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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论文范文1
二是有限合伙制。基金的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PE组织的债务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通常是基金管理者，有时也雇佣外部人管理基金。在实务中，通常管理人与普通合伙人两者合一。有限合伙通常有固定的存续期间(通常为十年)，到期后，除全体投资者一致同意延长期限外，合伙企业必须清算，并将获利分配给投资人。有限合伙人在将资金交给普通合伙人后，除了在合同上所订立的条件外，完全无法干涉普通合伙人的行为，普通合伙人享有充分的管理权。
三是信托制。信托制PE是一种基于信托关系而设立的集合投资制度，投资者、受托人和管理人三方基于信托关系而设立的集合投资基金。
一、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比较分析
就共性而言，三种组织模式包括三方当事人，即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基金的组成与运作都建立在经营和保管分开的基础上，都是通过专家运作管理和组合投资。对投资者来说，这三种形态的基金没有本质区别。不过，对于基金管理人而言，不同的组织模式下所享有的控制权和承担的责任也有所不同。
有限合伙制中有限合伙人只出资，并不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因此对外承担的责任仅以出资额为限；普通合伙人负责企业的经营决策，因此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尽管对合伙人做了区分，但是有限合伙制还是未能脱离合伙制固有的一些局限性，比如组织的“人和”性、管理上人治为主、普通合伙人之间的权责模糊的问题、合伙企业无独立的法人资格等。与有限合伙制相比，公司制企业是一种资合性组织，具有以下几个优势：一是独立法人；二是公司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三是法人治理机制。公司制企业中，股东委托董事会、董事会委托经理执行企业事务，即给予人发挥空间，同时又建立了对人的约束机制。信托制基金不具有法人资格，因此在设立、运作以及解散方面比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更加灵活，但是也正因为这个特点，组织结构松散，不利于控制和监督基金管理人。
股权投资基金是一种货币资本融通活动，其组织是一种资合性很强的组织，从这个角度讲，PE组织以公司制模式出现，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PE产业最成熟的美国来看，主流的PE组织模式却经历了从公司制向有限合伙制的转变，研究美国PE组织模式的变迁，有助于我们更深入认识PE组织模式。
二、美国PE组织模式的变迁
美国PE产业主流主旨模式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公司制、子公司制和以及目前流行的有限合伙制。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公司制。由于该时期的风险投资机构在其早期运作阶段，面临着资金回收周期长、营销和管理缺乏经验、产品适应性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给投资方带来了巨大压力，此外，风险资本提供者(即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当第三方由于合同违约等原因遭到损失时，股东不负赔偿责任。随着缺陷的暴露，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子公司形式的风险投资基金开始出现。这类基金组织通常是大的金融机构或实体公司的分支机构或部门，主要目的在于为其母公司提供多元化发展或创新提供帮助。由于这类基金组织的经营目的是为了母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投资公司的利益，因此会导致基金管理者和企业家、基金公司和同公司其他基金之间的利益冲突。此外，子公司制基金组织很难制定基金管理者的薪酬。正是这些弊端导致80年代后子公司制逐渐被有限合伙制所取代。
从公司制到子公司制，再到有限合伙制，美国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模式的变迁似乎说明了这些组织模式的优劣性。但是对美国PE组织模式变迁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有限合伙制能取代公司制和子公司制，更多的得益于美国法律制度的变迁。
一是赋予有限合伙企业实体地位。根据1914年美国的《统一合伙法》，合伙仅仅是各合伙成员的集合，并没有形成有别于合伙成员的新的法律实体，因此有限合伙企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仍然属于合伙成员，1976年美国对《统一有限合伙法》规定“合伙是一个与合伙人相区别的实体”，确定了有限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二是引入有限责任制。在1916年、1976年1985年以及2001年《统一有限合伙法》的修订中，逐步扩大了有限合伙人参与合伙事务的范围。三是引入公司的法治机制。比如设立顾问委员会或是常设委员会来监督普通合伙人。四是逐步降低投资者的税负。五是有限合伙监管强化。《2001年统一有些合伙法》要求有限合伙应向有权部门申报和公布年报。六是有限合伙法独立化。七是有限合伙权益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我国仅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公开发行上市。
从美国PE组织主导模式的变迁中，可以看出任何有限合伙制之所以能成为主导模式，并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模式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还依赖于外部法律所赋予的优势。因此，对我国PE组织模式的选择分析应该放到具体的法律框架中讨论。
三、我国法律框架下PE组织模式的分析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股权投资基金法》，相关规范见于《合伙企业法》、《信托法》、《公司法》、《企业所得税法》等多部法律。在现存的法律框架下，三种组织模式表现出来的优劣势也存在一些差异。
一是投资主体的限制。在发达的资本市场，比如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等地区，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捐赠基金等大型机构，但是在我国，大型机构进入有限合伙制PE还存在一定得障碍。《有限合伙企业法》第三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公司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我国法律对信托制的投资主体没有规定，但是人民银行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信托业务，任何经营单位不得在其名称中使用‘信托投资’字样，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据《信托法》的规定，资金信托的份额不得超过200份。从上述规定来看，信托制和合伙制募集资金比之公司制要受到更多的法律限制。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
二是出资方式。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的注资模式一般采取承诺制，即分阶段融资。由于《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人的出资可以在合伙协议中约定，因此有限合伙制基金在成立时不需要对承诺资本额进行验资，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比较灵活。《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这样公司制基金在成立时会有较大的现金头寸。在信托制模式中，信托资金通常一步到位，在缺乏投资项目的情况下，资金一次性到位会导致资金闲置，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当然，信托制模式中可以采用承诺制出资制度，在总额确定后，投资者依据受托人的要求分期出资到位。从募集资金的方便性和使用效率来看，承诺制下这三种组织模式不存在什么差异，但是在信托资金一步到位的情况下，有限合伙制和公司制很明显要优于信托制。
三是税负。在我国目前的法律背景下，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企业都不是纳税主体，因此在税负上具有比较优势。不过2007年《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给予创业投资公司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所得税额。给符合条件的公司制PE提供了减轻了税负。此外，有限合伙制下，投资者在产生资本增值或红利收益时就需要缴纳所得税，与其类似，公司制下纳税主体在产生收益时缴纳企业所得税，包括留存收益，因此，这两种组织模式下利用留存收益再投资没有递延税负的好处；相比之下，信托制下的委托人则在基金发放红利或出售基金份额时才需要缴纳所得税，利用留存收益再投资时具有递延税负的优势。
四是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程度。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来看，三种组织模式下投资者行使权利的内容和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公司制模式下，投资者不参与基金管理，但是可以通过股东会或是董事会任命并监督基金管理人。在有限合伙制下，普通合伙人在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中处于主导地位。为了监督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一般设立顾问委员会。相比之下，信托制下投资者的权利比较简单。在实际操作中，信托制基金一般都由受托人发起，如果受托人没有重大过失或违法行为，委托人无法通过投票解雇受托人，投资者无法有效地监督受托人的投资决策行为，这也是信托制的一个缺陷。
五是证券账户问题。即上市账户开立问题。国外学者研究表明。IPO是收益最高的一种退出渠道(Cumming和Macintosh，2002)。但是在我国目前法律框架下，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企业开设证券账户还没有合法化。我国《证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投资者申请开立账户，必须持有证明中国公民身份或者中国法人资格的合法证件。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借壳”绕过该条法律限制，但是对于那些不具备条件的有限合伙制PE还是一个实质性的障碍。不仅如此，对信托制股权投资基金在银行间市场开立账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目前我国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出现了多种多层复合组织模式的态势，总体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层级的复合组织模式，即本文指出的有限合伙制、公司制和信托制外加其他制式的元素。以天津为例，2006年成立了信托制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加入了公司制管理机制、公司制的天津创司引入了中外合作制的投资基金和合伙制的激励机制。另一类是衍生模式，即将多个单层级结构融为一体，本文称之为“多层级结构”模式。比如船舶产业投资基金采用子母基金模式，其管理人是中船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特殊普通合伙)。引入特殊普通合伙人及子母基金，其主要功能在于划分政府、投资人、管理团队以及个人GP之间的权责，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此外，典型的多层级模式的PE组织还有安徽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该基金本身是公司制，但是基金又分离成两部分，一部分直接投入子基金，另一部分投入地区引导基金，再投入子基金，这是一种三层次的基金结构。这种多层级的结构模式融合了有限合伙制和公司制的优势，一方面，试图解决单纯的公司制的效率低下、运作流程复杂等问题，另一方面又耦合了有限合伙制激励机制等元素。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单层级还是多层级的结构，其主要功能还是在于解决投资人和管理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从我国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发展的态势来看，未来的组织模式会更倾向于集合多种组织模式的综合体。
四、结论
综合三种组织模式的比较和美国PE组织模式的变迁，本文认为选择PE组织模式时应重点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PE的类型。对PE而言，由于不同类型的PE有着不同的风险收益需求，宜采用不同的资金募集方式、选择不同的基金组织形态。从我国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的目的来看，主要有两种功能：一是市场化的PE，即追求投资最大化利益的PE组织；二是政府型PE，这类PE主要的功能是引导资金流向和地区产业，发挥引导和产业整合功能，体现政府意图。由于PE是高度依赖人力资本和管理智慧的行业，其组织形式的选择必须能够有效地激励和约束人的行为，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人的道德风险。
另一方面是法律因素。法律对经济尤其是金融业的影响比较显著，这一点已经为发达资本市场的国家的学者所证实。LaPorta等人(LaPortaetal，1999b)指出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的英美法系国家，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更为合理，资本配置更有效；在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的股权集中程度较高，并且公司绩效较低，实证分析表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程度越高，则托宾Q指数越大。Kaplan等人(2003)以投资者和被投资企业的契约为研究对象，发现现金流控制权(therightsovercashflows)以及其他控制权、流动性和董事会席位都会随着法律体系的改变而改变。美国PE组织模式的变迁就证明了法律规定的不同也会导致治理结构优劣势的转换。
综上所述，PE组织模式的选择除了要考虑组织结构自身的特点以外，还需要结合投资者的实际情况以及法规条文的具体规定。同时，股权投资基金活动是一种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信用资本三者结合的复合资本运动，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唯一的固定范式直接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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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风险投资基金；激励与约束机制；委托；管理激励理论
风险投资基金中风险资本所有权与其经营管理权的分离、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目标和利益的不完全一致、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未来的世界的不确定性是产生对风险投资家进行激励约束问题的充要条件，本文主要是对与风险投资基金中激励与约束问题相关的理论进行评述，以便为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设计奠定方法论基础。
一、委托理论
(一)对委托理论的简单评述。
在与“对经理人员进行激励约束”相关的理论中，被认为既是企业理论、契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同时又属于交易费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委托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该理论认为，作为出资者的股东是企业的最终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并成为委托人;经理人员则是其人，经理人员应对股东负责，以股东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由于委托人和人利益目标的不完全一致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契约的不完备，产生了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问题”。因此，委托理论主要研究委托人如何通过对人进行适当的激励，以及承担用来约束人越轨活动的监督费用，或使人支付一笔保证金使其利益偏差有限，以解决“间题”。委托理论也就是在此基础上由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曼内(1965),詹森和麦克林(1976)、哈特(1983)等人对其做了进一步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系列对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例如，剩余索取权应尽可能分配给企业中最具信息优势、最难以监督的成员、权的竞争和接管(Manne,1965)、经理市场施加的激励与约束(Fairia,1980)、企业债务约束(Hart,1983)等等。
委托理论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为人们分析、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有意义的工具。但是，与其他理论一样，委托理论也并不是完美的，它自身也存在某些缺陷。委托论者虽然也认为企业是由包括实物、劳动在内的诸要素组成的特别契约，但并未对劳动这一要素进行进一步地研究，从而也无法正确认识到劳动的提供者，即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所有权中的地位，因而该理论是基于“出资者应单方面享有企业剩余索取权”这一观点之上进行分析的，而它的这一观点已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今社会中分享制度日趋发展的现实。尽管委托理论具有上述缺陷，但仅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而言，我认为风险投资的特殊性使委托理论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定程度上能够“弱化”理论自身的上述缺陷，从而使该理论对本文设计一套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原因在于:风险投资基金作为知识经济中的新型企业，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成为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风险投资家所拥有的这些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专有通用”的性质(因为人力资本属于风险投资家个人所有，所以为“专有”;而风险投资行业对人的素质要求比其他行业都要高，这就使风险投资家在管理其他要求较低的行业时能够做到游刃有余，所以为“通用”)，而且属于风险投资基金的稀缺性“资源”，或者说，由于风险投资对人的高素质要求导致风险投资家市场处于严重的求大于供的状态(这一点对我国而言尤其明显)，因而风险投资家承担的风险是极其微弱的，从而投资者成为风险投资基金的风险承担者而享有剩余索取权。除此之外，委托理论本身的分析框架对研究风险投资基金中的激励与约束还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二)委托理论对设计风险投资基金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借鉴意义。
委托关系一般是指的内部关系，即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詹森(Mjensen)和麦克林(W"Meckling)将委托关系定义为:“一个人或一些人(委托人)委托其他人(人)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地授予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可见，委托关系是基于授权而产生的契约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在经济活动中相当普遍，许多契约都是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签订和执行的，通常将掌握信息多(或具有相对信息优势)、行为最重要而又最难监督的一方称为人，即本文中的风险投资家;而将其行动受人的私人信息约束的另一方称为委托人，即本文中的投资者。在委托关系中，一方面，委托人与人都是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效用最大化)，而两者的利益目标函数是不完全一致的。作为出资者的委托人追求的是公司利润的最大化，而人更多地追求的是个人收人最大化、社会地位的提高、权力的扩大以及舒适的工作条件等，与付出努力相比，享受闲暇会给他带来更大的效用。另一方面，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分布是不对称的。委托人能够了解的有关人的信息是有限的，如人的努力程度、人的才能、风险态度等;而人不仅比委托人更了解自己的才能，而且他更了解自己的工作努力程度，因此人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人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通过降低努力程度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满足，甚至不惜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即产生“道德风险”(MoralHazard)。因此，委托理论的核心就是在以下两个约束条件下，委托人如何选择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预期效用的补偿规则:一是委托人必须保证使人因接受这一份合同而获得的效用至少等于他拒绝这一合同而得到的效用，即“参与约束”;二是一旦签订了这一合同，在这一合同下，人所选择的行动对他自己来说必定是最优的，亦即这一合同必须使人在他所选定的行动上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激励相容约束”。斯彭斯和泽克豪森(Silence&7.eok-hauser,1971)、罗斯(Ross,1973)及米尔斯(Mirlees,1976)运用数学模型，从效用函数、不确定性信息分布和报酬安排出发，构造了委托人和人之间风险适当分担的合同关系，指出“让人承担部分风险或完全风险”是激励人选择对委托人最为有利行动的有效机制。拉德纳(1981)和鲁宾斯坦(1979)使用动态重复博弈模型说明:如果委托人和人之间保持长期的关系，双方都有足够的耐心(贴现因子足够大)，那么委托人可以相对准确地从观测到的变量中推断人的努力水平，人不可能用偷懒的方法提高自己的效用。拉德纳和鲁宾斯坦由此得出长期合同是激励和约束人的有效机制。法马(Fama,1980)认为在竞争的经理市场上，经理的市场价值(从而收人)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经理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所以，即使没有显性激励合同，经理也有积极性努力工作以改进自己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从而提高未来的收人。霍姆斯特姆(Holmstrom,1982)模型化了法马的这一思想。迈耶和维克斯(1994)也提出了该思想，认为在动态博弈中，诸如经理市场、产品市场的“隐性激励机制”能够部分地解决人的激励问题。曼内(1965)则指出，权内部的竞争和接管能够起到有效地激励、约束人的作用。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委托理论所研究的问题实质是激励问题，因而，有关由委托关系而引致的对“道德风险”现象的研究，在经济学中也被称为激励理论。委托理论是经济学家迄今为止所拥有的分析激励问题最有效、最通用的工具。本文的主题—投资者对风险投资家的激励与约束问题，同样可以用委托理论的分析框架来描述:假定作为人的风险投资家真正是所谓的“投资理财专家”，这样基金总收益可能单纯是“专家”工作努力程度的正向函数。但实际上除非人有着一种利他主义行为，否则努力替委托人工作总是倾向于降低人的效用水平，此为替代效应。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家付出更大的努力程度也能增加其个人收人(基于管理绩效的奖金)，因而倾向于提高其效用水平，此为收人效应。所以，风险投资家努力工作总是存在着收人效应和替代效应。在此设人的效用函数为U=f(t，T)，其中U表示效用水平，t表示风险投资家的劳动投人量，并假定劳动投入量代表了其真实的努力程度，T代表预期收益，且再假设T是努力程度t和运气P的函数，即这表明基金总收益是风险投资家努力工作和其个人运气的增函数，因此可以将风险投资家的效用函数重新描述为U=f(t,p)。这表明风险投资家为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存在两种相反的倾向:尽量地少工作以争取闲暇，让自己过得轻松一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努力工作以增加自己收人进而提高效用水平的倾向，因而又存在着努力工作的愿望。风险投资家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是根据收益的边际效用与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用的绝对值相等决定劳动投人量，即但是由于因而随着风险投资家投入劳动的逐渐增多，风险投资家争取闲暇的心理动机就可能压倒通过努力工作来提高收人从而提高效用的动机。因为，劳动投人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作为委托人的投资者并不能直接观察到的作为人的风险投资家的上述行动，他所能观察到只是另外一些变量(如风险资本的增值程度)，这些变量至少部分地由风险投资家的行为决定。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变量奖惩风险投资家，使风险投资家在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的条件下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委托理论的贡献不仅在于它为风险投资基金中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研究提供了上述一个分析框架，还在于它的部分结论对其具有现实意义。
二、管理激励理论
对于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激励问题，管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在几乎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上进行阐释。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它是继一般均衡理论后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的革命性的突破。而管理学中的激励理论从20世纪初泰勒开创管理科学开始，一直是管理学的研究主题，它经历了由单一金钱刺激到满足多种需要、由激励条件泛化到激励因素明晰、由激励基础研究到激励过程探索的历史演变过程。按照研究激励侧面的不同与行为的关系不同，根据理论史上的上述差异，在此本文将管理激励理论归纳和划分为以下不同类型。
(一)多因素激励理论。
多因素激励理论是从研究人的心理需要而形成激励的基础理论，它着重对激励诱因与激励因素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其代表理论有:马斯洛(A.Maslow,1954)的需要层次理论、奥尔德弗(Alderfer,1972)的ERG理论、麦克利兰(D.C.McClelland,1961)的成就需要理论、梅奥(E.Mayo,1933)的“社会人”理论、赫兹伯格(F.Herberg,1957)的“激励-一一保健”双因素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有五个层次: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个层次像阶梯一样从低向高，一个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转向另一个层次的需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表明，针对人的需要实施相应激励是不可能的;但激励人们努力的方式不应是单一的，当物质激励提供的激励效果下降时就应增加精神激励的内容;要根据人的不同需要和不同的社会环境，设计相应的激励方案。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被奥尔德弗概括成ERG理论，即生存(Existence)、关系(Relation-ship)和成长(Growth)理论。随后，赫兹伯格对满足个人需要的效果提出了“激励一一-保健”双因素论，认为仅仅是满足人的需要还不能排除消极因素，就如卫生保健不能直接提高健康状况而只能有预防作用那样，满足需要可以认为是消除个人不满和抵触情绪的一种“保健因素”，更应注重“激励因素”对人的作用，这样才能使满足人的各层次需要的工作收到提高生产率的实效。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对具有高目标值的企业家或经理人员的激励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认为人的基本需要有三种:成就需要、权力需要和情谊需要，具有强烈成就需要的人，把个人的成就看得比金钱更重要。麦克利兰提出的成就需要理论对研究风险投资家的激励方式具有更为直接的作用。
(二)过程激励理论。
过程激励理论着重研究人的动机形成和行为目标的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是弗洛姆(V.H.Vroom,1964)的期望效用价值理论、亚当斯(J.S.Adams,1963)的公平理论以及波特(L.Porter)和劳勒(E.Lawler)的期望论模型等。这些理论研究表明:根据人们的行为动机以及目标设置，将个人需要、期望与工作目标结合起来，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弗洛姆对于如何提高激励因素的激励力，提出了“期望模式理论”。他认为，某一行动成果的绩效，以及期望机率一一个人认为某一行动成功可能性的程度—直接决定了激励因素的作用大小。如果他认为达到目标的期望值很高，就会有信心、有决心，就会激发出强大的力量。但如果他认为目标太低，就会鼓不起干劲，失去内部的动力。在弗洛姆的“期望模式理论”基础上，美国的波特和劳勒于20世纪60年代末建立了期望论模型。该模型认为激励力量的大小取决于多方面的变化因素，涉及当事人对该项工作的成功、所获报酬以及相关影响的认识和评价。这一理论所包含的内在激励的重要性在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把一项工作交给内在激励价值高的人比交给内在激励价值低的人会产生更大的激励效果。亚当斯的公平激励理论强调工作报酬相对公平的重要性，认为同等的报酬不一定获得同样的激励效果，只有通过纵向比较(即把目前投人的努力与目前所获得的报偿的比值，同自己过去投人的努力与过去所获报偿的比值进行比较)和横向比较(即将自己获得的报偿，包括金钱、工作安排以及获得的赏识等与自己的“投人”，包括教育、努力及耗用在职务上的时间等比值与组织内其他人作社会比较)，才能知道同等报酬是否具有相同的激励效果。如果激励机制的设计违背了公平原则，将会导致激励效果的下降。
(三)综合激励模式理论。
综合激励模式理论是由罗伯特·豪斯(RobertHouse)提出的，主要是将上述几类激励理论综合起来，把内外激励因素都考虑进去。内在的激励因素包括:对任务本身所提供的报酬效用价值;对任务能否完成的期望值以及对完成任务的评价。外在的激励因素包括:完成任务所带来的外在报酬的效用价值，如加薪、提级的可能性。综合激励模式表明，激励力量的大小取决于诸多激励因素共同作用的状况。
管理激励理论以人的需要为基础，对激励的过程进行深人细致的研究，确定影响因素，寻找科学和多样化的激励方法以期提高激励效果的有效性和充分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它克服了由泰勒首创的科学主义管理强调以物为中心的“物本管理”在人的激励方面存在的不足。但另一方面，管理激励理论侧重于对一般人性的分析，服务于管理者调动被管理者积极性的需要，并没有针对管理者本身的专门激励理论，而风险投资基金中的激励与约束恰恰是对风险投资家的即管理者的激励与约束问题。尽管如此，但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研究的主题是“投资者对风险投资家激励与约束”问题，其实质是一个“管理高层管理者”的问题;二是风险投资家具有一般的人性特点，即具备管理激励理论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因而，管理激励理论仍可作为设计对风险投资家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理论支撑。
投资基金论文范文3
然而,保险资金的运用具有特殊性,目前我国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保险资金难以满足保险资金运用的要求。因此,设立保险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按保险资金负债特性进行组合,已成可行且有必要。
一、建立我国保险投资基金的必要性
(一)建立保险投资基金有利于保险金的保值、增值。基金投资是国际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通常方式。基金作为一种金融投资工具,8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迅速发展。基金的卓越表现深受发达国家的成熟保险业的青睐。基金通过组合投资的方式避免或减少投资风险,同时由于基金的投资方式将以国债、股票等证券投资为主,从而使其具有较好的安全性、较强的流动性和较高的收益性,这恰恰与保险资金的运用特点相一致,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的要求。投资基金经营稳定,收益可观,一般来说,基金风险比股票低、收益比债券高。例如,香港股票基金回报率,1991年为40.5%,远东认股权证基金回报率为37.8%。而且基金上市后,还有可能获得供求差价。
(二)建立保险投资基金有利于实现保险资金集中运用,专业管理。通过设立保险投资基金,同时设立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可以把各家保险公司的资金相对集中运用,减少管理成本和交易费用,实现规模效益,同时,也有利于保险公司一心一意办理保险业务。
(三)建立保险投资基金,有利于我国基金市场与国际接轨。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自由化是未来全球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国,其金融业的发展必然也将融入国际化的发展潮流之中。成立保险投资基金是我国市场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标志。
(四)建立保险投资基金,有利于为国内保险公司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保险资金管理队伍,为民族保险业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国外保险公司的经验表明,成功的保险公司都应拥有一批高素质的投资专业人才,通过科学的资金管理提高资金回报。同时,保险公司良好的资金管理经验和业绩也有利于保险销售业务的发展。
(五)建立保险投资基金,有利于保险险种创新。保障与投资相结合的保险应成为保险险种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一些长期性寿险险种,其主要特点是寿险与投资相结合,使被保险人既可享受寿险保障又可取得投资收益,减轻通货膨胀的影响。如香港北美人寿保险公司的“金牌计划”既是一个终身寿险保单,又是一个简单稳健的投资计划。可供选择的投资方式有三种基金,分别为高风险高收益,中等风险中等收益和低风险固定最低收益。
成立保险投资基金,使国内寿险公司开发出适合保户需求的现代非保证型产品成为可能。该产品的特点是:保户利益不事先确定,而是以寿险公司的投资业绩为基础进行调整。现代非保证型产品主要有分红保单和万能保险。分红保单采用较低的预定利率,将利率变动的风险转嫁给保单持有人,当公司收益上升时可以给予保单持有人一定的红利。万能保险是在保证寿险公司规避利率风险的同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二、建立我国保险投资基金的构想
(一)保险投资基金的设立。
保险投资基金是为满足保险资金的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其基金来源主要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基金。
1、基金的发起人与募集方向。国内主要保险公司应作为发起人,发起人中也可包括专门设立的保险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待条件成熟时,也可由一家保险公司作为独家发起人发行保险投资基金。保险公司不仅可以从基金中得到稳定的回报,而且可以通过管理基金得到丰厚的管理收入,从销售、赎回基金等业务中获得可观的中介费用。
还可考虑由国内保险公司与国外的投资机构同时作为发起人,这可以使我们学习到国外先进的投资管理经验并加以借鉴。在选择国外的投资机构时应选择那些历史悠久,有丰富的保险投资基金管理经验,业绩较佳的投资机构。
2、基金的类型。应采用开放式契约型基金。国外的开放式基金是专为保险资金的投资而设立的。发行在外的基金单位可以随时根据实际需要和经营策略而增加或减少。保险公司可以根据需要决定增加基金单位或决定退回基金单位。
从基金开元、金泰到目前为止,我国证券市场已有17只基金,规模已达400多亿元。特别是允许保险资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股市,必然对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育和成长产生积极影响,这为开放式基金的设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基金的投资范围及组合。保险投资基金也属证券投资基金,其投资范围主要是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考虑到我国目前保险资金的大部分资金是存银行和买国债,因此在保险投资基金中的国债比例可适当降低,适当增加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比例。保险投资基金的资产主要应是国内股票,同时,应逐步创造条件,允许保险投资基金在海外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这样可以减少投资风险,获得最佳投资组合。
(二)保险投资基金的投资策略。
保险公司的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三方面:(1)资本金;(2)非寿险保费收入;(3)寿险保费收入。
由于资金来源不同,不同的保险投资基金对于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风险承受能力的需求是不同的。在运用时,既要寻求尽可能高的收益,又要采取适当措施准备应付未来的结构性支付。保险公司为了追求降低非系统风险和收益最大化目标,必然要求投资的广泛性,追求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使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或者是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使收益最大化的资产组合。因此,根据经营目标和投资目标的不同,收入型基金、收入成长混合型基金、成长价值型基金及平衡型基金较适合于保险投资基金。
(1)收入型基金:主要投资于债券、优先股或经常以现金形式分红派息的普通股,以获得最大的当期收入,并使资金本金的风险降至最低。这将使股市上经营业绩稳定、派现较多的上市公司成为首选。
(2)收入成长混合型基金:主要投资于可带来收入的证券及有成长潜力的股票,以达到控制风险基础上的既有收入又能成长的目的。这类基金一方面投资于能够分配股利的股票,同时又投资于股价波动较小的成长潜力股。
(3)平衡型基金:较成长型基金保守,较以上两种基金又表现激进,能够做到弱市抗跌、强市获利,既保证了当期收益,又兼顾成长。其投资对策较分散,既有成长股,又有业绩稳定的价值类股票。
(4)成长价值复合型基金:类似于平衡型基金,与之不同的是更注重于价值型投资。其投资对象较偏重于价值型股票,兼顾成长类股票。
(三)保险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法律环境的完善。
投资基金论文范文4
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equity）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私募股权投资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表面上看，美国法律开始允许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私募股权投资，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才得到迅猛增长。但实际上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投资者由直接投资转向通过专业化投资中介进行投资，出现了大量的专业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数据显示大约80%的私募股权投资是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的。伴随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类新型金融中介组织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目前已有的私募股权投资研究文献大多从实务操作的层面展开，鲜有文献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研究，更缺乏对其存在性以及治理机制的经济学分析。对于这一新型的金融投资中介，需要从理论上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这种金融中介存在的经济学原因。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私募股权投资的本质特征，推动我国产业投资基金业的健康发展。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性的经济学分析
（一）私募股权投资的特点
要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存在性问题，首先要研究私募股权投资的特点。私募股权投资主要是针对非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投资者等所持有的企业股权实现价值增值后再通过股权转让获得资本增值收益，其最主要的特点是投资的高风险性和专业性。具体表现为：
1.投资期限长，流动性差。私募股权投资是一种实业投资，所投资企业的股权实现价值增值需要时间，难以在短期内调整投资组合；私募股权投资的投资对象主要是非上市企业股权，往往不存在公开的股权交易市场，投资者大多只能通过协议转让股份，投资缺乏流动性。
2.投资对象的风险性高。私募股权资本所投资企业，不论是处于初创阶段的创业企业，还是需要重组的大型企业，或者是处于急需资本快速发展的企业，都蕴涵着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3.投资的专业性强。私募股权投资对投资者的要求较高，投资者必须对所投资企业所处行业有深入了解，而且还须具备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这样投资者才能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并有能力对所投资企业实施监督。此外，为实现所投资企业的价值增值，往往还需要投资者利用自身的专长、经验和资源向其提供必要支持。
4.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严重委托—问题。信息不对称是普遍现象，但该问题在私募股权投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贯穿于投资前的项目选择、投资后的监督控制等各个环节中。投资者在事前选择投资项目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其很难对所投资企业做出准确评估，企业家或经理人比外部投资者更了解企业的真实状况，但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夸大正面信息、隐匿负面信息来提高对企业的估价，引发逆向选择问题；在获得投资后，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企业家或经理人奉行机会主义政策从而可能损害外部投资者的利益。
私募股权投资的上述特点使得单个投资者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的成本非常高，必须支付大量成本对投资项目进行调查、筛选和监督控制。由于投资规模大、期限长、流动性差、风险高、难以通过分散化投资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以及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外部融资非常昂贵甚至变得不可能。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性的分析
随着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专业化的金融中介，利用自身专业优势，缓解了投资者与融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投融资成本，提高了整个市场的效率。下面从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风险管理等方面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性问题进行讨论，从中揭示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投资中介存在性的经济学原因。
1.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效率。GurleyandShaw（1960）、Chan（1983）、AllenandSantomero（1998）等认为金融中介通过分工、专门金融技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降低了交易成本。对于单个投资者而言，由于投资所伴随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需要支付更高的搜寻、评估、核实与监督成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集合投资方式，能够将交易成本在众多投资者之间分担，并且能够使投资者分享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好处。相对于直接投资，投资者利用金融中介进行投资能够获得交易成本分担机制带来的好处，提高投资效率，这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的最基本原因之一。
2.解决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许多文献对信息不对称与金融中介机构存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例如，LelandandPyle（1977）是最早将信息不对称引入到对金融中介存在性的研究中的经典文献，他们认为交易成本涵盖的范围太广了，它不能成为惟一的原因，金融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会使金融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应该成为解释金融中介存在性的一个基本原因。Diamond（1984）认为金融中介是通过充当被委托的监督者来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私募股权投资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该问题贯穿于投资前的项目选择和投资后的监督控制各个环节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专业化的投资中介，能够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要减少信息不对称则要求投资者必须采取措施加强投资前的尽职调查和投资后的监督控制。这些活动如果由多个投资者分别进行，则可能存在重复行动导致调查和监督行为的过度产生，这一方面造成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则会由于免费搭车现象的存在而不能有效得激励投资者进行调查和监督，导致效率低下。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人通常由对特定行业富有相当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产业界和金融界的精英组成，他们所拥有的专业技能与经验积累使他们在选择、管理、监督所投资企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他们在信息生产与处理上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成为投资者的人。他们通过投资前对企业进行深入的考察和投资后的监督控制，可以缩小信息差距，并且可以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和规模效应降低监督成本。
3.解决了公司治理中传统的委托—问题。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专业化投资中介机构的实质是用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委托—关系替代了投资者与所投资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投资者做出这样的理性选择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投资者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成本要低于直接监督企业经营者的成本，这一方面是由于单个投资者可能不具备专业化的投资技能，其单独对企业进行监督的成本非常昂贵；另一方面是因为投资者可以通过与基金管理人之间形成特定的契约关系和组织结构，对基金管理人的行为和利益分配在事前做出明确的规定，降低投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可以通过声誉机制和报酬激励机制解决中介机构信息生产的可信赖性和自我监督的问题。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解决与所投资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上相比单个投资者更具有优势。首先，可以发挥基金的资金规模优势，它们一般对所投资企业拥有控制权，因此能够对企业形成更有力的监督。其次，基金管理人能够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通过设计不同的金融工具、资金供给方式，以及制定复杂的合同条款，甚至直接参与管理来对所投资企业形成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减轻二者之间的委托—问题。
4.分散投资风险，发挥风险管理优势，提供价值增值。从风险角度解释金融中介存在性的理论认为金融中介在风险管理方面具有优势。比如，DiamondandDybvig（1983）提出的DD模型分析了金融中介在防范因消费需求的意外流动性冲击造成的不确定性方面所具有的作用，认为金融中介为“熨平”这种不确定性对投资与消费跨期交易的影响提供了可能；此外，Santomero（1984）、Chant（1989）、Merton（1989）、AllenandSantomero（1998）也从风险管理角度诠释了现代金融中介的存在性。对私募股权投资而言，由于投资规模大，单个投资者很难实现分散投资。并且分散化投资会给投资者带来额外的成本，例如投资者可能不得不减少在某个企业中的投资比例，从而使得投资者对该企业的控制减弱，或者投资者将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成本对不同的投资项目进行监督和管理。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采取的是集合投资方式，它可以通过对不同阶段的项目、不同产业的项目的投资来分散风险，因此投资者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这一投资中介进行投资，除了获得成本分担的好处外，还能够得到分散投资风险的好处。
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复杂的委托—问题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一般性委托—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特殊问题，即存在更为复杂的委托—问题。
首先，与证券投资基金相比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者面临的与基金管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前者主要以公开交易的有价证券为投资对象，在信息披露方面更加公开和完善，投资者可以利用公开信息对基金的业绩做出评价，投资者可以方便地“用脚投票”，这些因素都能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经理形成有效的约束。而后者由于投资对象主要是非上市企业，缺乏公开的信息，投资者在信息方面对投资中介的依赖性更强，对投资业绩的评价更为困难，投资流动性低下使得投资者“用脚投票”的成本很高甚至难以实施，投资者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经理的约束难度加大。
投资基金论文范文5
献程度。本文根据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实际情况,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
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策性资产配置在时间序列上对同一
基金的业绩起着重要作用,基金积极管理程度与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不同基金业绩差异贡献程
度的关系不明显。
关健词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效率面板数据
一、引言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是指基金管理人决定如何在可投资的资产类型股票、债券
和现金等之间分配资金的过程。资产配置策略依据投资政策指导思想的不同分为战略
性资产配置策略,简称为与战术性资产配置策略
,简称为两种。战略性资产配置策略是指基金为了实现长期投资目
标而决定在不同资产类别之间进行配置的投资政策,它是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
的核心任务,又称为政策性资产配置。战术性资产配置策略是投
资者充分抓住由于宏观和微观经济层面的变化而导致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偏离其内在
价值的市场机会,通过选时主动地调高或者降低不同资产类别的配置比
例,其效果也称为“选时效应’,。①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效率研究,旨在度量资产配置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绩的贡献程
度,它有助于基金管理者深人了解资产配置对于同一只基金在时间序列上业绩变化的贡
献程度,有助于深人了解不同基金之间业绩差异的根本原因,有助于基金管理者根据各
自的特点构建投资管理体系和研究开发不同类型的金融创新产品。本文在对国外证券
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效率分析方法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
实际情况,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效率进行
实证研究。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有关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效率的研究,最早形成体系的是,
和,简称,他们论证了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于基金业绩在时间序列上
变动的贡献程度为,远远超过“市场选时”及“证券选择”对基金业绩的贡献程度,
由此认为政策性资产配置是决定基金业绩最重要的因素①。,和
,简称,采用一年家大型养老基金季度收益率和资产配置
比例的数据,重新验证了文章的研究结论—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于基金业绩
在时间序列上变动的贡献程度为,政策性资产配置是决定基金业绩最重要的
因素②。
国外学者在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的效率分析方面,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由
和简称《〕年提出的,他们认为和的研究虽然
解释了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于同一基金在时间序列上业绩变化的贡献程度,却存在以下两
个方面的缺陷一是和并没有解释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于不同基金之间的业绩
差异的贡献程度二是和并没有解释基金收益水平有多大比例归因于资产配
置政策的收益水平。《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基于政策性资产配置对共
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的贡献程度的中位数分别为和,认为政策性资产配置对
于基金业绩在时间序列上变动的贡献程度大约为。第二,在基金业绩横截面贡献程
度的研究方面,对养老基金的年期收益率和共同基金的年期收益率进行分析,基于
政策性资产配置对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在横截面上的收益率的贡献程度分别为和
,认为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不同基金之间业绩差异在横截面上的贡献程度大约为
。第三,如果基金业绩水平的以上可以由政策性资产配置的收益水平所解释,
则意味着基金积极管理是徒劳的,但是对于一些优秀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而言,实施积
极管理可以获得超越基准收益的业绩,此时基金业绩水平不能全部由政策性资产配置所解释,还有一部分要归因于基金积极管理。①
但无论是、还是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还是简单的
回归,即将每只基金的实际收益率沿时间序列对政策性资产配置收益率作回归,得到每
只基金的决定系数,并进一步得到所有决定系数的均值、中值和分布统计数据。所有决
定系数的平均值就是政策性资产配置对基金业绩的贡献程度。而面板数据
是指对不同时刻的截面个体作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模型是一
类利用合成数据分析变量间相互关系并预测其变化趋势的计量经济模型。因此本文通
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三、实证研究
一研究目的
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效率进行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目的
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于同一基金业绩在时间序列上变动的贡献程度。
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于不同基金之间在横截面上业绩差异的贡献程度。
基金积极管理程度与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不同基金业绩差异贡献程度的关系。
二样本选取
本文以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为总样本,从中选取符合
以下标准的基金作为研究对象基金规模至少在亿元以上成立并且运作时间
至少年以上在所有的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中,剔除指数型基金、增强指数型
基金、债券型基金、保本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研究对象主要限于股票型基金—成长
型股票基金、价值型股票基金、平衡型股票基金、配置型股票基金。②依照上述选择的标
准,本文从深沪两市上市的全部家封闭式基金中选取了家,扣除了三只指数型封闭
式基金基金普丰、基金景福和基金兴和对于开放式基金而言,由于我国开放式基金大
发展的时期是在年以后,最终列人研究对象的开放式基金有家,他们分别是华夏
成长、国泰金鹰增长、华安创新、博时增长、嘉实成长、长盛成长价值、大成价值增长、富国
动态平衡、易基平稳增长、融通新蓝筹、银华优势企业、南方稳健成长、鹏华行业成长和宝
盈鸿利收益。据此,纳人研究样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总数为家。
人选的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的研究周期都为年月日一拓年月
日,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为了保证所有人选的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的数据保持平衡
第二,满足基金成立并且运作时间至少年以上的条件,获得足够的数据
第三,我国开放式基金大发展时期是在年以后,而且年以后基金才开始重视资产配置在基金投资管理中的作用
第四,我国最后一批在世纪年代初期成立的投资基金经过证监会的清理和规
范,纷纷在年底一年成功转型为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例如基金融鑫年
月日上市,基金久富年月日上市为了扶持经过清理规范而成立的新的基
金管理公司,证监会同时又批准他们发行了最后一批封闭式基金,例如基金通乾
年月日上市,基金久嘉年月日上市,基金丰和年月日上市,基金
银丰年月日上市。
第五,年以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运作很不规范,管理层监管不利,导致“基金
黑幕”的发生,基金运作过程中普遍存在融资融券、通过国债回购放大资金和缴纳少额保
证金可以申购数倍资金数量的新股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等等,都导致年以前大部分
基金的资产配置中“股票市值”和“债券和货币资金市值”占基金总净值的配置比例之和
大于的奇异现象。
第六,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建仓周期一般为发起成立以后的个月,在此期间各类
资产的持仓比例可能会有较大幅度的变化,并且基金不对外公布其净值和投资组合报
告。个月以后,基金的投资运作已进人正常状态,就要按规定定期公布净值周报、季报、
中报和年报。因此每一只基金具体的研究周期从其成立之日起个月以后开始计算,即
要求是年月以前成立的基金。
三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
数据来源
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的资产类别主要包含股票、国债与现金三大类。数据周期
均为季度数据,我们可以从基金投资组合季度报告、中期报告、年度报告和净值公告中计
算基金每个季度的实际资产配置比例和实际收益率。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深圳证券交
易所、大智慧软件和各基金公司网站。
资产配置效率分解分析框架和数据的处理其中,‘在资产类别上的实际权重。在资产类别上的政策性资产配置比例
在资产类别上的实际收益率凡‘在资产类别上的政策性资产配置收益率。
我们主要用季报中的“债券与货币资金市值
,”和“股票市值”两类数据,并由此计
算出“债券与货币资金所占比例”和“股票所占比例”作为每个基金的实际配置比例、,四研究方法
本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效率进行实证研
究。考虑到我国各只基金存在规模、净值变化和资产配置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性,本文采
用变截距模型玖‘二、月‘。下‘。。参数‘和月‘都是个体时期恒
量,其中截距项‘代表了截面单元的个体特征,它反映了模型中被遗漏的体现个体差异
变量的影响,其取值只受截面单元不同的影响。‘是不可观测因素,随机扰动项“。则代
表了模型中被遗漏的体现截面和时间序列同时变化的因素的影响。截距和斜率参数假
设回归斜率系数相同齐性但截距不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面板数据模型仅仅就
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推论,宜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了减少截面
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模型的估计方法选取广义最小二乘法璐。另一方面,如果
是以样本效应对总体效应进行推论,宜选取随机效应
模型。在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的时候,模型不能是变系数,不能包括自回归项,也不
能使用加权平均,估计方法只能使用非加权。由于本文是以纳人研究对象
的只封闭式和开放式基金作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样本,是以样本效应对总体效应
进行推论,故选取随机效应模型。本文运用的计量软件是一。四、实证结果
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政策性资产配置效率的面板数据模型
对家股票型封闭式和开放式基金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二‘月’尸。下‘“。,
采取随机效应模型,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绩在时间序列上的贡献程度为。
二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战术性资产配置效率选时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
表“资产配置效率分解分析框架”中的第二象限“政策性和积极资产配置收益”选
时不选股,用符号表示等于实际资产配置比例与基准指数收益率乘积的和,用公式
表示干凡,从而可以获得各家基金“选时不选股”收益率的时间序列。,对只
股票型封闭式和开放式基金建立随机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二、洲人污“‘“。,
得到估计结果见表。从表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决定系数为,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回归系数口
为,估计标准误为,检验统计量为,在水平下高度显著,一检验
值为,证明残差无序列自相关。豪斯曼检验构造的一统计量的
检验值为,相伴概率值为,接受原假设,即模型选取随机效应是正确的。
这表明“选时不选股”对我国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业绩在时间序列上的贡献程度
为。
依据表“资产配置效率分解模型”,战术性资产配置选时效应对基金业绩的贡献
程度等于第二象限“政策性和积极资产配置”选时不选股与第一象限“政策性资产配
置”即不选时也不选股贡献程度的差。战术性资产配置对基金业绩的解释程度为
一。因此,政策性资产配置远远超过了战术性资产配置对基金业
绩在时间序列上的贡献程度,这也证明了我国基金没有显著的“选时”能力。
三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于不同基金之间业绩差异的贡献程度
我们采用横截面数据分析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于不同基金之间业绩差异
的贡献程度。我们将纳人研究样本的只封闭式和开放式基金作为一个研
究整体,先将每只基金每季度实际收益率‘,,和政策性资产配置收益率‘,
分别进行几
何平均,转化为复合年均实际收益率‘和复合年均政策性资产配置收益率‘再将
和‘汇总形成横截面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刀理。,将‘对‘作横截
面回归,所得到的决定系数可以代表政策性资产配置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之间业绩差异
的贡献程度,并与美国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进行对比见表。从表中发现,政策性资产配置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之间业绩差异的贡献程度为
,要远远低于美国共同基金的和养老基金的。这表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
之间的业绩差异不是来源于政策性资产配置,主要来源于基金经理的选拔、股票的选择
和各资产类别的风格选择②等积极管理罗
因素。
四积极管理程度与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不同基金业绩差异贡献程度的关系
本文将符号界定为衡量基金积极管理程度的标志,将上述样本估计结果对
应的现有积极管理程度设定为二如果基金经理提高现有的积极管理程度,那么
,本文设定二如果基金经理降低现有的积极管理程度,那么,本文设定
再依据公式几。,一‘,‘对纳入研究样本的只封闭式和开放式
基金中的每只基金各个时期的实际收益率进行相应的调整
然后,再依据公式厂夕厂,几⋯厂一进行几何平均
最后,建立模型。’月尸‘十二‘,将几何平均年度化总收益率,’与资产配置收
益率进行回归,得到的决定系数代表积极管理程度与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不同基金业
绩差异贡献程度的关系,并与美国共同基金进行对比见表。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积极管理程度与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不同基金业绩差异贡
献程度呈现负相关的关系积极管理程度越高,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不同基金之间业绩差
异的贡献程度越小积极管理程度越低,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不同基金之间业绩差异的贡
献程度越大。另一方面,积极管理程度变化使政策性资产配置对我国基金业绩差异贡献
程度的波动性远比美国共同基金的小,改变既定的积极管理程度,使政策性资产配置对
我国基金业绩差异贡献程度的影响不明显。五、结论
政策性资产配置在时间序列上对我国同一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起着重要作用。
政策性资产配置对我国同一基金业绩在时间序列上的贡献程度为,远远超过了
战术性资产配置的贡献程度,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没有显著的“选时”能力。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之间业绩差异主要来源于基金经理的选拔、股票选择和各资产
类别的风格选择等积极管理因素。政策性资产配置对我国不同基金之间业绩差异的贡
献程度为,远远低于美国共同基金的和养老基金的。
积极管理程度与政策性资产配置对我国不同证券投资基金业绩差异贡献程度的
关系不明显。积极管理程度与政策性资产配置对我国不同基金业绩差异贡献程度呈现
微弱的负相关性,并且这种负相关性的波动性远比美国共同基金的小。
投资基金论文范文6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最优套利策略；几何布朗运动
一、引言
中国投资基金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998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以来，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无论是在数量、规模还是在种类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截至2006年8月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已从1998年年初试点时的5家增加到57家，共管理202只开放式基金、54只封闭式基金，证券投资基金总规模达到4566亿份，净值5307亿元。投资基金在投资方向和投资策略上已出现不同的特色，除股票基金外，还出现了债券基金、指数基金、伞形基金等新产品。证券投资基金由于具有通过资产组合分散风险、通过专业化管理降低交易费用和投资表现通过基金的价格容易评估的特点，受到广大散户及机构投资者的青睐。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目前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仍然相对较小，而且基金的投资表现也不尽人意。常巍、方健雯(2003)利用夏普指数和詹森指数通过T-M模型对市场上的20只封闭式基金的投资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夏普比例来看，绝大多数基金在研究期间并未取得高于无风险利率的收益；从詹森指数看，指数型基金的阿尔法值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多数基金未取得超过市场指数的表现，也意味着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并不优异。
造成投资基金业绩表现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基金经理风险管理能力方面的原因，也有基金经理需对他们的投资行为负责方面的原因。当前国内对投资基金业绩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事后，而对基金经理投资活动过程的研究很少。正是基于这种情况，通过建立投资者决策过程的模型来说明基金经理如何通过基金交易来取得最大化的投资收益非常必要。
最优套期组合理论是与资产定价理论同期发展起来的。不确定下的最优套期组合理论源于Markowitz(1952、1958)和Tobin(1958)静态模型。Samuelson(1969)、Merton(1969、1971)利用离散多期模型分析了最优消费和组合选择问题，并运用连续随机方法给出了有限期和无限期条件下的解。Cox和Huang(1989)、Karatzashe，Lehoczky和Shreve(1987)运用鞅方法解决了最优消费与资产选择问题。在这些模型中，利用鞅方法解效用最大化而不需马尔科夫的其他假设。
Constantinides(1979，1986)，Cvita与Karatzas(1996)，Duffie与Sun(1990)，Shreve与Soner(1994)研究了交易成本条件下的单个消费者的最优化模型。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条件下，在一定环境下，最优交易策略的最优时间间隔可以被任意选择为固定时间长度。Jouini与Kallal(1995)建立了交易成本条件下的无套利条件，结论表明，这个无套利条件等价于存在一个等价概率测度，该等价概率测度将交易证券的买价与卖价过程转化四、相关参数对最优策略影响分析
笔者将在这一部分分析各参数对模型的影响，从而考虑参数变动时最优投资应如何改变。
1．δ1和δ2对最优策略的影响。如前所述，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基金经理人将最优持有比例保持在一定范围之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交易费用增加时，基金经理人要在交易费用和进行交易所带来的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只有当交易收益大于交易费用时，才会进行交易，否则，即使基金持有比例偏离最佳水平时，交易也不会发生。
2．δ1对最优策略的影响。管理费用对投资者资产配置的影响不同于上述交易费用的影响。它在整个持有期内是固定的，因而，当投资者基金的持有比例偏离最优水平时，管理费用不会对基金交易产生延缓作用，而且，总是保证基金持有比例维持在一个最优的水平上。但由于管理费用会直接降低投资基金的收益，因而，过高的管理费用也同样会降低投资基金的最优持有比例。
3．aR对最优策略的影响。投资基金的预期收益率aR对最优资产组合有正面的影响作用，其原理等同于管理费用的降低对基金持有比例的影响。
4．σR对最优策略的影响。投资基金收益波动性σR对最优投资策略具有负面影响。原因在于笔者的模型假设基金经理人是一风险厌恶者，在同等收益的资产中，他会选择风险较小的资产，而且交易费用的存在会加剧这种影响。不确定下的投资决策理论证明，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投资者会推迟交易，直到不确定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披露时，交易才会发生。不确定性的存在，提高了基金最优投资机会的下界，从而降低了基金持有比例。
5．γ对最优策略的影响。相对风险厌恶系数γ越高，投资者对投资于同等风险的资产要求的收益就越高。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风险厌恶系数提高会降低最优投资基金持有比例。但如何准确地确定相对风险厌恶系数的大小并不容易。因为不同的投资者在不同时期、不同的财富水平和不同的基金持有比例等条件下，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会有很大差异。
五、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