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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政管理论文范文1
关键词：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伦理；行政行为人
自由裁量是当代行政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势。国家实现行政职能需要行政管理的能动性，而行政管理能动性的实现又依赖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既是行政法学、行政伦理学的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运用行政权力管理国家公共事务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实践问题。探讨行政自由裁量权，研究如何正确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对加强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行为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幅度、范围内，依照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结合行政管理的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通过主观判断而实施公务管理的权力。现代行政必然要求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广泛运用。王名扬教授在《美国行政法》中，详细分析了现代行政为何要被授予广泛的裁量权。他指出：现代社会变迁迅速，立法机关很难预见未来的发展变化；现代社会极为复杂，行政机关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决定；现代行政技术性高，专业性的法律，只能规定需要完成的任务或目的，由行政机关采取适当的执行方式；现代行政范围大，不可能制定行政活动所需要的全部法律，不得不扩大行政机关的决定权力；现代行政开拓众多的新活动领域，无经验可以参考，行政机关必须作出试探性的决定，积累经验，不能受法律严格限制；法律关于行为的种类和幅度规定即使存在诸多可供选择的规定，行政机关在具体适用时也需要自由裁量权，才能作出合理、公正的决定[1]。
行政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在实际运行中，容易造成权力滥用和显失公正的现象。权力从本质上看具有自我腐蚀和自我扩张的特性。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有着合法外衣的特殊行政权，如果运用这项权力时违背立法的精神和目的，以主观非善意、不正当的目的为先导的话，将因为权力的滥用而导致腐败。毋庸置疑，要实现依法行政，遏制行政权力的异化和行政行为人的腐败，必须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合理的规制。
从法律角度说，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制主要有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按照法定的授权、形式和程序实施行政行为，并对其行政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它主要审查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是否合法，是否超越了法定的幅度、范围而越权违法。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所实施的行政行为必须适度、公正，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和精神，基于正当动机和适当考虑[2]。目前，理论学界已形成共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除了理所当然地必须遵循行政合法性原则外，更应受制于行政合理性原则。但具体如何以合理性原则规制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实践中却缺乏可操作性。行政行为人的裁量必须符合公平、正义、适当、合理的理念，这不仅取决于行政行为人的执法水平，同时还受到行政行为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心理状态等因素的影响。现实中权力的运作方式、效率与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行为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这就是从行政伦理角度研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动因。
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本质
所谓行政伦理，指调整行政行为人在国家事务的管理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的，并能以善恶进行评价的行为规范以及制度、体制、规则、程序等行政构件所体现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倾向。行政伦理的本质在于追求行政过程的伦理价值及行政行为人的道德完善，即行政的道德化诉求[3]。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伦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就是一种伦理裁量权。有学者提出，确定行政自由裁量是适当、合理而非滥用权力，其评判标准包括：是否符合法律精神，是否正确理解法律原意，是否基于正当（动机）和适当（考虑相关因素或不考虑不相关因素）考虑，是否受先例和惯例约束，是否滥用程序自由，是否不行使或忘记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等等[4]。在这里，行政行为人的能动性被放在了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中心位置。它要求行政行为人依据理性来行使权力，侧重于考察行政行为人的主观意识领域，也就是行政行为人如何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加以合理控制，使公平正义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在行政伦理学领域，行政行为人是具有一定意志自由并能够运用伦理理性进行独立价值判定和道德决策的行政主体。他们根本性地受自身个体伦理自主性的约束，有能动的道德义务承担倾向，具有公共利益和个人私利的共同价值载体的特性[5]。
库珀对行政伦理问题的探讨告诉我们，同每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普通人一样，行政行为人必须同时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每一种角色都须承担一系列的义务和责任，有着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这必然会导致各种角色之间发生利益冲突，难免使行政行为人处于尴尬、矛盾之中。因此，行政行为人必须通过某种行为才能最终消解这些冲突。但对于采用何种行为，通常拥有很大的随意性。尽管法律和法规会从原则上对行政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角色规范，但它们通常只是给行政行为人的行为提供一些含义宽泛的倾向性指导，如何精确到具体实践中是行政行为人自己的任务。这样一来，对于拥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人来说，在随意性很大的情况下，要想做出负责任的决策，决策者的伦理素质和良知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如果说后现代社会中的政角色具有本质上不可避免的政治性和严重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就必须承认伦理关怀的重要性”[6]。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正说明了行政行为人并不是没有灵魂、没有任何意志自由的政治工具。国家和社会对行政行为人的伦理价值要求体现为：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创造性地使用法律和政策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忠实地执行国家法律和政策；提供高效率、高质量的服务；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等等。行政自由裁量权充分肯定了行政行为人的道德主体性，自由裁量领域就是一个法律作用式微，伦理道德大显作用的特殊领域。在这里，行政行为人的智识、德性得以充分展示，伦理道德得以检验，行政行为人的伦理道德状况往往成为决定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效果的关键因素。
有行政管理论文范文2
近年来，合规风险逐渐成为除信席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之外的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重要风险。随《商业银行台规风险管理指引》的，合规风险管理更引起了国内银行业的广泛关注。本文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合规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出发，结合邮储银行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加强合规风险管理的措施建议。
关键词：邮储银行；合规；合规风险管理。
近年来。国内外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暴露重大违规事件．财务损失数量惊人，机构声誉严重受损，严重危害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大量合规失效的案例表明，银行业金融机构正面临着巨大的合规性挑战。由于邮政储蓄长期只作为邮政的一个内设机构进行经营管理．其合规风险的管理机制相对比较薄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成立后，随着各种业务的广泛开展，其合规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亟待加强．
管理的质量和效率有待提高。
一、加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合规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①加强合规风险管理是邮储银行主
动适应金融业发展和外部监管新要求的
需要。随着银行业务的目益多元化、复杂
化和国际化，监管机构要持续跟踪单个机
构的风险变得日益困难。国际银行业和监
管当局清醒认识到加强银行合规管理的
重要性。20__年4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
会了《银行合规和合规部门》，明确了
商业银行应遵循的合规管理的十项原则。
中国银监会于20__年10月颁布了《商业
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对商业银行的合
规管理作了具体的规定。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要跻身国内商业银行的前列，必须加强
自身合规风险管理建设，主动做好合规管
理工作。以更好适应外部合规监管的需
要。
②加强合规风险管理是邮储银行持
续稳健规范经营，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的
内在要求。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必须以
规范经营和科学管理为基础。邮储银行在
开展业务过程中，随着经营压力和竞争压
力的与日俱增。一些机构和工作人员总是
片面认为“中规中矩会影响发展”．从而导
致在追求业务的片面发展过程中埋下了
隐患。而大量实践表明，具有良好合规风
险管理的银行必然具有持续竞争力，而这
种竞争力恰恰是能给银行带来财富收入
和声誉价值的不竭源泉。加强合规风险管
理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实现持续稳健经
营的内在要求，是完善全面风险管理、健
全有效内控体系的重要基础。
294 特区经济sfiedaizone economy 20__年8月
③加强合规风险管理是提高邮储银
行制度执行力的核心所在。近年来邮储违
规问题频频曝光．大案要案时有发生，综
观这些案件发生的机构。风险管理和内部
控制等机制在表面上有序运行，其实却因
没有合规经营而被架空。通过对中外资银
行风险管理质量的差异性比较发现，中资
银行其实不缺制度．真正缺的乃是执行
力。如果银行忽视、贬低、淡化合规经营和
合规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违规违法行为的
查处防范就会落空，重大案件自然会发
生，再好的制度、措施都会失灵。而合规风
险管理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就是为了
保证各项制度、政策和措施的贯彻落实。
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合规风险管理
的现状
．①对合规风险认识存在误区，合规管
理理念有偏差。有些银行认为在经营过程
中“只要不违法。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在
利益的驱使下挖空心思“打球”．玩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猫鼠游戏。有些银
行认为在经营过程中如果强调重视合规
必然会束缚企业的手脚，使企业的竞争力
和盈利能力减弱。有些银行认为合规管理
会助长员工被动的“不做不错，只求太平”
的消极态度，导致业务停滞不前．影响员
工工作热情和士气。
②合规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风险防
范和控制流程不严密。从目前情况看，邮
储银行在合规管理框架上仍存在一定的
缺陷。一是合规风险管理职责分散．邮储
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散落于稽核、审计、财
务等不同部门，缺乏统一的组织协调，政
出多门．这种模式使得合规风险管理职能
不能有效独立于经营职能。二是邮储银行
特别是基层机构还没有成立专门的合规
万方数据
风险管理部门，设置专门的合规管理岗对
合规风险进行统筹管理，还没有形成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全方位合规风险管理架
构。
③合规风险管理机制缺失，影响合规
的主动性和互动性。邮储银行内部缺乏系
统、规范的全面科学风险管理法规、制度
及操作规则，很多规章制度模糊、粗略．缺
乏可操作性。同时合规风险管理的激励约
束机制、问责制缺失，使主动合规者得不
到褒奖，违法违规行为得不到打击，“规”
的主动性和互动性得不到发挥。
④合规管理专业人才匮乏，队伍素质
有待提高。目前，许多基层邮储银行员工
来源于原来的邮政岗位，学历水平普遍偏
低，既懂金融知识又熟谙法规知识、风险
意识的合规风险管理人才严重缺乏。合规
管理只有在员工知法、懂法、守法和少数
违法者受到严肃惩处的情况下．才能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而目前邮储员工队伍素质
严重制约了合规管理发挥高效作用。
三、加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合规风险
管理的措施建议
①主动树立全行员工合规经营理念。
营造良好的合规管理氛围。积极主动倡导
合规风险管理，高层管理人员要率先垂
范．要带头强化决策和管理过程中的合规
意识．亲身传达强烈信息，并监督各部门
是否树立合规经营观念。要让合规经营理
念渗透到每个员工的血液中，让员工意识
到合规绝不仅仅是合规部门或合规人员
的事情．合规工作与银行的各个流程、各
个工作环节和每位从业人员都息息相关。
要改变过去那种“不踩红线就不能大发
展”经营观念。逐步树立合规是行为准则、
竞争优势，而不是障碍的观念，促使全员
所有员工在开展业务时都能遵循法律、规
则和标准。
②建立合规风险管理组织构架，明确
合规管理部门的职权。邮储银行要高度重
视合规
部门的建设，应根据自身经营特
点，组建一个独立的、强势的合规部门。可
以借鉴其它行合规部门设置的经验．在总
行及分行设立独立的合规风险管理部门。
在支行及以下机构可设立合规岗位。合规
部门的设置要强调有效性、独立性和被审
查性，确保合规部门不受干扰，同时它也
要受到内审部门的定期和独立的检查。邮
储银行还应配备足够的、素质较高的合规
管理人员，并制定科学、合理的合规部门
考核办法等。
③健全合规风险管理机制，提高风险
防控水平。建立科学的合规管理绩效考核
制度。量化、细化考核指标，实行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并把考核结果与相关人员的奖
惩挂钩，充分体现邮储银行倡导合规与惩
处违规的价值理念，使合规风险意识真正
贯穿于银行业务的整个流程。切实有效的
落实合规问责制，包括：制定明确的岗位
责任制、建立严格的问责制、认真贯彻落
实问责制等环节．加强对管理人员的合规
绩效考核，惩罚违规行为。建立诚信举报
监督机制，各级银行应为员工举报违规、
违法行为提供必要的渠道和途径，并建立
有效的举报保护和激励机制，鼓励员工举
报不合规行为。强化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有
效监督。
④强化员工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从
业人员整体素质。邮储银行应通过组织持
续有效的合规培训和教育项目，加强员工
对政治理论、经济金融、法律法规等方方
面面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
质和更新知识结构。通过合规培训，使员
工能明确理解银行在银行经营过程中必
须遵循的银行“合规法律、规则和准则”的
对象范围，充分系统了解和掌握银行的合
规政策以及相关合规规程和文件的具体
内容以及各自岗位的合规流程，形成～种
浓厚的合规文化。口
考文t：
[1]宋会．余志海，林力．农信社合规机制
建设研究[j]．南方金融，20__，(07)．
[2]徐勤德．关干加强农行合规文化建设
的探讨[j]．湖北农村金融研究。20__，(08)．
[3]刘谦．对加强农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
的思考湖[j]．湖北农村金融研究，20__，
(06)．
[4]许威骏．银行如何加强合规风险管理
[j]．现代金融，20__，(1 2)．
[5]王伟华．中资银行合规管理与银行再
造[j]．价值工程，20__，(07)．
[6]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课题组．国
有控股商业银行合规文化建设研究[j]．金融
论坛．20__．(60)．
[7]聂明．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m]．北
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__．
作者■介l
马英杰(1979年一)，男，河北易
县人，经济学硕士。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
学院金融系助教。
马珍珍(1980年一)，女。河北深
州人．管理学硕士．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
学院经济系助教。
吴淑梅(1980年一)，女，河北东
光人．河北科技大学电气信息学院硕士研
究生．
万方数据20__年6月却’edai zone e．co．omy特区经济295abstract：i n recent yea rs．com—p1 1 anee r1 s k s g radually become thes1 anlf{ca nt r1 s ks chl na’s commer—e1 a1 ba nks facl ng besl des c redlt
|r1 s k．ma r ket r1 s k and 0peratl 0n al
rj s k．w1 th”comme rcl a1 banks com—
d1 1 a nce r j 5k management gul de’
11 nes。1mdl ementl ng． comp]1 a nce
r1 s ks management ha s attracted w1 de
attentl on 0f comme rcl a1 bank’s han—
ager5．from the necessl t_y of chl na
postal savl n口s bank’s compl 1 ance
p1 s k management．thl s pa pe r g{mes
some advl ce on strengthenl ng com。
p1 1 arice r1 5 k marlagement wi th the
actu a]sltuatl 0n 0f chl na postal
savl ngs ban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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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政管理论文范文3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 问题 对策
一、前言
近年来，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存在一些问题，虽然我国出台了众多管理条例与政策，但是始终未能有效解决，因此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仍是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管理工作的薄弱环节。这就要求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对症下药，采取针对性的对策，提高资产管理水平，实现固定资产的保值增值。因此，本文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问题分析
（一）思想认识问题
众所周知，行政事业单位的所有资产全部属于国有财产，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意识的影响，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人员在思想方面，并没有认识到资产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甚至出现过度配置、中饱私囊等现象，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二）国有资产使用效率相对较低
随着我国公共财政政策的不断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在不断增加，如果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管理，势必会对影响其使用效益的提高。通过对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使用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对于国有资产的利用水平相对较低，存在大量的闲置资产，导致出现了许多贪污现象，部分国有资产流失或被不法侵占。同时，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导致国有资产使用效率较低，不能够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缺乏健全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现阶段，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尚未创建健全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这已经成为国有资产保值增的主要瓶颈，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固定资产采购、出售、管理以及报废等管理不规范，普遍存在不按照规章制度办理的现象；不重视实物管理与资产财务管理的有机结合、对国有资产的清查和核对等工作，资产管理部门与财务部门的权责不清，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执行力度不够，存在只记账不对账，出现账实不一现象，导致部分国有资产流失。
三、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对策
（一）强化思想认识
正如上文所述，国有资产管理人员和相关负责人的思想认识高度不够，严重的影响了资产管理质量。为了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水平，这就要求必须强化管理人员的思想认识和重视程度，并采用“胡萝卜+大棒”的方式（胡萝卜+大棒，一种奖励和惩罚并存的激励措施，源于“要想使驴子前进，在后面用大棒赶或者在前面用胡萝卜诱导”），首先，应该选择具有高综合素质、良好职业道德的人员从事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为提高资产管理质量奠定基础；其次，应该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和再教育，形成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确保其能够抵抗各种诱惑，热爱本职工作。
（二）提高国有资产使用率
针对我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使用率相对较低的问题，我国政府要尽快探索一套适合本行政区域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如建立科学的权责制度，确保每一份资产都具有相应的负责人，一旦资产管理出现问题，则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现阶段，我国政府逐渐提高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重要性的认识，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在政府以及行政事业单位的共同协作下，这样能够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良性循环，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国有资产使用率，促进行政事业单位的健康和长足发展。
（三）创建科学和完善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为了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水平和效率，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应该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资产管理经验和先进理念，如引进作业理念、流程理念等，基于上述理念对国有资产管理体系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和优化。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管理由许多流程组成，并且每一个流程都具有相应的作业，将作业划分成不同的任务，对所有的作业链进行优化，同时做好监督管理，具体做好如下方面的工作：首先，创建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加强培训和教育，提高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岗位设置进行分析，保证岗位设置的合理性和职责的明确性。其次，应该创建国有资产实物定期、定点管理制度，对于已经采购的固定资产，应该建立专门的档案库，并根据固定资产清查所消耗的财力、时间以及人力等，制定科学的清查周期和频率，并采取定点清查的方式，对已经采购的各项资产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所有采购的资产能够按照意图进行使用、管理、维修以及报废等。再者，应该建立科学的资产处置制度，行政事业单位在管理国有资产时，需要根据相关程序，实现报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进行审批，审批通过后，才能进行调剂、公开拍卖或者自行处理。最后，行政事业单位应该紧随时代的步伐，广泛的应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等，创建国有资产管理信息化系统，实现对所有国有资产管理的动态化、全面化以及准确化。
四、结束语
总之，通过对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现状进行分析，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要针对导致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采取针对性、有效性的解决对策，不断提高资产管理工作水平和效率，实现对国有资产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参考文献：
[1]郑莲.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研究[J].商业会计，2013，（6）：109-110
有行政管理论文范文4
关键词： 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企业第一责任人；行政赔偿
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作为一项特殊的产品，食品不仅具有反复性、日常性等特征，更是与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损害一旦发生甚至不可逆转。然而从食品工业产生开始，大小规模的食品安全事件就层出不穷从未停歇。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估计食源性病原体的污染每年大约导致7600万人生病，325000人住院，5000人死亡（Mead et al.，1999）。食源性疾病不仅影响了生产力，相当于是对人体能量的另一种赋税（FAO/WHO，1984）。虽然食品消费是私人物品，但与之相伴的食品安全所引发的疾病却会给医疗服务体系带来负担，给经济生产率带来损失。
2009年2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以第九章“法律责任”专章共15条的篇幅对违反《食品安全法》所应承担的行政处罚、民事赔偿以及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其对于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与此同时，近年来三聚氰胺、苏丹红、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发，犯罪违法成本较低无疑是当前大量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结果在一定层面上暴露出，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上存在内容滞后缺失或者操作程度低等问题。在此背景下，《食品安全法》在实施四年后即将启动新一轮的修订，“治乱用重典”的呼声日益强烈。当然，“重典”显然不仅仅意味着严刑峻法，动辄死刑。食品安全治理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各个环节，对于食品安全责任的规定也需要系统化思维。因此，“重典”应是明确规定和有效落实各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各项法律责任，规定不同层级和程度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在反复评价和反思的动态中发展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本文将主要运用法律责任理论和政府监管理论，分析中国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构成，梳理现有法律责任制度，并针对食品安全法律责任的不同类型，对《食品安全法》的修改和完善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强化民事责任机制：自我规制与损害赔偿
（一）食品安全：谁的责任？
由于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因此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在立法之初就在立法取向上采取了强化“命令与控制型（command-and-control）”的规制方式（高秦伟，2012），甚至实施排他性的规制，前者如废除了食品免检制度（原法第60条），后者如该法第三章对“食品安全标准”作出了专章规定，在立法技术上突出了食品安全标准制定（standard setting）的基本制度与制定程序（陈军，2009；高秦伟，2012）。
在食品安全责任设计上，现行食品安全也是强调政府规制，以政府责任弱化行业组织与企业责任。政府及相应行政部门集中承担了食品安全责任，过分依赖于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未能充分秉承“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未能有效实现政府监管与企业自我规制相结合。背后的原因显然是与食品行业的市场失灵以及诚信缺失密不可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社会从熟人社会迅速转型至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成为不少企业的唯一目标。在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接连爆发后，公众对于企业能够自我约束的信心跌至谷底，以政府行为干涉市场运作、以政府规制取代企业责任的呼声不绝于耳（国务院，2008）。但是事实上，在实践中，政府责任模式所导致的弊端却已经呈现。仅以三聚氰胺为例，在《食品安全法》实施仅一年后的2010年，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严令禁止的三聚氰胺重现奶业江湖，这对由立法刚刚确立的政府主导型的规制模式而言显然是个沉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有市场经济环境下，将食品安全责任完全交由政府掌控的这一“全能政府”的做法已经不再适用。
在2013年的机构改革中，中央层面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指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作用，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可见，本次机构改革的一大特色就在于着力实现政府的职能转变，落实到食品安全领域，以食品生产经营方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理念被重申，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在食品安全事件法律责任规定上重心的转移，使民事责任作为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中的首要责任。
（二）自我规制与损失赔偿
随着科学技术手段在食品领域的运用，现代食品在配方、标准、制作工艺等方面都已经愈加精细和高度技术化，因此无论是多么详尽的立法或者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会给企业留下宽泛而广泛的裁量空间，而执法更无法深入到每项产品的每一环节的所有程序中。因此，实现食品安全的必由之路就是要由市场取代监管，并进而弱化行政手段，强调企业责任。而其中关键就是实现企业和行业内部的自我规制。
自我规制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其几乎可以涉及非政府行为的所有方面（Cary Coglianese，2013）。通过法律授权或政府委托，一定的社会组织承担起公共管理与规制的职能，规制过程的决策和执行均由二者分享，具有社会自治的制度性意义（田飞龙，2010）。在食品安全领域，自我规制就是指食品安全相关企业按照企业的内部规则，根据国家的规格、标准，或者以高于国家的规格、标准的水准独自制定规格、标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控制的行为，主要包括质量管理、信息公开、责任自觉和技术革新等内容（王贵松，2009）。基于自我规制，相关食品企业除履行除法定义务外，还需要履行约定义务，即向购买方承诺其产品所应达到的标准。
基于此理念，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食品安全领域的行政机关未能履行监管行为，就可能被认为是违法的。而根据依法行政的制度宗旨，当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的不作为行为违法时，就必须承担相应责任。与此同时，实践中的事例也印证了行政法律责任的必要性。在2007年三鹿奶粉所点燃的“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责任企业通过破产程序从民事赔偿程序中“金蝉脱壳”，受害者因此追溯无门。人们开始意识到，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民事责任缺位或者脱逸时，以国家财政作为后盾无疑是很好的保障（朱新力，2001；杜仪方，2009）。
（二）食品安全行政赔偿责任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由行政机关承担食品安全的补充责任，其必要性是毫无疑问的。那么问题关键在于，建立食品安全行政赔偿制度是否具备可行性？虽然《宪法》第41条第3款“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为食品安全行政责任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但是现行《食品安全法》第95条仅规定了公务员的行政问责，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法律责任却未做任何规定。
鉴于国库资源的有限性，法律规定并非所有公民任何的权利受损最后都可从国库获得赔偿；普通公民要获得行政赔偿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那么，在食品安全的行政监管中，当消费者权利受损时，是否具备要求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可能性？从理论层面出发，要使得行政机关承担食品安全的行政法律责任至少要具备以下两项条件。
能够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现行《食品安全法》第6条规定：“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同时，《食品安全法》第八章中对各食品监管部门的行政职权所进行的明确规定，也为确定行政机关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提供立法上的可能性。然而，依据行政法一般理论，上述“无固定内容的条款和普遍标准（昂格尔，1994）”的规定在赋予行政权限的同时也给予其大量的裁量空间，而依据行政裁量，行政机关有权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选择其中它认为最为妥当的法律效果（杨建顺，2004；周佑勇，2007）。按照此逻辑，行政机关完全可以裁量为由否定其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疏于监管的行为属于、并从而逃脱行政法律责任。但是事实上，食品领域却具有特殊性。鉴于食品安全领域中生命权和健康权的重要性，为有效约束行政权，学界在判断行政行为时往往会运用到行政裁量缩减论以对抗裁量（李建良，2002）。 在食品安全领域，一般认为，行政机关对其规制权限的行使虽然具有裁量权，但是如果该权限行使侵犯到了公民健康权这项标准，则行政权限就应当受到限制（下山瑛二，1978）。也即，当产生对国民的生命、身体、健康等损害结果的危险时，如果行政机关行使规制权限就能够容易地防止该结果的发生，而不行使则无法防止时，行政机关就应当行使规制权限，否则就可判定其行为违法（王贵松，2007；胡建淼、杜仪方，2010）。
受害者具备资格。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能够认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却并不意味着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受害者就有权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须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即，受害者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要提起行政诉讼，必须需要证明其与行政机关的行为间存在利害关系。事实上，现行《食品安全法》第1条的规定“为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本法”，已经为普通公民行政机关预留了完美空间。因为根据“保护规范”理论，只要“有效的法律规定（行政的法律义务即由此而来）不仅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且――至少也――是为了公民个人的利益，就应当肯定主观权利（哈特穆特・毛雷尔，2000）”。换言之，当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已经被作为《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时，行政机关给国民供给安全食品就不仅仅是对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保障，更是应确保每一个公民生命和健康安全（下山瑛二，1978）。而当公民身体生命因食品安全而受损时，当然与行政机关的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也自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综上，虽然遭遇重重困难，但是理论界对完善食品安全行政责任制度的探索却从未停止。大陆法系对于食品和食品行政自身特征的细致把握，以及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立法中预留的空间，都为设立食品安全行政责任提供了可能性。
（三）修法的动向
今年4月18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现行食品监管体制的弊端，“食品监管职责交叉和监管空白并存，责任难以完全落实，资源分散配置难以形成合力，整体行政效能不高。”一个月后，在今年5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明确提出要建立最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中国新闻网，2013）。鉴于我国食品行政监管现状与现有立法基础，在建立最严格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契机下，笔者认为在本次《食品安全法》修订过程中应考虑将食品安全的行政法律责任写入立法。只有建立完善可行的行政责任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将权力关进笼子”，从而使得食品安全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具体而言，在现行《食品安全法》第95条问责条款前增加行政责任条款：违反本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不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或者、、而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与此同时，虽然并不属于行政责任的概念范畴，但是在构建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体系中也有必要对行政问责制度进行一定完善。现行《食品安全法》第95条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食品安全监管中不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或者、、的，规定处以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等行政处分。但是，法条中关于谁来问责、依照何种程序追究等关键要素却并没有涉及，这使得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作支撑，问责机制仅流于形式，极具风暴效应却很难具备实施的有效性。因此也有必要在本次修法中对行政机关的监管问责制度中具体的问责主体、权限、问责客体责任层次、问责事由的标准和范围以及问责程序制度体等进行明确规定，让食品安全问责摆脱“运动式风暴”而走向“常态”。
三、明确刑事责任追究制度：行刑衔接
对于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除应由行政机关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外，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还应当基于刑法规定而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学界相关论著已较为成熟，笔者在此不着笔墨（张亚军，2012；刘仁文，2012）。而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也在很大程度上为食品安全入刑实践提供了立法上的依据。但是显然，对于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行为，除刑法处罚外，更常见是同为公法领域的行政处罚。二者与私法领域的民事责任一起共同构成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责任体制。 只有把食品安全行政处罚体系和刑事制裁体系衔接起来，才能有效遏制违法犯罪行为，并同时防止滥用法律。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界，就食品安全行政处罚与刑法处罚关系的探讨却凤毛麟角。
现行《刑法》涉及食品安全刑法处罚的相关规定是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而《食品安全法》中，行政处罚的规定在第84至第94条。《食品安全法》仅有的刑罚处罚条款出现在第98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应该说，这一风淡云清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实现将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从《食品安全法》引致到《刑法》的目的。但是如同任何简洁的立法所面临的难题一样，过于模糊的规定方式并未明确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的边界，这为实际落实食品安全责任提供了难度。具体而言，《食品安全法》第84-94条规定了对生产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腐败变质”等行为可以给予行政处罚，而事实上上述行为又均符合《刑法》第143条所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行为要件，或者准确而言都是后者的具体化。那么，二者是否会交叠或者真空？
依照刑法理论，要构成犯罪，要件之一是违法行为必须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犯罪的程度。而相较于行政处罚而言，判断危害性是否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严重性，就要从“被侵害的法益”和“违法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判断。对此，刑法泰斗陈兴良教授提出了“情节轻重、数额大小和后果大小”作为区分两项制度的决定因素，而上述标准也成为刑法学界通说（陈兴良，1992）。如果将上述标准适用于食品安全领域，我们发现相较于《食品安全法》第84-94条而言，《刑法》第143条还规定了“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以及“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等表述方式。显然，上述条文采取的是以“后果大小”标准作为行政处罚和刑罚的临界点。通过法解释的方式我们可以认为：生产经营企业一旦出现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相关行政机关就可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但是并非所有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都会触犯刑律，只有当该违法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危害后果时，才可采取刑罚处罚方式。然而，问题并非就此迎刃而解。对于何为“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或者说怎样的情形才可算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对此，《刑法》、《食品安全法》以及国务院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都没有明确说明，它仍然有待于出台司法解释或者法院指导性案件加以进一步明确。
笔者认为，虽然存在必要性，但是在《食品安全法》中对于量刑等进行具体规定显然不现实。倒不如借助修法的东风进而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刑法》143条中“严重事故”、“严重危害”等进行量化，也许是更为便利而有效的途径。毕竟，作为不同的规制手段，刑罚和行政处罚有其各自疆域，不宜随意取代。面对食品安全严峻现状，在“治乱用重典”理念下，更要警惕食品安全处罚走向以刑罚取代行政处罚的极端。
四、结语
从法律规范的逻辑上而言，法律责任的意义在于其是使得法律具有操作性和有效性的关键。如果缺少了法律责任，那么法律事实就等同于只有行为模式而缺乏具体规范后果的道德规范，法律的操作性和有效性就无从谈起（凯恩，2008）。当然，在食品安全领域，健全法律责任体系的现实意义远不仅此。健康和生命在任何社会语境下都是第一位的，更何况在中国“民以食为天”的传统文化下，食品安全又是涉及民生、政府公信力甚至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而通过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不仅能够为损害提供救济，更能够通过惩罚方式对其他社会成员实现教育和警戒的作用，从而从源头上预防和抵御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就是要建立起可操作性的综合性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以民事责任作为首要责任，树立企业第一责任人理念，增设自我规制和违约责任条款，同时设立食品安全保险制度，使得损害赔偿更具备实际效果；在民事责任缺位时以行政赔偿责任作为补充，实现依法行政与受害者权利保障相结合，同时进一步明确现有行政问责的具体制度和程序；而作为最严厉的刑事责任，秉承罪刑法定，通过法解释明确相关概念从而实现刑罚责任与行政处罚相衔接。总之，只有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各自分工而又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为舌尖上的安全实现“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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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基本含义和特点
1.1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本含义。
(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当代高新技术产业化实践表明；一方面，市场机制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的主要动力所在。这是高新技术产业化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国际竞争力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和国家整体形象设计等方面能发挥并且正在发挥出巨大的能动作用和主体作用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要普遍和纵深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除了必须塑造企业行为主体外，还必须有政府相应功能的支撑与服务。这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所以能对当代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变革性作用的必要条件。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所以能长期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国际竞争中始终处于牢固的垄断地位，与这些国家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有效的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中对政府功能的作用尚有不少异议的话，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领域，它们几乎都作为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一个重要职能来实施。这表明，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模式方面，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与传统产业管理职能发生了巨大的分离，正在发生重要的调整。高新技术产业化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都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并且这种作用还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这是发达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不懈地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重要启示。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例，其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已占整个制造业增加值的25%，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1996年7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出的《为了国家的利益发展技术》报告中强调，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技术和知识的增加占生产率增长总要素的80%左右。由高技术产品的开发而形成的带有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业的出口额已占商品出口额的40%。1996年5月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确定，由欧盟部长理事会支持召开的“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产业的竞争力——政府的作用”研讨会，探讨了高新技术产业化新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功能及其政策问题。显然，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竞争力，是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建设的基础和核心所在。
发达国家新经济实践表明，强化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经济功能转型和创新的重要方向。一般而言，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功能的实现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政府本身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的直接参与行为，如把财政资源投入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去。二是政府通过建立一系列优惠政策体系去推动、引导、促进、调整和规范全社会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创新活动的持续、有序化发展。三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高新技术公共基础设施来提高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供给能力，提高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功能的形成和作用也相对复杂。这表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并不像传统产业那样简单明了。
(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本含义。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反映政府政策、法规、规划与计划等促进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增长、扶持和规范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加快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竞争实力。它是指一定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经济功能在高新技术产业管理中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竞争力。
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问题提出的重要背景。
从理论渊源上分析，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是竞争力存在和作用的基础。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竞争优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的主要实施方式，因此，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就成为决定一国社会整体创新能力的重要内容。
从政府经济学的观点分析，政府经济功能的发挥是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方式，是加快一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速度不可替代的力量。而政府功能的产生和发挥，除了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还必须辅之以产业政策。即从强化政府产业管理竞争力的角度，增强政府经济功能对国民经济作用的效果，尽量减少“政府功能失灵”。
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发展中国家必须把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工业化发展的主要目标。这不仅使政府经济功能的强化成为必然，而且使政府经济功能的重点有了战略性调整的必要。为此，必须把政府经济功能集中在工业化发展的国际竞争力上，进而形成一套能促进政府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政府政策体系。
从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的观点分析，一国国际竞争力取决于以下五种不同因素的组合：变革素、变革过程、环境、企业自信心、工业序位结构等。由此形成两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竞争力，一方面是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是环境优化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环境优化竞争力成为制约企业竞争力、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而环境优化竞争力又与政府经济功能作用形成和效果密切相关。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实践分析，要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的效果，必须以强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为关键。
从理论上分析，一国或一地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一国或地区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能力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效果之间的乘积。即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能力×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效果。
1.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特点分析。
(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强化和改善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的主要内容。
(2)决定和影响一国或一地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
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因素。这是影响一国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本因素。一方面，只有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国家政府才有对其实施产业管理的必要和可能；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规模的扩大，使其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提高，从而奠定了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必要性、主动性、积极性。
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能力因素。它主要包括：政府高新技术产业财政投入力度指标、政府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财政投入力度、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政策扶持力度、高新技术产业政府管理机构设置和功能作用、高新技术产业市场行为主体利益矛盾的政府规范力度等。
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效果因素。其衡量指标主要包括：一是高新技术产业增长幅度指标；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支柱产业地位的形成和扩散程度指标；三是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指标；四是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化发展指标；五是高新技术产业对国家财政收入贡献率指标；六是高新技术企业就业贡献率指标；七是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标；八是高新技术产业在推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带动作用指标等。
(3)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一定经济体制的影响，但经济体制变量对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的影响只能限制在一定限度内。其主要原因如下：
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已由过去的单纯企业化、个体化和小额化向目前的政府化、社会化和巨额化方向发展，尤其是政府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投入规模与实力已成为决定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知识经济国际竞争的核心因素。这是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政府投入功能都能得到充实的体现。
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知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技术重大创新和技术、知识在资源配置与利用中的功能成为主要决定力量。由于技术、知识与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相关性极小，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一般与经济体制因素关系并不特别密切。
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及其知识经济发展中，经济体制变量对其影响主要通过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方针、政策、措施、手段等体现出来，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也成为经济体制变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经济体制对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政府行为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如何重新认识政府在国家经济职能中的作用，如何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政府功能的“最大化”和“最满意化”。
(4)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提高一国产业素质的重要条件。首先，政府通过相对超前和富有战略性的优惠政策体系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扶持，客观上能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增长速度和规模；其次，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主要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高度考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因此，对推动和加快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高级化调整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再次，政府通过必要的、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财政投入、高新技术企业投入等手段，能促进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进程，进而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最后，政府通过制定一定的产业保护和产业开放政策等手段，可提高产业发展素质。
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目标和主要条件
2.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目标体系：促进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增长；扶持和规范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加快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刺激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改善和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有效供给；建立和健全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的市场结构与市场体系；建立和强化具有自主开发能力和知识产权形式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建立和完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企业家才能供给和研究与开发人才供给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2.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条件。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既是一个多重目标体系，更是一个客观过程。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建设必须具有条件体系的支撑与服务。具体地，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条件有：
(1)国家规划和战略支撑条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计划和战略成为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需求条件，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充分条件。
(2)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模和实力条件。这主要要求高新技术产业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化、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化、高新技术产业对财政贡献率提高等条件。
(3)有效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的条件。在市场结构改善、提供市场信息和改善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发挥政府经济功能的主体作用。从发展趋势看，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必须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市场失灵”的可能方面。
(4)需求引导和刺激条件。引导和刺激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和创造相关需求既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的主要支撑条件，又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形成和强化的基础和核心。
(5)高新技术企业有序竞争条件。调和企业行为主体和居民户行为主体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的利害冲突和利益矛盾，提高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法规监管能力和水平，进而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宏观调控能力。
(6)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整体能力条件。强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整体能力建设，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充分条件。
这是从根本上确保一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终极手段。
2.3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对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经济功能的一种超越。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既是一个社会日益增长的最终产品和劳务供给能力的持续增长过程的方式，也是经济管理体制、新兴产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不断调整、转换和创新过程。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化是一种新型生产力的载体，由于产业生命周期的作用，由于产业增长的国际因素影响，由于政府功能、作用的局限性，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对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功能转换和创新的必然过程。
(1)提高政府产业管理竞争力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创新的主要内容。
(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是对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功能形成和作用模式进行重大的转换和创新。
(3)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必须把刺激和放大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作为关键。这既有助于缩短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的起步阶段周期，又能极大地加快重要高新技术产业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化和战略产业化发展进程。为此，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必须强化对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的引导和改善，进而使一定时期的产业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得以顺利调整。即在产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通过某种、某些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的创造和刺激，去调整高新技术产品市场价格，促进厂商调整生产方向，促进生产要素的重组，实现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通过创造有效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去引导社会总需求的变动方向，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化在促进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的功能，使高新技术产业化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
(4)强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指导方针是，既要能消除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市场失灵”障碍，又要能强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进而提高社会整体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
(5)建立和健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促进政府产业政策的完善，并强化其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功能。这可通过形成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化为重点的产业政策，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超前调节，提高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国家或一地区能在某一或某些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形成国际竞争优势。这是发展中国家构造国际竞争的后发优势的关键。实践表明，这既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功能转换和创新的关键，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核心。
(6)形成有效的政府高新技术及其产品市场管理的新模式，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可持续发展。这方面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竞争环境的建设；二是市场竞争主体的塑造；三是政府与企业产权关系；四是政府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宏观管理模式；五是对高新技术市场垄断的管制和规范能力等。
(7)要创造全面提高社会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的动力机制。必须强调，长期以来，在政府经济政策目标中，需求政策占据了绝对地位，而供给政策则被大大弱化了。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由于其资源构成和各种资源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中的地位和权重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技创新人才资源、创业人才资源和新型企业家人才资源等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决定因素。而这些新型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供不应求的。而且，在发达国家，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相对超前，因此，普遍存在着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不足问题，并且这些新型要素供不应求程度会更明显。因此，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就成为发达国家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升的关键。
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的基本思路主要有：一是借助优惠政策条件体系来有效降低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风险；二是通过提高政府高新技术基础设施供给规模来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的多元化机制。这都要求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要以控减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为基点。众所周知，高风险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因此，高风险是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风险控制就成为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重要目标。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风险控制方式主要有：一是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税收减免政策支持；二是政府财政直接投入战略性关键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提高一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安全性；三是政府提供科技创业孵化条件体系，降低科技创业人才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本和风险；四是提供政府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供给能力，加大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型人才资源的供给水平；五是利用国际科技合作来分散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风险。
必须指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风险控制能力与一国政府财政收支能力直接相关，与该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其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关，与该国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状况相关，也与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有关。因此，在新技术产业化的起步阶段，可通过制定和实施一定的优惠政策，来提高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控制能力。这既能增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政策导向功能，也能大大降低企业市场行为主体风险度，有助于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主体多元化机制的形成。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行为的不到位，由于受其国民经济发展阶段所限，其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创新供给能力上与发达国家的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丝毫不比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供给能力上的差距小。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提供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创新条件方面的认识不到位，它在这方面的供给职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因此，为了缩短与发达国家在新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差距，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创新供给条件和行为建设的重要性，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创造最佳的发展环境。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起飞阶段或成熟阶段，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控制的手段也要进行全面调整和创新，不能再单纯依赖于优惠政策条件，而要通过建立制度创新的比较优势，来提高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控制效率。
因此，强化政府制度创新供给能力，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础条件。制度创新供给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基本功能。与其它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品种相比，制度创新供给的主要承担者是政府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行为绩效的高低和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高低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其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的制度创新条件。21世纪美国经济优越的竞争优势，与其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有巨大密切相关。一方面，而对新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背景，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的美国也在及时调整其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如科技移民政策和降低国防R&D经费支出的政策等。国防R&D经费支出在美国科技投入中所占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就呈现下降趋势，由1990年的63%下降到目前的50%左右；另一方面，为了推动高技术产业化，美国政府积极为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创造有利的制度创新条件。如2000年联邦政府放宽对人类胚胎细胞研究的限制。美国是一个宗教保守势力较强的国家，政府经费一直被禁止用于有关人类胚胎细胞的研究。2000年，克林顿在其总统任期最后一年中终于取消了这项禁令。由于联邦政府经费在医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占有最大份额，大大推动美国在胚胎细胞方面的研究进程。为了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美国加强了相关法律环境的规范建设。2000年6月30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全球和国内商务之电子签名法》，确认了电子签名在签订合同、使用和存储文件时的法律有效性，规范了电子商务的法律环境。这为电子商务发展创造非常有利条件，如该法案承认了电子商务网站中大量存在的格式合同的有效性。为了规范信息产业的发展，2000年5月，美国和欧盟达成了“信息安全港”的协议，使隐私权问题正式进入美国科技制度创新范围。由于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使厂商获得了强大的消费者私人资料收集能力，直接威胁到消费者个人隐私和利益，因此有必要对厂商进行相应约束。虽然美国企业界一直不愿加强隐私权保护，但美国政府还是力排众议，对隐私权保护提供立法保障。这得到了HP等著名公司的积极支持。
(8)改善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干预水平。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使政府协调行为成为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各国政府加快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预期和责任都非常强烈；另一方面，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不能脱离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家政府必须在新型国际分工中获得有利竞争地位，在技术、信息、管理、新产品和服务等配置竞争中处于主动。这要求政府必须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实施适当干预。这要求国家政府产业政策的设计和操作的开放化要以培植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竞争与合作机制优势为关键，利用国际科技合作来提高有限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此基础上提高科技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能力。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产业全球化竞争能力是与其高新技术产业成长能力密切对应的。因此为了提高一国在产业全球化中的竞争能力，必须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前提。为此，发达国家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干预功能不断强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制定和实施国家级中、长期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提高有限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这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地制定跨世纪科技发展战略和计划中有突出的表现；二是强化国家财政能力对研究与开发的扶持，引导社会科技投入规模和结构，提高社会科技投入供给水平；三是加大政府对知识和技术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和条件体系；四是实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财政政策，创造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化有效需求，带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五是加大政府采购力度，扶持高新技术企业迅速长大；六是拓宽国际科技合作渠道，提高对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能力。
虽然我国各级政府有干预经济的传统，但这种传统模式与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促进行为相差甚远。①我国政府传统的干预功能过多侧重于行政功能，与市场经济要求正好相反；②我国政府传统的干预功能最突出地表现在组建国有企业，进入国民经济诸多行业。而在新技术产业化中，政府能直接参与的行业是非常有限的，这使得我国政府传统的经济干预功能难以实施；③我国政府传统的干预功能往往导致很多的投资失误，导致重复建设。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如果国家干预导致了投资失误，可能会从根本上扩大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周期，加大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本，进而加大我国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国际差距。这比传统经济下我国政府干预失灵的危险要远大得多；④我国政府传统的干功能没有与相应的制度创新有机结合。发达国家政府干预高新技术产业化，不仅有行政手段，还有与之相辅相成的法律手段。客观上，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起步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化所需要的制度创新条件难以有效供给，此时借助行政手段的干预功能能弥补制度创新不足和滞后的缺陷。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进入到成长阶段后，单凭行政手段所能实现的制度创新功能就十分有限，同时过多的行政手段可能导致新的制度瓶颈。因此，这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承担全部制度创新功能。从我国情况分析，政府在干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的功能还十分有限。实际上，现行公司法、投资法和税法对高新技术创业的限制还很多。
收稿日期：2002-03-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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