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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范文1
一、贫困与窘况――世俗化背景下 学院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市场经济的兴起发展和物欲主义的甚嚣尘上，普通大众对意识形态领域知识者的关注度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的盛行。社会学家曼海姆曾证明，“知识并不完全按照‘内在法则’发展，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受社会等‘存在性因素’的制约。”[1] 而知识分子在今日也同样受到了制约。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深受“物”的强大冲击，潮流兴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现代知识群体推向社会的边缘，生存问题也随之而来。
方方关于学院知识分子系列的小说，再现了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大潮下生活的贫困和窘况。中篇小说《行云流水》中，毕业于50年代的知识者高人云，对大学教师工作恪尽职守、一丝不苟，以致超负荷工作而生病。在住院期间想的依然是学生的课堂和作业，以及自己和严航未合作完的论文。然而就是认真做事、诚信待人、追求心安的高人云，却在急速发展的生活中处处碰壁。高人云去理发因未带足钱而受理发店小姑娘的奚落和嘲笑，自己最为看重的知识分子人格在小姑娘眼中变得一文不值。与此同时，菲薄的收入常令高人云捉襟见肘，他只能在饭店尴尬地看着自己的学生大鱼大肉，而自己只吃一碗便宜的面。高人云住在陈旧的房子里用着陈旧的电器，即使拼命工作也无法让家庭生活得以改善，妻子和儿女的抱怨更是让他感到尴尬和窝囊。他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坚守知识分子的清高品格，却被同事和家人认为是死板迂腐。高人云作为一个高等学校的教育者，满腹笔墨，却无法摆脱生活的困窘状态，也无法得到社会和亲人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只能自我揶揄和解嘲，无可奈何地面对金钱化、物质化的社会而惶惶不可终日。高人云想要一种宁静的“行云流水”般的生活却被现实打败，知识和人格在当今社会逐渐贬值，他越来越难以看清这个世界，失落而又不解地叩问自身和社会，“他是不是和这个时代生活的哪个齿轮错了位？”[2] 生活上带给他的酸楚和尴尬境地，让高人云这样的知识分子们陷入了无可奈何的窘况之中。
无独有偶，方方的新作《惟妙惟肖的爱情》同样揭示了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窘状态。作者将视角转向了新世纪，在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的市场化年月里，表面跨着世纪的两个时代，却有着近乎雷同的本质，用方方自己的话说，“不适宜知识分子存活的时代，都是不尊重知识的时代，甚至都是伤害尊严、伤害人心、伤害文化的时代，都不是一个好时代。”[3] 同样，在《惟妙惟肖的爱情》中，新世纪知识者也有着和高人云类似的生活窘况。
历史学教授禾呈重知识、做学问，对待人生按部就班、小心谨慎，认为知识高于一切，却被认为迂腐地不合时宜不随潮流;而学历较低的表姐雪青在商场上八面玲珑、不择手段、处处钻社会主义空子，却成了声名显赫的企业家，在社会上过得如鱼得水。同样，第二代人的命运也形成了南辕北辙般的对比，禾呈的双胞胎大儿子惟妙学富五车，继承父业当教授，却因钱财菲薄而在家人面前低人一等，被看作是“无用书生”;而只有高中学历的小儿子却成为了公认的社会精英人士，呼风唤雨，如鱼得水。小说将两代人分成以雪青、惟肖为代表的“读书臭屁派”和以禾呈、惟妙为代表的“读书永乐派”，对比书写了两派人不同的生活条件差异和价值观念碰撞。“读书永乐派”的知识分子热爱学识，手持着高学历，从事着大学教育工作，一心认为“任何一个朝代，商人都比读书人有钱，但他们永远也抵不过读书人在这世上被尊重的程度。”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教授惟妙在生活上处处碰钉子时时被讥讽，想出书却因生活困窘没钱买书号而遭出版社拒绝，还被认为是惟肖的“穷亲戚”而受嘲弄，连妻子也因信奉“爱情就是爱钱”的信条而红杏出墙。我们纵观这两派人，不管是在金钱还是名利，社会地位还是爱情家庭上，“读书永乐派”都不能与“读书臭屁派”相互融合，更无法平起平坐。这种现象正如许纪霖所说，“1992年搞经济以后，核心是商业精英，而不是知识分子，市场经济来了以后，知识分子第二度被‘边缘化’。”这也无疑造成了当代社会金钱至上、知识贬值的社会风气。小说结尾处更是耐人深思又显荒凉，“用五万元买来论文而拥有北大博士学位的成功企业家惟肖在大学的讲座人潮涌动，而正儿八经的教授惟妙座下只有可怜的三个学生。”[4] 在这个裂变的时代，“读书无用、斯文扫地”成了普遍现象，方方也由此表达了对当下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惋惜，长叹道：“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度残春。”
当下，商业大亨、科技学家和体育明星往往站立在经济舞台的中央，知识分子的个人想象和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地位无法契合。身份边缘、经济重压、生活困窘，这些都让知识分子感到十分尴尬，已然成为这个时代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二、压抑与矛盾――市场经济下学院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
方方对当今学院知识群体的思考，除了生存状况外，更多的是关注他们的精神特点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变化。在时代的制约和现实生活的困境面前，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产生压抑、惶惑的负面情绪和人格分裂式的矛盾。在《行云流水》中，高人云一方面承受着经济的压力，以及家人和同事甚至是陌生人的奚落和埋怨，他却不知如何为自身辩驳，也不知从何种层面证明自身的社会存在感，忍耐和承受成了他日常生活无可摆脱的部分。这种“不敢说、不愿说、不知说何”的“失语”，让高人云这样的知识分子被压抑苦闷的情绪包围。另一方面，高人云虽然表现出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但却在磨难面前处处逃避和退缩，他力求生活在风平浪静的港湾之中，但无法以一个抗争的姿态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于是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清高的知识分子人格也在矛盾中一步步妥协。在人人都讲究实际的状况面前，高人云最终向生活低头，给了帮自己修理电器的“差生”罗林及格分数，也放下了自尊心，用姐姐单位的医疗公费给自己买胃药。同样，在《惟妙惟肖的爱情》中，禾呈和惟妙也与高人云也如出一辙，一直瞧不起“读书臭屁派”的禾呈在物质和实际面前产生了价值观的动摇，慢慢地支持起了惟肖。而“面对惟肖的慷慨大方以及挥金如土时，还能保持着清高和自信”的惟妙，也慢慢放低姿态，任凭家人的否定和嘲笑，默默承受而不予反抗。在巨变的环境中，对于他们这类知识分子来说，一方面想要留住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人格操守，强调个体存在意识，努力在社会中寻求自我肯定和自我价值，但另一方面却又因产生激愤、惶惑的负面情绪，无法抗衡现实的束缚和重压，随即产生压抑和矛盾的非理性意识。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和现实世界产生了无法融合的状况。
面临着相同精神危机问题的，不只是工作后的学院教育者这一代，还有大学知识青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则是典型代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学生涂自强靠自身努力考上了武汉的大学，走出了大山。开学时为节省开支，选择边步行、边打工去武汉，到了学校他用一堆汗湿的零钞交学费，为了减轻家中的贫困负担，涂自强在学习之余靠做家教和在食堂帮厨来维持生计。与此同时，这个贫苦青年一心想出人头地，他心中幻想着“考研――读博――留校――当教授”的四部曲般的美梦，他勤奋、刻苦、节俭、善良，为抓住那一丝丝希望之光而与命运争斗。然而父亲的自杀让他错过了考研这唯一的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这没有迈出的一步也注定了他人生的下滑。毕业后涂自强选择留在武汉作“就业半漂族”，没有人脉关系和家庭背景的他在城市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生活难、就业难、恋爱难，他一次次陷入无法掌控的悲惨处境，最终由于涂自强在高中时期落下的病根，导致了他“肺癌晚期”的悲剧，一切归于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
一些评论家认为涂自强是“现代版的骆驼祥子”，的确，在涂自强的身上，除了和祥子相似的困苦潦倒和悲惨命运外，还有他们共有的一种“农民式”的守旧思想和懦弱胆怯，这也是涂自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却终不得果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涂自强身上有着天生的勤劳朴实精神，他乐观不屈，从未觉得命运有任何不公，一心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点亮黯淡的人生。然而涂自强的悲伤之一便是他的精神矛盾。在涂自强的所有工作中，多以体力劳动为主，宁可为满足物质食粮而放弃精神食粮。同时，对于新事物不愿学习与尝试是他根本性的缺陷，同学邀请他一起去电脑城装配电脑，涂自强却果断拒绝了这个既能挣到钱又可以学习到技能的机会，“我哪里懂这个，我一窍不通哩”[5] ，在涂自强毕业后穷困潦倒连洗澡的钱都不舍得花的情况下，曾经的同窗好友请他到酒店洗澡，涂自强却因为不会使用水龙头而遭人嘲笑。在这个现代化的世界，涂自强总是显得那么固步自封，不合时宜，他一方面想与社会和谐统一，在社会上拥有自己广阔的立足之地，一方面却又走不出自我压抑、自我封闭的圈子，解不开自设的枷锁。坚守着自身美好的品质，却又不断自我矛盾、自我妥协，于是只能陷入“逃不出又走不进”的精神危机之中，任凭命运之锤击碎他的热情和美梦。
方方在作品中为学院知识分子谱写了一首又一首精神挽歌。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知识分子虽留有清高的操守和善良的品行，但在生存问题面前却无法做到将金钱财富弃之如敝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他们，在负面情绪下显得越来越无所适从，由此陷入压抑和矛盾的精神危机之中。
三、定数中的无处遁逃――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宿命悲剧与荒诞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位极好的主人公失败，这对我们来说实在不可思议，因为它违背或然率。”从常理来看，“好人成功”是最合乎自然规律的事情，然而这件事情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期视野范围，发生想象不到和不可思议的扭转。当人在努力和奋斗过后依然不得回报与结果时，这就产成了人生无意义、命运天注定的宿命悲剧和荒诞性。这在很多中外作家作品中有所体现，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中纯洁善良的苔丝被处以绞刑;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从勤恳憨厚变成行尸走肉;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拼命工作、眷恋家人，却终变为“甲壳虫”。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方方的学院小说中，也带有浓厚的宿命论和荒诞性色彩，在物质和精神都无法得到满足的境况下，知识分子力图超越命运的局限性，要求生活的合理待遇。然而抗争过后却还是陷入无法打破也无法与自身和谐的宿命怪圈。
《无处遁逃》和《定数》同样作为上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与《行云流水》中的高人云的逃避退缩不同，这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在面对生活困境时作出了对现实的挣扎和对命运的反抗。《无处遁逃》中的青年大学教师严航，不满在高校按部就班的生活和无法提升的职位，想通过考托福去美国攻读博士，以此达到功成名就的目的来摆脱现在不尴不尬的生活。然而在他付出代价、全力以赴终于通过托福考试的时候，却因在美国没有可靠的资金担保人而无法领到签证，他的“美国梦”由此而破裂。严航怎么都没想到原来自身的千辛万苦也换不回想要的结果，原来苦苦的抗争也会归于失败，“原来命属一根根小绳子就只能总是属他，原来美国也只是绳子之一。”[6] 命运注定严航无法抓住这根能让他改变现状、重获新生的绳子，这种抗争后的徒劳，常常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这同时也是时代大背景下的必然悲剧。
《定数》中的肖济东也是一位年轻的高校教师，为了改变生活贫困化的状态，得到更多收入以此提高自身的家庭地位，他毅然选择辞去大学教师的工作，下海当一名收入更高的出租车司机。然而就在肖济东拥有更多的经济财富时，来自精神世界的空虚和荒芜却接踵而至蔓延开来，他无时无刻不感到司机这个职业带给他的痛苦和无聊，在这样的精神重压下，肖济东“开始怀念那些数字的公式，怀念坐在桌前苦苦思索和反复推论的日子”[7]，也开始惦念着学生课堂和论文会议，于是他再一次面临职业的选择，辞去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回到他日思夜想的大学校园。然而，肖济东的抗争也走向失败，一路挣扎、一路抗衡，在此过后却又归于原点。这种无可奈何又不肯低头的矛盾性，归根结底，是经济时代制约下人文知识分子的处境悲剧。陶东风认为，“这种世俗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必然对知识阶层的择业观产生重大的影响。”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让他们无法时时刻刻生活在理性主义和乌托邦中，更无法麻痹自身。在面对现实世界时，他们必须做出对命运的探索和抵抗，然而这种宿命的悲剧和荒诞使个人的力量变得渺小，甚至化为了虚无。
作为更年轻的一代，涂自强同样逃不出宿命主义的怪圈。贫苦大学生涂自强身边总有无数的好心人对其施以援手，打工老板、大学室友、食堂师傅等人，都给了他很多帮助。他认为身边每一个人以及自身生活的周遭世界都那么的“好”，然而就是这种“好”让他结局的“坏”具有了更强的悲剧性。涂自强从大山里走出，带有农民身上固有的朴实和善良，他勤奋向上，为了生存和梦想拼命攀爬，连专业老师都被他感动，承诺他只要上线就一定招他为研究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为人称赞的涂自强，却无法找到与这个社会契合的位置。作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分化严重的今天，宿命让他无法翻身，不管怎么奋斗都是徒劳，都无法改变自身的境况，他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只能在社会的边角处苦闷、失败，甚至是沉沦。涂自强的悲伤，不仅仅是个人的悲伤，更是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悲伤。在当下的环境中，底层小人物，哪怕是知识者，靠个人才华和人文精神想要改变命运，已经是难上加难。方方拷问这个时代：“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才会让涂自强这样的年轻人处处不顺，事事艰难呢？”[8] 方方通过在涂自强身上给予的悲悯和同情，引发出人们对整个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现状的思考，但方方的作品还是流露出积极乐观的思想特征，悲怆过后，依然让社会期待希望。
方方对于知识分子悲剧的书写充斥着无尽的心酸和悲怆，她深刻剖析了知识分子理想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巨大差距。在呕心沥血奋力向上之后，知识分子无法营造出理想化的新生活，反而陷入无可遁逃的宿命悲剧之中，这种悲剧虽然显现出生命无意义的荒诞，但方方依然认为，人可以凭借理想、道德去改变自己的现状。
方方笔下90年代以来的学院知识分子，生活在新旧道德体系交织的现代化消费时代，自身理想和社会现实碰撞，不可避免地造成身份边缘化、生活贫困化、精神危机化和宿命悲剧化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终究会在文明社会中得以解决，知识分子和知识时代永远不会终结，他们依然是道德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方方的学院派小说，为当代人对知识分子的关注和对时代的反思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叙事小说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BZW114。）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 1 ] 陶东风：《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2 ] 方方：《行云流水，方方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 3 ] 方方：《这篇小说只是我的一声叹息》，《长江商报》， 2014年04月04日。
[ 4 ] 方方：《惟妙惟肖的爱情》，广东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
[5] 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6] 方方：《无处遁逃》（方方中篇小说新作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