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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治理交流材料范文1
【关键词】国外传媒制度；政治逻辑；商业逻辑；社会逻辑；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9-0076-05
对特定研究的研究主题和研究的相关领域做文献资料的回顾与分析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制度研究离不开历史材料的印证与反恩，不同历史语境中的种种社会制度利用其相关的连续性把特定组织的现在、过去与未来连接起来。“组织的现在和未来的选择只有在制度演化的历史话语中才能被较为妥善和充分地予以理解和解读”。传媒制度是传媒同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的博弈规则，作为一种内生性资源建构起传媒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同其他博弈主体即利益相关者之间互动、交流和交换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体系。综合来看。国外传媒发展及其传媒制度安排特色较为鲜明的国家主要以美、日、英、法、德、韩、俄罗斯等为代表。其中日本的传媒发展自二战以来呈现出明显的西化特征，其传媒制度基本上效仿美国的传媒模式，而法、德等国的传媒则同英国传媒一样，在商业化发展的同时传媒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特色也较为鲜明。鉴于此。文章主要以美国、英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传媒制度为考察对象，基于政治、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三角博弈视角，对这些国家的传媒制度发展及其模式转型的相关研究进行整体的回顾和述评，从系统性和批判性的层面对国外传媒制度的研究现状形成相对清晰和完整的认知思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中国特色的传媒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的话语选择与理论演绎的客观基础，以为当前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相关制度安排与改革路径创新提供来自国外的经验学习与模式借鉴。
一、美国：基于产权私有化的政治性渐弱和商业性渐强的传媒制度演化图景
美国传媒制度的发展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从传媒的属性及其同政府之间结成的相互关系上来看，美国传媒运营模式多数实行产权私有化体制，具有独立于政府行政性控制与干涉的发展相对自由度，表现为经济上的相对自主独立和政府的非直接控制以及传播政治上的新闻自由权利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强力保护，但在技术变革推动下与利益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上，又同国家、政府在博弈过程中和特定的社会制度结成一种非对立和竞争式合作的共生关系。美国布朗大学达洛尔·M·韦斯特（Darrell M.West）教授通过美国传媒报道倾向的变迁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分析研究，对美国传媒的制度模式转换和运行机制演进进行剖析，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和市场与技术双重力量裹挟的背景之下。描绘出美国媒体经由“党派性媒体商业化媒体客观性媒体解释性媒体分化的媒体内含了公共生活与民主政治使命的未来媒体”的发展轨迹，表明一种政治力量逐渐弱化的美国传媒制度演化图景。
二是从传媒所有权的发展演变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报业集团的兼并出现以地域关系并购为主的水平整合如报纸的并购和以跨界为主的垂直整合如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多媒体汇聚，并购后的传媒其所有权形式和利益偏好机制均发生了较为根本的变化，商业权力和利益诉求成为传媒企业集团内部的支配性力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艾利·M·诺姆（Eli M.Noam）教授在研究媒介集中导致媒介所有权分化时指出，“大众媒介、信息技术、电信、互联网之间的融合发展带来传统媒体产业市场中的媒体反垄断诉求越来越强烈，传媒所有权的传媒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正在经历分化”。学者本杰明·康佩恩（Beniamin paine）在诺姆研究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媒介所有权分化的目标应在有利于传媒利润导向管理的同时适度强化传媒的民主思想促进与公共价值倡导的角色与功能，要让媒体管理机构参与传媒集团企业的管理以瓦解传媒巨头对传媒经济利润的绝对控制”。
三是从传媒的规制治理与监管上，美国政府通过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基于《传播法》和《1996年电信法》对传媒运营提出“公益（Public Interest）、便利（Convenience）、必需（Necessity）”的基本要求，采取“非对称管制政策（asymmetric control policy）”对传媒实施放松规制，鼓励行业组织参与传媒监管，以激励竞争和制衡为主鼓励传媒产业融合和传媒业务的双向进人，以此规范传媒发展的市场秩序和建构传媒产业增殖的全新竞争框架。
四是关于传媒公共性的讨论与研究。在技术变革促进媒体融合和美国政府应对新的传媒产业发展形式而对传媒实施放松管制的情形下，传媒的商业化扩张本质进一步得到张扬，这也引起了诸多社会政治学家的深刻忧虑，如罗伯特·迈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指出，“报纸、杂志、电影、电视、广播、书籍等绝大多数媒体被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所主宰，美国媒体系统在高度商业化的过程中近乎疯狂和失控，随之而来的商业化的公共话语对美国政治的民主进程和公民社会建构无疑都是一种灾难：只要媒体是私营的、营利性的和以美国商业主义为支撑的，如果没有一种突出的声音和力量来调节和限制媒体所有权，我们能否拥有一个由公民自己决定经济和传媒体制的社会。这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美国广播与有线电视杂志资深记者约翰·伊格顿（John Eggerton）认为：“美国传媒改革的起点是建立一个可行的非营利传媒组织和非商业性媒体。这将为美国社会带来许多价值”网。美国从未经历像日本、加拿大和西欧国家那样的公共广播形式。“倚靠营利性传媒巨头来创造民主的传媒系统其成本简直太高，这种组织的问题往往没有一种一次性的理想的解决方案，虽然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极大地改变了媒体的结构系统和运营模式，其结果可能不是一个更具市场竞争力、更民主的媒体系统，倒是政府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应该在去和启动媒体系统内问责制的基础上加大国家政府对市场弱势的广播、电视、互联网和印刷媒体的资助，建立和维持一个包括国家网络、地方电视台、公共电视访问和独立的社区广播站等在内的非商业、非盈利的公共广播和电视系统”。这样。在市场力量与社会自由民主诉求的双重作用下，一种基于产权私有化的政治性渐弱和商业性与社会性渐强的传媒制度演化图景逐渐成为美国传媒制度建构的突出特点。
二、英国：商业性与公共性并行的传媒制度模式
英国传媒主要运行以市场利润为导向的商业性体制和政府规管与主导下基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公益性体制两种类型的制度模式，但由于英国国内的政党政治和商业化的影响，公共服务性传媒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公共传媒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将面临变革和调整。在传媒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博弈互动与利益结构变化来看，其一是基于市场商业力量的膨胀对公共非营利性传媒制度在政治与社会公共话语中的地位弱化的趋势。杜塔·康纳尔认为，英国公共传媒规划改革的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市场力量和传媒组织机构逐利诉求的日益膨胀，尤其是传统媒体广告投资的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导致广告支出与广告绩效不断流向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传媒渠道垄断集团的商业势力，凸显出公共非营利性媒体在政治与社会公共话语中的弱势地位”。如“作为一个公正的、半自治（独立于政府）的具有全球性传播实力和影响力的传媒组织，英国广播公司是英国公共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唯一的公共媒体，其经费来源主要由特许电视费（约占76%）、商业活动收入（约占17%）和政府经费资助（约占5%）三部分组成，2012年的电视费之争和英国政府进行BBC的费用公开转让导致和加剧了传媒市场商业力量向公共非盈利传媒领域进逼，BBC正面临其商业化之困”，给英国公共性传媒生存发展带来体制嬗变的风险和公共传媒私有化的危机。其二是从传媒中介组织与相应的传媒行业评估机构对英国传媒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来看，英国国家和政府对传媒的管理与控制的力度还是较大的。民主政治理论学者维克多·雷诺索（Vietor Reynoso）认为：“传媒的政治报道通常是政府治理合法性建构的核心过程及其必需，对任何方式的信息、特定的政策、选举当局的运动等的报道应该给予公民参与评估的传媒渠道和让中立性传媒监管机构对其观点或视听的公平、公正性覆盖进行法律层面的监督与问责。以切实回应政府与当局对传媒报道的强控制”。其三是从传媒规制与法律监管的发展来看。一方面基于市场竞争和电子媒体的迅猛发展导致传媒产业市场格局分化混乱以及政府对传媒业管理预算支出的限制。英国政府“自1993年以来逐渐放松对电视和报纸媒体的管制。允许其在通过精良研究的关键节目确保媒体服务与媒体监督作用的前提下可以适度追求商业利润。同时加强对数字传媒产业的规制标准制定与运营监管”；英国传媒常常被置于政府部门、行业标准和法律等多元模式的监管之下。“英国政府主要基于《欧洲人权公约》和《人权法案》，以广播代码、媒体传播话语与内容的适用性标准、英国通信办对传媒评论政治的权限及相关法律规定等对传媒的传播生产行为实施全方位的监管”。
三、韩国：政治生态和传媒舆论生态高度契合的传媒制度安排
韩国传媒制度发展变革的现状在很多时候表现出与韩国政治生态环境高度契合的特点。在韩国，政治权力以各种形式介入媒介，加之各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现代因素仍然支配着韩国传媒的管理和运营。韩国国家和政府对传媒采取的多种控制与干预的政策与途径，在广播电视与报业等传统媒介领域直接表现为“强政府。弱社会”的制度模式和“弱政府，强社会”的制度模式。韩国的广播电视媒体以公共体制为主，主要由政府负责监管与治理控制，表现出较强的政府依赖和相对较弱的经营性，“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充当政府形象建构与政府治理合法化的得力工具”。而韩国的报业私有化则已拥有较长的发展历程，具有较强的产业化实力，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之影响。正如韩国学者朴承宽认为的那样，“传媒业在韩国既不是纯粹的公营。亦非完全意义上的私营。存在较为严重的利益纠葛和产权不明晰问题”嗍。其次，从传媒体制变革的动力来看。政府成为传媒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韩国国内兴起的“舆论改革”成为韩国传媒体制变革的先导，并使韩国传媒的发展变革浸润于这种强烈的政治话语中，“各党派和政治团体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传媒介入，表达自己的声音，执政党及其政府也通过政策倾斜对公共传媒进行商业运营提供保护和通过财政支持和帮助弱势报业以打破报业的市场垄断从而实现舆论环境的多元化”。特定的政府与传媒关系、传媒政策观念和宏观政治生态对韩国传媒的结构调整与体制建构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也使当前的韩国传媒业呈现出较强政府干预与行政集权特色的国家主导式传媒发展模式和传媒的国家管理体制。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国传媒的法制化发展，1987年韩国总统直选的政治生活变化及政治民主化改革系列措施的颁布引导韩国新闻传媒变革朝着民主、自由、开放的方向发展，《报业基本法》的废除和《广播电视法》与《定期出版物登记法》的颁布正式开启了韩国传媒的法治化进程。但这一时期的韩国传媒法制化和自治化发展并未真正实现，“政治集权在传播领域一定程度地留存使韩国传媒发展仍然带有与权力合作和合谋的某些印迹：信息资源和社会政治资源常常因为政党之间的利益角逐而在传媒领域和传媒权力结构中被重新分割”。1999将韩国国会将《广播电视法》《综合有限广播电视法》《有线放送管理法》和《韩国放松公社法》等传媒法律法规予以整合并以《综合广播电视法》的形式重新制定和审议通过，“在维持既有广播电视广告事前审查机制的同时将广告审议和广告审查权利由政府机构下放至民间机构”，从而有利于强化传媒的行业自律。基于报业恶性竞争的现状，以限制传媒无序运营为宗旨，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于2001年向韩国改革管理委员会和政府呈递《整顿报业市场的指导方针（草案）》。2004年，“为保护社会的多样性、限制报业的市场垄断和保护传媒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恢复职权的卢玄武政府颁布《大众传媒改革法》。2005年，《报纸法》颁布实施，“对报纸媒介的市场逐利行为与社会责任进行相关的强制性规范”阎。在政治民主化、传媒专业化、媒介技术迅猛发展、传媒资本力量日益成熟、传媒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复杂历史背景下，韩国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来引导和干预传媒发展，以政府监管和扶持的相关政策与传媒理念来促进传媒体制变革，这都将在某种程度上对韩国传媒的发展以及传媒制度的未来建构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力。
四、俄罗斯：“强政府、弱社会”的多层级传媒制度安排
俄罗斯传媒发展及其制度改革现状，从传媒的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演化上看。叶利钦执政时代，苏联正经历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大资本借助于政治关系与政治权势实现对传媒的集中和垄断，私有化的传媒的国家文化宣传功能几近颓废。20世纪90年代，以西方国家思想渗透与舆论批评为主要特点的政治和平演变加速了苏联解体，其文化、外交和国际形象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进一步面临严重的挫折。在传媒全球化发展以及“媒体外交”的国际外交新形势下，2001年普京政府着手媒体整肃行动，推动媒体改革，“打击传媒私有化和市场垄断，整合媒体机构，加强国家对媒体的控制”。成立全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大众传媒部以对传媒实施严格监控，成立全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对传媒实行国家控股以扶持国有传媒发展。至此，俄罗斯广播电视媒体的管理形式也开始转型为“适合俄罗斯国情的国有公共服务体制”。其次是从俄罗斯传媒法律、规制与监管上来看，普京政府特别召开全俄传媒行业大会，将俄罗斯传媒制度改革提上国家议事日程，通过《俄罗斯广播电视法》和修订《俄罗斯大众传媒法》，从法律上对传媒行业的经济行为和公益行为进行规范和政策支持，在鼓励传媒产业多元化的基础上“保护传媒的国有制度和国家对传媒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集中领导”。从而逐渐建构起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富有影响力和多层级的俄罗斯传媒管控系统与制度体系。
五、对国外传媒制度发展研究的述评与反思
商业化治理交流材料范文2
关键词：开放式创新；知识能力；创新流程
中图分类号：F2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2－0096－05
由于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员工数量的骤增和高度的流动性、风险投资市场的兴起、外部思想的可用性、大学等科研机构研究能力的提高以及不断增强的外部供应商的能力等大量侵蚀性因素的影响，很多行业和企业所依赖的传统的封闭式创新面临着较大的困境(Chesbrough，2003)，在这种情况下，Chesbrough提出“开放式创新”概念及其理论。开放式创新是公司能够且应该利用内部和外部的创意和市场路径以提升技术水平的一种范式，是得益于创新的实践和创造、解释和研究这些实践的认知模式(West et al，2006)。
一、开放式创新的流程类型
对开放式创新的相关研究基本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开放式创新以及动因的解释；开放式创新绩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开放式创新的路径选择与过程管理(治理)。
开放式创新可以分为三种核心流程(见图1)：嵌入式流程、嵌出式流程以及双向复杂流程。
(一)嵌入式流程
嵌入式流程是指在开放式探索过程中获取外部知识，反映企业知识创造场所并非必然是仓0新的场所，描述了企业可以不依赖于自身的研发，通过利用外部创新资源就可以实现创新的实践过程(Ches－brough et al，2006)。通过整合供应商、顾客以及其他外部知识源来丰富企业的知识库，这种流程可增加企业的创新性。Hermes(1993)认为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应考虑运用外部创新资源：当公司缺乏内部资源时；当外部技术水平更好时；当外部技术知识很容易转化，并且市场障碍很低时。
(二)嵌出式流程
嵌出式流程描述知识的外向转移。它指的是积极寻求知识在外部的有效应用，通过向市场提供创意来获得收益，售卖知识产权，通过向外部环境转移创意来实现自身技术的放大效应。实施嵌出式开放式创新的企业聚焦于外化自身的知识和创新以便快速实现比内部商业化更有效的对知识资源的市场化应用。那些以由内到外流程为主要创新流程的公司大多是基础研究推动型的公司，例如IBM、P&G等公司。它们采取这种流程类型大多是为了减低研发固定成本、分摊风险、有效利用外部创新资源等。
(三)双向流程
双向流程指的是通过联盟、合作以及风险投资等方式与互补的合作伙伴进行知识的共同创造或外部应用的过程。实施双向流程开放式创新的企业实际上兼具了嵌入式和嵌出式两种流程形式，以进行共同创造或应用。共同创造指与合作伙伴对知识的联合开发，在开放式创新相关管理文献中这种形式被广泛研究，为了共同创造的成功，知识的选择性流入和流出、平等交换、共享以及创新成员间的分散平衡是非常有必要的。而知识的外部应用是指企业出售IP、协议开发实现知识的商业化价值，从而使企业获取比内部商业化更好的收益。
每一种流程代表着一种路径或模式，并非对每个企业来讲这些路径或模式都是同等重要的，企业应该依据自身的战略规划、能力特性以及创新需求采取相应的开放式创新流程类型。
二、知识能力的结构
知识能力是指一个组织所拥有的知识、资源和能力以及对组织内外知识、资源和能力进行协调、重构并更新的一种学识，它反映了一个组织不断地从外界汲取能量，以实现与外界环境协调发展的能力(宁烨等，2008)。它具有以下特征：(1)系统性。在系统理论中，系统是相互依赖的各部分以一定的形式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框架，从本质上讲，知识能力是一个能力系统，它具有系统的共性，由能力构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构成。(2)适应性。知识能力最重要的特征是适应性。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知识能力系统内部结构发生变迁，其演进的每一阶段都蕴含着能力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使新的、具有更高运行效率和环境适应力的能力体系的出现。(3)开放性。知识能力是一种开放系统，其不断地与环境以及其他系统相互作用，交换物质和能量，以保持系统的常态运转。(4)路径依赖性。由于企业以往积累的知识会对其以后的知识选择、获取和应用产生影响，从而使企业的知识能力呈现为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动态增长过程。
知识能力是组织开发和应用知识的一种技能。它主要涉及3个方面的活动：知识形成、知识获取和知识应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知识能力是包括创造能力、革新能力、扫描能力、吸收能力、内化能力以及解吸能力的一种动态能力体系(表1)。
(一)知识形成
创造能力指的是一个企业在内部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者与创新参与者探索和形成新知识，将原有的知识整合成新知识的能力。因此，知识创造过程包括新知识的探索和原有知识整合成新知识两方面的活动内容。而革新能力是与企业的知识市场化运用密切相关联的(Cohen et al，1990)，它主要包括企业对现有在用知识的适当的修正、内涵的进一步挖掘以充分利用其潜在应用价值的能力。
(二)知识获取
扫描能力就是发现和识别外部有用知识的能力。在开放式创新条件下，外部有用知识散布在各种创新成员之间，而这些分布的知识对企业的创新是有必要的，企业要获取和利用这些知识，就应当具备搜寻这种分布知识以及判断其可用性的能力。吸收能力是与企业对外部知识的探索相关联的，它包括连接外部有用知识以及将其整合进企业知识库的能力(Lane et al，2006)。依据Cohen等人(1990)的观点，这种能力是企业知识资源的一种重要功能，是先前相关知识的一种层次反应，企业主要依赖这种能力来占有外部有用知识(Todorova et al，2007)。
(三)知识应用
内化能力是创造的新知识或获取的新知识进入企业的知识库以便应用的能力，它主要包括转移自己形成的或获取的新知识以形成产品和服务的能力(Khifii et al，2006)。新知识只有被企业掌握才是可用的，故此，这种能力对知识在组织内部的商业化应用是至关重要的。解吸能力包括基于收益与战略的视角来识别知识的外部应用价值以及随后的向接受者转移知识的过程，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能够将自身的知识转移到外部并在外部付诸应用的能力。
三、在不同创新流程下的知识能力需求特性
开放式创新本质是知识创造和运用方式的创新。在开放式创新条件下，企业成了知识广泛散布的环境的一部分，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所需要
的知识(H0wells et al，2003)。企业应在维系乃至增强核心知识的创造能力基础上，根据开放式创新类型和能力需求特性，平衡发展各项知识能力，实现知识能力的开放式转型。
外部有用知识广泛散布于创新参与者之中，因此，嵌入式创新流程中的企业扫描能力和吸收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它们，外部知识就无法被发现和识别，无法自如地通过企业的可渗透边界进入其内部，进而被获取、整合乃至应用。
在技术层次，除了自制或购买决策以外，企业必须做出保留或售出决策(Dittrich et al，2007)。尽管外向技术(或知识)转移并非大多数公司的核心活动，然而，一些先驱型企业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很好的收益，嵌出型开放式创新已经成为这类公司战略的一部分，对于那些未用技术或知识，企业可以通过这种技术(知识)外溢形式来获得良好的收益(Fosfuri，2006)。为了向合作伙伴转移和分享知识，企业应该发展自身的解吸能力、降低知识转移壁垒和促进知识在企业外部的应用。
双向复杂流程的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的知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企业应该具备较强的扫描和吸收能力以获取外部有用知识。其次，为了增进互信和促进彼此的合作，实现知识的共同创造，或者通过知识的外溢获取收益，企业也应该拥有较强的解吸能力以向外部创新参与者或商业化应用者转移知识。
需注意的是，由于存在一个开放度的问题，即企业研发强度与外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影响创新绩效上具有互补效果，外部研发深度和广度与创新绩效都呈倒u型关系，所以，实施开放式创新战略的企业仍然需要保持内部知识创造活动，尤其是核心知识资源的创造活动，并把它作为与开放式创新并行不悖的企业至关重要的核心能力。因此，无论对于哪种开放式创新流程类型，企业本身的核心知识创造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
作为一个能力系统，各项知识能力的界面之间往往有较高的失败率。因此，知识能力应该通过积极的管理进行重整，这也是由于市场和技术的变革引发的对企业知识库变革的需要。这种能力体系中各种知识能力的重整有助于企业整合内外知识流程(Rothaermel et al，2004)，有助于那些能够为企业提高主要收益的知识探索、知识记忆、知识应用等活动，有助于能力之间界面的协调、最小化内部冲突和最大化互补效应(Chesbrough et al，2006)，实现能力之间的协同效应(Raisch et al，2008)。
四、不同创新流程下知识能力生成发展的影响因素
知识的创造能力实际上包括新知识的创造能力和原有知识经整合后形成新知识的能力，它主要取决于：(1)企业研发投入。它主要包括研发资金投入、研发设备投入、研发材料投入等物质要素，较高的研发投入为企业的知识创造(或技术创新)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2)知识型员工结构。它包括知识型员工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良好的知识型员工结构能够确保企业具有较高的知识创造潜力，尤其是那些能够产生知识创造的互补协同效应的高素质的研发人员，是企业的重要财富。(3)研发管理水平。知识创造活动是按照一定的流程规范地运营，较高的研发管理水平能够确保知识创造活动按部就班地进行，能够很好地解决原有知识的保留、更新以及新知识创造的活动界面问题，能够对知识创造活动的效率和效果产生积极的影响。(4)企业的创新文化、创新机制等辅助职能。这些组织内的职能要素为企业的知识创造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氛围和保障，消除误解、分歧和冲突，统一认识，凝聚共识，激励企业员工一致行动并进行知识创造活动。
知识吸收能力与探索外部知识相关。它主要取决于：(1)内部知识存量。嵌入性开放式创新意味着合作研究与开发而不是简单的研发外包，为了利用这种创新范式，企业必须发展它们的内部知识以便增强吸收能力。如果没有足够的公司内部专门知识，就无法利用外部的研究成果。内部的专门知识越丰富，则外部可理解的知识就越多、理解得越充分，更有利于获取更多的外部知识并整合到企业现有知识库中，为企业所用。(2)外部知识的特性。外部的知识与企业知识库知识位势越接近，外部知识的隐性化程度越低，企业理解和转移外部知识的难度就越小，则越有利于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与获取。(3)跨组织沟通能力。从外部吸收知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跨组织沟通的过程，跨组织沟通能力越强，沟通越顺畅、效果越好，则获取的有用信息越多，彼此关系也就更加融洽，更有利于外部知识的获取，尤其是通过面对面的人员沟通，更好地促进了粘性较大的隐性知识的吸收和转移。(4)学习。对组织内部来讲，缺乏相应的学习环境或学习活动，内部创造的知识也难以被充分地理解和掌握，与外部知识的对接以及对外部知识获取后的理解都会出现问题，由此势必影响吸收能力和吸收的效果。同时，外部知识的吸收过程实际上就是跨组织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态度、机制和能力都会对学习或吸收的效果产生影响。
知识解吸能力描述的是企业知识的外部利用能力，知识的外部利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知识解吸并没有妨碍它的内部应用，它是企业知识在内部应用的补充，是与吸收能力互逆的一种能力。在识别可获利的知识外部利用机会和知识转移的战略动机时，企业必须把握向接受者转移知识的机会。知识解吸能力的影响因素主要有：(1)外部机会的发现能力。企业只有能够发现并善于发现知识的外部利用机会，才能把握机会，才能将内部知识快速、有效地转移给接受者。而机会的发现能力又受到市场灵敏性、企业信息系统完备性以及战略远见等因素的影响。(2)知识的特性。知识的隐性程度越高，粘性越大，则知识向外转移的难度往往越大。(3)知识转移人员的素质。知识转移人员对转移的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直接关系到知识转移的充分性，同时，知识转移人员的转移技巧(比如沟通能力、示范能力、解释能力等)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4)关系能力。企业的关系能力越强，则能够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各种业务关系，通过捐赠、售卖、外向许可等方式将内部知识转移出去，并在外部实施商业化流程。关系能力越强，与外部伙伴之间的沟通越顺畅，越能够取得对方的信任，越有利于知识的转移并付诸应用。(5)知识接受者特性。接受者的原有知识与转移知识的相似性、知识吸收能力、知识接受方式以及组织职能要素对外部知识获取的支持都会对知识的转移效率和效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五、知识能力的培育机制
(一)组织职能方面
企业的知识战略对知识能力的培育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战略的支持，企业创新活动中的各种知识资源就难以获得。基于战略的意图，企业需要强调对内外知识探索、记忆和应用流程的协调一致(Zack，1999)。而发展知识能力的决策需要与企业的知识战略相一致(Teece，2007)。Zack在保守与积极的
知识战略之间做了区分：奉行保守知识战略的企业主要强调革新能力，而忽视了对其他各项知识能力的投入。比较而言，奉行积极的知识战略的企业需要各种高层次的知识能力以便成功实施自身的知识战略。
企业应该建立专门的组织结构以有利于其知识能力的培育。结构的灵活性能够促进知识在各部门的高效流动，有利于不同部门之间知识资源的配置与协调，提高知识资源的配置效率。一种有效的结构设计方法就是实施二元分离的结构设计，即不同的知识流程在不同的部门中实施，企业由此变成一个亚组织内部紧密耦合而亚组织之间松散连接的组织，这种专门的结构通常确保知识能力的整合与协同(Tushman et al，1996)。
(二)学习能力方面
企业的学习能减少知识积累和转移成本，给企业的核心能力带来新的内容。如果组织能在内部知识与外部知识的交互作用中进行学习和创新，就能加速和提高组织内知识和能力的累积、转移的速度和效率。当前，以企业网络为基础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学习网络，便于组织在动态环境中对多样性和专业化的信息、知识和诀窍进行转移和吸收，也有助于逐渐摆脱原有的知识学习途径的路径依赖性，更有效地搜寻和创造新知识。
Lundvall(1994)指出，学习能力而不是知识存量才是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而学习能力的开发是一种动态的跨层次的学习过程(Zahra etal，2006)。显然，知识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是学习能力的反映，如图2所示，通过组织内学习与跨组织学习，较强的学习能力有助于知识的获取、知识库的累积以及知识能力的提升(“＋”意味着积极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学习能力的持续改进奠定了知识能力提升的基础。
学习能力的培育不仅依赖于知识存量的累积，而且还依赖于组织学习机制的构建。知识的累积是学习能力的起点也是其构建的目标，两者之间存在互增强机制。开放式创新下的知识累积过程通常表现为跨组织的学习过程，企业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建立良好的学习机制，讲求学习方法，实现学习与工作相结合，工作中的学习与非工作学习相结合，不断提高学习效果。
(三)关系能力方面
在开放式创新下，有用知识广泛分布在各种组织和顾客之中，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网络，以便聚集分布的有用知识和实现共同创造。也就是说，开放式创新应该是建立在网络环境的基础上，企业的价值与其和伙伴之间的建立的关系密切相连，因此，关系能力对开放式创新绩效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它是企业的一项重要战略资产。
关系能力是起因于合作成员之间的不间断合作沟通的社会创造，它在战略要素市场上是不易买卖的，其可以为合作成员提供持久的战略优势(Kale etal，2000)，成员之间的长期关系导向为培育合作交流提供了战略情境的必要性。这种导向使交易伙伴能够培育促进共赢合作的关系规范，使得沟通、信息和知识交流成本更低。反之，短期导向关系会使得合作交流受挫，增强合作中的机会主义，浪费关系租金。
作为一种关系能力，沟通会促进跨组织学习，而这对竞争力来讲是至关重要的(PoweU et al，1996)。开放的、经常的沟通是十分有益的，这种沟通有利于知识的开发以及促进对复杂竞争问题的理解。尤其是，作为一种关系能力，战略和运营方面的频繁的跨组织沟通可以促进信任和建立合作互信、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减少不良冲突、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形成关系租金。
商业化治理交流材料范文3
关键词：种业；趋势；路径；北京市
中图分类号：F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21-5677-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21.060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eed Industry in Beijing City
CHEN Jun-hong1，CHEN Ma-lin1，AN Ran2
（1.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eij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Sciences，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griculture（North）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Beijing 100097，China；2.Heilongjiang Bay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Daqing 163319，Heilongjiang，China）
Abstract： Grasping the status and scientifically judging the trend of the se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re important contents of exploring the effective ways to establish the new seed industry system. Beijing seed industry owns the nature of basic， strategyc， knowledge and radiation， so it has the vital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seed industr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eed Capital" and the safeguard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ccording to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he achieveme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Beijing seed industrial since 12th Five-Year Plan（2010-2015） were summarized up， and then on basis of judg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odern agricultu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market circumstances， suggestions for the Beijing se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ere proposed from aspects of deepening mechanism innovation， optimizing the market environment， constructing the breeding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seed industry；trend；path；Beijing city
N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建设种业强国，积极践行“两个率先”（率先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发展要求，需要北京以“种业之都”建设为着力点，加快落实国家关于种业体制改革的精神，继续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种业研发创新中心和世界种业交流服务中心的重要作用。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109号）的颁布实施，以及即将颁布新修订的《种子法》，中国种业发展正处于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作用、创新种业发展体制机制的变革关口[1]，北京市“种业之都”建设也进入了关键时期。为充分掌握北京市种业发展状况及所面临的新形势，采取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座谈会、专家咨询等方式，听取政府各职能部门、各类种业企业、在京科研院校和育种专家意见，以期能认识与评估北京市种业在全国种业发展的核心地位，探询种业发展问题，基于国内外环境变化趋势，提出了推动北京种业发展的建议。
1 北京市种业发展概况
1.1 北京市种业发展的成就
1.1.1 北京市成为全国种业科技创新中心和新品种的摇篮 北京市围绕农作物、畜禽、水产和林果花卉“四大种业”，以小麦、杂交玉米、优势瓜菜、草莓、食用菌、专用马铃薯、种猪、奶牛、蛋种鸡、肉种鸡、种鸭、鲟鱼、观赏鱼、花卉、果品、绿化树种等为16个品种重点，聚集创新资源、推进新品种研发，使北京种业成为全国种业发展的“风向标”和种业科技创新中心。在农作物种业方面，北京市审定品种数量居全国之首。北京市引育农作物新品种数量占全国的20%；京科968成为京郊春播主导品种之一，在东北、华北春玉米主产区十多个省、市（区）大范围和大面积推广；京欣系列西瓜在全国推广达到37万hm2，在华北、华东等保护地西瓜主产区占有率达60%；京麦系列杂交小麦种子还走出国门，在巴基斯坦大面积种植，平均每0.07 hm2增产20%～30%。畜禽种业方面，京红、京粉系列蛋种鸡销往全国31个省（区），占全国市场的50%；拥有全国最多的种奶牛场；优质种公牛冻精占全国市场的35%以上。水产种业方面，北京市是中国鲟鱼和鲑鳟鱼养殖的“摇篮”和重要的繁育基地。2013年底，北京市保有鲟鱼亲鱼总量为7 740组，后备亲鱼10 000组，成为中国鲟鱼种苗供应的主要产地，年可繁育鲟鱼苗种5 000万尾以上。鲟鱼种苗的年产量约占全国产量在60%以上，反季节市场占有率达100%。
1.1.2 北京市成为全国种业企业总部、大中型企业聚集中心 大型种子企业看好北京市的中心辐射作用，逐步将总部搬迁到北京，或在北京市创立种子企业，种业企业实力逐渐增强，北京市已成为大中型企业聚集中心。全国外商投资种子企业有42家，其中北京市10家，国际跨国公司如孟山都、杜邦、先正达等种业总部落户北京[2]。2010-2013年，北京市育繁推种子企业增加1家，即北京屯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其看中北京市科技、文化和经济对全国的辐射优势，将公司总部由山西迁至北京。北京市种业十强企业中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企业有9家，占全国的7.6%，销售额达10亿元以上的企业有1家。并有5家入围“2013年中国种业信用骨干企业”，其中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被评为“中国种业信用明星企业”，在所有省、市（区）中入围企业数量最多。
1.1.3 北京市成为全国种业交流交易中心和权威信息地 北京市不仅进行种子交易，而且是种子市场重要信息汇集和交流场所。北京市连续举办21届全国种子大会，成功举办2014年世界种子大会；2013年种业交易额约60亿元，仅作物种子交易额就达35亿元，占全国交易额的10%以上，进出口额超过全国40%。北京市建立了顺义区和丰台区两大种业交易交流区，搭建了“全国农作物种子信息中心”和“首都现代农业育种服务平台”、建成“10+1+5”农作物品种试验展示网络等，为全国种业提供新品种、专利技术、种业生产投入品、生产加工技术、金融通讯、信息化等服务。种业大会、园艺博览会等活动规模逐渐增大，后续利用程度高，成为提升北京市种业品牌形象的重要载体。
1.2 北京市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2.1 种业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虽然北京市种质资源丰富，但有效利用率仍显不足。其中，农作物种质资源利用率仅为3%～5%，优异种质资源引进力度不大，所收集的作物种质在育种上有突出贡献的少。花卉种苗、种子、种球、高代次畜禽良种对国外品种依赖程度仍较高，地方品种资源保存力度不够，存在种质混杂，遗传性状不稳定等问题[3]。从育种技术上看，北京市种业研究虽从常规育种技术初步迈入依靠生物技术育种阶段，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新品种选育工作中仍存在基因背景狭窄、优异种质资源材料缺乏、种质资源的国内外交流滞后、细胞水平与分子水平育种技术手段不高、对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交叉综合研究重视不够等问题。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种业企业集团育种实验室基础设施和研究设备还不完善。畜牧、水产、林果种业的创新团队力量仍比较薄弱，有影响力的种业科技领军人才和育种攻关团队少。
1.2.2 种业企业经营能力仍需增强 由于政策对种业尤其是育繁推一体化种企的支持，很多企业急于实施整合和扩容业务，加上对市场了解深度不够，过度追求规模扩大和提高产量，致使种业企业产能过剩。2011-2013年，北京市种子企业种子产量上升同时，库存居高不下，甚至达到95.8%。企业库存率居高，加之大宗农产品国内国际价格倒挂，生产、管理、销售方面成本增加，使得企业利润略有下滑。2011-2013年间，北京种业企业销售利润率维持在10%左右。
1.2.3 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还不完善 目前，北京市以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大学为主的育种组织方式仍未有较大改善。大量育种资源和高水平科技人才仍聚集在科研院所，以市场为核心的科研评价和激励机制尚不完善。科研院所和种业企业等相关主体关系较为松散，网络效应不强。围绕产学研创新体系成立的“种业联盟”凝聚力不够，联盟理事长单位的“盟主”作用未能充分发挥[4]，专职管理机构和高素质人才缺乏，联盟在联合公关和技术研发、开展成果转化及产业发展促进、标准制定、品牌建设等方面进展较慢。种业展示基地（园区）建设仍处于政府主导的初级发展阶段，市场导向性不强。
1.2.4 要素约束种业生产布局还需优化 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北京市内农作物籽种面积由2010年的0.47万hm2，减少到2013年的0.35万hm2。北京市种业企业用地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种业规模受资源约束性增强。同时，北京市种业生产成本大幅攀升。京郊农产品成本核算点监测数据显示，2013年农产品品种平均工值为81.76元/工日，与2009年相比增幅高达89.7%，r业机械费用占小麦、玉米等大宗作物生产费用的1/3。加之品种单一，产量较低，市内制种基地需要调整生产布局，控制产量，提升质量。而北京市在外埠的农作物制种田已达到了6.11万hm2，但仍存在基础设施、生产技术和设备落后，管理水平较低，繁育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5]。
2 北京市种业发展趋势
2.1 现代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北京市种业建设进入新阶段
2.1.1 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对种业发展提出新要求 现代农业是种子的供给者，也是需求者，种业发展既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也受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制约[6]。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推进农村改革创新，加快农业现代化。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推动农业由高产向高效转变。未来北京种业发展也将进入“追求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新阶段。作为全国种业的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市将继续提高育种创新能力，根据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研制适合机械耕作与收获、抗性强、资源节约、耐储运等多元化品种，将育种新成果、新知识广泛应用于生产实践，生产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2.1.2 北京市种业将全新布局，迈向种业之都新阶段 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北京市种业走过了围绕资源发展的第一阶段后，已进入了围绕价值创造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就是以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北京市建立“全国种业创新中心”和“交易交流中心”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将推进全国种业发展。未来一段时期，北京种业将迈向布局新的商业生态系统第三阶段，也是种业之都、国家种子“硅谷”建设的时期。围绕这一目标，未来北京市种业需要把建设重点放在创造利于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和利于技术企业发展的政策、制度、市场环境方面，强化创新主体之间的密切合作，加快知识和技术的流动。
2.2 生物育种技术持续强势，知识产权成为竞争核心
2.2.1 生物技术将使种业整体发展提速 世界范围内的农业竞争首先就是良种的竞争，特别是以基因工程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将改写传统种业的游戏规则，包括打破了作物、品种和地域的隔阂[7]。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将进一步强化良种对一国农业发展及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性。目前北京市种业研发已实现从常规育种向现代育种转变，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分子生物技术的发展日趋成熟，并且在基因组学、组织培养和分子标记等方面的发展也日新月异，生物技术的应用领域从大田作物扩展到蔬菜、花卉、水果、树木等多种不同的作物，农业生物技术产业链基本形成，未来育种研发效率将大大提升，有望推动种业整体提速发展。
2.2.2 种业未来竞争的核心是知识产权竞争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提升产业整体创新能力最重要的一环。现代育种发展的关键即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其涉及植物新品种权、育种专利权、注册商标专用权、商业秘密权等，能否保护好知识产权，不仅关系到民族种业的创新能力，而且关系到种企能否真正成为商业化育种的主体[8]。在种业知识产权竞争中，跨国种业集团已洞察市场先机，充分利用全球的种质资源及自身的研发优势，借助农业知识产权全球布局谋求利益的最大化。未来北京市也必将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大知识产权管理力度，做好受理、审查工作，建立种业科技成果托管平台，加强对育种家的信息服务。
2.3 投入结构与方式变化，推动种业经营模式的转型
2.3.1 多元资本介入推动种业兼并重组和转型升级 种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前期的研发创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没有高强度的资本持续投入很难支撑产业的发展。金融资本的运用成为推进种企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9]。北京市种业已进入用社会资本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种业发展呈现出分化加剧、并购加速、重组加快的新格局。一方面大企业、集团进入种业；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也为种企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现代种业发展基金、农业发展基金、科技金融基金纷纷建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信证券等金融机构对种业都表现出极大兴趣。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俗称“新三板”）的揭牌运营，更为众多中小种企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种业龙头企业已投资数亿元，收购整合了10多家区域性企业，进一步强化了资源整合和种子产业内部各相关环节之间的关联。种子产业与化工、农药、医药、食品、生物、烟草、贸易等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也越来越紧密[10]。
2.3.2 未来种业竞争重点将是全产业链营销服务模式 商业模式运作是育繁推一体化现代种业的前提。一方面，中国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推动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家庭农场、合作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成为制种主体。这些新型制种经营主体规模壮大和影响力提升，将会有意愿和能力与上游直至种子生产厂商直接对接，经销商零售商对单一生产环节、大客户群的控制力将逐步消失。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将成为推动种企商业服务模式变革的驱动力。在互联网时代，种业品种更新和市场推广速度加快，企业和个人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容易、传播速度快。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营销平台、支付平台、信息平台、管理平台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种业也面临着“跨界打劫”威胁。苏宁、淘宝、顺丰优选等已依托物流优势，纷纷进入农业行列；京东开展送种子下乡活动，农业电商布局浮出水面；联想佳沃构建了以全产业链运营、全球化布局、全程可追溯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水果业务，可见未来企业的竞争，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
2.4 市场决定作用不断增强，促进政府管理方式变革
2.4.1 新《种子法》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决定作用 新《种子法》将推动农作物新品种审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从长期来看，应该从“品种审定制度”向“品种注册制度”转变；从短期来看，中国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对“品种审定制度”将进行完善和补充，减化优良品种的审定程序，缩短审定周期。至于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将会弱化产量指标，强调品种风险性状指标和鉴定。品种的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和审定过程更加公开透明，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将在新品种筛选过程中起更重要作用。
2.4.2 推进种业科研成果权益比例改革试点 当前，中国种业发展存在研发与实际生产脱节、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其根源在于传统的种业科研管理体制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建立种业科研成果的公开转化平台，将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公共成果资源的决定性作用[11]。通过建立种业科技成果托管平台，可以让所有创新成果公开进场、公平买卖，所有程序都在阳光下进行，实现权益最大化；可以推动科技资源向企业有序流动，为创新资源在全国、全产业链实现优化配置提供支撑，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最大化；还可以倒逼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通过创新着力解决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加强种业科技人才积极性，落实109号文要求，2014年农业部、科技部、财政部共同印发《关于开展种业科研成果机构与科研人员权益比例试点工作的通知》（农种发〔2014〕4号），决定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水稻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玉米改良中心等4家驻北京的科研单位，开展权益比例试点工作。北京市即将成为权益比例改革的先行地，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激发自主创新活力，推动平台的市场化运作。
商业化治理交流材料范文4
【关键词】煤制油 煤化工 设备管理 信息化管理 控制要点 实施要点
1 引言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能源需求维持高速增长，原油进口量不断刷新历史纪录，至2013年我国原油进口依存度可能突破60%，石油资源瓶颈已成为制约国内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发展清洁高效的可替代能源是应对石油资源短缺的有效措施。我国总的能源特征是“富煤、贫油”，煤制油已成为我国能源战略安全的一个重要趋势。神华鄂尔多斯煤制油作为世界首套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示范项目拥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
鄂尔多斯煤直接液化项目自2008年底首次试车一次成功，通过一系列流程优化及设备国产化改造，克服高温、高压、高磨损等诸多技术难题，目前已实现商业化稳定运行。在工艺设备优化过程中发现：复杂的介质工况及固、液、气三相操作环境，给生产设备的稳定性、可靠性、耐用性带来很大压力，生产操作难度极大，安全隐患多，同样也给设备管理带来难题，常规的设备管理程序已不能解决煤制油设备管理现状中所带来的问题，适用煤制油自身需要的的设备管理信息化系统在实际设备管理当中逐步体现出其重要的一面。为此，本文结合神华鄂尔多斯煤制油设备管理信息化系统在建设及应用过程当中面临及解决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以供学习、交流。
2 设备管理基础信息标准化
通常情况下，煤制油、煤化工设备管理对象涉及面较广、管理事务复杂、涉及数据类型多样，以及保障性质强等显著特点，给设备管理信息化系统的设计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这就要求技术人员在系统的开发和设计当中，应具备较强的软件开发技术和管理服务水平，从而提高系统的运行和作业能力。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设备管理的基础信息内容包含基本的专业设备台帐信息、装置信息等，基础信息设置又包含设备类别划分、参数分类、参数定义等。煤制油、煤化工设备类别划分、参数分类、参数定义与石油炼化行业均有不同之处，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在调研、建设期间，鄂尔多斯煤制油和系统建设单位紧密沟通，充分结合煤制油设备与石油炼化设备的共性与特性，在原石油炼化设备类别编码基础之上更新、完善了很多内容，逐渐形成了一套适用煤制油设备专有特点的基础信息设置体系，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设备管理内容及功能合理划分，为设计系统提供了基本的准则及依据，同时为设备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制度化管理提供了保障。基础信息设置的标准化直接关系到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应用质量。
3 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在鄂尔多斯煤制油实施、应用中的控制要点分析
鄂尔多斯煤制油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在实施、应用中控制要点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软件层。在控制系统的软件方面，需要确保系统采用的技术先进性，以满足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日常管理，满足煤制油企业生产与管理的需要。这就决定了技术人员在开发基于煤制油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应用软件时，应该采用面向技术对象进行开发。同时，还要保证面向技术对象开发的应用软件能够支持互联网上的客户/服务器体系架构及与相关信息化管理系统的信息交互。
业务层。鄂尔多斯煤制油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主要业务包括日常办公、设备档案、运行管理、缺陷故障、计划、检维修、合同管理、综合管理（资源市场管理）、报表管理、固定资产、知识管理等，重点业务在缺陷故障、计划、检维修三个核心模块，并以计划为中心前后连接为一体。如何控制月度及年度检修费用、编制月度及年度检修预算费用，计划的编制、审批、、工单签证等环节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鄂尔多斯煤制油结合自身设备管理特点，对每一个环节要点都做了相应控制。一、计划编制负责人为各生产中心设备主管，要求设备主管熟知设备检修规程及施工定额。二、依据计划类别及项目专业分别配置了不同审批流程，基本上所有计划都需要生产中心设备经理、机械动力部专业主管、工程造价主管、计划主管、机动部经理审核同意后才能够并进入检维修实施环节，计划明细中包含项目专业、项目名称、计划预算费用、施工工序内容及所需材料、施工分类、施工单位、计划开、完工时间等信息，检修项目不同工序可以是一条或多条，并链接到待检修设备台帐及所在装置。各审批环节责任人分别从不同管理角度对检维修计划进行审核、审批；三、计划审批通过后由计划主管根据不同计划类型所要求时间节点统一；四、结算工程量以经相关负责人审批后的实际工程量签证为准，工程签证以检修计划为依据，实际工程量超出计划工程量15%以上时，需要重新补报计划并经审核后才能够给予结算，同时在计划准确性方面给予考核。通过以上环节的针对性控制，鄂尔多斯煤制油以综合计划为核心的管理理念通过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得以充分开展并贯彻实施。
在此以月度检维修计划为例，简要介绍如下：设备在运行中出现的缺陷故障，根据缺陷故障的类别，如一、二、三类缺陷，分别转入抢修工单、转隐患及转计划处理、转保运工单等方式进入下一处理环节。转月度计划并完善相关信息后进入月度计划审批流程，各审批环节顺利通过审核后，统一在月末。待下月具备实施条件后，由计划提报人员提交检修工单并打印任务委托单给施工单位，检修完毕后工单关闭，至此实现了由缺陷故障产生到转月度计划，月度计划经审批后提交检维修工单实施的闭环管理。
4 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在鄂尔多斯煤制油应用中的实施要点分析
从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在鄂尔多斯煤制油的实施情况来看，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能够促使鄂尔多斯煤制油的设备管理实现在办公、管理和决策上的转变，实现办公无纸化、管理程序化和决策科学化等。具体分析如下。
4.1 无纸化的办公模式
无纸化的办公模式，是企业实现信息化的基本表现。在实现无纸化的办公模式过程中，企业应该在配置必要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软、硬件的基础上，加强对投资周期的考虑，超前考虑富余量，从而尽可能防止因反复、重复投资等浪费现象所造成的成本增加。同时，企业应该认真落实设备管理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工作。对于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操作不熟练、不规范的管理人员，应该定期组织信息化管理系统专业知识的讲座和培训，让设备管理人员从纸版检修计划、报表审批等书面材料逐步过渡到熟练使用信息化系统进行流转、审批及报表导出等工作当中，并通过现场演练，提高设备管理人员对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操作水平和管理能力。
4.2 程序化的管理模式
优化管理模式，可以帮助煤制油、煤化工大大加强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在日常生产与管理当中的应用。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设立系统及应用管理员，负责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日常维护和技术管理，最大限度减少信息化管理系统发生故障的时间，确保信息化管理系统的高效、稳定运行，有利于提高系统软件的业务服务能力，降低工作强度，同时负责相关业务模块功能的优化提升，包括设计、改进和控制等方面的工作，鄂尔多斯煤制油依托设备信息化系统研发单位先进的技术平台，逐渐摸索出适合煤制油设备管理的一整套思路，并在原有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模块设计的基础上，先后完善并实现了纪要、公文模版、设备缺陷管理、技改技措施工计划、小改小革施工计划、隐患治理施工计划、科研项目施工计划、外委垫片加工计划、外委修理机加计划等一系列管理应用；另一方面，企业应该加强日常管理工作的规范，可以通过建立健全企业管理制度，规范各部门、生产中心之间的工作流程、界面及职权范围，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设备管理程序并贯彻执行。
4.3 科学化的决策模式
煤制油、煤化工企业还应该加强对信息化管理系统相关管理机制的建立。对于输入的数据台帐、纪要、故障、计划、工单、合同、供应商、报表等数据进行备份，并确保各类数据的准确性，尤其是计划审批及设备台帐数据新增流程审批，对于关键数据的审核及校验环节应加强重视，以此来实现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数据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实效性。只有在数据准确的情况下进行分析和判断，才能保证领导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而制定出符合管理需求的方案。而且，通过调取系统数据，还能够帮助煤制油、煤化工企业真实地了解到设备历次检修档案，便于对设备的高效管理。
4.4 相关信息化管理系统集成
目前，煤制油、煤化工企业中各类信息化管理系统蓬勃发展，包括生产管理系统、安全管理系统、物资采购系统、LIMS、ERP、状态检测等等，这些信息化管理系统功能及业务交织且侧重点各有不同，如果能够把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与之相关功能巧妙的搭接集成，避免形成信息孤岛，从而实现信息化管理业务领域的全面覆盖及信息共享，将是设备信息化管理水平提升的新高度。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结合神华煤制油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构建和系统在企业的实施要点，展开分析讨论。可以看出，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可以通过加强无纸化办公、程序化管理及科学化决策、相关信息化管理系统集成等来进行开发实施和完善，最终实现设备在日常生产与管理中的实用性和可靠性。同时，还可以通过设备档案的系统导入处理及补充完善，尽量避免设备档案保管与维护的难度，以及数据重复填写等问题的发生。除此之外，煤制油、煤化工企业还可借助互联网，实现各企业之间的设备信息交流，提高设备的管理与使用，共同推进煤制油、煤化工行业的良好生产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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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治理交流材料范文5
我代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对出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各界贵宾、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2014年轻工行业认真贯彻中央决策，取得了稳中有进的良好前景，全面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6.7万亿元，利润1.8万亿元，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工业20.2%，出口商品总额6194亿美元，占全国商品出口总额26.3%。出口增速高于全国4个百分点。
轻工业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作出了贡献，我国轻工业在新常态下正处于转型升级，重新构建竞争力的推进期，呈现出增长速度回落，结构调整加快，创新驱动增强，经济走势分化等特征。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轻工业的增速已从多年的两位数回落到个位数，主营业务收入历年增幅分别由2001年的19.91%和16.25%回落到2014年的8.7%和5.2%。
轻工产品需求下行和供给不足，同时存在。多年的规模扩张不仅不适应新形势下的市场消费需求新变化，而且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加剧。轻工产品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资源与环境不断增加，利润空间进一步的压缩。
企业亏损面加大，行业两极分化明显。近年来许多轻工企业从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内部治理、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积极的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智能制造，机器替代人工步伐明显加快。科技投入研发力度加大，智能环保健康方面的新产品发展迅速，线上线下结合的新型商业模式快速增长，成为拉动消费者新的增长点。
一批涉及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的科技成果，有利推动轻工业调整转型升级。轻工百强企业为轻工业的调整转型升级作出突出贡献。
2014年度轻工百强企业平均主营业务收入234亿元，其中海尔集团达到了2007亿元，百强企业平均18亿元，其中茅台集团达到223亿元。轻工百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到整个轻工规模以上企业的11%，利润占到13%。百强企业的发展引领带动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的结构调整和系统发展。百强企业的成就以及在探索新思路、新驱动方面的经验和作为，是轻工业发展的宝贵财富。
同志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环境复杂，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当前尽管我国轻工业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外部收缩，内部多种矛盾组合，但轻工业仍处在重要发展期，轻工业应该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要深刻的领会中央的判断，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形势，紧紧围绕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一带一路、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计划，在新常态下完善新思路，增强新驱动。
一，着力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实际问题，促进稳增长和调结构有机结合。稳定在合理区间的增长是今年的首要任务，是调结构、转方式的基础。近几年轻工经济增速回落，既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又是体制机制弊端的显现，也是经济发展规律性的反映。我们要科学判断增长速度的回落，既要清醒看到经济下行的巨大的惯性和克服深层次矛盾的长期性、艰巨性。更要充分认识轻工业经济发展的韧性、潜力，在深化改革稳增长和调结构的政策措施，着力解决实际问题，发挥轻工业的优势和特色。经济平稳运行为调结构转方式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不失时机推进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把稳增长和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推进轻工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以消费者为中心，培育发展消费的新热点，新业态。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为轻工业的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消费者越来越青睐于组织优良，智能实用，时尚外观，节能环保，操作方便的新产品。多样化和个性化、定制化，线上线下结合体验互动，日益成为企业经营发展的趋势。我们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加快发展观念，发展思路的转变。以消费者为中心，培育发展消费的新热点、新业态。
正如海尔提出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智能互联，达到用户与工厂零距离。企业要从自身产业基础和专业特点来考虑互联网+同本企业融合的思路，适应消费者对轻工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拓展使用功能，提高智能化水平。在融合合作中，赋于企业新的力量和再生能力，满足和创造多层次的消费需求。
三，加强核心技术的公关，不断提高创新能力。针对生产经营过程的瓶颈和加大自动化和智能化和信息化进程，用装备和技术带动劳动生产率。我国很多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高端装备、关键材料主要依赖进口的状况，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加强核心技术，关键技术，节能环保技术，可替代技术的联合公关，提高创新设计能力，推广应用先进的设计技术，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使研发的课题变为实体的项目，样品变为产品商品，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进一步改善创新机制，为其科技研发和资本投入的结合，实现研发成果的产业化、商业化、市场化，转变为实体经济中的经济效益。
四，完善质量标准体系，培育发展自主品牌。轻工产品质量与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与企业生存发展，与我国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我们要提升质量控制技术，完成质量监管体系，健全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使产品的性能稳定性，质量可靠性，环境适应性，使用寿命等指标达到新型水平，保障消费品的质量安全，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自主品牌影响力不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轻工业发展的瓶颈，相当一部分优质轻工产品由于缺乏品牌，处在底端。四部委下发了培育发展自主品牌的指导意见，轻工各行业和企业要结合实际，提出本行业和企业培育发展自主品牌的路径和指导意见。引导企业增强以质量和信誉为核心的品牌意识，树立品牌效率理念，提高企业内在的素质，提升品牌附加值和软实力。加速我国品牌价值评价的国际化进程，提升轻工自主品牌的影响力。
五，巩固发展出口优势，提升企业走出去水平。无论是巩固发展轻工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还是拓展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我国轻工产品都具有比较优势和巨大潜力。我们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绝不能影响和削弱出口的优势。一带一路对中国轻工产品有极大的市场需求。2014年我国轻工行业对这些国家的出口额供给1633.55亿美元，占整个轻工出口26.54%，同比增长15.86%。我们要总结走出去的经验和教训，巩固发展现有优势，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培育发展新的优势，认真研究和树立全球价值链的理念。不断提高外贸价值增值过程当中的利益，研究探索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扩展贸易，进一步完善体系建设，提升企业走出去的水平。
六，深化改革动力，改善企业发展环境。2015年政府在一系列的重大领域进行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力度空前。我们要充分利用政府在财税、科技、外贸等方面的体制改革释放的红利，减轻企业负担，扶持、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增强企业活力。行业协会要及时反映行业和企业的需求，推动改革的精细化和实际效率，改善企业发展环境。
轻工企业家高峰论坛是引导交流我国轻工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平台，相信各位领导、专家和企业家的精彩讲演，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丰硕成功和深深的启示。
商业化治理交流材料范文6
【关键词】纳米；纳米技术；伦理问题； 技术转型
1.伦理学与纳米技术
纳米(nanometer，nm)与分米、厘米一样，是一个长度单位，1纳米等于十亿分之一米，也就是10-9米，相当于10个氢原子排列成一行的长度，或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万分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纳米技术非常广泛地应用在医药、能源、材料和环境治理等多个方面，已迅速发展成为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之一。纳米技术的大肆传播，已经引起了人们的狂热的追求和盲目的乐观 [1]。纳米技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状况要求我们从一种彻底不同的角度考虑纳米技术的伦理问题，而这种更新颖的伦理方法或观点应该更注重未来纳米技术的发展[2]。
伦理，通常与禁止和限制相关，特别是当它涉及到技术的时候， 其约束是很多的。伦理学可以指导包括确定我们更好的生活的方式，以及告诉我们作为个人也好社会的一部分也好，应该如何争取和实现我们理想，并且使我们无愧于一个活生生的人。因此，尽管纳米技术的伦理问题涉及到禁止和限制，但这不是全部问题之所在，甚至还算不上最重要的部分。
2.与纳米技术有关的社会和伦理问题的三个误区
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已经认识到，学会跟踪一种新技术应用带来影响的能力是很重要的，而且对这种技术的伦理方面影响的考虑也是越早越好[3]。然而就与纳米技术相关的社会和伦理问题而言，还普遍存在三个误区。
2.1认为讨论伦理和社会问题还为时过早
认为讨论伦理和社会问题还为时过早的前提主要来源于两种主张。一是认为纳米技术能力的描述、控制和建设过程，即实践的纳米科学与工程没有什么社会和道德问题的特点。二是目前还很少有产品含有已经完成了纳米粒子的设计，工艺或设备的制定了，更不用说大量生产和广泛传播了[4]。如果纳米技术的实践在社会和道德上是无害的或者纳米技术本身基本上不存在，那么，社会和伦理方面的考虑必须无限延期下去。
2.2认为现在讨论伦理问题意义不大
第二个误区的前提认为技术创新是必然的--甚至呈现出指数增长--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会伴随着他的益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与纳米技术革命相关的社会和伦理问题是最没有意义也最不利的，因为任何东西都可能延缓纳米技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步伐。要想促进社会发展，就要推动技术发展，尽可能地无阻碍、无约束、无监管的去应用和传播。还有，要健康发展就要教育人民了解纳米技术，促进公众接受它，促进产品的商业化并准备人员和机构以便我们调整、减轻和补救那些意想不到的健康和安全方面的影响。
2.3认为确保公众接受才是关键所在
对于纳米技术研究持续性发展的支持，以及将纳米技术最终融入到消费产品和合理应用的问题上，公众对于纳米技术的接受程度将成为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有一个普遍的观点，甚至存在于那些大力倡导社会和伦理研究的专家当中，这个观点认为：通过向公众显示关于纳米技术的社会性担忧已经得到了解决，由此帮助纳米技术获得更多的公众认可度并保证其能够顺利的与国民和国际经济的发展相结合。
3.纳米技术可能引发的社会和伦理问题
纳米技术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发展和使用新兴的纳米技术满足人类和社会紧迫需要的同时，如何充分而合理地去预见和减轻不利的影响或未曾想到的结果，已成为各国政府和科学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5]。从纳米技术的应用及价值来看,具有极大潜力改变我们未来几十年的生活方式,但正如波普尔所说的，"科学进步是一种悲喜交集的福音"。所以解决其引发诸多的社会和伦理问题势在必行。
3.1有争议的道德问题
有争议的道德问题可能涉及到研究和工程实践亦或产品使用。例如，纳米技术涉及包括转基因生物体、使用胚胎干细胞和嵌合体的研究、合成生物学、建设人工生物武器的发展、基因专利、和修改人的本性。当然，有争议的道德问题往往不是独有的纳米技术，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纳米技术可能实现它们特别引人注目的或有争议的开发工具。
3.2社会环境问题
社会环境问题产生于纳米技术同社会体制以及纳米技术出现的体制背景的相互作用。由于纳米技术是一项普遍使用，可以获得的技术，所以它出现的可能引发的社会环境问题也是广泛的，例如，获得技术的公平问题，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法律和政策问题，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等等。纳米技术不是环境负担和利益分布的原因，设计能力，控制和纳米级的创建并非天生是不公正的。当考虑了纳米技术的特点和实践，环境正义似乎不是一个纳米技术的问题。因此，不把社会环境问题理清楚，纳米技术的可靠发展是不完整的。
3.3生命形式问题
生命形式问题出现于纳米技术在社会标准，规范和结构，比如家庭结构，社会网络和生活轨迹等方面。社会规范往往是基于事实，或特定的理解，比如我们彼此的关系和我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纳米技术的出现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如果纳米技术，特别是纳米医学能接近它所预期的那样的那样，那么与人类繁荣有关的规范将会进一步得到修改。此外，同过去一样，人类寿命延长和达到期望的健康等将对家庭规范和结构（例如，赡养责任），生活计划或轨迹（例如，婚姻状况），以及社会和政治机构产生重大影响。
3.4转型问题
转型问题产生于纳米技术的潜力，尤其是结合其他新兴技术，如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和机器人技术等来改造人权状况，而不是仅仅作为形式的生活问题，修改一些参数。这可能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显著改变我们原来的生物种类，重建我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创造自我意识和自主人工智能或发展强有力的替代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新的道德状况或将引进一些有关于我们的道德景观需要重新配置或重新构思的方面。■
【参考文献】
［1］G..Khushf.The Ethics of Nanotechnology:Vision and Values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4,(2).
［2］J.P.Dupuy,S.Roeser and A.Grinbaum.Living with Uncertainty:Toward the Ongoing Normative Assessment of Nanotechnology. [J]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2004,(2).
［3］朱凤清，张帆.纳米技术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及其规约机制[J].学术交流，2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