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投资基金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投资基金论文范文1
二是有限合伙制。基金的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PE组织的债务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通常是基金管理者，有时也雇佣外部人管理基金。在实务中，通常管理人与普通合伙人两者合一。有限合伙通常有固定的存续期间(通常为十年)，到期后，除全体投资者一致同意延长期限外，合伙企业必须清算，并将获利分配给投资人。有限合伙人在将资金交给普通合伙人后，除了在合同上所订立的条件外，完全无法干涉普通合伙人的行为，普通合伙人享有充分的管理权。
三是信托制。信托制PE是一种基于信托关系而设立的集合投资制度，投资者、受托人和管理人三方基于信托关系而设立的集合投资基金。
一、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比较分析
就共性而言，三种组织模式包括三方当事人，即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基金的组成与运作都建立在经营和保管分开的基础上，都是通过专家运作管理和组合投资。对投资者来说，这三种形态的基金没有本质区别。不过，对于基金管理人而言，不同的组织模式下所享有的控制权和承担的责任也有所不同。
有限合伙制中有限合伙人只出资，并不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因此对外承担的责任仅以出资额为限；普通合伙人负责企业的经营决策，因此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尽管对合伙人做了区分，但是有限合伙制还是未能脱离合伙制固有的一些局限性，比如组织的“人和”性、管理上人治为主、普通合伙人之间的权责模糊的问题、合伙企业无独立的法人资格等。与有限合伙制相比，公司制企业是一种资合性组织，具有以下几个优势：一是独立法人；二是公司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三是法人治理机制。公司制企业中，股东委托董事会、董事会委托经理执行企业事务，即给予人发挥空间，同时又建立了对人的约束机制。信托制基金不具有法人资格，因此在设立、运作以及解散方面比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更加灵活，但是也正因为这个特点，组织结构松散，不利于控制和监督基金管理人。
股权投资基金是一种货币资本融通活动，其组织是一种资合性很强的组织，从这个角度讲，PE组织以公司制模式出现，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PE产业最成熟的美国来看，主流的PE组织模式却经历了从公司制向有限合伙制的转变，研究美国PE组织模式的变迁，有助于我们更深入认识PE组织模式。
二、美国PE组织模式的变迁
美国PE产业主流主旨模式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公司制、子公司制和以及目前流行的有限合伙制。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公司制。由于该时期的风险投资机构在其早期运作阶段，面临着资金回收周期长、营销和管理缺乏经验、产品适应性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给投资方带来了巨大压力，此外，风险资本提供者(即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当第三方由于合同违约等原因遭到损失时，股东不负赔偿责任。随着缺陷的暴露，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子公司形式的风险投资基金开始出现。这类基金组织通常是大的金融机构或实体公司的分支机构或部门，主要目的在于为其母公司提供多元化发展或创新提供帮助。由于这类基金组织的经营目的是为了母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投资公司的利益，因此会导致基金管理者和企业家、基金公司和同公司其他基金之间的利益冲突。此外，子公司制基金组织很难制定基金管理者的薪酬。正是这些弊端导致80年代后子公司制逐渐被有限合伙制所取代。
从公司制到子公司制，再到有限合伙制，美国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模式的变迁似乎说明了这些组织模式的优劣性。但是对美国PE组织模式变迁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有限合伙制能取代公司制和子公司制，更多的得益于美国法律制度的变迁。
一是赋予有限合伙企业实体地位。根据1914年美国的《统一合伙法》，合伙仅仅是各合伙成员的集合，并没有形成有别于合伙成员的新的法律实体，因此有限合伙企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仍然属于合伙成员，1976年美国对《统一有限合伙法》规定“合伙是一个与合伙人相区别的实体”，确定了有限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二是引入有限责任制。在1916年、1976年1985年以及2001年《统一有限合伙法》的修订中，逐步扩大了有限合伙人参与合伙事务的范围。三是引入公司的法治机制。比如设立顾问委员会或是常设委员会来监督普通合伙人。四是逐步降低投资者的税负。五是有限合伙监管强化。《2001年统一有些合伙法》要求有限合伙应向有权部门申报和公布年报。六是有限合伙法独立化。七是有限合伙权益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我国仅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公开发行上市。
从美国PE组织主导模式的变迁中，可以看出任何有限合伙制之所以能成为主导模式，并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模式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还依赖于外部法律所赋予的优势。因此，对我国PE组织模式的选择分析应该放到具体的法律框架中讨论。
三、我国法律框架下PE组织模式的分析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股权投资基金法》，相关规范见于《合伙企业法》、《信托法》、《公司法》、《企业所得税法》等多部法律。在现存的法律框架下，三种组织模式表现出来的优劣势也存在一些差异。
一是投资主体的限制。在发达的资本市场，比如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等地区，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捐赠基金等大型机构，但是在我国，大型机构进入有限合伙制PE还存在一定得障碍。《有限合伙企业法》第三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公司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我国法律对信托制的投资主体没有规定，但是人民银行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信托业务，任何经营单位不得在其名称中使用‘信托投资’字样，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据《信托法》的规定，资金信托的份额不得超过200份。从上述规定来看，信托制和合伙制募集资金比之公司制要受到更多的法律限制。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
二是出资方式。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的注资模式一般采取承诺制，即分阶段融资。由于《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人的出资可以在合伙协议中约定，因此有限合伙制基金在成立时不需要对承诺资本额进行验资，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比较灵活。《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这样公司制基金在成立时会有较大的现金头寸。在信托制模式中，信托资金通常一步到位，在缺乏投资项目的情况下，资金一次性到位会导致资金闲置，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当然，信托制模式中可以采用承诺制出资制度，在总额确定后，投资者依据受托人的要求分期出资到位。从募集资金的方便性和使用效率来看，承诺制下这三种组织模式不存在什么差异，但是在信托资金一步到位的情况下，有限合伙制和公司制很明显要优于信托制。
三是税负。在我国目前的法律背景下，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企业都不是纳税主体，因此在税负上具有比较优势。不过2007年《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给予创业投资公司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所得税额。给符合条件的公司制PE提供了减轻了税负。此外，有限合伙制下，投资者在产生资本增值或红利收益时就需要缴纳所得税，与其类似，公司制下纳税主体在产生收益时缴纳企业所得税，包括留存收益，因此，这两种组织模式下利用留存收益再投资没有递延税负的好处；相比之下，信托制下的委托人则在基金发放红利或出售基金份额时才需要缴纳所得税，利用留存收益再投资时具有递延税负的优势。
四是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程度。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来看，三种组织模式下投资者行使权利的内容和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公司制模式下，投资者不参与基金管理，但是可以通过股东会或是董事会任命并监督基金管理人。在有限合伙制下，普通合伙人在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中处于主导地位。为了监督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一般设立顾问委员会。相比之下，信托制下投资者的权利比较简单。在实际操作中，信托制基金一般都由受托人发起，如果受托人没有重大过失或违法行为，委托人无法通过投票解雇受托人，投资者无法有效地监督受托人的投资决策行为，这也是信托制的一个缺陷。
五是证券账户问题。即上市账户开立问题。国外学者研究表明。IPO是收益最高的一种退出渠道(Cumming和Macintosh，2002)。但是在我国目前法律框架下，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企业开设证券账户还没有合法化。我国《证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投资者申请开立账户，必须持有证明中国公民身份或者中国法人资格的合法证件。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借壳”绕过该条法律限制，但是对于那些不具备条件的有限合伙制PE还是一个实质性的障碍。不仅如此，对信托制股权投资基金在银行间市场开立账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目前我国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出现了多种多层复合组织模式的态势，总体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层级的复合组织模式，即本文指出的有限合伙制、公司制和信托制外加其他制式的元素。以天津为例，2006年成立了信托制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加入了公司制管理机制、公司制的天津创司引入了中外合作制的投资基金和合伙制的激励机制。另一类是衍生模式，即将多个单层级结构融为一体，本文称之为“多层级结构”模式。比如船舶产业投资基金采用子母基金模式，其管理人是中船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特殊普通合伙)。引入特殊普通合伙人及子母基金，其主要功能在于划分政府、投资人、管理团队以及个人GP之间的权责，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此外，典型的多层级模式的PE组织还有安徽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该基金本身是公司制，但是基金又分离成两部分，一部分直接投入子基金，另一部分投入地区引导基金，再投入子基金，这是一种三层次的基金结构。这种多层级的结构模式融合了有限合伙制和公司制的优势，一方面，试图解决单纯的公司制的效率低下、运作流程复杂等问题，另一方面又耦合了有限合伙制激励机制等元素。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单层级还是多层级的结构，其主要功能还是在于解决投资人和管理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从我国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发展的态势来看，未来的组织模式会更倾向于集合多种组织模式的综合体。
四、结论
综合三种组织模式的比较和美国PE组织模式的变迁，本文认为选择PE组织模式时应重点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PE的类型。对PE而言，由于不同类型的PE有着不同的风险收益需求，宜采用不同的资金募集方式、选择不同的基金组织形态。从我国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的目的来看，主要有两种功能：一是市场化的PE，即追求投资最大化利益的PE组织；二是政府型PE，这类PE主要的功能是引导资金流向和地区产业，发挥引导和产业整合功能，体现政府意图。由于PE是高度依赖人力资本和管理智慧的行业，其组织形式的选择必须能够有效地激励和约束人的行为，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人的道德风险。
另一方面是法律因素。法律对经济尤其是金融业的影响比较显著，这一点已经为发达资本市场的国家的学者所证实。LaPorta等人(LaPortaetal，1999b)指出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的英美法系国家，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更为合理，资本配置更有效；在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的股权集中程度较高，并且公司绩效较低，实证分析表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程度越高，则托宾Q指数越大。Kaplan等人(2003)以投资者和被投资企业的契约为研究对象，发现现金流控制权(therightsovercashflows)以及其他控制权、流动性和董事会席位都会随着法律体系的改变而改变。美国PE组织模式的变迁就证明了法律规定的不同也会导致治理结构优劣势的转换。
综上所述，PE组织模式的选择除了要考虑组织结构自身的特点以外，还需要结合投资者的实际情况以及法规条文的具体规定。同时，股权投资基金活动是一种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信用资本三者结合的复合资本运动，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唯一的固定范式直接套用。
投资基金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风险投资基金；激励与约束机制；委托；管理激励理论
风险投资基金中风险资本所有权与其经营管理权的分离、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目标和利益的不完全一致、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未来的世界的不确定性是产生对风险投资家进行激励约束问题的充要条件，本文主要是对与风险投资基金中激励与约束问题相关的理论进行评述，以便为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设计奠定方法论基础。
一、委托理论
(一)对委托理论的简单评述。
在与“对经理人员进行激励约束”相关的理论中，被认为既是企业理论、契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同时又属于交易费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委托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该理论认为，作为出资者的股东是企业的最终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并成为委托人;经理人员则是其人，经理人员应对股东负责，以股东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由于委托人和人利益目标的不完全一致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契约的不完备，产生了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问题”。因此，委托理论主要研究委托人如何通过对人进行适当的激励，以及承担用来约束人越轨活动的监督费用，或使人支付一笔保证金使其利益偏差有限，以解决“间题”。委托理论也就是在此基础上由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曼内(1965),詹森和麦克林(1976)、哈特(1983)等人对其做了进一步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系列对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例如，剩余索取权应尽可能分配给企业中最具信息优势、最难以监督的成员、权的竞争和接管(Manne,1965)、经理市场施加的激励与约束(Fairia,1980)、企业债务约束(Hart,1983)等等。
委托理论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为人们分析、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有意义的工具。但是，与其他理论一样，委托理论也并不是完美的，它自身也存在某些缺陷。委托论者虽然也认为企业是由包括实物、劳动在内的诸要素组成的特别契约，但并未对劳动这一要素进行进一步地研究，从而也无法正确认识到劳动的提供者，即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所有权中的地位，因而该理论是基于“出资者应单方面享有企业剩余索取权”这一观点之上进行分析的，而它的这一观点已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今社会中分享制度日趋发展的现实。尽管委托理论具有上述缺陷，但仅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而言，我认为风险投资的特殊性使委托理论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定程度上能够“弱化”理论自身的上述缺陷，从而使该理论对本文设计一套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原因在于:风险投资基金作为知识经济中的新型企业，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成为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风险投资家所拥有的这些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专有通用”的性质(因为人力资本属于风险投资家个人所有，所以为“专有”;而风险投资行业对人的素质要求比其他行业都要高，这就使风险投资家在管理其他要求较低的行业时能够做到游刃有余，所以为“通用”)，而且属于风险投资基金的稀缺性“资源”，或者说，由于风险投资对人的高素质要求导致风险投资家市场处于严重的求大于供的状态(这一点对我国而言尤其明显)，因而风险投资家承担的风险是极其微弱的，从而投资者成为风险投资基金的风险承担者而享有剩余索取权。除此之外，委托理论本身的分析框架对研究风险投资基金中的激励与约束还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二)委托理论对设计风险投资基金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借鉴意义。
委托关系一般是指的内部关系，即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詹森(Mjensen)和麦克林(W"Meckling)将委托关系定义为:“一个人或一些人(委托人)委托其他人(人)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地授予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可见，委托关系是基于授权而产生的契约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在经济活动中相当普遍，许多契约都是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签订和执行的，通常将掌握信息多(或具有相对信息优势)、行为最重要而又最难监督的一方称为人，即本文中的风险投资家;而将其行动受人的私人信息约束的另一方称为委托人，即本文中的投资者。在委托关系中，一方面，委托人与人都是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效用最大化)，而两者的利益目标函数是不完全一致的。作为出资者的委托人追求的是公司利润的最大化，而人更多地追求的是个人收人最大化、社会地位的提高、权力的扩大以及舒适的工作条件等，与付出努力相比，享受闲暇会给他带来更大的效用。另一方面，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分布是不对称的。委托人能够了解的有关人的信息是有限的，如人的努力程度、人的才能、风险态度等;而人不仅比委托人更了解自己的才能，而且他更了解自己的工作努力程度，因此人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人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通过降低努力程度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满足，甚至不惜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即产生“道德风险”(MoralHazard)。因此，委托理论的核心就是在以下两个约束条件下，委托人如何选择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预期效用的补偿规则:一是委托人必须保证使人因接受这一份合同而获得的效用至少等于他拒绝这一合同而得到的效用，即“参与约束”;二是一旦签订了这一合同，在这一合同下，人所选择的行动对他自己来说必定是最优的，亦即这一合同必须使人在他所选定的行动上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激励相容约束”。斯彭斯和泽克豪森(Silence&7.eok-hauser,1971)、罗斯(Ross,1973)及米尔斯(Mirlees,1976)运用数学模型，从效用函数、不确定性信息分布和报酬安排出发，构造了委托人和人之间风险适当分担的合同关系，指出“让人承担部分风险或完全风险”是激励人选择对委托人最为有利行动的有效机制。拉德纳(1981)和鲁宾斯坦(1979)使用动态重复博弈模型说明:如果委托人和人之间保持长期的关系，双方都有足够的耐心(贴现因子足够大)，那么委托人可以相对准确地从观测到的变量中推断人的努力水平，人不可能用偷懒的方法提高自己的效用。拉德纳和鲁宾斯坦由此得出长期合同是激励和约束人的有效机制。法马(Fama,1980)认为在竞争的经理市场上，经理的市场价值(从而收人)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经理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所以，即使没有显性激励合同，经理也有积极性努力工作以改进自己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从而提高未来的收人。霍姆斯特姆(Holmstrom,1982)模型化了法马的这一思想。迈耶和维克斯(1994)也提出了该思想，认为在动态博弈中，诸如经理市场、产品市场的“隐性激励机制”能够部分地解决人的激励问题。曼内(1965)则指出，权内部的竞争和接管能够起到有效地激励、约束人的作用。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委托理论所研究的问题实质是激励问题，因而，有关由委托关系而引致的对“道德风险”现象的研究，在经济学中也被称为激励理论。委托理论是经济学家迄今为止所拥有的分析激励问题最有效、最通用的工具。本文的主题—投资者对风险投资家的激励与约束问题，同样可以用委托理论的分析框架来描述:假定作为人的风险投资家真正是所谓的“投资理财专家”，这样基金总收益可能单纯是“专家”工作努力程度的正向函数。但实际上除非人有着一种利他主义行为，否则努力替委托人工作总是倾向于降低人的效用水平，此为替代效应。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家付出更大的努力程度也能增加其个人收人(基于管理绩效的奖金)，因而倾向于提高其效用水平，此为收人效应。所以，风险投资家努力工作总是存在着收人效应和替代效应。在此设人的效用函数为U=f(t，T)，其中U表示效用水平，t表示风险投资家的劳动投人量，并假定劳动投入量代表了其真实的努力程度，T代表预期收益，且再假设T是努力程度t和运气P的函数，即这表明基金总收益是风险投资家努力工作和其个人运气的增函数，因此可以将风险投资家的效用函数重新描述为U=f(t,p)。这表明风险投资家为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存在两种相反的倾向:尽量地少工作以争取闲暇，让自己过得轻松一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努力工作以增加自己收人进而提高效用水平的倾向，因而又存在着努力工作的愿望。风险投资家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是根据收益的边际效用与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用的绝对值相等决定劳动投人量，即但是由于因而随着风险投资家投入劳动的逐渐增多，风险投资家争取闲暇的心理动机就可能压倒通过努力工作来提高收人从而提高效用的动机。因为，劳动投人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作为委托人的投资者并不能直接观察到的作为人的风险投资家的上述行动，他所能观察到只是另外一些变量(如风险资本的增值程度)，这些变量至少部分地由风险投资家的行为决定。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变量奖惩风险投资家，使风险投资家在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的条件下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委托理论的贡献不仅在于它为风险投资基金中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研究提供了上述一个分析框架，还在于它的部分结论对其具有现实意义。
二、管理激励理论
对于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激励问题，管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在几乎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上进行阐释。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它是继一般均衡理论后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的革命性的突破。而管理学中的激励理论从20世纪初泰勒开创管理科学开始，一直是管理学的研究主题，它经历了由单一金钱刺激到满足多种需要、由激励条件泛化到激励因素明晰、由激励基础研究到激励过程探索的历史演变过程。按照研究激励侧面的不同与行为的关系不同，根据理论史上的上述差异，在此本文将管理激励理论归纳和划分为以下不同类型。
(一)多因素激励理论。
多因素激励理论是从研究人的心理需要而形成激励的基础理论，它着重对激励诱因与激励因素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其代表理论有:马斯洛(A.Maslow,1954)的需要层次理论、奥尔德弗(Alderfer,1972)的ERG理论、麦克利兰(D.C.McClelland,1961)的成就需要理论、梅奥(E.Mayo,1933)的“社会人”理论、赫兹伯格(F.Herberg,1957)的“激励-一一保健”双因素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有五个层次: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个层次像阶梯一样从低向高，一个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转向另一个层次的需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表明，针对人的需要实施相应激励是不可能的;但激励人们努力的方式不应是单一的，当物质激励提供的激励效果下降时就应增加精神激励的内容;要根据人的不同需要和不同的社会环境，设计相应的激励方案。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被奥尔德弗概括成ERG理论，即生存(Existence)、关系(Relation-ship)和成长(Growth)理论。随后，赫兹伯格对满足个人需要的效果提出了“激励一一-保健”双因素论，认为仅仅是满足人的需要还不能排除消极因素，就如卫生保健不能直接提高健康状况而只能有预防作用那样，满足需要可以认为是消除个人不满和抵触情绪的一种“保健因素”，更应注重“激励因素”对人的作用，这样才能使满足人的各层次需要的工作收到提高生产率的实效。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对具有高目标值的企业家或经理人员的激励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认为人的基本需要有三种:成就需要、权力需要和情谊需要，具有强烈成就需要的人，把个人的成就看得比金钱更重要。麦克利兰提出的成就需要理论对研究风险投资家的激励方式具有更为直接的作用。
(二)过程激励理论。
过程激励理论着重研究人的动机形成和行为目标的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是弗洛姆(V.H.Vroom,1964)的期望效用价值理论、亚当斯(J.S.Adams,1963)的公平理论以及波特(L.Porter)和劳勒(E.Lawler)的期望论模型等。这些理论研究表明:根据人们的行为动机以及目标设置，将个人需要、期望与工作目标结合起来，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弗洛姆对于如何提高激励因素的激励力，提出了“期望模式理论”。他认为，某一行动成果的绩效，以及期望机率一一个人认为某一行动成功可能性的程度—直接决定了激励因素的作用大小。如果他认为达到目标的期望值很高，就会有信心、有决心，就会激发出强大的力量。但如果他认为目标太低，就会鼓不起干劲，失去内部的动力。在弗洛姆的“期望模式理论”基础上，美国的波特和劳勒于20世纪60年代末建立了期望论模型。该模型认为激励力量的大小取决于多方面的变化因素，涉及当事人对该项工作的成功、所获报酬以及相关影响的认识和评价。这一理论所包含的内在激励的重要性在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把一项工作交给内在激励价值高的人比交给内在激励价值低的人会产生更大的激励效果。亚当斯的公平激励理论强调工作报酬相对公平的重要性，认为同等的报酬不一定获得同样的激励效果，只有通过纵向比较(即把目前投人的努力与目前所获得的报偿的比值，同自己过去投人的努力与过去所获报偿的比值进行比较)和横向比较(即将自己获得的报偿，包括金钱、工作安排以及获得的赏识等与自己的“投人”，包括教育、努力及耗用在职务上的时间等比值与组织内其他人作社会比较)，才能知道同等报酬是否具有相同的激励效果。如果激励机制的设计违背了公平原则，将会导致激励效果的下降。
(三)综合激励模式理论。
综合激励模式理论是由罗伯特·豪斯(RobertHouse)提出的，主要是将上述几类激励理论综合起来，把内外激励因素都考虑进去。内在的激励因素包括:对任务本身所提供的报酬效用价值;对任务能否完成的期望值以及对完成任务的评价。外在的激励因素包括:完成任务所带来的外在报酬的效用价值，如加薪、提级的可能性。综合激励模式表明，激励力量的大小取决于诸多激励因素共同作用的状况。
管理激励理论以人的需要为基础，对激励的过程进行深人细致的研究，确定影响因素，寻找科学和多样化的激励方法以期提高激励效果的有效性和充分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它克服了由泰勒首创的科学主义管理强调以物为中心的“物本管理”在人的激励方面存在的不足。但另一方面，管理激励理论侧重于对一般人性的分析，服务于管理者调动被管理者积极性的需要，并没有针对管理者本身的专门激励理论，而风险投资基金中的激励与约束恰恰是对风险投资家的即管理者的激励与约束问题。尽管如此，但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研究的主题是“投资者对风险投资家激励与约束”问题，其实质是一个“管理高层管理者”的问题;二是风险投资家具有一般的人性特点，即具备管理激励理论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因而，管理激励理论仍可作为设计对风险投资家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理论支撑。
投资基金论文范文3
[关键词]市场环境；理性预期；风险和收益；投资风格
从1987年中国银行和中国信托投资公司首先开展基金投资业务,1999年底,中国基金业的资产规模只有577亿元人民币,到2006年底,基金资产已达到了6220亿份、8564亿元的规模。截至2006年12月31日,包括53只封闭式基金在内,我国已有53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321只基金可供投资者选择。而基金,也逐渐开始成为主流金融投资工具之一,基金的选择也变得更加重要。
一、投资环境因素
投资环境分为两部分,一是国际国内整体经济运行态势,以及人们对投资的关注热情度;二是在整个资本市场中,人们对几类主流金融工具的偏好形势等。比如,发展良好,稳步增长的经济态势会加大对投资的需求,人们也对投资倾注较高的关注,这些将培养良好的外部投资环境。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生态环境急需调整,人们对金融产品的信心降低。这势必会是短期内消极的投资环境。
而基金,作为主流金融投资工具之一,其在资本市场内的投资环境也会受其他金融工具的影响。比如,在中国2008年上半年股市泡沫破灭之前,大家纷纷在股市开户,盼望能分得大牛市的一杯羹;而当股市泡沫破灭之后,风险收益处于中等的基金受到了很多普通投资者的青睐。因此在选择基金之前,首先要分析下投资环境,并且能根据现有情况对后市进行合理预期。
二、投资者的预期
投资者预期包括投资者个人的投资目标,风险承受能力。如果说上面的因素是宏观层面的,那投资者预期便是微观层面的基石。只有在基于投资者预期,才能做出对投资者有参考价值的评价。
个人投资目标,比如有人希望短期内能获利购置不动产,又比如有人希望长期投资于价值增长。因此投资目标往往对获利额和投资期限搭配产生影响。个人风险承受能力影响其投资的基金类型和风格。若不愿承担太大的风险,就考虑低风险的保本基金、货币基金;若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则可以优先选择股票型基金。股票型基金比较合适具有固定收入、又喜欢激进型理财的投资者。承受风险中性的人宜购买平衡型基金或指数基金。与其他基金不同的是,平衡型基金的投资结构是股票和债券平衡持有,能确保投资始终在中低风险区间内运作,达到收益和风险平衡的投资目的。风险承受能力差的人宜购买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因此在评价基金的过程中应将其与投资者预期相结合考虑。
三、风险和收益因素
风险收益的分析必定是整个评价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风险方面,可以引入特雷诺指数、夏普指数和詹森指数等指数来直观地表明;与基金相关的流动性风险等也应该指出。收益方面,则出了短期内的收益,收益排名等,还应该着重参考其收益持续性,以及历史收益记录,以求尽可能全面客观地把握。而最为重要的是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基金有不同的风险收益评价。不能用同一指标来评价不同类型的基金。
四、投资策略
投资策略往往从投资长短期限搭配和基金风格差异配置来说。基金类型和风格,以及其近期走势,收益风险指标是否符合投资者的投资策略,这将对投资决策效益起到很重要的影响。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特征,按照公布的基金投资风格进行投资的选择,这样可以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选择成本,便于准确评价基金业绩。但是,在选择投资风格不同的基金时,为了降低组合收益的波动,增强投资的稳定性,使基金投资在各个阶段都能够获取较好的收益,投资者应把可能好的基金拿来进行一揽子投资。在此时,就涉及到组合中基金的投资风格选择问题。
1.投资风格与基金收益的关系
不同投资风格的基金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表现不同,具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威廉•夏普(WilliamF.sharp,1992)曾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共同基金1985年到1989年每月的业绩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发现基金业绩中90%以上的部分是由基金投资风格决定的。威廉的部分研究可总结如表1,大约90%的投资组合收益都归功于某种投资风格,而只有10%的收益来源于个股选择。也就是说,尽管共同基金所持有的个股不同,但具有类似风格的基金在一段时间内的收益没有多大区别。
Sharp的研究还表明,各种风格投资间的业绩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就1980年到1991年美国证券市场中,不同的风格组合间的年度收益差率进行研究。结论是在这11年间,大市值与小市值风格组合年度收益差率最大的一年达到了18%,大市值成长型股票风格组合与价值型风格组合年度最大收益差率达到23%,而中等市值价值型与成长型风格组合年度收益差率高达24%。由此可见,在各种投资风格间进行转换可以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
2.投资者与基金经理的关系
由于多种因素限制,投资经理很难同时成为多种风格的投资专家。因此在考虑投资组合时,投资者需承担起控制整体资金风格倾向程度的职责。不同的基金经理只需保持自己的投资风格并努力在自己的领域内达到最优即可。
投资者的职责如下:
(1)了解并判断各基金经理的风格倾向及相互间的重叠程度。
(2)了解并预测不同投资风格的业绩趋势及持续时间。
(3)根据对风格业绩的预测,调整资金配置,控制整体预期
五、其他因素
基金的交易成本,费率;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能力等。
参考文献:
投资基金论文范文4
[关键词]基金监管博弈论
一、相关文献回顾
俞国平、邹川达（2000）从监管体系、政府监管、行业自我监管和基金内部监管角度入手，分别介绍了美国集中监管为主的体系和英国自律监管为主的体系，并认为我国现在对基金的认识不够，比较适合使用集中型的监管体系，应该加强对基金业的立法并另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
陈明生（2003）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入手，认为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存在于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业中，对投资基金的治理和监管要从这个方面入手。在治理和监管体系中要注意治理和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建立完善的风险评级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加强基金行业的自律监管。
王刚、凌媛（2006）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在基金监管体系中的四个参与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并根据博弈论原理简单分析参与主体的关系，认为证监会要建立合理的激励制度，托管人要加强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的管理。
以上文献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问题，都认为我国基金监管的关键在于基金行业的自律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对基金行业监管没有进行定量分析，现有的分析比较简单。现从博弈论的角度入手，将四个监管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定量化，从而建立模型，并以此为依据给出政策建议。
二、参与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在现有的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体系中，有四个参与主体，分别是证监会为主的监管机构、托管银行、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四个主体在监管体系中担任不同的角色。
证监会等监管机构主要负责监管证券投资基金机构的业务活动，监督基金业的信息披露情况，对违规的行为进行查处等。证监会的监管成本可以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部分。固定成本包括监管人员的工资支出和培训费用等，用C1表示，是固定不变的。可变成本包括监管人员的差旅费、现场办公费用等费用。可变成本随着监管力度的变化而变化，监管力度越大，可变成本越大。如果监管力度大，则可变成本用C1′表示，如果监管力度小，则可变成本用C1″表示，可知C1′＞C1″。而证监会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向基金收取的监管费用。证监会按年交易额的0.04‰向证券投资基金收取监管费，用S1表示。
托管银行主要负责保管基金财产，办理基金托管业务的信息披露事项，对基金的定期报告出具意见，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托管银行的成本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部分是固定成本，另一个部分是措施成本。固定成本指托管银行对监管人员支付的工资和费用、信息披露的文件制作等，它不随监管力度的改变而改变，用C2表示。措施成本可以理解为当托管银行发现基金管理人出现违规现象采取措施的成本，包括报告证监会的费用，协助调查费用和由于举报而带来的潜在的收入损失，用C2′表示。托管银行的收益主要包括托管费用收入，用S2表示，而如果托管银行不能很好地执行监管义务，则可能面临处罚和赔偿，这部分收益可以看作是负的，用-S2表示。
基金持有人作为基金的所有者，有权获得基金的投资收益，参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投票，以及了解基金的信息资料。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是很难的，其监管成本也相应地比较高。基金持有人的成本包括了解关于基金的相关信息、收集关于基金的资料以及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费用等。如果基金持有人积极参与对基金的监管，可以认为成本为C3，而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监管没有热情，则可以认为持有人的监管成本为0。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提出诉讼，那么在成本计算中还要考虑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用L表示。而基金持有人的收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基金持有人对基金投资收益的分享，用S3表示；一部分是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提出诉讼，要求赔偿，用S3′表示，同时，基金持有人会由于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导致损失的发生。
基金管理人主要负责对募集的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编制定期报告和信息披露及向基金持有人分配投资收益。基金管理人在监管中的成本是当管理人出现违规行为的时候监管主体对基金管理人的惩罚措施，包括罚款、吊销执照等，用C4来表示。而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如果基金管理人没有违规操作，收益就是管理费用和手续费等收入，用S4表示，如果基金管理人违规操作，收益除了管理费用和手续费以外，还包括通过违规操作而获得的超额收益S4′。
三、监管主体的博弈论分析
根据以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可以看出，监管主体间成本收益的关系就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的方向和可能性。下面用博弈论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监管主体间的行为。
1、证监会与基金管理人的博弈
证监会作为监管的核心，其行为可以分为严格监管和不严格监管。基金管理人选择自己的行为，是违规操作还是不违规操作。假设如果证监会不严格监管，他不会发现基金管理人违规。所以，他们之间的博弈可以看成是一个静态博弈，其得益矩阵如表1：
从得益矩阵中可以看出，因为C1′＞C1″，严格监管相对于不严格监管来说是严格下策，证监会在监管中会选择不严格监管。而如果C4＜S4′，不违规相对于违规来说是严格下策，基金管理人会选择违规，那么该博弈的Nash均衡就是（违规，不严格监管）；如果C4＞S4′，那么违规对不违规来说是严格下策，基金管理人会选择不违规，那么该博弈的Nash均衡就是（不违规，不严格监管）。
2、基金管理人与托管银行间的博弈
基金管理人和托管银行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由于托管银行保管着基金资产，则托管银行对基金管理人的行为是完全了解的，即如果基金管理人违规操作，托管银行就会发现。所以，托管银行的选择是在基金管理人违规的情况下是否举报和协助调查。基金管理人与托管银行间的博弈可以看成是一个完全且完美的动态博弈，该博弈的扩展形如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如果C4＞S4′和S2′＞C2′，策略组合“基金管理人在第一阶段选择‘不违规’；托管银行如果有第二阶段选择‘行动’”，是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Nash均衡。如果C4＜S4′和S2′＞C2′，策略组合“基金管理人在第一阶段选择‘违规’；托管银行在第二阶段选择‘行动’”，是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Nash均衡。如果C4＞S4′和S2′＞C2′，策略组合“基金管理人在第一阶段选择‘违规’；托管银行在第二阶段选择‘不行动’”，是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Nash均衡。
3、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间的博弈
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的关系是委托－关系。基金持有人的监管选择与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可以看成是一个静态博弈。而如果基金管理人违规，则基金持有人有权提出诉讼。基金持有人是否诉讼可以看成是该静态博弈后面的一个动态博弈。假设基金持有人的诉讼是可信的威胁，而且如果基金持有人不监管基金管理人，则基金持有人不会发现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那么该博弈的扩展形如图2：
其中，
A=（-C4+S4+S4′，S3-W-C3-L+S3′）
B=（S4+S4′，S3-W-C3）
D=（S4，S3-C3）
E=（S4+S4′，S3-W）
F=（S4，S3）
从图2可以看出，如果S3′＞L且C4＞S4′，则基金持有人会选择“不违规”，而若C4＞S4′，则基金管理人会选择违规。所以，如果，S3′＞L，S3′＞W+C3且S4′＞C4，最优策略为“基金持有人‘监管’；基金管理人‘违规’；基金持有人‘’”；如果，S3′＞L，S3′＜W+C3，最优策略为“基金持有人‘不监管’；基金管理人‘违规’；基金持有人‘’”；如果S3′＜L，最优策略为“基金持有人‘不监管’；基于不对称的存在，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是很难的，其监管成本也相应地比较高。基金持有人的成本包括了解关于基金的相关信息、收集关于基金的资料以及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费用等。如果基金持有人积极参与对基金的监管，可以认为成本而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违规’；基金持有人‘不’”。
四、政策建议
1、在证监会的监管制度上要充分考虑一定的激励机制。从第一个博弈可以看出，严格监管的成本要高于不严格监管的成本。如果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证监会选择不严格监管。如果从对违规基金的罚款中抽出一部分给证监会，作为对其严格监管的奖励，该奖励可以弥补严格监管带来的成本支出，那么证监会的最优选择就会是严格监管，从而有效地提高证监会进行基金监管的积极性。
2、要加大对违规基金的惩罚力度。从以上三个博弈分析都可以看出，如果对违规基金的罚款大大超过基金通过违规所得，那么多数基金的最优选择都是不违规。所以，我国对违规基金的惩罚力度要加大，尤其要在剥夺违规基金的非法所得的基础上，还要对违规基金进行进一步的惩罚，从而减小基金的违规冲动。
3、加大对包庇违规基金的托管银行的惩罚力度和减少托管银行的行动成本。从第二个博弈可以看出，托管银行是否会对基金的违规行为及时采取措施，主要考虑的是托管银行包庇违规基金的惩罚力度和对违规行为采取措施的成本。所以，一方面要加大对包庇违规基金的托管银行的惩罚力度，可以考虑剥夺其托管资格和进行罚款；另一方面要减少托管银行采取措施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要保护托管银行的监管地位。
4、保护基金持有人的监管积极性。我国基金持有人的监管积极性不高，其主要原因就是监管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所以，要保护基金持有人的监管积极性，最重要的就是要降低基金持有人的监管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加强基金信息披露的监管，充分披露基金信息，降低基金持有人收集信息的成本；其次，对积极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基金持有人给予一定的补助，从而降低基金持有人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成本；最后，保护基金持有人的权力，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违规的属实，对基金的惩罚要考虑对基金持有人的损失的补偿，包括基金持有人的费用以及基金持有人由于基金的违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3]王刚，凌媛.我国基金业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从博弈论的视角[J].特区经济，2006（1）.
投资基金论文范文5
献程度。本文根据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实际情况,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
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策性资产配置在时间序列上对同一
基金的业绩起着重要作用,基金积极管理程度与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不同基金业绩差异贡献程
度的关系不明显。
关健词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效率面板数据
一、引言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是指基金管理人决定如何在可投资的资产类型股票、债券
和现金等之间分配资金的过程。资产配置策略依据投资政策指导思想的不同分为战略
性资产配置策略,简称为与战术性资产配置策略
,简称为两种。战略性资产配置策略是指基金为了实现长期投资目
标而决定在不同资产类别之间进行配置的投资政策,它是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
的核心任务,又称为政策性资产配置。战术性资产配置策略是投
资者充分抓住由于宏观和微观经济层面的变化而导致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偏离其内在
价值的市场机会,通过选时主动地调高或者降低不同资产类别的配置比
例,其效果也称为“选时效应’,。①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效率研究,旨在度量资产配置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绩的贡献程
度,它有助于基金管理者深人了解资产配置对于同一只基金在时间序列上业绩变化的贡
献程度,有助于深人了解不同基金之间业绩差异的根本原因,有助于基金管理者根据各
自的特点构建投资管理体系和研究开发不同类型的金融创新产品。本文在对国外证券
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效率分析方法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
实际情况,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效率进行
实证研究。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有关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效率的研究,最早形成体系的是,
和,简称,他们论证了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于基金业绩在时间序列上
变动的贡献程度为,远远超过“市场选时”及“证券选择”对基金业绩的贡献程度,
由此认为政策性资产配置是决定基金业绩最重要的因素①。,和
,简称,采用一年家大型养老基金季度收益率和资产配置
比例的数据,重新验证了文章的研究结论—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于基金业绩
在时间序列上变动的贡献程度为,政策性资产配置是决定基金业绩最重要的
因素②。
国外学者在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的效率分析方面,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由
和简称《〕年提出的,他们认为和的研究虽然
解释了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于同一基金在时间序列上业绩变化的贡献程度,却存在以下两
个方面的缺陷一是和并没有解释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于不同基金之间的业绩
差异的贡献程度二是和并没有解释基金收益水平有多大比例归因于资产配
置政策的收益水平。《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基于政策性资产配置对共
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的贡献程度的中位数分别为和,认为政策性资产配置对
于基金业绩在时间序列上变动的贡献程度大约为。第二,在基金业绩横截面贡献程
度的研究方面,对养老基金的年期收益率和共同基金的年期收益率进行分析,基于
政策性资产配置对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在横截面上的收益率的贡献程度分别为和
,认为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不同基金之间业绩差异在横截面上的贡献程度大约为
。第三,如果基金业绩水平的以上可以由政策性资产配置的收益水平所解释,
则意味着基金积极管理是徒劳的,但是对于一些优秀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而言,实施积
极管理可以获得超越基准收益的业绩,此时基金业绩水平不能全部由政策性资产配置所解释,还有一部分要归因于基金积极管理。①
但无论是、还是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还是简单的
回归,即将每只基金的实际收益率沿时间序列对政策性资产配置收益率作回归,得到每
只基金的决定系数,并进一步得到所有决定系数的均值、中值和分布统计数据。所有决
定系数的平均值就是政策性资产配置对基金业绩的贡献程度。而面板数据
是指对不同时刻的截面个体作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模型是一
类利用合成数据分析变量间相互关系并预测其变化趋势的计量经济模型。因此本文通
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三、实证研究
一研究目的
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效率进行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目的
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于同一基金业绩在时间序列上变动的贡献程度。
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于不同基金之间在横截面上业绩差异的贡献程度。
基金积极管理程度与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不同基金业绩差异贡献程度的关系。
二样本选取
本文以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为总样本,从中选取符合
以下标准的基金作为研究对象基金规模至少在亿元以上成立并且运作时间
至少年以上在所有的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中,剔除指数型基金、增强指数型
基金、债券型基金、保本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研究对象主要限于股票型基金—成长
型股票基金、价值型股票基金、平衡型股票基金、配置型股票基金。②依照上述选择的标
准,本文从深沪两市上市的全部家封闭式基金中选取了家,扣除了三只指数型封闭
式基金基金普丰、基金景福和基金兴和对于开放式基金而言,由于我国开放式基金大
发展的时期是在年以后,最终列人研究对象的开放式基金有家,他们分别是华夏
成长、国泰金鹰增长、华安创新、博时增长、嘉实成长、长盛成长价值、大成价值增长、富国
动态平衡、易基平稳增长、融通新蓝筹、银华优势企业、南方稳健成长、鹏华行业成长和宝
盈鸿利收益。据此,纳人研究样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总数为家。
人选的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的研究周期都为年月日一拓年月
日,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为了保证所有人选的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的数据保持平衡
第二,满足基金成立并且运作时间至少年以上的条件,获得足够的数据
第三,我国开放式基金大发展时期是在年以后,而且年以后基金才开始重视资产配置在基金投资管理中的作用
第四,我国最后一批在世纪年代初期成立的投资基金经过证监会的清理和规
范,纷纷在年底一年成功转型为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例如基金融鑫年
月日上市,基金久富年月日上市为了扶持经过清理规范而成立的新的基
金管理公司,证监会同时又批准他们发行了最后一批封闭式基金,例如基金通乾
年月日上市,基金久嘉年月日上市,基金丰和年月日上市,基金
银丰年月日上市。
第五,年以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运作很不规范,管理层监管不利,导致“基金
黑幕”的发生,基金运作过程中普遍存在融资融券、通过国债回购放大资金和缴纳少额保
证金可以申购数倍资金数量的新股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等等,都导致年以前大部分
基金的资产配置中“股票市值”和“债券和货币资金市值”占基金总净值的配置比例之和
大于的奇异现象。
第六,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建仓周期一般为发起成立以后的个月,在此期间各类
资产的持仓比例可能会有较大幅度的变化,并且基金不对外公布其净值和投资组合报
告。个月以后,基金的投资运作已进人正常状态,就要按规定定期公布净值周报、季报、
中报和年报。因此每一只基金具体的研究周期从其成立之日起个月以后开始计算,即
要求是年月以前成立的基金。
三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
数据来源
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的资产类别主要包含股票、国债与现金三大类。数据周期
均为季度数据,我们可以从基金投资组合季度报告、中期报告、年度报告和净值公告中计
算基金每个季度的实际资产配置比例和实际收益率。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深圳证券交
易所、大智慧软件和各基金公司网站。
资产配置效率分解分析框架和数据的处理其中,‘在资产类别上的实际权重。在资产类别上的政策性资产配置比例
在资产类别上的实际收益率凡‘在资产类别上的政策性资产配置收益率。
我们主要用季报中的“债券与货币资金市值
,”和“股票市值”两类数据,并由此计
算出“债券与货币资金所占比例”和“股票所占比例”作为每个基金的实际配置比例、,四研究方法
本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效率进行实证研
究。考虑到我国各只基金存在规模、净值变化和资产配置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性,本文采
用变截距模型玖‘二、月‘。下‘。。参数‘和月‘都是个体时期恒
量,其中截距项‘代表了截面单元的个体特征,它反映了模型中被遗漏的体现个体差异
变量的影响,其取值只受截面单元不同的影响。‘是不可观测因素,随机扰动项“。则代
表了模型中被遗漏的体现截面和时间序列同时变化的因素的影响。截距和斜率参数假
设回归斜率系数相同齐性但截距不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面板数据模型仅仅就
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推论,宜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了减少截面
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模型的估计方法选取广义最小二乘法璐。另一方面,如果
是以样本效应对总体效应进行推论,宜选取随机效应
模型。在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的时候,模型不能是变系数,不能包括自回归项,也不
能使用加权平均,估计方法只能使用非加权。由于本文是以纳人研究对象
的只封闭式和开放式基金作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样本,是以样本效应对总体效应
进行推论,故选取随机效应模型。本文运用的计量软件是一。四、实证结果
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政策性资产配置效率的面板数据模型
对家股票型封闭式和开放式基金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二‘月’尸。下‘“。,
采取随机效应模型,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绩在时间序列上的贡献程度为。
二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战术性资产配置效率选时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
表“资产配置效率分解分析框架”中的第二象限“政策性和积极资产配置收益”选
时不选股,用符号表示等于实际资产配置比例与基准指数收益率乘积的和,用公式
表示干凡,从而可以获得各家基金“选时不选股”收益率的时间序列。,对只
股票型封闭式和开放式基金建立随机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二、洲人污“‘“。,
得到估计结果见表。从表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决定系数为,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回归系数口
为,估计标准误为,检验统计量为,在水平下高度显著,一检验
值为,证明残差无序列自相关。豪斯曼检验构造的一统计量的
检验值为,相伴概率值为,接受原假设,即模型选取随机效应是正确的。
这表明“选时不选股”对我国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业绩在时间序列上的贡献程度
为。
依据表“资产配置效率分解模型”,战术性资产配置选时效应对基金业绩的贡献
程度等于第二象限“政策性和积极资产配置”选时不选股与第一象限“政策性资产配
置”即不选时也不选股贡献程度的差。战术性资产配置对基金业绩的解释程度为
一。因此,政策性资产配置远远超过了战术性资产配置对基金业
绩在时间序列上的贡献程度,这也证明了我国基金没有显著的“选时”能力。
三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于不同基金之间业绩差异的贡献程度
我们采用横截面数据分析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于不同基金之间业绩差异
的贡献程度。我们将纳人研究样本的只封闭式和开放式基金作为一个研
究整体,先将每只基金每季度实际收益率‘,,和政策性资产配置收益率‘,
分别进行几
何平均,转化为复合年均实际收益率‘和复合年均政策性资产配置收益率‘再将
和‘汇总形成横截面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刀理。,将‘对‘作横截
面回归,所得到的决定系数可以代表政策性资产配置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之间业绩差异
的贡献程度,并与美国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进行对比见表。从表中发现,政策性资产配置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之间业绩差异的贡献程度为
,要远远低于美国共同基金的和养老基金的。这表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
之间的业绩差异不是来源于政策性资产配置,主要来源于基金经理的选拔、股票的选择
和各资产类别的风格选择②等积极管理罗
因素。
四积极管理程度与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不同基金业绩差异贡献程度的关系
本文将符号界定为衡量基金积极管理程度的标志,将上述样本估计结果对
应的现有积极管理程度设定为二如果基金经理提高现有的积极管理程度,那么
,本文设定二如果基金经理降低现有的积极管理程度,那么,本文设定
再依据公式几。,一‘,‘对纳入研究样本的只封闭式和开放式
基金中的每只基金各个时期的实际收益率进行相应的调整
然后,再依据公式厂夕厂,几⋯厂一进行几何平均
最后,建立模型。’月尸‘十二‘,将几何平均年度化总收益率,’与资产配置收
益率进行回归,得到的决定系数代表积极管理程度与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不同基金业
绩差异贡献程度的关系,并与美国共同基金进行对比见表。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积极管理程度与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不同基金业绩差异贡
献程度呈现负相关的关系积极管理程度越高,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不同基金之间业绩差
异的贡献程度越小积极管理程度越低,政策性资产配置对不同基金之间业绩差异的贡
献程度越大。另一方面,积极管理程度变化使政策性资产配置对我国基金业绩差异贡献
程度的波动性远比美国共同基金的小,改变既定的积极管理程度,使政策性资产配置对
我国基金业绩差异贡献程度的影响不明显。五、结论
政策性资产配置在时间序列上对我国同一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起着重要作用。
政策性资产配置对我国同一基金业绩在时间序列上的贡献程度为,远远超过了
战术性资产配置的贡献程度,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没有显著的“选时”能力。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之间业绩差异主要来源于基金经理的选拔、股票选择和各资产
类别的风格选择等积极管理因素。政策性资产配置对我国不同基金之间业绩差异的贡
献程度为,远远低于美国共同基金的和养老基金的。
积极管理程度与政策性资产配置对我国不同证券投资基金业绩差异贡献程度的
关系不明显。积极管理程度与政策性资产配置对我国不同基金业绩差异贡献程度呈现
微弱的负相关性,并且这种负相关性的波动性远比美国共同基金的小。
投资基金论文范文6
关键词：证券；基金；收益分配
1证券投资基金收益的范围
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是指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基金所募集的资金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投资所取得的收入。与一般工商企业相比较，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会计主体，其收益的范围以及确认标准问题历来存在争议，但由于收益范围的界定又在相当程度上关系到收益的分配方案，影响各方经济利益，所以必须要加以明确。目前，世界各国和地区大致有以下三种有代表性的收益范围。
①大口径方式，这种方式以日本为代表，认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应包括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债券利息、其他利息和已实现资本利得(或损失)。
②中口径方式，这种方式以美国为代表，认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应包括现金股利、债券利息、其他利息和已实现资本利得(或损失)，不包括股票股利和未实现的资本利得(或损失)。
③小口径方式，这种方式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只包括现金股利、债券利息和其他利息，不包括股票股利和资本利得(无论资本利得是否已经实现)。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投资收益以及其他收入。利息收入包括债券利息收入、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存款利息收入、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等。投资收益包括股票投资收益、债券投资收益、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基金投资收益、衍生工具投资、股利收益等。基金的收益分配应当以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基准计算。期末可供分配利润指期末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低值。如果期末未分配利润的未实现部分为正数，则期末可供分配的金额为期末未分配利润的已实现部分；如果期末未分配利润的未实现部分为负数，则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金额为期末未分配利润（已实现部分扣减未实现部分）。
2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和比例
证券投资基金相对于固定收益证券，价格波动性更大，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也相对更高。同时，在基金收益分配中投资者的话语权不高。因此，为了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世界各国都强制规定了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充分分配制度。例如，美国的法律规定，基金必须将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的95%以上分配给投资者，一般是每季度发放一次：基金的资本利得部分可以分配给投资者，也可以留在基金内继续投资。收益分配以现金形式分配，但投资者可以选择自动再投资。在日本，基金的收益原则上每年分配一次，所有的股利和利息应全部分配。对于资本利得，在弥补上期亏损后，剩余部分的10%应分配给投资者。累计未分配的资本利得在基金运作期满后，再一并分配。我国台湾地区要求基金的分配一般应当一年一次，并在会计年度结束后3个月之内进行。利息和股利全部分配，已经实现的资本利得也可以分配。分配采用现金方式的，投资者可以将分配的收益再投资。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封闭式基金的收益分配必须采取现金方式，每年不得少于一次，年度收益分配的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年度净收益的90%。开放式基金按规定需在基金合同中约定每年基金收益的最多次数和基金收益分配的最低比例，分配应当采用现金方式，但投资者可以事先选择将所获分配的现金利润，按照基金合同有关基金份额申购的约定转为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事先未做出选择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支付现金。同时，基金当年收益应先弥补上年亏损后，才可进行分配，如果基金投资当年亏损，则不应进行收益分配。
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对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的规定相比，我国对基金收益分配规定的
弹性空间更小，主要表现在：
分配方式上，我国要求以现金方式进行分配。而在美国和日本，投资者有更大的选择权，既可以选择现金分配，也可以选择将分配的收益再投资。
分配比例上，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净收益的实际分配比例大大高于美国和日本。我国要求证券投资基金分配的收益不低于基金当年净收益的90%。而在美国和日本，只是要求将收益中的利息收入的绝大部分分配给投资者，资本利得部分参与分配的比例很低(如日本的10%)，或者是可以不参加分配。
3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存在的问题
我国关于基金收益分配的法律规定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保证投资者能及时、安全的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3.1基金资产变现问题
基金在进行收益分配时，为了换取收益分配所需的现金，必须在之前大规模得将股票等证券资产进行变现。在股票的大幅卖出和买入过程中，不断存在比较大的冲击成本和交易成本，还需要较长时间完成建仓，有可能错过市场机会，存在很大的机会成本损失。这部分损失将由投资者承担，影响了投资收益。尤其当处于一个持续的牛市中时，为了分配收益而变现资产所造成的损失会更大。作为一种法规政策，我们认为目前强制要求基金以现金形式分配不低于90%的净收益的规定是不足取的。事实上，基金每年较为集中地变现证券，已经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3.2基金收益分配的规避问题
大多数的基金管理公司在收益分配问题上一直都表现的不够积极，即使有大的收益分配政策出现，都配合和服从于“基金净值归于面值(1元)”持续营销的需要。而且不少基金都通过基金分拆这一办法来达到规避基金收益分配的目的。假如某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某个基金投资品种原先的每份净值是2元，在基金份额分拆后，将原先的每份基金变成两份以后，其拆分后的每份净值就变成了每份1元。根据基金收益分配的条件可知，该基金管理公司就可以不进行基金收益的分配了。
Wind资讯统计显示，尽管经历了2006年到2007的大牛市，但仍有接近20只2007年之前成立的偏股型基金从2007年至今仍未分红。其中，华宝兴业、华安、华夏、上投摩根等基金公司旗下均有两只基金入选“铁公鸡”之列。
3.3推迟基金收益分配的时间问题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既包括基金管理公司做为管理基金的管理人和人所作出的“逆向选择”，也包括市场监管者制度设计本身的原因。由于投资者和基金管理公司之间存在比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作为人的基金管理公司并不会总以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有时甚至会牺牲委托人的利益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基金管理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做为基金管理人依据基金契约的规定获得基金管理费收入。基金管理费收入是按基金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股票型基金一般为1。5%)年费率计算。这也就是说基金管理费收入的大小最终取决于其所管理基金资产净值的多寡。无庸置疑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净值越大，也就可以收取的更多的管理费，而基金收益又包括在基金资产净值之中，这就导致了基金管理公司减少基金收益分配的数额或者推迟基金收益分配的时间。而这种基金管理公司利益最大化实现的基础恰恰是建立在损害其基金投资人利益基础之上的。
3.4基金收益分配不能满足不同投资者的要求
按照心理账户的理论，投资者们对各种资产进行投资时通常将这些资产划分成不同的层次，也就是放置在不同的心理账户，投资者对待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风险态度。低层的心理账户通常要求的收益比较低，如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信用级别高的债券等，相对而言投资者要求安全，稳定，投资者在这一层的投资表现出极强的风险厌恶。所以对待这一层的投资者要保证收益分配次数和分配金额。而在高层心理账户上的投资通常要求收益很高，具有很大的增值潜力，如投资于高成长基金、股票等。投资者也能够承受很大的风险，投资者在这一层的投资则表现出较强的风险偏好，因此对待这一层的投资者，他们追求的是长期的资本利得，所以收益分配次数和分配金额可以减少，但至少要保证规定的最低要求。而我国目前规定基金收益分配每年至少一次，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年度已实现利润的90%，并且应当采用现金方式，这种规定无法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对收益分配的要求。
4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的改进
首先，基金管理公司在设计基金产品时，应根据基金产品特性拟订相应的收益分配条款，使基金的收益分配行为与基金产品特性相匹配。
其次，基金管理公司在设计带有分红条款的基金产品时，应当在基金合同以及招募说明书中约定每年基金收益分配的最多次数和每次收益分配的最低比例。
第三，基金公司在上报产品的同时，要在基金合同以及招募说明书中约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的，基金收益分配方案中至少应载明基金期末可供分配利润、基金收益分配对象、分配时间、分配数额以及比例、分配方式等内容。
第四，基金合同以及基金招募说明书中应该约定：基金红利发放日距离收益分配基准日(即期末可供分配利润计算截止日)的时间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
最后，基金合同中若约定“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的条款，应详细说明该条款的含义，“例如，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参考文献：
［1］黄庆平浅议规范基金收益分配的机制[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8,(6).
［2］李俊英.我国公募与私募基金收益分配模式的制度比较[J].浙江金融,2007,(6).
［3］李国良.试论证券投资基金利润分配改进[J].会计研究,20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