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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论文范文1
如上文所述，当前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的实践创新能力薄弱，师资队伍的欠缺影响了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的教学质量。总体而言，当前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的水平难以满足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践类课程教师对实践类课程授课内容的讲解不够透彻和细致
由于缺乏专业实践活动经历，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对实践类课程知识要点的理解完全依据教材，对课程中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的阐释相对粗糙，甚至对教材中的一些与最新实践活动不符的内容难以察觉。这导致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对授课内容的讲解不够透彻和细致。
（二）实践类课程教师教学方法单一
难以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具体化由于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自身实践经历匮乏，其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是照本宣科，难以将空洞、抽象的知识联系实际，进行针对性的案例教学，或在案例教学中对案例背后的实践技能知识进行充分、有效的挖掘，从而难以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和具体化，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所以课堂教学效率提升难度较大。
（三）实践类课程教师指导学生开展专业实践活动的能力有限
由于当前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专业教师缺少系统性的专业实践活动经历和从业经历，实践类课程教师尽管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但是实践与创新能力相对薄弱，其对学生的专业实践活动难以进行有效的指导，并及时解决学生专业实践活动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显然，这不利于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的成因
综上所述，当前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实践类课程授课教师的实践创新能力不强。结合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造成当前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水平相对低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建设缺乏足够的积淀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目前国内众多综合型大学、财经类与外语类高校以及独立学院均举办了该专业。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办学主体，独立学院举办该专业的时间相对较晚，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建设方面，独立学院缺乏足够的积淀，举办该专业的人才基础相对薄弱。这使得，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独立学院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较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建设水平提升较为缓慢。
（二）独立学院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缺少有效的战略
相对于理论性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需要科学、合理的战略。由于独立学院举办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时间相对较晚，实践性课程师资队伍建设经验较为欠缺，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培养的内在规律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难以在短期内制定出有效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战略。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水平的提升。
（三）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缺乏专业实践活动经历
如上所述，就目前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的构成而言，大多数教师为高校毕业不久的青年硕士或青年博士。这些教师虽然学历水平相对较高，但是缺乏专业实践活动经历。这使得，在实践类课程的课堂教学中，相当一部分教师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课堂教学水平提高难度较大。
（四）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缺乏有效的职业规划
诚如我们所知，高等学校教师的成长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而在高校教师的成长过程中，依据自身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岗位，制定切实可行的职业发展规划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具备科学、合理的职业规划才有可能不断提升自身的教书育人能力。而从当前独立学院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很少制定切实、有效的职业规划。这导致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实践类课程教师难以不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专业技能，从而不利于实践类课程课堂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总结
国际经济学论文范文2
奥地利学派奠基人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来，特别是W·贾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与杰文斯及瓦尔拉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1977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所说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1884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1889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页注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认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者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经济学的思想敌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了的剩余理论。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剖析了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20—1940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还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
1903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
“（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见施特赖斯勒，1986年）。
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维塞尔：1914年）。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密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战后的奥地利学派
第一次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处境与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庞巴维克与世长辞。门格尔在退休后的长期隐居中，曾不时在校接待青年经济学家的来访，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虽然维塞尔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至1926年去世，但学术中心已转向年轻一辈经济学家。其中突出的有庞巴维克的学生密塞斯和维塞尔的学生及教授职位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Mayer)。密塞斯只是维也纳大学（不领薪俸的）“特约”教师，从未真正取得过教授职位。他的学术影响主要在大学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战前受教育）著名学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Strigl）、埃瓦尔德·沙梅斯（EwaldSchams）和莱奥·舍恩菲尔德（LeoSchonfeld）（以后还有伊利（Illy））。面对这些变化，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新的著作发表了，一大批年轻学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许多人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Machlup）、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Morgenstern）和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PaulN．Rosenstein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奥地利学派在两个相互交叉的团体里展开了热烈的经济学讨论。一个在维也纳大学以汉斯·迈耶为首，另一个聚集在密塞斯周围，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行著名的“私人讨论会”。密塞斯的讨论会不仅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也吸引了诸如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艾尔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Voegelin）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就是在这一时期，维也纳的学术热情对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种接触的极为重要的结果是罗宾斯1932年发表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罗宾斯，1932年）。主要是通过这部著作，奥地利学派的好些基本观点被汇入了20世纪英美经济学的主流。1931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去伦敦经济学院讲课，此后即受命主持该学院的图克讲座。
哈耶克来到伦敦促进了“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的发展，并使它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对该理论作过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页）。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是因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资源错置的，是生产者预期一部分公众愿意将消费推迟到与时间偏好的真实格局实际上相违背的程度，于是便发起新的生产过程。而继后放弃难以维持的生产项目就构成了周期的下降阶段。密塞斯强调，该理论来源于威克塞尔(Wicksell）和更早的英国货币学派。事实上，密塞斯很难为这一理论被贴上奥地利学派标签提出申辩（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这个理论已经牢牢地贴上了奥地利标签了。哈耶克热情阐述并广泛发展了这一理论（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还（通过这一理论）向英国公众介绍了庞巴维克资本学说的远见卓识，这无疑使这一发展完善的学说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记，并使经济学界认识到该理论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鉴于所有这些发展，我们显然必须认定：从许多方面讲，30年代初期是奥地利学派对整个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时期，然而，这种辉煌的业绩却是短暂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无裨益。这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同一个30年代初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决定奥地利学派命运的几乎是致命的转折点。在短短数年中，除了作为经济学派史上重要但已过去的一页，独树一帜的奥地利学派学说竟从经济学界销声匿迹了。虽然汉斯·迈耶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战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边的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们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国大学。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内瓦，以后到了纽约。由于哈耶克去了伦敦，维也纳再也不是生机勃勃继承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中心。而且，该学派中的许多学者确信，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已被经济学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论经济学优势地位的出现，以及历史学派和反理论学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失势，无疑使奥地利学者相信他们已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没有必要再发展独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了。密塞斯在1932年说过的话道出了这层意思。在谈到通常把经济学理论分为三派，即：奥地利学派、英美学派和洛桑（Lausanne）学派时，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话强调说，这些学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表达相同观点的方法，他们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术语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学说的本质”（密塞斯，1933年，第214页）。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保存并发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这主要是通过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马克卢普曾几次（马克卢普，1981年）列举二次大战前奥地利学派的6个主要观点。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这些观点确实表达了1932年时人们所理解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方法。这些观点是：（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请不要与政治上或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混淆，而是指它主张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到个人行为中去探寻）；（2）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参考有关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3）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的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5）机会成本（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时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之机会）；（6）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表明时间偏好和生产率的“迂回性”）。
不过，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评论似乎是适宜的。（1）大多数现代微观经济学都吸收了这6个观点，只是侧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这6个观点证实了前面引证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论断，即“所有”的经济学流派有共同基础。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的研究却暗示，这6个观点并没有“真正”全面概括奥地利学派。虽然，在当时（20世纪30年代早期）奥地利派学者中很少能证明奥地利学派还有其他观点，但在该学派的传统学说中事实上已隐含着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确阐述。由此来看，（4）一些重要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有别于微观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因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发展起来的。说明这些区别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来阐述，这就使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界仍保留其与众不同的“风貌”。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后期发展
汉斯·迈耶1932年撰文批评“功能价格理论”，并提倡使用“遗传因果”方法。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样理解经济学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别。在此文中，迈耶批评价格均衡理论没有解释导致市场价格的行为“顺序”。要理解这一顺序，就必须理解构成这一顺序的行为的最初原因。根据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撰写的论著，有理由认为迈耶当时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奥地利学派思想中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本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本身（和研究他们著作的人，如L·罗宾斯）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看来，发生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那次著名论战，即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中经济计算可能性的争论，帮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阐发了这一当时被忽略了的含义。仔细阅读一下这次论战的文献就会发现，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击他们的论敌——“主流”均衡派的论点时，阐明了奥地利学派在理解市场时强调过程、学习和发现（拉维（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说过，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学者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就和企业理论中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把价格作为参数一样），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哈耶克阐发了他对竞争性市场过程的解释，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见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时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场过程特征（他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强调知识的作用，而是强调了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参见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据密塞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发展（并且承认这些发展揭示了早期奥地利学派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思想。见：柯兹纳（Kirzner），1985年，及贾菲，1976年），我们有理由在马克卢普提出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观点后面再加上下述几条：（7）市场（和竞争）是学习和发现过程；（8）个人决策是在不稳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此处认定有关选择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上述两个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对奥地利学派传统学说再度重视的中心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该学派的传统学说。
今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由于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些含义至少是部分重选的，另一些则至少是部分矛盾的。为了理清楚这些不同的理解，列举80年代赋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不同含义，不无裨益。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目前的地位，不论是好是坏，完全是由时下这些理解体现的。
（1）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希克斯和韦伯（Weber），1973年；莱塞（Leser），1986年）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和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了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赖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年）。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如前述，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
（3）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类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论著的影响。密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N·罗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论著加强了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但是，另一些观察者会对如此定性奥地利学派提出疑问。虽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早期论著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思想尖锐对立的，但总的来说该学派保持一种超政治的姿态。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维塞尔，1914年，第490页）。虽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Wertfrei）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
（4）对于经济学界的许多人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对卡尔·门格尔以及早期奥地利学派思想，尤其是经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现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出现在美国，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主要包括默里·N·罗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尔·何兹纳（IsraelKirzner，1973年）、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马里奥·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罗杰·W·加里森（Roger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这一派的目标是突出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是一种过程的解释与主导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常常被理解为只有部分是准确的（见怀特（White），1979年，第9页），拒不采用现代数学和经济计量技术。而规范经济学则主要因均衡为方向而广泛采用这些技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的这批经济学家（有时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确自认为早期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赞赏市场有秩序的结果，但在理解这种结果实际是怎样取得时，又与新古典主义有分歧。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的原文和译文得到再版，在经济学界内外吸引了大批读者。
国际经济学论文范文3
(一)国际经济学中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变
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假设商品要素流动这一前提下分析研究企业发生的具体贸易行为，以及国际贸易政策变动。国际贸易理论中提到了优势思想，这一优势简单阐述即是各个国家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中体现出的竞争力，形成了各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进入与退出，体现各个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国际贸易的优势从绝对优势演变为相对优势，绝对优势是指各国企业对同一商品的生产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形成的企业竞争优势，相对优势是指各国企业在生产不同商品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不同而形成的竞争优势。相对优势与绝对优势都是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对相同事物做出的判断。同时可以得出结论，即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如果不受到资源约束的话，具备相对优势的企业则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具备绝对优势的企业则可以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的发展应用
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垄断优势理论，它形成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该理论认为因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具备不完全性的特点，给跨国公司带来垄断的优势，比如跨国企业具备的专有技术，管理经验，以及销售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从而得到较高的垄断价格和利润，因此产生了不完全竞争的局面，这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直接原因。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是基于垄断优势理论提出的，因为产品在市场上有着周期性的变化，主要分为创新，成熟以及标准三个阶段，各个阶段都与企业的决策密不可分。因此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国际直接投资应该运用在产品生产已经成熟并且投入标准化生产，这样可以将生产投入到成本较低的区域，从而替代出口产生的成本。3，内部化理论，该理论基于自然性市场的完美性出发分析当前跨国企业的兴起以及外国投资现象的形成。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是由于市场内部化形成的，市场内部化是指外部市场机制导致原材料，半成品等交易的效率呈现较低的状态。为了提高这一效率企业不得不通过行政结构将低效率的中间产品内部化。这一理论同时解释了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行为。
二、套利与平价理论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的发展应用
(一)基本概念阐述
套利是指在同一个市场中购进外汇，证券，商品等其他货物同时在另外一个市场中以更高的价格将其卖出。价差则是指同一个商品在不同的市场上有着不同的价格，包含时间上以及空间上的差异。交易成本是指套利者完成一项交易需要耗费的成本，主要包含直接成本以及间接成本，直接成本主要是指劳动力流动的交通费，资金流动的汇费以及隐含的工资，利息以及租金等，间接成本主要包含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等。平价主要是指价值对等，具体阐述为只要不同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超过交易产生的费用，那么套利者就能从中获取利润。
(二)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套利与平价理论的基础
国际经济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国际贸易与经济教学方法双语课程。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双语教学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教育市场，优化配置本国的教育资源和要素，抢占世界高等教育的制高点，培养出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高素质的人才。可见，教育国际化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教育国际化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着高等教育的质量。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宣言》所指出：“国际化是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有机部分”。
安徽财经大学也十分重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并已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如引进海外留学人员回国从事教学工作、外派师资接受培训、与国外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进行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等。然而和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相比，在教育水平和教学效果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二）双语教学的界定。
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我们认为双语教学是特指在专业学科教学过程中，采用外语（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开展和组织教学的活动。双语教学应包括以下要素：
1.采用原版教材。授课教师应了解国外相关专业的教材使用情况。由于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技术等宏观环境方面存在差异，原版的教材可能存在部分章节不适用的情况，但这并不影响教学活动的组织。授课教师可同时指定多本参考教材。
2.使用外语授课或课堂讲授以外语为主。如果只是使用原版教材，而还用汉语授课，笔者认为这不是双语教学。教师必须使用英语完成备课、多媒体幻灯片、课堂讲授、课堂活动组织才是我们所说的双语教学。在讲授过程中，必须坚持使用外语。笔者认为，对一些术语的表述可以适当使用汉语，但使用中文讲授的时间不宜超过总授课时间的20%。
3.学生考试形式的设计和成绩的评估。双语教学课程的考试形式可以根据课程需要灵活设计，采取英语口语面试和英文笔试相结合的方式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双语教学的实践
（一）双语教学课程教材的选用。
在教材的选用上，我们一直都选用国外优秀的原版教学用书。如《国际经济学》课程的固定教材Dominick.Salvatore的《InternationalEconomics》以及《国际市场营销》课程的固定教材WarrenJ.Keegan编写的《GlobalMarketingManagement》。我们选择这些教材的理由是：首先，教材的语言表达比较规范、简单，用词准确；其次，教材同经济学科核心课程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内容联系比较密切；第三，相比较而言，教材的内容更具有客观性，作者能从学术的角度去研究、探讨和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理论与政策，“大国主义”的思想较少；第四，教材和我国在职研究生经济学专业的国际经济学课程内容十分相似，可形成较好的接轨事态。当然，国外教材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如在一些内容上说明得过于详细。因此，在备课的过程中，因此，教学中我们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有效的选择，抓住主要的内容，对于那些与国内教材重复的教学内容、章节和报道等一律删除，或让学生自行阅读。
（二）双语教学课程的设置。
各高校大学英语一般开两年，到了大学三年级，相当一部分学生已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统考，还有一些学生达到了大学英语六级的水平，学生普遍已有了较好的英语基础，这时采用双语教学对学生来说困难相对要小些，可避免学生一开始就产生畏难情绪。另外，在大学三年级上学期开始连续、合理地部署和安排双语教学，可延续英语学习，使英语学习四年不间断，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可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提高作用，而且可在基础英语学习之后，将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转移到自己的专业上来。因此，我们把双语教学的时间安排在大学三年级，并选择合适的专业课程连续安排双语教学。目前国际经济贸易专业已经开设了国际经济学（英）、国际贸易（英）、国际市场营销（英）、电子商务概论（英）、特许经营（英）、国际商法（英）等六门双语教学课程。[论-文-网]
（三）双语教学课堂实践。
1.双语教学方法的使用。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主要采用了英语沉浸式教学法（Englishimmersion）和参与法（Participationmethod）。所谓沉浸法就是完全使用英语授课，教师用简单浅显的语言进行教学，使学生能顺利的掌握英语，掌握教学的内容和其它知识。当然，对于一些比较专业的经济术语，教师用汉语给出其准确的含义，以使学生对术语和定义有准确的理解，但是汉语解释十分有限。
所谓参与法就是在教学中首先提供一些分析问题的必要条件，通过引导和启发，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让学生利用已经掌握的专业知识和西方经济学等基础知识，自己分析、讨论，找出问题的答案。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扮演主要角色，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学生讨论、引导学生思维，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使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容易，掌握也比较牢固。比如在讲解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时，我们就让学生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要素丰裕的国家——要素价格较低——具有生产和出口密集使用该要素产品的优势——出口增加——要素使用增加——要素相对价格上升——要素价格均等，然后配以图形予以解释。这样，学生积极参与，发言踊跃。
2.多媒体在双语教学中的应用。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双语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充分利用现有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制作了丰富多彩的教学课件。课件由任课教师自行设计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全英语，这有利于进行沉浸式教学，给学生制造全英语环境。同时，用英语制作课件可以避免因教师对个别单词发音不准带来的不利影响，上课时我们逐条、有时甚至是逐词显示讲授的内容，让学生看起来更加容易方便，重点更加突出，让学生在课件的帮助下理解的更容易、更深刻、更全面。另外，采用多媒体教室上课，节省了板书所花费的时间，从而可改善教学进度。多媒体课件可集声音、动画、文字、图像为一体，因此在讲课时，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双语教学的考核方法。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双语教学过程中，我们灵活运用多种考试形式。为适应高校素质教育的发展，我们努力改革当前高校中以百分制闭卷考试一统天下的局面，灵活运用笔试、口试、闭卷、开卷等考核方式，以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我们增加了双语教学课程考试中的口试比重，采取笔试与口试相结合的方式。
学生平时在课堂上的发言次数、质量和水平也都可被计入考试成绩，以此来鼓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水平及知识掌握程度。双语教学的成绩评定注重平时考核，使成绩构成多元化，力争改变“一次性闭卷考试”的局面，加强对学生的平时考核，避免“一考定成败”。我们注重平时考试，并不是频繁增加考试次数，而是由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不同阶段的教学要求，灵活运用提问、讨论、作业、小测验等方式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并通过测验获取教学信息，指导教学更好地开展。对于学生成绩的评定，结合课程总结性考试与平时考核进行综合评价，并逐步加大平时考核成绩在总成绩中所占比例。同时对采用双语教学课程的学习成绩予以注明，从而给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提供较好的条件。
三、加强国际经济贸易专业双语教学的建议
（一）制定长期的双语教学规划。
开展双语教学是一项持续工作，必须有全面长期的规划，体现在教学中就是人才培养目标、专业教学计划的调整。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要适应WTO要求，加快培养适应全球化的、有国际意识、有国际交往能力、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国际贸易人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具有专业性强和实践要求标准高的特点，在专业教学计划的制定上应采用同国际相关专业（国际商务）接轨的教学计划。在课程体系设计方面，在现有的双语课程基础上，考虑增加一批适应于全球化的专业课程，使用双语教学。并且要特别注意这些双语课程之间的层次衔接，形成合理的国际经济贸易专业双语教学课程体系。在课时安排上要充分考虑原版教材的特点，安排足够的学时，以保证能保质保量的完成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
（二）加大双语教学师资培养力度。
双语教学的任课教师不仅要掌握一定的授课技巧和较高的专业水平，更重要的是还需要较好的英语水平。然而，在高校的双语教学实践中，能流利自如地使用英语进行专业课程教学的教师比较缺乏。一方面，外语教师的专业知识不足；另一方面，专业课教师知识丰富，但英语功底不深。或者部分专业课教师的英语水平比较高，阅读文献与看专业杂志的能力较强，但口语和写作能力较差，进行课堂教学困难仍然很大。因此，培养既能熟练使用英语，又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是提高双语教学水平的关键。
双语教学师资的培养可以采取“走出去，请进来”两种途径。
一是自己培养。对于英语基础较好的教师，可以采取短期集中培训的方法，也还可以选送一些教师到外语院校进行进修，由外国教师任教，采取封闭式的训练，使他们的英语水平在短期内有较大的提高。另一种方法就是引进双语教学人才。学校可以采取特殊政策引进国外人员归国进行教学工作，或者聘请其它外籍教师（相关专业的专家）进行教学工作。
（三）传统和现代教学方法相结合。
双语教学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是一个挑战。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演示教学内容，就可以节省板书的时间，从而提高教学的效率。同时，教师也应努力把平常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所总结与积累的教学方法，如案例分析、小论文竞赛、课堂小组辩论等方法有机地结合双语教学中，使学生真正感受到它所具有的纯汉语教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使它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成长。另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利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把与实际结合比较密切的专业课程直接开到实习基地，同时也可以邀请一些国外的专家或专业化人士到学校，进行学术讲座等活动，使学生体会到既懂英语又懂专业的优越性和紧迫性，激发他们学习双语教学课程的主动性。
（四）建立双语教学课程评估体系，加强对双语教学的监督和管理。
目前，双语教学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与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双语教学质量监督和管理体系不无关系。我们认为应尽快建立双语教学课程的特定评价体系，以保证双语教学的质量。
双语教学课程评价体系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做好双语课程的认定工作。根据大家普遍认可的高校双语教学的三种模式对双语教学的层次做好界定，并根据不同层次给予不同的工作量补贴，以激励教师开展双语教学的积极性。其次，制定双语教学质量认证体系，加强对双语教学中各个环节的质量监督和管理。如不定期地在院系、教研室内部开展双语教学交流与研讨，开展教学竞赛、组织观摩教学，邀请专家、外籍教师，包括外语专业人员对双语教学的效果进行考核，组织学生评教等。
（五）完善双语师资认证制度，严格双语教学准入。
我们认为，申请双语教学资格的教师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具有一定教学经验，教学水平较高，已用汉语主讲有关课程两轮以上；能熟练阅读外文版教材，准确理解教材中的知识内容。
符合基本条件要求的教师可向教研室提出承担哪种形式双语教学任务申请；教研室审定教师条件，报系（部）审核；教学系（部）审核后将符合条件要求的教师报教务处；教务处组织评议小组听申请教师试讲并给出评定意见，符合要求者报主管校长批准；取得双语教学资格的教师，由学校颁发资格证书，并具有优先参加校内各种评选和评优活动；具有双语教学资格的教师，在完成一（或二）轮双语教学任务后，才可申请高层次教学形式资格的认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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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志勇，陈伟，张秀华。渐进式双语教学法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学中的应用[J].高教研究，2007，（7）。
国际经济学论文范文5
1.借鉴其它高校实践教学经验，强化合作办学
一些理念先进的高等院校对实践教学给予了相当高的关注，主要通过下述内容加以呈现。
（1）对专业课教师的实践经验给予高度关注。优先选择具备实践经验且获取乙级以上专业技术执照的教师作为实践环节的指导教师，缺乏实践经验的教师应当进入高等院校或者企业进行实践培训。
（2）此类高等院校的实践设施优良，并且在校园内部设有诸多匹配的实习岗位。既能够完成必要的理论教学，又能够强化学生的综合技能。
（3）此类高等院校会定期开展职业技能比赛，并且带领学生参加各类相关的世界比赛，学生的技能证书数量将成为对学校考评的关键指标。借助技能比赛，强化学生获取知识的自主性。
（4）对学生的校外实践环节给予高度关注。校外实践可以有多种方式：轮调式（理论知识的传授在学校进行、实践技能的培训在校外实践环节进行，并且每月定期开展轮调）、实习式、进修式、走读式等。在上述校外实践方式当中，应用最广泛、收效最佳的当属轮调式。例如，可以同理念先进的高等院校开展联合教学的模式。国际经济贸易专业应当有效借助此模式提供的优势，将专业课教师派到合作院校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并依照本院校的现实状况加以选择性的应用和吸收，将国际经济贸易专业的教学实训实践体系加以有效的健全和完善。
2.突出国际商务单证实训重点，打造一专多能
国际经济贸易牵扯到诸多部门、诸多流程、诸多手续，是一个繁琐的流程。国际经济贸易要求其工作者既要了解并熟知国家制定的国际贸易政策，又要了解并掌握外贸单证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单证实训的重点在于强化国际经济贸易单证的制作，对国际贸易业务的普遍性环节加以深入的了解，强化对单证业务的实践技能。通过系统化的国际贸易业务实践培训，能够为日后顺利的从事国际贸易业务工作奠定稳固的基础。作为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理应了解并掌握国际贸易业务的具体操作。因此，出于使学生对国际贸易业务形成更加牢固的知识框架，并能将理论知识顺利的应用于实践的思考，应当为学生安排一定周期的国际贸易实训环节。使学生对国际贸易业务的实践操作形成零距离接触，从而有效的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在国际贸易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商品均以单据的形式完成买卖，贸易双方都是以单据作为货款的结算凭证。因此，单证制作质量的优劣对于国际贸易业务以及利润的实现具有直接性决定作用。单证的准确性、完整性、清晰度以及实效性对于结汇的顺利与否存在重要的影响，有关工作者应对其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耐心。所谓“一专多能”人才，就是说既要掌握本岗位的专业技能，并且具有一定的水平，又要对相关岗位的实践技能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对于“一专多能”型人才的培养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应当纳入企业的整体战略规划之中。在“一专多能”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应当坚持“分步实施、整体推进”的原则。将人力资源管理机构的特殊优势加以最大程度的施展，制定目标并建立规章制度，为计划的切实落实提供必要的保障。应当建立专门的“一专多能”型人才的管理部门，将部门优势做以有效发挥，使企业整体倾向于“一专多能”型人才，从而向企业员工提供有利的多技能学习的机会。当企业工作者实现了“一专多能”后，其岗位落实和薪资待遇都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并且有清晰的制度作为保障。对于拥有过硬的多技能工作者，企业应为其办理国家从业资格证书，将工作者的作用发挥到最大程度。
3.融合校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提升就业质量
在实践教学的全部内容当中，认识实习、课程实习以及毕业实习是能够强化学生实践技能的关键步骤。然而，上述关键步骤一定要借助校外的力量和资源才能实现。正因如此，上述关键步骤成为了实践教学当中的弱化点。3因此，着重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是健全实践教学的必要步骤。实践教学基地建设通常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首先，将学生派到实践基地进行参观、实习和就业。并利用对实践基地的考察和与实践基地进行联合研究等的手段，对学生的实习状况和社会需求状况加以及时的了解和掌握，从而实现对学生的实习和就业进行指导改进的效果。其次，利用对实践教学基地工作者授予可作资格的方式，强化实践教学基地工作者主动服务国际经济贸易专业的意识。除此之外，对国际经济贸易专业的学生定期开展培训讲座，并邀请实践教学基地的负责人员和国际贸易机构的专业化人才进行客讲。一方面，能够强化学生对业务实践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就业指导，从而为国际经济贸易专业的教学实训实践体系建设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秉承相互扶持的理念，在借助国际贸易企业（尤其是农产品国际贸易企业）的力量向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的过程中，应当将企业的实际需求纳入考量。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由教师为其提供相应的策略措施；在企业的人员配备不足时，可以由学生为其提供相应的岗位帮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运营压力。通过上述做法，高等院校能够同企业形成稳固的信任度和长久的合作关系。强化实践教学基地的管理，对每个实践教学基地设置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并执行对实践教学基地的数据实时追踪机制。现实表明，利用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引发的就业创新，能够有效地处理企业同学生之间信任度低的问题，并实现学生就业和企业用工的双重稳定。
二、结语
国际经济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中国经济减速；人口红利；扶养比；户籍制度改革；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124
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奇迹，中国也被称之为“赶超经济体”。改革初期，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必须以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来实现GDP增长，否则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已经超越日本50%，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将于2016年超过美国。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很多。中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型国家，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据国情，认清中国经济增长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认识经济增长的规律，才能了解目前的减速是必然的。
一、中国经济减速与周期性失业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过去出现的担心。截止2012年9月，中国有1024万新增就业，超过全年计划数1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2011年持平，18个省市区提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9.4%。工资持续上涨意味着就业空间缩小，而用工荒、招工难仍是主旋律。以劳动单位提供的岗位数为分子，求职者为分母，2012年约为105%，与2011年持平。这说明岗位数多于求职人数。从经济学家观察就业的指标上看，就业没有出现周期性褪变。当然有些行业如出口行业状况不好，但其他行业又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弥补。虽然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现象，但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问题。
造成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一是中国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二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以二元经济为基础，特点是能够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部门，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不断涌现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快的经济增长率足以创造多个劳动岗位，能够按照不变的工资水平支付劳动力。如果发展到某一阶段，用不变工资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须提高工资时，刘易斯转折点就来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没那么无限了。2004年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两个因素注定中国劳动力不足状况已经发生，由此而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以往不同。将“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速度主动调到7%，2012年又放弃了8%的增长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菲里普斯曲线与奥肯定律均表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密切相关。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就多，失业率就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岗位数减少，失业率高。因此，将通货膨胀率替代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表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反之，失业率低，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反而较高。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是反向关系。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线。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奥肯定律则直接以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此处的失业概念仅指周期性失业。
一般意义上的失业概念分为自然失业与周期性失业两种。自然失业主要包括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指劳动者与岗位不相匹配，需要对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或实践训练而产生的失业。摩擦性失业是指雇主与劳动者之间还未签订劳动合同阶段中劳动者的失业状态。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周期性失业完全被农民工承担了。2009年春节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外向型企业受到打击，农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业、大规模返乡。反之，当经济恢复，特别是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时，又反映出用工荒与就业难。
如果经济真正减速或者说是消极减速的话，就会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如果没有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证明经济减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实际经济增速仍高于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减速是可以接受的。现实中2012年遇到的现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长目标是7.5%，“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率为7%，2011年为11%，大幅超过该指标。2012年潜在增长率是7.5%， “十二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7.2%，2012年实际经济增长率是7.7%，高于增长目标与该年的潜在增长率，同时高于“十二五”期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由此判断，我国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的现象。
二、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与实践
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了“马尔萨斯增长”理论。认为人类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增长。因为人们的生活稍有改善，就进行繁衍，人口的增长将创造的价值摊薄了。“马尔萨斯式增长”是一个贫困的陷阱，现今很难再见了。但在工业革命之前被称为马尔萨斯时代，经济增长不增长或增长得十分缓慢。
二是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学家们发现，这种经济增长既不同于马尔萨斯时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靠现代的科技推动，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劳动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是是索罗时代，即新古典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依靠技术的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资本报酬递减论，认为生产要素是等量回报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劳动力短缺的基础上不断投入资本，最终不会产生效率，报酬会不断递减。了解这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就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人类的经济增长史。
世界银行是第一个发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所谓“东亚奇迹”的机构。“东亚奇迹”包括日本的发展。战后的日本曾经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富裕国家，日本是第一个奇迹的表现。日本之后，又有了“四小龙”，其经济增长速度、赶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东南亚五小虎甚至中国的沿海地区崛起，经济增长十分快。1993年，世界银行出了一本报告——《东亚奇迹》，吸引人们的目光去观察亚洲经济、东亚经济。在关注中，有些学者持怀疑态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刘遵义在内做了很多研究，认为“东亚奇迹”主要靠投入，投入资本、劳动力，但是没有技术进步，也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是前苏联模式。世界银行出这个报告时，苏联已经解体。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很多经济学家通过经济模型、大量的计算来证明对亚洲经济怀疑的观点。最著名的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麻省理工大学杰出校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他用流行的语言将学者们复杂的理论与公式写成文章，认为因缺乏技术进步，东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结果将与苏联一样。接下来两年后，东亚发生了金融危机，由此认为他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些国家虽发生金融危机，并未危害到国家经济的健康。四小龙仍是发达的、高收入的经济体。判断错误的原因是克鲁格曼虽然是凯恩斯主义的捍卫者，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与思路来分析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报酬递减是天经地义的。西方国家发展初期，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而是短缺的。在这样的视角下思考问题，容易忽略东亚的人口红利问题。东亚经济增长现象不是索罗能够解释的，是刘易斯才能解释的。如果克鲁格曼没有认识到东亚、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个问题，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由于没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而东亚经济体依靠人口红利、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使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经济较快、持续、长期的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可以决定是否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来自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我国的人口结构这些年发生了变化。目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型人群，年龄段为15岁以下和65以上。特点是只有消费能力，没有生产能力。第二类是劳动型人群，年龄段在15-65岁之间，是生产型人群，生产多于消费，扶养老人与孩子。2010年之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生产性。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趋于减少，65岁的老年人口趋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别快。增长得最快的是劳动人口。这种生产性表现在：由于劳动力增长非常快，数量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以劳动型人口为分母、依赖型人口为分子的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生产与高储蓄率。这种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红利。不能简单地将人口红利理解为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比重。过去30多年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71%，资本投入与人口红利有直接的密切关系。首先，人口红利证明人口结构好，扶养比下降，有可能实现高储蓄、高积累，就有资本来投入。其次，有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劳动力短缺的规律，资本报酬不会递减，国家投入资本就有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致使资本报酬不发生递减、扶养比下降、高投入高回报、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体制的改善、人的素质提高、资源效益的在内都可以提高生产率。计量经济模型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进步，一类是资源配置优化。资源的配置更优化来自三大产业。农业中劳动力大量过剩，产值就会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门，如果把这个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显的提高。例如，在生产率的提高的全过程中，技术进步占一半比例，而劳动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部门贡献了另外一半。生产率提高也与人口红利相关。有了劳动力的转移，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每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都与人口红利相关，而不仅仅是劳动力。很显然，如果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不仅是劳动力供给受到影响，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将受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红利消失必然导致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生产力下降
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察，这次普察的结果是劳动型人口绝对减少，即2010年达到顶峰，随后下降。扶养比从2010年开始上升，“十一五”与“十二五”的转折点，成为人口的转折点。就此，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这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力产生了影响。经济增长能力又称为潜在增长能力，或潜在产出能力。投资、劳动力的投入与劳动力的改善影响着经济增长能力。劳动型人口数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增长率显然是负的。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去是平均16%，未来不可能保持这么高。未来平均增长速度是13%，期间还是递减的。投资下降，劳动力负增长，假设生产率的变化与过去保持一个趋势，那么，潜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
未来投资增长要减速的假设是否有道理？中国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就越来越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特点——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资本的边际扣除率无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别是这一两年，有更加严重的趋势。投资不再能带来那么高的回报了，按市场规律假设，投资增长速度减缓。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会产生继续投资，即政府给予的补贴，廉价的或免费的资本。
1978-1995年，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间，是10.5%。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劳动型年龄人口由正变负，人口扶养比由负变正，变化较大，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预测出“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只有7.2%，“十三五”期间还会进一步下降，只有6.1%。这种减速是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了潜在生产率是必然下降的。失业是趋势性、长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国际上对中国需求的减少而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上出现的这些不利于中国出口的现象是好事，中国的潜在生产率下降，而国际上如果还保持着强劲的对中国产品的支持，则中国经济将受到结构性的伤害。如果此时国际需求减少，反而对中国经济有利。
四、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
能否创造可持续增长，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转向内需。城镇化蕴含着浓厚的内需，笔者认为，此处的“内需”指的是消费需求，而地方政府会更多地理解为投资需求。针对经济增长减速，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经济增长应以拉动内需为目的建议，当然大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此处的需求是投资需求。如果要走投资需求的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要有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是投资需求的问题。这种说法获得支持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以投资拉动需求的建议与政府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经验一拍即合。成功经验有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这些项目都创造了巨大的投资需求。第二，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这个手段，达到了刺激投资需求。例如，确定了十大振兴产业、七大战略型新兴产业，可能还会根据新的情况来推行，认为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万亿一揽子的投资计划，也是在刺激投资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用短期政策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现象。第四，经济学家的建议、政府的认同与其他国家政府与经济学家的推动，导致中国采取人为地制造投资需求的手段来保持经济增长。国外一些投资经济学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中国恐怕只能“硬着陆”的观点，建议中国出台一些刺激政策。虽然，中央政府很坚定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这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在经济上犯错误。当学者们进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时，问题不在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使我们处在他们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险在于当潜在增长率下降时，用人为的需求因素将实际经济增长率提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这个错误会导致经济的崩溃，长期陷入停滞不前，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验告诉我们，过度运用产业政策会导致产能过剩。政府鼓励的产业，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着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中的产业都处于优先发展之列，轻工业、纺织业位于世界前列，钢铁、汽车、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均是政府鼓励的产业，但鼓励的结果是产能过剩。由于政府的鼓励，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补贴，甚至资金投入，不考虑企业投资报酬的问题，因此企业无需考虑盈亏的问题，成为“大而不倒”的企业，宏观上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鼓励西部和中部发展的区域政策，着力点放在刺激经济增长与投资上，导致中西部地区产业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区。按照经济规律，中西部地区应该是资本稀缺区域，而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高，资本密集度高。而现在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区还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离了比较优势，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还会导致一些常见的错误，如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导致通货膨胀等现象的发生，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养比都在下降，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保持平均9.2%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养比降到了最低点，20年内未提高也未下降，稳定于此。而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减速，从9.2%降到3.8%，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现实，民间、产业界与政府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促进经济的增长。由此，日本成为凯恩斯主义与各种变形的凯恩斯主义的大试验场。试的结果就是泡沫经济、保护落后，造成僵尸企业。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了，人口扶养比上升，泡沫破灭，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长速度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长速度，因为其通货膨胀率不到1个百分点，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断日本还会失去第三个10年。目前，日本仍然认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包括内需与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刺激政策。笔者认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关于中国经济的建议
笔者认为，潜在的增长速度是不应当用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来拉动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是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提高潜在增长率。劳动力供给不足，自然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有三个。一是从定量角度上来说，定量资本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提高劳动资本比率，即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均能解决劳动力短缺、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工资上涨，于是日本开始提高资本劳动，大量投入资本，以机器带动劳动力，刚开始很有效，但继续就使得机器投入太快，超越劳动力的承受能力，资本报酬下降，不可持续了。同时，日本保护落后，在人口红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错误，都使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这是第一个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间，日本在资本劳动率提高，人力资本虽然也做了贡献，但94%来自资本劳动力的提高。有了高储蓄，开始大量投资，推行区域鼓励政策，大量补贴，而要素生产力的贡献是-15%。可以理解其为什么失去了国际地位。
（一）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
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目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年龄负增长造成的。即使出台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也不可能瞬间造就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够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将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0.88%。光靠延长退休年龄来提高劳动参与率是非常有限的，还要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目前，1.6亿农民工进城实现了1.3%的城镇化率，而进城后由于没有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是34.7%，户籍差别导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们成为周期性失业的唯一受害者。劳动力供给呈现不稳定、不充分的状态。户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供给。总的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改革。
首先，稳定与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纳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过去已经呈现了这样的趋势，但因为待遇的差别与工资需求，转移的动力不足了。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这项公共政策，替代工资拉动效益，让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第三，农民工转移更充分，就业增长就更快。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可以大幅提高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今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放缓，但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应该加快，劳动者将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和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这是今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目前转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劳动者与产业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鼓励政策提高劳动力的教育年限。重点放在鼓励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劳动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今天正处在从二元经济结构模式转向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折期。一般认为，正是在淘汰旧知识、学习新知识的阶段，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还未学会、还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适应中国目前的国情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常见的办法是技术进步。中国与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也就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其次就是要充分发挥资源匹配效应。由于产业之间、行业之间有生产率差别，流动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点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自由流动。没有效率的企业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业所兼并，扩大规模，整体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是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的垄断、民营企业准入门槛高。部分企业获得补贴与特许经营后，未与其他企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笔者用3个30%的来自完全无关三个领域数据来说明问题。第一类数据来自美国，其生产率的提高有30%-50%来自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消涨，有效率的企业扩大了规模，没效率的破产。第二类数据是在中国部门内、企业间有巨大的生产率差距，这种差距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产率30%-50%。第三类数据来自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比较。在改革期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只有非国有经济的30%。提高生产率的潜力主要取决于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是否可以缩小，能否创造出一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环境，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这个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应该用改革的办法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高潜在生产力，而不是用人为拉动需求的老办法去超越潜在生产力。笔者认为，用改革的办法提高潜在生产率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符合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深化经济体制要求的。
国际上认为，中国是东亚经济的加强版。东亚经济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政府在经济中作用异常重要。东亚是唯一的最早实现经济赶超的地区，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认为自身可以做无所不能的经验会延续下去，当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时却无法意识到时，出路是什么呢？让政府多关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当公共服务成为政府的唯一职能与日常工作时，政府就没有精力跑步前进替企业拉赞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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