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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教学论文范文1
直到现在，人们渐渐地明白，设计是为人，而非产品或金钱。所谓人本精神，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终极关怀”，指的是“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种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人本教育是视人格完善为教育的最终目标，重视个体的潜能，突出个体的科学价值，将人本教育贯穿于教育的全部过程中，使整个教育人性化、人格化、个性化。在实际教学中有意识地让学生去思考、感受和体会人生的道理和文化价值；强调人的自由、尊严和人格。现代教育观倡导“素质培养”的思想，目的在于淡化知识、技能的同时，更加注重学生的生活态度、对人和事物的情感意向和价值取向，以及宽容乐观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的培养。
二、人本精神在设计教育中的体现形式
“设计课程应具有人本性质，使设计教育在实施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设计课程最为基础的要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将设计课程定性为“人本性质”。众所周知，设计是社会职业分工的必然，是人文科学的细节化。设计作为人文科学的核心之一，凝聚着浓郁的人本精神，人的理想、愿望、情感、意志、价值、道德、尊严、个性、教养、生存状态、智慧、美、爱、自由等人本特征都内蕴于设计师所创造的设计作品中。所以引导学生关心人类的变化现象，关注设计知识、技能与人的情感、价值观、个性、生存状态等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1.尊重学生，在教学课题设计时关注学生的心理特征和心智发展状态，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来进行组织。
2.启发学生的个性发展可能，并提供发挥个性的空间，有意识地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发展综合实践能力。
3.设计是为“人”而进行的创造性思维劳动，整个活动都应建立在为人服务的宗旨上，并使学生树立深入的服务意识。
4.课程设置具有启发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强调设计与生活的联系。使课程内容适应不同学生的情意和认知特征，激发学生的设计兴趣。
三、设计教学中怎样培养合理的人本精神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设计？这个问题是供求关系链中的动力，因而我们要先来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首先，设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而设计教育是否需要实践呢？这是毫无疑问的。其次，设计课程在符合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应该符合未来发展的需求。再次，教育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最后，我们以“传道，授业，解惑”来表示教育的性质和功能。基于此再来思考在设计教学中怎样培养合理的人本精神。
1.立足社会实际，体验人生乐趣
对设计课程来说，社会是最好的学习、实践基础，设计者必须了解市场，研究设计形式因素和分析消费者的各种心理，关心社会状况，把自己的生活学习和社会相联系，将自己对社会和自然的感受、体验与设计表达联系起来。尝试用自己的情感方式影射出人类的体验和感受，或将自己对生活和美的理解融入设计中，达到通过观察社会来感受生活、感受社会、感受设计。通过创设多种多样的方法和形式，挖掘其内涵，使学生从自我中心走向与他人共处。学生在活动中通过交流、体验，能够积极主动学习，由生活激发兴趣，带着饱满的热情去体验、表现、创作。
2.注重培养服务观念，提高人本意识
培养健康的“服务意识”，有利于学生主动参与学校与社会实践活动，形成尊重生命、关注社会、关心他人的良好品德。设计教育不仅仅是知识、技能训练，同时也要培养交流、合作等能力。通过对设计的学习，将使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不断提高，增强对自然和人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尊重和保护生命与自然环境的态度，以及创造美好生活和服务社会的愿望与能力。使学生树立优良的情感和精神追求，有利于设计人才的身心和谐发展且个性完善，同时也培养增强了服务意识。
3.尊重多元文化，传承优秀传统
设计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它和人类的劳动是紧密联系的，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在教学中通过设计与文化的联系，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学会尊重多元文化。通过走进博物馆、设计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设计、艺术等，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他民族设计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设计公司等活动，了解中外设计师的创作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文化需求的了解与尊重。
4.整合设计与其他学科联系
设计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涉及到社会、文化、经济、市场、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而学科间的整合或统整，是现代教育理念，亦是设计课程改革的内容之一。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设计为主体并联合其他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设计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主动地融汇不同学科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因此设计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设计自身的领域中，教学中需要在设计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或跨越设计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使学生比较全面地认识设计的特征、设计表现的多样性以及设计的发展规律与趋势。
5.加强创造能力的培养，提高创新素质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是设计本质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设计的创新首先是对设计理念和思维的创新。简言之，就是对过去的设计经验和知识的创新、视觉语言的创新。设计师需要始终不渝地寻找、挖掘并创造出最佳的视觉语言，借以表现传达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和艺术主张。创新素质是衡量一个人设计能力高低的重要因素，只有不断通过深入的感受和体验才能做到。打动别人对于设计师来说是一种挑战，创新素质将直接影响个体人格素质与生存质量的高低。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
总之，人本思想的培养目的是培养学生以人为本的观念，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为学生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树立正确的设计思想打下良好基础。教师必须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精心设计，将这种精神有意识地设置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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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计算机教学是内在性地发展学生创新精神的途径计算机技术是科技和时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一旦计算机技术与生产和生活向结合，必定会开拓出更多的领域。当前掌握计算机技术已成为个体适应社会的重要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和水平成为鉴别人才基础素质和发展潜力的重要参考。计算机教学在教育的整个结构中日趋重要，教育通过计算机教学达到培养学生的基础素质，发展学生成长潜力早已被社会所认可。计算机技术具有可扩展和可创新的基本特点，计算机教学中鼓励和发展学生创新精神是整个计算机教学与教育体系的根本职能，特别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利用计算机技术来促进学生创新精神的发展已经变成计算机教学的根本方向，是计算机教学实用目标和系统任务的内在性体现。
1.2计算机教学是体现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创新能力和精神是学生全面发展的核心要素，计算机教学实现素质教育的要求就必须将发展创新精神作为中心。素质教育具有灵活性、针对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在计算机教学体系素质教育可以建立起学生为中心的发展体系，这样不但有利于计算机教学的模式更新和观念转变，达到了对素质教育理念的有效适应，使计算机教学的方法和内容上得到了不断地优化，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进而做到对素质教育目标实现的有力保障。
1.3计算机教学是学生实现与世界沟通的前提人才的发展需要利用世界上的各种资源，只有与世界进行无障碍沟通和全方位接触，人才发展才能够得到更为全面地支撑，进而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实现与世界同步的进步。计算机教学可以在发展开创精神的基础上，适应世界技术和意识更新的潮流，达到对计算机技术进步的有效掌握和利用，在提升计算机技术和能力的同时，使自身与世界的距离得到有效缩短，进而使自我的发展更加适合世界上科学化、一体化和系统化发展的趋势。
2计算机教学存在影响学生创新精神的主要问题
2.1计算机教学手段和方法不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当前，计算机教学上在方法的选择和手段的应用上还存在落后和陈旧的实际问题，计算机教学中对理论教学超过实际操作，在创新能力发展中忽视对学生的激发和引导。在具体的计算机教学实际里，教师的中心性和教材的权威性依旧根深蒂固，难于使学生得到开拓精神和意识的发展，造成计算机教学效果和质量的问题，影响创新精神的发展。
2.2计算机教学环境不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当前在教学设施、教学经验等教学环境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不但导致计算机教学流于形式，而且没有相应的实践操作，教学质量低下，学生逐渐失去了对计算机的兴趣，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3创新精神在计算机教学的培养方法
3.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应该优化计算机课堂教学手段，教师要善于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和潜能。为此，在计算机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转变教学理念、科学设定教学目标、优化教学方法和手段来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
3.2提高计算机教学水平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方法。在每一节课前给学生布置本课时要完成的任务，用完成这个任务作为动力，驱动学生自我设计、自我学习、自我调控。利用技能竞赛来强化能力的培养。争强好胜的意识促使学生对竞赛性的活动都很乐意参加。利用恰到好处的契机，组织计算机软件学习并进行竞赛，人人上机，通过各种措施发展学生创新精神和培养创新水平。
3.3提高计算机教师专业水平计算机教师不能满足于已有的知识和技能，一定要不断地进行学习和提高，提高计算机业务素质。教师不但要熟悉计算机在过去和现在的应用，更要对将来的变化有较全面的了解，做到对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有效掌控，进而实现专业技能和教学水平的提升，更好地为计算机教学提供基础性支撑，进而为学生通过计算机教学实现创新精神的发展提供可能。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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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哲学家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出生在1889年。即使不相信生辰八字，这个事实仍可能满重要的。例如，共同的时代背景可以部分说明怎么一来他们两个都对语言问题特为关注。维特根斯坦当然从头至尾是一个“语言哲学家”。海德格尔早期哲学就把语言放在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后期则把语言视作“存在的家园”。在《语言的本质》一文里，这位存在哲学家甚至会断言“语言给出存在”。无论海维两人的思路相去多么远，我以为他们的哲学仍然具有共同的时代关怀，这一点我们最后将稍加概括。海氏和维氏都是德语作家，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奥地利人。考虑到民族语言对思想的影响，这个事实也不是无足轻重的。维特根斯坦虽然是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泰斗而且他的影响在英语世界里比在德语世界法语世界里要更为广泛，但我们还是看得出他的运思方式和流行的分析哲学往往大相径庭。当然，和海氏不同，维氏从来没说过只有德语适合表达哲学。事实上，人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认为日常语言有一种共同的逻辑结构（早期）或日常语言挺合适的（晚期），维特根斯坦可能会以为各种语言的效力都是等同的。维特根斯坦没有这样说，我也不相信这是他的意见。这两位思想家还有一个特别的共同之处：他们各自的晚期哲学都和早期哲学有很大的差别。维氏在后期鲜明批判了自己早期所持的很多观点，早期和晚期的表述风格更是南辕北辙。海氏有所谓的Kehre，转折，其前后期的文风也截然不同。不过在他那里，前后期的差异不如在维氏那里突出。本文涉及的，主要是两位哲人后期的思想。
就语言哲学而论，海氏和维氏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从他们所批判的学说来看，最为明显。两个人都反对意义的指称论、观念论、图象论和行为反应论，都反对把真理理解为语句和现实的符合，都反对把语言理解为内在之物的表达，都反对从传统逻辑来理解语言的本质，都不承认逻辑斯蒂语言在任何意义上可以取代自然语言。
从建设方面看，两人的共同之处亦复不少。不过，照这样来比较海维二人，就仿佛他们是两位感想家，对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表达了这样那样的意见。可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两位罕见的哲人，沉浸在思想的事质深处，应答着“存在的无声之音”。所以，找出一些语录来，像这样对照海氏和维氏之同之异，远远够不着这两位哲人的对话。他们可曾对话呢？没有资料表明海氏曾读过维氏，维氏对海氏的评论我也只读到过一处。然而，思想像道路一样，其要旨无非“通达”二字；就事质本身所作的思考，必相互通达，形成对话。只不过，袖手旁听，是听不到这场对话的。要听到海氏维氏的对话，我们自己也必须沉入事质的深处，我们自己必须参与对话。限于功力，更由于对话的本性，下面的讨论无疑会使每一个对话者的思路变形。本来，本文的重点不是介绍这两位思想家，而是希望通过道路的分合，导向我们共同关心的课题。
语言哲学[1]的中心问题是意义问题和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又交缠在一起。以指称论为例：语词的意义即是语词所指称的事物；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就看这话和所指的事物吻合不吻合。这样，指称论不仅对意义问题有了个交待，而且建立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
指称论虽然简单明了，却远不足以解释形形的语言现象。更要命的是，它似乎自身就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要拿所说的和实际情况比较，我们必须已经知道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了；于是意义或意思似乎就必须独立于实际情况就能确定，于是意义就变成了一个和现实脱离的自洽的系统。意义的观念论，或粗糙或精致，大致也在这样的思路上打转。观念论即使对意义问题提供了一个说法，谈到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却往往大费踌躇，而且同样难逃符合论的陷阱。
人们从多种角度列举出这两大类理论的缺陷。例如，我可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但掏不出一块糖的意义来。这类批评诚然正当，甚至犀利，但限于否定——就是说，没有提示出新思路。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对这些理论的批判，与此类不同，他们的批判开启新的思路，因而是建设性的。初接触维氏的读者，往往觉得他总在瓦解各种成说而不从事建设。这是误解。诚如海氏维氏同样见识到的，哲学的首要建树，不在于构筑理论，而在于引导思考上路。
海氏和维氏对以往语言学说的批评，不在于发现这些成说中的各种逻辑矛盾。他们从根本上对语言的存在论地位作了重新审视。一上来，语言就不被认作某种在自然之外生活之外反映自然反映生活并和自然生活符合或不符合的符号体系，而是被认作一种活动，和人的其它活动编织在一起的活动。海氏在其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里就明确提出“语言这一现象在此在的开展这一生存论状态中有其根源”（SZ，161页）。[2]这始终是海氏看待语言的一条主思路。相同的思路也为维氏所具有，集中体现在“语言游戏”这一提法里。
“语言游戏”这个用语有多重意思，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在于强调语言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就此而论，“语言游戏”这个译法不很好，因为德文词Spiel里“活动”的意思相当突出，只从“遵循规则”来理解是不够的。至于望文生义，以为“语言游戏”是说“话只是说着玩玩的”，当然就更不得要领了。“语言游戏”是“由语言以及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了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PU，7节）。[3]
语言和其它人类活动交织在一起，这本来是语言研究的常识。普通语言学家Bolinger观察说，我们坐下、起身、开灯、做工，让我们在作这一切的时候都转动大拇指，将是一件极为荒唐的事情；但所有这些活动都伴随着语言，却是十分正常的。“其它行为都自成一统。而语言却贯穿在所有这些活动之中，几乎从不停止。我们单独学习走路，但我们无法那样来学习语言；语言必须作为其它活动的一部分得到发展。”[4]
从人的生存情境出发，突出的一点就是承认人类活动包括理解活动在内的有限性和与此相连的历史性。海氏早期不断强调此在的有限性，后期则不断强调存在的历史性。维氏不大喜欢反复使用“有限性”这样的概念，但在他对逻辑主义的批评里突出阐发了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不是作为一种缺陷，而是作为认识的必要条件。
我说“逻辑主义”而不说“传统逻辑”，因为维氏并不是在逻辑框架内发现了传统逻辑里有一些错误。他关注的不是逻辑体系在构造上是否完备，而是逻辑主义者从认识论上赋予逻辑像上帝的认识那样一种绝对必然性和绝对正确性。“思想被一个光轮环绕。——逻辑，思想的本质，表现着一种秩序，世界的先验秩序；即世界和思想必定共同具有的种种可能性的秩序。但这种秩序似乎必定是最最简单的。它先于一切经验，必定贯穿一切经验；它自己却不可沾染任何经验的浑浊或不确－－它倒必定是最纯粹的晶体。”（PU，97节）
维氏当然不否认有合乎逻辑不合乎逻辑之别。张三今年二十李四今年十八，这话可能对可能错。是对是错，要到派出所查了户口本才知道。如果说错，那是事实弄错了。但张三今年二十李四今年十八，所以李四比张三岁数大，这就不合逻辑。或者，不管他们到底多大，只要听到说张三比李四岁数大同时李四又比张三岁数大，我们就知道说话的人犯了逻辑错误。我们不须查户口本就知道错了，再怎么查也查不出它对来。
Logik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词logein，说；不合逻辑就是不合我们的说法，就是违背了语法，从而语言就在空转。据海氏考证，在希腊早期，logos及其动词形式logein既意指“说”，又意指“让某种东西现出”。这两个含义又完全混而为一。就原初情形考虑，任何言说都是让某种东西现出，而任何让某种东西现出的活动也都包含了言说。维氏大概没下过这份考证功夫，但就事论事，他恰恰也提出“说就是让人看”。不合事实，相当于：给我看了一样假东西；不合逻辑，相当于：什么都没给我看，说了等于没说。这样的语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错误”：它合乎教科书上的语法而不合乎真实的语法，它貌似句子而其实不然，就像乔姆斯基编造的那个例子“绿色的想法疯狂沉睡”，我们弄不明白它说的是什么，我们无法设想它所“描述”的事态。
但这种词源考据有什么意思呢？拿“语法”代替“逻辑”，用“让人看”代替“说”，不就是换个说法吗？“换了个说法”这个说法，有时有贬义：不管你叫它什么名字，玫瑰依旧是玫瑰。事情还是那么回事情，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如果天下的事情都是孤立的，那么怎么改换说法都没有意思。然而说之为让人看，就在于说让事情在不同的联系里显现。从一个角度看不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可能看见，从一个角度看不清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可能看清。“语法”和“逻辑”涵盖的，并不相等。但即使两者重叠之处，说是语法还是逻辑，仍可能十分不同。
例如，a+b=b+a，以往被视作逻辑命题，维氏则视之为转换表达式的语法句子。a=a以往也视作逻辑句子，但它显然不是用来转换表达式的语法句子。那它是个什么句子呢？是个毫无意思的句子，如此而已（PU，216节）。
至于像“每个色块都与它的周界正好吻合”，“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或“青春意味着生长”这样的句子，时常引起逻辑学家的疑惑。它们不大像是逻辑命题，但若说它们是经验命题，它们却似乎必然为真永恒为真。在维氏看来，“每个色块都与它的周界正好吻合”无非是多多少少经过特殊化了的同一律。“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是“必然真理”，是因为“不是一件可以搬动的东西”属于“牙疼”的语法，限制着“牙疼”这一用语的使用方式，而“偷走牙疼”这类说法则违背了我们的语法。如果“牙疼”不仅指称一种感觉，同时也指称扎在牙龈上的细刺，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法偷走一个人的牙疼了。
维氏通常不像海氏那样用某个词囊括一整套思考，为此甚至不惜改变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但他的“语法”却不是语法教科书里的“语法”，而是概括维氏建设性思想的主导词。批判逻辑主义，海维二人一样强烈。这种批判所提示的道路呢？不谋而合，海氏恰也是用“语法”这个词来提示的：要真正了解语言，就要“把语法从逻辑里解放出来”（SZ，165页）。不过，“语法”不是海德格尔哲学里的主导词，探讨哲学语法，探讨逻辑和语法的关系，维氏远比海氏具体而微。
难道“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不是对现实的某种必然关系的描述，而只是一些语法规定吗？难道生长和青春不是现实地联系在一起而只是在语法上联系在一起吗？为什么我偷不走你的牙痛却可以分担你的痛苦？我们要问的却是：我们把什么叫做“牙痛”而把什么叫做“痛苦”，我们为什么把这些叫做“生长”把这些叫做“青春”？这些诚然不是逻辑意义上的语法问题；它们是哲学语法问题，就是说，是语词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生长的确属于青春；也就是说，“青春”就语法而论和“生长”联系在一起。我们把这些而不是那些叫做“青春”，这不是随随便便叫的。我们就不把金属的硬度叫做“青春”。我们的语言应和着存在的无声之音。“本质[5]表达在语法里。”（PU，371节）
这一论旨和海氏的基本思想镜映生辉。而且我认为，这一思想海氏比维氏阐发得更为透彻。
海氏通常以“命名”为题来讨论语词和存在的关系。不过他说的“命名”，不是一端有一个现成的对象，另一端有一个词，我们用诸如贴标签之类的方式把语词和事物联系起来。命名拢集物，使物在与它物的关联中显现，从而具有意义。因此，命名不是建立一个对象和一个语词之间的联系。命名建立的是一个语词在语言整体中的位置，这又是说，建立一物在世界中的位置。而一物只有在世界中有一个位置，才能显现。海氏从来就是在这种现象的意义上理解事物之所是或事物之存在的。事物唯通过言词才是其所是而不是其所不是，才就其存在显现出来。“哪里没有语言，哪里就没有存在者的敞开……语言第一次为存在者命名，于是名称把存在者首次携入语词，携入现象。名称根据其存在并指向存在为存在者命名…宣告出存在者以什么身份进入公开场…取缔存在者藏掩退逃于其中的一切混沌迷乱。”[6]在这个意义上，海氏可以说：语言给出事物的本质（存在）。在相同的意义上，维氏可以说：本质（存在）表达在语法中。海氏说：本质和存在都在语言中说话。维氏说：“语言伸展多远，现实就伸展多远。”这远非“唯语言主义”可以一语了得。海维二人的意思恰恰不是：我们怎么说，现实就成个什么样子。而是：语言里所凝聚的存在是什么样子的，语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只能那样来述说现实。海氏把这一思想结晶在“语言自己说话”这一警句里。我们首须倾听存在之言始能说话。
就本质言，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语言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语言。这一思想在欧洲大陆思想传统中本有其渊源。欧洲语言哲学的开山祖洪堡德明言“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对法国语言哲学深有影响的索绪尔把语言放在言语的前面。海德格尔沿着这一传统，直思到语言极至处的简朴。
海氏一向不从工具性来理解语言的本质。工具改变对象，而语言恰恰一任存在者如其所是。这样想来，他谈的竟不是语言，而是事物。实际上，海氏反复强调，我们无法把语言作为对象来议论。语言有所说，而不被说。那么，我们怎么思考语言的本质呢？逗留在语言之中。逗留在语言之中，就是让语言有所说。言而有物：人在说话，显现的是事物。我说“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里的灰”，我说的不是言词，我说的是凤姐，说的是拨手炉里的灰，说的是这么个粉面含春威不露的女人。人用种种方式说着，包括通过沉默发言。用言词来说，只是道说的一种突出形式。本真的道说本来是显示，让万物各归其本是，因而，“语言的本质存在恰恰在对自己掉头不顾之际，才愈发使它所显示者得到解放，回归于现象的本己之中。”[7]在适当的（译维氏语）本真的（译海氏语）言说中，言而有物的时候，言词消隐，出场的是事物。我们听到的不是言词而是事情。言而无物，我们才觉得词藻堆砌，压迫我们，我们才说：“Words,words,words！”
语词和对象相应，语词表达对象，这是人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就像欧基里德空间一样。即使语言哲学家在原则上并不赞同这种成见，在思考具体问题的时候仍然可能经常套用这个模式。从这里看，语言哲学中的很多基本观念，和传统认识论中的很多基本观念一脉相承，无论在指称论里还是在观念论中，意义的符合论差不多就是经过语言哲学改装的认识的反映论。维氏说：“一种原始的哲学把名称的全部用法浓缩进了某种关系观念，同时这种关系也就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关系。”[8]海氏遥相呼应：首要的关系不是语词和事物的关系，而是：语词就是事物的关系；“言词把每一物拥入存在并保持在存在里，就此而言，言词本身即是关联。”[9]
可见，海维所讲的“本真之言”，与符合论里所讲的“真命题”大异其趣。本真或不本真全在于是不是言之有物。凤姐云云，也许本无其事，但满可以言之有物。你到人家作客，进门就说“桌子上摆着一只茶壶四只茶杯”，说得可能完全正确，却又完全不适当。符合论自有逻辑上的矛盾，但那还在其次。更值得提出的，是符合论只注意到现成语句和现成事态是不是吻合，而全然不曾留意语言的源始意义：语言提供了使现实在其可能性中显现的“逻辑空间”。海氏在《存在与时间》里就把此在对存在的理解和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并提出“可能性优先于现实性”的思想。维氏也从一开始就已经洞见，语言把世界转变成了一个可能的世界。“在命题里，我们仿佛用试验方法把世界装到一起。”[10]这一思想维氏始终保持如仪：“我们的眼光似乎必须透过现象：然而，我们的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而是人们所说的现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作的陈述的方式。”（PU，90节）之所以如此，用维氏的话说，是因为一个命题必须由部分组成，其部分必须能够在其它命题中出现。用海氏的话说，是因为言说和理解是同等源始的，而言就是理解的分成环节互相勾连的结构。这两种说法异曲同工，探入了语言之为语言的机关。正因为在这种源头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海德格尔甚至犹豫还该不该用Sprache（说，语言）这个词来称谓他所讲的事质，因为Sprache毕竟可以意指而且通常也的确意指用现成的语词来述说现成的事物。
言词之可能指称独立的物，本由于事物通过言词才成其为独立之物，并作为独立的存在者拢集它物，与它物关联。这当然不是说，人必须先发明出语言，才能依之把事物分门别类加以勾连加以表述。语言就是事物的区别和勾连。逻辑形式不是在语词和事物之间，仿佛一边是语词一边是事物，共同的逻辑形式作为两者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而是：语言就是事物的逻辑形式－－语言（命题、思想）之所以和现实有同样的逻辑形式，因为思想就是现实的逻辑形式。“命题显示现实的逻辑形式。”[11]特别当我们考虑到逻辑、Logik、logos、logein本来就是“说”“道”－－语言就是事物能够被说出来的形式。西方思想中的“AmAnfangwarlogos[泰初有道]”和中国思想中的“道生万物”一脉相通。
有人以为维氏对意义理论的批判和对生活形式的强调所表达的只是语用学语境学的关注。维氏对用语和语境联系的细致入微的注意迷惑了这些读者。在我看，实情完全相反，维氏对语用学语境学没有任何兴趣。他通过几乎貌似琐碎的细节所考察的恰恰是高度形式化的规范问题。维氏有时也这样提醒读者。一处，他对灵感现象和遵行规则的现象作出区分之后说，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灵感的经验和遵行规则的经验，而是“灵感”和“遵行规则”的语法（PU，232节）。的确，如果我们不首先知道应该把哪些行为叫做“遵行规则”，我们从哪里开始反省“遵行规则的经验”以及其它一切伴随遵行规则的现象呢？诚如维氏自断：“我们的考察（始终）是语法性的考察。”（PU，90节）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们从前笼统地称为“逻辑问题”。维氏的方法不单单体现了某种个人风格。这是一种新的哲学思考实践——不再在概念之间滑行，而是在粗糙的地面上寻找路标。
但发现规范，不就是在形形的表达后面在语言的历史演变后面发现某种深层的不变的东西吗？我们不是最终还是要乞灵于逻辑的必然性吗？规则是给定的，因此是某种先验的东西，我们只能遵循。
这里我们看到了语法和逻辑的本质区别。语言是给定的，但不是超验的给定而是历史的给定。Transzendent，transzendental，apriori这些术语，在西方哲学史上盘根错节，中文译作“先验的”“超验的”“超越的”“先天的”等等。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当代中国学术语汇的困境：我们既要了解这些语词背后的西文概念史，又要了解中文译名的由来；如果这些中文语词有日常用法（但愿如此！），我们就还得考虑术语和日常用法的关系。语法也许可以说是先天的甚至是先验的，但怎么说都不是超验的。“先天”这个中文词所说的，虽然是给定的，但绝不是超验的。先天近视的人，不得不把近视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但他的近视并不因此比后天的近视多出什么神秘的超验的来源，而且，通过一定的治疗或其它技术手段，先天的近视一样可以纠正，或者，可以改变它带来的后果。我不想把维氏所说的语法和海氏所说的存在之言简化为这样的先天性，我只想说明，要理解这两位哲人，我们必须放弃先验/经验的传统模式。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语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我们把“绿”单单用作颜色词而不同时把它用作长度词？把“疼”限制为一种感觉而不同时包括引起这种感觉的东西？这里不是逻辑在起作用吗？是的，如果“疼”一会儿指一种感觉，一会儿指一种颜色，我们的语言的确会变得非常不合逻辑。而这首先是说，我们的语言将是一团混乱，不再是一种适合我们使用的语言。语法的逻辑来自生活的逻辑。语言给予我们的不是一堆事实，而是连同事实把道理一起给了我们。我们的语言如其所是，是有道理的。给定了这些道理，我们必须这么说而不那么说。但并没有什么逻辑必然性迫使我们的语言是这个样子而不能是另一个样子。我们的语言是一种相当合用的有道理的语言，倒要通过自然的源始涌动（海氏），自然史，人类的生活形式，语言和其它人类活动相交织的“语言游戏”（维氏）加以说明。
我们要讲逻辑，但我们更要讲道理。道理不像逻辑那么权威，非此即彼。一段话要么合逻辑要么不合逻辑，却可以很有道理，有些道理，多少有点道理，毫无道理。道理也不如逻辑强悍，你死我活，要是咱俩得出的结果不一样，那至少有一个错了。然而，可能你有道理，我也有道理。中国话像这个样子，自有它的道理；德国话和我们很不一样，却自有德国话的道理。逻辑从天而降，道理却是前人传下来的。当然，海维二人都不承认有一种和其它一切道理都性质不同的逻辑。逻辑也是一种道理，一种极端的道理，一种我们优先承认最后修正的道理。
维氏把语言的本质从逻辑转化为语法，海氏把语言的本质理解为具有历史性的存在之言，两者息息相通。语法和存在是“给定”的，然而，是在历史意义上的给定，而不是在超验的意义上给定。我们不能从先验/经验、分析/综合的模式来理解两人的基本思路。他们和以往提法的区别虽然相当细微，却事关宏旨。
维氏从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来理解语言的规范作用，从有限性来论述“理解”，于是人们很快发现维氏是个“相对主义者”。历史的就是有限的，有限的就是相对的。取消了绝对标准，就只剩下一些相对的标准。然而，若没有绝对牢靠的基地，倘若我们真的追问下去，相对的标准就等于没有标准。好坏对错都是相对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归根到底”，也就无所谓好坏对错了。语言果然游戏乎？逻辑果然必然乎？
你说“他强迫我戒酒”成话，我说“他力量我戒酒”就不成话。你告诉我说：我们是用两个词来表示“力量”和“强迫”的，而且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你有绝对的根据吗？英语里不是用force这同一个词来表示这两个意思吗？而且它既可以用作名词又可以用作动词。可见用两个词来表示力量和强迫没有必然的逻辑根据。于是，“他力量我戒酒”就没说错；即使错了，不过是相对地错了？
人的认识没有绝对的根据。这话在说什么呢？是说人的认识无所谓对错或“归根到底”无所谓对错？维氏当然不承认，而且把反驳这种相对主义作为其哲学的一项基本任务。是说相对于上帝的全知，人的认识会犯错误？维氏不但承认人会出错，而且把这一点当作其哲学的基石之一。但不是相对于上帝的绝对正确而言。上帝怎么认识的，我们不知道。人出错，简简单单相对于正确的正当的人类认识。我们根据实际使用的语言所提供的规范来判断正误；否则还能根据什么呢？日常语言不是维氏的偏好，而是维氏哲学的奠基处。
历史通过什么把言说的理路传给我们？通过一代一代的言说。在维氏，语法是通过日常交往语言传给我们的。在海氏，存在之言是由思者和诗人承传下来的。在这里，海氏似乎与维氏分道扬镳。海氏从来不喜寻常。常人，常态，常识，都是海氏挖苦的材料。日常的种种话语，集合为Gerede，列为此在沉沦三种基本样式之首。后来他又明确断称“日常语言是精华尽损的诗”。
说到这一区别，我们先须指出，“日常语言”这个用语往往是和不同概念相对待的。和日常语言相对的，可以是术语、科学用语、诗词、神喻、理想语言。维氏谈及日常语言，通常针对的是理想语言，逻辑斯蒂语言。在这一点上，海氏和维氏初无二致，只不过他只采用“自然语言”这个用语，不像维氏那样混用“日常语言”和“自然语言”。维氏认为自然语言要由自然史和人类的生活形式来说明，海氏认为自然语言是自然的涌现；维氏认为自然语言是其它符号系统的核心，海氏认为自然语言是语言的本质存在；海维二人都认为自然语言从原则上说是不可能形式化的，逻辑斯蒂语言是堕落而不是进步。另一方面，海氏有所贬抑的“日常语言”通常是和诗对称的。既然维氏不曾把两者对待论述，我们也说不上海维二人在这里有多少分歧。
此外，我还愿意说明，海氏之强调诗，并非出于浪漫主义的遐想，而是海氏从学理上特别强调基本言词的力量和语言的开启作用。
让我们从维氏的一个例子生发出一个新例子来。一种语言里没有“把石板搬过来”这样的结构，我们喊“把石板搬过来”，他们只能喊“石板”，那么他们的“石板”是否和我们的“把石板搬过来”相当呢？他们到我们这里找了份工作，听到“把石板搬过来”的时候，就会像在自己的国度里听到“石板”那样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相当的。然而，这时师傅说：“是让你搬过来，不是让你推过来”；本地的学徒会改变搬运的方式，外来的学徒却不知所措了。在这个意义上，“石板”和“把石板搬过来”的意思又不相当。这其实是一个寻常问题。Force和“力量”相当不相当？Mandesirestoknowbynature这句英文和“求知是人的天性”是不是相当？设想这句英文后面跟着butnotwoman。简单说，句子一方面和情境相联系，和句子的“用途”相联系，一方面和借以构成的词汇相联系。单就用途来说，词汇只是句子的材料，只要句子具有同样的用途，使用什么词汇都无所谓；材料消失在用途里。然而在诗里，诗句的意思和选用的词汇却密不可分。套用一句已经变得陈腐的话：艺术是形式和质料的完美结合。我们说，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那一部分。什么失去了？用这些特定的语词表达这一特定的整体意义。每种语言都有独特的语词系统。表达“同样的意思”用的是不同的语汇，恰恰是不同语言的不同之处。那么，诗就在把语词结合起来表达意思的同时保持着语词本身的力量。在极端处，诗句的意义完全由其所包含的语词（及其特定联系）规定，而与怎样使用这句诗无关。在这个意义上，诗是“无用”的，不用来传达信息，不用来下命令或恳求。但这不是说诗不起作用。诗的作用在于造就规范，在于揭示语词的意义。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与制造器物不同，艺术作品不耗用材料，而是使材料本身的色彩和力量突显出来。艺术关心的不是有用，而是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事物的本然面貌在诗中现象，也就是说，诗从存在的无声之音那里承接下本质的言词，从而才有语言的日常“使用”。那么，我们唯通过诗才学会适当地“使用”语言，用语言来表达思想，传达信息，下达命令。
尽管有这些差异，海维二人的基本趋向仍然是很接近的。日常语言突出了语言的承传，存在之言也是一样的，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始终是历史性的。存在者以何种方式显现，存在者怎么才是存在者怎么才不是存在者，不是一个先验问题，更不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加以决定的。人被抛入其历史性的存在。
的确，尽管海维两人的教育背景思想渊源差别很大，两人的方法风格迥异，但深入他们的根本立论，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共同的关切。我有时称之为对人类生存和认识的有限性的关切：如果逻各斯是历史的承传，我们还有没有绝对可靠的理解？如果意义要从情境加以说明，人生还有没有终极意义？上帝死了，怎么都行了？没有对错善恶之别了？若有，又该由谁由什么来作出最终裁判？一句话，祓除了绝对怎样不陷入“相对主义”呢？往大里说，这是我们时代最具普遍性的问题。宗教、道德、艺术、政治甚至科学，都面临相应的挑战。
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最初就指出来的，不管喜欢不喜欢，有限性是现代人必须承担起来的天命。海氏强调存在的有限性、历史性，维氏强调生活形式、语言游戏的自然史。其实，只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才会出现意义问题，也只有从有限出发，才能解答意义问题。我们不再从绝对的出发点，用上帝的全知的眼睛来看待世界，而是用人的眼睛来看待世界。
注释：
[1]这里是广义，相应于“艺术哲学”“道德哲学”之类。
[2]SZ是指Heidegger,《SeinundZeit》，Tuebingen:Niemeyer，1979，下同。
[3]PU是指Wittgenstein,PhilosophischeUntersuchungen。引自该书的只注明节数。下同。
[4]D.Bolinger,《AspectsofLanguage》,1968，Harcourt,p.2.
[5].Wesen，或译“存在”。
[6].Heidegger,DerUrsprungdesKunstwerks,载于《Holzwege》，全集版；Frankfurt:Klostermann，1950，SS.59-60.
[7].Heidegger,《UnterwegszurSprache》,Pfullingen:Neske，1959，S.262.
[8].Wittgenstein,BlueandBrownBooks,Harper&Row,NewYork,1965,p.172.
[9].Heidegger,DasWesenderSprache,载于《UnterwegszurSprache》，S.176.
审计教学论文范文4
哲学基础
哲学认为，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体，人和社会相互依赖、共同存在。因此只有当人和社会处于相互融合、彼此协调的状态下，人和社会才能实现共同发展。这就要求教育既要有利于人的发展，又要有利于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立足于人的发展。近年来，人性化教育的提出是相对于制器化教育而言的，它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去关注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以人的发展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仔细审视我国的高等教育教学，由于受就业压力不断加大的影响，在强调基础性的同时，也逐渐强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用性而注重促进学生职业定向性发展，这在有意无意中已经弱化了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致使培养出的学生被有些用人单位称为“跛足人”“半个人”，这与教育的终极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背道而驰。因此，专业课程教学关注社会与关注个人并重，并将关注个人置于前提才能真正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共同发展。
科技和人文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着的领域，代表着人类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精神。二者虽然研究对象不同，所用方法也有差异，但他们在追求真理、对未知世界孜孜探求的精神方面是一致的，都要求客观、公正、真善美统一。人们要探求包括技术和人文两种因素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就必须从不同角度和层次来进行。对于正在为社会生活作准备而受着专业教育的学生更是如此，缺少了“技术”的教育称不上是专业教育，没有“技术”的学生也不是专业教育下的合格学生；而缺少“人文”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缺乏“人文”的学生更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专业教育中专业课程的对象是由科学技术转换成的另一种形式――专业知识与技能，教育教学的对象是人，当以科学技术为对象的专业课程作用于以人为目标的教育教学时，专业课程就应成为一种育人的精神文化、一种富有人性的有助于人的发展的载体及其现实表现。因此，专业课程中的人文意蕴与教育教学的人文本质共同决定了人文精神与学科课程的结合成为必然。
哲学认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那么，在教育教学中同样如此。教育，面对的是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的人，不是材料，不是动物，更不是机器人。无论何种教育，它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构建人的精神世界，它的最终目标就在于“成人”。大学中的专业教育也必须复归于“育人”这一本位：只能是“育人”，绝不是“制器”[1]，绝不是一切形式的只重视做事的急功近利。也就是说，专业教育教学应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让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的人文精神渗透到其中，给予学生自由发展、发挥和创造的空间，充分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心理学基础
心理学的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原理就是要从人的心理实际出发，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心理积极性。人本主义心理学是20世纪50~6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心理学的“第三势力”，以马斯洛、罗杰斯等人为代表，人本主义心理学既不赞成精神分析心理学把人当作精神病患者来研究，也不同意行为主义把人当作动物或机器任凭外在环境的左右，它扭转了心理学的非人化的倾向，研究健康人的需求、情感与理想、价值与尊严、潜能与创造性、自我实现等。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成长源于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所谓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他的潜能得以实现的倾向”，通俗地说，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于自己的本性”[2]。正是由于人有自我实现的需要，才使得有机体的潜能得以实现、保持和增强。人和人格的形成就是源于人性的这种自我的压力，“人按照他自己的本性（自我实现的需要）表明，有指向越来越完善的存在，有指向越来越努力实现这种完善的趋向”[3]。人格发展的关键在于形成和发展自我，自我的正常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无条件的尊重和自尊。将这种要求贯彻到教育教学中，就是把学生看作一个有目的的能够选择和塑造自己行为并从中得到满足的人，而不是看作机械的刺激――反应联结的总和。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潜能是自我实现的，而不是教育的作用使然，因此，在环境和教育的作用问题上，他们认为，虽然“人的本能需要一个慈善的文化来孕育它们，使它们出现，以便表现或满足自己”，但是归根到底，“文化、环境、教育只是阳光、食物和水，但不是种子” [4]，自我潜能才是人性的种子。他们认为，教育的作用只在于提供一个安全、自由、充满人情味的心理环境，使人类固有的优异潜能自主地得以实现。
由此可见，人本主义心理学在研究对象上强调对人类自身、人的本性的研究，其理论体系体现着强烈的人文精神。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其实就是坚实地建立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是其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贯彻和应用。更进一步说，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教育教学的理论基础，从教学方法的角度来看，它昭示着教师在构建教学方法时，要立足于整体的人，立足于人是一个知、情、意并重的生命个体，从而弘扬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实现人的潜能。
教育学基础
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的教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教育。人本主义教育是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直接影响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教育思想，这一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发展人的潜能和树立自我实现观念，主张教育是为了培养心理健康、具有创造性的人，并使每个学习者达到具有满足感与成就感的最佳状态。具体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前提是承认人的价值。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培养人的活动是教育的基本活动。毋庸置疑，教育者首先要树立教中有人，为人而教，因人施教的理念，把每一个学习者都当作具有他自己感情的独特的人看待，而不是作为给予某些东西的物体。学习者是教育的中心，教育应该是服务于生命与生活的，所以教育必须促使“完美人性的形成”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即人的“自我实现”。如果教育“目中无人”，认为学生是教育的工具，是被动“盛装”知识、填充技能的“容器”，这就违反了教育学的原理。
第二，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下的教育目的观是“人格心灵的唤醒，学习如何学习”。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是一种强调以自我为核心、强调人的自我实现的教育理论。它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等人格心灵“唤醒”，使教育真正回到原本意义上去，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教育的目标不是知识渊博的人，而是具有独立判断、具有独特个性的人，因此，要重视学习如何学习，即对学习过程的学习。
第三，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下的教育内容观是“有价值的知识”。人本主义教育认为，最重要的学习内容是对人有价值、有益的技能和概念的学习，是对人发展有用的知识的学习，是有意义经验的掌握。因此，教学活动的设计必须体现尊重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尊重学生自我实现的要求，选择学什么及如何去学。
第四，人本主义教育在教学方法上侧重情意的发展、创造力的培养、经验的学习及感受性的训练，倡导创建一种积极的充满人情味的师生关系和校园学习氛围，让学生在这种氛围中展露个性、发展人性。那么，在实践中，具体的教学方法可以有：旨在促进情知协调发展的方法――合成教育；旨在促进道德观念形成的方法――价值澄清法[5]；旨在培养人际交往技巧的方法――人际关系调适等。
社会学基础
教学过程具有显而易见的社会性[6]。课堂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实质是交往。从教学的形态起源来看，教学起源于人类的交往活动；从教学的形态存在看，教学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形式，它有着特殊的交往目的即学生的发展、特殊的交往内容即经过选择的人类文化精华、特殊的交往主体即教师和学生、特殊的交往方式即教材这一文化中介；教学这种特殊的交往以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成了师生间的“我――你”关系[7]。也就是说，师生交往，它以知识的传播和思想、情感的交流为基础，以师生之间发生依赖性为特点，以对师生双方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为结果。
在社会发展和教育理论的不断发展下，教师角色和学生角色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对教师和学生的角色给予重新定位。应该承认，今天的教师作为“学者”其品质在弱化，作为“引导者”其品质在加强[8]，他们的重要任务是使学生形成端正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学习方法，并引导学生把目光延伸到社会和自然。“引导者”的定位，要求教师运用技巧和策略给予学生人文关怀，将学生作为平等的个体来看待。在教学过程中，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需要，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学生的角色可定位于“自主学习者”，在教师的引导和关怀下，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而存在，形成属于“自我”的学习理念和学习方法，变“要我学”为“我要学”，真正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学习者。这样定位的师生关系在课堂教学中需要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真诚的交往、对话和沟通，这其中，情感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若教师以自己理智的爱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学生就视教师如同自己的父母，教师和学生会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这种良好的师生关系为引导学生的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基础向专业课程教师展示了一条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实施途径，每一个专业课程教师都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的使命，为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而尽心尽力。
参考文献：
[1]李轶芳.盛则俱盛 衰则俱衰――访杨叔子院士.刘献君 主编.专业教学中的人文教育[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3：6.
[2]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53.
[3]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4] 冯忠良等著.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5]易莉.西方德育“价值澄清法”之借鉴[J].思想教育研究， 2004（3）.
[6]李秉德主编.教学论[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1）：26.
审计教学论文范文5
论文关键词：认知神经科学；神经教育学；脑
一、教育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结合
教育科学中最新的“突破”就是教育学和生物科学的相互结合，这个结合直接导致了一门新的交叉学科——神经教育学，或者称为学习科学的诞生。神经教育学将生物科学的最新成果，包括认知神经科学、情感神经科学、基因科学和生物分子学应用于教育和学习过程，给学习、教育以及政策制订提供科学的指导，以迎接教育的重大变革。它的出现首先要归功于认知神经科学近30年的飞速发展，因为在此之前大脑对人们而言还是一个双重的黑箱，人们不能随便将其打开直接观察和监测它的活动。更重要的是，即使有机会面对完全暴露的大脑，也完全无法窥视其内在的运作机制。令人高兴的是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不断涌现，使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上都拥有了探测脑的工具。例如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和fMRI（功能核磁共振成像）等技术的出现不仅可以使人们在无损的情况下更深入地了解行为的脑机制，还避开了“生物决定论”的尴尬境地。
到目前为止，神经教育学仍是一个崭新而陌生的领域，它试图通过多层次和多途径来研究学习和教育的过程，建立心智、脑和教育的桥梁。神经教育学的出现同时也导致了某些教育理念的改变。正如人们是在了解手的结构和规律之后才去编织手套、去制造适合手的工具一样，对教育的探讨从来就不能与脑分开。脑是学习的器官，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需要更多地了解脑的结构、理解脑的工作规律，才有可能制订合理的教育政策，营造合适的教育环境。认知神经科学与教育结合的终极目标就是使教育成为“基于脑、适于脑、促进脑”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是一门脑的科学和艺术，教师通过教学改变学生的脑。认知神经科学恰好为教育提供了一个窥视脑的好工具，并为寻找一种适于脑的教育和学习提供理论基础和有益的启示。
二、神经教育学中的关键问题
1.脑的可塑性与教育
人脑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在生命全程中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在外部环境刺激改变时，或是在脑内部本身产生某些缺失时，神经系统就会产生某种调整。不同的认知功能和神经基础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可塑性的强弱、可塑性敏感时间的长短以及对外在环境的依赖性很不相同。穿颅磁刺激研究发现在生命早期失明的盲人，其视觉皮层转向了对躯体感觉信息的加工，这种跨通道的皮层可塑性可以解释盲人为何具备出众的触觉能力。不仅如此，Coull和Friston等研究25～36岁成人在视觉物体和方位之间联想学习，发现加工物体和方位的皮层之间的有效连接在学习后得到加强。运动技能、人工语言的学习中也发现了中枢神经系统发育成熟之后仍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就目前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进展来看，对人脑可塑性的了解还停留在一个初级阶段，对脑发育的“关键期”和“敏感期”之争就充分说明了在教育实践中要更加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脑的可塑性现象对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脑的可塑性，重视早期教育。尽管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在个体发展的生命全程，大脑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然而在个体发展的不同阶段，脑的可塑性也不相同，而且脑区之间的发展也不是同步的。在敏感期脑的可塑性较强，进行早期教育或及时干预的效果更好。因此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必须根据具体的认知功能综合考虑才可能制订有利、有效的教育方案或干预措施，加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对早期教育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其他时段的教育不重要，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提示在生命全程中大脑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应避免过度施压可能导致的更严重问题。目前更需要关注的是将脑的可塑性研究与残障和疾患的治疗联系起来，避免对正常成长不适当的忽略和虐待行为，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社会情绪的培育，为他们终身发展打下基础。
2.脑功能定位理论与教育
脑的功能定位和半脑功能偏侧性的观点最初来源于神经心理学的研究。对裂脑人的研究发现大脑半侧交叉支配对侧的运动和感觉系统，并且左半球侧重于抽象思维，如语言、逻辑、数学、分析、判断等；右半球侧重形象思维，如空间关系、艺术、情感等。由于人类语言的发展，以言语思维为主的左脑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利用，因而出现了“左脑优势说”。很多人认为这种左脑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人们习惯用右手操作、用言语交际。而传统的教育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到教学管理都是有利于左脑的，因此有人提出开发“右脑”的观点。然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功能定位和半脑功能偏侧的现象并不是绝对的，左右半脑虽有分工，但它们又是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互相补偿的一个整体。脑功能系统不是简单地按左右分工原则，更多是皮层和皮层下、后脑和前脑、背侧和腹侧的分工。特别是，半脑功能偏侧化的结论是以神经心理学病人的研究为基础，将该观点引入正常人，特别是引入教育实践应更为慎重。认为过去的教育只利于左脑发展的观点是片面的，盲目提出开发单侧半脑的主张也是不妥的。强迫儿童用左侧肢体不仅打乱了正常发育的进程，而且可能会造成某些儿童的口吃，严重者甚至会导致儿童精神分裂症。对大脑潜能的开发研究应是全脑的开发，是以大脑为核心的整个身心潜能的全面开发，而不是片面强调开发脑的单侧功能。
三、神经教育学对教育的启示
审计教学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有效练笔，从记录身边的“花絮”开始
一说到写作文，许多小学生就哇哇大叫，说没东西可写，不知道怎么写？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解决“炊”的问题，老师不妨驻足留心，首先指导学生学会观察身边的小事，接着营造表达语言的氛围，激励学生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出来，从而坚持做好生活小练笔，积累生活素材，练活文笔，爱上写作文。
记得一次班会课，上课铃声响过了，我站在讲台前，微笑着耐心等待孩子们能立刻安静下来。可是过了好一会儿，教室里喧闹声此起彼伏，嘻嘻哈哈打闹的，翻头转向讲话的，全然不顾目视他们的老师。怎么办？要想这节课有个良好的开端，不想个办法整顿好纪律还真的难以达到班会课的效果。厉声喝斥呢，不行！五年级的孩子了，光是训斥的话语他们听得厌烦了；软言温语，也行不通，此时没几个同学在意你，即使苦口婆心他们也不领情的。突然，我脑子里灵光一闪，孩子们不是喜欢用加减分的方式来竞争吗?何不利用开课组织纪律这一个环节训练学生来个现场观察小练笔呢！想到这里，一个“诱敌深入”的计划在我心里策划好了，就等着“请君入瓮”了。
于是，我把笑容渐渐收敛起来，用严肃的目光扫视着教室里的每一个同学小学语文教学论文，第一组，第二组......第五组，然后又从第五组扫过第一组。这时，警醒孩子觉察出了点什么来了立刻做坐得端正，还用眼神告诉我他已经坐好了；有的孩子还是一头雾水，疑惑地张望着别人随着吵闹声渐落也慢慢坐直了身子，剩下的少数几个还在埋头捣鼓自己的笔芯文具之类的东西。我不做声，目光依旧盯着大家，不紧不慢地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加分栏下画上一条横线，又在同学们的注视下，分别给第五组、第四组和第一组的得分下面写下“扣一分”，我相信，这一笔一划都牵动着孩子们的心，这时他们的心里一定有很多话来说。我胸有成竹地把握着火候，顺势抛给他们一个“绣球”：“请你把刚才上课铃响了到老师站在讲台边做了什么你看到什么想到什么这一幕描述下来，注意融入人物的神态动作语言和你自己的心理活动。”
孩子们思考片刻后，一只只手举起来了，我心里很是欣慰，说明有些孩子初步有了观察的意识，现在就看他们的语言表达如何了。
一个孩子站起来；“上课铃响了，同学们还在津津有味地玩着。忽然我看看老师严肃的目光像探照灯似的扫视着教室，我立刻坐端正了。可是老师却在第一组、第四第五组得分栏下写下‘扣一分’，真惨呀！”
我立刻表扬：“你真会观察，语句很通顺。既注意了场面，又说清楚了老师的目光和看见老师扣分自己的感受。给你组上加两分。”
一看到有分加了， 别个组的孩子也不甘示弱，小手举得高高，其中一个孩子说：“老师，我说。悦耳的上课铃响了，老师微笑着站在讲台边等我们安静下来。可是同学们哪里顾得上呀，一个个还沉浸在下课的兴趣盎然中论文格式。忽然，老师的笑容不见了，严肃的目光像两道利剑射向在场的每一个同学。我赶紧坐端正，生怕老师来个雷霆大发，我们可吃不了兜着走了。可是老师没有说一句话，教室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同学们也都鸦雀无声。这时，老师拿起粉笔，在第一四五组的得分栏下重重地扣了一分。所幸的是，我们组没被扣分，我心中的大石块平稳着陆了。”哈哈，看着这孩子一张伶牙俐齿的嘴，我的心里简直比吃了蜜还甜，但是脸上还不能表露出来，我的话里却洋溢着高兴：“你真能干，观察得仔细，过程描述得具体有条理，语言也生动幽默。加5分”
看着分值的飙升，一个叫刘晓庆的女孩“噌”地站了起来，娓娓叙述着她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悠扬悦耳的上课铃响了，好像在说‘同学们该上课了！’可是教室里仍然聒噪不已 ，‘外甥打灯笼-----照旧（舅）’。老师看着我们，刚才还微笑着的脸渐渐变得严肃起来，两眼也放射出犀利的光芒，像探照灯似的扫视着教室。教室里立刻变得安静了，静得连地上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我也大意不得，乖乖地坐端正了。只见老师不动声色得盯着我们，眼睛连眨都不眨，随手拿起一支粉笔，在第四组第五组的得分栏下扣了一分，哎，你们四五组课遭殃了。这时，我发现我右侧第一组的关晓琪同学还低着头小学语文教学论文，拿着一支笔耍着，嘴里还在叽里咕噜地小声嘀咕着，我不禁为他捏了把汗，心里暗暗对他说‘关晓琪呀关晓琪，你还不觉醒过来啊，扣分临头了，你不为自己着想也为组上想想呀！你们组早上因为有同学没写完作业，一下被扣了五分，现在你又撞在老师的风口浪尖上，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哦！’果然不出我所料，老师的粉笔越过第二组第三组的得分栏，在第一组的得分下重重得扣了一分。哎，真是‘伤口上撒了胡椒又撒盐’，扣分容易挣分难呦！”真是了得，比第二个同学的描述更多了丰富的语言，还有了细节的发现和细致的描写，心理活动写得活灵活现，我也犹如“胸中种牡丹-----心花怒放”，和孩子们一起向她送上热烈的掌声。“给这个组加十分！”第二组孩子的脸都乐得通红了。
“哗！” 课堂里已是一片小手的“林海”。我看这孩子们不吐不快的火候已到，大声宣布道：“孩子们，刚才我们描摹的这一幕正是我们班平时经常都在发生却又是经常被同学忽视的一个个班级花絮。如果我们用敏锐的眼睛去捕捉住它，用美美的语言细致生动的写下来，这稍纵即逝的瞬间将会永久地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以后我们就把班上、家里、路上发生的精彩的、有趣的、快乐的瞬间写下来，你会吗？”
“会！”全场异口同声回答道。
“那就在我们平时的片段本上每天记录一个生活中的精彩瞬间，我们把它叫做‘生活花絮’吧！写得好的得90分的加5分以上！现在就动手吧！”
“好！好！”这群情激昂的声音里夹杂着平时最不喜欢写作文的林晓如爽朗的叫好声，顿时，热烈的课堂平静了下来，我的耳边是一片“沙沙”的写字声......
一堂班会课，成就了一次习作练笔；一组组加分减分的竞赛，成为保持习作热情的助燃器；每一个活动环节，成为有力指导观察、指导表达的落脚点。我觉得长此以往作文不会成为学生心中的“拦路虎”，这一朵朵生活的“花絮”会记录下学生成长的脚印，他们会在观察和表达中体会到作文的乐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