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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综合实践论文范文1
现在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专业的市场营销任课老师大多数也是从学生时代读书进入教学岗位的，并没有什么实践的经验，对具体的营销方式并不了解，只是照本宣科的把课本上的知识传递给学生，没能及时的进行营销理念的更新。还有就是因为教师需要管理学生和完成教学任务，很难有充足的时间去实践，导致他们与社会的实际情况脱节。而那些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专家又由于自己的工作原因不能担任学校的客座讲师，由此造成老师与学生更加脱离企业的实际营销状况。综上所述，不难知道现在的教育模式很难培养出与社会企业发展相适应的创造性营销人才。所以教育改革刻不容缓。市场营销专业必须要知道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学好这门课程。
二、加强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职业动手能力
就目前的市场营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与适应企业人才需求的实践性教学方针：
（一）加强教材的实用性与及时性学校教材要与当今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特别是要让学生觉得内容真实贴近生活。增强教材的实用性，能够让学生所学符合实际操作情况。
（二）改变传统的教学目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教堂上参与互动。将传授理论知识内容的观念转变为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的教学目标。教师与学生之间树立一种和谐的关系，教师根据学生的特点，实际能力和自身的需求做一个大致的引导，在教学中实现“教、学、做”一体，体现教学课程的实践性与应用性。
（三）增加实践教育可以减掉一些不必要的课程，来设置一些具有营销特色的课程，特别是这样可以增加实践的时间。可以让学生在在校期间去一些实习单位进行实际性工作，并对学生进行实践环节的监控，可以作为考核学生成绩的一项指标，这样能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
（四）实现“双证”教学根据国家劳动部制定的职业标准，企业需要的人才标准进行职业技能的培养。把获得职业职格证书作为一个学生毕业的必要条件，把证书的课程与市场营销的课程融合，要求学生进行专业性、实际性的技能培训，以便能获得相关的资格证书。
（五）在本校建立模拟教学培训基地在校内建立实训公司，让学生的职业技能在校内就可以得到提高。学校的师生本来就是一个消费群体，这样建立在学校可以为师生提供便利外，还可以减低学生外出实习的不适，同时也便于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把理论与实践直接的结合。
三、扩大实训教育基地
要增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就要扩大实训基地，让学生有培训地，这样就要求学校与社会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实行一种校企联合办学的模式，企业派出专业人员对学生进行指导，而学校向企业输送符合其发展需求的一批人才，这样学生不仅能走出去实际的感受营销情况，企业也可以解决用人难的问题，这是互利双赢的场面。而且，企业自身的条件为学生提供了技能培训，而企业也可以要求学校给自己的员工进行理论培训，这样又给企业节约了时间、成本和场地。
四、建立“双师型”队伍
教师是学生的引导者，因此，教师要拥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能力，学校可以给老师除了安排一些教授学生理论知识的任务外，还可以让老师去相关的单位进行岗位培训和顶岗实习。让同学们在实践的同时，也提高老师自己的实际能力。通过在企业营销中所遇到的问题，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熟练了解营销实际操作的一系列问题，才能更透彻、更详细地讲解给学生，这样教师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有实际经验，这样肯定会促进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
五、结束语
小学综合实践论文范文2
〔中图分类号〕 G6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3）07—0018—01
教师专业成长是指教师参加工作以后的教育思想、知识结构和教育能力的不断发展。由于教育的动态性和拓展性，教育技能和素质只有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才能得以不断认识和提高。教师的专业成长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教师所处环境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自己的作为。优质教育需要优秀的师资队伍去实现。我们学校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建设，通过自主学习、校本教研、外出培训学习等多种途径，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
一、促进教师的自我理解和专业自觉
教师专业成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自我对专业发展的理解、专业自觉、专业追求。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中，根据工作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规划自己的教育人生，制定出自我实现的目标，持之以恒，在不断的努力和奋斗中，通过专业学习、反思性教学、写日志、 讲故事 、写自传等形式，提升专业能力，实现自我价值。教师的专业成长需要学校的总体规划部署，督导检查。在日常教学中，安排教师自主学习、开展教学反思、教育叙事交流，写教学随笔、教育故事等，年终对照《教师专业发展考评办法》和目标责任书，进行考核评价，对教师自我专业成长起到促进作用。
二、构建校本教研文化
1. 构建校本教研模式。在构建校本教研文化方面，我们做了三方面的探索。一是搭建组织机构。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分学科参与校本教研活动，与教师一起研讨交流，分享经验，解决问题；领导班子每周听一节常态课，了解每位教师的教学状况，跟踪指导青年教师。二是创新校本教研模式。采用校内校外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以“实践反思”、“同伴互助”、“骨干引领”为主要活动形式，以新课程为导向，灵活运用案例分析、问题解决、调查研究、实践探索、信息交流等多种活动方式，努力提高教育教学研究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三是优化校本教研活动。首先，选派骨干教师参加国家省市区各类培训。其次，充分发掘校内资源，开展多样化校本培训。最后是构建教研团队。学校在教师学习发展共同体的基础上，组建了语文、数学、综合等学科团队，由骨干教师或学科带头人负责，以传帮带形式，定期开展专题研讨、观摩教学、主题阅读。在参与教研活动，各级、各类比赛中，团队成员出谋划策，发挥团队的力量，合作共赢，形成良性竞争，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
2. 完善校本教研制度。第一，制定校本教研规划、学期计划，每年根据实际修改完善教研规划，教研计划做到切实可行，具体、操作性强；第二，校本教研中的职责分工，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根据各自的职责、学科不同，进行合理安排，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确保校本教研质量；第三，校本教研中的团体教研制度。团体教研制度是以学科教研组为单位，制定出学科团队具体的教研活动内容、活动时间、人员安排，使团队教研活动达到培养青年教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目的。
3. 建立校本教研激励机制。第一，目标激励模式。学校对每位教师量身定做了自己的校本教研和专业成长目标，引导教师认真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努力实现专业成长目标中体验教师职业的快乐和幸福，实现个人的人身价值。第二，氛围激励和榜样激励。学校从上到下注重教师专业发展，积极创造条件搭建平台，鼓励教师参加各种形式的校本教研活动，形成重视教研、人人参与教研、通过教研提升教学能力的良好氛围。第三，奖惩激励机制。每年年终，对在校本教研中取得成绩的团队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激励教师重视教研、重视课题研究，在研究中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形成自主研究、自我提升的意识，努力从重复作业的教书匠向学习型、研究型、智慧型教师转变。
三、外来知识的吸收与分享
小学综合实践论文范文3
关键词：体育教育专业；全程实践教学；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353 文献标识码： A
教育部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指导委员会制定的体育教育（师范）专业本科（四年制） 培养方案中明确指出了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专业基础宽厚，具有现代教育观念、良好的科学素养和职业道德以及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能从事学校体育与健康的教学、训练、竞赛工作，并能从事学校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学校体育管理工作及社会体育指导等工作的多能一专的体育教育专业复合型人才。
1 构建体育教育专业“全程实践教学”培养模式现实意义
1.1 素质教育依然是21世纪教育的主旋律
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面对21世纪挑战，全面实现教育自身现代化真正内涵的有效途 径，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开发受教育者的特长和潜能，使之能够更好掌握知识和获得技能，懂得如何思维，如何做事和如何做人，创造性地进行工作，成为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由于体育专业学生入学时的文化成绩普遍较低，文化基础差；入学后又因专业技能训练耗费大量时间和体力，影响文化课的学习；教学实践中往往强调专业知识的教育，忽视人文素质等综合素质的提高；加上实践教学环节时间短，所学知识得不到“内化”，结果是相当数量的学生虽然具有较强的体育专项技能，但对包括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却知之甚少。更有甚者，在就业择业时不同程度的表现出语言表达不畅、教态与教法组织不良、自我学习能力较差等劣势。这些不足，使该专业学生往往会给人一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主观偏见，不利于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
1.2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渴望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的体育师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任务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我国基础教育为推进素质教育而实施的一次极其深刻的变革。在这次改革中，新的课程理念 、新的课程标准、新的教学行为、新的课程评价观念的出现，强烈冲击着现有的体育教师教育培养体系。首先，新的体育课程体系以“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构成了身体运动和健康两条主线，融合了包括体育、生理、心理、卫生健康等在内的多学科知识领域，因此，要求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培养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的体育师资；其次，新课程要求不仅使学生获得体育与健康的知识与技能，还要形成现代社会所必须的合作与竞争意识，以及在不断体验进步或成功的过程中增强自信心等一系列综合能力；再次，新课程提出的积极地、因地制宜地利用课程资源，体现课程弹性和地方特色的要求，也对体育教师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期望；最后，新课程改变了过去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和形成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过程，并将人文教育融入课程之中。这样，面对新课程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又将如何改革，无疑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综上所述，社会需要“知识、素质、能力”协调发展的体育教育专业人才。然而，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创见、创立、创新来源于实践，“全程实践教学”培养模式的现实意 义便在于此。
2 体育教育专业“全程实践教学”培养模式的理论模型及其构架依据
“全程实践教学”培养模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段性实践教学环节，而是一个系统的、全方位的教育教学能力培养与实践过程。它是将教育教学实践贯穿于专业教育的全过程。即：以课堂教学为中心，将实践内容落实到1-8个学期的每门课程，在不同学期的不同课程 教学中侧重安排相应的实践内容，并于第二课堂有机结合，形成“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教学训练与竞赛强化相结合” 的“课内外一体化”的“全程实践”教学体系，旨在多角 度、多层次、开放性、综合性地培养学生的“教师基本素养”和“教师教育教学能力”，促进学生的知识“内化”，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学生的社会竞争力和行业适应能力。
就实践教学形式而言：从分布在各课程内的微格教学实践到教学基本功大赛的强化实践 ，再到综合性的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改变毕业前的一次性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为“全程性实践”。
就实践教学内容而言：从课程单项实践裁判考级实践外出观摩优质课体育基本功 、体育教师基本功考核教育见习以公共体育学生为对象的校内实习专业教育实习。集 “行为规范、课堂教学见习、实习，多项裁判工作实践，教师基本功实践，班主任工作实践 ，社会体育工作实践，社会调查实践，人文素质检验”等内容为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从重视课堂教学实践到重视综合的体育教师基本功、体育教师基本素养实践，扩大了实践教学环节的内涵。
就实践教学平台而言：从以各课程为实践平台到以社区、乡镇、企业、校内公共体育课、中小学等实践基地为实践平台，拓展了实践平台的外延，增加了学生的实践机会。
就实践教学的时间而言：从每生课程内的3-15分钟实践到全堂课教学实践，从原半学期左右的实践到一个学期的实践，增加了实践的时间。
“智力生态环境”是人才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告诉我们，人类在独立思考、创造思维方面的能力仍然是很弱的，当客观世界和科学发展需要长时间等待一个新思想产生的时候，通常需要在外部刺激下，使它实际产生。一个重大的突破要 有环境，新思想的产生也好，学术水平的突破也好，重大贡献也好，不仅靠钱、人，还要营造一个氛围，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可以叫“外部刺激”，我们称之为“智力生态环境”。
早在1937年 7月撰写的《实践论》论述了在实践基础上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阐 明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它指出，人们的认识运动，首先经历由实践到认识的 过程，即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能动的飞跃；经 过实践得到的理性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能动的飞跃，是更重 要的飞跃。并深刻地指出，人类认识发展的全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 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的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爱因斯坦关于“智力生态环境”的论述和的《实践论》及现代教育的特点无不为体育教育专业“全程实践教学”培养模式的构建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
3 体育教师教育“全程实践教学”培养模式的构建思路
3.1 创新与优化课程结构体系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和培养模式的实施，归根到底要依赖于合理、完善的课程体系，同时，课程的内容又对教学过程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因此，构建和优化与“全程实践教学” 培养模式相适应的课程体系无疑对该模式的实施具有先导作用。
第一，创新与实践能力相关的课程内容。教育部于2002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提出了“增大学校课程设置自由度”；“增加课程门类，力求课程形式多样化，课程设置合理化，课程结构弹性化，课程形态多元化”的课程改革思路，这为创 新“全程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体系提供了条件和依据。因此，本着“少而精、新而实、薄而通”的原则，增加实践性、应用性、小型化、专题性课程，在课程设置上突出文 理渗透，注重设置有利于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有利于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有利于激发和形成学生自信心为主的教学效能感培养的课程。
第二，优化实践教学内容的课程顺序。长期以来，体育教育专业的主干课程过分强调各 课程内容的完整性，缺乏相互间的渗透和衔接，缺少优化统筹，课程庞大琐碎，教学效率低下。一方面不同课程中往往涉及较多相似内容，另一方面某些课程间具有明显的承上启下特点，如果各科任课教师只注重课程讲授的纵向深入，忽视了课程与课程之间、专项与专项之间的横向联系，无疑既浪费教学时间，又不利于学生知识技能的掌握。因此，优化实践教学内容的课程顺序，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提炼出各学科课程中与实践能力有关的课程内容；二是，依据学生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的规律以及学科课程之间的相互联系，对提炼的课程内容讲授顺序进行优化，使之相互照应、相互联系、穿行，帮助学生将课程目标不断再现、巩固、反馈，最终“内化”为教师技能。
3.2 全力为学生创建教学技能“实践场”我国现行的教育方式、考试方式和学习方式导致了“惰性知识”的产生，学生在学校中所学习的知识仅仅是为考试做准备，不能有效解决实际中的问题。而在无背景的情境下获得的知识经常是惰性的和不具备实践作用的。对此，情境认知理论认为，人类的知识和互动不能与这个世界分割开来，我们不能只看到情景或是环境，也不能只看到个人，真正起作用的是人们和环境的相互协调，所以只把重点放在孤立的方面是破坏互动，是抹杀情境对认知和行为的作用。由此而构建的情境学习理论认为，知识不是事实和规则的云集，而是一种动态的建构与组织，同时还应该是人类协调一系列行为并适应动态变化发展环境的能力。
3.3 实现学生“内隐学习”与“外显学习”的融合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到理论提高，再回到实践中加以验证的往复循环的过程。由于体育学科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在运动技能教学的某些领域，如情景多变、紧张应激、事物结构高度复杂、关键信息不明确等学习情景中，传统课堂教学所具有的感知不 强的劣势便表现出来，此时，内隐学习比外显学习更具优势。学生在尚未进行相关理论学习时，无意识地获得关于刺激情景的复杂感知，同时又无意识的将这些感知加以运用，可以对日后进行的有目的的、受意识控制的外显学习创造机会。
4 体育教师教育“全程实践教学”培养模式的实施步骤
为了营造人才成长的智力生态环境，促使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将知识“内化”为做人和做事的基本心理品质，且具备比较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判断力、丰富的想象能力和勇敢的创 造精神，笔者制定了“全程实践教学”培养模式保障体系和实施步骤。
4.1 以人才培养计划为保障，强化实践教学地位1） 在人才培养计划中将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中安排30学分，保证了各课程都包含25 %的实践教学课时。2） 在各课程组充分研讨、达成共识、确定本课程学生实践技能培养 的基本内容之基础上，拟定《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方案DD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作为各课程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依据。并从培养时间的阶段性和空间结构的层次性两个维度建立“全程实践教学”培养模式的评价体系。3） 将体育教育专业“全程实 践教学”培养模式化为实实在在的教育教学行为。会同校教务处，形成体育院（系）与学校教务处共管，体育院（系）技术和基础部门及各课程组老师共抓，举全院（系）、全校之力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4.2 课内外一体化，落实实践教学任务
4.2.1 实践教学融入课堂第1-4学期：实践类课程内实习。例如，在课内学生自带准备活动方面，由任课教师提 出课堂教学内容后，要求带队学生对该专项该堂课相关的技术动作进行系统分析，不但要认真考虑相关肌肉运动特点和能量供应特点，还要“挖空心思”地设计与之相匹配的准备活动内容，然后在教师的指导下不断改进，并最终实施。
第1-5学期：裁判工作实践。一是利用术科教学组织课内教学比赛，让学生轮流进行裁 判实习；二是利用校内每年举办的田径运动会，篮、排、足球赛等各单项比赛，组织并指导 学生制定竞赛规则、编排秩序册及临场执法；三是学校联系本地、市体育局、教育局，派遣 学生组织执法各部门系统及中小学比赛；四是各运动项目裁判员考级实习辅导。
第5-6学期：《学校体育学》、《体育教学论》、《中学体育教材教法》等教学类课程 课内教学实践。以课堂教学为中心，把学生分组，将部分难度较浅的内容实行组间分配，根 据教学内容让学生自己编写准备教案，课前由任课教师审阅、修改，再由学生实施讲解，教 师课后简单小结并给予评分，计入考评。
4.2.2 走出学校，步入教育实际第5学期：外出观模优质课。要求学生到中小学观摩优秀教师教学，让学生熟悉中学教材、教学大纲，熟悉体育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如备课、上课、布置作业、课外辅导、学生成绩的检查与评定；了解中小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并与体育教师一起进行体育教学、训练等。
第6学期：教育见习。
第7学期：教育实习。利用本学期一半以上的时间到教育实习基地进行教育实习，实习内容是全面地、独立地承担实际的教育教学工作。
第7、8学期：毕业论文习作。
4.2.3 强化各类技能考核第3学期：体育各运动项目基本功大赛和文化基础知识大赛（英语、计算机、三笔字等）。
第7学期：面对全校公体学生进行两周试教，组织体育教育教学基本功大赛。包括：教师着装、精神面貌、教态、队列、口令、口哨、基本徒手操、广播体操、课堂常规等。
每年在院（系）内组织各种形式的文娱比赛（包括辩论赛、演讲赛、迎新、新年晚会、卡拉OK比赛等）；学院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文体表演，鼓励学生创建各种俱乐部（如轮滑、健美操、跆拳道等），并将其列入评奖、评优及入党参考条件。
5 结 论
1） 虽然在现行的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下，我国体育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逐步呈现 出课程结构优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现代化的特点，但却存在实践教学不足，培养 方式呆板等诸多缺陷，导致学生综合能力的畸重畸轻。面对素质教育、知识经济、市场经济 的诸多挑战，创新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迫在眉睫。
2） “全程实践教学”培养模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段性实践教学环节，而是一个系统的、 全方位的教育教学能力培养与实践过程。旨在多角度、多层次、开放性、综合性地培养学生 的“教师基本素养”和“教师教育教学能力”，促进学生的知识“内化”，全面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增强学生的社会竞争力和行业适应能力。
3） 以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为基础，认为体育教师教育“全程实践教学”培养模式的构建思路包括：创新与优化课程结构体系；全力为学生创建教学技能“实践场”；实现学生“内隐学习”与“外显学习”的融合；多渠道开发学生多种智能；完善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等五个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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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综合实践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日本教师教育具有完善的课程体系，规范的实践教学环节，严格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这对我国重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实践环节，修订教师资格制度提供了借鉴。
教师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教师素质的培养，影响着教师上岗后的育人质量。近年来，随着我国教师教育培养机构的开放化和高师院校发展的综合化，教师教育质量已经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明治时期，日本就提出了教师持证上岗的规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教师资格鉴定合格证书》的实施，使教师教育走向更为规范化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我国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借鉴。
一、日本教师教育的主要特征
(一)完善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
课程是教师教育活动赖以开展的主要依托和重要载体，完善的课程体系是确保教师教育的基本前提，日本不断加强教师教育课程种类和课程结构的改革，突显出以下特征：
一是课程类型多样化。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已经形成了由基础教育科目(普通教育和学科专业课的混合)、共同教育科目(相当于教育专业课)和专修专业科目(类似专业课程)组成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为教师教育提供了依据。目前为止，日本大学教师教育课程主要由九类构成：(1)有关教育的本质及目标的课程，如教育原理、教育理论、教育基础论、教育哲学等；(2)有关青少年身心发展及学习过程的课程，如教育心理学、发展与学习心理学、教育一青年心理学等；(3)有关学生指导、教育商谈指导的课程，如生活指导论、教育指导论、学生指导一心理辅导等；(4)有关教育方法及技术(包括灵活运用情报机器及教材)的课程，如教育工学、教育媒介论、视听觉教育、学习指导论、教育实践论等；(5)有关学科教育法的课程，此类科目没有特别规定，由各学校根据各自学科自行设定；(6)有关教育与社会、制度、经济有关的课程，如教育史、教育法学、社会教育、教育经济学等；(7)有关特别活动的课程，此类科目没有特别规定，由各学校自行设定，但要进行课外活动的研究；(8)有关教育实习课程，如教育实践研究、教育设计等；(9)其他课程，主要用于学生选修。如终身学习论、人权教育研究、教师表现法、环境教育、社会教育、教职演习、视听觉教育等。
二是教育类课程比重不断加大。1997年7月，日本教育职员养成审议会通过了《关于面向新时代的教员养成改革策略》咨询报告，加强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加大教育类课程的比例，增设了“与执教学科或教职相关的科目”，进一步完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1998年以来，随着日本《部分修改教职员许可法》《关于在与教育有关职员研修中推进活用卫星通信》《积极活用硕士课程的师资培养，推进现职教师的再教育》等政策、条例的颁布，教师教育的课程结构得到调整，减少了学科专业课程，加大了教育专业课程的比重。以初中教师教育专业课程增加幅度最大，由原来的19学分增加到31学分，高中教师教育专业课程学分也增加了4学分。教育专业课程的增加，使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教育类课程的学习，教师教育的职业特点进一步加强。
三是针对教师未来就业取向的不同，调整课程结构。培养小学和幼儿园的教师比较注重教育技能、技巧等教学艺术类课程的比例，培养初中和高中的教师比较关注专业课程以及教育理论课程的设置。为培养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教师，日本教师教育还开设了属于“综合演习”课程。这类课程是基于全球化时代所面J临的地球环境、多元文化、地域纠纷、人类生存等人类共同关注的课题所设置的课程，通过相关内容的学习和虚拟情景的设置，使学生对国际环境及不同国家的教育现象有所认识，为今后开展相应教育莫定基础。
(二)规范的实践教学环节日本十分重视教师教育的实践环节，在教育职员养成审议会的咨询报告中，曾多次增加教育实习的比重和各类教师资格培训课程的教育实践学分，并明确规定，要取得小学和初中教师的资格证书，必须取得5个教育实习学分，占课程学分总数的20％；要获得高中教师资格，则必须取得3个教育实习学分，占课程学分总数的13％。在内容上，已不局限于专业知识的运用，而更重视教师能力的测试、人品的考察、个性的评价，音、体、美、外语、计算机等技能水平的测验，以及处理教材、板书、编写教案、课堂教学等实际教学能力的考核。日本教师教育实践时间一般为15周以上，其中见习时间一般在7周左右，实习时间一般在8周以上；主要采取分散式和连续式两种方式进行。分散式通常安排在学年末，主要进行集中的强化式职业技能训练。连续式一般安排在学期末，依据课程内容进度进行阶段性的职业能力训练；日本爱知教育大学提出了“四年实习制度”，即由原来的在第三年为期五周的教育实习，改为由第一年为“体验实习”、第二年为“基础实习”、第三年为“教育实习”、第四年为“研究实习”构成的实践教学体系，并相应增加了教学实践时间。
为确保实践教学质量，日本教师教育机构十分重视与中小学实践基地的交流与沟通，共同成立教师教育实训研究组织。高校研究者可以随时深入中小学，及时了解中小学的需要；中小学也能及时得到高校信息或指导，共同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在实践教学评价上，注重评价的全面性，内容上不仅评价学生的学科专业知识，还对学生的教学组织、教学管理、教学创新等方面的能力进行评价；方法上不仅采用考试的办法，还采取观察、座谈、测评等灵活的评价方法；结果是既有数量上的严格评判，又有文字上的定性描述。
(三)严格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教师资格认证是教师专业化的重要体现，是教师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严格、科学的教师资格认证是日本教师教育的又一特征。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较高的教师任职标准。日本《教师许可法》对教师任职学历作了明确的规定：中小学教师必须是大学毕业者，且要经过国家规定标准的考试，合格者才能取得教师资格。1983年，日本《关于改善教员的培养和许可制度》对教师任职资格提出了新的要求：与高中教师许可证一样，给幼儿园、小学、初中和聋哑校、盲校、养护学校的教师增设以“硕士学位”为基本资格的教师许可证，促进了日本教师学历层次的提高。二是建立了明晰的资格等级制度。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初，日本的教师许可证分为“普通许可证”和“临时许可证”两种。“普通许可证”又分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三种，每一种又分为一级和二级。1983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在国会总选举中提出“教育改革七条设想”，把教员许可证分为三种，即“标准许可证”、“初级许可证”和“特修许可证”。1989年4月，日本颁布的《教育职员许可证法》中将教师资格证书等级划分为三种类型：“专修许可证”、“一种许可证”、“二种许可证”；其中获得“专修许可证”的基础是达到研究生院硕士课程结业程度，目的在于促使研究生院结业者任教，并鼓励在职教师进修。“一种许可证”的获得要求是大学本科毕业者；“二种许可证”的获得者要求必须是短期大学毕业者。同时，为实现适应学校教育多样化，新设“特别许可证”，目的在于招聘有社会经验者任教，主要集中于小学音乐、图画、体育和高中电子计算机等课程。一种资格证书则是一种标准资格，二种资格证书的获得者则必须不断提高，方能获得标准资格。这种清晰的资格层级制度，可以遴选出适合某一层级的优秀教师，同时也激励教师向高一层级努力。
二、日本教师教育对我国教师教育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教师教育的成功经验，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重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
重构课程体系，就是对目前教师教育课程体系进行革命性调整，从根本上改变以“老三门”为标签认识教师教育的滞后理念，重新建构教师教育的课程模块及其运行机制。要以系统的观点，加强教师教育的独立性思考，建议加快确立“教师教育”二级学科的地位，实施重点建设。借鉴日本教师教育的成功经验，实施“宽、精、新、强”的改革应成为目前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主要着力点。
宽，一是专业基础知识宽，加快建立与学科内容密切相通的基础课程体系，培养学生宽厚的专业基础。每个专业的建设要首先明确专业知识的构成体系，厘清其间的内在逻辑、主次关系，依次确立相应的课程和内容。二是综合文化素质课程涉猎要宽，对于理工类的学生要加强社会学、文化学的课程设置，对人文类学生要加强数学、科学学科等相关课程建设，做到文理相通、相容。
精，一是专业主干课程要精选，以构成专业基础的核心内容为主线，重构课程内容，去除重复、交叉部分，精简课程门数，精选课程内容；二是对于核心课程、重点内容要做到教师精讲、学生精练，“讲”、“练”结合，把学科专业知识和教师必备的教学素养融会贯通。
新，即课程名称与课程内容要紧跟时展，要反应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陈旧过时、“正确废话”的内容要予以删除。尤其是教师基本功的练习，在传承传统“三字一话”的基础上，应加强现代教育技术运用技能的培养，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教学促进作用。
强，是指强化教师教育类课程设置，在优化传统教育类课程的基础上，突出教师职业养成、职场中的职业道德、教师职业及其使命等课程的开设，提高教师的专业综合素养。
(二)加大实践教学环节改革
一是调整实践时间。目前我国教师专业技能实践环节时间一般在12学分，占总学分比重不足lO％，且集中在第七或第八学期。由于第七学期学生面临考研、撰写毕业论文，第八学期学生要参加考研复试、就业等学生密切关注的事项，结果使应有的实践时间既得不到保障，也不能使学生安心实习，学生在实习中得不到真正的锻炼，专业技能不能切实提高。学习日本的经验，建议进一步增加教师教育实践环节比重，力争使实践环节学分达到总学分的15％左右，约20周。时间分布上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把实践环节融入每个学期。
二是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做好高校与实践基地的协调与沟通，增强实践的计划性和目的性。把实践基地建设纳入教学基础建设，坚决消除“这是实习基地的事情”的偏颇认识，加强投入和沟通，多思考、多运作。不断加大实践基地硬件投入，尤其是微格教室、教学研究室以及相关教学设备、场所的建设，搭建师生交流实践教学体验的空间和平台。
三是完善并落实好实习考评制度。学生教学实践成效考核的主体理应包括教师教育机构的指导教师、实践基地指导教师、实践对象、实践学生自身四大主体，而目前只是关注了前两者的评价。实践效果如何，应该由实践对象(实习基地的学生)进行评价，而在实践考核制度上，该主体评价一直处于忽略状态；同样，实习学生的自我评价也没有重视起来，学生主体反思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完善多元化主体考核机制，加大考核的客观性、规范性，抵制随意性。
(三)修订教师资格证书制度
一是提高任职教师的学历要求。我国《教师法》规定，取得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取得初级中学教师、初级职业学校文化、专业课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取得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文化课、专业课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者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值得肯定的是，《教师法》的颁布规范了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对于提高教师学历层次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十多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和三级教师教育制度向两级教育制度的顺利转变，目前新任教师的学历层次已远远高于法律规定。在学历上要求上，《教师法》对教师任职资格的制约作用已经不大；相反，由于较低的门槛，使部分临学历界值的人员占据了较多岗位，造成多数高学历毕业生难以上岗。为此，加快修订教师法，提高教师学历的准入条件，势在必行。
二是明确教师实践教学技能任职标准。我国《教师资格条例》对非师范院校毕业生从事教师职业，提出了进行“面试和试讲，考察其教育教学能力；”以及“补修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的要求，然而对实践教学经历和应达到的学分和等级要求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在教师遴选上，实践教学技能考核成为弹性最大的部分，公立学校比民办学校更加明显。学习日本的经验，教师上岗以前，有必要增加“临床”教学经历的考察内容，强化教师职业的实践生成性；对不具备教师任职条件的人员，不能进人教师行列。
小学综合实践论文范文5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 第二语言教学法 任务型语言教学 综合课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09)5-0076-02
任务型语言教学（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英语教育界兴起的一种语言教学理论。任务型语言教学的基本理念是“在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设置相应的真实、互动性任务，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积极地使用目的语进行交际，从而掌握目的语。
任务型语言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中的应用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初级阶段的汉语教学是一个重点，而在初级汉语的教学中，综合课又是课时量最大的主干课。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任务型语言教学法能否与初级汉语综合课的教学结合及其怎样结合。
在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在初级汉语综合课中实施两人简单任务小组活动，是任务型语言教学与初级汉语综合课比较适合的结合方式。
1 初级汉语综合课需要改良
对外汉语综合课的教学模式基本是传统的语言结构讲练为主的教学模式(Presentation-Based Approach)。Skehan(1998:93)曾把这种模式概括为三个P，即Presentation, Practice和Production。首先是教师讲解语法结构（Presentation），然后是学生根据语法结构进行机械的模仿性操练（Practice），最后是学生运用语法结构进行表达（Production）。
应该说，这一教学模式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实际教学中，第三个教学环节（Production）往往没有完全展开，有的甚至完全被忽略跳过。这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初级阶段的语法结构教学密度比较大，每一课时的教学任务重，教学时间紧张，进行完前面的两个环节之后，往往几乎没有剩余的时间。但更重的原因是，我们的教材编写者和教师缺乏设计这样练习的意识和技巧，在教材中没有这样的练习，或者是设计的练习比较生硬、空泛，激发不起学生的表达欲望，教师也感到难以组织，于是，索性弃用。
可以说，在我们的综合课的教学中，对语法结构的操练很大部分都是机械模仿性的，这就造成了课堂气氛比较死板、沉闷，学生只是被动地进行复述或替换性的朗读。更大的弊端是，学生在进行机械的模仿性操练中，虽然说出了正确的句子，看起来掌握了所学习的语法结构，而实际上一旦让他们用语言去交流，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的意义上时，仍不能正确合理地运用语法结构。
2 两人任务小组在初级汉语综合课中的应用
任务型语言教学的基本理念是，设置相应的真实、互动性任务，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积极地使用目的语进行交际，从而掌握目的语。为了实现这一理念，任务型语言教学注重交际性任务的设计，所设计的任务自然、真实，能激发学生主动地使用所学过的语法结构进行交际性的言语交流。
任务型语言教学中任务多样的形式和设计方式对于我们设计交际性的语言练习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借鉴这些思路设计相应的交际性语言练习，这正好可以弥补目前综合课Production环节的不足。
通观西方任务型语言教学设计的任务，由于其设计理念是以任务为纲，所设计的任务大都操作时间较长，占用较多的课时。在现有的教学体系中，综合课作为主干课，承担着语法的教学以及听说读写各技能的综合训练，其教学任务重，教学时间紧张。鉴于综合课教学的实际，我们必须简化任务难度，设计能在5―10分钟完成的简单任务，围绕每一课的语法结构设计交际性的简单任务。
任务型语言教学以任务的真实性作为设计任务的原则，与此不同的是，这种简单任务设计的根本原则是以特定语法结构的使用为根本原则，即，任务能够成功地激发学生自然而然地运用特定的语法结构。根据特定的汉语语法结构的语用功能，很多语法结构可以被设计到任务中去。如，具有某种操作过程的活动频繁地使用“把”字句，如，使用自动取款机取钱，做菜等活动的描述需要大量地使用“把”字句，如“先把卡放进去，再把密码输进去……”“先把油倒进去，等油热了，再把葱姜放进去……”因此，我们就可以据此来设计任务，如，要求学生尽量使用“把”字句向别人介绍如何使用自动取款机取钱，如何做一道菜。
再如，在描述人的穿着的时候，会需要大量地使用“V着”句型，我们可以安排给学生这样的任务：两个学生一组，学生甲看好班里的某个人，学生乙通过询问这个人的穿着来猜出是谁。两个学生在问答中，必然要大量地使用“V着”的语法结构，如“他上身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他戴着眼镜吗？”等等。
在设计任务的时候，除了要考虑使用语法结构的限定性，使任务具有更确切的目标以外，还应该考虑任务的自然性和真实性，尽量设计学生熟悉和符合生活实际的任务，这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我们的这种任务实际上与Skehan(1998:125)提出的“中间型”任务(intermediate position tasks)基本一致。则既重视任务的自然性和真实性，也强调要通过任务的设计与方法的选择，照顾到语言形式的练习,以增加中介语发展的机会。
与简化任务相适应，同时也为了让任务活动更有效，我们还要缩小小组的规模。任务型语言教学的实施大都是以小组活动的形式，往往是要把班里的学生按照一定的标准分成若干小组，然后安排给小组特定的任务，让学生与小组成员的语言交际中完成任务。小组的规模可大可小，少则两三人，多则七八人。任务型语言教学的很多任务比较复杂，往往需要三人以上的小组完成。
在实际操作中，这样的多人小组往往会出现“搭车”（free-rider）现象，即小组成员中的某些学生很少发言，甚至是无所事事。特别是那些语言水平相对较差，性格比较内向的学生往往只是作为一个倾听者，或者注意力游离于小组之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责任的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因为在小组的交际对话中，对于发言者的对话要求，小组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回应，那些不愿发言的学生自然就采取了回避，把发言权交给了别人，而如果小组中有的成员有着极强的表达欲望，往往小组活动就成了“一言堂”，造成了学生在小组中的交际机会不平等。
要解决这种现象，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小组的规模，小组的规模越小，个人责任也就越大。我们比较倾向于采用“两人小组”（pair work），这与任务的简单化相适应，更重要的是，在两人小组中，每个人都承担着两种角色――发言者和回应者，而且两个人的角色是互相对应的。一个学生作为发言者表述的时候，另外一个学生就成为必然的回应者，这样，两个人对言语交际都承担着责无旁贷的责任，注意力必须集中到对话中。
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在初级汉语综合课中实施两人简单任务小组活动，是任务型语言教学与初级汉语综合课比较适合的结合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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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Numan,D.The learner-centered curriculum―A study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小学综合实践论文范文6
[关键词] 学习辅助工具； 存在； 发展； 实践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单美贤（1975—），女，江苏张家港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哲学方面的研究。
自教育产生以来，就有专门的教与学的辅助工具，比如早期的教鞭、笔、教材，近代以来的直观教具、自动教学机等。这些工具本身都具有一定的辅助学习的功能，并随着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人们对人类学习的认知水平和教育理念的发展而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科技水平迅猛发展，人们对人类学习的认识也日趋深入，个人的学习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新的学习辅助工具不断涌现，中华学习机、复读机、点读机、一百美元笔记本电脑、电子书、电子书包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本文拟借助技术哲学领域中人与工具的关系分析，探讨在学习活动这一特定的实践场域中学习者与学习辅助工具之间的关系，思考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习辅助工具如何在坚持以人为本、更好地服务于学习者的基础上，在自身的发展中推动教育技术健康有序地发展。
一、学习辅助工具存在的依据
工具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是源于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对技术的解释，也是目前通行的关于技术的观念，这种技术观念的工具论解释，海德格尔称之为“流行观念”。“技术之所是，包含着技术为之效力的各种需要和目的”。[1]学习辅助工具的存在是因为其能帮助学习者以一种较便捷的方法进行学习，并鼓励学习者以新的学习方式参与到学习中，从而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教育技术史中提出的“四次革命说”，[2]其依据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开发学习辅助工具的目的在于“服务人”，以满足学习者融入社会、发展自身和完善自我的需要。
学习工具的发展历程也印证了以上观点。我们知道，语言的产生揭开了人类的教育史。语言在教育中的应用具体表现为口耳相传这一最简单、最基本的技术，它既是教学的手段又是教学的内容。氏族公社末期，人类在长期生活中取得经验，形成知识，知识不断积累并形成系统。社会分工的发展，使知识朝专门化的方向加速发展，要使年轻人切实掌握这种理性化、专门化、综合性、系统性的知识，原始形态的教学方式已不能适应，因此，要求有记录知识和传授知识的新工具——文字①。要在社会生活中使用文字，就要会阅读和书写。经过多样的也是漫长的尝试历程，东汉时期质优价廉的“蔡侯纸”的出现，[3]使文字有了理想的载体，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由口说传业的教学方式向以自主阅读为主的学习方式的转变。继文字和纸的出现之后，给教育教学领域带来巨大影响的是印刷术。印刷术使优质价廉的书籍取代了昂贵而易出错的手抄本，为大众获取知识提供了可能，打破了知识的垄断②，可以说，帮助教育先一步踏入了“工业时代”。20世纪中叶，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人类开始进入信息时代，学习辅助工具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APPLE-II、中华学习机、一百美元笔记本电脑直至“电子书包”等数字化学习工具，内容日趋丰富。
学习辅助工具是学习者为了与学习对象进行有效互动而使用的中介手段，是参与学习活动并在其中担负一定认知功能的所有工具，包括物质工具和智能形态的工具。[4]教材、中华学习机、一百美元笔记本等属于物体形态的工具，主要发挥着中介特性，学习者通过这些中介工具和手段，与学习环境互动，更好地获取、加工和交流知识。自动教学机、点读机、复读机等具有一定的智能形态，能够“自动”进行相应的教学活动，可以延伸和拓展人的认知能力，发挥认知特。再如语言和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符号，语言的产生为人的思维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和动力，学习者借助语言和文字进行认知加工，完成特定的认知任务。
显然，学习辅助工具是为学习者服务的工具和手段，其存在的依据是能满足学习者的需要，背离了这一点，它将无处存身。工具论的认识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学习辅助工具的应用无所谓好与坏，有用、方便和有效是其基本属性，学习者借助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些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下”。[5]在这个意义上，能够被使用、能够满足需求是学习辅助工具在工具论层面上存在的根据。“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6]信息技术无论是作为演示工具、个别辅导工具、信息加工工具，抑或是交流工具、协作工具、研发工具，都是学习者借助信息技术达成自己目的的过程，是完成任务的手段。当目的与手段的联系很紧密时，学习辅助工具就能较好地发挥作用，其意义就很丰富，并能产生进一步的意义。当目的和手段的联系薄弱或缺乏时，学习辅助工具就受到了限制，无法发挥其功效。然而，工具论态度也使我们无意中步入了一个误区，作为“中性的”纯工具和手段，学习辅助工具只是偶然地与它所服务的学习者和目的相联系，并试图在本质上保持同样的设计和使用标准，使之能应用于任何学习情境中。乔治·西蒙斯指出：“在我们的组织技术和学习结构中，我们经常由供应商控制学习——他们控制工具的整合。这样就造成了工具驱动我们能做什么（而不是我们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来驱动技术）的状况。……雇员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是受所选工具的功能所驱动的。我们希望有多种选择，而工具通常呈现有限的功能。更遗憾的是，我们的教学方法常让位于工具。”[7] 这类工具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目标是短期的，人们利用现有的工具应付过去的倾向，容易沉浸其中而不是尊重“教学”，容易舍弃目的而坚持手段，进而很少有超越于工具本身之外的东西。
“工具”的产生来自需要，需要的满足必须通过使用，满足的程度取决于工具自身的质量与使用者使用的熟练与准确程度。造成学习辅助工具无法较好发挥其功能的另一个原因是，使用者用习以为常的方式来使用一系列的工具、技能、制度和设备。我们知道惯性并非一无是处。杜威把这种社会习惯的整体称为技术文化的“飞轮”和“发条”。这些社会习惯经常导致技术文化不能开发和利用一些技能，以便发现疑难情形的问题所在。如果不付出努力，也不会形成习惯、制度、法律和“菜谱”式的技术使用方法。[8]同时，这些社会习惯也倾向于保护阶级和经济的利益。“以有疑难、有困惑、有危险的处境为媒介，调整习惯以适应目的”，[9]这是目前学习辅助工具得以发展的结构性形式。
二、学习辅助工具发展的依据
工具论意义上的学习辅助工具的直接显现是物，是中介手段，只能服从和服务于学习者。工具论只关注到了学习辅助工具对学习对象的被动“表征”功能，忽略了学习辅助工具在学习者和学习对象之间的“居间调节”作用。如果没有语言、文字和印刷术的帮助，学习者对学习对象（和科学世界）的认识变得难以想象，正如怀特海宣称，“令我们出于更高的想象水平之上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精美的想象，而是因为我们拥有更加优良的仪器”。[10]实在论认为，学习者借助学习辅助工具认识学习对象的过程中，它不再是被动的“表征”工具，而是主动地参与了学习活动，学习者和学习对象均与之发生了交互关系，它在学习者和学习对象之间起调节作用，学习者认识学习对象的范围和程度以及学习对象向学习者“呈现”的内容都由学习辅助工具来决定。学习辅助工具的实在性也体现在学习者对其依赖程度的不断增强，它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工具，而是隐藏在学习活动中的、正在被广泛接受的学习“有机体”。
技术实在论不仅在于解释学习辅助工具是学习者与学习对象之间的中介机制，更在于关注对象化与非对象化过程。对象化，是一个深刻的命题，需要从人和对象的关系变化来理解。对象化，又称物化，是指人通过活动把自己的需求及其满足，表现或体现在对物质对象的作用上。对象化活动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凝结在外在客观对象上的活动。[11]通过对象化，即通过将事物转化为对象，就有可能找到“恰当的单元”替代自然的过程，以满足人的需求。对象的客观性存在不在于本身的物理化学性质，而是人与对象的需求关系。社会中的人所构成的主体称为社会主体，相应的，教育中的人所构成的主体称为教育主体，[12]而教育的本质是“使人成为人”（康德语），教育乃至其诉求则凝结在教育中的“人”即学习者身上，因此，教育主体即学习者。学习辅助工具通过教育（主体）①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得以存在和发展，[13]教育的“能力”或“力量”自然而然起作用于技术，使原来非教育的“自在”技术，变为“为教育”的——为教育而存在的技术，即成为“教育化的技术”。这也就是说，教育的“力量”，转化到客体——技术中去了，“教育”主体方面的东西，因而“对象化”了，成了客体方面“对象世界”里的东西，成了主体可观照的“对象”。教育主体正是通过对象化不断地改造和重塑学习辅助工具使其满足教育的需求，而学习辅助工具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成为教育主体本质力量凝结于其中的一种存在。
学习辅助工具体现了主体客体化的手段价值，反映了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为实现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对象是不变的，它们允许替换，它们提供了技术控制的可能性。但是，只有把对象视为“含有意义的事件”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和最终完成的实体，只有当对象化发生时，也就是说当对象作为测量手段和测量对象、能指和所指这些丰富的结构被阐发出来时，学习辅助工具的发展才成为可能。
学习辅助工具并不仅仅是一个对象化的过程，还是一个非对象化的自我生成过程，因为教育中的技术是非外在的、非预设的，它不能由外部的技术简单地移入教育中。主体的非对象化的核心是“精神的”或“精神化的”或“精神活动”。作为对象化的“物化”，只有向主体自身“返回”，只有以“扬弃”的非对象化为“归宿”，才是真正的主体的对象化。非对象化是对“物化”的“扬弃”，在某种意义上是主体对对象化的“占有”。学习辅助工具的非对象化过程，就是教育主体（即学习者）通过实践活动把技术教育化，改造和形成学习者的思维能力、感知能力和活动能力，转化为学习者本质力量的过程。例如，氏族公社[14]时期的教育侧重于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授，言传身教则是有效的技术手段；书写形式的技术则有助于实现教育传播知识的目的，等等。在此过程中，学习辅助工具就不再是作为独立的外物而存在，而是与教育系统中的其他技术要素产生广泛而实质性的融合，从而内化为教育的本质力量，其价值便得以体现。
工具论视野中的学习辅助工具关注的是其具有实物形态的技术产品（一百美元笔记本电脑、电子书包等），强调的是其实用性。技术实在论关注的是，学习辅助工具在学习者学习活动中呈现出来的非实物形态的信息与环境，主要表现为两种存在方式：一是指学习者借助学习辅助工具获得的数据、图像等信息，是学习者与之相互作用的结果；二是指数据或图像的呈现，依赖于主体的把握与理解，通过学习者对信息的接受、加工、反馈和传递的互动过程表现出来的。即学习辅助工具参与了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建构了学习对象得以“呈现”的样态，而且也决定了样态的“表征度”，学习者认识学习对象的过程以及学习对象可以向学习者“呈现”的内容都由学习辅助工具决定。学习辅助工具的实在性使其能够主动地在学习者与学习对象之间进行调节，既不从属于学习者，也不从属于学习对象，其本质是动态的，具有历史性、情境性和社会性，具有自身的演化规律，进而确立了其独立地位。也正因此，学习者在借助学习辅助工具开展学习活动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学习行为正使学习对象变得有序化，更不会对学习辅助工具呈现学习对象的过程加以关注。学习辅助工具作为学习者和学习对象之间的“界面”，不再是被动表征，而是“干涉”了学习者和学习对象，学习者由自在主体变成“工具化”主体，学习者成为被学习辅助工具“体现的学习者”，学习者和学习对象相互“体现”自身，这种体现完全是在一个具体的背景中，在此背景中，“学习者的体现”与“呈现的学习对象”之间才有了“交流”的可能，并决定着学习实践的走向。学习辅助工具对学习者来说不再意味着工具，而是借助对象化和非对象化过程，教育的本质帮助其成为“教育”本身，成为教育的当然部分，即学习“有机体”。在此过程中，学习辅助工具把学习对象解释为学习者可以理解的形式，进而成为有意义的知识，学习者通过实践与学习辅助工具中所能知觉到的内容现实地联系在一起，学习辅助工具在实现其价值的同时进一步升华，开始帮助塑造教育的灵魂，巩固了自己的意义。
三、学习辅助工具的实践走向
现象学采用“回到事物自身”的本质还原方法，把传统的技术视为现成的、理所当然的事物，从而转向对被忽视了的技术的环境构成考察，如技术的形成条件、人性蕴涵，使技术既向自身敞开，同时也向人与社会敞开，它从技术实在论的对象性思维模式中走出来，唤起人们对生活意义的关注。[15]伯格曼和唐·伊德把技术与人类日常生活的关系作为他们研究的重点，实现了从形而上学到经验层面研究的转向。伯格曼提出了“聚焦实践”的概念，使得手段与目的得以统一。他认为不同的实践主体对于“聚焦物”发射出不同的意向箭头，来自各方面的意向指向被聚焦于特定的“聚焦物”上，从而产生共同的作用，达成一致理解，获得聚焦物的意义。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聚焦实践活动，也就是不同的意向，使得聚焦物的意义复杂化，通过这种行为和聚焦物的复杂意义，世界呈现给我们以丰富性。[16]在Bertelsmann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中，T.Reeves说道：“鉴于学习实在深奥复杂，所以，我们很难概括出在学校中究竟应如何最恰当地运用媒体和技术，至多也只能做到创造性地运用和有根据地实践。”[17]由此可见，学习辅助工具的发展离不开教育教学实践环节中学习者的创新性运用。例如，“写作沉淀了意义……但是读者可以使其再次自我确证，可以使其重新激活自我证明……这种技术使意义结构成为可以重新激活的、可重复的和主体间的。”[18]如果把电子书包等同于电子书和教育资源库，那么它将很少有用并最终使学习者对电子书包失去兴趣。因此，国外对电子书包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电子书包是一个计算机支持的数字化协作学习空间，它以网络为环境基础，支持师生、生生间的同步或异步交流与资源共享”；第二种观点认为，“电子书包是一种支持非正式学习的通用网络设施，学生可以使用基于蓝牙、无线网络等技术的设备，随时随地登录、退出电子书包，管理自己的数字资源”。[19]从电子书包教育教学的系统功能架构视角看，“电子书包是学生的个人学习环境”，个性化、移动性、按需服务是新一代电子书包的关键特性。[20]
伊德从技术和实践、技术和人的关系入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技术不是根据它们本身而存在，而是必须与人和文化相联系而存在。技术总是和，并仅是在具体的实践环境中起作用，技术无法与这样的背景区别开来，如果与人类实践相分离，技术只是一堆无用的东西。[21]这就需要我们在具体的情境中理解学习辅助工具的存在与发展。“技术实践包含社会选择和管理者的习惯思维，是被文化规定了的。”[22]既然技术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那么“希望一种与社会、与文化无关的技术，只能是一种幻想”，[23]学习辅助工具是学习活动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可以独立自存的，学习辅助工具的发展总是受到文化价值方面的制约。学习辅助工具要想发挥作用，必须适应特定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下人类的学习活动模式。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华学习机的研发，其背景是1981年在瑞士召开的第三次世界计算机教育大会上，苏联专家伊尔肖夫提出了“计算机程序设计是第二文化”的观点。受这一观点的影响，我国也开始在有条件的中学尝试开展计算机教育选修课程。当时，计算机教育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是计算机的购置，国内尚没有自主研发的能用于基础教育的计算机，只能选购国外品牌，而走在计算机教育前沿的美国，其主流机型（当时是苹果公司的APPLE-II）虽然性能很好，但是价格相当昂贵，别说一般家庭，就是条件相当好的中学购置时也会慎之又慎。为了促进计算机教育发展，我国整合国内技术力量，研发了有本土特点的中华学习机，它能够兼容苹果公司的APPLE-II计算机，并且配有汉字，相关的软件都能使用，主要是价格相对低廉（是APPLE-II的十分之一），受到了广大中小学的欢迎。自从中华学习机研发以来，它就逐步成为我国计算机教育的主流机型，APPLE-II等系列的机器开始退出市场。
1990年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世界计算机教育会议上，“计算机作为工具”的模式得到了世界上许多专家的赞同和支持，同时也提出了“信息学”的模式，包括微机联网、资源与信息共享、远距离计算机教学等，而这种模式对计算机的要求更高，暴露出我们中小学计算机教育中所配机型存在的问题。随着国内外计算机教育的发展，对计算机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由于计算机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各计算机厂商的激烈竞争，各种系列计算机的性能价格比大幅度提高，特别是PC系列机型的出现，对中华学习机的市场冲击很大，中华学习机已不能完全适应中小学开展计算机教学的需要而退出历史舞台。“任何特定时期存在的技术都不是一种完满的东西，它提供了可能的起点和机会，而不是最终的目的。”[24]
当代技术哲学界业已提出从实践维度来理解技术，例如，戈德曼将技术定义为一种由决策支配的行动；McGinn明确指出，技术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形式，“由实践者的精神状况所引导”；佩斯提出了“技术实践”概念。[25]实践观点是哲学的基础，而且“马克思技术哲学是一种倡导技术实践的哲学”，[26]其最终意旨在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实现人的完整性及人的解放。学习是教育的核心，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学习，学习辅助工具的发展应该最终成为学生的自我学习工具。自我学习工具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学习者为中心的主动学习。以学习者为中心，意味着必须首先考虑人是如何学习的，然后再考虑如何采用技术手段来促进学习。当学习者借助自我学习工具学习时，人与技术的关系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进而使得学习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常言道“善假于物”，关键不在于物，而在于“假于物”的过程。随着PDA、平板电脑、iPad、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在学习中的推广和使用，“移动学习”这一概念已为大家熟知，人们对于“移动学习”的感性理解是学习者可以带着终端跑，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学习，即移动终端设备消除了一般可携带装置的机动性之地域限制，而移动学习中的互动也主要归结为因互联和移动消解了时空距离，并将其作为区别于一般基于网络与固定桌面计算机的学习的根本特点。[27]如果仅停留在此层面，学习辅助工具仍停留在物的层面，没有很好地关注“假于物”的过程。台湾科技大学黄国祯团队在长达十多年的行动化学习研究中发现，每人一个PDA和每人一台电脑（固定）的意义是不同的，孩子们在借助PDA进行相关主题的学习时，除了完成学习任务，学生会把移动终端设备放在一起来比较各自的发现和创造，进而丰富和完善自己对学习主题的深入理解。[28]也就是说，只有当学习辅助工具与具体的学习实践活动相结合，使学习对象（即科学世界）真正向学习者敞开，才能挖掘出其内在的意义。无论是TED2013百万美金得主苏伽特·米特拉（Sugata Mitra） “凿壁上网”的实验、南京师范大学张义兵教授开展的基于信息技术工具知识建构型学习实验，抑或是其他一系列基于学习辅助工具的实践探索，都试图挖掘出学习辅助工具在具体实践领域中的意义。
四、结 语
工具论、实在论、现象学和实践论从不同层面为我们展现了学习辅助工具的沿革历程。技术工具论把学习辅助工具看作工具，是完成任务的手段，在总体上是“中性的”，无法有效解释学习辅助工具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技术实在论认为，学习辅助工具的实在性不仅在于能有效地解释其在主客间的中介机制，更在于学习者和学习对象均与学习辅助工具发生了交互关系；学习辅助工具的实在性还体现在学习者对其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工具，学习辅助工具是一种独立的力量。技术现象学指出，学习辅助工具构成了主体和学习世界（对象）之间相互交流的“界面”，这一界面决定了学习者和学习世界“体现”自身的样态，学习者、学习对象和学习辅助工具成为了一个连续的链条。对学习辅助工具的实在论和现象学解析，是对传统工具论的批判和超越，进而促使我们从实践论的角度对学习辅助工具进行重新思考：学习辅助工具这一“物”很重要，已经渗入教育领域的各个层面，但“假于物”的过程尤为重要，只有当学习辅助工具使学习对象（即科学世界）真正向学习者敞开，成为学习者可理解的形式才有意义。“假于物”的过程发生于具体的背景中（即教育教学实践领域），取决于学习者实践价值观念的变革，离不开学习者的创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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