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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服务人员竞聘报告范文1
6月9日，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研究院了2013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其中显示，从2012年10月29日至2013年4月10日，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低于2012届同期11个百分点；本科毕业生为35%，低于2012届同期12个百分点；高职高专毕业生为32%，低于2012届同期13个百分点。就目前而言，2013届高校毕业生总体签约进程较之以往明显下滑。
各地的消息印证了麦可思的调查。4月1日召开的2013年广东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披露，广东2013届毕业生当时签约率为30%，比去年同期低10个百分点，就业形势较2008年更为严峻。
即使在经济活跃的深圳市，截至3月底，该市201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签约率也仅四成多，而企业校园招聘计划总量和招聘岗位数均比去年下降。
大学生就业被认为事关社会稳定，历来受中央重视，今年也不例外。5月17日，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要求“确保实现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水平不降低、有提高的目标”。 破解大学生就业难不仅要从供给方也就是高校入手，也需要从需求方即劳动力市场检讨。
据教育部内部人士预计，最终的官方统计，大学生初次就业率应该不会低于往年，但数据是否反映真实情况则需甄别。“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高校不能以学生是否签约作为发放毕业证的条件，但难免有些学校为了数据好看而这么做，这使得最终的数据多少会有水分。”这位人士表示。
不论如何，今年大学生就业格外困难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999年，中国高校迎来扩招时代，扩招的第一批大学生于2003年毕业，距今正好十年。十年间，大学生就业呈现越来越难的形势。这背后既有高等教育本身的失衡，亦有户籍、编制等制度性分割，甚至还有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失据的深度症候。 毕业即失业
就业的难易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2013年到底有多少大学毕业生？答案是699万人，比去年整整多出19万人。
再看需求，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就业中心主任李洋的测算，如果按2013年GDP增长率为7.5%计算，新增就业岗位数为900万个，仅是毕业生人数的1.28倍，为历年的最低值。
而在十年前的2003年，大学毕业生人数是212万，GDP增长率9.3%，全年新增就业岗位850万个，是大学毕业生人数的4倍，就业容量毫无问题。
2009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已达到610万，当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波及中国，由于及时采取刺激经济和就业的政策，当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仍然达到8.7%，新增就业岗位1102万个，大约是当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2倍，从而顺利度过了经济下滑带来的大学生就业危机。
在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历史高峰的同时，今年新增的900万个岗位并非全为大学生准备，还有相当一批归国留学、中专、职高、高中等毕业生共同竞争。所有相加，2013年国内城镇待就业的劳动力已达2500万人，宏观压力一目了然。
就业率是衡量就业难易的直接指标。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主持的《2012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聚焦于高等教育扩展背景下的劳动力市场变革。其研究发现，大学生“就业难”的第一个表现是初次就业率——毕业生在离校前已落实就业单位的比率不高，近年来维持在70%左右的水平。
其实，就业难的问题并非今年独有。进入新世纪以来，在高校扩招的持续影响下，中国普通高校的毕业生人数从2001年的115万增加到2011年的660万。2001年至2010年以来中国大学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70.03%，远低于2000年前的平均就业率85.8%。这意味着每年六七月的时候，全国普通高校还有30%左右的学生未落实工作单位，其中20%以上处于待就业状态。照此计算，每年将有超过100万的高校毕业生无法在毕业之前找到工作。
考虑到时间滞后因素，近年来，一些统计机构开始用半年后就业率——毕业生离校半年的就业率作为衡量指标。从数据来看，它要高于初次就业率。根据麦可思刚刚的2013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2012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0.9%，比2011届的90.2%略有上升。按照这个标准，2012届毕业生共680万人，半年后未就业人数仍多达近62万人。
赖德胜带领的课题组还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了研究。他们搜集了相关年份《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对城镇失业群体的统计数据后发现，城镇失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比重均在增加。而其中“毕业后未工作”的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数量上升迅速，由2005年的22.8%攀升至2010年的44%。
“这一数据非常惊人，意味着2010年所有毕业即失业的学生中有近一半是大专及以上学历拥有者，这也足见高校扩招带来的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至少在短期来看非常严重。”赖德胜说。 结构性问题
如果将大学生置于整体的就业环境下考察，就会发现其中存在多重的结构性悖论。
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招工难”并存。“有趣的是，两者出现的时间大体重合。民工荒是2004年开始，也是那一年起大学生就业难也开始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说。
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一项对全国116个城市的调查显示，2001年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为0.71，即平均100个人竞争71份工作，供大于求。2004年初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招工难”现象，一些用工企业以原有的工资标准难以招聘到足够的工人。
近几年，“民工荒”越演越烈，已从沿海地区扩展至全国，并从技能型工人向普工蔓延。2013年初，制造业重镇——东莞市的劳动部门统计，当地工厂用工缺口的80%为一线普工。多地餐馆经营者则开始抱怨，开出3000元一个月的薪水，想招一个端盘子的服务员竟不可得。此外，从时间来看，前几年用工荒只发生在春节后一段时间，如今则向常态化发展，长年都现“招工难”。2009年的时候，广州市的求人倍率（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竟一度高达15（求人倍率大于1，说明人才供不应求；求人倍率小于1，说明职位供不应求），令人咋舌。
不过，“民工荒”现象与象牙塔里的精英们毫无关系，多年苦读之后，他们并不甘于只做一名普通工人。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看来，不能苛责大学生的眼光太高，“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国家和家庭的大量投入，上了那么多年学，搬砖去了，这是人力资本的浪费”。
而在悖论的背后，既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因素，更多的则是高校的专业配置不符合市场需求的错位。
麦可思的2013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用“红黄绿牌”的方式对2013年就业大学专业进行分类，红牌代表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较低，绿牌反之。被红牌警告的本科专业包括：动画、法学、生物技术、生物科学与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体育教育、生物工程、英语等，而且这些专业连续三年都是红牌专业。
高职高专获得红牌警告的专业包括：法律文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金融、工商管理、法律事务、汉语言文学教育、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商务等。
而绿牌专业都有哪些？本科的有：地质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石油工程、采矿工程、油气储运工程、矿物加工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审计学。高职高专的则包括：道路桥梁工程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应用化工技术、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技术应用型专业更容易获得市场青睐，而偏管理型的专业则就业困难。麦可思公司创始人王伯庆分析，红牌专业有一个特点，一般都是名头特别响，比如国际商务、商业英语、法学等，因此受到家长追捧。然而这些专业办学门槛低，不像理工科专业，需要一定的硬件条件。一些学校盲目招生，同时不具备相应的师资力量，造成了毕业生质量低、数量大。“比如法学专业，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毕业生不难找工作，但是二本三本院校甚至高职院校都来设置法学专业，它们的学生找工作就难了。”
盲目招生的结果是过度教育。据刘尔铎介绍，德国的高中毕业生大约三分之一左右进入大学，其余的全部进入职业学校。而中国大学生与职业学校的学生基本上各占一半。
市场会检验产品。一项数据显示，从2010年四季度到2011年二季度，职高、技校、中专毕业生劳动力的求人倍率高达1.35及以上，但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求人倍率，却全部低于1。
南京工程学院是一所老牌工学本科院校，据该校副院长吴中江介绍，十几年前该校就定位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没有盲目地追逐研究型和精英型教育路子，当时不被高等教育界认可，但其办学思路坚持至今，终于收获了回报。根据麦可思的调查，南京工程学院近年来的就业率在96.6%-96.9%之间。“我们自己的调查更高，是99%。”吴中江说。
教育部门其实早已认识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对教育结构进行调整。早在2005年，时任教育部长周济就提出，坚决调整过多、过滥甚至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学科专业，对连续两年就业率不足50%的专业要严格控制招生规模，连续三年就业不足30%的专业要减少招生甚至停止招生。“但是这种调整的努力在大学扩招的大潮中显得螳臂当车。”前述教育部人士表示。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胡瑞文表示：“我们的高校集中精力在培养杰出人才、创新人才和拔尖人才，而我们大量需要的95%以上是应用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普通劳动者，他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所以教育的重心要下移，未来十年，普通高校毕业生的40%会进入蓝领灰领岗位就业，成为知识型工人、知识型农民和知识型的现代商业服务人员。”
刘尔铎则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建议：把所有三本院校改成职业技术学校，以解决大学生结构性失业难题。 制度性分割
在半年多曲折的求职经历后，中央民族大学应届博士生方成（化名）现在的感受是“真想找人打一架”。
方成拥有令人羡慕的学历背景，其本科、硕士和博士就读的皆是国家“985工程”院校，考上博士前还有两年工作经历。仗着“一身武艺”，他以为在北京找一份工作易如反掌，不料却在与“史上最难就业季”的正面遭遇战中被打击得心灰意冷。
方成曾去一家宗教出版社应聘，笔试面试之后却再无音讯；国家博物馆招人，他看到所有要求自己都符合，就花了好几个小时在网上填报信息，却连个通知面试的消息都没接到，后来听说报名的人太多了；再去佛教协会应聘，笔试答了一道题之后，也不再有消息。他还去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应聘行政岗位，被告知博士学位太高；前往北京某市属高校应聘行政岗位，学院负责人与他见面时说，“你是唯一没人打招呼的，我看你还行，就让你来面试了。”但是最终仍没有结果。
令方成愤怒的是，他眼见与他同台竞聘、不在北京上学、学校也不是“985”或“211”的毕业生却成功应聘，“挤进”了北京，区别只是因为他们“有关系”。“我身在北京，但北京对我来说却像一座厚厚的玻璃城堡，摸得着却进不去。”方成说。
方成所遭遇的一方面是中国特殊的非制度性的壁垒——人情和关系，另一方面是更强大的制度性壁垒——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
1949年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渐微，及至后来，劳动力资源几乎全部由计划来配置。改革开放后，劳动力市场重新建立，时至今日，市场已经成为了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主要手段。但是不可否认，劳动力市场的计划残留尤存，严重的制度性分割仍是妨碍就业的重要因素。
在赖德胜看来，这种制度性分割“世界少见”，主要是以户籍制度及其相关配套制度为屏障，将劳动力市场分割为若干个子市场。在早期是城乡之间的分割，之后不仅有城乡之间的分割，更有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体制内市场和体制外市场等，呈现出一种多元分割状态。
这种制度性分割导致的不同市场之间除工作环境、工资待遇、社会保障、晋升机会等存在明显差别外，主要是相互流动的门槛高，难于跨越，使得大学生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自由配置。
“市场配置能力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市场半径的扩大，市场分割意味着市场半径的缩小、资源配置空间的挤压以及竞争的减弱，这是不利于人力资本潜能激发的。”赖德胜说。
在中国，户籍和编制是分割劳动力市场的两大隔离墙。户籍分隔着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小城镇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编制则分隔着体制内和体制外就业。
现实中，在大中城市就业意味着工作环境好、收入高、公共服务完善；而在体制内就业意味着工作环境好、稳定、福利待遇高以及体面等。
由于户籍和编制缺乏弹性，一个毕业生如果在初次就业时没有获得大城市户口和编制，要再进来，可能性很小，这就造成大量毕业生削尖了脑袋也要进入大城市以及体制内，从而造成就业难。方成便是这样的一员，他有意应聘的单位均可解决北京落户和编制。“如果去小地方，比如找个地方高校还是没有问题的，实在不行也只能去了。”他说。
可见，破解大学生就业难不仅要从供给方也就是高校入手，也需要从需求方即劳动力市场检讨。“关键是建立统一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此，要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特别是要破除户籍制度以及依附于其上的各种福利待遇在劳动力流动中的屏障作用，打破行业和部门垄断，规范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赖德胜说。 放权激活市场
麦可思2013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中有一项数据颇有意味：对毕业半年的2012届和毕业三年的2009届本科生的调查均显示，在“政府机构/科研事业”的就业满意度最高，在“民营企业/个体”的就业满意度最低。
王伯庆表示：“我们发现去国营企业特别是当公务员的毕业生中，放弃自己原专业的比例最高，所以，我觉得这里可能有整个社会价值导向的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也认为，过去教育由政府包办， “我们的培养目标实际上是朝着公务员培养。这个标准不光是在大学里，现在连中学，甚至小学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导致很多学生只会动嘴，不会动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缺陷。”
价值导向的背后蕴藏着最深层的资源配置权流动。赖德胜带领的课题组还发现一个就业变化趋势：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五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外企纷纷进入中国，而国企面临剧烈改革，因此劳动者多选择离开国企去外企。后五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等事件的影响，国内整体经济形势出现变化，外企等非国有企业纷纷裁员，而国有部门成为对劳动力最有吸引力的去处。
这从近年来公务员的“报考热”就可见一斑。2005年至2010年间，国家公务员的报考人数从31万激增至146万。
近年来，国有部门进一步扩张。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总结，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呈现出两个大趋势。一是国有企业由原来在电信、石油、矿产等被定义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急剧扩展到包括地产业在内的一般性垄断行业。二是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国有化，国有企业用股份等手段渗透到原来非国有部门的企业。尽管这种渗透是在市场名义下进行的，但在这过程中市场已经成了国有企业的工具，部分程度上破坏了市场规则。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的研究显示，国有部门创造新就业岗位的成本高于私有部门，所以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资本投入到国有部门，创造的就业岗位远远少于投资到私有部门产生的就业岗位。
中央高层也清楚个中道理，2013年5月13日，国务院总理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扩大就业仅靠大企业、国有单位是有限的，必须大力发展中小微企业、多种所有制经济。
但是，与国有部门迅速扩张相比，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显得步履维艰，遭遇融资难、招工难、准入难等多重难题。而这些部门本应是创造就业最有效的部门。
“目前中小微企业就业已占城镇就业80%以上，成为我国吸纳就业的主体。但现在创办中小微企业还有不少限制，既影响发展也不利于就业。”说。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的企业同比下降6.7%，而有些地方率先试行工商登记改革，取消前置审批，新登记注册企业增幅高达40%-50%，其中多数为中小微企业。
还指出，就业、创业难，也与政府部门的资质资格要求多、认定多、考试多、证书多有相当大的关系。据统计，目前国务院部门许可的个人资格有110项，各级政府部门颁发的资质资格证书有229种，名目繁多的资质资格认定，事实上抬高了就业门槛，一纸证书漫长的认定过程挡住了不少人的就业、创业之路。
简政放权、激活市场，才是解决就业难题正途。张斌表示：“目前中国科教文卫领域的就业，与同等收入水平或收入水平稍高的国家相比，低得离谱。美国一个医疗保健行业的就业比整个制造业还多。”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这些行业仍然受着国有部门的垄断。“单说医疗，如果放开市场，慢性病和老年护理人员的市场很大，护士可以增加1倍，同时还牵动了保险等相关行业，拉动的就业能超过300万到500万。”张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