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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哲学论文范文1
关键词：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9-0149-02
当前，高校大众化是一项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长成才的重要事件。教学机制在推进高校大众化进程中，起着根本性、基础性的作用。良好的机制可以使高校大众化系统成为一个自适应组织，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仍然能有序高效地运转，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学者们对高校推进大众化教学机制的建设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系统研究。
一、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内涵的研究
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大众化的必经途径，也是推进大众化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学者们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对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研究之中。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搜索标题同时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和“机制”两个词的论文有800余篇。在这些论文中，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制度说、组织结构说、体制说、机能说、方法说、综合说等观点。
1.制度说。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全体组织成员遵循的稳定的、可操作的规章制度，是规范组织成员行为，确定工作程序，制定办事方法的条例、规则、准绳、办法、标准、章程。
2.组织结构说。有学者针对于系统论，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构成和组建思想政治工作系统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主要由主体、目的、动力、环境、保障、控制、方式、程序八要素构成。
3.体制说。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在一定目标导向下，在一定条件保障下，在一定动力驱使下，相互协作，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和实现其目标的工作规范和工作机构的总称。
4.机能说。学者指出，机制是机能实现的保障和条件，是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职能和作用相互关系的构建和功能创造。
5.方法说。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途径和模式，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探索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机制。
6.综合说。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各有机因素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这些要素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及其运行方式；二是包含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在内的各有机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制约、影响而形成的作用原理和工作规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目标的桥梁和中介，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各层次、各侧面的结构、功能和运行原理的反映。
二、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类型的研究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类型做了不同划分。
1.从领导行为来看，可以分为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机制，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进行决策、指挥、监督等领导活动的具体制度或体系。工作机制是领导机制的执行和落实。工作机制由保障机制、预警机制、监控机制、运行机制、评估机制、激励机制等组成。
2.从管理运行来看，主要有启动机制、调控机制、评估机制、保障机制。启动机制，就是激发组织成员动力、引导领导正确决策、制定工作计划、使计划有效实施；调控机制，就是强化调控权威，健全反馈系统，建立目标管理体系；评估机制，就是根据一定的指标体系，对大众化教学的实际效果进行价值判断；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制度保证、组织保障、物质保障、人才保障、环境保障和学科支撑等。
3.从微观过程来看，可以分为不同的机制，内部传导机制、外部传导机制；内部输入机制、外部输出机制、监督约束机制；或双向互动机制、内化外化机制；等等。
4.从互动关系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可以分为教育主体与教育目标、内容、方式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教育目标、内容、方式互动机制，主客体互动机制。
5.从显现程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有显运行机制和隐运行机制之分。显运行机制包括人员编制、奖励处分、机构设置等。隐运行机制是指内隐的、不明显的方式：：如精神氛围、制度的设计、环境育人的影响等。
6.从运行范围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可以分为外运行机制和内运行机制。
三、高校推进大众化教学机制创新研究
有学者分析了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部运行机制尚不完善，规划机制和目标机制尚不完善，过程控制机制和质量评估机制不够成熟，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有待改进，这些对我们教学的实效性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学者指出，高校推进大众化机制创新，包括内部机制构建和外部机制建设两方面。内部机制指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和第一、第二课堂联动机制。外部机制指全员育人机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协同机制。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由自我约束机制和自我发展机制两部分构成。有学者指出，建立健全优化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推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健康持续发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针对性的有力保证，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只有建立优化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我们才能取得更好的绩效。有学者认为，大众化教育是长期的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因此，一定要有长效机制作保证。其一，要建立工作责任制，明确理论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职责；其二要建立监督制度，掌握宣传普及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总结经验，调整策略方法，纠正工作中的不足；其三要设立专项普及教育基金，保证经费投入；其四要建立激励机制，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理论宣传队伍的作用。有学者借鉴企业界“质量保障”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提出要保证和提升高校当代中国大众化绩效，需要构建质量保障体系。高校当代中国大众化质量保障体系是高等学校为保障和提升当代中国大众化质量而设立的组织机构、制定的方针政策、提供的条件支持以及采取的工作措施等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管理活动和管理模式，包括工作体系、组织体系、标准体系三大部分。有学者认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针对性、增强主动性、提高实效性，必须实现领导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估机制创新。通过建立关系协调、责任到人、齐抓共管、结构优化的工作格局，创新领导机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现代化；通过建立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机制、调控机制和预警机制，创新运行机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化；通过加强组织保障、制度保障、人才保障、物质保障、环境保障和学科支撑，创新保障机制，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状态最优化；通过建立科学有效检查考评制度，创新评估机制，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最大化。有学者指出，推进高校大众化，要强化理论武装；坚持正确的导向；合理设置目标，建立动态的目标管理机制；充分调查研究，建立科学的民主决策机制；以人为本，建立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
四、不足之处
我国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建设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于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内涵、外延、主要构成的界定存在分歧。目前学者们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概念厘定不够明确，对教学机制、教学体制、教学制度、教学方法等基本概念研究不透，相互混为一谈，概念有些模糊。对机制概念的准确定位是研究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在，体制是基础，一定的体制总是要求相应的机制与之协调和配套；反过来，机制又会施加于体制中相应的制度，从而有助于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二者之间也存在区别，体制是机构与规范的结合体和统一体，涉及组织与制度两个方面的因素。机制不仅涉及组织与制度，而且还涉及组织之间、组织内部制度规范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体制是机制的静态表征，机制则是体制的动态表现。制度指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规范影响的章程，总是表现为具体的条例、守则等，带有显性的特点，机制是指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带有隐性的特点，是相关因素为了一定的目标所发生的有机联系。制度为行为主体指明行为规范，对行为主体起约束作用。机制从机理上阐释行为过程，反映出行为过程中各要素的关联。机制和制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但有时取消旧制度并不会导致旧机制即时消失，颁布新制度也不会导致新机制立即形成，两者的更替有可能不完全合拍或同步。制度内化为观念后具有很强的惰性，但在实施中没有到位，新制度就算详细复杂，机制却依旧有可能沿袭以往。一些研究者将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与教学方法相混淆。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功能、各组成部分相互关系和运行方式。现已广泛应用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系统与其他外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方法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研究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涉及到对教学方法的研究，只有采取优化的教学方法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励大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不仅涉及到教学方法问题，还涉及到教学制度的制定、教学效果的检查、教学硬件软件设施的保障以及教学人员的充分激励等。二是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高校各部门在推进大众化过程中要发挥“合力”，相互协作。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设计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各部门在推进大众化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合力”？因此，未来需要加强对高校各职能部门相互协作、共同推进大众化的机制研究。三是研究机制中“应该做什么”的原则性问题的多，研究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典型案例的少，实证研究和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研究不够。目前学术界对大众化教学机制的研究较多地停留在宏观层面或理论层面，缺乏对高校推进大众化教学机制的实践性强和操作性强的研究。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规范性研究成果较多，实证研究成果较少。国外思想政治教育通行的做法是，国家政策积极引导，政府指导调控，家庭、学校、社区教育相互配合，企业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责任，社团组织大力协同，个人主动参与，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如何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成功经验，国内目前研究成果较少，未来值得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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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新跃，王晓宏.高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机制构建[J].高校理论战线，2011，（10）.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成果转化 二元视角 价值定位 路径创新
中图分类号：C9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3（b）-0116-02
2011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以教社科20113号印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针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机制，《计划》提出：“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大力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①因此，《计划》的出台标志着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机制建设进入到了一个面临改革创新的关键时期。
1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元结构分析
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创新实践的基础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本质属性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具有主体二元结构特征。这种二元结构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若非基础研究成果即应用研究成果。
1.1 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价值定位
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受众是社会大众，成果形式主要是著作与论文。基础研究是有关人类科学体系顶层设计的研究，更多的涉及“形而上”学，它不是生产力，却能对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产生正效应，是高于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其社会价值取向定位于：能影响、改变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使认识能够跟上变动不惜的社会变迁过程，为人们创设健康的理性心里家园，为人们提供科学的、先进的价值观和高品质的人文关怀，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②
1.2 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价值定位
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受众是政府、企事业单位，成果形式主要为研究报告与论文。宏观上，应用研究为各级政府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和重大发展战略提供了战略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政策设计方案，这是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功能体现。微观上，哲学社会科学根据其学科属性渗透于企业日常运营的各个方面，例如：财务管理、投资运营、法律保障等。其社会价值取向定位于：一方面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出政策建议，坚持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另一方面紧跟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当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企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急需服务。
2 成果转化阻力分析
现阶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占全部科研成果数量的60%以上，其中仅有5%～6%被转化，3%的成果形成产业。③可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面临的阻力系统问题突出。
（1）成果质量不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是决定成果转化效率的基本要素。从总体而言，我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自身质量水平不高，难以得到社会及实际工作者的认可和接受。主要表现在：一是在选题和研究方法上，远离实际，缺乏创新。很多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并不是来自于社会调研与实践，针对性不强，往往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甚至只是进行经典的诠释与阐发，内容空泛、缺少创新。二是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比较突出。为了追求个人绩效，一些科研人员在常常将粗制滥造、东拼西凑、质量平平的成果不负责任地抛向社会，而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有很大的实用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还不很多。④
（2）转化意识不强。科研人员以及管理部门缺乏成果转化意识是影响成果转化效率的主观因素。
首先，由于部分高校科研、人事考核机制并不完善，教师从事科研工作的重点集中放在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上，并不关心成果的转化与应用问题。这就导致虽然教师的科研成果产出颇多，但是真正做到成果转化的却寥寥无几。其次，管理部门缺乏跟踪管理意识。成果转化要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个双向通道上进行，不但要使广大科研工作者树立转化意识进而影响管理者，还要从管理者本身入手，通过制度建设推进成果转化观念的形成。
（3）中介体系不完善。科研中介体系不完善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效率的主要外部因素。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中介体系尚未建立像自然科学成果转化中介那样独立的市场化应用部门，仅仅依托高校和科研人员自身完成成果转化任务是远远不够的。
在美国，智库承担了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中介的角色，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智库是一种相对独立、稳定的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其职能主要包括：整合人才、思想产出、影响社会。智库通过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张，再通过刊物出版、举办各类交流活动、利用媒体宣传等方式，力图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
在研究美国智库发展和运作过程之后，我们发现，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转化体系必须以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思想为基础，这种成果要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和转化方向，这种服务对象和转化方向是在研究伊始就已经确定的，而非在成果形成之后的硬性转化；在成果形成之后，要借助一定的媒体，特别是刊物、论坛等使成果面向服务对象，包括潜在的服务对象。
3 成果转化机制创新与实践
若要化解成果转化阻力系统、改善现有成果转化现状，就必须对成果转化机制进行管理创新。而这种管理创新的原则与依据就是其特有的二元结构特性。
3.1 基础研究成果转化
2012年5月，教育部社科司首次开展了一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征集工作，宗旨在于通过“学术‘大’家写‘小’书”，把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推向社会大众。这次科研普及读物项目资助力度高达15万元，而且由教育部统一出版，为科研人员从事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工作提供了一个信号、一个典范。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项工作中抽象出未来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实践创新的方向。
政府主导。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是实现社会变革的理论先导，是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研究的意义在于其巨大的社会价值，而社会价值的实现必须依靠政府这个公共服务部门。所以说，在未来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工作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引领的作用，把握成果转化的方向不动摇。
深入浅出。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接受群体是人民大众，在保证成果学术质量的同时要把握深入浅出的基本原则。由于人民的教育程度不同、身份背景不同、兴趣爱好不同，所以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最容易被接受的方式就是深入浅出，也就是说，从学术前沿热点入手，解释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才能使人民大众真正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力量，同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也可以切实的服务人民。
重视质量。质量和创新是一切科学研究的生命线。之所以强调的是“学术‘大’家写‘小’书”，就是为了切实保障成果质量，以质量推动成果转化。提升成果质量的核心是改善研究方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深入实践、积极创新，切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真正做到脚踏实地做调研、认认真真做数据。
3.2 应用研究成果转化
现阶段，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存在一种依托“关系型管理框架”的转化路径。简单来说，大部分高水平的应用研究成果都是通过点对点、人对人的方式进行转化的，这种成果转化机制的优点在于成果供需双方相互了解、成果供给方普遍科研水平较高、成果转化过程较为简单；其缺点在于这种转化路径是少数人参与的成果转化，大部分科研人员无法进入这种“关系型管理框架”，以至于较多优秀成果得不到及时转化，失去其应有的时效性。而少数人参与的成果转化正是现阶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所在。根据路径依赖理论，虽然原有路径具有一定的研究惯性，但就当前情况来说，必须就原有路径进行修正，使其进入到更加完善的轨道上来，才能真正的使更多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得到转化，从而更好地辅助政府决策、切实服务社会。
对于原有路径修正的关键是从关系型管理模式到规则型管理模式的修正，而规则型管理的核心是成果转化平台建设。成果转化平台的具体形式就是成果转化中介机构，中介机构的建设和发展能够使广大科研工作者能够公平、平等的参与到项目研究和成果转化过程中来，通过中介机构把社会科学成果推向社会，发挥市场机制，促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化。[6]
参考文献
[1] 吴方.基于KANO模型分析远程开放教育学生满意度产生的切入点[J].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4）：82-84.
[2] 袁贵.组织内员工隐性知识转移问题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1.
[3] 郝荣峰.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问题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2.
注释
① 教育部，财政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
② 郭秀丽.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科学成果转化问题研究，社会发展论坛，2008.
③ 束洪福.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率仅5%[EB/OL].，2010-01-10.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3
在国家、区域及社会中，文化资产不仅是认同感符码，而且比以往更全面地嵌入全球消费当中。观光客参观自身及他处历史的方法主要有二：造访各式各样的实体遗迹，或参与各种形式遗留下来的仪式和行为。然而，文化资产的保护、保存、展示及管理之动机和措施，常与参观的游客有所区别，也和选择性地将历史包装成遗产的观光部门有所不同。此类差异反映出依附于文化资产上的不同价值观及用来筛选文化资产的不同价值体系。
在此背景下，本研讨会主要是检视文化资产的评价及保护过程中的张力和机会，并在较宽广的社会领域中，检视以发展为目标的文化资产使用方式。希望探索文化资产如何在转变及在流动的价值观中“运作”，并探索观光与游客形塑、嵌入、改变社会遗产价值的各种方法，如：
·观光的运作和身为游客，如何影响我们对文化资产的理解？
·我们对过去历史的价值观如何转变？
·在这实时、多重实体的时代以及多重文化的社会中，（应该）如何使游客和社会大众了解文化资产？
这类问题都影响文化资产的政策和政治活动，及国际观光业的动态。
本研讨会目的为提供跨越不同学术领域的关键对话，也征求各学术领域论文，如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建筑学、文化地理学、文化研究、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历史学、遗产研究、景观研究、休闲研究、博物馆研究、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观光研究、都市与空间计划等。
我们欢迎所有探讨关于观光及文化资产关系的观点。任何与遗产相关的论文都是我们征稿的对象——世界遗产、自然遗产、人造及都市遗产、殖民遗产、宗教遗产、遗产景观、无形遗产、博物馆遗产、食物遗产等等。主题包括：
·了解游客的遗址体验——叙事、记忆与情感
·阐述并传达遗产的价值——包含复杂的观众
·藉有形及无形资产建立认同感——挑战传统
·以遗产为基础的再生计划——怀旧经济
·将过往历史作为观光消费的商品化过程——（反）传统再造
·冲突的遗产——权力、荣耀与取代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观念游戏”，“现代性文化”观念内蕴着“理性”向“合理性”转化的症候。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代性文化”开启了大众或公众基于“合理性问难”的文化批判向度。立足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视阂，“于丹现象”毋宁说是对“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别样呈现。它的“粉墨登场”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到这个特殊阶段的必然要求，是文化中国站在在民族文化更新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民众特别是80后90后一代的“普遍理性启蒙”。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学派或现代群体的置换;另一方面，现代传媒与高科技是当代文化再创造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应用开发资源。加速人自身的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而加快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自觉呈现却是关键的关键。
一、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呈现——“于丹现象”
文化“是一个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性的复合体”川。对于这一“复合体”作出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从而达成人的文化自觉，便构成文化哲学的研究视0或使命。而作为一种自觉的哲学形态，文化哲学的基本规定范式、总体批判态度和理性重建勇气都是人类文化实践和文化“创制”所关切所追求的价值鹊的。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对文化的适应性和文化的规范性二重功能的圆融性理解和理性适度把握。一般认为，文化的适应性即对文化现象的认同;文化的规范性则指范导性的原则说明和批判性的理性考察。二重功能互相制约、彼此牵制，共同模塑着人类文化精神的走向和社会文化现象的演进擅变。简而言之，文化是在人类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发育积淀升华并反映人的本质性维度的“真实”存在。其一经形成，便通过“内化”作用承诺出不同的人生价值，衍生出不同的人生意义。并且，文化本身在此“内化”过程中得以建构，得以传播，得以发用。
“现代性文化”观念肇始于16世纪的西方，它以人性解放和知识统一性两大“神话”为哲学依据。一般来讲，其思维模式为二元对立或主客二分，价值逻辑上以“工具理性”为价值取向，方法论上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认识论上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社会历史观上高扬“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游戏”，“现代性文化”观念内蕴着“理性’，向“合理性”转化的症候。这一点已由马克斯/韦伯的“祛魅后的诸神不和”所隐喻。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代性文化”开启了大众或公众基于“合理性问难”的文化批判向度。不可否认，“现代性文化”在现代社会共同体一系列领域的精心“设计”进程中业已彰显其功效，正如哈贝马斯所预言的“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设计”。但同时，对“现代性文化”的疑惧也绵延起形而上的文化认同危机和针对“价值一意义”真空地带的后现代文化“超越”之旅，尽管步履维艰，“样态”百出。而正是在这疑惧与建构中，“现代性文化”获得了自我批判与自我调适的能力和空间，从而在与社会大众的深刻照面后愈来愈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现代“文化霸主”地位，呈现自己现代“文化批判”的“普遍理性”向度。这里所谓的“普遍理性”向度，不仅指技术性向度，更多地指向其公共性向度，规则性向度和超越性向度。
“于丹现象”的出现即为一范例。抛开这一夜串红、倍受青睐的浮光抨影，静心审视和反思这一文化现象的合理性、合法性，我们会不约而同地问到:这一现象背后究竟向我们昭示了什么?其合理性何在?有何意义?为何走红?如何解读?问题使人反思，反思使人发问。而发问本身就是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本体论澄明。
立足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视阂，“于丹现象”毋宁说是对“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别样呈现。
二、现代性文化的呈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代性文化”自近代传播发育到中国以迄，“科玄之争”的阴霆就象幽灵般萦绕在我们心头，激烈较量，复扎博弈，成了挥之不去的争论话题。抛开“现代性”内在的冲突和风险性后果，以现代公民社会的“文化整体性人格”作价值承诺，客观公允地讲，“现代性文化”的“教化”和实践无疑大大提升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而伴随综合实力的增强，继之而起的是社会价值信仰的迷茫和本土文化寻根的“热情”。就个人层面讲，“现代性文化”撕裂了农耕文明时代地域性传统纽带和“程式化”社会关系，形而上的“文化一价值”认同危机由此而发，并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和在“复兴”中获得“文化一价值”上的心灵阪依，以此来寻求精神上的生态平衡。
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21世纪初，整个社会经济高速运转，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日渐看涨。在此大背景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应获得与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一致的大振兴。这是时展的要求。而就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平衡社会发展、大众心理失衡和价值归宿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它提供了生活的准则、行为的规范、生命的态度、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在社会分化多层次多元化、社会公正原则要求重新定位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平衡的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于丹现象”正是在此社会大背景下向我们走来。可以说，它的“粉墨登场”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到这个特殊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现代中国文化实践从“应然”走向“实然”的特殊“样态”，是中国文化站在在民族文化更新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民众特别是80后90后一代的“普遍理性启蒙”。这也是文化规范性的内在要求和使命。
从大众文化与大众自身的精神需求处着眼，“于丹现象”的出场，以新瓶装旧酒的“工夫”极大满足了大众的文化需求和精神慰籍。不同的是它选择了一种“与时俱进”的道路，尝试用古琴弹奏雅乐的时尚消费文化之路。这种大众文化传播与消费，以集体无意识的当代文化需求和时展为契机，创造了中国“现代性文化”实践的新范式，呈现了“现代性文化”批判的新理念。虽然不免有“学术生态破坏”的质疑声。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解读?谁来解读?曾经定于一尊的学术权威何以与大众沟通?这一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问题，即文化创新问题。
三、现代性文化呈现的条件
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学派或现代群体的生成置换，即融人“现代性”的阐释视阂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对话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创生;另一方面，现代传媒与高科技是现代中国文化再创造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应用开发资源，而现代中国处在经济高速运转、文化商业化的伦理变迁之路上。
“于丹现象”向我们昭示的正是对以上两方面的文化创新自觉做出的努力和尝试。“现代性文化”工程的当代实践呼唤着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1)他们具有自身的学识修养与个性解读方式，通过自己的“创造式阅读”，“走进文本”又“走出文本”(俞吾金语)，坚信“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自觉的历史意识，把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普世化”在大众面前，形成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主导性价值观，阐释并守护“现代性社会”的当代意义，从而开启现代文化社会“公共领域”的创生之路和当代“意义世界”的自为拥有空间。(2)但是，这些新质型“公共知识分子”所开创的这项“工程”必须负载着现代高科技与现代传媒，以迎合以“市场经济的契约性社会整合为方向的”现代“经济一文化”社会。在现代信息社会和商业化产业化包装打造的社会转型期阶段，跨时空地解读、普及跨历史的文本经典，不是收敛趋同，而是发散繁衍;不是简单的还原和对接，而是文化搞客与时俱进的文化再创造，包括作为“第四种权力”的现代传媒的介人。这也是文化的适应性。
从道理上讲，一种文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的显现映射着一个民族特定的生存方式，而一个民族不同阶段的生存方式选择也规范着特定的文化模式及文化现象的话语权。中国现代性文化在经历了更多的基于“制度选择”而大众世俗生活由于“双向挂空”而精神家园依然无所依凭的21世纪初阶段，“庙堂文化”走向“大众文化”，“神圣化”走向“通俗化”，“本本主义”走向“信息化时代”，“学术训话”走向“平民化”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的再创造和传播普及方式不失为一种有效而实际的大胆探索和创新之举。从更现实处着眼，中国目前以“民生”为本位的“和谐社会”实践(或构建)必须以“文化整体性人格”做价值承诺，在现代性文化的“酱缸”里汲取营养。而“民生”本位关涉的层面是全方位的，“文化民生”或者“民生文化”理应包括在中国现代性文化实践创新框架内。当然，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创新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讲，让“于丹现象”就保留着它的开放性吧。而且，文化践履活动本身不以真假为判断尺度，而是根据大众可接受的程度来估价。
四、加快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自觉呈现
厘定文化现象对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所形成的文化精神批判范式，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在文化中国的中国文化人骨子里的最强音。然而，一当面对文化学人的种种努力，“不为者”对“有为者”不是振聋发馈的质问，便是以“作秀”的美名嘲笑，真可谓“批判有余，建设不足”。如此这般，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就成了遥遥无期的等待，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就会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消饵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思想肌体中。也正因此，我们需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让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新焕发生机，以此为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文化养料和理论支撑。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当今对于影视艺术及其分支的研究，与传统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何对待受众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很多新兴学科的关键。通过比较霍克海姆和费斯克两者的论点，探索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属于“消费性”还是“生产性”的问题。
在现存的几大艺术门类当中，影视艺术应该说是历时最为短暂的，但是它却集各家之所长，成为一种新兴的综合艺术。随着对影视艺术的深人研究，我们常把美学、心理学、哲学、传播学与之相结合，力求对其进行更为完整的诊释。
虽然影视艺术是门综合的艺术，但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揉合，而有一个明确的立足点一运动性。结合当代影视理论以及现象来说，我们不仅要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把握，而且应该将其延展到整个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去理解它的实现的过程。相对于传统艺术来说，影视艺术更多的追求的是一种“游牧定律”:把变化的材质用变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强调运动的特质和过程。无论是在材质、形式还是思想上都是无拘无束的游牧式的流浪。所以，在内容上不论是平凡的日常生活，还是混乱的意识流，或是新颖的奇观、晦涩的哲理，经过这种游牧巡回，最后所追求的，也许就是尼采的“快乐的科学”，阿尔托的“戴皇冠的无政府”，伊芙特·皮洛的“世俗的神话”。简单说，只要能够推陈出新，充分运用媒介材料，就能够成为影视艺术家。
从影视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影视作品在传播者一传播工具(信息媒介通道)一接受者一反馈的过程当中往往是作为附着在物质载体之上的信息而存在的。但在实际上，影视传播过程往往不会仅仅局限于单向性，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环环紧扣的网络。应该说，将影视艺术和大众传播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于能够弥补传统影视艺术研究“作者论”或“作家论”的缺陷。因为，传统观念和现代观念的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就是受众的“消费性”还是“生产性”的间题。这也是影视观众理论所涉及的中心间题。
影视观众理论是大众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大众文化批评来说，影视观众不仅是一种文艺门类的接受者，而且更是存在于实际社会中的人们。因此，影视的接受是观众主体与体现特定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之间的互相作用关系。我们把影视观众理论作为一个大众文化问题，而不是一个纯文艺读者接受问题来讨论，为的是探讨一个根本的现实间题，那就是影视文化与社会主体以及社会变革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以霍克海姆的群众文化理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批评曾经把影视文化当作是体现统治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产品，当作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垄断权力，把影视观众当作纯粹被动的文化消费者，是由统治阶级控制的社会主体。这样的大众文化批评一面把大众描绘成受害人，一面却宣判他们注定不能自己解放自己。
作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霍克海姆完全立足于此学派的批判主义精神。在哲学批判精神的照耀下，吸取了黑格尔、康德、狄尔泰、柏格森、叔本华和尼采等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相关理论。极端重视个体性。反对个人生存的标准化，关注个人的命运和处境，追求个人达到自主性、自发性、创造性、自由和解放。应该说，该派作为一种哲学、社会学、美学思潮，在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短短二十年中，其意义是深远的。它的产生，同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是分不开的。我们把霍克海姆的理论归结起来主要有启蒙精神批判、实证主义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和工具理性的批判。
关于大众文化批判，他认为现代大众文化是一种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化、商业化、产业化的现代文化形态。其重要特征是商品化趋向、技术化趋向、标准化趋向和强迫化趋向。而“文化工业”的产品不是艺术品;文化的技术化意味着工具理性支配了文化领域;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导致人的异化，按照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文化使人也变成了同一模式的人，单调乏味的人倍感孤独和绝望;强迫性的文化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限制了人的思想和想像力。霍克海默对“大众文化”乃至文化产品的批判，是对当代社会中文化价值危机的深刻反思。
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完全是从群众媒介文化的角度去分析和评价电影和它对观众的社会影响的。他俩合著的《启蒙的辩证》于1947年出版，真正产生影响则是在十年以后。在这部著作里有一章，题为“文化工业:欺骗群众的启蒙”，专门把电影当作“文化工业”的首例加以分析批判。他们严厉地谴责群众文化，一个基本的理论出发点就是群众文化的单质性。他们认为:“文化如今在任何事物上都打上了相同的印记。电影、无线电广播和杂志构成了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从整体到部分，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一切群众文化都是一个摸样。”在群众文化中，不同的话语形式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有意义的差别，因为“真正重要的差别一不在于题材，而在于消费者的类别、组合和标识”。现代社会中的群众文化的单质性之所以无可避免，是因为现代社会组织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威，能统筹整个文化系统各部分的运作。在他们看来，唯有高雅的先锋艺术，才能够对抗侵蚀一切的意识工业。艺术必须增加难度，必须用技巧和复杂性包裹起来，这样才能保存由它所体现的人类仅有的自由。在这两位批评家看来，群众文化表象的娱乐性和实质的工具性使消费者失去个性，泯灭了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区别，也泯灭了个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区别。概括起来其基本点就是:同质社会主体(电影观众)论、电影观众与文化工业商品绝对认同论。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及其鼎盛时期同时在联邦德国出现了一门新的学科—接受美学。它在主张强调受众接受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实际上也显现出大众文化批评理论的发展趋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即将没落。代表人物姚斯所提出的接受美学在反对纯文本的同时强调接受者的主体地位，“文学史就是作品的接受史”。并且提出“审美期待视野”这一崭新的重要概念。而另一重要人物伊塞尔着重对受众进行深人的研究，他认为:阅读者可以分成两大类型，一种是实际存在阅读者，其中分为普通的和专业的。另外一种是观念当中的阅读者，是一种抽象的读者概念，其中也可以分为两种:“作为意向的”和“隐在的”。前者指艺术家在创作时所指向的现实的读者。后者是“隐在的读者”，它是指作品本文所设计的读者的作用，实际上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也许无法达到。他们的观点无疑与霍克海姆相悖，观众在工业时期的同质性已经被个体独立性的解读所取代。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所言:“读者总是走在他正在读的那句话的前头，他们面临一个仅仅是可能产生的未来，随着他们的阅读逐步地深人，这个未来部分得到确立，部分则沦为虚妄，正是这个逐页后退的未来形成文学对象的变换的地平线。”接受美学对形成新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理论成就至今很有影响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新德国电影文化批评。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批判理论继承了以路易斯.阿尔图塞( Louis Althusser)和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为代表的新的传统，同时也吸收了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和观点，对西方许多人文科学批判研究(影视研究、文学研究、女性批评、少数族裔和第三世界批评等等)都有广泛的影响。代表人物约翰·费斯克对霍克海姆、阿多诺的理论都有所批判。概括而言，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中的民众都不是单质的实在群体，而是异质复合的关系组合;大众文化有其特殊的创造性和衡量标准;影视观众不是消极被动的消费者，而是意义生产和流动的积极参与者;而这种参与便是民众社会批判的基本条件。
费斯克在认为:第一，民众是一种“下层族类”身份，总是处在社会权力关系的弱者一端。第二，民众是一个由不同群体不断变化的亲疏离合的多层联系构成的关系总和。另外，费斯克把文化定义为意义在特定社会中的产生和流通，并特别强调文化与社会和权力结构的关系。它废除了”艺术成品”在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而代之以意义的生产和流通。这样，文化研究者就无须去比照经典作品的模式，把像影视、连环画、通俗文艺这样的文化工业产品界定为大众文化的“艺术成品”。认识和理解大众文化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文化工业产品有多高的”艺术价值”，因为这些文化产品本来也不需要先转化为”艺术成品”才能担负起它们自己特殊的社会功能。这种转化本身就是一种贬值过程，用与之不相符合的模式来标明它，只能使它成为“膺品”。费斯克指出，文化工业的产品，并不代表大众文化本身，文化工业产品不过是民众进行意义生产和流通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和材料。影视观众观看时可以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在生产和流通各种不同的意义。这种由民众参与的社会意义的生产和流动才是大众文化。费斯克所说的“生产性文本”指的则是“一种大众性的作者性文本，其阅读并不一定很难，并不一定非要读者绞尽脑汁方能理解，并不显得……和日常生存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这种文本是开放性的，比如电影、电视，很容易读懂。观众读者不只是消费者，而且和制作人一样是这种文本的生产者。
费斯克强调影视观众是大众文化意义的生产者和流通者。费斯克提出，观众首先是社会的人，然后才是观众。观众的社会存在和在交织的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阶级、阶层、性别、职业、年龄等等)，决定了他们的社会主体性。“社会性主体”是观众对文本作出反应和解释的认识视野和感情基础。因此，费斯克特别强调“旧常生存”经验在大众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文本性主体”则不同，它是文本在建构时为观众造就和预留的主置。这些主置与观众的社会性主置不可能完全一致。具体的影视观众首先是社会主体。社会主体性比由文本产生的主体性更直接影响人们的审美活动。由于观众各有各的具体社会性特征，所以阿多诺所担心的一种文化产品会将千千万万观众塑造成同一种社会主体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到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找出霍克海姆和约翰·费斯克的理论的相同点都极端的重视个体性，而却在对受众的分析态度形成巨大的差异。后者的理论同时下流行的后现代相结合，实际上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个体的存在即为合理。在新德国电影运动的四大主将赫尔措格的(加斯·荷伯之迷》(1974)之中得到极致的体现。前者的理论对受众的分析没有进行准确的把握，态度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导致结论的僵化或歧义。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6
文化的根柢全在道家”；世界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先生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像一棵烂
掉了根的大树。”的确，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道学的作用实与儒学不相上下，它们一隐一显，
共同浇灌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对中国社会之发展和中华民族性格之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
响。
然而，长期以来，或者更准确地说，90年代之前，道学研究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如果说
儒学的研究可谓“门庭若市”的话，那么，道学的研究则可谓“门庭冷落”。有人将这种情况概
括为“儒热道冷”，是大体符合实际的。令人欣慰的是，90年代以后，道学研究开始步“儒学
热”之后尘，受到学界的关注，并陆续出版、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果说用“道学热”来揭
示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特点，具有某种言过其实和“扬道抑儒”之嫌的话，那么，指出道学研
究构成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总的看，20世纪后半叶的20年特别是后10年，道家文化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这种进展主
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关于老庄其人其书及其他道家人物与著作的研究；二是关于道家思
想渊源及学派演变的研究；三是关于道家文化基本精神及特质的研究；四是关于道家思想的研究
特别是道家之道论与人论研究；五是关于道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包括道家学派内部的比较研究，道
家与其他学派的比较研究，道家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六是关于道家之历史地位与道学之现代
价值的研究；七是其他问题的研究，诸如道家与道教的关系研究，道学史研究，郭店道家简研究
等等。前不久，笔者组织编写《中国文化研究20年》一书，就中曾设专章，从上述诸方面就近20
年道家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通过这一总结，并通过与儒学及儒学研究
之情况的比较考察，我们感到，有几个问题仍有必要提出来，以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一）关于道家之地位问题
80年代中后期以来，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除
极少数论者执守扬儒抑道的立场外，绝大多数论者都普遍认同道家之重要历史地位。这其中，有
一种看法尤为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这就是“道家主干说”。“道家主干说”的代表人物前有周
玉燕、勤，继有陈鼓应，后有胡孚琛、吕锡琛及涂又光，就中又以陈鼓应先生倡导最力最
勤。客观地说，“道家主干说”的提出和讨论，对于重新认识道学之历史作用，推进道学研究的
深入，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它与传统的“儒家主干说”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学派的偏
见或门户之见，潜存着发展为“独尊道学”之可能。这是不能不让人有所担忧的。历史上董仲舒
的“独尊儒术”，给予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进步曾造成极坏的影响，教训是沉重
而深刻的。因此，人们有理由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避免从重视道学、推崇道学走向“独尊道
学”。事实上，儒学和道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中皆有其显著的地位，二者交叉主干，互
补互动，不论从积极方面抑或从消极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何以一定要人为地在二者之间分出高低、主次呢？所谓交叉主干，说的是，为中国社会不同时期
的历史条件和文化需求所决定，儒、道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递相变化和发展的。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儒学起着主导的作
用，占居基础的地位；在另外的一些历史时期，则是道学起着主导的作用，占据基础的地位。所
谓互补互动，说的是儒学的道家化和道学的儒家化。儒学的道家化倾向乃“道家主干说”论者所
持，道学的儒家化倾向目前学界尚无人这么提。事实上，这两种倾向在历史上都是客观的存在。
前者说的是“援道入儒”，“以道补儒”；后者讲的是“援儒入道”，“以儒补道”。很显然，
“互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是相互颉颃、相互刺激、相互吸收。
（二）关于新道家、新道学问题
在儒学的历史发展中，有所谓新儒家、新儒学。与之相对应，有论者认为存在一个新道家学派。
董光璧先生在《当代新道家》一书中明确指出：“当代新道家的思想几乎是同当代新儒家并行发
展的，它是在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危机情势下，由一批科学家发展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阐述道
家思想的世界意义，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论证道家思想的现代性，美国科学家卡普拉推崇道家思
想中的生态智慧。“我把他们发展的道家思想的现代形式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道实论、生成
论、循环论和无为论。”这是“一种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
观”，“一种基于文化趋同性的世界主义文化观。”董先生称李约瑟、汤川秀树、卡普拉为当代
新道家的几个“最引人注目者”。从中国学界来说，陈鼓应先生倡导“道家主干说”最力最勤，
胡孚琛先生对道学可谓推崇备至。尽管他们并没有自命为当代新道家，是否可以大致称之为中国
的当代新道家。与此相联系，有论者如董光璧先生“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
史意义”，有论者如胡孚琛先生进而提出创立新道学，以作为中华民族21世纪的文化战略。这实
际上是要将道学提升为当代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基础地位或主导地位。从学术自由的角度
看，与新儒家、新儒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一样，新道家、新道学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但我们对“道学是参天地、赞化育、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学问，创立新道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
史潮流中审时度势，应变自强的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参见胡孚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的说法，眼下还只能保留意见。希图新道学引领中国乃至世界走向大同，是
否期许过高？不过，正如“道家主干说”的讨论一样，关于新道家、新道学的讨论也将是有意义
的和必要的。
（三）关于道学与的结合问题
儒学研究中，人们曾就儒学与的结合问题进行讨论，并取得一定的进展。虽然人们关
于二者能否结合的认识见仁见智，但多数论者普遍认为，“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可是在道学
研究中，道学与的结合问题似乎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依笔者看，探讨道学与马克
思主义的相同相异、相通相融关系，既是推进的进一步中国化，发展中国特色和中国
气派的的需要，同时也是使道学获得提升、获得发展和发扬光大的需要。一方面，马
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有赖与中国的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的同时，吸收包括道学在内的中
国文化的有益养分，从而充实和丰富自身；另一方面，道学要实现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创造
性转化，有必要以为指导，用理论来改造自身，使其获得新的生机与活
力。现在，道学之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得到愈来愈多的人们的普遍认同，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实
现道学精神与的结合或融合，正是使道学之现代价值获得充分体现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所谓“儒道互补”；在现代中国，显然存在一个道学或儒道与的
互补问题。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可作，相信学术界有人为之。
（四）关于道学的普及与大众化问题
儒学研究中，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曾就儒学的普及与大众化展开讨论，亦有人做了一些儒学普
及的实际工作，如儒家伦理的启蒙教育，儒家经典的背诵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总的说，还
局限在学术讨论的层面，从学术探讨进入普及的真正的实际操作，还有很大的距离。然毕竟迈出
了可喜的一步。笔者认为，道学也存在一个普及与大众化的问题。道学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亦是
可以大有作为的。当然，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一方面，道学中有精华有糟粕，有“神奇”
有“臭腐”，需要人们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和取舍；另一方面，道学之普及化、大众化不等于道
学之庸俗化、简单化，其间的分寸也不易把握。正因为如此，道学研究工作者更有责任提高自身
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道学素养乃至语言素养，在道学之普及中发挥引导作用。现在的要务是
提高认识，重视起来，尽快将道学之普及与大众化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五）关于道学史研究
随着道学研究纵横两方面的展开，道学史研究近年也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在道学通史的研究
上，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黄钊先生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陆玉林等著《中国道家》，胡孚
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等等。在道学断代史的研究上，学术界较为注重者为先秦道学、魏晋
玄学、道教等。关于先秦道学，较为代表性的作品有：张松如、邵汉明著《道家哲学智慧》，朱
哲著《先秦道家哲学研究》，张运华著《先秦两汉道家思想研究》等；关于魏晋玄学，较为代表
性的作品有：汤一介著《郭象与魏晋玄学》，许抗生著《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赵书廉著《魏
晋玄学探微》，高晨阳著《儒道会通与正始玄学》，王葆玹著《正始玄学》等；关于道教或道教
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卿希泰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和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等。此
外，关于稷下道家、黄老之学、唐代道家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若干成果问世。上述作品的先后发
表，对于人们克服扬儒抑道的传统偏见，重新认识道学的历史地位，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
用。但总的看，与儒学史研究相比，道学史研究仍显薄弱，至少现在还没有一部贯通古今的全面
详尽的《道学通史》。如果有一学界权威人士出来，牵头组织编写一部多卷本的《道学通史》，
当是道学研究与发展中之幸事。应该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
（六）关于郭店竹简与儒道关系问题
1973年，帛书《老子》的发掘，曾使老学研究取得新的进展。时隔20年，1993年郭店楚墓竹简—
—《儒家简》、《道家简》的发掘，为儒学和道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契机和条件。短短的若干
年，在该方面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多部著作，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一些论文
集中反映在《中国哲学》第20辑、第21辑中。对于郭店楚墓竹简的价值，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海外学者甚至誉之为“中国的死海遗书”。还有论者说，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
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一个颇为普遍的认识，是肯认儒道之相通
而非绝然对立。笔者以为，对于帛书《老子》和郭店《儒家简》、《道家简》，还有进一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