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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1
[摘要]大学廉政文化建设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认真总结和提炼大学廉政文化建设的内涵和实施途径，突出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提供制度保障和教育阵地，进一步完善许价体系。高校应该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引导下，积极推动师生参与学校管理，把廉政文化建设融入学生党员培养、学生社团活动、大学诚信体系建设当中，开拓廉政文化建设的互联网平台，从而进一步推动大学廉政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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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 廉政文化
[作者简介]白致铭（1975-），男，吉林白城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廉政建设。（北京 100191）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4-3985(2015)20—0040-03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必然要在大学、政府和社会三股力量的博弈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这一制度变革的结果是“建立一种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学校自主办学的多元合作管理模式，形成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高校文化建设，尤其是廉政文化建设，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廉政文化建设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德、英、日等发达国家的大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要点包括大学自治与政府管理有机结合、提倡学术自由、强调民主管理、坚持以人为本等。其丰富的制度建设和创新经验，是现代大学制度内容的主要来源。美国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曾说：“大学像其他人类社会组织一样，处于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它是时代的表现。”大学制度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之一，其内涵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而大学的文化传统则是大学制度的基础。无论是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欧洲模式，还是威斯康星大学所践行的美国模式，都脱胎于适时的大学文化传统。没有“学术自由”的观点，就没有古典大学“教授治学”的制度；没有“服务社会”的思想，就不会有现代大学董事会的产生。
大学廉政文化是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现存环境中师生员工对廉政的道德认知和价值取向，是廉洁从政的先进思想道德观念及其影响下形成的廉政制度、法律规范、组织、体制、机制、意识形态的总和，是以校园为主要活动空间，以领导为关键、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以促进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为指导思想的一种群体文化。校园廉政文化是大学内的一种思维观念，是大学组织内协调与控制的隐性力量，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一个缺乏廉政文化的校园内，很难产生高效的现代大学制度。
二、大学廉政文化建设要统筹规划
廉政文化建设是所有教育机构都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应该在认真总结归纳既往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究廉政文化建设的特点、规律及方法、制度、载体等，将科学的理念与方法内化为具体的行动，以推动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第一，大学廉政文化建设要突出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高校廉政文化是廉政文化与高校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以先进的廉政思想为核心，以廉政制度为保障，以高校的校园文化为载体，教育和引导师生形成敬廉憎腐的良好风尚。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廉政文化核心价值不能背离的基本原则，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但最重要的是认真总结我党近百年来的具体实践并深入挖掘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化建设具有传承性，要做好大学廉政文化建设，就要积极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人手，从改革开放的实践人手，找到师生认可的突破口。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十之后，我国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社会风气更加开放，民主法制思想深入人心，为大学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很好的舆论氛围。
第二，大学廉政文化建设需要教育管理部门提供制度保障。大学廉政文化建设与大学制度建设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大学制度建设引领廉政文化建设，大学廉政文化建设促进制度建设。高校为维持其正常运转和教学生活秩序而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具有大众认同度的传统习惯，是国家法纪和学校要求在高校校园的条文化和规范化，是党和国家的制度文化在高校日常管理和办学体制中的具体体现。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政府与大学的依法定位、学术组织的建立健全和章程建设的不断完善，都将对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产生本质的影响。大学制度建设要突出诚信体系的建设，这不仅仅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需要，更是大学的核心任务。
第三，大学廉政文化建设需要教育管理部门进一步开拓教育阵地。高校校园文化中，廉洁文化虽然不以主导性文化的形式存在，但其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有着独特作用，在高校文化育人中具有重要地位。校园文化是廉洁意识培养的有效载体。大学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对象是教师和学生，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因此必须在廉政文化建设的平台上有所创新。首先，要进一步丰富课堂等传统的教育途径，既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讲座的作用，也要精心编排和组织，与其他课程内容相结合，增强协同性。其次，要突出社会实践在廉政文化教育中的作用，鼓励学生深入社会，积极参加各种调研活动，建立学生社团。最后，要广泛借助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作用，通过传单、报纸、杂志、书籍和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全方位地增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渗透力和感染力。
第四，大学廉政文化建设需要教育管理部门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廉政文化建设不是高校校园文化的主体，同时具有滞后时间长、显效慢、评估难等特点，但这并不代表就不能评估。马娟认为，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去拟定测评指标，按照投入强度、推进力度、直接效果和社会及经济效益4个方面建构评价指标体系。重视对廉政文化建设的领导机制、工作机制以及所取得的实际成果的具体测评，结合运用网络与信息技术、心理分析、社会调查、数据统计等方法，评估廉政文化建设的效果与效率，为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与对策建议提供科学、合理的量化依据。
三、大学廉政文化建设要积极践行
文化建设必须附着于合适的载体，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因此，高校必须抓住时机，在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初期，将廉政文化理念灌注其中。
第一，要积极推动师生参与学校的运行管理。当前，高校中已经建立了诸多师生参政议政的平台，如教代会、职代会、学生会等，应该进一步发挥这些平台的作用，为师生参与学校管理创造更多的机会。要引导和鼓励教师承担更多的管理责任，尊重学术自由和学术自觉，把学术权力落实给学者，让教师亲身体验到权力与责任的平衡。要切实完善行政管理制度，增强工作自信，坚持行政权力必须围绕学术权力、服务学术权力，协调大学内设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服务于学校的发展。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保证廉政思想在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各个环节中体现出来，让学生在得到知识的同时获得道德的熏陶。
第二，要建立并完善学校的诚信体系。诚信体系是社会的基石，更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促进剂，要把廉政文化建设与校园诚信体系建设有机融合、协同推进。学校诚信体系中的监督和惩戒机制既是对失信师生的鞭策，更是对守信师生的鼓励。要通过学校诚信体系建设，最大限度地杜绝学术造假、考试抄袭等不良行为的出现，对于学术造假、行为失范的教师要坚决清出教师队伍。要建立相应的机制，鼓励学生申请免监考等守信行为，要在奖学金发放、优秀生评选等方面采取一票否决的制度。诚信体系建设要坚持公开、民主的原则，以制度为保障，让失信者受到惩罚，让参与者受到教育和奖励。
第三，要加强对全体教师，尤其高校党政领导干部的廉政文化教育。教师的师德师风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廉政文化建设要立足新常态下的社会现实，围绕从严治党的时代课题，紧扣教书育人的中心任务，对现实问题给出符合时代特点的解答和引导。党政领导干部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从政道德教育，要通过集体学习、个别谈话、现场实践等方式，加强自身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培养，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普通教师要提高学术道德素养，避免剽窃他人著作、虚构实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要树立和宣传教师中的优秀代表，以榜样的示范作用促进教师廉政意识的加强，影响和促进大学生廉洁意识的养成。
第四，要在学生党员群体中加大廉政文化建设宣传力度。大学生是高校的主体，在校学生党员是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从战略高度把廉政文化教育作为重点工作，落实到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当中。首先，要把住入党关。积极分子的培养和教育是确保学生党员质量的重要环节。要在积极分子的教育培养过程中加强廉政文化教育，并将其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其次，要引导学生党员进行自我教育。青年学生具有很强的求知欲，要针对学校和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引导学生运用分析问题，增强自我判断和自我约束能力。最后，要加强学生党支部建设，严格支部组织活动。要选配好支部书记，严格落实各项组织制度，通过组织活动，发扬党内民主，了解党员的思想状况，增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
第五，要充分利用学生团体开展廉政教育。学生社团在学生中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可以作为学生和学校之间沟通的桥梁，也可以成为学校宣传教育活动的阵地。首先，要积极扶持各种学生组织，增强学生组织的管理能力和独立性，提高学生社团的公信力。其次，要在廉政教育工作中注重调动学生社团的主观能动性，采用市场规则，以立项申报的方式确保宣传效果。在项目确定上，既可以是有关廉政教育的专项宣传，也可以是大主题下的子项目。最后，要有意识地打造廉政教育的宣传品牌，提高宣传的影响力。校园内的文化艺术活动、社团活动或社会实践活动，都有可能成为廉政教育的宣传品牌。
第六，要积极利用互联网等新的传播平台。大学生是互联网的积极参与者，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是提高廉政文化宣传效果的必然选择。要制作适合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传播的作品，紧贴网络热点，加强师生的参与和互动，使廉政文化建设平台上的内容更全面、更及时，交流更方便、更灵活。要注重扶持具有影响力的教师甚至学生或学生团体，充分利用自媒体对亚文化传播的促进作用，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互联网不仅仅是宣传教育的平台，也是诚信体系的承载平台和廉政文化建设的考核平台，有利于营造更好的校园廉政文化氛围。
[注释]
①《教育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教育规划纲要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187．
②（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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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植桐，张红建，王涛．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强化廉政文化力的作用[J].黑龙江省高等教育，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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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2
噶尔家族被降罪之缘由探析
扎西当知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三期上发表有关吐蕃时期噶尔家族的研究论文。嘴尔・东赞宇松及其子孙是吐蕃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辅佐两代吐蕃赞普。对吐蕃王朝的统一、疆域的划定、法律的健全、社会的安定以及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但是，到了吐蕃赞普赤都松芒布杰时期噶尔家族遭到被灭门的悲惨遭遇。文章依据敦煌文献资料和古代汉文史料对噶尔家族被灭门的原因做了探析，认为：位高权重是噶尔世家获罪的客观因素；吐蕃王族的猜疑心理是噶尔家族降罪的主观因素；离间计是噶尔家族降罪的直接因素。得出这些结论的作者认为，据他所调查搜集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和唐宋有关吐蕃的文献史料中，并未发现噶尔家族背叛或谋反的丝毫痕迹。
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
巴桑旺堆在《中国藏学》2009年第三期上发表有关古藏文写本研究方法探索的论文。作者在海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研究心得，提出了15种判定古藏文写本年代的方法：1、写本的物质载体纸张，2、书写工具笔墨，3、字体的书写形式，4、字体特殊的书写现象，5、书头符、点符、甸符，6、特殊构词或古语法现象，7、古词语和词汇互为通用现象，8、书写中的特殊符号，9、写本中的图像、绘画，10、写本的装帧形式及页面的设置，11、页码的标属形式，12、文字厘定原则，13、梵文术语的藏文拼写法，14、写本的抄经，校经者、施主署名，15、写本的题记。
班禅大师与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
王海燕在《中国藏学》2009年第三期上发表有关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论文。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的文化交流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班禅大师躬亲力行，前往内地研讨显密持法修行，弘法宣化，举行法会，筹建蒙藏学院，组织翻译佛教经典，介绍藏传佛教的教理和修习方法，从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层面来弥合汉藏宗教文化认识上的隔阂。班禅大师在促进双方关系向纵深发展上超越文化层面的承载，赋予文化交流以纠补汉藏关系的社会功用，在认识宗教文化的历史定位和角色问题上给我们新的思考与启示。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不是宗教型文化却能够持续几千年，还在于它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起到了类似于宗教所起的作用。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复兴绝不能走宗教化之路，或者借助中国文化自身的宗教作用而实现，因为这是与现代化的道路截然相反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基础上，与我们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同步进行，并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步实现。
一、中国文化并非一种宗教型文化
宗教的基本特征是严格的仪式方法，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是当代典型的宗教。而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整个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以及人们所赋予它的意义。当然也有其他的定义，如一些政治学家把文化视为某种主观的东西，意味着信仰、价值观、态度、取向、假定、哲学，即一个特定群体的世界观。
在关于文化或者文明的理论中，国外许多大思想家都断定:宗教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塞缪尔·亨廷顿在《再论文明的冲突》中通过比较区分了八种文化类型，并指出唯有中国文化属非宗教型文化。有许多国家的文明先是有宗教而后才有其成熟的文化，我们把以宗教为精神内核的文化称为宗教型文化，这种类型的文化是一种先有宗教并以宗教为基础成长起来的文化，而且处处都浸透着宗教信仰的作用和影响。以此来看中国文化(本文特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确不是一种典型的宗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宗教并不是核心和灵魂，从古至今宗教也没有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基本组成部分，更别说是生活的基础和未来的寄托了。中国也有宗教，比如佛教、道教、本土宗教等，可是这些宗教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或者其他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或起到过类似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犹太教在以色列文化中以及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文化中的核心作用。因此，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看作是宗教型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就绝不是一种宗教型文化。我们的问题也正由此而来，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像西方或者其他国家的文化那样成为一种宗教型文化?中国文化为何会有如此特殊性呢?
在西方文明史上，哲学与宗教的斗争是以宗教的胜利为结果的，西方文化内部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不是以哲学而是以宗教所提供的价值伦理秩序为基础的，哲学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只是充当着宗教神学蝉女的角色。然而在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斗争则是以哲学的胜利为结果的。哲学通过把远古时代盛行的巫术信仰理性化、哲学化，并最终战胜了宗教对国家事务的统治权，从而取代了在其他文化类型中宗教所占据的或应当占据的位置。这种分析是以李泽厚先生在其新著《历史本体论》中对巫史传统的考察为参考的。也正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哲学以及以哲学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学说便不可避免地承担起了宗教型文化里宗教所应起的作用。
二、没有将宗教作为文化核心的中国文化延续几千年的缘由
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将宗教作为自己的精神内核却也能够上下绵延几千年而没有枯萎或者中断，而且在作为中国文化主要载体的汉族社会屡被不同文化类型的异族征服统治的情况下能够同化异族文化进而同化异族。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中国文化虽不是宗教文化，但儒家学说及其伦理思想却代替宗教并起到了宗教的作用。这说明中国文化精神之中包含有一定成分的宗教性内涵，这种成分笔者称之为类宗教成分。这种中国文化的综合性造就了中国文化几千年的辉煌历史，同时也构成了中国人几千年来没有本质变化的生活方式。
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再论文明的冲突》中说，“文化的两个核心要素是语言和宗教”。其中宗教更是文化的灵魂，一种文化必然有其精神内核，如果没有，这种文化就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如果没有一种国家认同的大众宗教作为凝聚一个民族力量的精神枢纽，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成为一盘散沙，而易于被异族征服和同化。那么，究竟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不以宗教为基础却一样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并长盛不衰几千年呢?答案就在于中国文化拥有自己特殊的性质，儒释道三家合一铸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把政治、宗教、哲学、伦理等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必须具备的东西融为一体，这就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虽然不是一种典型的宗教型文化，但在其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中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内涵，宗教性也是它的一个重要性质，也是其广博内涵的一部分。因此，虽然我们不能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宗教型文化，但我们却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即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宗教内涵、宗教作用。在中国人的各式各样的生活领域里，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起到了宗教该起的作用，并且已经完全取代了宗教。这种独特性甚至被西方学者误认为儒家学说是一种宗教形态并称之为儒教。因此，他们把中国的政治制度也误解为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儒教与道教》中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这是一种典型的误会，儒家不仅不是一种宗教派别，而且正是因为儒家的学说才使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成为一种宗教型文化。
三、中国文化复兴的可能性
儒家学说为我国历朝历代所提倡但却没有成为一种宗教，其自身也不是一种宗教，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成为一种国家认同的大众宗教的机会，而是因为它自身就缺乏成为一种大众宗教的超越精神，它是现世的、世俗的，不关心生死问题，不承诺彼岸世界，不追求终极价值，拒绝承认所有超验的至上神观念。总之，它缺乏一种宗教品质。《论语》之中记载的孔子学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此，那种把儒家当作儒教的说法是一种典型的错误。
然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儒学虽不是宗 教，但是它的教诲却起到了规范中国人社会生活的 作用，在政治上也起到了类似于宗教在其他宗教型 文化的国家中所起到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和佛教与儒家相比，它们拥有自己的僧侣或者说是神职人员，但是道教和佛教的作用却只有通过渗透进儒家思想或被儒家思想吸收之后才能起到它们的作用。此外，作为宗教，它们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是次要的或者说是补充性的。到宋代的时候，儒家学说吸纳释道二家学说形成新儒学才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类型塑造，从此宗教在中国再也没有机会占居统治地位了。 但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不是宗教型文化却能够延续几千年并使一个民族保持其独立性达几千年，重要的还在于不是宗教型文化的中国文化，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却又起到了类似于宗教所起的作用。中国现在有大量的伊斯兰教徒，同时也有大量的基督教教徒和天主教信徒。这些外来宗教与中国传统的作为次要角色和处于补充地位的宗教完全不一样，那么这种外来的未经中国传统文化同化过的宗教会不会改变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质，使中国文化也在将来变为宗教文化而失去中国性质呢?
目前，在我国，当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人数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却处于有史以来处境较艰难的时刻，它已经不可能再如同历史上那样通过同化外来宗教而进行自我调整并保持自己的本色不变了。中国人要想使现代中国文化保持其中国性质不变，就必须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但一些文化民族主义提倡者主张把儒学宗教化，并且认为国家宗教能够把中国人统一于一个信仰之下，能够把中国人凝聚起来，从而完成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学者康晓光就持此种主张，他提倡通过社会运动，动用国家力量，建立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民族宗教—新儒教。笔者认为，在中国大陆采取这种做法来振兴中国文化是不可行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中国文化不是一种宗教型文化却拥有比宗教型文化更优越之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宗教从来就没有长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占居统治地位。我们看到，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近年来越来越引起了国人的重视，我们应当将其发扬广大，以此支撑起我们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这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复兴之路
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深层危机，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又在何方?当代全球化进程的浪潮汹涌，大有席卷一切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传统文化该何去何从，是敞开怀抱、积极接纳现代精髓，还是回归传统、消极固守，实际上我们已经别无选择。阿拉伯国家为了复兴传统而固守传统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反面例证，他们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复兴的目标，甚至连固守都已经无法做到，而且现在正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这些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唯一道路，因此，我们要实现复兴中国文化的目标，就必须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任务。
现代化是相对于前现代或古代传统而言的，它并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承认多元现代性为前提。西方国家有着他们自己的前现代传统即中世纪传统，因而就有了他们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前现代传统，当然也就有我们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同时，现代化也并非全部是前现代文化的现代化，不是不加选择、毫无保留的现代化，而是全部优秀传统的现代化，是那些依然有利于我们的民族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并从根本上保持我们民族特性的传统的现代化。现代化当然不是西化，我们借鉴和吸纳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现代精髓也不是西化，我们的传统是支持这些东西的，只要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就应该借鉴和吸收，更何况这也是我们前现代政治伦理传统能不能完成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我们借鉴和吸收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观念并不是说就要照搬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前现代政治伦理传统能不能完成现代化，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借鉴和吸纳现代政治思想的精髓，从而建立和健全我们中国式的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实际上我们应该有信心，因为我们的文化吸纳并消化了现代政治思想的精髓，在完成了我们前现代传统的现代化之后，我们可能比西方国家做得更成功，我们的文化不仅不会因此而西化，而且会因此而振兴。中国前现代文化的力量一直存在于民间，存在于我们的人伦日常之中，一旦现代化了，它的力量不仅不会因此而削弱，而且必然会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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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孙仁超）
1985—1994的10年，高考作文命题一直沿着“隐中有变，变中求好，稳定中有所开拓与创新，发展中渐臻成熟和完善”的道路健康地前进着。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为推进中学作文教改发挥了正确的导向作用；正因为具有导向功能，高考作文命题的走向也就成了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研究和探讨的热门课题。基于高考作文题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创新性，我们认为，未来高考命题走向将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
写作内容联系考生实际，题材的广泛性、角度的多向性保持不变，而命题的时代性、思想性、针对性将进一步加强。《教学大纲》中指出“语文教学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考试说明·考试内容》中说：“本《说明》……贯彻《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和《中小学语文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的精神。语文测试要……重视考生的思想政治水平。”随着时代的进步，改革开放的深化，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加强和改进，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道德情操、健康高尚的审美观和爱国主义精神将会逐年提高，高考作文命题加强时代性和思想性势在必行，这也体现了命题的针对性。也许有人会说，要避免猜题押题，就得有意绕开社会上的某些热门话题，不出紧扣形势的题目。笔者认为，“增强时代性、思想性”并非直露地去写关于“香港问题”、“市场经济”、“反腐败”之类的作文，而是通过一种寄寓性的隐性命题来体现。由于受阅读、分析、审题、立意等因素的制约，没有一定的思想认识水平和良好的思维品质，不善于想象和联想的人，无论怎样猜题押题，都无法写出像样的文章。
二
作文方式还是命题作文和材料作文轮换采用，但必然以材料作文为主要命题方式。材料作文是恢复全国高考统一命题以来，在教改中创造出来，经过实践的检验，为语文界所普遍承认的一种好方式。它的限制性和灵活性统一的特点，使其具有命题作文无法具备的优越性。《考试说明》中对选择、填充、简答等基本题型均有试题示例，唯独对“作文题”以一个“略”字暂付阙如，其实，材料作文这种方式完全可以肯定下来，并举出典型的试题来示例，使《考试说明》中这一模糊部分明朗化起来。至于材料作文的限制则不会过多、过严，限制性和灵活性将趋于和谐的辩证的统一。
三
写作格局继续保持大小作文搭配的样式，而一大一小将作为主要格局被固定下来。笔者认为每年考一大一小两篇作文是科学的、合适的。全国卷1990年出现过一题三做，但其中填描述性文字（字数限定在5—15字之间），只能算是造句类的练习，这种练习完全可以归入Ⅱ卷的主观题中进行，就像1993年新高考第22题那样处理。还有1992年全国卷考过两大作文，记叙和议论平分秋色，这也不够恰当。因为350字的作文，非驴非马，亦大亦小，区别度不大，水平高的考生难以发挥，水平低的却易于藏拙。
四
文体考查仍为四体并重，交替使用，但与全卷的配合将更趋协调；近几年，议论文的主角地位又将恢复。高考试卷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阅读测试中选用了议论文和说明文作阅读材料，那么作文中就可考查记叙文和应用文。这样对考生四种文体的读写能力的考查就全面合理，且全卷更显得协调，只要两年轮换一次即可。至于推测议论文在未来的二三年内又将唱主角，并不是笔者对议论文有什么偏爱，而是根据大纲精神和教学实际才作如是说。记叙文是初中教学的重点，初中生偏重于形象思维，作文理应以记叙文为主；而高中则不同，高一要求“阅读比较复杂的记叙文、说明文”，“写一般的记叙文、说明文”，高二要求“阅读比较复杂的议论文”、“写一般的议论文”，高中生偏重于逻辑思维，故应以议论文为主。再从作文评分来说，记叙文的评分误差也大于议论文。至于全国卷1993、1994连续两年考记叙文，是因为命题者要打破高考作文复习迎考重议论轻记叙的思维定势，避免高考作文命题模式的僵化，才采取的临时措施。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程千帆；文论十笺；文章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010-02
一、关于《文论十笺》一书
《文论十笺》是程千帆任教武汉大学与金陵大学中文系时编写的教材，收录了古代与近代的十篇文论，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五篇是概说部分，下辑五篇专论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在这本书中，程千帆对每篇文章都详加笺注，文后附有谨按，并结合古代文学与当时的文学观念做延伸探讨，同时也提出自己的文学观念。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史上，该书的编撰独具特色：首先，收录的文章与笺注所引用的不仅有古代文论，也有近代文论，还涉及一些西方学者的文学论说。其次，所收文章的作者除了陆机为公认的文论家外，其他几位都是史学家、朴学家。此外，该书既有考据还原，延续了古代文论“综合前人说法的基础上抒发己意”的特点；同时也有理性而抽象的论述，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有别于古代文论模糊的、形象的感悟模式，呈现出现代学术研究的某些品质。
程千帆先生自陈，采用这种特殊的编纂形式主要是为了矫正当时有关文论的两种较为突出的弊端：“通论文学之作，坊间所行，厥类郅夥，然或稗贩西说，罔知本柢；或出辞鄙倍，难为讽诵。加以议论偏宕，援据疏阔，识者病之。”①文学作品创作的增加、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以及东西思想更多、更频繁的交流，中国文学呈现出复杂的形态；而当时的文学观念与批评理论，无论持中、西哪一方观点都因缺乏对这些理论之渊源与体系的了解，只能流于浅层争论，作者才编撰此书为教材，希望矫正时弊。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基础来研究中国文学的现象已蔚然成风，而《文论十笺》仍然坚持从古典文论的视角出发，并在民族文学、各种“主义”之争泛滥的时期，始终坚持从文学的视角谈论文学的问题，显得“别具一格”。更为重要的是，对文类划分也就是文体学的探讨作为一种潜在的线索贯穿了上下辑的十篇文章，而文类划分其实关涉到传统文体意识与现代文体意识，这与传统文学研究向现代过度时期，文的观念、文学理论体系的转变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潜在的线索这也正是《文论十笺》一书最大的特点：从古典文学理论的视角出发，在其内部进行革新，力图以变革中国文学理论自身而非全然借引西方文论来解释新的文学现象，促成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
二、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沟通及其困境
（一）“文”的观念的确立
《文论十笺》一书以章太炎的《文学总略》开篇，程千帆为这篇文章拟的副标题为“论文学之界义”，即对“文”的观念的界定。在《文学总略》中，章太炎开宗明义，将“文”界定为“文字著于竹帛”②，并对其做词源学上的考察。他指出，中国古代对于“文”有两种解释：“彰”与“文章”。“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也就是说，“文章”事实上是指有形质而自成首尾的篇制，而“彰”只是特指其中富于文采、藻饰和情韵的部分，因而只是“文”的其中一小部分。然而，由于古无“彰”二字，多以“文章”假借，所以造成了后人“文”的观念的混乱。
《文学总略》作为《文论十笺》的开篇文章，其实也是程氏文学观的基本出发点。程千帆推崇章太炎：“以此‘文字著于竹帛之法式’来界定文学，范围至广，一切学术文化皆属，最早可追溯到先秦；而近世则以抒情美文为文学。”③事实上，无论是章太炎还是程千帆，都在界定“文”的概念时将它回溯到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的概念中。
中国古代的“文学”实际指的是“文章学”，包含“文字”与“词章”两个部分，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杂文学”，迥异于西式的“纯文学”体系。晚清以降，受西方文学观念以及文类概念的影响，国人开始借助新视角审视并重塑自己关于“文”的观念，在此过程中，正是通过清除文章学中的诸多“非文学”成分，才建构起以诗歌、小说、戏剧为主体，兼及部分散文的现代“文学”观念。④这种转变有其正面意义：大量被传统文学观藐视和排斥的文体，如小说、戏曲等得以被纳入文学史视野，这是重要的发现和拓展。然而，此种转变也遮蔽了文章学原有的深广内涵：一方面，一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并曾受到重视、具有文化研究价值的传统文学家和作品则被搁置甚至排斥，影响了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理解与阐释；另一方面，文章学本身所蕴含的传统的文、史、哲思想及其所折射的文化心理也在此过程中或被忽视遗忘，或被割断了联系。程千帆强调回到文章学，也正是强调在学术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审视“文”的观念的变迁史及其背后的人文现象、文化心理积淀。
同时，以现代学术观点来看，文章学所包含的学说、历史、典章、公牍、杂文，以及诗、词曲等等极其广阔、复杂的范围，实可视为一个涵盖了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的现代文化研究思路，它甚至比西方文化研究思潮涵盖更广，也更适合中国。可见，程千帆将“文”的观念回溯到传统文章学，似乎是一个比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更适合中国文化现象的学术思路，值得今天的文化研究学者重视。
（二）文类体系的重建
在“文”的观念确立后，程千帆致力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文体辨析有三难：“体式孳乳，与日俱新”，指的是小说、戏剧等新文类不断出现；“观念锢蔽”，则是由于小说的题材近鄙俚而不被纳入传统的文类位阶中，按照传统的文体分类法无法为愈加兴盛的小说作品找到合适的位置；而“体义混淆，自来即尔”，时人多有主依西人之法，以“用”代“体”为标准，而区分“文”为说理、记事、抒情三类，而这种分类法难以满足文章学的驳杂体系。
事实上，通观全书，无论是论文学与时代、地域、道德、性情，还是论文学的制作体式、内容外形、模拟创造，其实都是在探讨文类划分的标准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传统的文类划分标准尽管不再适应时人的文学研究需要，但仍有其价值所在，因为它们背后隐含了中国文学史上“体”的观念的变迁。中国古代“体”的含义十分宽泛、含混，既有哲学意义上的“本体”之义，也有“形体”之义，兼形而上与形而下、抽象与具象于一体。而“体”之于古代文学研究，除了今天通常所理解的“体裁”或“文体类别”的含义以外，还具有文章或文学之本体、文体内部的质的规定性（体要或大体）、风格（体性或体貌）、以及章法结构、修辞手法、具体的语言特征等多种含义。⑤而与之相比，西方文学理论的文体分类始终贯彻着一个逻辑标准，并以此揭示文体之间内在的逻辑层次与本质联系，所以必须有统一的文体分类规则。或许可以说，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中国文学实则是“文章”体系，但文章学本身在中国古代并未形成一个严密的、现代意义上的“体系”观念。在新的文类不断出现的时期，如何构建一个沟通古今文类的严谨的现代文类体系，是晚清以来诸多学者所致力的工作，这项工作随着三十年代的时局而有所放缓，唯程千帆先生的《文论十笺》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程千帆认同章太炎，他们都从传统的广义文章学出发建构文类体系，同时，把小说从历史和其他文类中单独列出，正式作为文之一“体”，与学说、历史、典章、公牍和杂文并列，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文类分类方法――“经、史、子、集”四分，开始重视小说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三）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的沟通及其困境
上述一系列文类划分标准的转变、文类体系重建的意图，都在于促使传统文学理论向现代过度，而在此过程中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与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之所以是核心问题，是由于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的诗、词、戏、曲等文学体裁已不足以表达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伴随而来的是更适合对其进行表现的小说在数量和创作形式上的迅速发展，将小说纳入文学理论体系已是必然趋势；而之所以是最大的难题，则是由于在此过程中，如何既使小说获得与诗、词、戏、曲以及学说、历史、杂文等体裁同级的文类位阶，又使新的文类体系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清晰严谨，也就是各种文体的内涵不混淆，是程千帆之前的学者遗留的难题。对于此难题，程千帆以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取代“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的划分试图做出调和，而具体到小说批评理论，则诉求传统的史学理论，借鉴史学理论中的文论、史论观点观照小说批评。
然而，诉求传统史论来沟通文史从而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这种尝试缺乏深入的讨论，存在着各种问题。一方面，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尚简”、“用晦”倾向并不适合作为现代小说的批评范畴，因为传统的历史书写远不足以用以剖析现代的小说创作；另一方面，史学理论与小说批评只有通过严谨的比较和成体系化的沟通才能形成一个具有现代气质的学术理论体系，而这些问题在《文论十笺》一书中均未提及。最重要的是，程千帆先生不算成功的“沟通”也正折射出在古典文论内部进行现代化革新的困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文”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变动不居的概念，并且有其独有的文类和体系，而在这背后则是经久积淀的文化心理，既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与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有差别，因而古典文论自身进行现代革新看似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却涉及文化沟通这一复杂背景。此外，中国古代的文章学有很大的局限性，文论家们始终没有明确形成一般性的文学理念而只有具体的诗歌概念、小说、戏曲的鉴赏理念，更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缺乏体系性正是其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同时，自晚清以来，“现代生活”的开启、“现代人”观念的觉醒，以及社会现代化诉求的加强，使得文学创作和理论都不得不将目光转向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精神世界，而这些恰是难以被古典文章学理念纳入其中的。
“体系性”是学术现代化的“崇高理想”，而文章学又是难以割舍的学术情怀，程千帆在“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议题中所体现的困境与矛盾，又何尝不是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呢？
注释：
①贺昌盛.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与批评著作辑要[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p141.
②程千帆.文论十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p3.
③同上.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教师教育专业；形式逻辑；教材编写；现代化；实用化；简约化；个性化
逻辑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在两三千年前就已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现在发展成为一门多层次、多分支的逻辑科学体系。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制的学科分类中，把逻辑学与数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球科学和空问科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同列为相对于技术科学的七大基础学科之一，逻辑学被列为第二位。形式逻辑是逻辑学的基础，它以研究人们的思维活动为目的，是人们正确思维、论证和表述思想的重要工具。它作为基础课之一，在汉语言文学教育、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等教师教育专业开设。笔者通过长期对所教学班级学生调查发现，学生普遍反映该课程“繁琐、枯燥、乏味、无用”，由此也导致厌学情绪的产生。有关文章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表明该现象具有普遍性。学生对于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工具性学科形成“无用”认识并产生“厌学”现象，对于教学的正常开展及质量的提高极为不利。究其原因，主要有教材、教学方法手段、教师及考试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本文仅从如何加强教材建设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一、积极吸纳最新研究成果。实现教材的现代化
形式逻辑教材编写要紧跟时展步伐，积极吸纳最新研究成果，大力推进现代化，展现“新”的特，这是逻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之一，教师教育专业形式逻辑教材的编写亦不例外。
一方面，要积极引进现代逻辑的成果。现代化是逻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也是逻辑学界探讨较多且已逐步形成共识的问题，近些年出版的形式逻辑教材或多或少引进了现代数理逻辑的内容，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这一趋向。但在引进现代数理逻辑内容时，要十分注意适度、恰当和融合。特别是对于文科专业学生而言，由于其长期养成的思维倾向，对于过多的现代逻辑符号及公式，会出现“排异”反映，使学生产生畏难情绪，不利于教学。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关键的是要及时收集“论坛逻辑”和“实践逻辑”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新观点、新材料、新成果，认真分析，审慎筛选提炼，充实进教材，吐故纳新，使教材充满生机并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对于逻辑，可以分为“讲坛逻辑”、“论坛逻辑”和“实践逻辑”，所谓“讲坛逻辑”也即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的逻辑，所谓“论坛逻辑”就是人们在各类媒体发表的关于逻辑的理论研究成果，所谓“实践逻辑”就是人们在工作、生活及学习等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逻辑成果。目前，存在着“讲坛逻辑”与“论坛逻辑”、“实践逻辑”脱节的现实，使得许多很有见地的“论坛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成果不能及时充实进教材，被“讲坛逻辑”所利用，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把“论坛逻辑”和“实践逻辑”中的内容引入“讲坛逻辑”，这本来就是逻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教师教育专业形式逻辑教材编写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恰当处理理论与应用的关系，实现教材的实用化
形式逻辑作为一门工具性学科，其实用性是无庸置疑的，但由于其本身又属于理论逻辑，这就需要在教材编写中要辩证地处理理论与应用的关系。由于对该关系处理不当，现行教材存在着两种偏向，一是重视原理的阐述，脱离实际，为理论而理论，使理论成为“空中楼阁”，缺乏对实践的指导，失去其价值。二是在强调应用性、实践性、操作性时，又忽视了理论，使实践失去了理论的指导，导致实践的盲目性的偏向。目前，在教师教育专业形式逻辑教材的编写中，前一种偏向更为明显。
教师教育形式逻辑教材的编写，既要重视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阐述，更要坚持“以实为本”的原则，联系实际、体现实用、突出实践、注重实效。教师教育专业学生，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主要是中小学教师，在其学习动机上也就带有这种职业取向，对于所学知识对将来的教育教学工作有什么作用和帮助比较看重。如果学生注意到所学内容与未来的工作之间具有密切联系时，就会产生较为浓厚的学习兴趣并形成坚强的学习意志，为完成学习任务创设积极良好的心理基础。教材编写要充分重视学生的这一学习动机，在教材中适当安排逻辑知识在中小学教学科研中应用的有关内容，并精选设计相关实例充实到理论讲解及课后练习中，注重逻辑理论联系实际，强化逻辑知识的实际运用，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基本原理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其“学以致用”的能力，体现逻辑学的工具眭和在实践中的直接效用性。
三、充分体现形式逻辑的基础课特性，实现教材的简约化
目前，教师教育专业形式逻辑教材在内容安排上仍存在着“偏、难、繁、旧”及过分追求系统性和学术性等现象，脱离了学生的实际，不符合教育学中关于“跳一跳摘到桃子”的原理，会引起学生的畏难情绪。作为基础课开设的逻辑学，其“根本任务不在于培养一批批逻辑学的专门人才，而是在于提高学生逻辑思维的素质和能力(这是大学生素质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即通过逻辑课的教学，使学生在把握逻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经受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学会应用他们所学的逻辑知识和原理去解决日常思维和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各种思维实际问题，从而为他们学习、领会和运用其他各门科学知识提供有效的逻辑思维的工具和方法。”回作为教师教育专业开设的形式逻辑，还应该在帮助学生掌握逻辑思维基本工具和方法的同时，为他们将来从事教师职业后进一步去影响和培养其所教学生的逻辑思维水平和素质打下基础。
教师教育专业形式逻辑教材编写应遵循“简练”这一基本原则，不能盲目追求专业课教材的系统性和理论深度，而要强干削枝，做到“精简”。“精”也即“精髓”，要求教材选取理论要适度，要少而精，突出重点，将最必要的理论知识讲清讲透。“简”也即“删繁就简”，对于对教师教育专业学生来说并不十分必要的以及“偏、难、繁、旧”的内容作适当的“删、减、并、压”。
因为“逻辑教材体系都是教学体系，而非严密的学科体系，因此，其内容应当丰富而新颖，体系可以不必那么严密。同时，教材编写必须注意，不必把什么内容都‘讲深讲透’，而应当留给教师在课堂发挥的余地，留给学生以思考的空间，使教材具有启发性。”翻“面对着兴趣不一、水平不一、接受能力不一的学生，不能把问题搞得很专、很学术，要使大多数学生掌握基本知识或技巧。”同因此，教师教育专业形式逻辑教材应该尽量“删、减、并、压”那些并不十分必要且用处不大的繁琐枯燥的公式推导及论证过程等方面的内容，安排最必要和适用的内容，而不必过分拘泥于教材的学术性及系统性。对于有些内容则可只保留其最终结论让学生记住并予以运用，不必过细地推究其成因及来源，不妨让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比如“三段论各格的特殊规则”、“命题变形推理中连续换质位和换位质的推理”、“三段论的公理”、“复合三段论”等就可以删减。
四、遵循教师教育专业特点，实现教材的个性化
一本好的教材，首先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即确定自己的读者群体，然后才能根据该群体的特点和需要，确定教材的方向、目标、内容、范围、体系结构及表达方式。“对象不同，教学内容就应不同，专科与本科、重点院校本科与非重点院校本科、师范类院校与政法院校、医学院校等，逻辑的教学内容都应不同”。围就是基于不同的专业其内容也应该有所不同，如中文、政治等专业的逻辑教学内容应侧重论证、分析、日常推理能力的培养，而理科专业则可侧重演算能力的培养。不可否认，近年来，形式逻辑教材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大批优秀的教材被编写使用。但同时，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却也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不同类型学校、不同专业和不同的层次学生对逻辑知识的不同需要”昀，存在着“教材编写多少年一贯制，并未跳出既有的框架，只是在既有教材框架下增添删减”的现象，也即没有认真关注教材的特殊定位，造成各种教材大同小异、定位不准、缺乏个性。教师教育专业教材，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前述弊病，或与通用教材没有太大区别，或没有体现不同的层次和专业。
教师教育专业形式逻辑教材的编写，要紧紧围绕其阅读与使用对象是未来的教师这一客观实际，从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现实需求出发来确定体系、组织内容，在坚持共性的前提下突现个陛。
