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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李晓南（前中）和达勒村的孩子们在“帐篷教室”外合影
“11点左右经过念青唐古拉山，山口最高海拔5200多米，身体明显感到不适，憋气。视野中白雪皑皑，格外壮美……”
“13点半到达那曲地区所在地那曲县。接下来2个小时的路程很艰难，身体感觉是进藏以来最难受的，一度昏昏欲睡，心脏和大脑仿佛有东西堵着，几次被憋醒，似乎不愿意醒来。”
2013年11月29日，李晓南开始写驻村日记。
这一天，他以自治区国资委第三批驻村干部的身份，来到那曲地区比如县茶曲乡达勒村。
4个月前，他作为央企第七批干部抵达，履新自治区国资委副主任。此前，他是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副巡视员。
10万元为民经费
进入达勒村的第一个夜晚，李晓南严重失眠。
“窗缝漏风严重，夜里被冻醒几次，炉子早已熄灭，玻璃全面结冰。”他在日记里写道。
按自治区统一部署，每个驻村队4名成员。李晓南的队友是来自金珠集团的边巴次仁、达娃次仁和丹增古桑。住在改造的农家书屋里，清晨被怒江上的日出唤醒，透过漏风处，能看见院内国旗飘扬。
比如县是怒江源头所在地，达勒村则是顺江而下的第五个村，坐落在怒江北岸沿江长约千米的一块坡地上，全村118户690人。
作为第三批驻村工作队，他们的任务是“5+2”。即建强基层组织、维护社会稳定、拓宽致富门路、开展感党恩教育、办好实事好事这五项重点任务，加上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参加指导基层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项。
自治区常委、组织部部长曾万明告诉《t望东方周刊》：“为帮助驻村点解决困难，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约10亿元专项资金，其中每个驻村工作队有10万元的为民办实事经费。”
几乎每个村民都知道这项政策，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
右眼全盲的加旦西尼左眼染病，要求到内地救治。李晓南立即联系了上海瑞金医院和中医医院，最终把加旦西尼送往上海进行手术。
住在村口的桑布说车翻到山沟里了，要求驻村队给钱修车，却被拒绝。
“修私家车要驻村工作队资助，开了口子，后患无穷。买车不买商业保险，是村民还不太适应现代生活，缺乏必要的相关生活知识。”李晓南将此事记入日记，然后请保险公司来村里讲保险知识。
“文明的冲突” 达勒村村干部们的北京“红色之旅”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基层干部一定要坚持原则，不能随意，更不能忽左忽右，否则会影响政策效果。”自治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刘逢春告诉《t望东方周刊》。
他曾与李晓南同期下派，在日喀则市甲措雄乡琼孜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
“以低保政策为例，很多地方采取轮流吃低保、抽签确定低保户，甚至有些地方因为低保争议太大，无法确定人选，最终全村放弃。”刘逢春说。
在琼孜村，刘逢春主导定下规矩：低保户由群众公推，驻村工作队、村两委、第一书记联合考察确定。
同时，村里道路清洁、村委会办公室打扫由低保户负责。低保户如存在宣称不干活政府也会养着、从事高消费活动等问题，一经查实，马上取消低保，并且3年内不得享受任何帮扶。
“大部分群众认为这样比较公平公正，也符合政府设立低保的初衷。”刘逢春说。
那么，10万元为民办实事资金如何花？
达勒村的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一起研究，达成共识的有“20%用于全村慰问”，以及“开展驾驶员技能培训”。
李晓南告诉本刊记者：“达勒村虫草收入是主要经济来源，占比达97%。部分家庭已拥有私家车，因此驾驶员培训很受欢迎。”
但驻村队提出的“自来水入户”项目，却遭遇“文明的冲突”。
即使在村委会免费做了试点样本，仍有村民担心放牧或挖虫草不在家时，跑水把房子淹了。或者认为孩子会玩弄阀门开关，嫌麻烦。他们宁愿背水回家。
“什么是好日子，取决于对生活的理解，对文明的感受。”李晓南在日记里感慨。
进京的“红色之旅”
达勒的未来在哪儿？
2014年4月，李晓南接受电视台采访称：“我整天光说，没用！只有他们自己想改变了，村子才会好。”
为此，他策划了一趟让村干部们大开眼界的“红色之旅”。
在比如县委书记陈刚的支持下，“红色之旅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赴京、津考察团”的成员，包括达勒村、多托村和茶曲乡的十来名村干部。
为这一趟，李晓南调动各方资源，找地陪导游，还调动自治区国资委在京挂职干部参与活动。
“为参加升旗仪式4点多起床，全体队员无一迟到……瞻仰遗容，排队近2小时，外地人在不停地向前拥，我们的村干部谦虚有礼，按顺序跟进。”李晓南在日记里写道。
不仅参观了故宫和长城，村干部们还参观了北京韩村河村，体验自来水入户的便利，到蔬菜大棚和农户家中参观，在山庄宾馆就餐，亲身感受北京的新农村。
回来以后，他们主动给村民讲在北京的见闻和感受。“自来水入户”项目最终通过，花了6万元。
对此，李晓南称：“水龙头是打开达勒村文明之窗的钥匙，而非虫草换来的轿车！”
虫草收入在村民总收入中是绝对支柱。“这说明经济结构过于单一。”李晓南又开始和嘎布、贡布次仁商量新计划――蔬菜大棚、温泉休闲中心以及野生动物摄影。
一边是酥油，一边是茶
拉萨市当雄县宁中乡堆灵村的村支书普布告诉《t望东方周刊》：“我们和驻村干部，一边是酥油，一边是茶，只有在一起，才是酥油茶。”
普布在村里很有威信，村里需要集体筹资时，只要他出面，村民们都愿掏钱。在他看来，“驻村干部最大的优势是懂政策、有资源。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好项目。”
在达墩村，李晓南就带来了“新型垃圾厂”。
“从雾霾的内地进藏时感觉很纯净。半年多，特别是驻村3个月，却发现处处是美景，但道路条条藏垃圾。”李晓南认为，“对来说，保护好环境，维护好自然，是最重要的投资。”
2014年3月14日，他委婉地给茶曲乡党委书记旦达提意见，说茶曲乡门口的垃圾场太影响环境。
旦达却建议他去看看比如县的垃圾山。“就在老电厂旁，临怒江。相比之下茶曲乡只是千分之一还不及。”
当时，全区120多个垃圾填埋项目，只有3个县没有推进。比如就是其一――垃圾未经处理，直接倾倒怒江边，堆积如山，泛出阵阵臭味。
茶曲乡当时已确定要建填埋式垃圾堆场。但李晓南认为，“这是在照搬拉萨以及内地大城市的做法，并不适合藏北高原。”
他去找比如县环保局长古桑。“我问为什么一定要填埋，有没有想过其他办法？她愣了一下说：‘一直是这么说的嘛’。”
“内地推行的‘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模式，在行不通。一般转运半径控制在30公里以内，可有的村乡之间距离二三十公里。加之高原缺氧，微生物少，污染物自分解能力很差，填埋会造成永久污染。”他建议就地高温焚烧处理生活垃圾，并写出《的垃圾问题及处理建议》，报给比如县委书记陈刚。
在国资委的工作中，李晓南知道澳大利亚Entech公司生产的高温焚烧炉，在陕西省汉中地区煎茶岭金矿所在村使用了近10年，效果不错。
他迅速前往陕西调研，向澳大利亚Entech公司发邮件咨询;到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和安徽盛运的控股子公司考察，又调研了十来处垃圾处理厂;并陆续拜会了自治区住建厅、发改委和环保厅。
住建厅城建处副处长孙铁恰好是来自住建部的“援友”。在孙铁的帮助下，李晓南又跑到了住建部争取支持。
不到两个月，他关于《的垃圾问题及处理建议》就获得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吴英杰的批示：“比如县垃圾问题你们看得准，抓得实，希望深入推进，为全区类似县走出一条路子。”
留下什么
驻村工作，总有一天要撤走。干部们能为当地留下什么？
更长远的产业、更健康的生活，还有更美好的未来――在达勒村，李晓南有个自选动作，给孩子们上课。
他给学龄前的孩子放电影，从动画片《猫和老鼠》《冰川时代》到科教片《轮回》;给孩子们拍照片、录视频，刻下光盘送给他们;教放假回村的孩子念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还让他们读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为了教育孩子们孝顺，他用毛笔和水写纸作为礼物引导，只要孩子们交回“给妈妈洗了脚”的回执条。有几个家长不识字，在家长签字处画上五角星作记号。
这些并不在驻村干部的“五项任务”清单上，但李晓南乐在其中。
“刚到村里的时候，走在路上，村民都当看不到你。”他向本刊记者回忆，但慢慢地，村民们会把孩子送来看书;起大风的时候，会来帐篷教室帮忙;碰面时会用力握手，用汉语招呼“你好”。
如何走进群众心里？那曲地区聂荣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次仁美朵，先是走到白嘎乡达庆村。
“说实话，一开始我们对驻村干部没抱多少希望。”村民索朗次仁说，“工作队的队长是个女人，又是城里来的干部，觉得驻村就是走个形式，对村子不会有太多帮助。”
但很快，次仁美朵为达庆村争取到了80万元的村道维修项目资金。修路的那些日子，她带领驻村队员天天泡在工地上，和大家一起扛水泥、拌砂浆。
“次仁美朵干起活来，丝毫不比男人差。”最后，连达庆村村支部书记朗扎都夸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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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污水处理市场化现状发展对策
近年来,城市水业市场化成为热门话题。城市水业市场化是涵盖城市供水、污水处理、节水,包括污水再生利用等产业范围的改革。其中,污水处理市场化在实际运作上刚刚开启,问题很多,探索的意义更为明显。因此,本文以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为主题,具体分析其市场化的各个方面。
从概念角度来看,污水处理市场化至少应包括三方面:(1)防治水污染、保护水资源的集约化;(2)水资源利用主体产权的多元化;(3)污水处理和污水处理设施运作、服务的市场化。在具体运作过程中,要把污水处理看作生产性事业,拓宽筹资渠道,形成政府、银行、国内外企业和个人等多元化投资建设的局面,让市场机制贯穿于污水处理运作的全过程。
一、推行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污水处理一直被当作公益事业,靠政府养着,很多城市污水处理厂都是事业单位,准事业单位的运作模式使得竞争缺乏,运行成本高,其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城市维护建设税,这笔税额很小,与几十亿元的建设费用相比差得很远,同时常年生活污水处理费征收水平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和有效的宏观调控,难以调动起积极性,城市污水处理厂长期处于亏损状态,难以适应城市化发展要求。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持续上升,如果光靠政府投入,必然给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可以看出,在当前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急需建设及资金严重短缺的双重压力的环境里,政府投资、建设、运行的传统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在于改变计划体制中的思考方式,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走出认识上的误区,走水业市场化道路,将一些政府部门想办但办不好的事情转移到社会上去,从而推动潜在市场向现实市场转变,进而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二、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发展现状
(一)初现成效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公用事业进行改革以后,明确了城市污水处理行业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地方政府对城市污水处理行业改革方向的认识也逐渐统一起来,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真正开始了市场化的进程,在主体、投融资体制、价格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地方政府根据宏观政策框架,相继出台了一些实施细则和指导意见,全国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由沿海到内地逐渐成了三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而且初步建立了污水处理收费体系,至2002年底,除自治区外的30个省、市全都实行了污水处理收费制度。以此为基础,近三分之一的污水处理单位由纯事业单位管理向企业化管理过渡,有几个城市的相关企业还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企业化改革。传统污水国营企业也积极进行了产权结构改制,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带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社会资本开始通过众多上市公司或投资公司进入城市污水处理行业,各种资本积极进入,产业结构逐渐优化。以威利雅、苏伊士和泰晤士为代表的国际水务和环境集团均已不同程度地投资中国污水处理行业。
(二)仍存在着很多问题
我国污水处理市场化实践仅几年时间,在一些认识、政策和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是明显的,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污水处理市场化的发展。
第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上仍存在偏差。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极端上:一方面,计划经济惯性思维方式的影响使人们的认识还停留在依赖政府的层面上,过分强调政府对提供设施的责任。另一方面,没有全面认识市场机制的实质和风险,片面夸大市场化的作用,有的甚至将BOT项目误解由投资者最后承担项目成本,忽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
第二,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缺乏完善的政策框架支撑。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两项制度的改革。较之供水、供电、通讯等这些有天然市场需求的公用事业,人们并不容易把排放的废水与污水处理企业之间建立起供求关系,仍需要由政府的行政命令或法律制度予以安排。同时,现有的有关市场化的政策缺乏对细节的规定,特别是当遇到诸如解决企业化改制中的人员安排和实行税收优惠等深层次问题时,既缺乏可供操作的实际办法,也没有明确赋予地方政府实施的权限,往往造成有政策无作为的局面。因此,市场化改革要想继续进行,急需把市场化过程中的核心内容法制化。
第三,现有污水处理收费力度小,价格难以体现价值。良好的收费体系是污水处理市场化方式建设和运营的前提,政府付出的污水处理费好比房租,只要有稳定合理的租金,市场中自然会有人投资出租。专家认为,供、排水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只有达到6%以上,才能吸引投资者介入,然而目前我国城市污水处理费的收费标准普遍偏低,因此难以吸引企业投资。如果各地政府能够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切实贯彻水价改革政策,使投资回报水平趋于合理,全面推动水处理市场化将指日可待。
第四,地方政府应用市场化模式的能力欠缺,没有明确的监管和服务机制。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许多地方政府对如何运作BOT、TOT等市场化模式缺乏了解,也缺乏专业人员的管理,污水处理厂常常隶属多家管理造成管理混乱。同时,目前与此项工作最为相关的市政和环保部门,相互之间的职责授权不明确,存在多头管理。因此,规范市场化动作,有效规避市场化模式给政府和社会带来的风险,必须要有专门的机构去监督和管理。
三、针对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的对策建议
实行市场化,政府并非可以甩手不管,政府的职责是做好规划,做出科学的公共决策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
(一)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首先,适当集中政府职能,把政府部门从污染治理的“运动员”转变为“裁判员”。在此以前,市场中其实只有政府一个投资人,监管市场就是监管自己。只有政府不再作为直接投资人,才有可能建立各种资本的平等关系,非国有资本才可能进入这个市场。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只能靠经营的成功,而非政府的行政保护。一句话,政府必须管理好污水处理市场,但绝不能直接进入市场去投资和运营。
其次,因地制宜地选择市场化模式,统筹管理城市水资源和水污染治理。在中长期设施建设方面,对于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化开始较早的城市,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市场化方式;而对于西部地区,应更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给予财政支持。拓展投融资渠道方面,政府可以利用BOT模式,以特许经营形式引入私人资本。具体说来,可以对新建项目,采用BOT投融资方式,政府以将来的收益来换取资本对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的投入。对国家为改善经济不发达地区投入的项目,可以采取准BOT模式。对近期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项目,采用TOT方式,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利用变现资金进一步加快新的污水处理厂建设。对早期已建成且不适合采用TOT投融资方式的污水处理项目,采取委托运营模式。在给水缺口较大地区,可以采取供排水“一体化”模式。
(二)建立配套法规、政策体系,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污水处理行业经营过程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约束,使投资者感到风险难测,在上文中,已经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因此要吸引投资首先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在目前资金短缺的环境中,政府更要改变以往单纯投资者的心理,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从公共决策角度看,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投资回报政策,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逐步建立和完善一个保障所有投资者利益的法律法规体系,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 争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污水处理投资机制。
最近有文章把污水处理同城市供水放在一起进行市场化的研究,从国际经验看,二者捆绑式发展有一定必然性。但应注意的是,这两个相关行业的市场化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对于刚刚起步的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仍需要一个单独的政策框架。
总体而言,这个框架的建立应该是一个从小处着手、逐渐完善的过程。最初因缺少经验而不完善是可以理解的,但法律上的权威性必须保证,起码也应是行政规章。框架的核心内容应该包括产权体制、投资体制、收费制度、政府对市场的监管等等。细节上至少应涉及特许经营制度、过渡期的政府补贴、BOT规则等细节内容。框架还应该是可操作的、发展的。最初的框架可以在实践中修改完善,但不能已有的承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行业有法可依,形成开放、规范、有序的污水处理市场。
(三)建立合理的污水处理收费体系
合理的污水处理收费体制可以逐步将污水处理费调整到居民的承受能力范围内的合理水平,这有助于完善水价形成机制。在污水处理方面必须由政府掌握收费标准,这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核心原则就是使用者要付费,污染者更应该付费,保证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我国城市污水中工业废水约占40%—50%,比发达国家要高得多,而污水处理厂运营及管理成本是依据污水排放系统的水量与水质而确定的,因此计费时,这两个标准都要考虑,要综合排出污水中各种污染物的多少来计费。
当然,近期内,我国城市污水处理收费尚难以满足污水处理的完全商业化运作,在一段过渡期内,政府补贴是明智的选择,是启动投资最有力的杠杆。毕竟,比起政府筹资建污水厂来说,支付价格补贴要少得多,只发生在有限的几年中并且随着收费的提高逐年减少。
总之,城市水业涉及千家万户,政府必须承担监管责任。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时,必须对改革的复杂性、广泛性和影响的长远性有足够的重视。在进行过程中,必须时刻把握一个准则:切实保护公众的利益。这既是最重要的,也是目前经常被忽略的。但也只有做到这一条,才算真正实现政府、企业、公众“三赢”,才能使城市污水处理走上科学发展道路,改善我国的水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丘国堂.关于水市场化法律问题的研究——防治水污染的根本出路在于水市场化.武大环境法律研究所.
[2]是公益还是产业?——污水处理市场化需要新机制.中国环境报,2002.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范文3
作者刘仁刚自1982年加入建行，至今已有32年从业经历，见证了建设银行从专业银行到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各个历史发展时期。从作者的言语与表达中，足以看出一名老员工对建设银行的赤诚和感恩之心。
而作者经历的这30余年同样也是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30年，作者在见证建行历史的同时，也见证了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本刊将分12期（每期5回）来推出这部“微小说”，让我们一同来品读一下建设银行以及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发展纪实。
作者的话：
我们度过的一朝一夕，我们经历的一点一滴，我们发生的一事一幕，我们留下的一印一辙，组成了我们的历史;
这部历史没有粉饰，但生动感人;
这部历史看似平淡，但足够辉煌……
第十一回
活气氛，处长之间"勤斗嘴" 抓工作，一丝不苟很认真
上回书提到我的正副处长，其实他们尽管性格不同，但对工作都没得说。要说我们这个处，是个团结向上的集体，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很有凝聚力的团队。但也充满着幽默和调侃，这些也令其他处室的同志羡慕不已。
处长祖籍河北，抗战时期是日寇三光政策的重点区域，副处长出生于大连这个日本统治半个世纪的殖民地城市。如果仅从地域差别也不会有那么多话题，恰恰在抗战话题上他们之间经常会出现善意的调侃。记得有一次，处长说，刚刚与日本建交时，看到天安门广场挂满了日本太阳旗，心里觉得那个别扭，马上就想起日本鬼子在河北老家的恶行。副处长接道，日本人在大连时我们没感到他们烧杀抢掠啊？其实他们说的不在一个频道上，在河北日寇的确烧杀抢掠，那是军国主义的战争暴行，在殖民地日本通过开商社开银行开工厂，那是实现经济奴役和资源掠夺。但，放在当时的语境中，处长觉得你的观点怎么是这样呢？处长接着讲了一个故事，说他们当地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俘虏了一个日本翻译，一问是大连人。副处长不示弱，大连会日语的人多了，但当日军翻译的没几个啊！大家说说笑笑，转过头来又投入到了严肃的工作中了。
处长是个老党员老干部，副处长是个非党员专家型，处长对副处长非常倚重。他们之间的"斗嘴"和幽默，在我看来就是工作中的剂，非但没有形成隔阂，反倒活跃了气氛，拉近了彼此的心灵。
第十二回
拨改贷，国企改革入骨髓 树观念，政策调整费苦心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建设自己财政无偿拨付，少量企业自筹资金实质上也是财政返还或分成后自用。建设银行除了拨付资金，更多的是通过监督审查等行政手段履行职责。这种体制，不仅没有充分尊重经济规律，也助长了重复建设和资金浪费。八十年代中期，国家提出了对在建项目的资金，全部由拨款改成银行贷款，也就是著名的“拨改贷”。标志性的文件是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审计署联合下发的2580号文件。这个文件一下发，社会反响强烈。建设单位说，我们的项目是国家的，全社会受益，为什么让企业承担利息？发文单位说，经营性单位必须按照市场规律，还本付息天经地义。政府说，就是要通过拨改贷，让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牢固树立起市场的观念、投入产出的观念、还本付息的观念。记得这次拨改贷，建设银行承担了很大工作量，由于有些事业单位不具有还款来源，后来又发文对少部分单位实行“贷改拨”。现在看来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在当时，的确经历了很大的阻力，毕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习惯了国家拨款，一下子要还本付息，难以适应。回过头看，国家实行的拨改贷，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当时艰难的一步，哪会有今天的局面呢？
第十三回
搬寿松，鸟枪换炮感觉爽 遇风波，书写四字遇"麻烦"
在罗道庄几年，总行终于集中到寿松饭店办公了。寿松饭店是北京卫戍区招待所，不是办公楼设计，而是客房单间，面积不大，但有洗手间，比起罗道庄真是鸟枪换炮，一步登天了。记得刚刚搬进去的时候，还真的有一小段时间的不适应。旁边就是国家地震局，听说那里食堂伙食好，不少人中午都到那里就餐。寿松饭店顶层电梯间有个乒乓球台，我成了那里的常客，经常与程宝林、孙冰峰等人交手。行领导在楼下三层，其他部门分散在其他楼层。尽管还有少数部门在外边办公，但绝大多数部门算是集中了。寿松饭店呆的时间不算短，在那里见证了不少事情。包括不少人在那里练习张香玉的香功。记得是5月20几号，广场学生开始绝食，行里一些同志要开车去声援。有几个同志找到我，希望在一个白色床单上写上标语，并说你字写得好，你就写吧。我也没犹豫，当场写下坚决声援四个空心字。事后领导找我谈话，问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是。但我又跟了一句，我写的四个字既没有主语，也没有宾语啊！领导听后善意地拍拍我的肩膀：小刘啊，以后注意啊！
第十四回
苦谈判，千万美元转贷款 蓦回首，外方代表影无踪
话说89年3月，世界银行与建设银行就几千万美元转贷款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谈判。开始还觉得挺新鲜，我方派出强大阵容，按专业对口，每天与世行代表会谈。谈了大约两个多月，我们发现，这不是什么谈判，而是地地道道的汇报，而这种考试性的汇报因为双方体制的不同，很难沟通也很难理解。比如，外方就我国统计通用的行业口径提出他们的质疑：你们的运输业为什么只包括铁路公路民航，为什么是transportation？我们的运输业包含传播，是communacation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茶歇时我们私下议论，就几千万美元的转贷款，至于投入这么多的精力，至于费这么多周折吗？没办法，那时的中国还缺乏资金，我们代表的不是一个个人，甚至不是一个单位，绝不能凭着自己的情绪感情用事啊！持续了三个月，我们整天西装革履，坚持着每天的议程。就在6月3日还在坚持，这让我们多少有些感动。6月4日，我们依旧按时走进谈判会议室，得知他们已经不在了。这次谈判耗时最长，但效果最不理想，整天穿西服、打领带、擦皮鞋，整天查资料、背数据、想策略，换来的却是他们对中国的制裁。
第十五回
北戴河，计委办班急救场 硬头皮，一天下来受好评
1990年6月，国家计委重点建设司和培训中心在北戴河举办重点建设项目总经理培训班，这个班比较特殊，一是层级{，对象都是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总经理，都是司局级以上，而且都冠有教授级高工、研究员级高工，甚至还有个别院士;二是领导重视，国家计委两位副主任跟班，陈光健副主任、石启荣委员任正副班主任，重点司沈司长任协调员;三是师资面广，有高校教授，有社科院理论权威，有各部委专家。共安排了30多门课程，我是第十三个授课者。总行领导十分重视，道炯行长岐山副行长专门批示，认真准备，介绍业务，展示风采。讲课前沈司长专门对我说，这些学员层级高、有实践、有理论，提出的问题很刁钻，前面12位专家大部分是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效果不太好，学员意见大，希望你能转变这种局面啊！听了这话，我的压力很大，我还不满35岁，只是投资部综合处的副处长，我靠什么能力挽狂澜啊？话是怎么说，课还得讲，台还得上。我的题目是“论建设资金的管理”，6个小时授课，40分钟Q&A，一气下来，培训中心工作人员立即按规定向46名学员发放标有35项指标的评价表，结果是当场宣布我得了全A。陈主任、石委员、沈司长以及全体学员报以热烈的掌声。事后，国家计委领导专门给建行领导写信，希望调我到国家计委投资司工作，并给予优厚的条件，想想在建设银行工作了八年，我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于是我谢绝了他们的诚邀和好意。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范文4
[关键词]学术期刊 核心期刊 质量评价 期刊评价
[分类号]G255.2
近年来，新闻出版总署一再要求制定期刊质量综合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对期刊质量进行全面评价。经综合评价，未达到规定标准或者不能维持正常出版活动期刊，由新闻出版总署撤销《期刊出版许可证》，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注销登记。那么什么是期刊的质量，期刊质量评价与核心期刊评价是何关系?这是目前学界、管理界、期刊界等普遍关注的问题。
质量是什么?国内外学者有过很多讨论，似乎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从字面上看，质量是满足或符合一些既定的标准或适应目标或达到目标的程度。常以“卓越”、“优秀”、“第一流”等词来描述，它涉及价值论领域。在有关中国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中，质量被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一般可使用形容词如差、好或优秀来修饰。‘固有的’(其反义词是‘赋予的’)就是指在某事或某物中本来就有的，尤其是那种永久的特性”。按照此定义和注释，学术期刊的质量是指学术期刊符合一些既定的办刊标准或达到办刊目标的程度，涉及到期刊编辑、学术、出版、发行等各个方面的水准或质量，其中尤以期刊的学术质量为主要，可以用“权威”、“一流”、“优秀”、“好”、“高”等一组有联系的词来形容。而核心期刊原本的含义则是指用文献计量学的数据，诸如载文量或载文率、文摘量或率、引文量或率、利用量或率(阅读、借阅、复印、下载等)统计分析后得到的概念，通常用“核心”与“非核心”，或“核心”、“相关”、“边缘”等一组词来表达。
可见，学术期刊质量评价与核心期刊评价既有相同点亦有不同点。其不同点至少有三点：其一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同。期刊质量评价是衡量期刊学术水平、编辑水平、出版水平、政治水平等达到的既定标准、目标或程度，外延较大；而核心期刊主要从载文量、文摘量、引文量(率)的大小、比例来测定期刊所属的层次，并辅以专家微调，核心期刊的数量应较少。其二是评价的方式方法不同。尽管目前核心期刊评价也应用定性的专家评价法，但侧重点不同，期刊质量评价以专家评价为主，而核心期刊则以文献计量学的指标为主。其三是评价语词不同。期刊质量评价多以“权威”、“一流”、“优秀”、“好”、“高”等词表示，而核心期刊则根据信息集中分散的程度用相关的语词来描述。其相同点主要在于核心期刊评定依据的载文、文摘、引文、利用等指标与期刊质量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例如载文量，即期刊编辑部通过同行评议认为文稿达到该刊发表水平的数量，通常选题有意义、概念清晰、论证有力、结论合理的文稿，即具有一定质量的文稿才会被正式发表，有一定质量的文稿正式发表量大，与该期刊的质量有弱相关性。而文摘量的相关性则强于载文量，因为文摘是文摘期刊编辑部(也可能有专家介入)对已正式发表的论文的内容是否重要、是否被读者所关注进行评价的结果。引文数据与期刊质量的相关性更强，因为引文数据是众多作者(引用者)对已发表的论文等对自己研究有无影响的评价，其中正面引用数据与期刊的质量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但值得强调指出，与期刊质量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的评价并不等于期刊质量的整体评价。把握和处理好两者评价的异同的“度”，对期刊评价和管理至关重要。
实际上，关于学术期刊质量评价与核心期刊评价的异同，早在14年前，笔者在拙作《核心期刊概论》中就明确表达过：“核心期刊主要是通过载文量、引文率、利用率等文献计量学的指标来筛选的，这些指标从一些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期刊的学术、技术水平及质量，然而，要较全面地衡量期刊的质量，除了文献计量学指标外，尚有其他一些指标。这(较全面地衡量期刊的质量)是一项十分有益而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和常设机构”(叶继元，核心期刊概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113)。关于核心期刊与其所刊载的论文质量之间的关系，书中也明确指出：“一般说来，核心期刊上刊载的论文，大都是质量高的，但并不是所有高质量的文章全部只刊载在核心期刊上，由于投稿的目的不同等各种原因，有些高质量论文也会出现在一般期刊上”(56页)。可惜这些有价值的观点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正是由于没有下功夫认真研究和正确对待两者的异同等问题，对科学概念不求甚解，将“很强的正相关性”大而化之地等同于质量整体评价，将核心期刊中高质量论文在概率上较多完全等同于其刊载的论文篇篇都是高质量论文，“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导致了核心期刊概念的泛化或异化。
近十多年来，随着核心期刊概念突破图书情报界，迅速向社会普及，由于“全面地衡量期刊的质量”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迟迟没有完成或及时推出，而学术界及社会又有这方面的迫切需求，于是，很多人，包括科研管理部门、文理各学科的专业人士及公众已将原本文献计量学上的概念有意无意地发展到了期刊学术质量上的概念，将一个方面的评价扩大到期刊质量整体评价。例如，媒体在报道、表扬某个学者时，经常说他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少论文；在各学术机构评职称时，有关部门明确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论文。这里已将核心期刊等同于好期刊。有的评价部门也将核心期刊再划分，将期刊质量评价的一些形容词，如权威期刊、一流期刊来表述核心期刊中的部分期刊，也是将核心期刊泛化为好期刊。这些都说明，不管是由于无知、误解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核心期刊已被许多人约定俗成(或异化)为质量好的期刊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核心期刊在我国登陆20多年来，虽累遭质疑，却依然不衰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既然核心期刊在我国已有狭义(原本)和广义的两种理解，既然学界、期刊编辑界要求核心期刊回归原本含义的呼声没有产生实际效果，为了尽快解决核心期刊泛化或异化问题和期刊质量评价系统工程长期没有建成的问题，何不换一种思维方式，将已有相当基础的核心期刊广义概念进一步“合法化”，即按照“好期刊”的概念重新定义，并按好期刊的评价标准、指标、方法来评选?广义的核心期刊与质量好的期刊可以看成同义词，可以互换，因为概念、术语很大程度上就是约定俗成的产物。翻翻字词典，一个词有几个义项的比比皆是。当然，如果经过学术共同体的讨论，觉得区分核心期刊的狭义和广义概念并非最佳之举，那么，依然可以用“权威”、“一流”、“优秀”、“好”来表述质量高的期刊，而核心期刊只指原本文献计量学上的含义。但不论用什么
术语，“全面地衡量期刊的质量”却是当务之急。
要“全面地衡量期刊的质量”，不仅要完善引文、文摘等与期刊质量有密切关系的文献计量学指标体系，而且要制定同行评价的期刊学术水平的指标体系。可以吸收核心期刊评价的经验，深入到期刊文本内容，以同行专家精读为主，从整体上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评价期刊质量。
笔者在2008年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布局研究》中曾对期刊质量评价的指标、评价方法等有过初步设想，现根据最新的思考，对期刊质量，尤其是对期刊整体学术水平的评价提出建议。
首先，要更加注重学术期刊评价的目的性。是一般性的过关评价，还是分级评价，还是淘汰性的精品评价，必须首先明了。评价目的明确，才会有相应的评价标准、指标和评价方法，才有可能避免对学术期刊的过度评价、异化评价、“千刊一面”的同质化评价的现象，真正达到评价的目的。例如，新闻出版署期刊“退出机制”的评价是“达标”、“合格”之评价，而教育部名刊工程的评价则是“优中选优”的竞争性评价，这二种评价的目的不同，就决定了其评价标准和指标、评价方法的不同。
其次，要分类分层评价，即各学科类(二或三级类)的期刊，理论性与应用性、综合性与专科性、研究性与资料检索性期刊分开评价。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术期刊的办刊目标是不同的，期刊所载论文的研究内容也是多样的，研究的层次、深度也不一样，这些特点决定了学术期刊质量评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期刊的评价标准也是多元的。只有确定一组期刊有可比性，才能得到合理的评价结果。
其三，要更加注重指标对期刊质量的导引作用。根据学术质量的要求，在匿名审稿、策划、特色、创新等方面设置指标，以导引期刊质量的提高。比如目前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普遍存在学术性不强、审稿制度不全、学术影响不大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设置相应的指标和权重，诸如策划能力、独立风格、创新指数、专家审稿人数、审稿严格程度、引用率等指标，使这些指标能对期刊的常态工作发挥导引作用，以促进整体期刊水平的提高。
其四，注重同行专家对期刊整体学术水平的定性评价。所谓专家定性评价，即由专家直接面对期刊的文本，根据自己的阅读和研究经验，直接评判期刊的综合质量，进行排序，并给出理由。为了使定性评价具有一定的可比较性和可操作性，可以列出一些指标，但不要求像定量指标一样各项指标平均加分后叠加统计总分，而是重点考察每个期刊在某些分项指标方面是否有独特的优势，如有，则仍可能获得“优秀”的评价。此评价可以与引文、文摘等计量学指标互为参照，最终给期刊一个总体评价。比如，可以分成学术水平、编辑水平、出版水平等指标，对于期刊整体学术水平，可以从科学性、创新性、前沿性、价值性、规范性、可持续性等方面考察，期刊整体编辑水平则可以从策划能力、组织能力、文字能力、交流能力等方面去评价。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范文5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首次提出“降低行政成本”这一重要概念。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降低行政成本”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的重要举措，这说明中央对降低行政成本十分重视。税收成本是行政成本的组成部分，降低税收成本是降低行政成本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提高对降低税收成本的认识，把降低税收成本纳入税收工作的议事日程。
在我国，对行政成本包括税收成本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总的来讲是不多的。50多年来，人们习惯将税收工作视为行政工作，有时又将完成税收收入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政府的税收管理活动，既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又是政府的经济行为。无论是行政行为还是经济行为都应当考虑成本问题。税收收入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够实现，这个代价就是税收成本，税收成本是客观存在的。为此，本文将对税收成本的现状、税收成本的概念及分类、影响税收成本的因素、适度控制和降低税收成本的途径等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税收成本现状及研究税收成本的意义
税收成本的现状是指税收成本理论研究现状和税收成本实际情况。对税收成本的探讨，首先必须对税收成本的现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并对税收成本理论研究和税收成本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一）税收成本理论研究开展不够
1.对税收成本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不重视。关于税收成本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是比较少的。一些专家学者在对税收的研究中，涉及税收成本理论的文章也不多见，或只有部分章节有所论述。一年一编的《中国税务年鉴》上关于税收成本方面的文章也少见。
2.税收成本资料信息公开甚少。全国税收成本方面的信息从未公开。一是对税收征收成本没有资料可查；二是国家税务总局编著《中国税务年鉴》上也从未税收成本信息；三是各级财政从未过税收成本信息；四是各种财税报刊也少有税收成本方面的信息。
3.税收成本理念淡薄。税收的特点是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依法纳税也是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但人们对税收成本则是漠视的，税收成本理念是淡薄的。一是在制定税收法律法规时，没有确立税收成本理念。在设计课税对象、税种和税率，规定纳税的时间、地点和缴纳方式时，未认真研究税收收入与税收成本的关系，是不计税收成本的。二是税务部门在征收税收时，没有树立税收成本理念。也只是照章征税，没有对税收进行成本核算，最多只有经费的会计核算。三是企业和公民在纳税时没有税收成本理念，在会计核算上也是不会去核算纳税成本的。四是对社会税收成本全社会也是没有税收成本理念的，更不会去计算税收社会成本。
（二）税收成本问题没有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
各级政府对税收成本普遍不重视。政府在对待税收工作上，注重经济发展和培植税源，重视税收收入的总量和增长速度，但对税收成本却很少关注。各级政府对税务部门只考核税收收入完成情况，不考核税收成本情况。
目前，降低行政成本和税收成本的问题已开始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重庆市在2004年和2006年根据市政府主管领导的意见开展的税收征管成本调查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三）中国税收成本现状
1.中国税收成本高居不下。中国税收成本较高是不争的事实。2004年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司司长王文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中国有100万税务干部，中国税收成本过高。
一是国税、地税两套税收征收机构并存，降低了税收征管效率，增大了税收成本。这种征收体制已给纳税人带来不便，纳税人要跑两个机构办税，接受两个税务部门的检查，人为地增加了纳税成本。二是机构重叠，造成税收混乱。税收征收机构除国税、地税按行政区划分设外，财政部门还要直接参与税款的征收。更有按经济开发、涉外、保税、高新技术等名目设置的税收征收机构，即所谓的直属局。机构设置不科学不合理，造成税收成本连年增加。三是税种设置不科学导致税收成本高，如北京市2004年前征收的“自行车和其他非机动车车船使用税”，该项收入不到总税收的万分之四，征收成本就达到了实际征收税款的30%以上，因征收成本过高，北京市无奈取消了该税的征收。
2.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税收效率差距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使税收收入差距大，税务人员人均税收额差距也大。效率高就意味着成本低。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税收成本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从地理环境分析，人均税收收入差距十分大，以2003年税收为例，最高的是上海市，人均税收额达2174.82万元，重庆市人均税收额为230.42万元，最低的是青海省，人均税收额81.27万元。最高的上海市人均税收额是最低的青海省的26倍。人均税收额东部大大高于西部，西部税收效率大大低于东部，按成本与效率的内在关系，税收效率高，税收成本相对就低。也就是说东部税收成本也大大低于西部，东部沿海地区税收成本低于中西部地区。
3.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税收成本率偏高。据有关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的税收成本率多在2%以下。税收成本率美国为0.58%，新加坡为0.95%，澳大利亚为1.07%，日本为1.13%，英国为1.76%。我国总体的税收成本率约为5%～8%。据调查，重庆市某区2005年税收收入成本率为5.62%。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在5%以下。相比之下，我国的征税成本水平是比较高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研究和控制税收成本已势在必行。开展对税收成本的研究，有利于增强税收成本理念；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提高税收成本理论水平；有利于发现税收成本的问题；有利于各级领导重视税收成本问题；有利于提出税收成本的适度控制和降低税收成本的途径，探索税收成本的内在联系，为设计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的税收成本控制体系提供一定的依据。
二、税收成本的概念及税收成本指标体系
研究税收成本的前提，就是要科学地界定税收成本的涵义，明确税收成本概念。税收成本的概念在税收活动及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不断发展中形成的。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较早提出了税收成本的观点，即著名的“最少征费原则”。我们认为，“最少征费原则”应当是税收成本的核心问题，所有理论和实践均应围绕其进行。
（一）税收成本的概念及分类
既然讲税收是有成本的，那么什么是税收成本呢？《新财税大辞典》给税收成本下的定义为：“在税收征收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有的学者认为：税收成本是一定时期内国家为筹集税收收入而加诸社会的全部费用和损失。按照亚当·斯密的“最少征费原则”的含义，即：一切税赋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将尽可能等于国家收入的。
我们认为，税收成本是国家、经济组织及公民在征税和纳税过程中所付出的费用；税收成本是为国家征收税金这个特定目的所发生或应发生的价值牺牲，它是可以用货币单位加以衡量的。
税收成本就其构成内容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税收成本包括征税成本、纳税成本和社会成本；狭义的税收成本主要指征税成本。具体讲，征税成本是税务部门为征税而发生的费用，税务部门是征税成本主体；纳税成本是纳税人遵从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为缴纳税款以及接受税收检查所支付的相关费用，企业和个人是纳税成本主体；社会成本是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政府等有关部门在立法、司法和宣传税收法律、法规等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这些机关和单位是税收成本的社会成本主体。鉴于纳税成本和社会成本无法进行计量，本文主要对征税成本进行研究。以下所讲的涉及税收成本数据皆是指征税成本。
（二）税收成本的原则
税收成本的原则一是节约原则，即“最少征费原则”。这是税收成本最重要的原则；二是保证税收征管工作正常开展原则。不能为了降低税收成本而影响税收工作；三是适度增长原则。税收成本随物价水平、生活水平提高而适度增加，但税收成本的增幅应小于税收收入的增幅；四是平衡原则，即税务人员收入水平与其他公务员收入水平应大体平衡。
（三）税收成本指标体系
征税成本指标体系应当包括如下指标：
1.税收收入成本率。是考核税收成本的最基本的指标。用数学公式表示：税收收入成本率＝征税成本总额／税收收入总额×100%
2.人均税收额。是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1年）税收收入额与税务人员数量之比。用以考核成本与效率的内在联系，属税收效率指标，是考核税收成本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讲，效率与成本成反比。用数学公式表示：人均税收额＝税收收入总额／税务人员数
3.人均征税成本额。主要考核税务人员人均占有征税成本额，用以考核比较人均征税成本的变化情况。用数学公式表示：人均税收成本额＝税收成本总额／税务人员数
4.人均税收收入增长率与人均税收成本增长率（弹性系数）。是考核税务人员税收效率的指标，是成本投入与税收效益产出的指标。一是用以考核上述指标当年实际与上年同期实绩，二是考核税收增长与税收成本增长情况。一般来讲，人均税收成本增长率应当低于人均税收收入增长率。
5.计划税收成本与实际税收成本。是税收成本目标管理指标，用以考核实际税收成本是否超支和各项税收成本增减变化的状况。
（四）税收成本变化趋势
税收成本是一种客观的经济现象。税收收入和税收成本额是决定税收成本高低的两个方面。税收成本也随这两个方面变化而变化。从经济发展来看，税收收入与税收成本额总体上均呈上升的趋势。在现行征收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成本绝对额将逐年有所增长，而税收成本率将逐年有所下降。其发展趋势是税收收入的增长幅度快于税收成本的增长幅度。如重庆市某区1996-2005年10年间，税收收入增长4倍，税收成本增长2.5倍，税收收入增长大大快于税收成本的增长，税收成本率也从1996年的9.01%下降到2005年的5.62%。这是因为，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物价总体水平的上扬，税收成本中的人员工资、办公用品、交通费用、信息技术升级换代费用等必然增加，导制税收成本绝对额增加。同时，经济快速平稳的发展，税源不断扩大，税收收入总量持续增加，税收收入成本率将下降。
三、影响税收成本的因素
影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法律的、政策的、体制的、管理的等多种因素，具体讲，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财政政策对税收成本的影响
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一般都在90%以上。政府为了取得更多的增量收入，税务部门必然会投入更多的成本去完成政府的决定。同时税务经费往往是按照税收收入的一定比例来预算安排的。因此，财政状况的好坏对税收成本的影响是明显的。财政状况好的地区，税收经费相应要充裕一些，税收成本绝对额相对要多些；相反，财政状况差的地区，税收经费相应也会少一些，甚至会因税收经费不足而影响到征收工作的正常开展，造成税源流失。因此，财政政策对税收成本的影响是存在的。
（二）税收体制对税收成本的影响
国税、地税两套税收征收机构并存，降低了税收征管效率，增大了税收成本。1994年实行的税收体制改革是以增加税收成本为代价的，据《中国税务年鉴》资料，我国税务人员从1994年初的50多万人增加到2004年底的80多万人，10年间增长了60%以上。体制改革后的直接后果是人员猛增，税收成本成倍增加。
（三）税收收入的增减对税收成本的重要影响
从近几年税收成本率下降来看，税收收入对税收成本率的升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现行征收体制和征收成本不变的前提下，税收收入对税收成本影响变化有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总量增大而使税收增加，影响税收成本下降；二是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影响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影响税收收入发生增减变化，进而影响税收成本变化；三是在经济总量和税源不变时，税收政策的变化使税收发生增减变化，影响税收成本变化，如提高税率和新开征税种将增加税收收入，使税收成本下降，同理，降低税率和取消税种将减少税收收入，使税收成本上升，如取消农业税，全国减少农业税收入200多亿元；四是不可抗力造成经济受损减少税收收入使税收成本上升；五是税务部门加大税收稽查力度，查补增加税收收入，影响税收成本发生变化；六是地方政府的干预，影响税收收入发生增减变化，也影响税收成本支出发生变化。
（四）社会因素可能影响税收成本增长的方面
1.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物价指数的增长，使税收成本绝对额增加。一是税收成本中的税务人员经费总是逐年增加；二是税收设施及手段要升级换代增加税收成本；三是物价水平总的趋势是逐年增长。
2.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纳税人普遍存在偷逃税观念，不主动申报纳税，存在甚至出现偷税漏税，非法抗税行为，致使税收成本增加。
3.无良好的税收秩序，也会使税收成本增加。税收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有法不依，造成税款流失，由此既增大税收征收成本，也增大了税收社会成本。
4.客观存在的“买税”现象，增大了税收成本。如中西部一些乡镇买税屡禁不止，买税回扣率达到税收总额的10%-15%。既干扰了经济秩序，助长干部腐败，又增大了税收成本。
税收成本具有可控制性，即税收成本是能为政府和税务部门的行为所控制的。政府和税务部门可以通过采取一定的方法与手段使其按所期望的状态发展。
四、适度控制和降低税收成本的对策
控制和降低税收成本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要将税收成本意识贯穿于税收工作全过程。
（一）要有“行政成本”理念，树立税收成本意识
要将“设计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设计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这一建安行业的理念引入税收制度设计全过程。税收制度和税收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税收制度是国家各种征收法令和征收办法的总称，包括税法、税收管理体制、征收管理制度。从税收立法，设置税务机构，确定税收管理体制，规定征收管理制度，设计税种、税目、税率、征收方式，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减免税、规定罚则等，都应当树立税收成本意识。
（二）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以降低税收成本
征管体制改革是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降低征税成本、节约财政支出的重要举措。我国1994年改革并实行的税收征管体制对国家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是明显的，但它却是以增加税收成本为代价的，对税收成本是漠视的。在税收机构层次上，我国税务部门从国家税务总局到各省（市）自治区、地、县到基层税务所共有5个层次。在机构分设上，均按行政区划设置各级国家税务局和各级地方税务局，同时还设置了各种直属局，部分税种则由财政部门征收。国税、地税分别建立自己的一套征收机构，分设办税服务厅，连“金税”工程也各搞一套，各行其是，没有形成税收征管合力。
总理指出：“要整合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应将优化机构设置作为征管体制改革的重点。整合税收资源可从三方面进行，一是合并国税、地税两套税务机构为统一的税收征收机构，现由财政部门征收的税种也要进行归并统一由税务部门征收。经过对税务征管力量的整合，充实第一线税收人员，提高征管工作效率，降低税收成本支出。同时也可更方便纳税人，减少纳税成本。二是要取消各级直属征收机构，按属地征收管理原则办理，精简机构、减少人员，提高征管效率，降低税收成本支出。三是根据税源分布状况和地区经济发展趋势，适时、适当地撤并税源较少、规模较小的税务所，在税源日渐增多的地方建立税务征收机构，优化税务所布局和整合征管力量，提高征管效率，降低税收成本支出。
（三）完善税制和税种时要树立税收成本意识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完善税收政策、改革税制和税种的设计要考虑税收成本因素，设计较少的税种和尽可能少的税目、税率，应尽可能合并税种，税种过多过复杂必然会影响税收效率，增大税收成本。在优化税制过程中，必须考虑征税成本的大小和征收效率的高低，把“最少征费原则”作为优化税制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税制，尽可能取消一部分不必要或税源比较小的税种，对有的税种进行合并简化。如居民房屋出租收入由于税源分散且变化大，既不利于征收，又不方便个人纳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都偏高，按现行税制要缴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等，是否可设想对居民房屋出租收入只征收一种税。这样，既方便纳税人，又减少税收成本。在划分税收隶属关系上，应改变按税种和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分享或共享收入的办法，改为以征税总收入按比例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这样，可以调动地方积极性，增加收入，降低税收成本。进一步简化和完善税制，建立一个相对稳定和便于操作的税制模式，减少征纳双方的成本投入，是降低税收成本的有效途径。
（四）各级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时，也要树立税收成本理念
要对税收成本进行目标管理，科学、合理编制年度税收成本预算。各级税务部门在征收税收时更应树立税收成本理念，要加强税收成本核算，优化税收成本支出结构，正确核算税收成本，要对税收成本进行目标管理，建立税收成本责任制。政府在对税务部门的管理工作中应将税收成本指标纳入年度目标考核的内容之一。
（五）提高税收人员素质，提高税收效率
税务人员应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税务人员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到征管的成本和效率。税务人员的素质是提高税收效率的重要保证。税收效率提高了就可以起到降低税收成本的作用。笔者认为要从几方面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
一是要提高税务人员政治思想素质，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税务人员按照“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的要求，转变观念，税收工作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要为纳税人服好务。
二是要提高税务人员的业务能力，要提高税务人员执业素质。要全面掌握财税理论、财税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各种业务技能，提高工作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