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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立法论文范文1
从某种角度来说，其意在强调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学科，法律本身是来源于实践而又服务于实践的。相应地，对于法学本科生来说，只学习掌握法学理论知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四年学习塑造出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基本能力（即法学技术应用能力）、心理素质和基本道德。而这些也正是法科生专业就业能力的核心所在。因此，在培养法律人才时要切实考虑到本学科的社会需求，所培养出的法科人才要能服务于法律的应用和实践，要将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级应用型法律人才作为法学本科教育教学的主要目标。法科生专业就业能力是指法科生实现专业就业目标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基本技能，是心理素质、职业道德和法学专业技术应用能力的综合体现。专业就业是指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服务工作。从就业前景来说还是非常广泛的，比如做法官、检察官、警官、行政机关公务员，到公司法务部门从事法律事务，到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到高校去做法学教师，到科研院所做法学研究者等等，都是实现专业就业的不错选择。从具体就业能力来看，法科生通过四年学习实践的积累，应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能力：第一，掌握核心法律知识。要求学生掌握我国相关实体法、程序法、证据法、法制史和法学基础理论知识，并力争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资格考试。第二，具备解决法律实务问题的基本能力。要求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实习实践、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或法律诊所等）积极参与具体法律事务的解决，并具备基本的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能力、谈判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文书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基本的心理素质。第三，形成严谨的法学思维能力。德国法学家茨威格特•克茨曾说：“法律并不纯粹是一种专业训练的对象，而是人们可以从中学习清晰的思维、透彻的表达以及练习修辞技巧的一个领域。”要求学生初步形成法学思维方式，能从法学专业角度运用法律实务工作基本方法，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问题。第四，具备坚定的法治信仰和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法科学生像教徒信仰宗教一样虔诚地去信仰法治，坚定不移地相信法律有用，相信执法人员会严格执法、司法人员会公正司法，相信法治中国的美好未来；学习在社会变革中运用法律、学习处理复杂的职业道德困境。
二、在劳动法教学中如何提升法科生的专业就业能力
劳动法学作为一门与大众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学科，是维护人权、体现人本关怀的一项基本法律，在西方甚至被称为第二宪法。劳动法课程中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劳动合同法律制度、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劳动报酬及劳动保护法律制度等内容直接涉及大量的案例和社会热点问题。笔者认为劳动法课堂教育教学活动中提升法科生专业就业能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1.调整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
使课程教学更利于学生能力的发展。劳动法教学的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应紧贴社会生活实际和大学生生活实际，不断改革、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要。首先，在课时安排上，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应统筹兼顾、合理分配，以2学分30学时的教学设计为例，可将理论课安排18~20学时、实训课安排到8~10学时。其次，在课程内容上，理论知识讲授应与司法考试考题讲解紧密结合，促使学生掌握核心法律知识。最后，课堂案例教学内容可以大学生劳动争议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为重点组织相关教学案例，比如大学生校外兼职“洋快餐”的法律问题、毕业生实习与就业协议书的法律问题、“黑砖窑”事件等等，从而引起学生共鸣，使其主动思考，逐渐养成基本的法律思维能力。
2.提升教师教学综合素质、改革教学方法
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教师水平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由于我国当前年轻一代法学教师多是“校门到校门”，毕业就进校执教，缺少行业实践经验，专业理论功底强而实践应用弱。由此导致教育教学中，法学教师重理论、轻实践，法科生记笔记、背法条、少自主独立思考。法学教育直接制造了大批眼高手低、缺乏职业基本素质的毕业生“，难就业”成为必然。因此，高校应采取积极措施，打破政策壁垒，多渠道培养“双师型”教师，促使教师积极提升教学综合素质，主动改进教学方法，使法学教育更贴近法律职业的实际要求，解决实际法律问题。在劳动法教学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可采取“案例-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法律实务的解决，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灵活性，最终培养学生自主做事和主动学习的信心和能力。比如在“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授课中，笔者曾将一起正在处理中的案件作为课堂教学讨论内容，这是一起本校法学大三学生校外兼职遭遇交通意外伤害的事件。参与案件处理的学生讲述了事件处理过程，教师进行适当引导，通过事件发生后的处理流程、证据搜集障碍、双方当事人谈判焦点、涉及法律理论及法律依据、困惑问题等环节的讨论，最后总结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谈判策略。这次案例教学使学生对“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知识的把握更直观、深刻，由简单识记层面迅速提高到深刻理解运用层面，而且锻炼了学生的运用知识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课堂气氛也十分活跃。
3.加强劳动法实践教学
推动学生参与实践、积累职业经验。劳动法的实践性很强，尤其是劳动合同的订立、变更、解除和终止等内容，如果没有具体案例的引入或学生亲自参与实践，学生很难深入理解这些内容，更谈不上掌握和具体应用相关知识。在劳动法教学中可采取法律援助、诊所教育或社会调研等形式，推动学生亲身参与实践，积极积累职业经验。比如在前述学生兼职遭遇交通意外伤害的事件处理中，笔者要求学生以法律援助的形式参与案件的处理过程。通过实践锻炼的学生，意识到专业知识在实践运用中的重要性，并主动充电学习、查找法律条文，积极与专业教师、执业律师、在职法官联系、咨询，制定谈判方案、谈判思路和策略。通过真实案例，锻炼了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能力、谈判能力、文书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基本的心理素质，坚定了学生们的法律信仰，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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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劳动定额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业务管理覆盖范围过窄
长期以来劳动定额工作偏重于生产岗位定额标准的制定、应用和统计，很少和其他部门发生联系或是有联系也十分少，甚至与其他管理部门脱节，协调性比较差。
(二)管理手段以行政命令和控制为主
传统的劳动定额大多依“控制”为核心，它在思想上效率意识不强，在管理手段上主要靠行政命令，考核标准主要是以时间为准。这种传统的劳动定额标准大都是在工人“习惯”性操作的基础上测定的，带有较多的经验估工成分。
(三)定额水平偏低
目前的劳动定额水平基本是“平均先进”的水平。项目成本管理要求劳动定额水平必须“科学先进”，而按当前这种定额标准计算的人工成本和工作效率，与按市场价格测算的人工成本和工作效率会出现比较大的差距，不能提供准确的项目人工费控制标准。
二新形式下，劳动定额的发展方向
(一)在管理范围上，应由单纯的业务管理向综合管理转变
为适应项目成本管理的需要，定额工作必须走出“就定额谈定额”的圈子，重新设计在企业管理中的功能，扩大劳动定额管理的范围，真正纳入综合管理的轨道。研究的基本内容要从生产组织、方法研究到成本控制。通过研究制定生产作业计划，人员调配和技能培训计划，以及成本控制和资产、设备的高效配置方式、方法，充分发挥劳动定额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同时，既然项目成本管理中的人工成本涉及到一线工人和机关后勤服务人员，所以劳动定额管理也必须是对全员劳动效率的管理：对一线生产人员，通过制定完整的定性、定量考核标准，并将完成的定额工时与工程技术、产品质量、安全、工期、成本等指标一并考核，兑现奖惩；对勤杂、服务人员实行“定岗定薪制”，按其工作任务量、责任大小等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并按考核结果相应发放工资；对机关管理人员根据其在项目成本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工作任务、管理责任、业务水平、贡献系数、劳动态度和特别贡献五项进行考核并分配。
(二)在管理方法上，应由“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
一是分档制定定额标准，实行分档劳动定额管理。例如；制定不同档次的劳动定额标准，划分工时单价档次，在贯彻实施中，由操作人员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自愿选择适合自己的劳动定额水平；对施工中的关键工序，可以按高档次确定定额标准，使关键岗位的人员能够享受相应的高待遇。
二通过推行全员劳动定额管理，使每个工种、岗位都有一个可以对比的考核标准，在分配时根据此标准折算不同岗位的报酬额，从而避免因各类标准不统一，含水量大造成的不同岗位工作付出与所得不成比例的现象出现，使不同工种、岗位的工作量都有一个科学的、公平的考核、分配标准，提高职工工作积极性。
三是加强动作研究和方法研究。要通过动作研究和方法研究，改进生产工艺，改善工作地布局，优化操作，减少工时浪费，提高工作效率。
(三)通过与项目成本管理有机结合，促进劳动定额水平的提高
在项目成本管理中可通过对“项目人工费总额承包”的办法，将传统的“平均先进”的定额标准向“科学先进”的定额标准转变。通过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追求最大收益的过程和采用先进的制定定额标准的方法，将定额水平逐步推向科学先进，在推进了项目成本管理的同时，又提高了劳动定额的水平。
(1)项目人工费总额承包的内容和方式
项目人工费总额承包的内容，主要包括直接人工费、间接人工费和项目部组织及管理人员所需的费用(基本工资，工资性补贴，辅助工资，工资附加费和劳保费用保险费用)，以及办公费用、施工转移费用和包干费用等现场经费。将这四项费用以承包责任书的形式下达到给项目生产和管理人员。
(2)项目人工费总额的测算
由于项目成本管理要求管理层和作业层在经济核算体系上各自独立，二者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是两个相互独立、具备各自运行体系的利益主体，所以“项目人工费总额”承包要对这两方面指标值准确测算。该总额的测算主要依据工程规模大小、技术复杂程度、施工难易程度以及国家和省市有关定额标准，通过对比、分析、计算，确定工程造价，从而测算编制出完整准确、合理的人工费总额。
(3)通过项目人工费总额的分层控制，间接提高劳动定额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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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私法有关弱者利益保护原则的确立
"弱者保护原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一个国际私法基本原则，其目的在于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和正义。" 20世纪初期， 动荡的社会催生了许多新的法学流派，①这些新学说认为，法律的适当性应当从法律适用的实质意义上， 而不是空间意义上来界定。此后以美国冲突法革命为代表，现代国际私法逐渐突破传统僵硬、单一的法律选择方法，努力实现法律选择过程中的灵活多样，人文关怀和实质公平的价值取向也成为指导国际私法法律选择的重要原则，是立法者制订国际私法规则和法官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重要考虑因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软化冲突规范中的连接点，由"规则导向的法律选择方法"转向"内容导向的法律选择方法"②，立法者在制定相关国际私法规则时尽量采用有利于弱方当事人的连结点，从而采取了弱者利益这一具体方式实现了冲突法的此次变革。
二、我国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颁布实施前的弱者保护状况
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我国的冲突法规范零散地规定于各项法律、司法解释中。如《民法通则》第108条规定扶养适用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6条第l款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规定，《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的几条保护弱者的规定，另外，《收养法》第2l条和《外国人在华收养登记办法》第3条外国人在华收养子女应重叠适用中国法和其所在国的法律。
三、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颁布后对弱者利益保护的改善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颁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国际私法对于弱者利益保护规定的粗陋局面，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弱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体现在明确的具体规定中，也蕴含在抽象的一般原理里。
有关弱者保护的具体规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涉外婚姻家庭方面，涉外合同方面，涉外侵权责任方面。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婚姻家庭一章中，对三种情况进行的规定体现了对弱者权益的保护。③（1）在涉外父母子女人身、财产关系中确立对弱者权益的保护。该法第25条在立法时，直接规定适用"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是典型的"有利原则"的运用。父母子女人身、财产关系中。是父母还是子女处于弱势地位，并不能笼统概括。规定适用"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是一种弹性的表述，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有利于在具体的案件中加以适用。（2）在涉外抚养关系中确立对被抚养人权益的保护。该法第29条相比较之前我国国际私法有关在涉外抚养关系的规定中体现出的对弱者权益的保护更为直接。（3）在涉外监护关系中确立对被监护人权益的保护。该法第30条规定："监护，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权益的法律。④
在涉外合同方面，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涉外消费合同和涉外劳务合同具体确定了对消费者和劳动者更有利的规定，第42条规定，"消费者合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消费者选择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或者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第43条规定，"劳动合同，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者工作地的。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
在涉外侵权责任方面，第45条："产品责任，适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律；被侵权人选择适用侵权人主营业地法律、损害发生地法律的，或者侵权人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适用侵权人主营业地法律或者损害发生地法律。"体现我国在涉外侵权方面对弱者权益的保护。
有关弱者保护的一般原则，则在该法总则中有所体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没有规定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第4条则规定了"直接适用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确立和"直接适用的法"的运用，都是弱者权益保护的方式。⑤
四、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有关弱者利益保护的不足
综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我国颁布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有关弱者保护的确有长足的进步，就该法而言，我国冲突法视野中的"弱者"范围与当代世界各国的规定大致相同，更加系统、全面地对弱者利益加以保护，但仍然存在诸多的不足。
首先，就该法的立法内容来看，该法并未在总则中将对弱者利益的保护作为原则确定下来，而只是在涉外婚姻家庭、涉外合同和涉外侵权等领域分散地进行规定，且目前我国国际私法中关于弱者利益保护的规定只是应当确立弱者保护原则法律关系中的小部分。
其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弱者"的范围界定太窄。根据其现有规定，"弱者"的范围包括父母子女、被扶养人、被监护人、消费者、劳动者、被侵权人。相比国际条约以及其他国家的国内立法，该保护范围明显过于狭窄。一般来讲，除了上述弱者之外，至少还应包括涉外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涉外雇佣合同中的雇员、国际技术转让合同中的技术受让方等。甚至，还有学者主张，国际私法中的"弱者"应远远超过以上范围，应存在于国际民商事关系中的各个领域。⑥
再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对弱者的保护方法不完善，多采用"盲眼"的冲突规范，即冲突规则本身虽然体现了保护弱者的精神，但是根据该冲突规则援引的实体法的规定可能与保护弱者的精神完全背离，无法保护真正的弱势群体。⑦例如，第43条中规定的劳动合同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第45条规定通过网络或者采取其他方式侵害人格权的适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律，表面上看起来是保护了劳动者和被侵害者，但事实上，劳动者工作地法律和被侵权人经常居住地法律并不一定真正对劳动者或被侵权者有利。⑧
五、总结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颁布，为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体系中确立弱者保护原则奠定了基础，是一大进步，但该原则并未在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中确立，与之相关的规则还存在着不规则的情况，弱者保护原则在我国国际私法中的确立仍然有着较为漫长的路要走。
注释：
①如凯弗斯的"规则选择"和"结果选择"说、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艾伦茨维格的"法院地法说"等。
②论文：杜新丽，消费者弱者利益保护的冲突法视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③同⑧。
④论文：张丽珍，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实质正义取向，载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⑤论文：潘瑾，浅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优缺点，载于《科教探索》，2011，3。
⑥论文：屈广清，论保护弱者的国际私法方法及其立法完善--以冲突规范的保护方法为中心，载于《法商研究》，2006年5月。
劳动立法论文范文4
关键词：妇女；就业机会平等；法律促进；生育保障
近些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入，就业机制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用工权力的下放，而相应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却没有跟上，给妇女平等的就业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女大学生就业问题、女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对此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我国妇女就业机会不平等的现状
我国虽然已经从立法和行政执法等方面为保护妇女的劳动权益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上的保障，但在现实生活中，各种侵害妇女劳动权益的现象依然层出不穷。妇女就业难目前已成为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女大学生就业问题、女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妇女的就业机会和从事职业的岗位往往比男子要少，较男性承受更大的压力。许多女大学生在毕业求职过程中都会遇到性别歧视问题。据2002年江苏省妇联的一项调查显示，80％的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曾因性别原因遭到用人单位拒绝，其中34．3％的女生有过多次被拒绝的经历。“性别歧视”成为女大学生求职中的首要的和最大的障碍，[1]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2007年3月，《济南时报》与山东人才网联合推出“女大学生求职调查”，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者中，认为性别歧视“比较严重”的占52．8％，认为“不太严重”和“不存在”的分别占44．4％和2．8％。[2]许多用人单位为了回避《劳动法》中关于不得辞退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妇女的规定，不愿意雇佣妇女，或者在雇佣时对男女求职者采取不平等的标准。目前，妇女与男性之间在就业状况上有着显著差异，妇女就业率比男性低17％，而失业率更是比男性高1倍。在40至49岁年龄段的妇女中，每3人就有1人失业，就业和再就业形势最为紧迫。而对于处在最佳劳动年龄的30至39岁年龄段的妇女群体，失业或待业的比例高达25．5％。妇女失业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从学校毕业不久的2l至29岁年龄段出现了14．4％的失业妇女。[3]232。总之，目前我国妇女谋求职业时受歧视的现象相当突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企业竞相压低人工成本，职称论文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加剧，如果没有足以遏制就业歧视的对策，对妇女的就业歧视就会日益严重，这将直接危及妇女的劳动权。劳动权是实现妇女生存权、参政议政权和发展权的重要保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是劳动者谋生的手段。如果妇女的就业权不能实现，将直接危及其生存权，生存权没有保障，其他人权将失去根基。[3]234
二、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妇女就业成本比男性高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就业市场的主要矛盾。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全国现有下岗失业人员约l300万人，2005年新增劳动力、复员转业军人、高校毕业生等需要就业人员约l100万人，两者相加，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多达2400万人，按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左右，在现有经济结构状况下，能够安排的只有1000多万人，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是1400万人左右。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这几类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相当大。就业机会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劳动力过剩的状态使得劳动力“买方市场”长期存在，劳动者由此处于弱势地位，相对于男性劳动者来说，妇女劳动者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因为特殊的生理原因，《劳动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在妇女孕期、产期和哺乳期随意辞退女职工，同时应给予产假，并依法支付产假期间的工资。这样，对雇主而言，将从两个方面影响其成本：首先，女工休假期间既不创造价值，却要依法享有一定的工资．这相应增加了其成本；其次，在此期间，原有的职位必须有其他人来填补，这既要付工资，又有可能要支付一定的培训费用，而雇佣男性就不会存在这一问题。所以，为避免成本增加影响利润，企业就会尽量减女的雇佣。[4]150-151
(二)保护性劳动立法中存在着性别偏见
基于女性特殊的生理特点，工作总结国家制定了很多专门保护妇女劳动者的法律，比如，《劳动法》第59条、《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和《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规定了妇女禁忌从事的一些劳动；还有《劳动法》和一些法规中关于“四期”保护的规定。这些规定限制妇女在经期从事某些工作，有些法律则是有关孕妇夜班和休息的规定。法律禁止妇女从事某些对身体有难度的工作。妇女不得从事对身体有害的工作，支撑这些法律的原理认为，妇女不像男性那样在生理上那样适合同样的工作机会。于是，通过法律设防以阻止妇女进入传统上非妇女从事的职业。这些法律法规的确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保护女性劳动者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从计划走向了市场，从政府统管一切走向了企业拥有很大的自。当企业在计算自己的成本的时候就会觉得雇用女性职工有很多的条条框框，而且还要提假、哺乳时间和一些特别措施。因此在录用时更偏好于男性，把妇女置于劳动市场的不利位置。在经济和政治转型期，要求雇主给妇女提供特别照顾的责任转换成了雇主雇佣妇女的障碍，当对劳动力需要降低时，它又成为雇主裁减女雇员的诱因。更进一步的是，如果没有一个公正的实施这些法律的机制，推行这些法律只会增加妇女在寻求雇佣时的负担。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注中国高度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妇女的经济状况，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对妇女过度保护而不是提供平等的机会，会形成妇女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额外障碍。
(三)生育保障制度滞后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生育保险制度，在维护女职工生育期间的合法权益、保护女职工身体健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传统的生育保险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建立在企业或单位保障的基础上，女职工各项保险待遇完全由企业或单位来支付。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女职工的生育价值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相背离，客观上造成了女职工集中的企业与女职工较少的企业负担不均，把本应社会共同承担的“生育”成本，完全由单位来承担，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虽然早在1994年底，劳动部就颁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开始生育保险社会化改革，但是进展十分缓慢，社会统筹覆盖范围有限，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相比较，同期生育保险参加的人数较少。生育保险社会统筹的层次也较低，基金无法在大范围调剂，使生育保险难以起到互助互济、均衡负担的作用。其中有些条款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与《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有关待遇规定不一致。而且因其在执行中存在支付水平过低、结余过高等问题，未能从根本上减轻企业负担，反而造成有些企业和女职工负担加重，影响了生育保险作用的发挥，企业不愿招用女工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当前，生育保险制度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如何进一步加以完善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四)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的影响
社会性别是指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妇女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英语论文性别是男女之间的生理区别，具有自然属性，而社会性别具有社会属性。世界各国的人们对妇女和男性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性别意识。在中国，遗留的封建意识和长期的计划经济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观念。如“三从四得”、“男尊女卑”影响，使很多人认为妇女就应该依附于男人，“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这些观念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国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它严重的阻碍着妇女与男性平等的步入社会就业领域。
三、关于促进妇女就业机会平等的法律应对措施
(一)严格实施现行的有关保障妇女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使其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我国现行的有关保护妇女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虽存在一定的缺陷并有待于完善，但毕竟已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为主体，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等在内的初步保护妇女平等就业权为主体的促进男女就业平等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都规定了妇女享有和男子一样的劳动就业权。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1条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该法第22条第1款规定：“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立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法律落到实处。因此，我们要严格实施现行的有关保障妇女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要求用人单位严格遵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劳动行政部门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并通过加强法制宣传，增强广大妇女对相关法律的了解，提高她们的维权意识，妇女遭受就业歧视的不良现象就会大大减少。
(二)转变立法思路，修改现行立法中不利于妇女就业的有关规定，并增强可操作性
目前我国关于两性就业平等的立法依据仍主要局限于强调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的生理性别差异，将妇女置于弱者的保护地位，轻视基于社会性别的平等权利和社会地位的保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生产活动对人们体力的需要减弱，对智力需求不断加大，从而使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别，在现实的经济活动和劳动过程中逐步缩小。因此，要建立两性平等就业的法律制度，首先要转变立法思路，将对妇女的偏见置于一边，从提供和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着手，消除立法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如放弃对女性进入某些行业的强制性禁止规定，赋予女性自主选择权。在宪法和以后的民法典中重申男女平等、平等就业权的基本人权地位；其次还可以在立法中补充男性的家庭责任。抚养小孩、关心老人、照顾家庭是全社会男女共同的责任。与家庭和孩子有关的福利不应只针对女性规定，而应同时针对两性规定。中国的劳动法赋予了女性很多福利政策，如产假和哺乳假的规定。同时还规定了女职工比较多的单位应当建立哺乳室、幼儿园及托儿所等设施。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立法者将照顾家庭和孩子的责任理所当然地加到了女性的身上，通过法律形式把用人单位建立托儿所产生的经济成本强加于女性。结果，用人单位认为这些设施的建造成本是女性所带来的，自然就不愿意雇佣女性，女性成了这种保护性立法的牺牲者。
(三)建立、健全生育保障制度，将生育成本社会化
妇女的生育行为不仅仅属于个人行为，更是对国家和民族有利的社会行为。留学生论文妇女生育行为的这种社会性，以及女职工因生育行为可能给自身劳动生涯带来的各种劳动风险，客观上要求所有企业均衡地承担女职工生育保险费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征收的女职工福利保障费，要由所有企业共同负担，这样聘用女工的企业就不会因为负担女职工的福利费用而比其他企业增加额外的负担；也可以按累进办法给聘用女职工的企业适当的税收减免。企业聘用女职工越多，享受的税收减免也越多，并把这一条款纳入税法中，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用人单位对妇女的排斥心理。而在社会化统筹生育保险的条件下，企业能够相对准确地评价男女雇员的劳动能力，有助于实现男女就业机会的平等。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妇女运动的发展，妇女生育正在被确认为社会总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将它纳入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之中，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法律形式对生育保险制度进行确认，该法新增的第29条规定：“国家推行生育保险制度，建立健全与生育相关的其他保障制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为贫困妇女提供必要的生育救助。”生育保险制度改革是生育保障体系改革的核心，国家应尽快制定《生育保险条例》或出台《社会保险法》，以生育保险改革带动生育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进，逐步建立、健全生育保障制度体系。
我国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利在实现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问题，随着劳动力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自和所有制的多元化，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除严格实施现有法律，加强立法，从法律的角度来保障与促进妇女平等就业，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妇女的整体素质，转变传统性别观念。使各种保护力量和保护方式系统化、制度化，然后形成一种社会合力，以实际行动来进一步落实对妇女就业权利的保护，为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丽霞．试论我国妇女就业杈的法律保护[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04．108．
[2]热点关注：《就业促进法》能否破解女性求职难[EB／OL]．(2007-05-23)[2007-09-19]．http：//business．sohu．com／2007-05-23，n250186026．shtm1．
劳动立法论文范文5
论文关键词 家政服务人员 法律关系 法律适用
一、家政服务人员的概念及家政服务的特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分析家政服务人员是否具有劳动者的地位时，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家政服务人员的概念及特征，对家政服务业中的家政服务人员和雇佣关系的法律现状进行分析，以便准确地找出应对方法。家政服务人员是指，为了满足雇主及其家庭的需要，保持雇主家庭的舒适和家庭成员的享受，在私人住所进行的家务服务。比如对幼儿的临时照顾者，家庭清洁工，对病患的护理者、司机等等。一些国家对于家政服务人员作的范围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如法国；相反，另一些国家的法律则对家政服务做了否定式列举，例如阿根廷明确将私人司机排除在家政服务人员之外。
目前，世界各国的法律对于家政服务的规定都是不一样的，探讨其特殊性则是不可避免的。家政服务工作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家政服务总体上来说具有非营利性。雇主多是私人家庭，雇佣家政服务人员人并不是为了从事经营活动，这与在经营场所雇佣的员工有着莫大的区别。家政服务人员是在雇主的直接指挥、安排和监督下进行工作，是通过付出金钱来获得自己生活上的便利与舒适，进一步获得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而经营场所的雇员从事的服务工作是为了增加雇主的经营场所的舒适性，目的是为了更多地招揽顾客，最终增加经营活动的收入。
2.工作场所的私人性。家政服务人员的工作场所不是像工厂一样的公共领域，而是封闭的，隔绝的雇主的住所，这对于家政服务的提供者与接受者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家政服务人员的自身生活往往与工作联系甚密，工作对于其生活的限制和约束是不可避免的，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生活自主权、休息权、财产权甚至人身权。
3.工作内容具有主观性和不可量化性。家政服务人员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保持雇主及家庭成员的舒适和享受，从其产生原理来说，一个人的渴望是由内心的需求产生的。只有渴望才有舒适与享受可言，而雇主和家政服务提供者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他们内心的需求是不一致的，所以难免出现双方对工作内容产生分歧。其次，从舒适与享受的性质来说，它们是没有标准，不可测量的。因为所有的主观事物都不可被测量。家政服务的质量除了受家政服务人员人的技能和智能的影响外，更多的通常是受其道德品质的决定的。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制定一个统一的劳动标准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仅由雇主单方面说了算，容易导致雇主权利的滥用和家政服务人员人在诉讼中的举证困难。
4.雇佣关系的非典型性。从合同法的角度考虑，合同分为典型合同和非典型合同。所谓典型合同，又叫做有名合同，是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由于频繁地出现和发生，为了保护交易的安全与快捷而定型化的合同；非典型合同即无名合同，这种合同在交易中出现的频率较低，或者是由于不能抽象出固定化的要素而在合同法上没有规定的合同。家政服务中的明确雇佣关系的合同就没有被合同法定型为有名合同，所以在合同法上只能根据法律原则和总则性的法律条文来保护，毕竟这种救济没有有名合同周全，从合同法的角度上来是非典型性的。
家政服务工作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家政服务工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家政服务人员人无疑是自由的，享有自主权的，然而，家政服务人员人实际上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其法律地位悬而未定，既不是一个旧式仆人，也不是一个雇员。因此，我们在规范家政服务人员作时，必须充分考量其特殊性，予以特别规制。
二、有关家政服务的立法现状
中国对于家政服务人员的保护目前只是以民法为依据而展开，主要是针对雇佣双方之间的对价交易关系和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保护，遗憾的是，家政服务人员至今仍不是我国劳动法调整的对象。从最早的《劳动法》到《劳动合同法》再到《社会保险法》，家政服务人员始终没有被纳入到我国劳动法部门的调整对象。首先是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不予调整雇主和家务服务员之间的关系。同年由劳动部制定的《关于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二条明确指出了家庭保姆不适用于劳动法。这种立法政策在2008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中仍然没有改变。对家政服务人员的忽略在《社会保险法》中也有所体现，该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而该法第三十三条对享有物质帮助权的主体进行了限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虽然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可以由家政服务人员自己进行缴纳，但是工伤保险是以职工的身份为前提的，是必须由职工和单位共同缴纳的，这就在家政服务人员和像职工这样的劳动者之间形成了了不太明显但在实践中非常难以逾越的鸿沟。
通过对于家政服务人员概念的界定和工作特征、立法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家政服务人员并非劳动法调整和保护的劳动者，其权利救济存在法律上依据的不足，但笔者认为我们不应过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家政服务人员是否属于劳动者的争论上，因为如果推翻现行劳动法律法规，会消耗过多的立法及司法资源，对于法治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会有负面的影响，其意义与效果并不大。
三、家政服务人员权益保护的法律适用模式及其构建
通过之前的分析可知，现阶段对保护家政服务人员的法律适用模式的构建将直接影响法律本身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目前，国内大部分学者的观点是家政服务人员涉及的各方法律关系由劳动法律和民事法律协同调整，笔者认为其包含的法律关系内容如下：第一，家政服务人员人与雇主之间直接建立的或者是通过中介建立的雇佣关系；第二，居间合同关系，包括家政服务人员人或者雇主和中介公司之间订立的居间合同；第三，劳动关系，家政公司与家政服务人员人之间；第四，劳务派遣关系，家政公司与用户之间。
根据以上四种法律关系与实践中家政服务人员提供服务的三种模式相结合，从劳动法与民法的角度选择适用调整范围。
（一）散工制模式
此种模式下雇主和家政服务人员人双方的法律关系是未经中介直接建立的，通说认为这种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可以适用民事法律。即主要受《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及其他民事法律法规调整，只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定性，适用不同的民法规范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如是由《合同法》调整，则适用的是关于合同订立的原则，双方权利义务的内容和违约责任的承担，如是由《侵权责任法》调整，则主要看是否有侵权的行为，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认定双方责任的大小。
（二）中介制模式
对于与家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且是由家政公司向雇主处派遣的家政服务人员，不妨适用劳动立法，属于就业。劳务派遣通常是指劳动力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签订派遣契约，在得到派遣劳工同意后，使其在被派企业指挥监督下提供劳动的一种形式。这种用工形式与家政服务业中的情形非常相似，宜参照适用《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
（三）员工制模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已普遍存在，因而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就新增了对非全日制用工这种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规定，在员工制模式下，家政服务人员作为家政服务机构的员工，接受其培训管理。这种情况下可以以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为家政服务业人员解决工伤保险方面的难题，即家政公司应当为建立劳动关系的非全日制家政服务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
综上所述，三种模式中员工制模式能够使家政服务人员获得最大程度的保障。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做保障，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家政公司实行员工制外，员工制模式在全国并不普遍。即使适用了员工制模式来调整，也并非是规范运作，这就导致了家政服务人员与家政公司之间因缔结契约形成的劳动关系不具有长期性与稳定性。诚然，在我国未来对家政劳动立法的规制上，制定能够从根本上规范家政劳动的法律法规将是大势所趋。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发展实践，家政服务人员劳动保障的专门立法的建立和有效实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对家政服务人员的权益保护已迫在眉睫。因此，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应当将现阶段所有能够调整家政工人的法律法规进行充分地整合，同时根据家政服务市场中凸显的问题分阶段，分步骤地制定各级配套法律规范，以最小的立法成本达到对家政工人最大的保护。而在司法实践中，笔者建议对于家政服务中的纠纷采取以民法调整为主，以类推适用劳动法律规范为辅的方式来适用法律法规，除此以外还需要将家政服务人员纳入到各级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中，与合同法、劳动法协同配合。相关立法部门可以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制定家政服务人员权益保护的规范，待到理论研究和立法经验成熟时，国家立法机关就可以以此为基础制定调整家政服务市场的专门性法律。
“劳动者是最美的人”，在此，笔者也想借本文向社会及相关部门呼吁，加大对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的投入，尽快制定专门法律法规，让法律的阳光普照每一个劳动者，让中国的每一位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劳动者都能相对公平地体面地享受自己的辛勤劳动带来的美好生活。
根据以上四种法律关系与实践中家政服务人员提供服务的三种模式相结合，从劳动法与民法的角度选择适用调整范围。
（一）散工制模式
此种模式下雇主和家政服务人员人双方的法律关系是未经中介直接建立的，通说认为这种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可以适用民事法律。即主要受《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及其他民事法律法规调整，只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定性，适用不同的民法规范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如是由《合同法》调整，则适用的是关于合同订立的原则，双方权利义务的内容和违约责任的承担，如是由《侵权责任法》调整，则主要看是否有侵权的行为，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认定双方责任的大小。
（二）中介制模式
对于与家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且是由家政公司向雇主处派遣的家政服务人员，不妨适用劳动立法，属于就业。劳务派遣通常是指劳动力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签订派遣契约，在得到派遣劳工同意后，使其在被派企业指挥监督下提供劳动的一种形式。这种用工形式与家政服务业中的情形非常相似，宜参照适用《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
（三）员工制模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已普遍存在，因而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就新增了对非全日制用工这种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规定，在员工制模式下，家政服务人员作为家政服务机构的员工，接受其培训管理。这种情况下可以以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为家政服务业人员解决工伤保险方面的难题，即家政公司应当为建立劳动关系的非全日制家政服务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
劳动立法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公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家庭财产的日益增多，单纯靠法定夫妻财产制已经不能迎合越来越复杂的夫妻家庭财产关系，因此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在我国逐渐被夫妻双方用来确定家庭财产关系。
论文关键词 夫妻约定财产制 新婚姻法 家庭财产
一、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现状
(一)基本内容规定
1.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标的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19条规定，只要是合法的夫妻个人财产，无论在婚前还是婚后所得的，都可以作为财产协议的标的。夫妻双方可以就以上财产内容在我国法律所允许的财产制形式下任意约定，既可以约定其财产所有权归属以及对财产可以行使的权利内容和范围，也可以以与第三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为协议内容以及婚姻关系解除时财产所有权的归属等事宜。几乎覆盖了双方当事人的各种财产权利，范围之所以如此宽泛是为了体现双方对自己财产权利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此外，夫妻财产协议约定的内容必须合法且不违反公序良俗，如不能约定规避抚养、扶养、赡养等法定义务以及借协议之名，行逃债之实，同时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和集体的合法权益。这样的规定保护了第三人，也维护了整个交易市场的安全和稳定。
2.夫妻双方意思表示真实
约定财产时夫妻双方必须出于自己的真实意志，即夫妻在意思不受约束，并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意思表示的法律效果的前提下签订协议时，协议的内容才对夫妻双方产生法律效力。夫妻一方如果以威逼、胁迫、欺诈等手段迫使另一方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下达成财产协议，则另一方有权请求确认协议无效或撤销协议。
3.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形式要件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一种要式行为，《婚姻法》要求签定夫妻财产协议必须以书面的形式进行，并且要有本人的签章。因为书面形式的协议在诉讼过程中可以作为一种实物证据，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节约司法资源，有效地调节矛盾，而且如果当事人双方要求进行公证，有书面文件更加方便。夫妻双方因为一起生活的原因交流极多，很多话题可能也会涉及到财产方面，如果没有要求书面形式根本无法确定当事人之间哪一句作为约定的内容，而且非要式行为根本无法保证合同变更和撤销的严肃性。
(二)相关法律效力
1.夫妻约定财产制对夫妻双方的效力
我国《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财产协议的内容对于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夫妻双方理应依照其约定的内容对于约定的标的行使一定的权利，承担一定的义务。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必须遵循协议内容，单方未经合意不得随意撤销、变更协议的内容。夫妻财产协议中约定财产归一方所有时，另一方应该承认对方财产所有权的合法性，不得干涉对方对其财产行使权利。婚姻关系解除时，对于财产所有权的分割首先应该尊重财产协议的优先效力，没有财产协议或者财产协议无效时才按照法定夫妻财产制处理。
2.夫妻约定财产制对第三人的效力
我国《婚姻法》有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分别所有的，而夫或妻一方对第三人所负的债务的，如果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则以夫或妻一方各自的财产清偿。在婚姻生活中，夫妻一方不可避免的与第三人发生财产关系，《婚姻法》为了防止夫妻利用夫妻约定财产制串通起来规避法定义务和损害第三人的权利，特别规定了“第三人知道该约定”这个条件，并由夫妻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第三人对于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不知悉或者夫妻一方举证不能，那么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
二、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缺陷
虽然随着婚姻家庭立法的完善，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也得到了发展，开始融入民主法治意识，强调个人的权利以及意思自治;与此同时立法者吸取外国立法经验注重维护第三人的利益。但是该制度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第一，立法较分散，且在法律条文中缺乏总则性规定。我国的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法律基础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婚姻法的相关司法解释，来源分散、法律条文分散导致该制度的立法缺乏整体性、系统性。任何协议都应该有使其合法的成立条件。如我国的《合同法》就在总则中规定了一般成立条件，包括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夫妻财产协议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一种合同，所以《婚姻法》立法中理应参照合同法规定夫妻财产协议的成立条件，如主体的缔约能力、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性等一般成立要件。
第二，对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财产制形式的限定不合理。从《婚姻法》的条文中可知我国对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范围进行限制，明确限定了三种可约定的财产制形式。法律学者们认为这是一种封闭、僵硬的契约财产制度，夫妻双方如果约定了这三种形式以外财产制形式将不会发生法律效力，这违背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价值取向而且意思自治受到了限制，失去了该制度的本质意义。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夫妻双方财产关系日益复杂，夫妻约定财产制形式的种类局限于三选一，是无法满足夫妻双方对财产约定多元化的要求。例如，夫妻双方约定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非劳动所得为各自所有，而财产增值部分及劳动所得为共同所有，对于夫妻双方来说可能是个双赢的选择，但是却无法为该约定找到合法依据。既然是个协议，就应该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婚姻法的这种限制明显有违意思自治原则。而且实践中这样的规定不仅限制了当事人约定的自由程度，也不能很好的调整越来越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违背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基本意义。
第三，缺乏公示程序，财产协议约定的对外效力难以操作。现在各国的立法或惯例普遍认为夫妻约定财产应该为要式行为，即夫妻双方应该以书面的形式达成协议且进行一定的确认程序，赋予公示的效力。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仅仅规定夫妻约定财产时要采取书面形式，并未要求进行公示。这就使得实践中出现很多难题，如书面协议丢失、毁损或者多次修改等，使得很难证明双方之间最初有效的约定，这不利于保护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夫妻财产协议具有对外效力，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效力缺乏说服力，司法实践中也很难操作。夫妻财产协议是夫妻双方以自己的意思达成的，夫妻双方可以在合意的基础上变更协议的内容，第三人在订立协议的过程中没有参与，对于协议的内容就不得而知。根据婚姻法的司法解释，“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这规定是很难在实践中进行具体操作的。第三人是否知道协议内容属于其主观问题，夫妻一方想要举证是谈何容易。
第四，未规定夫妻财产协议的变更与撤销程序。夫妻财产协议既然是一个契约就会有情势变更的时候，也可能会有其他情形导致约定的内容不再适用于夫妻双方或者继续使用将会显失公平。所以法律基于公平，应该允许夫妻双方在必要时可以合意变更协议内容或合意解除该财产协议。从夫妻财产协议撤销的原因上看，可能是自然撤销，例如因为婚姻关系解除、消灭或者像合同法上因为协议所附的条件不成立、丧失;也可能是合意撤销，如夫妻双方经过协商解除。从我国当前的立法来看，并没有约定夫妻双方不能变更或撤销其财产协议，这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司法实践。笔者认为，从法律的严肃性和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正当性来看，应当对夫妻双方的这种权利作出如合同法般详细的规定并规定相关限制条款。首先，协议的变更或撤销不能有损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协议的变更和撤销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比如应当到公证机构或者婚姻登记机构进行公证或登记。
三、完善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建议
婚姻法的立法过程中虽然不断完善夫妻财产约定制度，但是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存在诸多不足，例如法律依据分散、法条含混、夫妻财产协议公示以及变更撤销程序等问题。笔者就此制度的如上缺陷提出一些完善建议：
第一，完善婚姻法的法律法规体系。只有通过完善婚姻家庭法律法规体系才能使夫妻财产约定制度逐步走向整体性和系统性，以迎合司法实践的要求。与此同时，立法者可以通过对法律法规的编撰来实现对婚姻家庭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使之系统、完整，以方便司法活动。
第二，将夫妻财产协议成立条件列入婚姻法中。参照《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相关内容规定成立要件。首先，当事人双方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不适用制度。夫妻财产协议对于双方来说关系重大，涉及到的抚养、扶养、赡养关系，只有当事人才能权衡轻重。其次，协议基于夫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只有在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形下签订的协议才具有法律效力，排除一方以威胁、强迫、欺骗、乘人之危等手段而是另一方签订的协议。再次，协议的内容必须合法。不得约定违反法律、公共利益以及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内容，比如约定内容为逃避清偿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以及抚养、扶养、赡养的义务等。
第三，我国夫妻财产协议应采用自由约定的形式。我国婚姻法规定的三种夫妻财产制形式无法满足现在婚姻家庭间复杂、多样的财产关系，不利于司法实践，也不利于夫妻双方最大化的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益。虽然我国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立法受到了本国文化传统、法律习惯、文化观念等先天性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制度如果能够更好地适用于夫妻双方，更好的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那么应新的需求在民法和婚姻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当改变势在必行。这样不仅兼顾到了当今婚姻家庭生活的现实还能赋予当事人自由约定财产，使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法中更好地体现出来。
第四，明确规定夫妻约定财产的公示制度。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只要求夫妻双方以书面的形式订立财产协议，而没有规定任何公示程序和制度，使得夫妻财产协议对第三人的效力过于脆弱。现行《婚姻法》规定，夫妻财产协议对第三人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是“第三人知道该约定”。而“第三人知道”这是一种极具主观性的标准，通过夫妻一方的举证缺乏说服力，外人也无法判断举证是否属实，这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操作。因此笔者认为，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中应增加夫妻财产协议应该由婚姻登记机构以登记的方式公示或者由公证机构进行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