手段，以“一票否决”和绩效评估为抓手，有效强化对相关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情况的监督。市政府专门下发了《关于下发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分工的通知》，一个个专项，一个个部门地落实工作方案和责任，落实各个监管部门的职责，有效防止了安全监管互相扯皮和出现空档的现象。
二是树立权威，有效推进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首先，市委、市政府把安全生产纳入“平安莆田建设”、绩效评估和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着力强化安全生产行政正职领导年度履职报告制度，实行量化考核和“一票否决”。每年都由市长代表市政府与县(区)政府、市直有关部门主要领导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层层明确并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其次，完善各级各部门的安全生产责任目标考核体系及考核办法，并实行月公布、季通报、半年考核、年度总结的监督检查制度，坚持对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实行全程跟踪监督。第三，对发生的各类安全生产事故，该局牵头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认真组织调查，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2003年以来，共调查处理重大安全事故6起，追究党纪、政纪责任28人，给予通报批评10人；调查处理一般安全事故6起，追究党纪、政纪责任55人，给予通报批评、效能告诫16人，追究刑事责任7人，起到了较好的警示教育作用。同时，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屡次要求限期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实行“模拟责任追究”办法，对单位相关责任人和有关监管部门责任人进行调查，明确告知应承担的责任，促使相关责任人自觉整改。该局2003年对一家轮渡公司严重超载行为实行了这一办法，使该公司一些长期整改不到位的隐患得到了有效整改。
三是突出重点，有效增强工作针对性。由于安监队伍人员有限，不能面面俱到、处处发力。该局始终把注意力和精力主要放在解决本地区、本行业安全生产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上，掌握安全生产工作的主动权。(1)完善监管计划，突出重点监管。突出近年来重特大事故多发的重点矿区、重点乡镇和重点企业，突出事故多发的重点行业和领域，科学制订监管计划，加强重点监管，以计划保重点，以重点压事故。(2)盯住重点灾害和薄弱环节，强化专
项监管。突出对交通事故、高处坠落事故等的防范，突出从业人员资质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管理，组织开展显见性违章和安全防护的专项整治，以专项监管促重点灾害防范，以专项监管促薄弱环节整改。(3)加强对重点时段的安全防范，抓好定期监管。认真研究高温、冬季和汛期等特殊气候对安全生产的影响，以及节假日和重大政治活动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特点，对重点监管对象定期检查，确保特殊时期的安全稳定。
四是标本兼治，有效推进联合执法机制建立。为了有效改变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存在的难以沟通、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的现象，2003年8至10月，莆田市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为组长、市委、市政府五位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市直有关部门和县(区)政府正职为成员的百日会战专项整治领导小组，下设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危化品等十个专项整治指挥部(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和专项整治综合督查组、宣传组，开展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百日会战”活动。在这期间，莆田市安监局承担起协调责任，与十个牵头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和沟通，及时帮助协调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促进了专项整治活动顺利开展，有效地解决了一批长期困扰莆田市安全生产的热点、难点问题，消除了一大批重大安全隐患，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03年8月至10月，全市发生的各类事故起数、死伤人员和直接经济损失，与当年度前三个月相比，分别下降13．33％、28．57％、14．09％和28．31％。为使安全联合执法深入、持久开展下去，认真总结联合执法好的做法和经验，积极推进联合执法机制建立。目前，十个专项整治指挥部都建立了部门联席会议制度、通气汇报制度等，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如非煤矿山专项整治方面，市国土、安监、工商、环保、林业、水利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建立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意见》，对要出让的采矿权，由国土局牵头组织这几个部门事先进行现场核查同意后才能挂牌出让，有效地避免了今后矿山监管可能出现的被动局面。莆田市安监局的这一做法，在2006年6月3日《中国安全生产报》上进行了专题报道。
五是强化服务，有效提高监管效能。企业是市场主体，也是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主体。该局始终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的执法理念，寓监管于服务之中，促进企业安全意识的不断提高。从2003年开始，该市每年都要开展“四个一”活动，即送一本《安全生产法》，举行一场《安全生产法》讲座，免费进行一次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帮建一系列安全制度，进一步促进各类企业依法做好安全生产保障工作。同时，坚持用发展的办法来逐步改善非公有制小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积极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技术指导、宣传教育、信息等方面的服务，解决实际问题，促进企业健康、安全发展。从2005年的先进性教育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出，该局的执法工作得到企业的充分理解和认可。
三、找准关键，进一步加强队伍作风建设
安监队伍作风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安监队伍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关系到安监队伍的生死存亡。为此，莆田市安监局在起步之时就把行风建设作为全局工作的关键，立足实际，注重实效，从高起点、高站位上推进作风建设，有效地提高了安监队伍的整体形象。
一是大兴团结务实之风。针对机构新、人员新、职能新的实际，局领导班子十分重视抓好队伍行风建设，充分利用党的先进性教育、政风行风评议和绩效评估等活动等载体，自觉推进行风建设。同时，局领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凡要求属下做的，自己首先做到；凡要求属下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该局经常利用联欢会、座谈会等形式，加强干部职工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对干部职工生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困难，局领导和同事都能尽力帮助协调解决。并通过公开表彰、诫勉谈话等形式，表扬先进，鞭策后进，从而在全局形成了一股积极向上、和谐团结的良好风气，有效地激发了干部职工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热情。如有一位干部，家属因脑出血致语言障碍、右侧肢体瘫痪。三年来，他一边细心照料家属，一边坚守岗位，从不因此而缺勤。他的事迹在相关媒体报道后，极大地激励了安监系统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该局出台了开展调查研究的规定，局领导每周不少于两天，机关干部职工每周不少于三天，结合各自工作职责范围，深入安全监管一线，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和掌握安全监管中出现的新情况i新问题，增强各项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如2003年莆田市仙游县东湖石英加工行业发生职业危害事件后，认真吸取教训，组织人员深入调研，提出进行整合资源、实行规模化生产的思路，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业主的采纳。业主共投入1000多万元资金，对加工厂进行全面技改。2005年，全国职业病防治工作现场会在莆田召开，国家卫生部、国家安监总局、全国总工会、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九部委局充分肯定了东湖石英加工技改的做法并向全国进行推广。
三是大兴雷厉风行之风。从日常管理人手，重视培养安监人员分秒必争的作风，先后就提高办事效率、排查事故隐患和伤亡事故报告及处理等，制定了严格而周密的规定，并配备了必要的交通工具、通讯和办公设备，基本达到了“拉得出、走得动、联得上”的目标。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到达第一现场，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如2005年发生的“l・6”特大交通事故和三起南日岛海域翻船事故，该局领导和相关人员都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组织抢救，并全力以赴做好善后工作，使这几起事故都得到了妥善处理，其中南日岛海域三次翻船落海人员全部得到及时抢救，没有发生一人伤亡，得到了省政府的充分肯定。
四是大兴吃苦耐劳之风。采取各种措施，激励安监人员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国家安监总局明确要求2006年6月30日前，必须完成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颁证任务。该局和县区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不计个人得失，绝大多数人员牺牲了节假日，顶风雨、斗酷暑，加班加点。有时一天要连续跑5至6个矿点，步行近百里，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左右，甚至连午饭都顾不上吃，最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使非煤矿山颁证率名列全省前列。还有该市2个区的安监局局长，十几年如一日，坚守在安全监管工作岗位，经常不辞辛苦深入一线，开展监督检查，帮助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默默奉献，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肯定和群众的好评，其中一位获得省劳模称号，一位获得全国安全生产先进工作者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